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

第一篇：论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

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个人意志而改变。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根本任务和原则，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一个基本目标。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实行依法治国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措施。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代表和体现人民的意志与利益的。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第二，实行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并具有比较完备的法制。因此，只有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最大限度的调动亿万人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力落后的状况。第三，实行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第四，实行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是人民的最高利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还把依法治国作为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基本内容。

法治是一种治国之道，同时也是一种价值观念，法治或人治的取舍实质上是一种价值选择。党的十五大报告把依法治国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依法治国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并被视为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不仅是我们党就治国方式作出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决策，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价值选择。把法治设定为国家建设的重要目标，意味着法治不仅被当作一种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工具和手段，而且成为党和国家所追求的一种价值观念。

把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标志着我们党执政方式和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方式的重大发展和转变。党的十六大报告要求坚持依法执政，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并把依法执政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一起作为我党执政党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在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国家政权机关中的骨干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员。这就意味着，我国能否实行依法治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党及其广大党政干部能否做到依法执政。当前，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

最后，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是有机结合、辩证统一的。依法治国既保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又要求党通过法治来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从而避免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都必须服务于人民当家作主。在当前的情况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关键是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其职能和作用得以真正实现和充分发挥。

总之，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实行依法治国，是构建和谐社会、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一个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做支撑，依法治国为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与保证。只有社会处处充满了和谐，国家才能够繁荣昌盛，才能够长治久安，这些都离不开中国法制的建设，而中国法制的完善建设是从依法治国开始的。

第二篇：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和重要意义

科学内涵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正确理解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把人们的认识统一到党的十五大精神上来，这是实施依法治国的首要任务。

一、依法治国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依法治国，本质特征是把广大人民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形成法律.用以治理国家，也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由广大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因此，依法治国的主体必须也只能是广大人民群众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和司法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只是在人民授权范围内行使某些行政管理权或司法权，任何机构和个人绝不能未经人民授权或者超越人民授权成为站在人民之上的治理国家的主体我们常讲国家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如果公仆成了治国的主体，广大人民成了治理的对象，这就把关系颠倒了。所以，依法治国，包括依法治市、治区、治厂、治乡等等，都不能异化为由少数国家公务人员以权治民，把法作为权的工具，作为行使权力的手段去对付人民群众，这是与依法治国的宗旨背道而驰的。 我国经历了长期的封建社会，人治的影响根深蒂固。封建专制时代也讲法制，而那是“法令者，防民之具也”，法是统治人民的工具。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进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没有自觉地清除人治的影响，建立保障人民民主的制度，法制很不完备。直到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党的十五大更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要用法治取代人治，要以民主之法，治社会主义之国但是从总体来看，我们现在仍处在由人治向法治转化的过程中，处在由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向依法监督制约权力的机制转变的过程之中。当前，在不少地方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中，口头讲法治，实际行人治的现象，“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不愿接受人民对权力监督制约的现象所在多有_因此，在人们的认识和行动上，真正确立依法治国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观念，这是实施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

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有多种途径和方式。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则是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主要途径和方式宪法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因此，依法治国，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各级人大的作用二有些同志，其中不少是信奉“人治”，信奉“权大于法”的人，把人大看成是搞形式、走过场的地方，甚至把人大当成是找麻烦、多事的机构，看来这些同志应该认真学习宪法，深入领会依法治国的精神实质，真正树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切实维护人民民主权利。人大也应该切实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强化人大的立法职能、监督职能，真正体现出广大人民对国家事务的管理权力.对政府和司法机关的监督权力，把人大建设成为宪法所规定的有权威的国家权力机关。

二、依法治国重在以法治权、治官

我国现己颁布实施的法律中，80铸是通过行政活动来体现和实施的，所以，依法治国不仅要求全体公民自觉守法，依法维护国家利益和自身利益，更重要的是要依法规范国家机关和公务员的公务行为，使他们在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时都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和监督，做到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这是依法治国十分重要而又大量的任务。

国家干部奉公守法的表率作用会给广大群众带来很好的影响，而政府公务人员、司法人员违法乱纪，比普通老百姓违法造成的危害更大影响更坏。有些老百姓的违法行为，既有本人的责任，也有不少是与大大小小的当权者有关。有些当权者为了自身和局部的利益，以自己手中的权力幕后指使或包庇纵容违法犯罪行为。当前，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假冒伪劣有增无减，滥伐森林、污染江河、乱占耕地等不法行为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了当地当权者的默许和保护。事实表明，法不能治权、治官，依法治国将是一句空话。

