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法治蓝皮书

2011法治蓝皮书（共6篇）

篇1：2011法治蓝皮书

专家：2010法治发展体现立法者尊重公众意愿与诉求

2010年《法治蓝皮书》发布 回顾2010展望2011中国法治发展

2011年02月24日17:11来源：人民网手机看新闻

人民网北京2月24日电（记者 曹华）今日，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发布了2010年《法治蓝皮书》，蓝皮书总报告总结了2010年中国法治发展取得的进展，分析了中国在立法质量、政府管理理念与管理手段、责任政府、司法为民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并对2011年中国法治发展进行了展望。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研究员、法治蓝皮书执行主编、法治国情调查室主任田禾研究员在接受人民网记者专访时指出，2010年开门立法、民主立法成亮点，体现了立法者尊重公众意愿与诉求，努力确保法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态度。

展望2011年，专家表示，中国法治发展必定会以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人群作为努力的方向。国家将继续加大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破解民生的课题，加强权利监督，加大反腐力度。人们也期待国家和地方会继续在公车消费、公款接待等公务消费方面以及公职人员行为规范方面继续完善相关制度。成就——开门立法、民主立法成亮点 政府与公众交流更务实、自信法治蓝皮书指出，2010年，中国的立法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一批重要立法的如期出台，弥补了相关法律领域的空白，完善了相关的制度机制；法律实施继续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法治政府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执法理念、执法方式有了重大转变，政府管理朝着更加透明、开放、高效、廉洁、负责的方向迈进；司法活动着重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法律适用问题，注重高效公正高质量地化解矛盾、解决纠纷。

“就立法而言，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法治蓝皮书执行主编、法治国情调研室主任田禾研究员，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说，第一方面，立法机关比较注重规范权力的运行。出台了《行政监察法》、《国家赔偿法》等一系列法律来规范公权力；第二方面，立法比较注重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即社会权利。如《社会保险法》、《自然灾害救助条例》，还有气象灾害方面的规定，这一系列法规的出台表明，政府比较注重保护公民的权利；第三方面，立法机关比较注重社会的和谐发展，这体现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两个方面；最后，立法更加注重公民参与，开门立法比较突出。

“2010年立法方面重要的发展是，人民更多地参与了立法的过程”，法治蓝皮书主编、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研究员也表示，民主立法、开门立法体现了民主立法的程度、力度的加大。

广受关注的《车船税法（草案）》完成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程序。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立法机关共收到97295条修改意见、建议和40封群众来信。2010年1月，事关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新拆迁条例”公开征求意见，之后，2010年12月有关部门再度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广泛吸收了第一次征求意见期间公众提出的意见建议，对有关规定进行了完善和细化。

“一年之内就一部法规的制定两度公开征求意见，这在新中国立法活动中尚属首次。”李林研究员表示，这充分体现了立法者尊重公众意愿与诉求，努力确保法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态度。

此外，报告还指出，2010，各级政府机关在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服务型政府方面注重转变观念、创新了工作机制和工作方式，政府法治建设进一步加强。各级政府机关主动加强与公众的交流、互动。一些地方政府的公安部门组建了“公共关系领导小组”，承担新闻发布、警民互动、警队形象建设、涉警公共关系危机处置等职责。特别是，很多政府机关越来越重视公众舆情，主动运用网络等手段了解社情民意，将收集分析公众舆情作为其重要工作，并对公众的意见建议等做出积极反应。

“各级政府机关在与公众的交流、互动中表现得越来越务实、自信。一些地方政府在与公众的互动交流中，摒弃了官话、套话，放下官架子，虚心、耐心地与公众交流。这反映出一些政府机关工作态度和工作方式的巨大转变。”李林研究员说，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无惧公众的揭短、谩骂，勇于纠正错误、改进工作。这些改变表明，很多政府机关已经不再简单地将与公众的真心交流与互动作为追求政府机关形象与政绩的手段，而是将其作为把握公众诉求、解决公众关系的实际问题的重要渠道。

问题——政府管理体制有待完善 立法活动与现实生活脱节仍存

报告指出，中国的法治发展仍旧面临着立法活动与现实生活脱节的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立法存在空白、立法质量有待提升、相关法律制度实施效果不好等。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例，该项改革主要是依靠政策和低层级的规范性文件来推行的，缺乏必要的法律来规范和引导，难以保障改革切实到位。本备受关注的药价虚高、药品暴利等也与医药市场、药品供应保障的立法缺失有密切关系。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一些法律法规并未能在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存在有法不依的问题，或者有些法律制度的设计不符合社会实际，导致现有法律法规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田禾分析说，立法与现实脱节的问题有多重原因。就客观原因而言，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且，当前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和社会快速转型期，各种新问题层出不穷，缺乏可供参考借鉴的现成经验。

李林也表示，近年来，中国各级立法机关探索开门立法，利用公开征求意见、专家咨询等方式，广泛论证，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立法质量。

报告还指出，在中国法治建设中，政府管理理念、管理方式以及管理体制都有待完善。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确定正确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至关重要。在此过程中，尤其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公权力与私权利等的关系，准确处理加强政府管理、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与维护公共利益、稳定、安全等之间的关系。

“政府管理体制，最突出的问题是执法体制不顺、部门间不能协同管理、无法形成监管合力。” 田禾说，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研组2010年对地方政府开展的透明度调研为例，虽然《食品安全法》试图整合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职权，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效果，但是，仅就食品安全信息的公开效果一项就可以发现，各相关监管部门之间各自为战、各管一摊的问题严重，这令监管效果大打折扣。此外，政府管理反应迟缓，监管滞后的问题仍旧较为突出，安全监管也有待加强。

总报告称，虽然近年来国家推动了大部制改革，一些部门进行了整合调整，2但是，部门调整还没有从整体上实现管理职能的有机融合，没有完全达到有效提高管理效率的目的。另外，从2010年政府处理一些重大事件的方式就可以看出，即便在当前信息技术瞬息万变、信息高速传播的今天，个别政府部门仍旧还只会沿用传统的闭门开会、公文旅行的管理模式，在新形势下应对政府管理的意识和能力有待提升。政府管理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必将造成管理的滞后与缺位。展望——法治发展让经济成果惠及大众 加强民生保障和权利监督报告指出，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加强立法工作仍然是中国法治发展的重要课题。田禾表示，2011年中国法治发展必定会以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人群作为努力的方向。国家将继续加大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破解保障民生的课题。政府将继续加大保障民生的制度建设和资金投入力度，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更全面、更优质的公共服务。

