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自然伦理的终结者

科学:自然伦理的终结者（精选6篇）

篇1：科学:自然伦理的终结者

科学:自然伦理的终结者

传统伦理是一种自然伦理,它是建立在生物生殖关系和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人伦关系原则.一旦人的`物质生产真正替代和超越人的动物性的繁衍生殖性质,人的自然伦理关系就不复存在.而摆脱这种自然伦理的物质基础就是生物生殖的科学和技术.

作 者：邵腾 蒋俊明 作者单位：邵腾(东华大学人文学院,上海,51)

蒋俊明(江苏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镇江,21)

刊 名：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ANGS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4(4)分类号：B82-057关键词：自然性伦理 社会性伦理 生殖科学与技术

篇2：科学:自然伦理的终结者

哲学的终结与伦理学的兴起

20世纪的哲学家们普遍断言哲学已经终结,但是对于哲学的终结意味,海德格尔把它理解为哲学从一个位置到达另一个位置.

作 者：孟彦文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刊 名：社会观察英文刊名：SHEHUI GUANCHA年，卷(期)：“”(5)分类号：B0关键词：

篇3：科学:自然伦理的终结者

1. 生态旅游在王朗的成功

王朗自然保护区成立于1965年, 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四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之一。保护区位于四川省绵阳市北部的平武县, 是岷山山系的腹心地区, 属于全球生物多样性核心地区之一的喜玛拉雅——横断山区。保护区内生活着大熊猫、金丝猴、扭角羚等7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29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根据1989年的调查, 这里是大熊猫分布最密集、人为干扰最少、栖息地质量最好的区域。区内还有着种类丰富的鸟类资源。植物种类也十分丰富, 区系组成复杂。完整独特的生态系统, 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大熊猫的特殊吸引力是王朗开展生态旅游的天赋条件。

1996年, 世界自然基金会与国家林业部在王朗自然保护区所在的四川平武县开展“综合保护与发展项目” (ICDP) 旨在保护大熊猫及其栖息地, 寻求森林资源保护与当地持续发展之间的平衡。王朗及其周边社区的生态旅游就是平武ICDP项目的一个子项目。

王朗的生态旅游从1997年开始启动, 在经过最初三年的规划筹备之后, 从2000年10月开始正式对外运营。入区旅游人数在2001年即超过1万人, 旅游收入达40万。并在此后的几年中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与此同时王朗的生态旅游以它鲜明的特色迅速获得了国内外的反响。2001年王朗的生态旅游顺利通过了国际著名的生态旅游认证机构——澳大利亚全国生态旅游认证项目 (NEAP) 的生态旅游认证, 2002年王朗的生态旅游被作为发展中国家生态旅游的典型案例向当年在加拿大召开的“国际生态旅游大会”推荐, 王朗的生态旅游开始有了国际性影响。同年, 王朗自然保护区由原来的省级自然保护区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5年王朗的生态旅游又通过了“绿色环球21”生态旅游认证达标阶段的评估, 这在当时国内的自然保护区中是第一个。在生态旅游发展的同时, 王朗的管理、科研、环境教育、监测巡护等工作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王朗自然保护区因此三次被国家林业局评为“全国自然保护区管理先进集体”。并且因为在有效管理、生态旅游、科研合作等方面的突出成就, 而被列为51个“全国示范保护区”之一。

2. 王朗生态旅游的“小众”特征

与许多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不同, 王朗生态旅游的内在动力来自于保护区协调发展的要求, 而非单纯的经济目的或政府的行政安排。在借鉴了澳大利亚、尼泊尔等国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王朗的生态旅游一开始就避开了其他自然保护区大规模、大众化旅游开发的误区, 以其鲜明的个性在保护区的生态旅游中独树一帜。王朗的生态旅游模式具有鲜明的“小众”特点, 可以称之为小众型生态旅游。

“小众”旅游是区别于大众旅游的一种精品化的旅游模式, 它以旅游市场中对其产品的重度使用者为目标市场, 其产品设计、市场营销、服务方式都针对性地围绕这几类小众游客的特点展开。王朗的生态旅游正是这样一种“小众”旅游, 它以科研工作者、国际生态旅游者、会议旅游者、学生等八类市场为其主要服务对象。并且通过网站、媒体宣传、会议、信件、电话甚至私人接触等方式与这一部分“小众”保持良好而持久的关系。保护区提供的专业性、知识性极强的旅游产品如讲座、科考、专业解说等也正是适应了这一类消费者的需求。而旅游接待中保护区员工与旅游者个人接触广泛, 人性化的服务模式也十分契合这些目标消费者的心理。

王朗所选择的这几类游客的人数虽然不多, 但重游率高, 花费高, 因而构成王朗生态旅游的主要市场。据王朗自然保护区的统计, 这一部分游客的数量只占王朗入区游客总数的25%, 但其消费占保护区旅游总收入的70%。成功的市场定位与产品定位成为王朗生态旅游最大的竞争优势。

3.“小众”生态旅游与王朗自然保护区的全面发展

王朗的旅游实践不但找到了适合自身资源条件和特点的生态旅游模式, 而且使得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发展成功地服务于保护区的资源保护与管理。通观王朗生态旅游十年的发展, 如果仅从经济效益角度考量, 它算不得成功。每年30万~40万元的收入, 恐怕是任何一个旅游开发公司所不屑的。但是通过生态旅游的开展, 带动了保护区的科研、保护、教育、国际合作和社区工作, 使得保护区走上了一条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之路。仅以科研为例, 生态旅游开展的十年是自然保护区对外合作和科研发展最快的时期。王朗自然保护区通过生态旅游的发展提高了知名度, 吸引了大量的科研机构的合作和资金的注入。保护区已先后成功地与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等数十所国内外科研院所进行了20多个科研项目的合作, 在巡护、监测和科研的基础上, 建立了几十个数据库。同时这些科研成果又被成功地转化为讲座、解说、生态小道等生态旅游产品, 极大地丰富了王朗生态旅游的内涵和吸引力。

