村庄治理的新农村建设论文

摘要：沿海发达地区的村庄治理兼顾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特性和以秩序维持为核心的治理特性，本研究将这种治理样态称为发展型治理，并阐释其理论基础、现实背景、基本特征和潜在困境。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村庄治理的新农村建设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村庄治理的新农村建设论文 篇1：

村庄治理的多元整合模式及其机理研究

[摘要]民生时代的来临奠定了村庄治理的大环境，村庄内部资源生态禀赋决定着村庄治理的现实基础。通过湖北平村的调查发现，其村庄秩序的构建在于本着民生建设方向，积极利用民生时代提供的市场、工业化条件及政策资源，发展出产业带动、团体协作、认同培育、社区整合的多元整合村治模式。多元整合机理在于民生时代村庄治理主体及资源日趋多元化，社区有机联结要求也使之可能通过多元整合方式促进二者的有效结合，并与民生建设导向相符。多元整合模式的绩效及机理表明，多元整合模式应为当下村庄治理的一种新趋势。

[关键词]村庄治理；民生时代；多元整合模式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与个案村庄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治理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核心命题，俞可平将其定义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1]（P4），村庄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层面，是村庄治理主体运用治理资源维持村庄秩序促进村庄发展的行为，狭义上它涉及治理主体、资源及治理方式三个要素，而作为国家治理的一部分，村庄治理必然受制于一定的时代环境，村庄治理的转变与时代的变迁相关联。纵观既有研究，学者从各个不同层面对村庄治理问题进行了分析，其中一条主脉络是时代变迁背景下村庄治理模式的转变，即时代变迁冲击下的村庄治理主体、资源和方式的重构。

具体微观层面，随着时代变迁，村治主体经历了多元化的过程，早期学者多将治理主体限定为村庄两委组织；金太军（2002）将治理主体界定为国家、村庄精英和普通村民三重权力主体；罗兴佐（2004）提出了新三种主体说，包括国家力量、村内力量和从村庄中走出去关注和支持村庄事务的国家工作人员；赵树凯等（赵树凯，2006；于建嵘，2008）主张村庄治理应该是多主体参与。关于村庄治理资源，各种不同资源逐步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贺雪峰 （1999，2005） 先后研究了作为政治资源的村组干部间人际关系和文化资源在村庄治理中的价值；卢福营（2000）指出村庄治理与经济发展，尤其是与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直接相关；许英杰，苏振华（2010）运用理性选择制度作为分析框架，分析了作为社会资本的村庄内部社会关联度在村民自治有效运行中的基础条件作用。就村庄治理方式而言，张厚安、徐勇、项继权（1997）将村庄治理方式系统化分为传统型、能人型和法治型，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分化，治理方式日趋多元化。

从宏观层面来看，时代背景对村庄治理的影响，整体上体现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人民公社时代的结束，村民自治兴起，张厚安最早提出了“乡政村治”治理体制[2]（P1）。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后，能人治村普遍起来，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徐勇（1996）认为能人治村具有过渡性，最终会走向法治治理；卢福营（2011）认为“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具有本土特色的能人政治现象，是非农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村庄治理的新趋势”[3]。后税费时代，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村庄治理的走向成了学界争论的焦点，在坚持民主、法治基本方向下，学者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如董江爱（2007）提出的“精英主导下参与式治理模式”[4]、肖勇（2009）提出的“‘多元’治理模式”[5]等。

从既有研究可以发现，随着时代的变迁，村庄治理主体、资源和方式都日趋多元化，从而不断塑造着包涵以上三个方面新的村庄治理模式。今天我国发展进入民生时代，市场经济与工业化发展将广大乡村进一步卷入全国乃至世界市场，农村不再是“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6]，以城带乡、以工哺农力度加大，国家惠农政策加大乡村投资，民生建设成为重点。那么，民生时代对村庄治理要素的影响如何，新背景下村庄治理又该采用何种模式，其作用机理是什么，成了本文所要研究的内容。本文基于实证调研的基础上，运用个案分析法，通过对案例村庄成功村治模式的分析，探讨其如何抓住民生时代契机，运用多元整合方式实现村庄善治，希望对多元整合机理的分析，能够对当下村庄治理有所裨益。

（二）个案村庄概况

平村位于湖北省黄县浮沙镇南4公里，紧邻106国道，朱山、石山三面环绕，形成口袋型结构，地势以山地为主。2002年在撤乡并村政策推动下，平村与朱村两个自然村合并成一个行政村，以“平村”为名。平村是个多姓氏村庄，以石、朱两姓为主，全村15个村民小组，726户，总人口3476人，常年外出务工人员400多人，党员64人，现有耕地3110亩（其中水田1440亩），山场面积3400亩。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目前已修成二纵三横贯通全村的村级公路，实现了组组通，个别小组实现了户户通。平村依托自身山场、土地、人力资源优势，大力引资发展村庄产业，创办了黄县平村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黄县佳宝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引进金银花、紫甘薯产业，走“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道路。村庄2006年被确定为黄县新农村建设示范点，2011年被评为“文明新风”建设村，是2012年黄县整合涉农资金重点打造村。

二、 村庄治理的多元整合模式

村庄治理作为治理主体运用治理资源维持村庄秩序促进村庄发展的行为，经历了行政主导和精英主导的治理模式，这同样是平村村治经历过的治理模式。在民生建设导向下，受益于新的市场、工业化条件以及政策资源，经过经济产业化、政治民主化推动，今天的平村村庄治理开启了一种新的多元整合模式。所谓多元治理模式，就是在其村庄治理过程中，通过产业带动、团体协作、认同培育、社区整合，实现了治理主体和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了经济稳定发展，推动了村庄民主化进程，增强了村民与村庄间的关联度，提升了村民的村庄归属感，从而实现了村庄稳定有序发展。

（一）产业带动式治理

王汉生曾就乡镇企业发展研究过农村工业化对农村精英构成的影响，平村的产业发展既影响了村治精英的构成，同时成为了村治精英的治村方式。2004年石刚带着30万资金回村创业，在承包荒山发展养猪业的过程中，雇佣村里五保户养猪，先期免费提供困难户猪苗及技术指导，待村民收益后再付款，培养起自己的“关系户”，逐渐树立了良好口碑和威望。在个人创业过程中，石刚培育了自己的政治资本，“凭借自己经济才能、社会关系资源及人格魅力，获得村民认同和支持，成为民众认同的村庄领袖”[7]，而且“农民迫切需要懂经营，善管理，具有远见卓识，能当机立断的经济能人带领他们走向富裕之路”[8]，个人产业发展为石刚的村治精英地位奠定了基础。

