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福会看中西方文化论文

2022-04-15

摘要有着移民经历的谭恩美十分关注华裔女性这样一个特殊群体，其小说也多以展现华裔女性生活为主题。本文以谭恩美小说中对中美文化夹缝中华裔女性身份的追寻为研究对象，对华裔女性在两种文化中寻求自身的身份定位的过程进行了论述。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喜福会看中西方文化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喜福会看中西方文化论文篇1：

后殖民主义视角下《喜福会》中伴侣价值的文化解读

[摘要] 伴侣价值和亲子不确定性决定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受欢迎程度并且影响着婚姻幸福指数。本文从《喜福会》中第二代华裔女性的婚姻出发研究双方伴侣价值的失衡与持衡状态对婚姻的影响，进一步深层探析东西二元文化的对立与消解。华裔女性只有批判地接受自己的文化根基，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提高伴侣价值，才能在宗主国文化（即西方文化）面前保持自我个性，从而建立幸福婚姻。

[关键词]《喜福会》；伴侣价值；后殖民主义；二元文化

人是文化的载体，生活环境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日渐显露。生活在双重文化环境中的人更亦如此，两种不同的文化在他们的身体里此消彼长，不同程度地相互作用着影响着他们为人处世的方式。

原生家庭文化对子女潜移默化的影响似流水微风般无处不在。《喜福会》中第一代华裔千里迢迢奔赴美国，在那里生根发芽，他们的子女虽然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无论语言还是生活方式都非常美国化，但身体里流淌着华人的血液，生活中受到华裔母亲的影响，双重的文化背景使得第二代子女在自我身份确定的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在华裔母亲面前，第二代子女是西方主流文化的代表——美国人；在白人丈夫面前，他们又不自觉地成为东方边缘文化的代表——华裔。《喜福会》中，实际上，第二代子女本身就是东西方二元文化的结合体。“西方和东方的关系是一种权利统治和不同程度的复杂的霸权关系”[1]。按照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的描述，东方包含着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一种基于对东方与西方的本体论与认识论之差异的思维方式；第二层含义是西方对东方的长期以来的主宰、重构和话语权利压迫方式[2]。思维方式的差异在小说中体现在母女两代人的沟通以及夫妻之间对伴侣的要求上，西方对东方的话语权利压迫则较集中于婚后夫妻之间的相处模式。

“被入侵，征服，破坏，强暴，控制的他者，可以是黑大陆，可以是‘处女地’，可以是女子——殖民地是女子”[3]。中国虽曾是半殖民地，但这个比喻也非常恰当。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同样影响着有此两种文化背景的人民结合的婚姻关系。《喜福会》中中美双重文化对第二代华裔女性影响深远，使她们在面对婚姻时表现出与婚（恋）前不甚相同的价值取向。伴侣价值是指一个人的婚姻市场价值，包括外形、能力、家庭环境、性格等。亲子不确定性，指男性对后代的不确定感，男性沿用这种生物本能的心理机制来选择和确定终身伴侣。伴侣价值和亲子不确定性是判断一段婚姻是否稳固的核心指标。“只有伴侣价值相近的男女，才能成为牢固的伴侣”[4]。本文试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探讨《喜福会》中第二代华裔女性在婚姻中伴侣价值的变化对婚姻的影响以及其背后中西二元文化的对立与消解。

一、二元文化对立：伴侣价值失衡

似乎从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就达成了一个共识，白人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东方是西方对东方的想象性构建，相对于愚昧落后的东方这个“他者”，现代文明的西方才能得以存在。美国虽然是一个文化大熔炉，但也有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之分，白人文化与华裔文化较量中，华裔文化的边缘性不自觉的会体现出来。法国学者巴柔曾经说过：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5]。小说中第二代华裔女性对中国文化的疏离态度和想要融入美国主流文化却又无法如愿的现实造成了他们文化身份的困惑[6]。由于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生活在美国的华裔很难不被边缘化，华裔第二代虽然没有语言障碍，但是原生华裔家庭对他们的潜移默化使得他们仍然带有华人的文化特征。在主流白人文化面前，华裔文化不被理解、不被认同，这种文化隔阂带来的边缘处境让想要融入主流文化的华裔成了主流文化中实实在在的“他者”。这种“自我”与“他者”理不清剪不断的现实使得华裔们对自我身份感到迷失与迷惑。

一个民族的文化不可能轻易被“同化”或“熔化”，因为文化是基因性的，它代表独特性、主观性、个体性。从语言和文化方面来说，较之男性，女性更不容易被同化，她们是文化传统的守护者[7]。尽管生活在美国的第二代华裔想尽可能的被 “同化”，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美国化，但他们不会因此而融合于主流文化中，换言之，他们不会轻易被美国白人文化所接纳。西方认知结构下的教育背景以及整个社会对中国的偏见，使得土生土长的华裔第二代美国人——小说中的女儿们对母亲乃至中国的认识成为歪曲异域文化的单项活动。同理，虽然她们不认同华人文化，与华裔第一代母亲（有旧中国文化烙印）在社会认知以及处世态度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同时又不可避免的深受其影响，以至于她们骨子里有旧中国华人女性的某些特征。

