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2022-09-11

一、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出现和确立

任何一项法律规则的出现和确立, 都是经过长期的发展而来的, 最终都是为了更进一步的使人权得到更充分的保障, 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出现正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最低的保障。

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最早起源于英国, 人们关于这一规则的斗争历经了数百年的时间, 最早可追溯到英国12世纪的早期。由于当时贵族王权和教会共同支撑着国家机器的运行, 教会作为当时的一种政治组织, 教会法院对教徒之间的纠纷有“专门”的管辖权, 教徒之间的争议不得诉诸于普通法院, 当时他们采用的是纠问式诉讼方式, 在这种纠问式程序下, 法官享有极大的职权,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享有任何诉讼权利, 他们仅是被审讯和被拷问的对象。当时的普通法院就是为来反对教会法院的, 普通法院的法官们签署反对宗教官员主持的诉讼程序的人身保护令, 来抵制教会法院的越权, 后来一系列反对“宣誓程序”的成文法相继出台,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了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萌芽。1641年英国会议废除王室特别法院和宗教法院, 并禁止“职权宣誓”程序, 这对于普通法院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此后的普通法诉讼中, 开始有人明确主张任何人都没有义务对于任何指控、在任何法院自陷于罪。后来, 这样的主张被法官们所接受, 到了查理二世王朝结束时, 这种主张在任何法院都不再有疑问, 并且援引了17个判例作为根据。[1]1688年, 国王詹姆斯二世起诉七个主教违抗他关于取消所有反对极端主义法律的命令, 在这个案件中,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在英国牢牢地站稳了脚跟和正式确立下来。自此, 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则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使用, 在1966年12月16日第2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其中第14条第3项 (庚) 款规定“不被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 即“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这一规则的出台, 标志着在一规则在世界范围内的适用和确立。

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剖析

(一)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定义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又被叫作是任何人不强强迫自证其罪、反对强迫自我归罪、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禁止自我归罪等等, 之所以有不同的叫法是因为其所对应的英文皆是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关于此定义, 有着不同的表述:1.要求政府在没有被告人作为反对自己证人的情况下证明其犯罪, 尽管该特权仅仅保护言词证据而不是诸如笔迹和指纹等物证[2];2.不得自证其罪包含两项权利:一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是否陈述享有不受强迫的权利;另一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是否陈述及是否提供不利于自己的陈述享有选择权;3.认为不得自证其罪不但仅仅包含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特权, 还要保障证人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特权, 因为在刑事诉讼中, 证人可能是潜在的被告人, 如果不赋予证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 则在证人作证后, 控方有可能依据证人的证言反过来指控证人, 这样证人不仅变成被告人, 而且成为控方的证人了, 其实质就是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3]

(二)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含义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出现, 一方面就国家层面而言表明了国家对于实体公正和程序正当的追求, 另一方面相对于个人而言体现出了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在国家诉讼活动中的人权保障状况。

1. 国家

刑事诉讼程序本身是国家在禁止私力救济后以强制力量垄断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 如果它不能得到社会成员的持续信任, 调整政府和个人之间关系的法治原则和社会的和平稳定就会受到威胁。[4]出于维护国家可信度的利益, 必须维护国家法治的利益和把与犯罪的斗争包容在合法的诉讼程序的框架中, 如果国家由于犯罪率的增长必须打破这种框架, 那么就是法治倒退的表现, 也就是相当于到了国家灭亡的地步。[5]刑事诉讼法的法理关系是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国家的追诉机关是承担着举证责任的, 为了尽快的弄清楚案子和了结案子, 国家的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往往最有可能采用一些特别的方式去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举出能够证明其犯罪的证据, 那么随着文明的发展, 国家作为禁止诉诸武力的保障者和武力的垄断者, 同时它又是法律程序的当事者, 就事实来看, 国家似乎可以随便的使用武力, 但是在法律上, 为了维护正当的程序, 国家必须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 因此, 国家才需要程序法的指定来防止国家成为强权的压服者, 而反对自证其罪在此时便成为了制约司法专横的武器。[6]

2. 个人

个人相对对国家来说, 无论在组织能力上、经济实力上还是只是储备力度上, 个人显得非常渺小的, 因此, 才在宪法上, 各个部门法中不断加强对个人权利的维护和保障, 以确保个人权利不被国家所侵犯。

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产生来看,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是为了维护人们的思想自由, 反对职权宣誓和纠问式的诉讼方式, 无论是被害人, 还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包括证人, 这些名称只是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名称, 而在另外一方面他们是一个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 是拥有法律所赋予他们的权利的, 而且他们的权利是应该得到尊重的。在职权宣誓, 纠问式的诉讼程序中, 都是对个人意志自由的摧残, 是对他们权利的践踏, 因为如果他们拒绝回答问题那么他们会因为藐视法庭而得到惩处, 如果回答了问题那么就会给他们自己带来被定罪的危险, 如若被迫撒谎, 那么会因为其做了伪证而得到惩罚, 因此不得自证其罪能够很好的使这些人摆脱这种困境, 在保障追溯人的人权的同时, 又能保障了司法机关的公正。