在村支书石刚的带领下，平村积极鼓励村民创业、招商引资，解决村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如村民创办的富民铸钢厂，工人月工资3000元左右，可以解决十余个家庭主劳动力就业问题。村庄引进的金峰农业发展公司，流转近千亩土地，涉及100多户，村民不仅获得地租，还获得就业机会，田间管理由土地所属小组村民负责，公司雇佣村民打药、锄草、摘花，2011年村民获得的田间管理费用达60多万元。村庄发展合作社带动村民致富，合作社参与门槛低，村民投资1000元即可入股，为村民提供了投资机会和共同发展的权利。

平村的产业发展具有以下4个特点：解决村庄剩余劳动力，谁的土地谁收益，鼓励村民投资参与，让村民参与管理。产业发展在为村民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提供了政治参与的机会，且政治参与本就与收入密切相关[9]，从而形成了产业带动式治理。孙秀林研究认为：“本地非农收入的发达会促进村庄民主政治的发展，村庄的工业化发展路径不仅影响了村庄民主的发展过程，而且对于未来关于村庄治理与村庄权力结构的分析，都成为一个无法忽略的重要因素”[10]。平村产业带动式治理，摆脱了传统单方面追求经济效益的思维，一方面，经济发展提高了村庄治理主体间的凝聚力；另一方面，通过带动村民发展，为村民提供公共服务，提高了村民、公司及村庄间的利益关联度，树立了权威，增强了村民认同感。

（二）团体协作式治理

基于能人治村的研究背景，无论是徐勇的万丰村个案研究，还是董江爱权威与民主关系视角下的村治模式探索，其共同指向都是民主参与式治理。平村适应了民主治理发展方向，能人治村得到突破，治理主体范围扩充，并且实现了有效协作。变成了政治企业家的石刚，带领村庄大力发展经济，社区事务日益增多，起初为了缩减开支，村两委人数缩减至3人，迫于村庄发展压力，又未到换届选举年，平村于2009年通过外聘形式吸收马平、朱宏两位年轻村民进入村委会，二人在2011年的换届选举中正式当选，并另增两名村委委员。两委队伍的壮大关键是聚人心，在石刚带领下，村干部队伍集体创业，投资养猪场，整个干部队伍基本脱产，凝聚力提高。村部建了食堂，村委会实行轮流值班制，干部全身心投入到村庄治理中，工作上实行职务分工与地域划分，财经、政法、会计等各有专人负责，并实行干部包组，在分工的基础上由村支书统领全局工作，村干部相互协助。

村庄进一步发展，村干部队伍力量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各小组长作用日益重要。平村引进金银花种植，短短一星期内流转上千亩土地，离不开各小组长配合，土地流转具体由小组长做各组村民工作，两委干部给予指导，就连流转合同也是组长、群众代表、党员与村委会签订，再由村委会与金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现在每年村庄召开的小组长会议达十几次，正如村庄朱主任所言，不通过小组长，很多工作无法开展。逐渐地，党员、村民代表作用被充分发挥出来，村庄发展各项产业都会首先鼓励他们参加，他们的带头作用对于村庄工作的开展至关重要。村庄发展合作社，股东以两委干部和小组长为主，包括部分普通村民，随着合作社在村庄发展中的重要性的提升，合作社股东大会对合作社管理成了村庄治理重要组成部分，总之，合作社为股东村民提供了组织化参与渠道，同时也为村庄日常治理主体提供了一个新的协商平台。

孙秀林认为“治理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增进公众利益，需要各种主体间的自愿性合作”[11]，团体间协作式治理是平村达到有效治理的关键之所在，它以权力主体间配合为主导，吸纳权利主体参与，不仅扩大了村治主体的范围，更重要的是促进了主体间协作的形成。

（三）认同培育式治理

费孝通定义村庄社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平村是个合并村，两个自然村村民长期以来有各自相对独立的社区认同感，而村庄发展要求树立统一权威，以便于调动社区资源，开展工作。作为一个由行政力量推动建立的合并村，合并后村庄新的象征便直指对两委的认可。一般地说，对两委的认可“有法律规定和选举实践两种途径” [12]。2002年村庄合并，新两委尤其是村支委成立，受乡镇政府干预较大，村民普选权没有得到有效贯彻，两边村民认同的仍是各村的干部，虽然村庄实现了合并，两个“小村委会”独立运营，直到2007年才合到一起。2008年的选举保证了村民的提名权，2011年最近一次选举更加规范，出现竞选，从而有了“完整意义的选举”[13]。由于取消了村民不信任的流动票箱，由新候选人发表演说，当场唱票计票，选举认可度提高。

社区认同感培育，既有迫于村庄发展需要的一面，又得在村庄发展中完成，重要的是在村庄发展过程中，让村民平等享受村庄发展成果，保证村民的“村民身份”。无论是村庄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产业发展，平村坚持不偏不倚，保证资源合理配置，取予均衡，两条纵向公路穿过两个自然村，三条横向公路拉近了两边距离，金银花公司建在地势较平坦的老平村，基地则建在土地较多的老朱村，占用那个组的地，就雇佣那个组的村民，保证开发机会均等，所有村民均可入股合作社。另外，村庄积极开展各种文化活动，每年春节组织舞龙灯，利用产业发展机遇，2010年与2012年平村成功举办紫甘薯节、金银花节，安排村民喜爱的黄梅戏表演，表达村民共同的爱好，其中金银花节声势浩大，让很多村民引以为豪，提高了村民的村庄荣誉感，增强了村民共同的社区记忆。

滕尼斯界定了“共同体”和“社会”两个概念。“共同体”具有共同的纽带联系和社会认同感、归属感等属性，“社会”则是自由分化，以利益为联结纽带的[14]。平村的合并和市场化进程，具有“共同体”到“社会”的发展意义。而认同培育在于从“社会”中重建“共同体”要素，建造一个能够获得村民广泛认可的社区，为村庄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

4、社区整合式治理

从社会学功能学派理论的观点来看， 社区整合作为社会整合的一部分，是对社区各不同部分进行整合， 以实现各部分的协调互补，促进社区的稳定发展。村庄资源生态禀赋因村而异，通常处于零散状态，社区整合同样既出于村庄发展的需要，又得在村庄发展中实现。从村治的角度来说，社区整合是优化配置村庄各项资源，包括土地，社区资本、人力资源等使其最大化转为村治资源的有效手段。

平村社区整合，关键是人力资源的整合，两边村干部的融合，为两个自然村融合创造了条件，从政治上将村庄各小组逐渐联结到一起，提高了村庄人力资源调用能力，无论是有偿的劳动力使用，还是各小组一些公益事业建设无偿调用的劳动力，都是调动村民出动自身劳动力从事村庄建设，也增加了村民收入来源。接着通过基础设施与村庄项目建设，更进一步整合各组土地、村民资本与人力资源。土地整合通过流转村民土地来完成，这也成为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的一种方式，土地流转使得村民与村庄建设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它又是一种纽带，为村民在资本与人力上的参与提供了跳板。资本整合是村民以资金投入方式，直接参与到村庄建设中来，包括村民自身的产业、村民投资合作社等，资本投入体现了村民对村庄发展预期的提升，也必然使他们更加关心村庄的建设与发展。