把依法治国的重点放在以法治权、治官上，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完全一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在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靠法律来规范、制约和保障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这些年来，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有了重大的突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在前进中也不断出现种种干扰和阻力。你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使之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有人就以权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侵犯企业的合法权益;你要搞活流通，有人就以权搞地区封锁、部门垄断，搞官商结合、权力经商;你要珍惜土地资源，依法保护耕地，有人就以权倒卖耕地;更有甚者，有人以权走私、以权抗税、以权弄虚作假，等等。总之，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人却使权力进入市场，搞“权力经济”。事实表明.如果不以法治权、治官，我们推行的一些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政策作法，在有些地区或部门，或者执行不下去，或者“走样变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很难真正建立起来的。

三、依法治国是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内容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是我们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江泽民同志指出，“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句话科学地阐明了加强党的领导与坚持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坚持党的政治领导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要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宪法和法律体现了党的主张，也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执行宪法和法律，是按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办事，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也是保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以，依法治国，是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是以宪法和法律所具有的更为普遍的约束力和更为广泛的权威性来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始终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通过推行依法治国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首先，各级党委领导要带头学法、懂法、强化法治观念。第二，党委要模’范守法、自觉用法党委在对重大问题作出决策时，在制定各项重要决议、决定以及发表重要讲话、指示时，都要认真做到处处注意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保证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党委能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实施党的领导，就会推动政府更加重视依法行政，从而确保全党全民意志统一，政令畅通。第三，重视发挥人大的作用，支持人大依法行使职权，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途径和方式。我们的党是执政党，又是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政党，我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必须始终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应成为党密切联系人民群众、领导人民前进的重要途径和方式。注重和善于运用人大的立法职能，以法律形式体现党委的主张和意图;对涉及本地区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通过人大依法作出决定;依靠人大依法强化对“一府两院”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以及通过人大经民主与法律的程序任免干部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党的领导置于更为广泛的人民民主的基础之上和法律的权威之中，无疑会使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更加正确有效。

重要意义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1996年2月8日,江泽民同志发表了《依法治国,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的重要讲话,同年3月17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和战略目标,1997年1月21日在中国法学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对中国法学界指出,“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1997年9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载入中国共产党的章程,可以充分看出中央领导人依法治国的决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已经成为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

依法治国,离不开完善的法律体系,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依法治国就是一句空话,也势必造成混乱。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指导下,法律逐渐形成了体系,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然而还不够完善,还要进一步推出适合中国经济改革步伐的、满足国家管理、新的更为具体的法律、法规,然而单纯从法律体系方面着手依法治国,还远远不够,而必须树立全党、全社会依法治国的观念,这就必须明确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

一、依法治国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保证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人民崇高的理想。而发扬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用法律体现民主权利,用法律保证民主权利的实行。实现依法治国,就是通过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社会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1.法律是中国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具体体现。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及其执政党并不完全代表人民,而主要代表资产阶级,因而,其法律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而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法律体现的是无产阶级、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广大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这一立法机关,实现对国家重大问题的立法权,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立法权,对国家机关的组建与监督权,充分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这种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这也是社会主义能够,也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地方。坚持和完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2.用法律来保护公民个人民主权利

每个公民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平等地享有权利,平等地承担义务和责任,平等地受到法律保护,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享有均等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为保障公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及其他权利不受侵害,必须高举法律的武器,提高法律意识,对侵害公民的民主权利的行为都要追究法律责任,给予法律制裁,使公民得到公正的保护,只有用法律来保护公民的个人民主权利,才能够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3.法律是民主监督的法尺

国家机关被人民授权管理国家的同时,为防止权力被无限制滥用,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监督国家机关是否依据法律授权,依据法律行使权力,防止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滥用权力,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而监督的法尺就是法律、法规。没有法律作为评判标准就无法进行是与非、对与错的判别,也无法追究法律责任,无法对行政、司法、审判行为进行约束,所以实行民主监督必须与法律相结合,法律是民主监督的法尺。