三、我国另类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2012年3越14日我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新刑事诉讼法, 并于2013年1月一日起正式实施, 其中第50条规定: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 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 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 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这个规定的实施标着我国关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开始在我国正式确立。这也说明了对于我国在1998年签署的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的进一步履行。就对于我国新刑诉关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来看, 存在着些许另类的表现, 第一, 从公约的鉴定到我国对公约中关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履行时间跨度长达14年之多;第二, 内容上的另类, 在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但是没有沉默权的规定, 还在别的发条中有应当如实提供证据的规定, 有说明了对于与调查案件无关的问题, 有拒绝回答的权利;最后是产生的另类, 由于国内几大冤案的暴漏引起了我国巨大的舆论, 促使了此规则的出现。

(一) 时间上的另类

从1998年我过鉴定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到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 期间的跨度整整有14年之久, 之所以这样究其根本原因:1.我国当时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中规定的不强迫资政原则有一定的差距, 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的第93条的关于“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是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有冲突的;2.我国当时有些地方几层部门办案的物质条件的困乏, 基层一线担负刑侦人员的任务重、时间紧、责任大、经费少、设备差、没有先进的物证检验所, 没有现代化的仪器, 缺乏现代化的侦查手段;3.我国的刑事司法各部门在刑事司法的工作中有着各种的考核目标;4.最后就是我国司法机关办案人员观念上的因素, 中国刑事诉讼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观念。[7]故由以上原因使得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我国的实施成为了一个个异常跨越的障碍, 以至于形成了在鉴定国际公约长达14年之久之后才在刑事诉讼法中提出和确立起来。

(二) 内容上的另类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法律条例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 审判人员、检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 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收集证据,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 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 除特殊情况外, 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五十二条。人民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一百一十八条侦查人员在询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 应当首先询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 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 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 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 有拒绝回答的权利。

通过这几个发条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中间的问题, 首先既然有了关于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 那么跟“如实回答”是有着明显的冲突感的;其次, 回到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概念上来看,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与沉默权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如实回答”跟沉默权是完全对立的两个层面;司法机关会觉着有了沉默权制度, 被追诉人会无限制地主张该项权利, 毫无疑问会导致口供难以取得, 这将给我国传统的询问取证方式带来严重的打击, 导致各种潜在的物证书证的丢失以及丧失收集证据和破案的时机, 最终不利于准确及时的打击犯罪。但就法理上是说不通的, 一个法律文本中, 竟然出现了互相矛盾的律条, 这不可谓不是另类的内容。

(三) 产生的另类

杜培武案中杜培武被蒙冤受屈被迫承认杀害了妻子和同学, 被关押26个月最后被无罪释放, 原因是因为刑讯逼供;佘祥林案, 被冤枉杀害妻子, 依然是刑讯逼供, 1998年被判有期徒刑15年, 到2005年真相大白, 被无罪释放;徐梗荣案, 因公安机关怀疑其奸杀女学生, 导致其被刑讯逼供而死;赵作海案, 因怀疑他杀死同村人, 在公安机关对其进行刑讯逼供, 迫使其承认犯罪。刑讯逼供到冤假错案到现在我国公民的舆论声越来越大, 公检法的公信力极具下降, 致使有识之士不断呼吁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实施, 一步一步的推进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写入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步伐。

四、关于我国实施不得自证其罪的思考与展望

通过对我国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分析可以得出, 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的规定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如何把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真正的落实到刑事诉讼程序当中, 如果真正的把人权刑事诉讼程序当中得到切实的保障, 仅仅靠我国当前的规定是不够的, 是需要进一步改善的。

首先, 我国一直在倡导依法治国, 走宪政道路, 通过对依法治国和宪政概念的了解, 它们的共同核心点就是确保公民权利能够得到尊重和维护,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作为一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包括证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项人权保障, 是可以在宪法中作出关于沉默权的规定的, 在刑事诉讼法总则中也应该着重提出对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

其次, 对于刑事诉讼法中第52条和第118条中的“如实回答”应该加以限制, 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够让被追诉人“如实回答”, 或者是规定有哪些特定的人使用“如实回答”例如贪污、贿赂犯, 有组织的团伙犯罪, 和公共安全事件能够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的, 带来巨大危害性的一类犯罪可以适当选择适用“如实回答”规定, 对于一般的刑事案件, 我认为可以取消关于“如实回答”的规定, 以免造成法律条文的模糊性和矛盾性。

最后, 就对我国公检法系统来说, 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对我国侦查人员的侦察能力和破案水平的提高;其次, 对于采取非法强迫手段取得证据的司法人员的调查和出发应该规范化, 具体化;最后, 注重我国基层一线办案人员的科技技术的培养, 完善各层次司法行政机关的配套设施, 使他们观念上进行改变, 侦查办案时候要摆脱我国传统中的对口供的依赖性。

故,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在刑事诉讼法中的出现不得不说明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个极大的进步和完善, 其核心价值就是为了承认和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和尊严, 由于现在此规则还是刚刚实施, 包括在立法上还有一定的缺陷性和矛盾性, 那么能够在整个诉讼程序中自始至终贯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摘要：2012年3月14日通过了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 其中有了关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 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我国对于人权的进一步保障, 但由于其中律条的规定有一定的缺陷性和矛盾性, 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着一定的差距, 依照公约关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 反映出了我国这个规则的另类性, 妄图通过思考分析, 以便更加使其更加完善, 加紧适应我国的法治建设和利于我们通向宪政之路。

关键词：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人权,另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