村庄社区整合式治理，通过村组干部的努力，以村庄项目和公益建设为缘由，在村民的共同参与中实现，这同样提升了村民间的社会关联度及村民与村庄的利益紧密度，在许英杰等看来，二者是村民自治有效运行的两大社会基础条件[15]，从而构成了村民自主治理的基础。

分析平村多元整合治理模式，四种治理方式是互相嵌入相互促进的，产业发展依靠团体间协作和社区资源整合，有利于社区认同培育；团体间协作在村庄产业发展、村民认同培育和社区整合中完成；认同培育要求团体协作，以产业发展为纽带，与社区整合相融合；社区整合本身依赖和包含团体协作和认同培育，促进产业发展。

三、民生时代村庄治理的多元整合机理

新的村庄治理模式的形成，必然处于一定的宏观时代背景之下，在微观治理要素的变动中重塑新的中观治理结构。时代背景方面，十八大报告提出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我国现代化进程进入重点和优先推进民生发展的时代，即在经济发展基础上推进国民物质文化生活领域全面发展[16]。就民生时代与村庄治理的相关性而言，郭正林认为：“农村社区被进一步裹进市场体系，村庄社会化程度提高，内部利益出现分化与重组，以民生为导向的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既为村庄发展注入资源，又要求村庄关注民生，完善公共服务，保证公共权力组织得以建构和运行的合法性基础。”[11]以上几个方面便包含了微观治理要素的变动。分析平村个案，其村庄治理抓住了民生时代的发展机遇，村庄产业发展推动治理主体、资源日趋多元化，主体间利益关联度提升，社区联结度提高，通过多元整合手段实现多元主体与多元资源的结合。因而平村中观多元整合治理的构造，恰是适应了时代背景的变迁，有效统合微观治理要素的结果，这也是村庄治理的多元整合机理。

（一）产业发展与治理主体多元化

项继权从村级治理国家主导—社区精英主导—大众主导的运行轨迹出发，推导村庄治理主体具有多元化发展趋势[18]。不论治理主体呈何种趋势发展，都需要一定的载体支撑，在平村这个载体本身由产业发展所推动。平村现任村支书石刚以个人创业为契机，由经济能人变成村庄政治企业家；村庄发展过程中，村两委力量得以壮大；利益相关的企业主积极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在村庄招商引资进行土地流转协调村民利益进程中，各小组长村庄治理主体地位得到夯实，村民代表、党员参与到村庄治理中来。平村生态农业合作社的成立，使股东村民获得组织化参与村庄治理的渠道。从平村发展过程可以发现，村庄产业发展一方面需要发挥多元主体的参与作用，另一方面为多元主体的参与提供了利益动力和行动空间。当前，民生时代构成了我国村庄治理共同背景，村庄产业发展获得基础条件，单一主体很难适应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发展需要，基层民主和民生工程建设要求扩大村民参与，主体多元化具有了现实的支撑载体。

（二）经济激活与治理资源多元化

在罗伯特达尔看来，任何资源都可为权力所用，成为治理资源。从村庄的角度来说，潜在治理资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源四个部分，平村正是积极利用民生时代提供的市场化、工业化条件，以经济激活为契机，调动村庄内部人力、土地和社会资本，后者是任何村庄都具有的资源禀赋，然而往往多处于潜在待激活状态，同时适应民生时代政策要求，在积极转变自身职能过程中实现各项村治资源的激活。

首先是多种经济形式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9]，因此经济资源在村庄治理中至关重要。当下，农村集体经济缺乏，村庄普遍负债，成了广大农村社区村治经济资源的短板，平村通过抓住民生时代的发展机遇，发展多种形式经济，村庄经济能人创办的个体企业、大力引入的工商资本、村庄合作社加上积极争取的各项政策资金，将村民与村庄的发展联系在了一起，增量了村治的经济资源。

其次是政治资源开发。产业发展促使村庄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过程本身就是政治资源的开发。在治理主体多元化过程中，治理主体综合协调能力得到提高。尤其是村干部的领导能力，这被贺雪峰称为“村庄治理最重要的可变资源”[20]，也在实践中得到提高。同时，村干部也树立了自身权威，从而创造了村庄现代化进程在有序中进行的条件[21]。政治资源的开发还包括村庄可资利用的政策资源，如国家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这种外部政治资源既可直接使用，又利于激活村内政治资源。

再次是文化资源激活。肖勇提出在古代封建社会，村庄治理精英大多是村里文化精英，文化资源在村庄治理中的作用非常重要。现如今在村庄治理中，文化资源的现实作用被贬低。平村响应国家号召，协助文化下乡政策的推行，积极开展文化活动，组织村民爱好的黄梅戏表演和春节舞龙灯，发挥传统文化凝聚功能，利用产业发展机遇举办节日庆典活动，拉近村民与村庄及村民间的距离，提高村民社区认同和归属感。中国是个文明古国，任何村庄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村民同样具有精神需求，文化资源在村庄治理中的价值非同一般。

最后是社会资本培育。帕特南界定社会资本是“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22]社会资本的培育是在前三种资源的发掘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发展中村民间利益关联度加强，政治民主化使村民对村治主体认可度提高，文化资源激活强化了村民共同精神需求，而在社区整合中，社会资本各方面得以融合。

（三）社区联结与资源整合方式多元化

村庄治理是治理主体运用治理资源实现村庄稳定发展的过程，面对村治主体、资源多元化，如何实现村治资源的有效整合至关重要。整合是导向团结的内推力形成的力量，[23]是一种均衡、协调、合作和有序状态，[24]资源整合涉及主体间协作及村治主体对村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的运用，农村社区作为一个整体，村治资源的运用是相互融合的。民生时代的政策导向，又要求增量利益为多元主体所共享，并保障村民的民主权利。回到个案村庄，平村多元整合方式在产业带动中解决民生就业，在团体协作中发展村庄民主，保障了村民的政治权利，在认同培育中完善公共服务，并以社区整合的方式实现治理资源内外对接，从而增进了多元主体的多方面利益。多元整合模式满足了村庄秩序维护和民生发展的需求。

分析其背后机理，宏观民生时代背景下村庄微观治理要素的转变，即村庄产业发展推动治理主体、资源多元化进程，以利益联结为纽带，以社区为依托，社会资本日趋丰富、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村社会向帕特南的社区回归，新的社区具有涂尔干的有机团体属性，形成了社区联结。这种社区联结，决定了民生时代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必然是多元整合的，不仅在于多元主体、资源提供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保障多元主体多元民主权益提出的必然性。总之，村庄治理多元整合机理在于，民生时代村庄治理主体、资源日趋多元化，社区联结要求以民生为导向的多元整合手段在发展村庄产业基础上，发挥治理主体间协作作用，培育社区认同，整合社区资源，增进多元主体利益。

