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侵权损害完全赔偿责任的限制

2022-09-11

正义是法的最高价值, 侵权法填补和预防损失的职能体现和实现了法的公平与正义。作为侵权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救济方式, 大陆法系现代侵权损害赔偿以全面赔偿为基本原则, 即要求赔偿受害人的因侵权人行为所造成的全部实际损失, 不论侵权人主观过错程度。但是, 在现实司法实践中, 往往会出现全面赔偿导致的争议, 甚至无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情况。因此, 侵权责任法需要对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进行限制, 以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共同正义。

一、全面赔偿责任的问题提出

关于决定损害赔偿数额的规范模式, 理论和立法例上有“赔偿程度与过失程度相符”原则和“全面赔偿”原则之争议。采取前者的立法, 著名的有1911年瑞士民法典第五编的瑞士债务法, 第43条一项的规定, 后者则以1896年德国民法249条为例。 (1) 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上以全面赔偿为原则, 在客观的社会司法实践中显露了其现实执行力上的不足和过分绝对性的僵化。

当事人双方的经济状况相差悬殊, 甚至当事人双方性质的差异, 往往会出现赔偿不足的情况, 最典型的是新闻上屡见不鲜的“豪车索赔”。另外, 标的物的特殊性质也会使全面责任难以承担, 其中又以公共物品的性质尤为特殊。公共物品一般具有成本高的特点, 而且一旦受损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范围广。比如私家车在行驶中压垮桥梁, 桥梁所有者通过合法程序和手段对标的物进行价格鉴定后得出“天价索赔”。受损害标的物异常昂贵情况下, 侵权人因一时疏忽就要承担全部的损害赔偿责任。或者行为人没有过错的情况下, 受害人的巨额损失无法得到填补。同时, 在司法实践中普遍面临共同的执行难问题, 社会大众对此类案件的舆论压力也会影响法官的独立审判。即使司法机关在审判中对完全赔偿原则进行缓和适用, 但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和受害者的巨大损失均无法得到共同保障。对全面赔偿责任的僵化适用, 暴露出侵权责任法难以调解的领域, 对全面赔偿责任的承担进行合理限制问题亟待解决。

二、全面赔偿责任之限制的必要性

(一) 理论意义

在立法与理论研究上, 易陷入形而上学的误区, 人们倾向于更多的投身于权利的保护, 而对于责任的承担义务方面有诸多缺陷。全面赔偿原则追求与侵权责任法功能的片面契合, 却难以掩盖理论上的缺陷。从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又对立性来看, 与权利的滥用相同, 责任在因权利人的要求而扩大的过程中也会超过合理的限度。当权利的限制在法理论和法律实践中的广为运用时, 对责任与义务的限制却少有提及运用。既然权利与义务相对应, 那么责任与义务也应有限制和缓和的空间。基于此, 全面赔偿责任也应有所限制。从正义有个人正义与社会正义之分来看。与社会正义相比, 往往在特定的环境中, 个人正义才会显现。虽然基于社会正义, 侵权损害完全赔偿责任全面、充分的保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体现了社会基本制度的合理性和公正性。但在特殊个案中, 往往会导致不公。侵权人仅能部分赔偿, 而且这将以一个家庭的生机为代价。而这恰恰违背了当事人个体在处理与他人的法律关系中的个人正义。

可归责性是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而在前文所述的类似案件中, 侵权人大多以过失为主观状态。汉德公式是关于过失认定的著名公式, 尽管我国立法没有对其效力进行认可, 但当事人作为完全理性的经济人计算赔偿金额的时候, 汉德公式有重要参考意义。依据汉德公式, 侵权人若想无过失, 就要使预防成本B>L×P。但当损害L异常昂贵时, 预防成本就会超出一般人的承受范围, 甚至无法达到预防成本。预防成本的无上限, 挫伤和降低了当事人预防规避损害的积极性和可能性, 让民事行为暴露在没有安全感的法律之下, 做出面对豪车退避三舍的举动。更可能没人敢开车上街了, 因为赔偿豪车的损失额甚至可以重新购置一辆新车。

(二) 实践意义

在司法实践中不仅仅有如前述的“豪车索赔”和“压垮桥梁”案件, 此类案件的判决结果为社会大众所关注和争论。现实中造成的大部分损害无法赔偿, 受害人的利益无法得到实质保障这一点毋庸置疑。由个案引出的质疑足以体现侵权损害全面赔偿原则之弊端, 彰显对全面赔偿原则进行合理限制问题的急迫性。