二、生态旅游王朗模式面临的困境

作为我国自然保护区中较早开始生态旅游探索的成功典型, 王朗的“小众”生态旅游模式以最小的环境代价获取保护区保护与发展的资源, 它符合生态脆弱的自然保护区的特点, 也符合以保护为首要目的的自然保护区的战略目标, 是一种值得其他自然保护区借鉴的可持续旅游模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王朗模式自身的生存却遇到了极大的挑战。

在王朗自然保护区所在的绵阳市的《2000年~2015年旅游发展规划》中, 就把王朗白马景区作为绵阳市旅游开发的六大精品景区之一, 纳入了绵阳市地方旅游经济发展的格局。2006年, 为了加快王朗白马地区的旅游发展, 由绵阳地方政府做媒, 平武县政府与大型民营投资控股集团公司四川汉龙集团签署协议, 计划由汉龙集团投资3个亿, 将王朗白马景区打造成四川第二个旅游目的地, 形成四川第二大旅游经济圈。2006年12月汉龙集团接手了王朗的旅游经营。王朗保护区内形成了王朗管保护, 汉龙新公司管旅游, 平武县的王朗白马风景区管理局协调旅游发展的格局。但是由于开发理念上的冲突和管理上的协调问题, 目前王朗保护区内的旅游发展进入了紧张的磨合时期。王朗保护区退出了进行中的“绿色环球21”的生态旅游认证, 汉龙集团提出的修建林区道路、整治宾馆设施等计划无法开展, 景区内游客人数也有所下降。与此同时保护区周边开展旅游接待的白马人为了面对开发商进来后对自身的利益构成威胁的局面, 自发成立了自己的旅游开发公司。

在目前的王朗景区内, 围绕旅游开发, 交织着几对突出的矛盾:保护区旅游开发理念和思路的矛盾、保护区与地方政府的矛盾、保护区与旅游开发商的矛盾、旅游开发商与当地居民的矛盾。如果这些矛盾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王朗的生态旅游可能就此夭折。

三、王朗案例带来的思考

王朗生态旅游的探索和实践、它目前的困境和面临的挑战在我国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实践中极具代表性。王朗的生态旅游要突破目前的困境得到健康发展需要解决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是王朗的, 也是所有自然保护区旅游发展需要面对的。

1. 保护区旅游的定位——经济优先还是保护至上?

没有人不知道保护是自然保护区的首要目标。但是保护区的保护、科研、监测、巡护、环境教育都需要经费。经费不足严重制约着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发展, 也成为众多自然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的强劲动力。但是, 自然保护区的旅游应当如何定位?是象“一般风景类土地资源”一样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还是将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定位为实现保护区总体目标的一个工具?自然保护区在旅游开发之初就应当明确其旅游定位, 才能避免在经济运作中迷失。

王朗自然保护区把他们的生态旅游定位为“小规模、负责任的旅游, 它促进周边社区、游客、公司与企业、政府与非政府部门参与大熊猫栖息地保护机制的建立。”在王朗的案例中, 保护区没有把生态旅游的经济目标凌驾于其他目标之上, 而是成功地让它成为推动保护区总体目标实现的一个工具。

2. 保护区旅游的模式——大众旅游还是小众旅游?

国内学者在研究中提出, 自然保护区尤其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世界遗产一样属于“遗产资源”, 遗产资源的价值是独一无二的, 具有不可替代性。遗产旅游经营创新的关键是遗产本真价值的展示。遗产的管理和经营在本质上是非营利的。自然保护区的旅游开发和经营应当区别于其他风景区, 严格控制旅游容量, 坚持小规模、精品化、控制式发展的“小众”旅游模式。我们认为, 自然保护区——尤其是那些资源观赏价值高、旅游吸引力强的保护区——不应当拒绝大众游客, 但更不宜为了经济目的而盲目迎合市场需求。保护区的生态旅游应当严格服从保护区的首要目标, 寻找与保护区职能协调的主导旅游模式, 限制游客数量, 加强游客管理和环境教育, 担负起引导和培育旅游者的任务, 而这本来就是保护区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3. 保护区旅游的主体——自主开发还是对外招商?

目前我国自然保护区的旅游主要有自主开发、对外招商和联合开发等几种模式。选择何种开发模式应当根据保护区的具体情况确定。我们认为对于具备自主开发条件的自然保护区应当鼓励其自主开发。尤其象王朗这样积累了丰富的自主开发旅游的经验、旅游产品特色鲜明并且为市场认可的自然保护区应当坚定不移地支持他们走自主开发之路, 从政策上、资金上、技术上给予支持。对于那些不具备开发资金、人才、经验的自然保护区, 可以招商引资或联合开发。但前提是, 一定要建立完善的开发商遴选、监控和退出机制, 确保其旅游开发不违背自然保护区的总体目标。

4. 保护区旅游的管理——保护区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我国许多自然保护区处在生态脆弱、经济贫困地区, 当地居民和地方政府有着强烈发展地方经济的意愿。这种发展经济的强烈意愿与保护区的旅游发展思路往往会发生剧烈的冲突。这种意愿和行为又因其作为一种政府意志和政府行为而影响着保护区旅游发展的方向。