四、结语

贺雪峰认为村治模式是“特定的村庄结构及其对政策反应的特殊过程与后果”。[25]在孙晓莉看来，决定治理模式的是公共权力资源的配置和运作，治理模式变迁的实质是权力和权利的合作博弈。[26]因此，村庄治理模式既受制于内部的权力、权利及资源格局，又与国家政策背景相关。中国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发展，广大农村已经被不同程度整合进市场体系中，承接着或多或少国家政策资源，民生时代成为村庄治理大的背景。农村社区开放性提高，利益分化加剧，资源流动性加强，村民权利意识觉醒，权力来源多元化，成为村庄治理的具体环境。建立与新的时代背景和具体环境相适应的村庄治理模式，达到村民间的利益均衡，提高社区认同感，推进民主治理，是村庄治理需要解决的问题。

村庄治理关乎国家稳定发展，现实中治理绩效差异化值得深思。本文论及的个案村庄，在村政精英带领下，抓住了民生时代的发展机遇，积极走出去与引进来，以外部资源的引入，激活村庄内部资源，整合村内资源更好迎取与消化外部资源，发展出多元整合模式，增量了村庄治理资源，提高了村庄治理绩效。多元整合构成要素是有机联结的，四个方面形成一个闭合系统，紧紧融合在一起，每种治理方式运用中，都综合运用了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资源。基于以上对多元整合机理的分析和对民生时代村治背景的长期性预期，村庄治理多元整合模式，既是基于社区联结的需要，也利于其形成，且与民主治理方向相符，具有可复制性，代表着村庄治理新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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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魏佐国.

作者：王诗文 刘义强

村庄治理的新农村建设论文 篇2：

发展型治理

摘要：沿海发达地区的村庄治理兼顾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特性和以秩序维持为核心的治理特性，本研究将这种治理样态称为发展型治理，并阐释其理论基础、现实背景、基本特征和潜在困境。结果表明，多维发展观而非发展主义是其理论基础；沿海发达村庄面临的快速、赶超型的区域发展背景是其现实基础；治理与发展的选择性亲和，兼顾知识、关系和行动的企业家型领导，亏钱式管理的治理策略，跑步前进式的资源获取方式是其基本特征。然而，发展型治理也面临着诸如阶层怨恨的累积、过度经营和公共性消解等潜在困境，建议塑造一个专业的职业村干部群体、构建“三位一体”协商性机制及理顺阶层流动和沟通的渠道。

关键词：发展；村庄治理；企业家型；东部沿海村

1理论阐释：发展与发展主义

改革开放后，我国便走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以经济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就没有现代化”及“要发展就必须实现经济现代化”等关于发展的词汇不断出现在政策文件、相关网站及媒体报道中。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日趋繁荣，实现了快速和超越式的发展。然而，我国社会在发展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将发展单一化等同于经济增长，忽视了发展具有的生态、环境和文化等非经济特性。当发展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畅行于第三世界的时候，发展主义也就顺理成章地演变为一种全球性的政治决策。我国也不例外，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对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摆脱欠发达态势的急切需求及现代西方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不断的蔓延、涓滴和渗透，唯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为主要价值预设前提的发展主义思潮逐渐主导了我国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即其背后隐含着唯经济增长为上的主义思潮，这集中表现为唯发展为主要目标，超速、快速地发展；农村社区需要进行城市化改建，没有发展就没有现代化；GDP成为衡量地方经济发展和政绩考核的主要标准等。发展被践行为单一化的经济指标竞赛，经济发展的道路被奉为圭臬，有学者指出发展被我们以一种坚信不疑的态度捧上了神坛，作为全部社会行动和制度系统最终的正当性依据，所有人都为之敬仰，为之疯狂，为之献身，一切人都要投身于发展，一切事都要让位于发展[1]。

发展主义断章取义，甚至一度成为地方政府最强有力的表达声音，成为指导区域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此，诸多学者开展了严肃的批评，在全球化知识体系主导下的发展，强调财富、效率、GDP、成功、进步，却无视发展本身的成本问题[2]。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更狭隘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狭隘的发展观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个人收入提高、工业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的观点[3]。在发展主义霸权话语的一元支配下，从上到下的行政理念都秉承资本第一、见物不见人、以GDP增长为中心的宗旨，这极大程度地忽视了以人为本的社会安全、民生保障和社会公平正义等原则[4]。发展主义把需要和增长变为一堆抽象的数字，脱离了特定的、本土的文化与社群脉络，把围绕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指标神圣化，变成单一的价值尺度[5]。学者的批评是犀利而到位的，在中央提出“又好又快”“超常规”“高速度”“跨越式”等宏大发展词语的指导下，地方政府将其表述为“一切为了发展”“以高发展为荣，以慢发展为耻”等极端化发展话语，即只要是为了提高GDP的增长，就可以忽视当地文化和传统习俗，就可以忽视发展质量的提升。这就完全抛弃了发展主义的正能量，而将发展推崇到极致，使其成为社会的最高目标。因此，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就像雾霾一样环绕四周，像PM2.5一样无孔不入，成为一种极端的地方宗教。尤其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快发展就是成功，低发展就是落后，不发展就是倒退[6]，似乎就赋予了发展主义最大的合法性。因此，一旦有了开发和致富的機会，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野心一下子就膨胀起来。一切东西似乎都可以拿来算计和开发，以便快速和有效地实现增值效益。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发展目标而陷入到发展的迷狂和迷思中。而政府的增值逻辑掩盖在诸如“旅游脱贫致富”“旅游带动农村就业和乡村复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等响亮的政治口号和“让乡村里的群众生活得更美好”“提高农民的幸福指数”“使农民能够安居乐业”“让城市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等温柔的文化表达方面。地方政府将发展主义视为救命的稻草，将发展主义视为一种信仰，完全抛弃了发展的正能量而将其推向极致，形成一种极端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地方政府在获得高额财政收入和经济的稍微增长的同时，却需要文化、传统及当地人付出沉重的代价。

发展主义是对发展的偏离，是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的评价指标，显然，这极大地压缩了发展的丰富内涵，学者正是在此意义上对其展开批评的。然而，发展并不等同于发展主义，发展是一个褒义词或者至少说是一个中性词。就发展的本意而言，发展既包括经济增长，又包括改善人们的福利、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优化环境等。本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定义发展的，发展型治理中的“发展”正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等多重意义的概念。