婚后在代表着美国主流文化的白人丈夫面前，小说中的第三代女儿们不自觉的表现出自卑，对丈夫服从，从而自降伴侣价值，打破婚姻中的价值平衡关系，致使婚姻出现裂痕。大自然给予人类不同的分工，男人有亲信投资价值，女人有生育繁殖价值。男人负责以亲信投资换取女人为他传递基因的红利，这才是婚姻的本质。Lena在与上司Harold交往前，分析自己虽然相貌不算倾国倾城，但总被人们赞赏有魅力、有风情，身材玲珑有致，工作能力強而且成熟独立。婚前自信的Lena与上司Harold的伴侣价值是匹配的。Lena对Harold的能力一直表示欣赏和崇拜，从Harold对Lena的形容“温柔的，甜甜的”来看，Lena的亲子不确定性是较低的，因此他们能顺利走进婚姻。但Harold在婚姻中，违反了人类本能，不对妻子进行任何亲信投资，虽然他的收入是妻子的七倍，但仍然坚持家庭一切开支实行AA制，想要仅仅以情绪价值换取Lena的生育价值。就20世纪末美国的大环境来看，国家还不是全面扮演公共父亲角色、为女性提供亲信投资以鼓励生育的人口负增长国，即使现代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以及自身工作能力都使得她们的生活不再依赖男人所提供的物质资源，但婚姻中的亲信投资仍然是由个体父亲提供的。Lena婚姻中充斥着不平等，Harold本质上是一个极其自私的人，给Lena的AA制清单里包含Harold当做生日礼物送给Lena的清洁猫所需的除虱粉，两个人平分的共同账单里包含Lena根本就不吃的冰淇淋，诸如此类[8]。对丈夫的不合理行为的隐忍使得Lena不再自信快乐，她不知不觉中降低了自身伴侣价值，Lena在婚姻中的失语状态使得丈夫不在平等的立场与其进行对话，无视她的心理不满。此时二人的关系和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压迫和被压迫关系异曲同工。在母亲的建议下，Lena意识到了婚姻中的矛盾无法调和时，不得不割舍沉没成本（已经付出的时间、精力等），结束婚姻。她的母亲也在这个过程中传递给她一个信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虽有糟粕，但并非如她所想，华裔女性应该自尊自爱。在不幸福的婚姻面前，母亲对她的谏言使得她意识到婚姻问题亟须解决，此时她与母亲的关系也由最初的二元文化对立逐步过渡到二元文化消解。

Rose学习成绩优异、相貌迷人、独立自信，在同龄人中当属佼佼者，因此在与Ted最初相识时她的伴侣价值很高。同时，Rose的温柔体贴体现出来的是低亲子不确定性，因此虽然Ted父母阻挠，他们还是很快步入了婚姻。但婚后她骨子里的旧中国传统华裔文化（女子三从四德，以丈夫为尊，女性话语权缺失）对她的影响逐步显露，她的逃避性格也渐渐暴露。婚后的Rose渐渐的失去了自我，处处以丈夫为中心，惧怕做决定，过于顺从，没有主见，没有个性。这段婚姻关系中，她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伴侣价值一再降低，婚姻中双方价值失衡的直接结果就是Ted的出轨。

“由于历史原因、生理限制、婚姻价值、社会舆论等种种因素的作用，女性天生就是弱势群体”[9]。中国在近代史上的卑微屈辱和经济的落后使东方一开始便处于低下的失语状态，这使得中国母亲在异域文化中处于难民、失语者的地位[10]。小说中华裔第二代身体里中美两种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对立的，她们自认为是美国人，接受美国主流教育，像大部分美国本土人一样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仅限于想象中的“他者”形象：落后、愚昧、一无是处。然而可悲的是她们又从母亲那里受到中国文化润物细无声的影响，潜意识里接受了旧中国传统文化而不自知。她们满口地道的英语，不会讲中文也不理解母亲的中国式思维，处处表现出与母亲的不同，然而母女之间东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只是表象，原生华裔家庭对她们的影响已深入骨髓，致使她们在婚后生活中表现出诸多典型旧中国华人女性性格：隐忍、顺从等。虽然Lena和Rose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但是美国社交中的华裔环境使得她们不自觉地对母体文化感到自卑，于是在婚姻中对白人社会的标准产生困惑和迟疑，在婚姻生活中卑躬屈膝，受到男权社会和强势文化的双重压迫却不敢反抗，最终导致婚姻里双方价值失衡，婚姻破裂。

二、二元文化消解：伴侣价值持衡

华裔女性在美国的婚姻市场上是普遍受欢迎的。华裔女性外形符合美国中上层及以下阶层男性的择偶审美；同时，由于在中国家庭成长，她们有着勤劳刻苦的精神。耶鲁大学教授Amy Chua的访谈显示：华裔子女往往能比其他移民甚至美国本土同龄人成就更高，因此她们婚前的伴侣价值较高[11]。另外，由于华裔女性或多或少受东方儒家思想影响，这使得其性格相比美国本土女性更加温婉可人，因此呈现出低亲子不确定性，亲子不确定性低的女性往往能顺利进入婚姻。