地方政府过度介入经济活动而忽视自身在环境保护、社会管理、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方面的作用, 这其中既有发展观上的偏差, 也有深刻的制度设计根源。对于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旅游发展中处于特殊地位的自然保护区来说, 迫切需要明晰产权, 改变产权主体虚设的状况, 设立权威机构代理自然保护区的产权, 并且适度回收保护区尤其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权, 加强对自然保护区的条状垂直控制。这是使自然保护区, 尤其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旅游健康发展并服务于保护区管理目标的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连玉銮.生态旅游的”小众”模式管窥——从王朗自然保护区的实践谈起[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2005, (1) :37-40

[2]颜竹.四川王朗——九寨沟的皇冠[J].华夏地理, 2007, (4) :66-83

[3]徐嵩龄.论碧峰峡旅游开发模式的意义——兼论“一般风景类土地资源”与“遗产资源”的旅游经营异同[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2005, (1) :41-47

[4]李晟之.小规模:自然保护区旅游开发的选择——王朗自然保护区对生态旅游的探索[J].农村经济, 2003, (1) :40-43

[5]程励, 李伟, 李晟之.我国自然保护区旅游开发的小规模控制模式研究[J].人文地理, 2007, (2) :53-57

篇4：生态伦理人与自然的契合点

(一) 中国古代的生态伦理思想

在中国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天人合一”、“民胞物与”、“性天相通”、“辅相参赞”等观念, 人与自然不是一种疏理以至对立的关系, 而是息息相关、相互依存、内在统一、不可分离的关系。“天人合一”的理论核心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人源于自然, 是自然的一部分。因而, 人必须尊重自然, 遵循自然规律, 而不可违背自然规律为所欲为。道家教义中包含的生态伦理思想已经收到了普遍的关注, 人们认为道教关心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具有强烈热爱自然的倾向, 对一切生命都给予热情的歌颂和赞美, 具有重要的环境保护的价值。就道教的环境保护观而言, 它包含的珍视生灵、关爱自然的思想都是以人为本位, 追求个体生命的永恒性的, 因此它注定要闪烁着人本主义的光辉。

(二) 西方生态伦理的思想潮流

现代西方伦理学从整体上表现出与西方近代伦理学不同的理论旨趣和理论特质。西方近代伦理学主要存在三大系统:理性主义系统、经验主义系统和宗教系统。在西方近代伦理学中, 不同系统的分歧非常明显, 但彼此间的统一也显而易见, 这种统一可概括为:无论哪个系统都致力于完成一个共同任务, 那就是寻找普遍的道德规范, 或为人的道德评价寻找普遍的根据和终极的标准。生态伦理学的产生与发展和整个现代西方伦理学问规范伦理学的复苏走向一脉相承。生态伦理学力求将人的生存与道德相结合, 在共同的责任面前通过对话形成对整个人类都有约束力的道德规范。

二、生态伦理思想的分支

(一) 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只对人自身负有道德义务, 只有人才能成为道德顾客的资格;人对人之外的其他自然存在物的义务, 只是对人的一种间接义务。也就是说, 人们那种损害自然环境的行为之所以是错的, 是由于对环境的破坏将会危及他人的生存。

人类中心主义是对人与世界关系, 首先是人与自然界关系及其现实的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理性概括。就人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所表现出的对世界的关系而言, 确实是为人的, 即为了人的需求与利益;换言之, 是为了建立一个以人为中心、符合人的目的的属人世界。不管我们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讨论中存在着怎样的分歧, 在人类实践活动中, 人总是要以自我为中心, 总是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二) 非人类中心主义

所谓非人类中心主义就是否定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应该尊重自然、珍视非人类生命的生存权利, 这是正确的。因为天地万物都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力, 任何一种生物的无限制的发展最终的结果只会走向灭亡。

自然界与人类目前最主要的关系宿主和寄生的关系, 人类离开了自然就无法生存。但是, 人类正在做的也就是将来要达到的目的是改变这种关系。所有人类还必须要努力的维持现有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然而随着人类智慧的增长和利用自然能力的增强。

三、生态伦理思想的深远意义

(一) 生态伦理思想是当代生态文明体系建设的根基

在自然界多种多样的生物中, 人类史以文明方式存在的生物。文明乃人类的存在方式, 不仅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 而且是人类唯一的存在方式。现存的自然并不满足于人, 人决心改变现存的自然, 于是有了文明。一方是不满足你, 另一方要改变它, 这就构成了人类与自然的永恒矛盾, 这对矛盾既是文明的助产婆, 又是推动文明不断更新形态以适应人类在自然中存在之需要的动力。

文明反映着人类与自然的矛盾, 所谓矛盾乃对立统一, 只要文明存在一天, 这对矛盾也就存在一天, 但这对矛盾可以处于相对和谐状态, 也可处于对抗冲突状态。然而, 随着文明由采集、狩猎文明进入农业文明再进入工业文明, 这对矛盾一步步失去和谐, 对抗冲突愈演愈烈。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 以往的文明从一开始就具有反自然的性质, 工业文明把这种反自然的性质放大到了极致。

(二) 生态伦理思想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

2005年2月19日, 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所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必备前提和条件。但自然界向人类提供的资源是不可再生的, 人类需求的增长与自然界所能提供的各类资源必须相适应。。

摘要：生态伦理学是环境哲学的一个分支, 二者之间的关系和伦理学与哲学的关系一样。生态伦理学解决的不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 而是在生态的框架下, 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是生态学思维与伦理学思维的契合。

关键词：生态伦理,人与自然,人类中心主义

参考文献

[1]刘湘溶《人与自然的道德话语》[M],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阿部正雄《禅与西方思想》[M], 上海译文出版社。

[3]张继禹等《道法自然与环境保护》[M], 华夏出版社。

[4]林红梅《生态伦理学概论》[M], 中央编译出版社。

[5]刘福森《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理论困境》, 《中国社会科学》[J], 1997年第3期。