2实践基础：发展导向下的村庄治理

村庄治理在不同时空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治理样态和迥异的治理格局，我国中西部、东部村庄治理形态同样具有差异性。经深入调研，发现中西部村庄的乡村治理以税费改革为界，分为税费改革前、税费改革后2个时期。税费改革前，村庄中的基层治理主要围绕上级派下来的硬性发展指标展开，包括贯彻计划生育、实行农业税费等内容。税改后，在稳定压倒一切的高压线下，这些村庄将求稳定作为目标，不出事的治理逻辑贯穿于村庄的发展中。

比较而言，东部村庄治理形态却有所不同，这源于其地理位置、时空、发展资源及发展机遇等。在发展的意识作用下，村庄治理呈现出笔者总结的发展型治理特征，这主要源于3架马车的推动，即区域市场的驱动、政府的推动和基层社会自身的发展。

首先，就区域市场驱动力而言。沿海乡村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环境，改革开放初期，沿海较早开始发展民营经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随之兴起发达，同时外来资本不断注入，资本赋予地方社会一种极强的发动动力。村民较高的收入以及开放和发达的经济遮蔽了以收税为核心的村庄政治任务。沿海村庄将发展经济视为一项政治任务，村庄治理彰显出以发展经济为底色的特性。

其次，是政府力量推动。20世纪90年代，沿海市场经济机会较多，沿海村庄较其他地区的农村先富起来，许多农民通过个体形式脱离农业，由此转变成了商人或实业家。为了整合资源，中央政策提出“双带”（带头致富、带领群众致富）和“双强”（政治素质强、发展能力强）的政策。地方各级政府不断强调“双带双强”，并积极落实。与此同时，国家也赋予了这些先富起来的私营业主们另一个重大使命，即希望这些个体经营者与实业家们带领群众共同致富。地方政府也把这样的经济能人作为宣传对象，具有经济管理与经济实力的村庄精英成为乡村治理的典范。

最为重要的是，党的十七大与十七届三中全会中曾提出要建设一支“一好双强”的基层村党组织书记队伍。中央领导也曾多次指出，农村基层的党组织要把党员塑造成带领村民致富的带头人，把村中的致富带头人培养成党员[6]。“双带双强”为实业家型村干部治村提供了有力的合法性来源。同时，在基层治理中，有经济实力的人先天地被赋予了参与村庄政治的条件。

最后，是基层社会自身的发展。在中央的政策号召下，沿海地区逐渐走向经济、社会和生态全方位又好又快的发展道路。基层村庄社会的发展并非单一性的强调经济增长，在拥有了良好的住宅和发达的村庄服务的基础上，基层社会也在寻求经济和非经济的多样化发展目标，即在改善生活质量和周围环境方面下功夫。总之，以多元发展作为强大的驱动器，东部沿海村庄治理因注入了发展的动力机制而有别于中西部村庄。

3特征分析：一种新型的治理机制

笔者通过对我国沿海发达地区村庄的治理经验调查，认为发达地区的村庄治理术拥有发展的内涵。发展和治理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因此被称为发展型治理，这意味着发达农村地区是既注重治理又注重发展的新型治理格局。

3.1治理与发展的选择性亲和

治理是政府对社会基本秩序的维持，是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和整合。而发展是以经济增长为核心，但也包括环境的改善、文化的提升及福祉的注重等。发展型治理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言，彰显出政府干预的合理性与市场竞争规则的恰当引入，两者共同推动村庄的进步和发展，体现出发展和治理兼顾的村庄治理格局。具体而言，发展型治理中“发展”一词潜含着帕累托最优的经济学原理，将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机制引入村庄治理中，从而实现村庄利益的最大化。而“治理”一词，指的是村庄公共性的建设和基层社会秩序的维护，特指村干部积极有限度的干预和扮演的公益公序维护者的角色[7]。村庄成员由参与变为互动，使他们成为社会多元治理的重要主体，最终保障村庄的健康发展。

发展型治理内蕴着治理与发展的有效耦合，既显出治理的公共性，也显出一定的发展性，即村庄的生产能力和经营性，这就需要一个卓越的领导，即企业家型村干部。企业家型村干部更具备企业家的形象，他们思路清晰、见多识广、人脉关系丰富，能为带领村民致富提供社会资本。如吉林省某村干部通过在自己经商中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招商引资，引入资金数千万元，使200多名以务农为生的本村农民转化为新型工人[8]。这体现出村干部在村庄治理中除了要履行政治职能外，还要承担起发展经济的重任与职责。相较于缺少经济背景的村民干部，企业家型村干部更有可能运用自己的社会网络关系与经济资本从事集体性事业，从而带动村民致富增收。

此外，发展型治理中蕴含着责任、平等和公平等原则，属于公共治理的范畴。这就要求有经济资本的村干部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解决问题，并与基层群众保持零距离接触。在长期的互动和交流中，有经济资本的村干部与基层群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从而激发形成基于行政高效性和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基础上的高效价值，以及基于关怀、关注和密切互动基础上的公共价值相混合的新型公共文化。

3.2企业家型的村干部

发展型治理对发展与治理的要求较高，这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魅力型领导。我国东部地区超前的经济发展形势及不断出现的新鲜事物迫使村干部作为经纪人参与到地方经济活动中。村干部作为投资人参与经济活动，并不是单一性地追求经济效率与经济利润，而是确保村庄良好发展和村民生活富裕。因此，这些领导者大多是知识、关系和行动的多面手。

第一，就知识而言，企业家型的村干部大多经历过市场化的洗礼，懂得一套投入少收获多的现代核算技术，做到因势利导，为村庄政治的良好运行奠定了技术基础；他们丰富的人脉关系积累了较多的政治资本；他们讲法律，通晓市场经济规律，能够找到促进村庄发展的增长点，激发村民的劳动积极性。此外，他们具有完备的地方性知识，善于寻求策略来开展有效分类治理。第二，就关系方面而言，有天然的血缘关系和后天构建的业缘、趣缘等关系。许多村庄拥有较大的家族影响力，较容易将宗派关系运用到选举的领域中来，凸显出宗族的政治面相[9]。同时，企业家型村干部将私人资源纳入到村庄政治中，可以有效减少村治阻力，节约治理成本。第三，在行动方面企业家型村干部更是脚踏实地，其行动体现在不断地为村民服务中精准地抓住服务点。在不断做事中践行群众路线，构建群众基础，树立起村庄内部的权威。如浙江省诸暨市周村周书记因修好村庄的徐氏宗祠而备受群众欢迎，這也更加奠定了他在村庄中的领导者地位。