“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首要的是切实保障民生。虽然国家近年来着力加大了民生保障的力度，民生保障的立法和制度建设取得较大发展，但由于社会转型、人员流动、城乡二元化、人口老龄化等因素，民生保障仍旧面临不少问题。”

对此，李林认为，2011年，国家必将继续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城乡公众的养老、就医水平；改革教育体制，实现教育公平，解决学前教育入园难，义务教育入学难；积极探索住房保障制度建设，起草基本住房保障法，加大住房保障公共财政投入，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水平。2011年，《社会保险法》的实施将会对实现公众社会保障权益产生积极的推动。

此外，各地推进大规模的城市发展和建设还在继续，拆迁征地也依旧是各地政府2011年面临的严重挑战。为此，政府必须处理好城市发展与公众的生存权、发展权的关系，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以及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李林表示，2011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出台能否为现阶段妥善解决城市拆迁中政府与公众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提供制度解决路径，值得关注与期待。同时，为了消除城乡差别，各地正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和一体发展。一些地方在打破城乡户籍差别，缩小并最终消除依附于户籍制度的各类公共服务待遇的差距，促进城乡人员自由流动，鼓励农民离开农地进城发展方面，做了不少尝试。在此过程中，如何保障公众尤其是农民长远的发展，也将是2011年甚至未来一段时间考验各级政府智慧的课题。

此外，报告还指出，国家将会继续着力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加大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力度。2011年，2010年出台的有关廉政建设的法规文件将推动中国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工作，各级政府将继续就公职人员财产监督、公职人员行为规范、公务消费等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推动制度创新，进一步构建完善的预防和惩治腐败制度机制。在2010年就公职人员财产监督和配偶子女移居境外公职人员的监督出台了规定之后，2011年，人们也期待国家和地方会继续在公车消费、公款接待等公务消费方面以及公职人员行为规范方面继续完善相关制度。

篇2：2011法治蓝皮书

反腐篇

张敬礼:雅贿也难逃法网 王贤泸:耀眼光环从此暗淡 王纪平:受审前“心情很复杂” 吴建文:从青年才俊到索贿巨贪 杨红卫:“吸毒”州长魄力错位 任居孟:贪腐千万靠药物入眠 都洁:海归女博士沉沦 林明勇:一面收钱一面说廉 张松坚:“贪坚强”落马还喊冤 杨光亮:敛财过亿人生双面 足坛反腐:拉开审判大幕

张敬礼:雅贿也难逃法网

【事件回放】

入选贪官: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副局长张敬礼

据2011年11月20日《北京晚报》报道,国家药监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敬礼因涉嫌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指使他人诬陷上司,违法销售所著书籍,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出庭受审。他被控受贿罪、诬告陷害罪、非法经营罪。

据指控,张敬礼受贿额为118万余元,而其非法经营额高达2300万余元,理由是其非法出售自己编著的书籍《寿世补元》4.3万余套。此外,检方还指控,张敬礼曾指使他人向中纪委及相关领导寄出1300余封诬告陷害他人的信件。

现年56岁的张敬礼具有研究生文化程度,安徽人。他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助理员,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保健和计划生育局副局长、局长,2003年10月起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2010年12月24日,张敬礼被北京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经北京市检察院决定,2011年1月6日被逮捕。

张敬礼被逮捕当天,中央纪委监察部公布了他的“四大罪状”:收受巨额钱款;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并获得巨额利益;捏造受贿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生活腐化。他因此被“双开”,并被移交司法部门。据报道,药监局内部通报张敬礼的处理决定后,当场播放了一段视频,是张敬礼在“天上人间”被拍到的画面,内容不堪入目。

张敬礼在国家药监局任要职期间,仍笔耕不辍,其署名或并列署2

名的著作有《百年FDA:美国药品监管法律框架》、《维护公众健康——中国食品药品监管探索与创新》、《中国食品药品监管理论与法律实践》、《寿世补元》等。

张敬礼利用自己在国家药监局任副局长的身份销售自己所著书籍,一些药企为了巴结这位副局长“曲线行贿”,不惜出高价购买“局长书”。

指控称,张敬礼利用职务之便,先后为北京朗天投资有限公司等3家单位提供帮助后,向3家公司索要1400套名为《寿世补元》的书籍。而这部内容涉及延年益寿、治疗各种疾病奇方的书籍《寿世补元》,作者正是张敬礼本人,其定价高达368元。

检方认定,2006年至2009年间,张敬礼利用职务便利,先后在天津某公司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撤销被侵权药品注册号、了解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数据等事件中提供帮助,并于2009年底向该公司索要《寿世补元》一书350套,价值19.81万元。2008年底至2010年5月间,张敬礼承诺为北京朗天投资有限公司在北京投资筹建疫苗厂提供帮助,并于2009年底向该公司索要《寿世补元》一书500套,价值28.3万元。2009年间,张敬礼为北京某公司承揽处方药代理业务提供帮助,并于2009年底至2010年初,向该公司索要《寿世补元》一书550套,价值31.13万元。

【警示意义】

“书中自有黄金屋”,这句古谚用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副局长张敬礼身上,是最有讽刺意味的了。直接从行贿者手中接钱拿3

物,早晚会有暴露出问题的风险。让行贿者高价买自己的书,再给对方办事,张敬礼这招真可谓高。如果不是东窗事发,张局长恐怕还在出售他的高价书。张敬礼事件,提醒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贪官的隐形受贿形式。

【各方观点】

五岳散人(新闻评论员):按说张敬礼这种敛财的招数还真不算是其首创,最近这些年里,很多官员落马之后都被发现有这种出书致富的情况,而且题字、写诗、买卖古董都屡有发现,这路手法被名之为“雅贿”。要想遏制“雅贿”,恐怕只有“官员财产公告制”这种东西才会有效了。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单项的手法,能够让官员在这种灰色地带赚来的家业真正曝光,要不是东窗事发,这样的事儿说不定还会传为美谈。