4.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密不可分

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是法制的民主,民主政治没有法制的约束带来的将是混乱,法治的实现也离不开民主的充分发展,没有民主的法制是独裁的专制。所以民主与法制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我国在宪法中规定了民主的基本制度、运行程序、公民的基本权利、基本义务等。使社会主义民主走向制度化、法制化。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依法治理国家和社会,依法来调整人们社会生活中的相互关系,依法来保证公民的民主生活,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二、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就是使国家各项工作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法制化和规范化,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就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对于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管理国家如果不依靠法律作为基准,这样的管理行为必将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我国在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是惨痛的。我们曾经将一个党、一个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由于个人的变动引发了政局、社会的不稳定,由个人的决策代替了集体决策,这就是人治与个人崇拜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的根源。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为中国未来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出了依法治国论,“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对中国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制定完善的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的前提。从1978年开始,国务院陆续颁布的法律、法规以及地方权力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作出不少规范,初步构成了中国法律体系的框架。为依法治国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已出台的法律有的规定还过于笼统,有的比较片面;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中提出“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尤其象程序法这类法律的推出更是迫在眉睫。“法律的正义只有通过公正的程序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公正的程序是正确选择和适用法律,从而也是体现法律正义的根本保证”。

依法行政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依法行政原则即承认法律的最高权威,要求政府必须依据法律、依据法律授权行使权力,并且必须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行使权力,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由于政府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主要机关,行政行为也同样是管理国家的行为。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重要的组成部分,行政凭借法律本身的权威性、稳定性、连续性、公正性、依法规范行政组织、行政行为、行政司法、行政监督,就使得行政管理具有统一性、连续性、稳定性,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依法行政并不会脱离党的领导,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三、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

市场经济就是在自由中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实现商品交换的结果。虽然在市场经济竞争中一切经济行为都要受一支“看不见的手”的调控,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给社会资源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失业人数剧增,影响了社会秩序,给社会带来严重的负担,人们逐渐认识到必须用国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干预经济。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用货币政策、调整利息等政策进行调节,进而用立法来完善调控。国家不仅通过调整经济运行的经济法、商法等法律来规范市场经济行为;还要通过健全国家宏观调控法律、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等法律来对社会资源进行宏观调节,使之形成良好的社会效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是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市场经济,其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中国的经济,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发展生产力,就必须使经营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等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通过竞争使社会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为克服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也必须通过国家对经济结构的宏观调控与平衡来实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初步形成了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国法制的变革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冲击下引发的;同时,市场经济的改革又为法制社会提供了生长点”。经济的发展为依法治国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也同时起到了推动依法治国的作用。

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有一个“度”和“量”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曾经历了完全不干预、全面干预和有限制干预几个阶段,从效果来讲有限制干预的效果更好。这就是国家管理经济须要掌握一定的“度”和“量”,而解决的方法只有依靠法律。一方面用法律对总的规则进行规范,一方面用法律的特性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国家依照法律对市场行为进行调节、控制,保护生产者、消费者和经营者多方的权力和利益,加强对市场经济管理的力度;借助法律,打破区域性贸易,并走出国门实现与国际市场的接轨。所以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四、依法治国是加强党的廉政建设的途径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注重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还要加强党的廉政建设。“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斗争”。“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腐败作风不仅要受到党纪的处分,还要追究法律责任,只有用法律武器来与腐败现象作斗争,才能使党的廉政建设卓有成效。

依法加强对腐败行为的查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逐步发展,我们不断地面临新环境,需要解决新问题,由于封建思想、资产阶级腐朽东西对党员干部的侵袭,个别党员丧失了理想和信念,发生了腐化和堕落,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也严重损坏了党的形象。反腐倡廉工作已经提高到法制轨道上来。如《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的贯彻实施,使领导干部在廉洁从政方面有了行为规范;并集中力量查办有影响的大案要案。坚持在法律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也只有将党纪与国法的结合,强化法律制裁作用,才能重新树立共产党员的形象。

强化法律的监督制约机制是减少腐败产生的条件。通过研究市场经济的需要及法律方面存在的漏洞,加快建设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强化法律的监督制约机制,减少腐败产生的条件,从客观上保证党的廉政建设。

第三篇：论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

法治理念对于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意义体现在立法、执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各个环节和每个方面。

(1)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立法的思想前提。

(2)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执法的重要保障。

(3)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守法的必要保证。

(4)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法律监督的科学指导。

第四篇：论“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意义

摘要：“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迄今为止中国区域合作的最重要倡议，也是综合投入各种资源最多的经济外交战略。本文结合“一带一路”的国际战略意义，通过分析其潜在风险，对“一带一路”的前景进行了科学展望。