在村庄外部，企业家型村干部积极落实政策，不断寻找发展机会，推动村庄发展，其做法符合了发展的导引作用。东部沿海党建和社会治理工作在全国施行得较早，这赋予了企业家型村干部做实事的机会，体现村干部在资源撬动下的积极作为，是事务下沉背景下的积极做事。最终，东部村庄显现出前进性的面相而非发展的内卷化，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此外，他们能有效地对抗僵化的制度设置，积极作为，体现出行动者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的松动。一些村庄中表现出乡村关系的行政化，两委是国家行政权力的简单延伸，村干部个人也被视为发展机器中的一部分，属于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得力助手，体现出行动力的不足。然而，这些经过市场洗礼的能人在村庄建设的浪潮中敢于冒险，将个人英雄主义路径融合进村庄的公共性发展中。在一套官僚制的运行机制下，村庄治理往往出现行政化取向，而企业家型村干部在治理过程中拥有冒险者精神、大胆尝试和不断创新等新理念和新价值观，这就逐渐带领村庄社会突破官僚制封闭、控制和依附等的约束和局限，寻求有效的创新性实践路径。总之，企业家型村干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乡村关系行政化取向在思想和行动层面进行的一场潜移默化而又深刻的变革。

3.3亏钱式的管理

企业家型村干部对村庄的治理如同管理自己的公司，十分注重个人的投入。他们以个人掏腰包的倒贴形式来弥补村中的开支不足，自我负责式成为治理的常用手段。以浙江省宁海县马庙村为例，该村村支书每年需要个人支出20余万元用于村务开支，逢年过节还会自己出钱购买礼物送给村里老年人[8]。这种方式使有经济实力的村干部拥有一切为民的政治形象，因此也具有了道德权威。同时，这些企业家型村干部还以通过牺牲个人经济收益实现村庄的发展，不以管理者身份要求回报。江苏省苏州市吴家沟村吴但书记之前是当地的包工头在外务工，自2010年被当地政府邀请回乡担任村支书后，至今投入到村庄建设中的现金超过100万元，此外他还无偿捐资助学，共资助了50多名贫困儿童上学。苏州市苏家村的苏怀主任也是在外开厂多年，2011年，地方政府邀请他回村担任主任，并允许其将厂迁移回村，一边做生意一边办村务，他投入到村庄中的资源也达几十万元。这些富裕村干部的无偿行为表达一种浓厚的责任感与道德感，对村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在此情形下，村干部既占有政治优势、经济优势，无私奉献的道德优势也在被凸显出来，借助这些优势的共同作用进一步使村干部具有了政治权威性。

3.4跑步前进式的发展

企业家型村干部更善于及更有能力与上级搞好关系，从而更可能从上级处争取到资源。相对于个人捐资、不要工资和对外招商引资，他们可以为本村村民和村庄带来更大好处的往往是从上级处争取到的大量资源。国家近年财政支农资金越来越多，新农村建设越来越成为社会共识，再加上地方政府需要有亮点工程来显示自己的政绩，与政府官员交好的企业家型村干部也就更有能力将国家资源引进到自己所在的村庄。村庄建设资源多了，村庄的发展也就更快，他们获得的权威也就到了无人能替代的地步。几乎所有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都不是由富人村干部捐资建成的，而是由上级集中财政支农资金打造出来的。这些示范村大多是企业家型村干部在执掌政权，他们跑步前进，向不同的部门和单位索要资源，跑项目成为他们治村的一种常态化行为。

企业家型村干部之所以更有能力向上级争取资源，这与2个因素有关，一是富人有钱，有社会影响力和活动能力，他们有能力与上级领导建立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用自己的钱给上级送礼来办村集体的事情。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的一个先进村，村支书每年私人出钱为村集体送礼超过10万元。二是企业家型村干部来治村往往具有新闻效应，同时这些人也比一般的村干部更有政策执行力，上级将钱投入这样的村庄比较放心，政府也愿意给予特殊优惠和照顾，相信这些村干部有能力并且有实力做好一些事，办好一些亮点工程。而在有些地区，地方政府劝这些人回来治村的许诺之一就是增加上級财政支持，共同打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示范点。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庙庙村在2008年之前可谓是脏乱差，自从地方政府邀请庙宇回来担任村书记后，承诺给庙庙村一个市级重大工程项目，不久，村里面貌焕然一新，最后由一个落后村华丽转身为公共卫生示范的亮点村。

总之，实干家村干部在资源获取上采取跑步前进的方式，从结果而言，这种方式改变了项目制下不均衡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对项目资源配置格局的重组，企业型村干部成为了平衡项目制的一个有效的支点，从而为发展型治理奠定了更好的发展基调。

4发展型治理潜藏的困境

发展型治理成为我国东部沿海村庄治理形式的特殊写照，极大地推动了东部沿海村庄社会秩序的良序建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这种治理模式也蕴藏着一定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4.1阶层怨恨的积累

30年来，我国农村的变化巨大，其中一个重要变化为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即村中富人阶层的崛起与一般村民的人数仍然庞大。在东部沿海的农村地区，经济分层带来的农村社会分化表现尤为突出。相对一般农村地区，沿海发达地区和城郊农村因为可以更多地分享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成果，使得这里的村民收入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以农业为主的农村。沿海地区，农民的分化在某些拥有经济资本的村庄干部治村的语境下也会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一个突出表现是阶层怨气的积累，村庄的发展大多由富人来推动，村庄中的一般人在跟随脚步上还算能够适应，而底层是例外。底层群众会日益丧失在由富人构建起来的高人情消费、攀比和炫耀的语境中，他们面临着消费竞争、生活压力、政治机遇的压力、人情边缘化和宗教信仰的缺失。尤其注意的是，在分化严重的村落社会中，富人与普通村民之间思考方式与利益考量的差异化，致使大多数村民并不一定站在由富人们组成的村委会上的立场。但因村落中的富人们占据着行政与经济的高地上，普通村民的发声就显得格外微弱。从笔者在村中调查时与村中的局外人——上访户的谈话来看，惹怒他们的正是这些作为村干部的经济精英们所具有的道德优越性与绝对话语权，特别是这些村干部经济精英们常常会以村民集体的名义征用他们的土地，又以经济补偿来平息争端时，村民觉得自尊受到威胁。由此形成应星所谓的农民与村庄精英的抗争演变成了为获得人格尊严和底线承认的殊死斗争[9]。

而这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本来只牵涉穷与富的日常面子争端演化成公家与村民之间的矛盾，造成压制与反抗这种二元对立的假想。如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二村中的派系分立与层级间的利益分化存在纠葛，几位此前仍是普通村民的精英曾经与主政的富人有过因公私对立而起的冲突，这些新精英们在竞争村干部不成之后，就组织那些受过气的村民集体上访，以此赢得政治关注，为自己提供政治参与的机会。但这种破坏现有秩序的政治参与，已经影响到基层政治组织的稳定性，至此发展下去的结果则是导致双方陷入一种零和博弈的状态。

尽管村庄治理中富人以经济形式来补充自己在村落中的政治话语权，但专断式的作风、强硬的办事风格与道德优越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普通村民的尊严，致使普通村民有了气的积累，最终引发了出气的上访事件。