小说中聪明有主见的Waverly从小学习国际象棋，屡屡获奖，被荣誉和赞美环绕，自我感觉良好，面对于自己无益的前夫她能果断离开，毫不犹豫投入新的生活。她的自信果敢实际上就是一种高伴侣价值，因此吸引了视她如珍宝的第二任丈夫Rich。Waverly并没有因为Rich是白人而感到自卑，这反而使Rich非常欣赏、珍惜她，不仅愿意为Waverly投入大量的亲信投资（大房子、貂皮大衣），对她与前夫的女儿也视若己出。Waverly在母亲对Rich讥讽嘲笑时，百般维护丈夫，坚持自己的立场的同时又能理解母亲的感受，中美两种文化的优点集中体现在她处事判世之际，同时又表明了她的低亲子不确定性。Waverly的主见、自信，对中美两种文化的尊重和领悟使得她的婚姻幸福指数很高。所以，她最终得到了《喜福会》四个华裔女儿中最好的婚姻待遇。Waverly的幸福婚姻不失为一个在殖民文化中反客为主、确立话语权的范本。

前文提到Rose婚后唯唯诺诺的表现使自己伴侣价值降低，导致婚姻濒临破裂。这时她的母亲An-mei通过讲述自己母亲的故事告诉她，无论在旧中国还是美国，隐忍都不是应对问题的有效策略，想要在婚姻中立足必须大声的说出自己的诉求。在母亲的点拨下，她不再逃避问题，勇敢地向即将离婚的丈夫讨回自己应得的权利。她的反抗出乎Ted的意料，让他又一次看到了婚前那个自信独立有主见的Rose，使得他重拾对她的欣赏。在应对婚变的过程中，Rose慢慢体会到母亲身上的睿智以及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她不再处处妥协，在遭遇不公时，她学会了像她妈妈An-mei一样大声呼喊，又一次提升了自身的伴侣价值，挽回了丈夫。Rose的婚姻起伏正如两种文化的较量，此消彼长，最终以Rose正确理解华裔文化、正确定位自身身份，挽救了濒临破裂的婚姻，这其实也象征着被殖民者与统治者抗争的胜利。

三、结语

母亲“体现了一个家族或者一个民族的历史，具有她的群体的古老的智慧和言语能力”[12]。小说中，对女儿们婚姻影响最大的正是她们的中国母亲。华裔女儿们对母亲的感情是又爱又恨，母亲那异于主流文化的思想行为使她们对自己的华裔身份有了抵触，一心想融入美国社会。旧中国是母亲生活成长的地方，美国只是她生命中的一个驿站，但对女儿们来说，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土壤导致了母女间几十年從未停歇的矛盾和冲突，这是东西文化二元对立到消解的过程。第二代华裔双重文化身份的混乱、主流文化的浸淫使她们对自己被母辈渗透在骨子里的本族文化感到不自信，在受到男权社会和美国主流思想双重压迫时，她们很容易丧失自我，迷失方向，无法认清自我价值，从而毁掉自己的婚姻幸福。她们只有摒弃固有的对中国文化这一“他者”的想象，正确看待本族文化，平衡东西二元文化，正确定位自身文化身份，才能拥有高质量的幸福婚姻。

从后殖民主义解读《喜福会》的婚姻关系，突出的不仅仅是话语权丧失的表象，其根本原因是文化身份认知不清导致的伴侣价值失衡。而《喜福会》之所以经久不衰，在世界各地引起广泛共鸣，是因为此类文学作品仍符合市场需求，这种失衡状态的婚姻家庭至今存在。洗掉奴颜、树立自信、相互理解，永远是在这种婚姻关系里夺回话语权的关键。

[ 参考文献 ]

[1] Said，Edward.Orientalism[M].Vancouver：Vintage Book，1979.

[2] 程爱民.20世纪英美文学论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3] 黄碧云.后殖民志[M].香港：大田出版有限公司，2003.

[4] 杨冰阳.完美关系的秘密[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5] [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J].孟华，译.中国比较文学，1998（4）.

[6] 米丽娜.从《喜福会》看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的文化身份[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S1）.

[7] 陈科峰.从《喜福会》看中美文化冲突、适应与共生[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9）.

[8] Amy Tan.The Joy Luck Club.[M].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89

[9] 杨冰阳.聪明爱：别拿男人不当动物[M].北京：时代出版传媒股份公司，2015.

[10] 程爱民，张瑞华.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喜福会》的文化解读[J].国外文学，2001（3）.

[11] Amy Chua.（2011，January 8）.Why Chinese Mothers Are Superior.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etrieved April 23，2015 from http：//www.wsj.com/articles/

SB10001424052748704111504576059713528698754

Huntley E.D.，Amy Tan，Acritical compamion.Westport，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98.

[12] Huntley E.D.，Amy Tan，Acritical compamion[M].Westport，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98.