——2011年1月14日《东方早报》

池墨(新闻评论员):张敬礼落马后,被媒体称为是从“天上人间”“掉下”的高级官员。官员包养情人,去“天上人间”这样的高档娱乐场所消费女色,成为一种严重污染官场的腐败风气。而官员生活作风的腐化,和经济上的腐败往往相互交织在一起。很多官员包养情人后,为了满足情人的欲望,常常利用手中的职权大肆贪污、受贿。不但让官员群体的形象受到影响,也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伤害了民心。

——2011年11月22日《检察日报》

王贤泸:耀眼光环从此暗淡

【事件回放】

入选贪官院: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销售分公司原总经理王贤泸

王贤泸,曾因推进企业改革成效显著被员工誉为“王改革”。然而,也就是这样一个头顶“改革先锋”光环的国企“一把手”,竟一步步蜕变成腐败“蛀虫”,利用手中职权大肆收受贿赂甚至公开索贿,其家中的奢靡程度连查过不少贪官的检察官都眼晕。而在其任职的14年时间中,王贤泸不仅未被查处,还步步高升。

根据2011年11月21日《经济参考报》报道,王贤泸因受贿859万余元、1000余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黑龙江省林区中级法院数罪并罚一审判处无期徒刑,目前已入监服刑。

据了解,王贤泸2011年56岁。他在石油系统工作多年,曾任科尔沁油田开发公司经理、曙光采油厂厂长,2006年任中石油黑龙江销售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还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第十届委员会委员。

在一些人的眼里,王贤泸是一个“爱学习、善开拓”的人。他担任辽河油田曙光采油厂厂长时,因为推行扁平管理模式,被誉为“王改革”。王贤泸到中石油黑龙江销售分公司任职后,开始大力开展非油业务,在加油站增设便利店,实行统一管理、采购、配送、核算,第一年销售额就超过了1000万元,第二年销售收入突破5000万元,受到上级公司的肯定。

让人想不到的是,在王贤泸“改革派”光环的背后,隐藏着多年来的大肆贪腐。2009年12月4日,王贤泸因涉嫌受贿犯罪被刑事拘留,随后被逮捕。王贤泸被抓,在黑龙江省石油销售系统引起强烈震动。

搜查时,检察官在王贤泸家搜出大量金银工艺品、金饰品等贵重物品。本来认为两三个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几个检察官干了九个小时。后来,仅金银工艺品的鉴定费就花了上万元。

在王贤泸的家里,检察官发现了一份礼单。根据礼单记载,仅一次葬礼和一次婚礼,王贤泸就收了上百万礼金,最大一笔礼金高达数十万元。

【警示意义】

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王贤泸多次收受贿赂,一直未受到应有的惩处,这反映出监管部门的无所作为,对于国企高管的监管形同虚设。部分国企“一把手”一言堂,为所欲为。在王贤泸时期,中石油黑龙江销售分公司形式上是重大问题党组研究,实际上是王贤泸一个人说了算。如果是真正的集体决策,王不可能在腐败的道路上走这么远。国有企业“一把手”的权力过于集中,人财物都由“一把手”说了算,谁来监督、怎么监督值得反思。

【各方观点】

反腐败专家、湖南商学院副院长王明高:此案反映出,国有企业的权力构架不合理,“一把手”既当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权力缺乏有效制衡。“一把手”离其上级太远,能管得着的人离得远、看不见,内部的人、离得近的人看得见却管不着、不敢管,事实上处于极少被监督6 的状态。再优秀的人,面对诱惑时间久了,也不可能始终洁身自好。

——2011年11月21日《经济参考报》

张培元(新闻评论员):在王贤泸任职的14年中,尽管多次遭到举报,但他不仅未被查处,还步步高升,真是一个荒诞现象。边腐边升的王贤泸,每一次升迁都是对选人用人机制的莫大讽刺,都是对反腐约束机制的深度拷问。一个贪官14年边腐边升,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或许是偶发现象,但有如此多“官场同类项”不断合并,却显得非常不可思议。其中的症结,不是反腐两字能轻轻带过的。

——2011年11月27日《法制日报》

王纪平:受审前“心情很复杂”

【事件回放】

入选贪官:北京市地税局原局长王纪平

北京市地税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纪平涉嫌贪污1047万元和受贿435万元,被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提起公诉。2011年11月28日上午,此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开庭。

当王纪平出现在法庭外的走廊里时,多名记者按动快门,朝着他不时地拍照。王纪平没有躲避记者的镜头,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脸上并没有显出紧张的表情。记者趁机采访王纪平:“现在马上受审,你有什么样的心情?”王纪平想了一会儿,才回答说,“我心情很复杂。”记者追问道:“你认罪吗?”王纪平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我没罪。”随即,王纪平被带进法庭受审。

王纪平于1948年8月出生。1974年复员后,在北京市海淀区一副食店当售货员。1977年后,曾任海淀区副食品公司团委书记、党委委员、海淀区委财贸部副部长、海淀区副区长、区长。1994年1月至2001年8月,任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2001年9月调任市地税局局长。

2011年7月20日,王纪平涉嫌贪污1047万元和受贿435万元,被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提起公诉。

据检方指控,2001年9月,王纪平被调到北京市地方税务局担任局长后,着手倡导税控机改革,将手写发票改为机打发票,大力推动税务信息化进程,意图更好地防止偷税漏税。可是,包括王纪平在内的多8

名官员在税控设备的招标采购中,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先后落马。

2011年11月11日,女商人赵耘因涉嫌通过王纪平,将1047万非法占有、给予地税系统官员980万好处费受审。

王纪平多次伙同其弟弟、儿子及妻子等亲属,为他人在承揽工程、产品采购、工作调动等方面提供帮助,先后多次收受单位及个人给予的款物共计价值435万余元。

王纪平的辩护律师原伟介绍,检方指控的1047万元贪污款,王纪平本人并没有见到。他曾向媒体透露,将对检方指控的贪污罪,为王纪平作无罪辩护;对王纪平被控受贿的大部分指控,他也将作无罪辩护。

【警示意义】

像许多落马的官员一样,王纪平是一个“能人”,而且非常强势,这也就是他能力排众议,推行一些税务改革的原因。如果没有其后税控机招标中出现的腐败,谁又能说清他的行为究竟是“魄力”还是“霸道”?官员不应是王纪平这样的“能人”,只有完善一套科学民主的监督机制,才不会出现“一个人说了算”、个人意志轻易左右招投标结果的局面,暗箱操作才不那么容易实现。