关键词：“一带一路” 战略 丝绸之路 挑战 机遇 应对措施

一、“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由来

(一)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

“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狭义的丝绸之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广义上讲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腹地与欧洲诸地的陆上商业贸易通道，形成于于公元前2世纪与公元1世纪间，直至16世纪仍保留使用，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形成其基本干道。它以西汉时期长安为起点(东汉时为洛阳)，经河西走廊到敦煌。从敦煌起分为南北两路：南路从敦煌经楼兰、于阗、莎车，穿越葱岭今帕米尔到大月氏、安息，往西到达条支、大秦;北路从敦煌到交河、龟兹、疏勒，穿越葱岭到大宛，往西经安息到达大秦。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因此，当德国地理学家F.F 最早在19世纪70年代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后，即被广泛接受。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该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至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二)“一带一路”的由来和实现情况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 是由习近平主席在2013 年访问中亚和东盟期间先后提出的重大战略构想。李克强总理在2014 年3 月5 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当前，“一带一路”的倡议已从理论设计、总体框架到完成战略规划，开始进入务实合作阶段。思路是在通路、通航的基础上通商，其将主要影响铁路、航空、航海、农业、商贸流通、油气出口等多个行业，新的丝绸之路正在被开创，一千多年前的贸易模式正在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回归。中国从昔日加入APEC、世界贸易组织等机制积极融入国际贸易为自身发展创造机遇，到今天转而成为推动地区乃至全球贸易自由和投资便利化的主要动力来源，“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显然是这种转变的明证。

为推进实施“一带一路”重大倡议，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以新的形式使亚欧非各国联系更加紧密，互利合作迈向新的历史高度。中国正在绘制一份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图，该网络将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从而构筑起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骨架。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迄今为止中国区域合作的最重要倡议，也是综合投入各种资源最多的经济外交战略。这一构想在我国外交中处于优先位置，对于推进我国外交具有显著的战略意义，也是考验在新时期中国综合运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实现国内国际两重目标的系统性工程，具有极为重要的外交影响[1]。在规划、推动和落实“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外交尤其是经济外交的理念、实践和策略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

二、“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及面临

(一) “一带一路”对于我国乃至全球的作用

在世界经济深度调整，亚洲各国共同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大背景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符合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包容性发展、开放式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特征。实现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2]。亚洲各国发展层次不同，内需市场潜力巨大，同时亚洲拥有外汇储备大、储蓄率高、财政状况相对健康、财富基金资源丰富等有利条件，可以将金融合作作为切入点，推动和激发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战略为亚欧国家深化合作勾勒了宏伟蓝图,为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繁荣提供了崭新机遇,丝绸 之路意识已在各国落地生根, 许多国家将本国发展战略 与“一带一路”建设战略有效对接。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日本经济持续衰退，过去以日本为雁首的亚洲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模式逐渐被打破。根据劳动力成本和各国的自然资源禀赋相对比较优势，未来5 年，我国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有望依次转移到“一带一路”周边及沿线国家，带动沿线国家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水平提升，构筑以我国为雁首的新雁阵模式，要充分挖掘“一带一路”区域国家经济互补性，建立和健全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促进泛亚和亚欧经济一体化。

(二)“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

2011 年 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印度参加第二次美印战略对话期间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 “2011年10月,美国国务院向美国驻有关国家的大使馆发出电报, 要求将美国的中亚、南亚政策统一命名为新丝绸之路战略,并将其向国际伙伴通报。 这标志着新丝绸之路战略成为了美国的正式官方政策。

2011 年 10 月, 时任俄总理的普京在其纲领性文章 《欧亚地区新一体化计划——未来诞生于今日》中提出了建立欧亚联盟的构想。他倡议由原苏联共和国组成“欧亚联盟”,建立一个类似欧盟的超国家联合体,在欧洲和亚太地区间起桥梁作用,成为世界格局中的强大一极,跟美国、 欧盟和中国三大中心平起平坐。

1997 年, 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提出 “丝绸之路外交”战略,该战略把中亚及高加索八国称为“丝绸之路地区”, 并把这一地区摆在日本外交战略中的重要位置。日本是一个典型的麻烦制造者, 其上述行为对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带来严重威胁和挑战, 破坏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友好合作关系,影响了南海正常的航运安全,损害了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