[责任编辑：钟岚]

作者：孙娅　江潇月

喜福会看中西方文化论文篇2：

文化夹缝中华裔女性的身份寻求

摘要有着移民经历的谭恩美十分关注华裔女性这样一个特殊群体，其小说也多以展现华裔女性生活为主题。本文以谭恩美小说中对中美文化夹缝中华裔女性身份的追寻为研究对象，对华裔女性在两种文化中寻求自身的身份定位的过程进行了论述。

关键字：谭恩美中美文化华裔女性身份定位

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移民国家，但多种文化的碰撞使得这些身受多重文化影响的人们在文化冲突和碰撞中迷失了自己的身份定位。谭恩美是出生、成长在美国的第二代华裔移民。和其他的华裔女性一样，在文化层面上，谭恩美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她深受母亲的教育和熏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无法割舍的情结，另一方面她受到的是典型的美国式文化。而两种不同的文化本身便存在着不断的碰撞和冲突，于是，在这碰撞和冲突中，华裔女性迷失了自己的身份定位。谭恩美将两种文化夹缝中华裔女性的身份寻求作为其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通过小说中的人物来演绎移民史上华裔女性对于自身身份艰难的寻求过程。本文从四个方面来论述谭恩美小说中的在中美两种文化夹缝中的寻求身份的华裔女性的艰难历程。

一沉重枷锁下的外来身份

在美国早期的移民文化中，华裔通常被认为是愚蠢和低级的外来者，受到种种歧视和不公平的待遇。而女性作为弱势群体在社会发展低级阶段更是受到男权主义的长期压迫，在工作、社会认同、福利待遇等各个方面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谭恩美作为早期的美国华裔女性作家，其亲身经历着的同时也听母亲讲述着在两种文化偏见中所受到的压迫和束缚，她自然将这种倍受屈辱的外来身份写入小说中的人物身份，从而向我们真实地再现了华裔女性在当时所承受的枷锁。

例如，《灶神之妻》中的女主人公雯丽便是深受封建思想和文化偏见毒害的华裔女性。雯丽温柔娴淑、知书达礼，是传统中国女性的典型代表，而作者想要表达的显然不是对这样一种传统美德的体现，而是在所谓的三从四德束缚下的中国女人在美国移民文化下所承受的多重枷锁。美丽温柔的雯丽在婚后一心相夫教子，但视丈夫为权贵的她并没有得到丈夫的尊重甚至怜悯。她的丈夫暴力、放荡，把战场上所受的屈辱发泄在她的身上，而可怜的雯丽只是一味地承受，甚至连离婚的权利都没有。面对这样一个一无是处的丈夫，雯丽礼教思想里的遵从和外来身份的自卑使得她只是一味地沉默，甚至希望通过自己的改变能让丈夫回心转意。而同样深受男权思想影响的丈夫并没有感受到妻子的任何努力和改变，而只是一味地在她身上寻找着权利的发泄。与此相呼应的是小说中所讲述的周围其他人对这种夫妻关系的认同。在小说中，当雯丽的丈夫听说雯丽与其他男飞行员一起唱歌后暴跳如雷，并让雯丽下跪。周围的人不但没有人站出来帮雯丽说话，反而劝说她听从丈夫的话，甚至连她最要好的朋友也不断地催促她下跪。在这里，作者无疑更加深刻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即雯丽的悲剧并不是一个女人的悲剧，而是在特定年代、特定环境下，两种文化中同样的毒瘤对一种身份的压迫和否定。作者并不简单地通过雯丽这样一个悲剧性女人的故事来简单地表达对社会某种思想的控诉，而是通过这样一个女人在一个特定环境下的苦苦挣扎来表现华裔女性早期所承受的身份否定和身份压迫。而让人无法接受的是，这种否定与压迫不仅仅是当地人们对于外来者身份的歧视，还有从中国传统封建思想中所承受的枷锁。在这样两种文化糟粕的挤压下，华裔女性开始了痛苦、曲折，却又为了生存不得不进行的身份寻求。

二两种文化身份的冲突

华裔身份的本身便意味着两种不同的文化身份，即一种是祖国的传统文化，另一种是新时期的美国文化或者说西方文化。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和完善都是经历漫长时期的历史严格和文化传承，是经历若干年的沉积和洗礼。所以两种文化都有着各自完整的体系，也都有着各自沉厚的力量。所以，当这两种文化相遇到一起，矛盾和碰撞是不可避免的。而两种文化矛盾和碰撞的过程便是生活在两种文化夹缝之间的华裔身份寻求必须经历的过程。