篇5：科学:自然伦理的终结者

关键词：生态文明,自然灾害,应对,伦理

1 引言

自然灾害问题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历史, 是人类进步与发展的重大威胁。千百年来, 人们在防灾减灾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与财力, 生产与科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类应对灾难的能力, 但频发的灾难一直是持续困扰着人类生活的重大问题。在对自然灾害发生的因果关系的探究中,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 “天灾”的发生尽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但其中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祸”。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 无视自然规律、选择急功近利的发展方式的短视行为, 过度利用自然资源、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加剧了灾害的发生频度与危害程度。因此, 我们不得不认识到, 灾害的发生, 反映的不仅仅是自然运动的规律, 也反映出人与自然的关系, 不仅仅是认识与被认识、索取与提供的关系, 还存在着伦理关系。

2“天灾”往往与“人祸”关联

离开了人类及其活动, 自然灾害就不能称其为灾害, 它的发生仅仅是自然规律作用下物质运动形式的改变。自从人类产生以后, 自然界物质运动形式变化所产生的后果, 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存状况, 甚至给人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这些自然现象的发生过程才被冠以“灾害”或“灾难”之名。随着人类活动能力的日益提高, 对自然的改造或“征服”力度越来越大, 对自然所产生的影响也愈益改变自然规律的作用方式或进程, 当这种方式或进程以“违背”人类的意愿而发生时, 自然灾害由是产生。因此, 当今的环境变化与人类的实践行为紧密联系, 自然环境的改变已经不再是自然规律“天然”作用的产物, 而是人与自然互动的结果, “纯”自然的灾难现象已经不复存在, “天灾”往往与“人祸”关联。

诚然, 自然经济状况下, 人类对自然规律作用方式的影响能力极其有限, 灾害多以自然的方式或近乎自然的方式发生。但是, 在工业革命之后, 在强势的人类中心主义指导下, 人类由于自身经济利益的驱动, 围湖围海造田、大量开采矿石、无节制地采伐林木, 对自然资源进行了掠夺性的开发。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早已超出自然经济时代及以前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科学技术一方面借助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飞速发展, 另一方面又因为利益的驱使而日益得到推广。科技的发展显示出惊人的创造力与控制力, 人们今天甚至可以控制局部降水、温度等自然条件, 人类的行为几乎扩展到整个人类生存环境。

现代人类所进行的大兴土木、“改天换地”的活动, 对原始森林的工业化采伐、工厂污水废气的排放、过量开采地下水资源, 以及毫无节制地丢弃生活垃圾等等行为都在改变我们的生存环境, 深刻地影响到大气环流、整体气候、地貌情况、森林覆盖率、水土的保持等等, 局部的过度开发行为严重破坏了自然环境的整体性, 全球也出现了各样的灾难:气候异常、水体大范围污染、水土严重流失、未知疾病蔓延。而一系列的生态环境灾难也极大地影响到人类生活:森林覆盖率的急剧减少不仅造成水土流失从而导致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非自然灾害发生, 更影响了当地的气候;为了改善人们生活条件所建设的各类发电设施如水电站, 又造成了河床泥沙的堆积从而逐渐抬高河床甚至导致河流干涸。

生态环境的急剧破坏, 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 人类不得不检视控制自然的发展观及其行动的后果, 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反思。人们在意识到严峻的环境危机之后, 尽管有了发达科学的帮助, 人类也并不能够减缓各类灾难事件发生的数量与程度, 利用科技提高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各类灾难的出现频率, 对环境破坏的弥补与修复工作也收效甚微, 甚至显得无能为力。无论是对生态环境的逐步损害还是急剧的破坏, 人类的行为都“功不可没”。可以说, 人类行为或多或少地影响自然生态, 在直接或间接上导致或加速了自然性灾难的形成。

3 自然灾害频发是人类环境价值观扭曲的结果

与人类活动相关的灾害越来越多地发生, 使人类不得不对人与环境的关系进行深刻的反省, 逐渐意识到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 其实是人类无节制地掠夺自然的结果, 是人类的环境责任的缺失和传统的环境价值观扭曲的结果。

3.1 控制自然的价值观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对立

人类对自然的观念经历了一个从“敬畏”到“控制”的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 人与自然的和谐逐渐被人与自然的对立取代, 自然灾害的发生也日益增加了人的因素。

古时候, 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较低, 对自然的认识与把握水平也极其低下, 认为自然神圣不可侵犯, 对自然保持着高度敬畏。孟子云:“诚者, 天之道也;思诚者, 人之道也”, 应该“尽其心者, 知其性也;知其性, 则知天矣”。[1]自然作为控制和维护人的力量神圣不可侵犯。

随着人类生产与认识能力的提高, 古代泛灵论的敬畏自然观逐渐被人类中心主义的征服自然观所取代。基督教强化了上帝对自然的统治权, 作为上帝最得意的“创造物”, 人类也获得了对地球上生物的派生统治权, 从而行使对自然的绝对统治。正是这一思想使人与自然分开并对立, 对西方的自然观产生重大影响。

随着18世纪西方启蒙运动的深入, 控制自然的观念进一步得到强化, 并通过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现代形式体现出来。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认为, “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 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 成为主人”。[2]理性在思想启蒙过程中的主要作用, 是作为一种控制工具。在理性的作用下, 科学和技术的相互渗透日益加强。精密科学与控制自然的意愿越来越紧密地结合。正如莱斯所言:“通过科学和技术控制自然的观念, 在17世纪以后日益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东西。”[3]

“控制自然”的观念在人类力量还很弱小的时候, 能激发起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 使人对自然的认识与改造不断深入, 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是随着人类自身力量的不断增强, “控制自然”的观念就导致形成了影响广泛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 造成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