国内各相关省市为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抢占发展先机,纷纷做规划、争地位、要政策,力求得到国家层面的认定与支持,期盼在这一国家战略布局中争得一席之地。 但目前,“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整体规划尚未出台,各省市“自弹自唱”的规划中难免出现区域功能定位趋同、产业 结构布局重叠、同质化无序竞争的弊病。仔细分析各相关省市的功能定位和规划设计, 就不难发现许多重复和雷同之处。 从各地提出的口号来看,陕西、河南、重庆争抢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福建、江苏、浙江、广东争抢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从各地开通的连接亚欧的国际货运专列来看,西安、重庆、连云港、郑州、成都、武汉、义乌等城市相继开通了类似专列,有“长安号”、“渝新欧”、“新亚欧大陆桥”、“郑欧”、“蓉欧”、“汉新欧”、“义新欧” 等国际铁路货运专列往返于中国与欧洲之间,但这些专列大都面临着始发地货源充足、返回地货源匮乏的困境,甚至出现“空担”现象,造成巨大资源浪费。这就是一带一路的内忧外患。

三、“一带一路”的机遇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一带一路”的新机遇

第一，产业创新带来的机遇。产业创新涉及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转移等带来的红利。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的一些优质过剩产业将会转移到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因为市场供求变化，一些过剩的产业，也许在其他国家能恰好被合理估值;在国内，因为要素成本的上升而使一些产业、产品失去了价格竞争力，也许在其他国家，较低的要素成本会使这些产业重现生机。在国内，因为产品出口一些发达国家受限而影响整个产业的发展，也许在其他国家就能绕开这些壁垒，等等。此外，由于产业转移引致的产业转型升级更是机遇无限，比如技术改造、研发投入、品牌树造等等都会给投资者带来无限机遇。

第二，金融创新带来的机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首先需要有充足的资金流，巨量的资金需求只能通过金融创新来解决。我们已经发起设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但这也只能解决部分资金问题，沿“带”沿“路”国家和地区一定会进行各种金融创新，包括发行各种类型的证券、设立各种类型的基金和创新金融机制等等，这其间的红利和机遇之多甚至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区域创新带来的机遇。“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个国际性区域经济的范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必将引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创新，这包括区域发展模式、区域产业战略选择、区域经济的技术路径、区域间的合作方式等等，这其间的每个创新都蕴涵着无限的机遇。

(二)、实施过程应该注意的问题

首先，自1999年以来，中国政府就一直鼓励企业“走出去”。最初的投资大多集中于一些全球贫穷国家的资源开采项目上。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对外投资首次超过了外资流入，对外投资也被引导到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中的更为引人瞩目的项目上。五六年前，中国“走出去”模式基本上围绕着大宗商品，现在开始在一些实行竞标机制的国家承建基础设施项目。我们知道沿“带”沿“路”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是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投资，但由于其中一些国家政局并不是十分稳定，不同党派之间的理念差别很大，一旦一个党派下台，就会改变过去的对外政策，这必将给我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带来巨大风险。因此，我们在具体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时必须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格局、法律环境等进行仔细研究，在投资之前做好风险应对的预案，将投资的风险降到最低。

其次，“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任何创新其实都会有潜在的风险，尤其以金融为主的虚拟经济创新蕴含的乘数式风险，需要我们时时刻刻保持高度警觉。

最后，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必须得与国内经济状况相适应。我们要看到，中国的产能过剩是相对的;实际上，国内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有很大空间，大有可为。如果我们不顾及国内的这些实际需求而一味向国外投资和转移产业，有可能会产生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和产业的“空洞化”。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

四、结语

“一带一路”战略是针对国际市场的发展制定的，它对于中国甚至全国的经济发展意义都非常的重大，如何达成经济贸易合作是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的根本保障，在选择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比如：政治不稳定等。让“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就出现了潜在的风险，我们需要根据国际贸易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找出相关的解决措施，将该战略落实到实处，实现中华人民的富强梦。

第五篇：论依法整合“三张清单”的意义及效力

为适应新时期的改革需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权力清单制度首次作为一个独立的制度被正式提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依法公开权力的运行流程。之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八届达沃斯夏季论坛的开幕致辞中用“三张清单”，即“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来论述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行政权的地位及其边界问题。概言之，“权力清单”的核心在于“法无授权不可为”，即行政机关职权皆法律授予，无授权则无行政。“负面清单”内涵在于“法无禁止皆可为”，明确市场主体不能做什么，清单之外则交给市场去选择。“责任清单”的含义是“法定职责必须为”，明确了行政机关职权之下相对应的责任。“三张清单”从不同维度着眼，体现了政府改革的思路与制度创新，其效用遍及改革的各个层面，就完善法治建设的角度说，笔者认为，“三张清单”只有通过一定的整合以形成合力，方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推进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应有作用。