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最突出地讲述了华裔在身份寻求过程中所经历的文化冲突。小说以四对移民美国的母女作为故事的四对主人公，而四位母亲与四位女儿的文化冲突与碰撞构成了小说的基本主题。四位母亲虽然已经移居美国多年，但怀旧情结和从小所受的根深蒂固的文化教育使得她们的思维活动仍然秉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在生活上，四位母亲不约而同地将相夫教子作为生活的头等大事，并且在对孩子的教育上遵循“养不教、父之过”的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对女儿进行严格的封建家长式教育。而在美国长大的四位女儿所受到的更多的是美国文化或者西方文化中自由、民主、开放的文化思想，自然无法接受母亲们对他们的保姆式管束。比如吴素云和晶美这对母女之间，母亲的压制和女儿的反抗一直伴随着母女二人的成长。吴素云为了女儿有更好的前程，自己忍受做清洁工的屈辱和辛苦坚持让女儿学习钢琴，希望女儿日后能有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社会身份。而女儿的抵触却使得母亲的希望越来越濒临破灭。直到有一次，晶美在一次表演比赛中故意表现得十分糟糕，让母亲丢尽脸面，双方的矛盾彻底爆发，而这次爆发却以一种异常的方式对峙着——沉默。双方在互相的沉默中折磨着对方，也耗尽了彼此的精力。最终，晶美不再练琴。琴盖盖住了女儿的痛苦，也盖住了女儿的希望。而同样的冲突与对峙也发生在小说中其他三对母女的身上。小说极具戏剧性的发展是，四位女儿虽然一直在抵制母亲强压在她们身上的教育与思想，非常渴望走出一条与自己母亲完全不同的道路，摆脱这种文化阴影。但事与愿违的是，女儿们在之后的发展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对母亲轨迹的延续。正如文化冲突的过程同样是文化交流的过程，而文化冲突的结果也必然是文化的融合一样。在两种文化身份冲突中寻求的华裔，最终的目的地便是在两种文化身份的融合中寻找到新的身份定位。

三破除枷锁重塑女性身份

谭恩美的小说中的人物在中美文化夹缝中寻找自我身份的过程便是作者自己在两种文化中寻找自我、重塑自我身份的过程。跟随母亲来到美国的谭恩美在成长的过程中同样在两种文化身份的压迫、冲突、重塑中寻求在异国他乡、不同文化碰撞中的身份定位。而对于枷锁的破除，首先从对女性身份和地位的重新塑造开始。虽然这种重塑未必能够立刻改变周围的社会环境和身份认知，但对于个人的身份寻求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定位，而对于社会的身份认知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开始。

重塑身份的过程并不轻松，是对曾经的自我价值和自我身份否定的过程。比如上文所述小说《灶神之妻》中的雯丽，便是在长期的压迫和折磨中慢慢觉醒，迈出重塑身份、重塑自我的艰难一部。小说中为一味忍让和沉默中的雯丽设置了一个转机——在一次舞会上邂逅了美国飞行员吉米。这也是小说中常用的情节，作者通过这样的情节来作为雯丽重塑女性身份的开始，无疑是想表达对于女性身份而言重要的不是男人，而是爱情。于是饱受男权思想和丈夫折磨的雯丽在遇到爱情、感受爱情之后，重新迸发出生命的活力，开始了与命运和枷锁的抗争。雯丽在吉米的鼓励和帮助下，下定决心离开丈夫的束缚开始新的生活。但重塑身份的道路并非因为有了爱情而变得一帆风顺。雯丽丈夫以雯丽盗窃和私奔为名将其告上法庭，企图以这样的方式留住雯丽。然而，面对丈夫要求她回家就撤诉的威胁，法庭上的雯丽却异常坚决地表态：宁可睡在监狱冰冷的水泥地上也绝对不会再回到丈夫的屋子。坚决的态度表明了雯丽决心的同时，也表明了雯丽新的身份塑造的开始。事后，当雯丽的丈夫又一次骚扰雯丽时，雯丽勇敢地拿起枪对准了丈夫的脑袋，用武力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和身份。从那一刻起，雯丽已经由初期的觉醒蜕变为走在重塑之路上的勇敢、独立、坚强的女人。最后，几经波折终获自由的雯丽如愿以偿地和吉米有情人终成眷属。而雯丽在成功破除枷锁、重塑女性身份的同时，也终于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对于小说而言，这样的结尾无疑是圆满的；而对于作者而言，这样的结尾同样是对自己女性身份的认同和肯定。作者在为雯丽找到了身份归宿的同时，也为自己找到了重塑女性身份的目标和力量。作者借助雯丽的坚强和归宿表达了重塑女性身份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是力量。

四文化交流确定融合身份

相对于对女性身份的重塑，在中美文化夹缝中寻求身份的华裔女性在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身份和新时期美国文化或者西方文化身份的取舍与确定上更加的艰辛和困难。值得庆幸的是，两种文化在不断碰撞过程中也在进行着交流并最终走向了文化的融合。而作为两种文化载体或者承受者的华裔女性也在文化融合的思潮中找到了自己作为文化融合者的身份。

《喜福会》中，母亲们在不自觉中开始向女儿们讲述她们各自的故事。而女儿们也在母亲们一次次的讲述中慢慢地理解了母亲的思想和生活。正如上文所述，碰撞本身便意味着交流，而文化的融合不仅仅是小说中作者所表达的思想也是文化发展的主流。小说中母亲们带着孩子移民本身就具有非凡的意义。母亲们对自由和幸福的渴望与追逐，以及在其中所付出的艰辛和坚韧都符合美国文化中的某些思想。所以，《喜福会》中的女儿们从母亲们的经历和讲述中慢慢地找到了和自己文化相融合的融合点，并以此作为切入点慢慢地接收和认同母亲们的文化，母女的关系因为相互的交流与融合得到了改善，最终各自都找到了自己的融合身份。在这里，哪一种文化在她们心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她们找到了、确定了自己融合的身份，即以开发、融合的心态和思想去面对和解决两种文化带给她们的冲击。小说中的吴素云去世以后，她的女儿晶美代替她坐在喜福会麻将桌第四的位置上，这不仅代表着记忆、精神的延续，更代表着文化的融合与身份的融合。坐在母亲位置上的晶美完成了以母亲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其自身所代表的美国文化或者西方文化的融合，也代表着两种文化夹缝中华裔女性文化融合身份的确定。而在这样的身份确定之后，曾经的碰撞和伤害都不复存在了。她们在明确了自己身份的同时，也找到了自己在社会中的认同地位和生存的方式，于是在这之后她们对于自己应有的权利、待遇和福利的争取便变得顺其自然，名正言顺了。几代人在两种文化夹缝中苦苦寻求的身份定位在经历漫长的艰辛后终于得到了确定，与此同时，她们也完成了在另一种文化中的自我救赎。