【各方观点】

倪洋军(新闻评论员):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在工程建设以及项目招标等领域发生的腐败行为,常常呈现窝案、串案等特点,大小领导集体腐败、共同犯罪。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在权力膨胀、监督缺失的情况下,再好的制度也无法落到实处,发挥应有的制约作用。王纪平及北京地税系统腐败案件暴露出相关部门某些管理制9

度本身的漏洞、用人制度的缺陷和日常监督制度的乏力。

——2011年8月24日《齐鲁晚报》

郝洪(新闻评论员):在掌握着财政、审批等绝对权力的王纪平们看来,包括招投标在内的所谓制度,不过是他们钱权交易的挡箭牌。在这个挡箭牌下,王纪平们和那些不法分子一起相互借力,侵吞着国有财产和社会财富,共同的利益将他们捆绑在一起,形成巨大的社会黑洞。漏洞百出的招投标制度固然需要修复,更需要建立的是对权力的监督体系,只有消除绝对权力,才能从根本上打破王纪平们的“惯例”。

——2011年10月13日《京华时报》

吴建文:从青年才俊到索贿巨贪

【事件回放】

入选贪官:上海医药集团原总裁吴建文

名校毕业的博士,28岁走上国有企业领导岗位,31岁初次受贿。10年受贿30多次共1187万余元,年均受贿近120万元;伙同他人侵吞公款500万元;挪用公款3355万余元,至今仍有1485万元未归还;隐瞒不报境外存款港币110余万元。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药集团)原总裁吴建文因犯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隐瞒境外存款罪,2011年11月8日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吴建文199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曾先后担任上海新亚药业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新先锋药业公司总经理,上药集团抗生素事业部总裁和上药集团总裁兼新先锋药业董事长。从个人成长的履历看,吴建文是一名难得的专业型国企人才、青年才俊。

事实也的确如此。大学毕业后吴建文进入国有企业上海新亚药业公司工作。在基层工作中,吴建文凭借个人努力和专业知识,很快得到企业领导的重视,在参加工作6年后被提拔为公司副总经理,时年28岁。当时,展现在吴建文面前的是人生道路全新而又灿烂的一面。

在前途一片光明时,不断增大的权力是福还是祸?对这个问题,吴建文并没有搞清楚。因为企业内部监督制约“不给力”,长期兼任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吴建文,在一步步获得更大权力的同时,也开始一步步走向堕落。

2001年,吴建文已经是上海新亚药业公司总经理,公司办公楼改建项目承包商郭某向他行贿20万元。起初接受这笔受贿,吴建文坦言:“很紧张,彻夜不眠。”

吴建文受贿行为发展到后期,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的你给我收,而是直接向生意伙伴索贿。据重庆某医药公司负责人杨某回忆,吴建文曾向其明确表示“做生意要灵活点,要懂得做人,钱不能一个人赚,一个人赚钱就没人帮你”。行贿人石某也透露,吴建文曾用英文告诉他“half to half(一人一半)”。而更让人吃惊的是,2009年,吴建文在明知组织已经对其展开调查的情况下,还向他人索贿60万元。

【警示意义】

吴建文不到30岁即担任国企高管,可谓平步青云,但由于自律不严,他律缺失,最终难逃幻灭。吴建文长期兼任下属两家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造成董事会和经理层“一人说了算”,为吴建文贪腐提供了可乘之机。吴建文落马,警示着我们的组织部门:要严把干部选拔入口,完善官德考评体系,加强对备选干部的品德考察,坚决摒弃重才轻德、以才蔽德的错误用人观,不给有才无德者可乘之机,真正树立起“以德为先、德才兼备”的鲜明用人导向。

【各方观点】

言者(新闻评论员):翻开贪官的档案,谁都不是天生的坏蛋,都有一部从荣光到幻灭的历史。吴建文收“处子贿”,紧张得一夜未眠。或许,他也曾抱侥幸心理,发誓从此收手,但只要有了第一次,又怎挡得住第二次、第三次?这“第一次”,一如打开潘多拉的魔盒,贪欲的12

魔鬼便竞相接踵而来。吴建文从初次受贿的紧张、担惊受怕,发展至后来贪得无厌,变着法儿“捞钱”,也正是许多贪官们走过的“进行曲”。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2011年11月24日《羊城晚报》

上海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林东品:吴建文的情况并非孤例,一些地方国企高管不时爆出贪腐大案,表明了国企监管的缺失。当前不少国企设立了董事会及独立董事制度,但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漏洞。未上市国企也应该进行信息披露,以便于公众监督。此外,国企高管还应实行“财产公示”。

——2011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

杨红卫:“吸毒”州长魄力错位

【事件回放】

入选贪官: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原州长杨红卫

2011年4月28日,云南省纪委决定并报经省委同意,对楚雄州委副书记、州长杨红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调查。2011年4月29日,楚雄州委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云南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张百如代表省委宣布干部免职决定:决定免去杨红卫中共楚雄州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免去杨红卫楚雄州人民政府州长职务。

据《法制日报》报道,云南省纪委的调查结果显示,2006年至2011年,杨红卫在担任楚雄州委副书记、州长期间,先后收受贿赂人民币1011.09万元、美元13.8万元、港币3万元、澳元3万元、贵重物品折合人民币95.98万元。

杨红卫还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经调查,杨红卫、余赛英夫妇在昆明、个旧、弥勒、建水、大理有房产17套,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有房产6套。

除此之外,纪委还查明,杨红卫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吸食毒品;违反社会主义道德,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收受礼金人民币35万元。

据了解,姚安县“7〃09”地震恢复重建出现豆腐渣工程,杨红卫对此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杨红卫吸食的毒品,并非海洛因、冰毒等常见毒品,而是“卡苦”。“卡苦”由鸦片和多种中草药混合而成,与云南很多地区流行的水烟14

烟丝形似,而且可以用水烟筒吸食。如果不细心观察,周围的人不一定能察觉是在吸食毒品。

“卡苦”主要流行在富裕阶层,甚至在有的地区被当做是身份地位的标志。有楚雄政界人士曾透露,作为州长的杨红卫,居然在会议现场一边开会一边吸食“卡苦”,被公安人员发现后曾报告给有关领导。