4.2过度经营，村庄政治的寡头化

当以经济增长作为村庄的政治话语时，作为村庄社会的经济精英就已经构成了参与村庄管理的政治条件。而对于多数的普通村民而言，他们很可能会与这种政治话语失之交臂，因为他们缺少维持村庄社会经济增长的能力与社会资源。这就形成了独特的村庄政治逻辑，那就是只有掌握经济与社会资源的人才能成为村庄的管理者，普通村民很容易沦为政治话语体系的边缘人。简单地说，至始至终只有富裕的村干部才真正具有执掌村庄政治的权力，因为他们拥有亏钱的能力。富与穷自然成为政治身份的标示，钱与社会地位、政治权力，甚至是人格特质，都在这种观念下形成一个连结。

经济资本与这些要素已经形成同盟，这导致一般的村民不再有机会跃居到村庄政治中的权力层[10]。经济精英在村莊政治中的权威与村民的沉默构造出一种新的村庄政治形态现象，那就是基层因少数人的管理，民主的路径被阻塞，富人治理村庄并没有扩大民主，而是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而最大的问题，也恰恰来源于这样一种可能，即上级政府投入到农村的资源，在村庄中已经被代表权威的经济精英们分解，他们已经具有对配置机制产生破坏的能力。如果说当前乡土社会的文化在遭遇经济发展主义而面临自我消解的同时，从政治层面看，经济精英对村落社会的治理，简单地说会使更多普通村民失去话语表达权，严重的则会造成普通村民应有权力的侵害。那么原本期望的村庄社会管理的进一步公共性，也将在这种情况下受到挑战。

4.3经商式的治村，公共性的消解

企业家型村干部讲求效率、重视结果的工作作风与他们经营企业的方式如出一辙。作为投资人的村干部，因为拥有政府赋予的一定行政权力往往易独断专行。如在修建小康住宅的征地过程中，周某始终不肯接受村里开出的69万元的价格，他觉得自己的承包地至少可以值75万元，如果村里与他僵持不下，就会影响工程进度，但如果村里答应了他的要价，则其他已经签下协议拿钱到手的村民又会来找麻烦。这时，村支书与村主任每人私自掏出2.5万元将此事了结，但同时也对周某说了狠话，与其断绝来往。在这些富有的村干部看来，关键是不能延缓进度，如果花点钱就可以摆平则是皆大欢喜。只要省出了时间，自己做生意时把钱赚回来并不困难。不难看出，富人村干部努力为自己打造的合法性基础是自身的廉洁、自我牺牲及其给村庄整体带来的福利。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鑫村的村干部们常说：“结果会说明一切的，最终老百姓都会感谢我们”。的确，在多数村民眼里，村干部们的做法得到了道义上的认同与赞赏：“人家放下自己公司的事情，还把钱贴到村里，那是没得说的”。村干部们有自己经营的产业和公司，在国家资金缺位或缺乏的情况下，他们有能力以垫资的方式事先调动自己的资金投入到村庄建设或基层政府所需要的建设项目中，但这些建设大部分是按照商业化、市场化的规则与逻辑运作，即使是具有公益性的捐资，以及在竞选时的各种兴办公益的承诺，也主要是为了在竞选中获胜或寻求连任。此外，在沿海发达地区，富人们积极竞选村干部，很大一部分动机是村庄拥有可经营的资源。在沿海发达地区、城市郊区以及其他拥有可开采资源的农村，一些富人愿意花巨资竞选村委会主任一职，这主要源于村庄拥有工业、土地、矿产资源及其他集体资产等资源。

此外，富人治村可能将农村的经济分层固化为社会、政治分层，这会极大地压抑农民的政治社会积极性与热情，不利于民主政治建设，也使农民更加丧失主体性。农民本来还有在村庄一起参与政治实践的机会，但企业型村干部治村时反而更会反映出自己根深蒂固的个人偏好，甚至扮演掠夺之手的角色，这些人也因此作为农民的代表大量进入各级政协、人大，成了农民利益的代表和代言人。这就可能进一步改变了我国基层政权的性质。

5结论

发展型治理是多元发展观而非发展主义作为理论资源，前者是一个涵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度的概念，而后者唯GDP增长为主要价值预设。具体而言，将一个兼顾多方面知识、关系和行动的企业家型领导者推上前台，将积极作为视为一种有效的治理动员机制，将跑步前进作为资源获取的主要方式；然而发展型治理也面临着诸如阶层怨恨的累积、过度经营和村庄公共性消解等系列问题，这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要想走出困境，实现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和谐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目标，可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考量：（1）职业村干部群体的塑造。在浙江省诸暨市等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老板为了兼顾自己的事业和村庄的事业而将厂矿搬回村庄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村庄对新型村干部的要求，这里称之为职业村干部，即将村干部作为一项专门的职业，将村委主要干部纳入到体制内，并同时提高其经济待遇。这是一条可行的路子，但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中观察其效果。（2）“三位一体”协商性机制的构建。如何确保市场、政府、社会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和合理边界是发展型治理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市场的作用应该是强调效率和效能，规避传统基层社会治理中效率低下和消极作为的问题，这样就应将企业精神和市场竞争机制引入，激发村庄治理的有效性。政府应加强维护与服务功能，即维护村庄运转所需要的市场规则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维护村庄治理中的法制性，强化无为之手（市场有效时政府不要干预）和援助之手（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角色做到精准服务，找到经济增长的服务点。同时，培养群众协调独立和自治的能力，让群众有序和充分地参与，减少政府和市场治理的成本。总之，在三者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构建对话、沟通和交流的新形式，使各个主体能各知其位，各尽所能。（3）阶层流动和交流渠道的畅通和理顺，重视底层群众。首先，构建阶层流动的新型渠道，重塑多元评价体系，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互通有无，使得村庄社会呈现出一种开放式的格局。其次，构建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信任关系，使良好的官民互动成为一种新常态。确保村民与村民间的友好信任链的构建。再次，注重对底层群众怨气的收集和疏通，使其合理利益受损和利益诉求得到充分表达和重视，设置一套系统而有效的安全阀系统，构建预防-处理-反馈的基层治理新机制。最后，注重对底层群众的吸纳和动员，培养其村庄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将其视为村庄建设和发展中一股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实现官民积极协商，最终塑造出一副共同治理的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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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超 谢小芹

村庄治理的新农村建设论文 篇3：

美丽乡村建设的制约因素与提升路径

【摘要】在我国的新农村建设政策的提出，美丽乡村的概念是对美丽的乡村生活的憧憬和向往。因此，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背景下的做好美丽乡村规划设计，对促进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美丽乡村，不仅可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对农村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是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