五结语

美国是一个以白人文化为主导、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中国移民如何承继中国文化优秀传统，并吸收美国文化的精髓，从而构建属于本群体的身份，是谭恩美始终关心的问题，也是其小说的主要内容。几代华裔女性在美国经历了文化歧视、文化碰撞、文化交流与文化融合四个过程。这样的过程，是华裔女性在两种文化夹缝中寻求身份定位的艰辛历程。本文论述了谭恩美小说如何以文学艺术形式重现了这段艰辛的过程，对于在文化层面研究华裔女性的发展史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

谭恩美的创作实践，尤其是她在作品中对东方与西方、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消解和东西方文化最终走向融合的信念，给予我们众多启示。我们相信：中美文化的互相理解与交融是文化与社会、时代共同发展的趋势。

注：本文系重庆邮电大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K2011-105）：华裔女作家谭恩美作品中对中国女性形象曲解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罗艳丽：《〈喜福会〉的跨文化交际学解读：中美不同的家庭价值观》，《哈尔滨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2] 俞：《从后殖民视角看小说〈喜福会〉》，《内蒙古电大学刊》，2009年第2期。

[3] 吕程：《从〈喜福会〉看中美文化的冲突》，《怀化学院学报》，2008年第9期。

[4] 任自峰：《谭恩美〈喜福会〉中的中美文化碰撞与交融》，《文教资料》，2009年第22期。

[5] 李雪梅：《母女冲突：两种文化的冲突——评〈喜福会〉》，《西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作者简介：蔡雨秋，女，1980—，重庆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大学英语教学、英语文化文学，工作单位：重庆邮电大学。

作者：蔡雨秋

喜福会看中西方文化论文篇3：

中西方文化中礼貌用语的对比研究

【摘要】礼貌用语是一个国家、地区、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存在于人民群众生活习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各个环节之中，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如何准确的把握中西方文化中礼貌用语的应用差异则显得至关重要。基于此，本文以中西方文化中礼貌用语的应用原则对比为主要出发点，对中西方文化中礼貌用语的表现方式进行着重对比，以期进一步加深相关人员对中西方文化的深入理解。

【关键词】中西方文化礼貌用语对比

前言：礼貌是一个人内在修养、外在能力的重要表现途径，更是一个人综合能力展现的基本指标，通过礼貌用语更多的展示是一种社会现象，对他人的理解、尊重和关心，这也是人类存在于社会发展之中的基本准则。同时，礼貌用语作为人类语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运用过程中能够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对避免交流僵局、减少语言冲突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中西方国家由于地理位置、政治制度、文化发展等方面的不同，因此在礼貌用语的应用层面也不尽相同，这就极易导致中西方文化中礼貌用语表达方式存在差异。对此，本文以中西方文化中礼貌用语的对比为主要研究内容，从其应用原则和表现方式两个层面进行简要探讨。

一、中西方文化中礼貌用语的应用原则对比

中西方学者对“礼貌”一词的理解存在不同，因此，学者由于受自身思维方式、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对礼貌的定义也不尽相同。笔者综合各学者的定义理解得出：礼貌主要是指个体在社会经济发展、群体生活过程中要基本的道德行为规范，对他人展露出尊重、友善、谦卑、理解的证明情感，以此来更好的进行人际交往。由此可见，礼貌是一个人精神面貌、行为能力、思想道德修养、交往能力等方面的重要表现。

西方美国学者对礼貌用语进行深入研究，并从社会学角度总结和形成以“礼貌”为核心的发展理论，即“面子行为理论”，随后，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美国学者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对“面子行为理论”进行进一步修正和完善，至此西方学者的“面子行为理论”逐渐走向成熟。在理论中，西方学者将面子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语言功能进行讨论，认为面子是社会个体在社会生活发展之中维护自身尊严、形象的重要手段，因此，礼貌用语则成为保持面子的常用策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利奇则在格莱斯合作原则的基础之上，弥补其合作原则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礼貌原则，从而更好的维持社会个体、群体之间的关系。其中，礼貌原则主要包括六方面的内容：第一，得体准则，在与人交往过程中要尽量降低自己的收益程度，尽可能的让他人在交往之中获益；第二，慷慨准则，在与人交往过程中，他人的得力程度要尽可能的高于自己，而自己可以处于吃亏的状态之中；第三，赞誉准则，在与人交往过程中切勿吝啬自己对他人的展眉，应多多表面别人；第四，谦逊准则，要保持一颗谦卑的新，尽可能的减少对自己的评价，夸张对自己的批评应占据相对较大的比例；第五，一致性原则，在交流、沟通、合作过程中，双方应尽量就某个问题达成一致，以此来减少两者的分歧，保持交流的畅通顺达；第六，同情原则，要顾及对方的情感，增强双方的同情成分。

