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宪审查于我国并非“济世良药”

2022-09-12

自从“孙志刚收容遣送”案件打开了我国的违宪审查的潘多拉魔盒后, 关于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讨论热度急剧升温, 甚至还出现了一众学者联名上书要求启动违宪审查这样的壮举。尽管学界对于我国是否存在现行的违宪审查制度尚存有分歧, 但不管是哪一派, 对于违宪审查之于我国, 都是持肯定态度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定下了依宪治国的方略后, 宪法学界对于如何依宪治国, 违宪审查更是被捧为宝典, 俨然成为我国法治的一剂“济世良药”。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一、理论准备不足

(一) 宪法概念模糊、宪法精神缺失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将每年的12月4日定为宪法日。今年是第一个宪法日, 机关学校都在这一天学习了宪法, 媒体也在这一天大力宣扬了宪法精神。有媒体在这一日发起了“你完整地读过《宪法》?”这样一个社会调查, 结果显示有超过80%的人没有完整的读过《宪法》, 这样的结果不得不说有点讽刺的感觉。宪法日宣传宪法精神, 实际上宣传的只是“宪法”二字。那么呼吁我国的违宪审查, 是不是也仅仅是呼吁“违宪审查”这四个字呢?

再进一步, “违宪审查”这四个字中的基础性概念“宪”字, 我们已经充分理解了吗?宪法是什么?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写满人民权利的纸;是民主事实的法律化;是人民和国家所签的契约……或者还是其他什么吗?每个学者对宪法的理解虽然不能说是大相径庭, 但至少没有达成基本共识, 更别说一般民众对于何为宪法的理解了。

一个宪法实施良好的国家, 必然是一个拥有良好宪法精神的国家。我们在基础性概念尚不能取得一致性理解的情况下, 就想着要构建完善的违宪审查制度, 就好比只有一个染缸, 就想开染坊。

(二) 违宪审查本身理解的含混

违宪审、查宪法监督、司法审查、合宪性审查, 这些词语在提及违宪审查制度的时候经常被使用, 有时甚至被当做同一种制度的不同名称而被混用。那么到底违宪审查和另外几个词语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首先看违宪审查本身, 在西方立宪国家的宪法学中是几乎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语的, 违宪审查一词来源于日本, 是学者在翻译日本的著作时舶来的词语。合宪性审查与违宪审查是最接近的词语, 但是其语义倾向于消极, 相比于违宪审查并不能概括出全部内涵。司法审查一词则来源于美国, 美国将上述“违宪”与否的判断权力赋予最高法院, 在世界上独创了违宪审查的制度先河, 国内有学者就用司法审查一词代指违宪审查制度。从具体含义上说, 司法审查是违宪审查的一种方式, 所以其应该是违宪审查的下位词语。

(三) 违宪审查的功能定位错误

违宪审查最突出的两项功能便是统一一国的法律 (包括抽象行政行为) 以及人权保障。对此, 林来梵教授的总结最为精辟:“有效清理一国法律体制内部的冲突与矛盾, 维护一国法律体制内部的统合与和谐, 尤其是防止或遏制特殊情形之下公权力所可能作出的不当行为, 维护或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那么, 接下来就在我国的国情下考察这两项功能。

首先来看法律的统合性问题。违宪审查制度发达的国家, 地方立法权都是比较大的, 所以才有统合国内法律的需要, 尤其是联邦制国家。而这个问题在我国不是并不突出, 而是基本不存在。我国的立法是一元化的, 法律效力是金字塔般的层级式的。立法权限的层级划分和立法法所规定的解决法律效力冲突的方法和原则基本能够实现违宪审查的该项功能。所以, 违宪审查的该项功能在我国是基本没有用武之地的。

其次来看人权保障的功能, 第一从保护人权的实际效果看, 没有违宪审查制度的国家做的也可以很好, 英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一直奉行比较保守的议会至上的原则, 不存在对于国会立法进行审查的制度和观念。而与英国同宗的澳大利亚, 以及以色列等国, 并没有违宪审查制度, 但是他们的人权保障成效却是有目共睹的。放眼看当今世界上那些运作良好的违宪审查机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德国宪法法院等等, 它们所处理的通常是由于在道德和政治方面争议太大引起的民权案件, 做出的判决都是为了划定不同权利之间的具体的、细致的边界, 而不是在回答“要不要保护个人权利”这样的原则问题之上重申基本人权这一价值。再来看我国的情况, 则显然不是仅仅引入或者完善了所谓的违宪审查制度就能解决的。上述内容中提到我国的立法已然达到了统合的效果, 而作为最高位阶的《宪法》, 是没有直接适用的效力的。综上, 对于违宪审查, 理论上我国并没有完全做好充分的准备。违宪审查, 有待理论界做进一步的踏实理性的思考, 而不是空凭一腔热血的呼吁。

二、两种模式的批判

有不少学者提出了我国违宪审查的具体模式, 其中获得支持最多的是宪法委员会模式以及宪法法院审查模式。但是, 理想和实践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 两种模式在诸多的方面尚存在着问题。

(一) 宪法委员会模式

宪法委员会模式是指:在最高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人大常委会之外再另设一个常设机构宪法委员会。这种模式存在有两个问题:

1. 机构性质不明。

根据设想, 为了保证其工作的环境, 宪法委员会应当是独立的。根据现行《宪法》, 我国现有国家机构的设置都应当有其明文规定。其中, 全国人大常委会是直接来自于宪法的授权, 作为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 可以说是全国人大的组成部分, 在这个角度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可以算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而《宪法》又规定任何机构都不可以凌驾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上, 所以设立任何独立于全国人大的机构都是违背《宪法》精神的。

2. 职能发挥受限。

法院握有司法案件的最终审判权, 所以, 宪法委员会的审查的方式必然只能是抽象性审查。如果是这样, 那仅仅审查通过的法律和政府的规范性文件, 其实质不就是处理法律效力冲突吗?那么设置该机构的必要性也就没有了。同时, 不能审查具体案件, 那么权利受到侵害的当事人就不能通过该机构来寻求保护, 该机构实现人权保障的功能就会大打折扣。

3. 缺乏监督。

有权力就有监督, 但是, 违宪审查制度最初产的的一个重要原因, 便是为了体现和保障“分权与制衡”的原则。因此, 多数国家才会倾向于普通法院审查模式。作为宪法委员会上位机构的全国人大的监督问题至今都尚未解决, 这样一个机构如果就此突兀的设立了, 其监督必然是缺失的。宪法委员会只是学者所设想的一种理想模式, 尚缺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