2011年8月17日,云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依法提出关于对杨红卫的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罢免案。2011年9月30日,杨红卫被终止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杨红卫大学毕业,少数民族身份,以共青团干部从基层起家,在仕途上根红苗正,44岁就以正厅级干部出任一个大州的州长,少年得志。据了解杨红卫的干部介绍,杨红卫执政行事有两大特点:一是强势,二是高调。所谓强势表现在施政方面,就是敢决断、敢拍板,明知有风险、有异议也坚持到底。杨红卫任楚雄州长后,当时的州委书记据说长期患病,杨红卫成了实际意义上的一把手,这也为他的强势执政、运动式发展经济提供了客观条件。所谓高调,就是性格开朗,说一不二,不加掩饰,包括吸毒。“最年轻的民族干部”、“最能干的州长”的光环,笼罩了他的贪腐行为,使得他得以一边干事、一边贪腐。

【警示意义】

说到贪腐官员,最容易让人联想到的就是收受贿赂、包养情妇、巨款豪赌、挥霍公款;现在,“吸毒州长”杨红卫的出现,一是腐化官员里又多了一个新面孔,二是在他们的“腐化事迹”里,又多了一个新名词、新品种——吸毒。杨红卫之所以魄力错位,敢闯法律“红灯”,15

说到底,还是监督乏力所致。若不在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上发力,一些官员错位的魄力,一定还会生发出新的“花样”。【各方观点】

廖保平(新闻评论员):杨红卫这么多房子显然不是靠工资收入能买得起的。因为贪污腐败,贪官要想获得房产变得十分容易。尤其是跟房地产产业密切相关的部门和官员,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几成公开的秘密。贪官从房地产中拿的越多,房价就越难降下来,民众就越是买不起房。无论从反腐倡廉来说,还是从平抑房价来说,形成对贪官的高压打击之态都是十分必要的。

——2011年8月4日《珠江晚报》

皕文(新闻评论员):地方官员谋政绩,形同商人逐利。这些年来,地方之间的竞争,争的是招商引资的实力;官员之间的政绩比拼,主要拼的也是招商引资的本事。官员热衷政绩工程,不外乎可以快出政绩,快速升迁。但招商变成“招伤”,可能就对一个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埋下隐忧,只对当前负责不对长远负责的行为,让“前任班子的政绩成为后几任班子的包袱”,最终让民众来买单。官员们要多一点“功成不必在我任期”的理念。

——2011年11月16日《第一财经日报》

任居孟:贪腐千万靠药物入眠

【事件回放】

入选贪官:山东省齐河县财政局原局长任居孟

176张存款单,1194万元巨款,压得他喘不过气来。2007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他每天都在极度不安中度过,每当听到有贪官被判刑,他都比照自己,暗自计算自己可能被判多少年刑。他就是山东省齐河县财政局原局长任居孟。

2011年6月29日,山东省德州市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宣判,以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任居孟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60万元;以受贿罪判处任居孟的妻子贾文英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宣判后任居孟没有上诉。

1952年11月,任居孟出生在齐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童年时期经历过三年经济困难的他,在刚刚踏入社会时,无论在哪个岗位,他都表现出强烈的事业心和进取精神。1996年2月,任居孟被任命为齐河县财政局局长。1997年7月,他被提拔为县长助理兼任财政局长。2003年1月,任县政协副主席、县长助理,继续兼任财政局长,成了名副其实的县级领导人。

“细水长流,积沙成塔”,几年时间,任居孟敛财千万元。据说一开始,任居孟对送上门的金钱拒绝过、犹豫过、害怕过,但还是受不住金钱诱惑,于是边收钱,边用“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既然湿了鞋,干脆洗个澡”来自我安慰。

巨款带给他的不是快乐,而是胆战心惊。任居孟说,自己离开工作17

岗位到案发的这三年时间里,内心一刻也没有平静过,白天出门像做贼一样,留意有没有纪检、检察院的人跟踪,夜间在睡梦中听到刺耳的警笛,仿佛纪检、检察人员要抓他,吓得只能靠药物入眠。

据《大众日报》报道,任居孟生活中是一个“吝啬鬼”:大清早和一帮老头老太太在超市门口排队,只为买一斤便宜一角钱的鸡蛋;一件内衣穿了十几年,洗得都露出了洞,也不舍得扔掉;退休后以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其它地方都响”的旧自行车代步。被抓捕后,有段时间,任告诉家人从家里捎些鸭蛋来,说是因为监所里的鸭蛋要一块钱一个,比外面的要贵。

归案后的任居孟一开始极为不配合,从哪里开始交代呢?任居孟扳着指头回忆起来。实在是牵扯的部门单位太多,办案人员拿过一本齐河县党政事业单位通讯录说,“干脆上面的花名册,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来吧”。最终,办案人员惊奇地发现,整本通讯录上凡是属于财政拨款的单位,几乎都没有逃脱任居孟的手。每个单位只要是申请财政拨款,任居孟总会想方设法“雁过拔毛”。从一万两万,到四五万,最高一笔为十万,而数额最少的一次收受贿赂,只有500元。

【警示意义】

关于任居孟的节俭故事,让我们对这个“葛朗台”财政局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仅看他的日常表现,谁能想到他竟有176张存款单,“身价”达千万?针对类似台上大谈反腐台下大搞腐败的官员,我们除了感叹甚至佩服其演技高明外,还该拿什么戳穿腐败者的虚伪面具呢?说来说去,财产公示始终是反腐倡廉绕不开的重要一环。不管怎18

样,各方始终都应对财产公布制度抱着积极的态度,并尽力推进这一制度的进步。

【各方观点】

殷国安(新闻评论员):腐败分子受贿捞钱,都是利用自己权力范围内的“资源”,可能面广量大。即使他们已经打算坦白交代了,也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对于财政局局长而言,他既然在财政拨款时收取单位的“手续费”,那么,就可能涉及每一个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对照那本党政事业单位通讯录,一家一家地回忆排查,就是一个不错的办法。看来,这种通讯录的妙用,还真的可以推而广之。