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自古就以“礼仪之邦”著称。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所日常的儒家思想则对礼进行了重点探讨，认为道德修养的高低、仁义能力的强弱均与礼存在必然联系，并且如果没有礼则难以有效提高个人的综合素养。正如，《礼记》中所说的“道德仁义非礼不成”一般。同时，儒家学派的思想者还认为，鹦鹉虽然能够言语，但是毕竟是飞鸟的一种；猩猩能够说话，可是仍旧难以离开禽兽的种群；而在当前的社会发展之中，人若是没有礼数则与禽兽无疑，因为这天下之中只有禽兽能够做出无礼的举动。早在《礼记》中便对礼貌的语用原则进行探讨，即“夫礼者自卑而尊人”，也就是說有礼貌的人若是想表现出自己较高的礼数修养，则需要在沟通交流之中以一种谦卑的心态对待他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入，文化环境的日渐宽松，顾曰国教授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则总结了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礼貌原则，即“贬己尊人”准则、“称呼”准则、“文雅”准则、“求同”准则、“德言行”准则。其中，前两个礼貌尊者则是我国中华文化的特色所在。

从上述中西方国家对礼貌及礼貌原则的理解中可以看出，礼貌用语存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之中，是一种常用的语言现象，如你好（Hello）、对比起（I’m sorry）、谢谢（Thank you）、请（please）、再见（Goodbye）等。在中方文化中，请求别人办事可以用“拜托”、很长时间没有见面可以用“好久不见，最近过的好么？”、如果有事中途离开可以用“失陪”等，而这些语言在西方语言应用中均可以想找与之相匹配的译文。

二、中西方文化中礼貌用语的表现方式对比

（一）西方赞同准则与中方贬己尊人准则对比

在西方文化中，如果己方被对方恭维时应采用赞同准则，以此来减少己方与对方之间的沟通差异，更加容易在沟通交流之中寻找两者的切合点，从而保证两者的顺畅进行，减少尴尬情况的发生，同时己方要欣然接受对方对自我的恭维话语，并对对方的恭维表示感谢。而在中方文化中，一般按照贬己尊人准则进行，在对方对己方进行恭维、肯定、表扬时，在否定对方赞扬的基础之上对自我进行适当遍地，以此来表现己方的谦卑心态。一般来说，在中方文化中如果接受、承认对方的恭维话语，则说明己方是一个骄傲自大、自命清高的人，严重时甚至会是一个缺乏教养的人。

例如，在西方中如果受到别人的称赞、夸奖则会以“Thank you”为礼貌用语进行回答，而在中方则需要用“您过奖了”、“没有，没有”、“您谬赞了”

、“不敢担”等礼貌用语进行回答，以此来表现自己的谦虚品质。但是如果将中方的回答用在西方交流情境之中，需要以“You flatter me”、“No， no”进行回答，而这种回答则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给予对方一种虚伪的感觉，或者在对方看来你的赞美并不是真实的。

（二）称谓语对比

在西方文化中，高度开放的思想文化进一步影响了人们的价值理念，对亲属的称谓相比较比较笼统，没有格外的考究。而在西方文化中，则会对亲属关系进行逐一细化和分割，这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等级思想有一定程度的联系。如，西方文化中的aunt（阿姨，姑妈，伯母，舅妈），在中方文化中则会有多种含义，母亲的姐妹被称为姨妈，父亲的姐妹被称为姑妈等。同时，在西方文化中，亲属之间是可以直接称呼名字的，这样可以显得亲属之间的关系更加亲近、自然，很多时候西方的孩子并不称呼他们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为“grandpa”或“grandma”

，但是如果将这种西方的成为放置在中方的文化交流情境之中，而是没有礼貌、教养的象征，甚至是对长辈的蔑视。

称谓语是中方语言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彰显了传统思想文化的本质内涵，更是贬己尊人的重要表现层面，因此，在中方家庭文化之中，各种血缘关系需要通过一定的辈分称谓来维系，以此来彰显长辈、晚辈在家庭之中的家族地位。甚至在很多时候，即便长辈与晚辈、平辈与平辈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仍需要冠以阿姨、叔叔、大伯、奶奶等成为，以此来彰显对他人的尊重之情。由此可见，在中方文化中人们更加注重家庭归属感和社会等级地位。

（三）寒暄用语对比

受文化思想、政治背景、社会发展形态等方面的影响，中西方因文化之间的差异，在寒暄用语方面也会存在明显不用。

在西方文化中，人们通常以“Hi”、“Hello”等礼貌英语作为双方见面打招呼的寒暄用语，双方也可以根据自己习惯、喜好的不同将对方的名字放置在寒暄语之后，如“Hello，Marry！”等。同时，具有祝愿性特征的用语也是西方人打招呼的常用语言，如“Good Morning”、“Good Afternoon”、“Good Evening”