3.2 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哲学加剧了灾难的程度

基督教理论长期占据着西方思想的统治地位。传统基督教认为, 人是上帝所创造的事物中最高贵的生物, 是大自然的主人。上帝赋予人类对一切存在物的主导权, 所有的造物都是上帝创造出来为人服务的, 它们为人类的利益而存在。因此, 人对自然的统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笛卡尔等二元论者也认为人有不朽的灵魂与心灵, 动植物只是有着客观身体的存在, 没有灵魂与心灵, 不能感受到痛苦, 因而人类可以随意处置它们。西方传统哲学认为只有人才是理性的存在物, 所以人类高出于其他存在物。康德就曾经明确宣称:“就动物而言, 我们不负有任何直接的义务。动物不具有自我意识, 仅仅是实现一个目的的工具。这个目的就是人。”“我们对动物的义务, 只是我们对人的一种间接义务。”[4]这一系列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 为人类对自然的破坏行为提供着理论的支持与辩护, 将人类看做是具有主宰意义的存在, 将自然看做是可以任意组装的机械部件, 割裂了人与自然的联系。

在人类中心主义理论的支持下, 人类把对大自然的疯狂掠夺变成自己的“神圣职责”。人类对自然的开发越充分, 获得的物质利益和满足感越多, 就越能够主宰、改变自然, 也就越符合上帝的旨意, 也因此是最应该鼓励和提倡的行为。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 加深自然灾难的程度就不可避免。

3.3 只顾当前利益的实用主义行动直接引发了自然的惩罚

自然灾害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类行为的道德失范。人类追求眼前利益的实用主义原则及由此引发的获利冲动直接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进而增加了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科技的发展虽然提高了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 但自然生态系统是由无数个变量组成的, 其多样复杂性常常超出我们现有的认识能力, 只对其中单一变量的控制会产生不可预见的后果。其结果是, 随着人们认识水平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 对自然系统部分关系认识的精细化和现实利益的冲动, 强化了人类控制自然的欲望和行动, 也导致人与环境的关系日益紧张。在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 对环境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人类为了向自然索取更多的物质财富, 还往往利用科技改变生态系统原有的功能, 加速了生态系统功能破坏的进程, 造成人类对自然最深刻的破坏活动。

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 在消费主义观念引导下, 人们对资源的消费达到了贪得无厌的境地。为了追求所谓“高品质”的生活方式, 人们习惯于侈奢消费、一次性消费甚至铺张浪费。这种生活方式是破坏性的、不可持续的, 已经对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近年来越来越严重的温室效应、臭氧层的破坏、空气污染和酸雨、森林面积的锐减、海洋的大面积污染、土壤的沙漠化、物种的日趋减少、淡水资源短缺及水质恶化等等, 无一不是人类消费过度的恶果。在人与自然的对立中, 人类不断向自然索取, 获得巨大物质利益的同时, 人类自身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它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引发了严重的资源短缺与环境灾难, 给地球带来无法承受的重负。人类面临着超越环境资源承载力极限的危险, 社会经济发展将难以为继, 同时又陷入加剧灾害发生危机的恶性循环, 最终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

每当我们在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出现错误时, 往往把失败归咎于自然规律的复杂性、人类对自然规律认识能力的局限性, 却很少检讨人类自身的行为是否得当, 其需要是否超出了自然的承载和恢复能力, 很少反思是否由于我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偏离, 是否是由于人类自身的短视行为及其行动导致了自然对人类的报复。

4 自然灾害应对的伦理规范

当今世界多数自然灾害的形成都与人们忽视环境自身存在的价值, 对经济利益的过分追求, 导致无休止地对环境的掠夺相联系。仅仅看重经济利益, 造成人类物欲的泛滥而不知节制的索取行为, 大自然也以各种灾难的形式对人类进行了反击。为了应对灾难, 人类又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物质财富与精力, 不仅牺牲了曾经和谐的生存环境, 也进一步加剧了发展成本。

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痛苦的反思之后, 人们逐渐达成了这样的共识:环境拥有独立于人之外的内在价值, 自然存在物有其自身的权利。人们需要改变以往的思维方式, 将道德调节的范围扩大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扩展到非人类的存在。人类与其他生物一样, 都是同一个复杂系统中的成员, 人应该与其他存在物在同一生态系统中和谐共存。在这个系统中, 一切都要遵循个体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原则。合理发展自然中各类“主体”的利益, 才能促进自然中所有生命家族的健康发展, 减少不必要的生态冲突。为此, 需要建立新的伦理原则, 遵守新的伦理规范。

4.1 尊重生命原则

生命伦理学创始人史怀泽指出:①尊重生命是基本的伦理信念, 这应该成为人与自然关系的行动指南;②不允许无故造成有感觉动物的痛苦, 这是基本的伦理态度;③保持生命、促进生命, 使生命达到其最高度的发展, 是善的本质;毁灭生命, 损害、阻碍生命的发展, 是恶的本质;④人类情感施予的对象应扩大到一切生命, 不仅仅热爱自己的宠物和为自己劳作的牲畜;⑤伦理学应扩展到对生命的尊重, 不考虑对生命的伦理, 这样的伦理学是不完整的;⑥尊重生命的伦理学的基础和最终根据是:“我是要求生存的生命, 我在要求生存的生命之中。”[5]史怀泽提出尊重生命的信念、伦理态度和规范, 与当代生态科学所得出的科学结论相一致:地球上生命的产生需要特定的宏观生态条件和物理、化学基础, 是自然界增熵过程中所出现的减熵过程的集中表现, 对整个自然界的进化和有序化, 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因此, 每一物种的存在, 每一种生命的展现, 都值得尊重和爱护, 绝不应该任意践踏和毁灭生命。