——2011年11月8日《法制日报》

言者(新闻评论员):人人都说钱是好东西。爱钱者如任居孟,手握财政大权,乃一方之财神爷,脑子灵、算盘精,哪个单位要钱要拨款,对不起,从咱财爷门前过,得先留下买路钱。那个贪婪劲,堪比“硕鼠”。但鼠再大,胆就那么点儿,见不得阳光。头枕巨款,却难以入眠,盖因这财来路不正。所以,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但要夜夜睡得香,不怕鬼敲门,还要莫做亏心事。

——2011年8月20日《羊城晚报》

都洁:海归女博士沉沦

【事件回放】

入选贪官:山西省太原市水务局原局长都洁

新华社记者于2011年6月3日从太原市中级法院获悉,经太原市中级法院二审裁定:拥有海外博士学位、通过全国公开选拔上任的山西省太原市水务局原局长都洁,受贿35万元、贪污26万多元,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都洁从一名年轻学者到腐败干部的蜕变之路发人深省。

都洁曾在日本、泰国留学,拥有博士学位,后在武汉大学做博士后研究。2007年7月,太原市委面向全国公开选拔7名县处级正职领导干部人选时,时任武汉市汉阳区科技局副局长的都洁,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2007年10月,都洁被任命为太原市水务局局长,时年41岁,此后又当选省政协委员。

然而,这名被寄予厚望的女博士局长上任不久,就开始了腐败行为。经法院查明的犯罪事实中,都洁多次向基层干部索贿,也曾通过虚报项目套取财政专项资金。2009年1月,都洁向清徐县水务局局长成某提出,自己购房短缺资金20万元。之后,成某从获得下拨水资源费的清徐县东于村委会主任手中拿来20万元,送给都洁用于购房。

2008年12月,都洁未履行正规项目申报批准程序,便通过一家房地产公司副总余某擅自以水务局名义与一家环保科技公司签订了虚假的水处理工程合同,约定合同金额48万元。之后,都洁安排市水务局上报了该项目,33.6万元的财政首付拨款便拨付到这家环保科技公20

司账户。2009年1月,都洁以女儿的名义与余某的房地产公司签订内部购房协议,并从上述水处理项目财政拨款中拿出26.88万元作为购房首付款。

2010年初,群众向纪检监察部门举报都洁贪污受贿等问题。2010年4月,太原市纪检部门展开调查,其经济问题“浮出水面”。2010年11月5日,都洁被检察机关决定逮捕。

2010年12月,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以都洁受贿35万元、贪污26.88万元,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五年。都洁不服提起上诉。太原市中级法院经过审理,对都洁受贿、贪污一案作出裁定,维持了一审判决。

【警示意义】

都洁曾顺利通过很多考试,却没有通过“廉政考试”。都洁在国内外和书本上学了不少东西,但缺乏对党和人民的深厚感情。公选干部是一种好的制度,不拘一格降人才,但还应把“德”字放在首位。这个案例警示我们在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时候,除了坚持知识化的同时,还要看其对党的执政纲领的认同感,看其心灵深处是否有对党纪国法的敬畏。

【各方观点】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贾桂梓:都洁自恃比别人读的书多,又是局里一把手,把组织上对她的信任当成可以凌驾一切的特权。她之所以赤裸裸地索贿,实际上是一种猖狂,是无视党纪国法。这位通过公考上来的“博士局长”在位没满3年,就因腐败而落马,着实令人痛惜。21

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应该德才兼备,改革开放以来,领导干部较之前知识性、专业性明显强了,但其中部分领导干部缺乏在一线的锻炼。

——2011年7月5日《山西日报》

冯印谱(新闻评论员):都洁由博士成为副局长、局长,显然早已实现了由学者到官员的“华丽转身”。让一个官员身上依然保持学者的形象,是一种天真,恐怕这样的官员在今天的官场较难寻觅。为什么高学历学者一旦进入官场,同样不能经受住权力的诱惑和龌龊空气的浸染?是学者之过,抑或是官场之罪呢?在贪官榜上,高学历官员贪腐,都洁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2011年10月10日《三晋都市报》

林明勇:一面收钱一面说廉

【事件回放】

入选贪官:海南省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林明勇

2011年9月23日,海口市纪检部门首次证实,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林明勇在担任多个领导岗位期间,利用职权和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土地开发、土地整合等方面谋取利益提供帮助,多次收受他人巨额钱物。

海口市纪委对林明勇的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调查。鉴于林明勇的行为已涉嫌犯罪,林明勇已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据了解,林明勇早在2010年12月就已被纪检部门带走调查,主要问题为涉嫌收受他人巨额贿赂,随后办案人员在其家中搜出大笔财物。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林明勇一方面收受他人巨额钱物,一方面却大讲廉政建设。在就任海口市国土局局长一职后,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要正确处理好人品与官品的关系、权力与责任的关系、自律与他律的关系,做一名称职的领导干部。

2010年7月,林明勇在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反腐倡廉教育月动员大会上,要求干部职工努力做到“日读一小时,月荐一本书”,读“红”书、读“廉”书,深入普及廉政文化知识、廉洁行为规范。

此外,他还动员个人将收受的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贵重物品等主动上交纪检监察机关廉政账户,增强廉洁自律,自觉拒腐防变。

2010年4月,海口市国土局举办预防职务犯罪专题讲座,林明勇亦公开表示要坚持不懈地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制度的执行力,以老实做人、清白做事要求自己,认真做好人生核算。

【警示意义】

又见贪官落马,又是一边讲廉政一边狂贪腐的“两面”贪官。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官场乱象,像变戏法一样不断地重演着,发人深思、催人警醒。清正廉洁的人民公仆都是相似的,弄虚作假的贪官蠹虫,则各有各的不同。“倡廉贪官”的出现,既不可笑,也不惊人,需要警醒和重视的,还是一句老话:贪官们的“前腐后继”,到底是他们欺骗世人的演技太高超,还是某些地方防腐堵贪的篱笆扎得不够紧?