一、 整合“三张清单”的法治意义

正如孟德斯鸠所强调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因此推进法治建设的过程中，为了划定政府权力的边界，促使政府更好地服务百姓，清单制度应运而生。然而，由于三张清单都只从一个侧面着手，因而无论是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还是负面清单，单一的清单制度都无法做到高效与全面，只有将三者进行一定程度的“整合”，形成合力，才能事半功倍，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权责统一的互补。权责统一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权力与责任本身就是相统一的。通过权力清单与责任清单的双管齐下，达到平衡行政机关的权力与相应的职责，无疑是权责统一原则的体现。“三张清单”中，权力清单是启动得最早的制度，全国各地目前都逐步展开了清单的制定工作。权力清单要求政府部门在对其所行使的公共权力进行全面梳理基础上，将职权目录、实施主体、相关法律依据、具体办理流程等以清单方式进行列举，并公之于众。权力清单以权力下放和行政权力的阳光运行为核心，有限政府为逻辑起点，科学确权、分权，严格监督权力，压缩寻租空间，是构建法治政府的一项重要举措。但单凭权力清单制度，实践中却出现了许多行政不作为的现象，因为清单的制定与完善是一个过程，并且我国也才刚刚起步，故而政府部门以不完备的权力清单的为庇荫的行为并不罕见，因此从反面规定政府的“责任清单”则是对清单制度一个有力的补充。通过不作为责任的明确与规范，在保障行政权受到社会监督的同时，严格遵守权责统一原则，既要防止乱作为，又要防止不作为。由此可见，权力清单与责任清单的对形成权责统一的互补尤为关键。 (2) 提高行政效率，增加透明度。“三张清单”的整合，对行政机关而言，清晰地划定了各部门之间权力的边界，尤其是在政府部门只能重叠与冲突的领域，减少了权力打架的情况，客观上说，减少了不确定性的行政系统，其效率会得到极大提升。而从行政相对人的角度看，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增加了行政透明度，简化了办事流程并梳理了具体的行政服务程序，给相对人带来了很大的便利，而责任清单的制定则在相对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提供了明确有效的救济途径。

(3) 规范政府监管秩序，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在清单制度提出之前，政府部门在行政审批等方面自由裁量的空间很大，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是一方面对市场主体限制太多，束缚了市场主体的手脚，抑制了后者的活力。造成这个问题的因素包括市场主体获取的信息不对称、行政效率低下、审批规定与市场发展不适应等。另一方面履行监管职责时弹性空间较大，也会带来政府的监管缺失。“三张清单”的整合，在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通过权力清单与责任清单规范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市场监管，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从市场主体方面，通过负面清单规范市场主体的运行和监管，维持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 如何整合“三张清单”产生法治之合力

(1) 统一“三张清单”的制定程序与要求。目前“三张清单”的制定程序没有统一的要求，在实行全国范围内推行清单制度的语境下，各地清单的内容与要求将会有诸多不一致的现象产生，即不利于清单制度的落实，也不利于法治的稳定。在程序没有统一并公开的时候，所制定出的清单亦缺乏公信力。正义不仅应当实现，还应当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然而，由于政策、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差异，各地的负面清单内容上可能有所区别，但这一区别应以何为限，依何程序划定界限，都需要一套统一的标准。

(2) 将“三张清单”制度纳入法制化轨道。现行的制度下，清单只是出现在十八大三中全会的《决定》其它非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国家尚未以法律形式赋予清单效力，因此“三张清单”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的定位只是非规范性法律文件。而法律效力对于清单来说尤为关键，因为清单的本质是行政机关对权力、职责的系统梳理，本身并不创造权力或职责，因此若权力清单本身没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一则缺乏全社会普遍遵守的约束力，二则清单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作用亦会大打折扣。 关于“三张清单”统一纳入法制化轨道的方式，首先，应制定法律明确“三张清单”的基本内容与内涵外延。其次，对清单进行动态修订与管理使之不与现行法律脱节。最后，清单制定主体的法律责任之明确与救济途径之完善。

(3) 将“三张清单”进行点对点整合。为确保权力与责任的一致性，权力清单所罗列的每一项法定权力，责任清单都应当进行点对点的列举，以保证每一项权力的背后都包含着行政机关不作为或滥用职权所必须负担的责任，确保不存在没有责任的权力，或是没有权力的责任。点对点整合的好处是全面细致、易于监督，但这是一个较大的工程，应不断增补，吻合于现行法律，这就需要前述两点方法的支撑。此外，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也应形成点对点的整合，负面清单之外就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空间，权力之手应止于负面清单。将负面清单与行政权力对应整合，才能使行政机关不将权力伸向政府不应该触及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