4.2 人对生态共同体的责任原则

“大地伦理学”、“深层生态学”等理论认为:人是生态系统、生物圈和生态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因此, 人的活动应该而且必须遵守生物共同体的行为规则, 对生命共同体负有相应的责任。个体的存在离不开整体的存在环境, 个体能够持续地存在需要群体与客观的环境条件。现代生态学认为, 生物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 生态系统不是僵死的, 而是一个由生物和非生物组成的、有着自我生命规律的系统。生物共同体是客观实在的, 人应该对物种本身和生态系统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从生态整体的角度限定人类的行为, 为人类高速发展的经济活动进行制约, 也为人与自然新型伦理关系奠定基础。这种观点承认生态整体的存在价值, 肯定了主体存在与自然客体之间的关系, 而且把物种和生态系统的生态“整体”视为拥有直接道德地位的客体。与传统的伦理学相比, 道德范围更为广阔, 人也具有了更为深重的责任。

4.3 环境正义原则

自然灾难应对中, 需要考虑到不同范围的正义问题。在面对国际环境问题时, 应该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之上。罗尔斯提出了两个原则, 第一原则是每个人都有自由平等的权利, 而人人享有平等自由权利的社会本身, 不仅是公平合理的, 也是人们追求的目标;第二个原则需要:保证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 无论人们职位地位如何, 均享有均等的机会。[6]

根据环境正义原则, 在全球范围内, 保护生态环境是人类的义务。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发展阶段不同、环境特点不同, 环境资源丰富程度不同, 因此,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都应享受环境开发的相应权利, 也应承担自身对环境保护的相关义务。环境开发不能以破坏当地生态与人文环境为代价, 要遵循生态补偿和可持续原则, 不应一味占有该地区的资源, 或耗尽该地可供开发的资源而影响到该地区后代对当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的能力。

为此, 应按照各国的具体国情确定该国人民发展的自由选择权, 坚持对地球公共资源的平等享用原则和环境成本按比例支付原则, 在发展过程中按照本国经济条件与因开发环境资源而获利的程度来综合考虑其对环境的恢复、保护应该支付的费用。国家在处理灾情、预防环境破坏时, 应牢牢抓住本国的环境问题和涉及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 在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尽到保护环境的义务。

5 结语

自然灾害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防灾减灾工作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需要综合社会、国家和个体共同长期的努力。因此, 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 要以上述原则规范人们的行为,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保护自然资源的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稳定性, 减少灾害发生的条件,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人类自身生命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常泽译注.孟子[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3.

[2][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0.

[3]W·莱斯.自然的控制[M].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3.

[4]何怀宏.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2.

[5][法]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M].陈泽环, 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

篇6：科学:自然伦理的终结者

关键词：科学传播,责任伦理,缺失,控制

科学传播是在传统科学普及和公众理解科学两个阶段基础上的一个新的形态,它被学界称为“有反思的传播”阶段。科学传播是“使用恰当的方法、媒介、活动和对话来引发人们对科学的下述一种或多种反应———意识、愉悦、兴趣、形成观点以及理解”[1]。科学传播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际行为,各道德主体在传播科学知识过程中存在道德判断,也即“应当如何”,以正确的道德选择获取最优的传播效果。从本质上看,科学传播具有一定的伦理属性。然而,近代以来高科技助推社会发展的巨大效应使人类逐步对科技存在某种意义上的“符号崇拜”,过分的偏好导致现代化的异化和人类价值意义的缺失,科学传播作为推进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必须呼唤传播主体责任伦理的建设,这必然需要融入人的价值、情感、审美以及伦理道德等人文因素。

1 科学传播的责任伦理与责任主体释读

“责任伦理” ( Verantwortungsethik) 这一概念,最初由德国著名哲学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于1919年在《作为职业的政治》的演讲中首次提出,他认为在人类的政治行为中,存在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 Gesinnungsethik) 两种不同的政治理念,前者强调行为后果的价值、意义,后者强调行为者的意图、动机及信念的高尚。20世纪德国哲学家汉斯·约纳斯在《责任原理: 技术文明的伦理研究》一书中,从自然本体论的角度对责任伦理也作了界定,认为道德责任不仅包括人类范围之内的责任,应该扩展到整个生物、地质、水和大气等领域。概而言之,责任伦理是指从伦理学的视角来对人的行为及其后果进行道德评判、价值指引,以此说明人要对其行为及其后果担当相应的责任,实现应有的道德价值[2]。学界有学者把“角色”作为责任伦理的逻辑起点,认为责任起于角色,角色是认识责任的中介,有角色就有责任。科学传播的责任伦理主要是指各道德主体在从事科学传播的过程中所承担的道德义务,避免主体责任的缺失,以实现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在受众中的良性传播。在当代有反思的科学传播中,其传播理念是传播主体、内容等的多元化,传播的多向互动、反馈也将成为可能。科学传播的责任伦理主体不再只是科研工作者单个主体,还应该包括大众媒体、政府与科技管理者以及社会公众等方面。关注与构建科学传播的责任伦理,一方面,可以使科学传播与普及的过程得到伦理指导与规约,让公众意识到符合人性的、人文化的科技才有利于凸显现代化的内涵和全面性; 另一方面,培育具有高尚伦理素养的民众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道德理性的责任伦理又可以消解单纯的科技理性,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和伦理意识的人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条件。因此,只有当科学传播系统中的每一个道德主体都担当起道德责任,从而形成系统的、有机统一的科学传播多元主体机制,使科学技术真正造福于人类,使现代化沿着健康持续、合理化的方向前进。