【各方观点】

司马童(新闻评论员):林局长为什么可以像个出类拔萃的演艺明星,一方面大肆收受着他人的巨额钱物,一方面却神态自若地大讲廉政建设?原因无他,都是缘于这些“官场秀角”向来只把反腐倡廉这一严肃工作命题,化解成“亦公亦私”的两种说唱版本。只可惜,现在因他原形毕露,也让外界“疑屋及乌”地伤到了本来不错的“廉政业绩”。

——2011年9月28日新华网

倪洋军(新闻评论员):大凡贪官都比较善于伪装,这似乎已经成了一条定律。因为贪官们总不想别人说自己是贪官,于是也常常会在不同场合大讲廉政,给人一种很痛恨贪官的印象。这些官员很精通于官场厚黑学,很擅长于在官场中周旋钻营,很习惯于在各种公开场合做足表面文章。所以,选任干部、识别干部,不但要听其言,更要观其24

行,要以历史的、全面的、群众的眼光看待干部,绝不能被假象所迷惑。

——2011年9月28日人民网

张松坚:“贪坚强”落马还喊冤

【事件回放】

入选贪官:安徽省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明光市委原书记张松坚

2011年7月,安徽省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明光市委原书记张松坚受贿案终于尘埃落定。安徽省高级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张松坚的上诉,维持一审法院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

在这份仅有7页纸的刑事裁定书中,有一句话特别醒目:“本院认为,上诉人张松坚……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且在被审判期间始终拒不供认主要犯罪事实,没有悔罪表现,应依法惩处。”而在一审判决中,也有对张松坚认罪态度相同的表述,称其“在被审判期间,拒不认罪”。

法院这样认定其实并不意外。《检察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此案一审开庭审理时,面对检察机关的指控,张松坚就为自己“喊冤”,辩称指控其收受的97%的贿赂款都是“子虚乌有”,另外3%的款项则是自己的奖金和礼金。他甚至声称当地民风不好,100多人都来作伪证“陷害”他。

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松坚在任滁州市南谯区常务副区长、区长、区委书记和明光市市委书记、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企业改制、干部任用、分配安臵、土地转让及开发等领域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贿赂。在11年时间里,张松坚先后42326

次收受162名党政干部和企业人员贿赂,平均不到10天就受贿一次。在滁州市南谯区任职期间,他先后收受该区21名党政干部、公司企业人员贿赂款、购物卡计18万余元。在明光市任职期间,他除收受明光市9名企业董事长等人贿赂款、购物卡210万元外,还收受明光市132名党政干部贿赂款、购物卡计207万元。在其单次受贿中,10万元以上的就有10次,最少的一次为800元。

一审宣判后,张松坚提出的上诉理由也似乎“一脉相承”:判决书认定他非法收受428.3万元和价值7.08万元的购物卡不是事实,他没有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钱款,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宣告他无罪。

一位来自公诉部门的检察官告诉记者,在近年来安徽被查处的贪官的判决书中,明确表述被告人“始终拒不认罪”、“没有悔罪表现”的,张松坚受贿案恐怕是第一例。

因为见惯了贪官被查处后“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悔罪场景,也多次报道过一些相当级别的贪官在庭审的最后陈述阶段“痛挖”自己的犯罪根源,无论是其真心悔过还是出于“作秀”,至少还表明其落马后尚有一丝对法律的敬畏,尚有一点做人为官的廉耻之心。也正因为如此,收了400多万元还大呼冤枉的张松坚式的“贪坚强”才具有解剖的标本意义,才更值得人们高度警惕。

【警示意义】

不少贪官抱着“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心理,认为只要自己死不认账,司法机关就不能定自己的罪。在主张不能强迫自证其罪的新形势下,贪官的这种侥幸心理将为职务犯罪侦查工作27

带来更大的困难。“贪坚强”的出现,给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相当大,如果处理不当,会误导一些不明真相的公众觉得拒不认罪的官员未必就是贪官。

【各方观点】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刘为军:职务犯罪手段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而涉案官员多少有些影响力,一旦案发,往往会用尽各种可能的办法与侦查部门抗衡。刑法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就已经充分反映了查处这类涉案官员的难度。有学者曾主张将该罪名改为“拒不说明巨额财产来源罪”,这种主张很有道理,直接将刑法规制的对象指向职务犯罪中的拒不供述行为。如果这一主张成为现实,无疑会成为查处“贪坚强”的利器。

——2011年9月13日《检察日报》

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系主任、博导廖晓明:“贪坚强”的出现,给检察机关的侦查取证和法院的审判带来压力。对贪官的惩处制度应该更加规范,对拒不认罪的贪官,在拿下案件后可以考虑依法从严惩处。这样方能让企图通过拒不交代、拖延时间获得从轻惩处的“贪坚强”们的侥幸心理彻底破灭。

——2011年9月13日《检察日报》

杨光亮:敛财过亿人生双面

【事件回放】

入选贪官:广东省茂名市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

“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是魔鬼”——这句话不是诗歌也不是哲语,而是广东省茂名市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在受审时的开场白。2011年10月12日,由广东省高级法院指定管辖,杨光亮涉嫌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在广州市中级法院二次开庭。

这次开庭的原因是杨光亮的辩护人提交了新的证据,并认为杨光亮涉贿金额应当去掉500万元,来源不明的财产数额也应减少180万。法庭就此进行了质证和调查。

2011年6月21日第一次庭审时,检察机关指控,1992年至2009年,杨光亮在担任茂名市电白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茂名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1048万余元、港币200万元,还有折合人民币3464万余元、欧元2.4万元财产不能说明来源。起诉书显示,杨光亮涉案的犯罪事实多达19起。

公诉人发表完公诉词后,杨光亮深有感触,当提及对自己行为的悔恨时,一度哽咽,无法言语。对检察机关指控的十多项受贿事实,他均表示“认罪服法”,少有异议。杨光亮感慨自己的“遭遇”,甚至还咏了四句诗歌。不过,他说“虽然我犯罪了,但是,我还是对得起茂名人民”。杨光亮曾经仕途光明,曾经清贫朴素、以身作则、忠诚专

一、为人豪爽……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台上台下,杨光亮有截然不同的两29

张面孔。

杨光亮,广东电白人,2003年任广东省茂名市委常委、茂名市政府常务副市长。茂名市电白县岭门镇海坡村,一栋低矮的白色小屋被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把守着,围墙边长满半个人高的野草。在周围满是三层洋房的映衬下,谁也不会想到,这栋看上去如此破旧的房子是杨光亮的老家。

而真正属于杨光亮的,只有这个房子的一半——这栋只有四间房的小屋,分立两扇大门,一边属于他,一边属于他堂兄。每年,杨光亮都会回这栋老屋小住,有时还邀请省、市的同志到家做客,以表自己的朴素和清贫。