以案件“超载压塌大桥司机车主方要赔1556万”为例 (2) , 法院最终判决三名附带民事诉讼被告连带赔偿怀柔公路分局桥梁损失1556万余元。在司法程序上, 本判决在理论上没有争议点, 但却无法实际执行。一般收入者侵权人终其一生都无法承担此案的侵权损害赔偿。无上限的标的物价格使赔偿责任无限制的膨胀, 法律的天平在注重公平正义的外表的同时, 却也披上了僵化的外衣, 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挣脱思维定式迫在眉睫。

三、全面赔偿责任的限制方式

受害人没有任意增大损失额和增加侵权人责任的权利, 同样, 减轻赔偿责任也必须要有合理正当的理由。只有采取合法合理的限制全面赔偿责任的方式, 才能真正做到司法公正。通过学习借鉴有关学者观点和个国家地区立法, 笔者可以总结如下两点限制全面赔偿责任的方式:

(一) 第三方救济

有学者也曾提出过社会保障和商业保险制度作为侵权损害后果分担的重要途径这一问题 (3) 。笔者认为也可将这两种制度沿用至侵权损害全面赔偿责任的限制, 但不能完全照搬, 在具体制度设置和应用中与侵权损害后果分担机制应有所区别。

1. 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并未给因损害赔偿而导致生活困难的人提供救济, 但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有条件的作为侵权损害全面赔偿责任的限制方式, 解决上述案件。该制度具有一定优越性:在确保受害人权利得到保障, 损害得到填补的同时, 社会保障制度还可以确保每个无力赔偿侵权损失以致无法保证最低生活的侵权人得到有效的救济。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目的不是为了惩罚, 而是填补和预防损失, 因此, 当事人双方的利益都得到保障的制度是司法实践的首选。在司法实践中, 为避免侵权人恶意将损害赔偿以社会保障形式转嫁于社会, 应以强制承担赔偿责任为构成要件。

2. 责任保险制度

我国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保险, 在同时保障当事人双方利益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为其他领域的利益保障方式提供了借鉴。全面赔偿责任的限制过程中, 若通过投保责任保险, 即能保障受害人损失得以有效赔偿, 加强对受害人权益的保护;又能分散侵权人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够有效解决对标的物价格过高的侵权损害赔偿。出于对以上功能的考虑, 应该建立受害人对自身财产进行强制保险的制度。

选择受害人为保险人, 原因有两个:第一, 受害人, 即高价标的物所有者, 往往有较高的经济实力, 有能力对自己财产进行保险;第二, 若由侵权人投保, 会有借责任保险而逃避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侥幸心理, 为减少道德风险, 应由受害人投保。

受害人对自身财产进行强制保险制度的标的物, 应仅适用于公共物品, 而不能以私人物品。主要原因如下:公共物品自身性质所决定, 成本高, 一旦受损, 赔偿数额异常昂贵且完全损害赔偿的可行性趋向于零;公共物品一般为政府组织或指导兴办, 属于公用企业或政府部门所有, 保险费的缴纳不会直接增加个人负担;个人对私人物品所享有的物权不得受到立法的干扰, 不能增加个人对私人物品所有权的成本, 即使物品易受损或价格高。

(二) 生计酌减

鉴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责任保险制度不能一蹴而就, 生计酌减是目前解决侵权损害全面赔偿责任僵化问题的良策。生计酌减, 顾名思义, 就是侵权人因生计困难得以减免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制度。

生计酌减的适用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否则会造成对受害人权益的损害。以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18条为例, “损害非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所致者, 如其赔偿致赔偿义务人之生计有重大影响时, 法院得减轻其赔偿金额”既是由法律限定生计酌减使用条件的立法实践。依生计酌减损害赔偿责任应当满足以下条件: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 侵权人支付能力与应赔偿数额均严重失衡。即侵权人非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所致侵害行为;侵权人在赔偿部分损失后, 倾其所有也无法承担赔偿责任。酌减数额以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相对比, 确有酌减必要。

四、总结

对侵权损害全面赔偿责任加以限制的具体方式, 还需与司法实践相互磨合。虽然个案向侵权损害全面赔偿原则提出了挑战, 但并不能因急于解决眼前个案而仓促完善。虽然本文所阐述理论是以个案视角提出, 但却反映出包括立法、司法、执法等各个层面的问题, 需要以第三方救济、生计酌减对责任进行限制。每一项法律制度的完善是一个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 侵权损害全面赔偿责任的限制应与时俱进, 才能更进一步实现法律的公正。

摘要：随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法律的社会化进程, 侵权人以全面赔偿原则为基础承担责任在司法实践中面临挑战。为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 为实现权利义务的统一和法律正义, 对全面赔偿原则进行适度限制是大势所趋。本文提出第三方救济和生计酌减作为有效限制侵权人承担全面赔偿责任的方式, 希望通过立法、执法和司法机关的共同努力, 真正解决全面赔偿原责任限制问题。

关键词：全面赔偿原则,责任的限制,侵权损害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