2 科学传播主体责任伦理的缺失表现和控制

2. 1科研工作者的责任伦理误区与纠正

科研工作者主要指从事科学与技术研究和推广活动的专业人员。科研工作者的责任伦理分为显性责任和隐性责任。“隐性责任” ( Invisible Responsibility) ,是指科研工作者在同一科学或技术规范的约束和自我认同下,成员之间从事的有共同探索方向、目标的科学活动所具备的职业道德规范,包括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等相关内容。默顿曾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指出决定科学建制内科学家应遵守四项规范:普遍性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及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显性责任” ( Visible Responsibility) ,它是以“隐性责任”为指导,具体是指科研工作者有责任“预见”、“通告”、“建议”他们所从事的科研活动有可能对社会产生的后果[3]。因为他们比任何人更早知道某项科技成果给人类带来的正负效应,为此需要有意识的预测和评估,勇于担当起“预见”的责任; 在科研工作者的某一“范式”下,虽然个别或者部分成员权力的限制,但是对涉及公共伦理、安全和恐慌的科学研究、运用及传播应该主动履行“通告”或者“建议”的责任。

在近代,科学与伦理、事实与价值之间存在二元分离,部分科研工作者认为“科学知识本身价值中立,而且科学活动产生的动机、手段、目的只在于科学自身,不参与个人价值”。美国氢弹之父泰勒认为,科学家的“任务就是搞清自然在如何起作用,至于有无必要制造氢弹,是否使用它的问题则与科学家无关”[4]。这种完全不顾及科学知识的社会影响和后果,为科学而科学的“价值中立说”在科学界仍有一定的影响。其次,科研工作者“在经济上收到双重挟制,不但他个人的生计,从长远来说取决于他是否能讨好他的雇主”[5],能否取得较好的名誉,受这些狭隘功利主义的影响,为争夺发表优先权,发布一些未评议的科学成果,导致最基本的道德自律缺失。再次,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之家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科学家只是一个纯粹的数学家、纯粹的物理学或纯粹的社会学家,不同科学共同体之间交流存在一定障碍,往往以自己的共同体作为标榜,导致科学传播范围的有限性,传播内容、价值倾向的片面性。

针对以上科研工作者责任伦理的缺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主席诺尔曼·奥古斯汀 ( NormanAugustine) 认为,“今天的科学家不再仅仅受自然规律的约束”,他们“在处理重力和电磁力的同时必须学会与社会的及政治的势力进行交往”[6]。这也是现在这个时代赋予科研工作者的责任,在科学探索和研究中必须融入伦理价值这一因素,摒弃科学的“价值中立说”,切实担负起对他人、集体及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其二,完善科技政策规范,实现自律与他律的有机结合。除对特殊的公共安全事件外,其余科学成果都应通过正常的审查程序来发布研究成果, “客观性”是保障科学发展的必备条件; 其三,祛除单一的技术功利性和工具理性,科研工作者应该撑起科学良心这一本色的道德屏障,在科学与人文融合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传播科学的真善美,有效促进社会对科学和伪科学的正确识别、理解与评价。总之,“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可以说是中立的或无涉价值的,但作为研究活动和社会建制是负荷价值和承载伦理的。科学家在科学工作中追求真的理论,感受美的神韵,他们也应该承担善的责任”[7]。

2. 2 大众媒体的责任伦理缺乏与纠正

著名传播学者李普曼认为,在大众媒体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与“三种现实”发生着关系,即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自身头脑中的“主观现实”以及传播媒体有选择地提示的“象征性现实”。科学技术与大众传媒二者是相互依存、促进的关系,一方面, “媒介即讯息”,科学知识等相关信息是大众传媒传播的核心内容,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传播与普及离不开大众媒体提示的“象征性现实”这个中介。然而, “象征性现实”往往偏离了科学本身,大众媒体的选择性“扩散”更多是迎合了受众的口味。

大众媒体的责任伦理缺失具体表现为: 一是时效性与客观性之间存在一定对抗。这一对抗主要表现为媒介特性与科学特性的冲突,大众媒体强调新闻报道的及时性,多数新闻作品具有“易碎性”这一特性; 科学知识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在一定意义上没有终极真理和绝对真理,是不断通过“假设—排除”来推动自身的发展。在这两种特性之间无法找寻到既重视科学规律,又重视传播规律的契合点,大众媒体和科学共同体之间沟通机制失效。二是真实性与专业性之间存在一定对抗。科学传播内容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传播符合组成,能够表达一种或多种正确、完整意义的科学信息。传播符号的正确与否对传播效果的正负效应起到决定性作用。由于科学概念术语的复杂性、科学知识的学术性,加之媒体人自身某一学科专业知识的匮乏,使得在进行科学传播时很难做到对符号意义的全面、正确地理解,经常会以想象来重构科学内容,出现断章取义、夸大其词,致使传播符号失真而引起的伦理问题难以避免。

如何将科研工作者的科学语言转换成通俗易懂的大众语言,这需要正确处理好科学规律与传播规律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媒介工作者与科研工作者之间建立有效的话语转换机制。一方面,首先让大众传媒自身理解科学,再让公众理解科学。科技媒体从业人员要做到: 一是对科学技术知识的理解; 二是对科学研究的过程、方法和科学成果确认程序的理解; 三是对科学精神的理解; 四是对科学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功能的理解[8]。提高自身的科学素养,是科学传播工作做到不偏不倚的保证。另一方面,大众媒体要加强新闻行业自律,对自身从事的传播活动进行自我约束、自我规范和自我管理,主动听取科研工作者的意见,辨证地认识和评价科技的“双刃”效应,严格担负起信息传播的“把关人”职责,确保科学信息实现跨越时空地传播、共享和运用。