等。此外，英国人喜欢在双方见面寒暄时以天气为主要礼貌用语，以天气问题为切入点展开交流，如“What a bad day！”。这种类似于天气交流的寒暄语在中方文化中却鲜有涉猎。一般来说，在中方文化中，双方见面寒暄的礼貌用语通常是“你吃饭了么？”“你干什么去？”“你最近在干吗”诸如此类，但是在西方人看来中方的见面寒暄礼貌用语更多的是对个人隐私信息的窥探和获取，是一种没有礼貌的象征。

（四）致谢或道歉语对比

中国人是以礼仪著称，但是在使用“对比起”、“不好意思”、“谢谢”等词语的频率相对于西方人而言，仍有所欠缺。西方人时常将“I’m sorry”、“Thank you！”、“Thanks！”等道歉或致谢语挂在嘴边，即便是亲属、夫妻、朋友也不例外。而且在西方人的思想认知中，没有明显的辈分区分，平辈与平辈、晚辈与长辈之间也可以互说道歉语或致谢语。由此可见，在西方人看来人生而平等，别人在帮助你的同时，你需要对他人的帮助给予肯定，以此来满足对方精神、心理上的平等。但是，在中国人看来朋友、亲属之间却很少互说“谢谢”、“对不起”等，因为在中国人看来，朋友、亲属、夫妻是能够了解自己的人，因此，不需要通过礼貌用语的表述来表达自己的内心的内心想法，如果说了的话会显得彼此之间的关系不再那么亲密。

此外，很多中国人在日常消费、购物过程中没有对售货员、服务者进行致谢问候，这便与中国人的等级思想存在一定关系，此刻，在中国人的认知中，我既然消费，则需要获得与消费数额同等的服务价值，因此，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西方人看来，这种行为是对他人的不尊重，更多的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五）隐私、禁忌语对比

中西方文化中礼貌用语中必然会涉及隐私、禁忌两方面的内容，因此，相关人员必须要明确两种文化之间在隐私和禁忌语之间的差异，通过这種差异更好的把握中西方文化中礼貌用语的本质内涵。

禁忌语可以说是社会思想、文化理念的重要表现形式，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不断形成的文化现象，其形成、存在和发展具有明显的文化特征。例如，中西方文化中不同民族，在饮食文化、宗教信仰、性别取向方向均有所不同，甚至还存在者很多的禁忌之处，面对这种禁忌我们更多的应该是给予尊重，尊重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信仰差异。

例如，在中方文化中，人们善于以“老”字对他人进行称呼，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老”是对一个人身份地位的肯定，年岁在他的脸上留下痕迹，也注定会蕴藏着智慧的年轮，经验较其他年轻的人也相对丰富，如“老当益壮”、“老态龙钟”、“老马识途”等，均是中方文化该种思想的具体表现。同时，对年龄稍大的人在其称谓之前加上“老”字，可以表达己方对对方的尊重之情，或者进一步拉近两者之间的关系，如“老王”、“老张”等。但是，这种思想用于西方文化之中显然是不适用的，很多时候是对西方人的冒犯。

此外，死亡是中西方文化中所禁忌的共同之处，能够引发人类的负面情绪，促使人类产生反感、恐惧等心理，因此，很多时候中西方人都不约而同的逃避这一话题，或者是通过委婉的方式对死亡进行诠释和解读，尽量减少直接说明而导致他人不适情况的出现。例如，在中方文化中，人们可以以“去西天”一词作为“死亡”的代名词；在西方文化中，“die（死亡）”一词通常以“pass away”的形式出现。

总结：综上所述，语言是一个国家、地区、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在文化多元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必须要对中西方文化中礼貌用语的偏向进行有效研究，以此来充分发挥礼貌用语的社会功能，更好的促进文化交流和思想进步。

参考文献

[1] 李丽. 和而不同——《红楼梦》和《傲慢与偏见》中礼貌用语的对比分析[J].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03）：98-101.

[2] 洪小丽. Pragmatic Vagueness in Business Correspondences——A Perspective of PP[J]. 海外英语，2015，（19）：209-211.

[3] 王菁. 中英禮貌用语对比及跨文化冲突——以《喜福会》为例[J]. 疯狂英语（教师版），2015，（02）：144-147.

[4] 李晓琳. 跨文化交际视角下高职英语教学研究——对高职英语系跨文化交际知识的调查分析[J]. 科教文汇（中旬刊），2015，（01）：201-203.

[5] 徐雅楠. 从礼貌原则看中英文前言中礼貌用语之异同[J].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4，（09）：41-42+121.

[6] 王峰灵. 浅谈中西会话礼貌原则与跨文化交际[J]. 新西部（理论版），2016，（08）：172+170.

[7] 郝帅. On Politeness in Classroom Conversational Communication[J]. 教育教学论坛，2016，（06）：123-125.

[8] 李霞. 英汉语言中礼貌原则对比与相关文化内涵的分析探讨[J].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4）：155-156.

[9] 郭巧懿. 大学外语教学中跨文化问题研究——英汉礼貌用语对比研究[J]. 科技信息，2016，（20）：553.

[10] 丁金珠. 探析英汉礼貌用语的语用差异及其成因[J]. 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12）：9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