【关键词】美丽乡村建设；制约因素；提升路径

随着我国提出的美丽乡村建设规划政策，使其对于我国农村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够有效的消除城乡各项差距。但是，在实际的美丽乡村建筑规划设计过程中，必须要对一些规划原则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从而不断的对美丽乡村建设进行完善，这样才能够保障美丽乡村建筑的规划设计质量，更好的推进我国新农村建设与发展。

1、美丽乡村规划设计的基本原则

1.1科学规划

在進行城乡规划设计中对于美丽乡村进行规划时，必须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真正的将建设美丽乡村与发展农村经济等政策进行结合，从而全面推进我国特色农村文化的发展。在湖北省金山县孙桥镇的整体规划上我们就综合考量了诸多因素，调整原有的国道路由减少对村镇内部的干扰，通过充分的调研和分析将孙桥镇打造成一个“农业+旅游+农产品深加工+文化创意”的复合产业乡村。

1.2以人为本

在进行美丽乡村的规划上，必须要将农民自身的利益放在首位，从而不断的调动参与的积极性，引导农民发展生态经济，保护生态环境，而这与美丽乡村的建设初衷使吻合的。对于农村传统的文化进行开发过程中，必须要对一些传统的文化理念进行保护，真正的打造出符合农村自身特色的文化理念。

1.3生态优先

美丽乡村的规划建设中必须要遵循自然法则的原则，切实做好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对于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通过向人们展示农村自然生态特点，以及人文居住环境等各方面的特色来进行美丽乡村的宣传。在进行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整合全部的资源，对于农村建设中的各项幸福工程一起对农村居住环境进行改造，通过与不同发展项目间的结合，从而推动美丽乡村的生态环境建设。

1.4整体推进、整体发展

通过将不同特色的农村村落进行综合分析，做好相互的示范建设，从而合理的确定每一个村庄的建设目标等。然后根据不同的美丽乡村设计建设方案进行实施，从而提升乡村景观的各项条件等。

2、美丽乡村建设的制约因素

2.1忽略科学规划设计

对于进行的美丽乡村规划设计过程中，我们必须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这样才能够保障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可是，目前美丽乡村的规划设计中，很多的规划设计没有根据农村实际情况进行规划研究，一些规划人员直接抄袭原有的规划设计方案，导致很多村庄在后期的建设中与实际情况脱离，没有很好的达到美丽乡村建设的目的。此外，还有的规划设计只是看着眼前的利益，没有进行长久的考虑，导致村庄在持续发展中没有得到提升，虽然村庄的外观得到改善，但是后期没有什么支持发展的理念，无法提升农民生活水平。

2.2住宅建筑设计不合理

通过调查发现，在目前的美丽乡村规划设计中，很多的住宅在相关的功能设计方面存在问题。例如很多的村民在住房设计中没有考虑到储藏间的设计，或者是将储藏间设计在楼顶，虽然让房屋看起来非常整洁，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中不利于我们进行物品的储藏。并且对于家中老年人的各种辅助设施的设计上相当不科学。整个住在建筑规划设计中，对于村庄整体的自然环境没有协调好，设计风格非常单一，对于美丽乡村图纸的设计不够科学合理，很多的建筑在完成后出现了质量问题，并且自身的功能性得不到相应的体现。

3、美丽乡村规划的建议

3.1根据现状地貌，整体布局设计

现阶段，大部分乡村都将自身的实际特征进行有效应用实施美丽乡村的规划建设，有些按照自身的生态环境成为生态乡村，有些将自身悠久的历史文化进行挖掘规划成为有名的古城，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将自身所拥有的特点进行融入，这样才能够设计出具有特点的美丽乡村。

3.2利用地理优势，完善自身产业链条

过去传统的乡村发展主要就是以破坏生态环境作为发展代价，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出乡村经济在实际的发展中和生态保护之间能够产生相互制约，然而在现阶段的城镇发展当中，在对美丽乡村的规划设计当中除了需要确保经济的发展，还需要将生态需求进行改善，因此，在对其实施规划设计中，就需要和本土的实际地形地貌进行结合，创造完整的产业链发展，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乡村特色，从而确保乡村的知名度以及经济的发展。比如，因为城郊村往往和城镇比较近，可以发展养殖业以及农副产品加工，以此能够为人们提供良好的生活，对其交通以及相关的其他服务采用城镇标准实施规划，从而有效实现和城镇的有效结合。

3.3统筹配套规划，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乡村建设和城镇建设在相关的服务建设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在基础的市政建设当中需要加大资金的投入，所以，在对美丽乡村规划建设准备阶段就对需要相应的配套服务进行有效的规划，通常因为在对配套服务的规划中对于资金的需求很大，通常乡村很难独自完成工程的建设需求，因此就需要使得城市和乡村以及乡村之间能够整合相关因素，加强对于公共配套服务的有效规划。

3.4做好规划引导、分步实施，各部门协调联动

建议以县（市、区）为单位，完善美好乡村布点规划，明确中心村规模，科学确定中心村布点，落实自然村布点。建立规划体系，政府主导搭建部门间规划平台，特别是土地、水利、农林、电信、燃气等部门，各部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协调配合，共同唱好规划这台戏，切勿当“独角衙门”。要广泛征求意见，严禁“一刀切”，规划要同步，实施要做好配合，做好分布实施，程序化操作。以中心村、自然村为单位编制村庄规划，明确村庄、宅基地和房屋布局及建设要求。

3.5强化技术支持

大力开展村镇干部村庄规划建设专项培训，推进建设干部下基层担任村镇规划建设指导员，积极推进美好乡村建设及后续管理，强化动力支持。

3.6加大帮扶，发挥政策扶持作用

为加快美好乡村建设步伐，结合近几年来中央提出的到2020年要全部脱贫的目标，各地政府主动念好“服务经”。各市、县（市、区）设立主要用于中心村建设、自然村治理及后期维护的美好乡村建设专项资金。采取以奖代补方式，重点支持中心村规划建设。做好上级政策与整治工程的衔接，整合好当地扶贫项目资金，特别是“三农”资金，燃气、电信排水配套资金以及公益性投入资金等，以解决美好乡村建设的资金需求。

结语：

在当前的新农业实际建设当中，美丽乡村建设工作需要加强其整体发展，并且其作为实际的新农村发展要素，相关的政府单位都很重视，并且作为当前新型城镇发展的基础，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将城乡一体化发展有效推行。在该行为当中对于美丽乡村的建设工作来讲其作为城镇建设的基础，在这当中，就需要相关方面做好相应的协调配合工作，以此来有效的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唐建兵，武香利.美好乡村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以安徽乡村为例[J].皖西学院学报，2014，30（5）：116-120.

[2]朱圆成.美好乡村建设的金融支持问题[D].合肥：安徽农业大学，2014.

作者简介：

陈海涛，山东建大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

作者：陈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