2. 3 科技管理者的责任伦理偏差与出路

目前,我国科学传播主体的责任伦理考察主要局限于科研工作者、大众媒体等层面上,从科技管理者层面对责任伦理进行研究相对较少。“科学———或者更精确地讲是科学研究———之所以成为所有国家都极为关注的政治因素,正是因为使用科学资源的能力现在已经明显地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到处都在制订科学政策和建立相应的国家机构。研究组织趋向于越来越集中,变得完全置于国家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之下”[9]。作为一个国家的科技管理决策层,它可以制定科技产业政策、规范企业科技创新模式、调整科技资源配置等来对国家、地方的科技发展规模、数量、速度等进行宏观调控。科技管理决策层的举动很大层面上代表政府行为,在这种效力发挥的同时,也就义不容辞地承担了政府的行为责任。

科技管理决策层以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等作为责任伦理原则,来制定责任规范以及实施责任行为,将国家或社会集团的利益以及全球人类社会的利益统一起来,保证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对可能发生的社会风险有充分的预警。虽然我国在科技政策理念上强调科技进步与科技伦理并重,但是在实际的政策制度层面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科技发展的快速性及科技立法的滞后性之间存在矛盾; 二是科学管理决策层的价值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偏向工具主义和科学主义,落实到科技政策的制定和科学传播的操作上,过于强调自然科学的作用; 三是科技政策、制度制定的不公正,科技越轨行为监督不力,主要原因在于“相关政策制定主体实行精英垄断,使得任何对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政策制定本身的伦理追问都被排斥在政策制定的背景之外,使政策循环的反馈机制处于合法的不工作状态”[10]。

纠正科技决策管理层的责任伦理偏差的路径:一是结合我国特殊国情与科技发展现状,切实调整科学价值观,在制订和宣传科技政策、法规,以及科技奖励、成果传播与推广过程中,必须事先充分调研,广泛征求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界专家的意见;二是建立健全伦理道德审查监督机构,科技立法要有适当超前性,对预期可能出现的伦理或者法律问题的科技成果同相关科研人员一起做好跟踪与监督;三是对个别科研成员的违规或失范行为,由于大多不属于法律管辖,通过加强本人自律和舆论他律来得到克服、防止和净化。如实行专家评议制度是行之有效的途径。总之,科技管理者是科学传播实践的责任伦理主体之一,谋求科技政策的平衡与协调才能在科学传播中获得正确的舆论导向,最终达到消解责任伦理缺失的目的。

2. 4 社会公众的责任伦理偏差与消解

社会公众是科学传播运行的外在监督力量,即社会舆论的主体,在一般意义上,公众舆论必然影响到政府、科技部门科技决策的制定与实施,也必然影响到科技产品的发展速度、规模和方向。公众在科学传播过程中处于接受方,但这种接受并不是早期“魔弹论”、“皮下注射论”的观点,也即受众不是被动的接受信息,而是选择性的注意、选择和使用。在“地球村”的时代,公众不仅是科学传播的直接参与者,也是科技成果的直接消费者、监督者,公众有权用其道德敏感性去反思一切科技活动的正负价值负载。近现代以来,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成为公众理解科学的主流范式,把科学看作是一种实现目的的手段,“科学观念被实证地简化为纯粹事实的科学”[11],完全遮蔽了科学文化的底蕴及自由精神的超越。公众责任伦理的偏差主要表现为:一是对科技的“符号崇拜”,使得唯科学主义观念泛化。科学技术通过与生产力诸要素的结合,从而转化为“第一生产力”,为人类创造着巨大的物质财富,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境遇,公众“对经验和表象世界的想当然的理解变为一种迷信的形式,对科技符号的偶像崇拜就代替了对科学理性的追求”[12]。尤其是随着新媒体的发达,每一个公众都完全能实现从“接受者”到“传播者”、“制造者”身份的转变, “网络的快捷、对等和自由使信息把关困难、议程设置功能弱化,对话语权滥用等现象尚缺乏行之有效的对策”[13],容易使公众把自身作为崇拜者,对科技符号产生信赖和追捧。高技术、大科学符号常常见诸在报端、网络以及各类广告中,虽然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技信息的加速传播,却也制造了虚假信息的泛滥,潜在的“注意力经济”也会无形生成。久而久之,公众对于高科技画皮中的真相却难以得知。二是科学素养水平不高,使得对科学本质的认识不足。根据我国最近的一次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十一五”期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达到3. 27% ,虽然有一定的提升,但是仍然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水平。这些差距不仅仅体现在对科学知识的理解程度上,而且也体现在对科学本质、科学精神、科学对社会的影响等的理解方面。由此可见,中国的知识性社会还远未建成,科学教育需要加强。

在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的系统工程中,最基础的一环就是公众要克服“科学万能”的唯科学主义思想,净化自身内心环境,在观念和意识上要树立正确的科学技术观,消除科学力量的神圣化和意识形态化; 在行动上积极参与政府及其他科技管理层的决策讨论,成为关注科学、参与科学及监督科学的实践者。其次加强科学史教育,减少因科学符号混淆而导致对相关科学知识产生的误解。著名科学史家萨顿 ( George Sarton) 把科学史定义为“客观真理发现的历史; 人的心智逐步征服自然的历史; 它描述漫长而无止境的为思想自由、为思想免于暴力、专横、错误和迷信而斗争的历史。”在萨顿看来,科学史教育要克服片面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它的目标就是解释科学精神的发展”[14]。这需要我们在功利传统与理性传统、世俗实用与精神超越这两个维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把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有机联系起来,从科学、社会以及人的关系上把握科学教育的目标与任务,引导公众参与科学史教育,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公众理解科学,也有利于减少公众责任伦理缺失的行为发生。

3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