其实,房子的主人完全有能力让它变得富丽堂皇,但20多年来,它一直这么破旧着,甚至连同周边杨氏家族的数栋红砖房一起,保持着“清贫”本色。不仅如此,即使已官至茂名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这位副厅级干部一家三代至今还“蜗居”在当年市政府的房改房里。

然而,就在茂名市区和近在咫尺的电白,杨光亮拥有两套洋房和两套别墅,在广州、珠海,他也购买了多套房产。再“清贫”的假象,也掩盖不了“巨贪”的事实。

【警示意义】

每个大贪官都有自己奋斗的经历与故事。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从农村出来,白手起家坐上高位的。遗憾的是,最终他们还是腐败了。这表明:官员的腐败主要不在于他们的本性不良,也不在于党和政府的道德教化不够,而是因为官员的权力存在腐败漏洞。人民的利益高30

于一切,让贪官服法、让领导清廉,恐怕才是真正“对得起人民”。

【各方观点】

大林(新闻评论员):贪官受审,一般都会有所忏悔,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等等,以期获得同情,从宽处罚。无论忏悔是否真诚,求生之心可以理解。这个杨光亮不同,说“虽然我犯罪了”,但“对得起人民”。要说“对得起”,杨光亮确实对得起那些愿意出钱找他办事的人。他们的“投资”,不止十倍百倍地获得回报。然而,这样的投桃报李,除了损害人民的利益,不可能“对得起人民”。

——2011年6月28日《长江日报》

张桂辉(新闻评论员):杨光亮无论在官场中,还是在社会上,居然都“有不错的口碑”。原来,他有好几张面孔,其中之一就是“讲义气”。贪官所讲的义气,是有讲究和选择的,更是有实惠与好处的。讲义气,不但是有原则的,而且是有代价的。毫无原则地讲所谓的义气,或迎合“朋友”的某些不正当要求,或与心术不正的“朋友”纠缠不清、来者不拒,就可能引火烧身、自掘坟墓。

——2011年8月9日《检察日报》

足坛反腐:拉开审判大幕

【事件回放】

入选贪官: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女子足球管理部原主任张建强等

2011年12月19日,辽宁省铁岭市中级法院分别公开开庭审理了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女子足球管理部原主任张建强受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和陕西国力足球俱乐部原董事长李志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

12月20日至21日,辽宁省丹东和铁岭两地的中级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原国际级足球裁判员黄俊杰、周伟新、陆俊、万大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吕锋等人行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西藏惠通陆华足球俱乐部原总经理王珀等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诈骗案;成都谢菲联足球俱乐部等单位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原副主任杨一民受贿案。

12月22日至23日,辽宁省铁岭市中级法院分别公开开庭审理中国足球协会联赛部工作人员范广鸣等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和王鑫等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开设赌场案。

在5天庭审之后,中国足坛反赌扫黑大案的第一期庭审告一段落,虽然包括南勇和谢亚龙在内的“大鱼”还未过堂,但目前已经证实的涉案金额超过千万元,涉及球队也达到了20余支。

中国足球曾经是假球、赌球、黑哨泛滥,足协官员受贿成风,连起32

码的真实都保证不了,技战术水平提高更是无从谈起。在此次足球反腐审判中,一些新的涉案球队和个人被逐一曝光。据了解,目前已有包括申花、鲁能、亚泰在内的多只中超球队和中甲球队卷入足球假、赌案。对国家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原副主任杨一民的指控中,贾秀全、高洪波、殷铁生等原国字号教练也被曝曾向杨一民送钱送礼。

国人对足球的关注度一直很高,此次审判所涉及的人数之多、官员级别之高、裁判名气之大在中国体育史上前所未有。许多人期待,此次审判能使中国足球圈的“秘密”大白于天下。

2011年12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078人进行的一项名为“足球反腐风暴能改变中国足球困境吗”的在线调查结果显示,81.7%的受访者对足坛反腐表示支持,其中55.1%的人“非常支持”。58.1%的受访者在持续关注足坛反腐审判的新闻。受访者中,“80后”占36.1%,“70后”占37.8%。54.4%的受访者是球迷。

【警示意义】

腐败对中国足球大环境的破坏、对团队和球员斗志的消磨,是不可估量的。2011年年底在辽宁铁岭和丹东开始的一场中国足坛反腐“大审判”,让利用权力和依靠欺诈、恶意操控等不法手段牟利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这对于足坛有极大的震慑和教育意义。有必要借此次足球反腐审判的机会建立起司法监督的长效机制。

【各方观点】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足球腐败问题严重伤害了人民群众的感33

情,败坏了社会风气,玷污了体育的形象,是影响足球事业健康发展的一颗毒瘤。司法部门日前已开始对足球腐败涉案人员进行审理,这是在足球领域开展打赌扫黑专项行动以来取得的重大成果,体育总局对此坚决支持。中国足球正在艰难中恢复和重新起步,必须切实从青少年抓起,夯实中国足球的基础,才可能走上良性发展之路。

——2011年12月27日《中国青年报》

王石川(新闻评论员):不独球迷,每个关心中国足球的人都期待中国足球涅盘重生。中国足球的未来取决于两点,一是破,一是立。既要反腐打黑,革除制度积弊,比如,足协应管办分离,不能既是管理者,还是经营者;另外,还需进行制度建设,让阳光照进去,让权力受到有效约束。

篇3：2011法治蓝皮书

2011年度宏观经济及国家政策导向

全年国内生产总值471564亿元, 比上年增长9.2%。2011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5.4%, 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1.8%。农产品生产价格上涨16.5%。全年粮食产量57121万吨, 比上年增加2473万吨, 增产4.5%。全年肉类总产量7957万吨, 比上年增长0.4%。全年水产品产量5600万吨, 比上年增长4.2%。

2011年度国家对农业、农产品流通、信息化等扶持政策

2011年中央财政安排用于“三农”的支出9884.5亿元, 比上年增加1304.8亿元, 增长15.2%。坚持做到“两个千方百计、两个努力确保”即千方百计保持粮食产量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 千方百计保持农民收入增长在7%以上, 努力确保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 努力确保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在国家30条扶持农业政策中以下与零售业有关:

◆种粮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政策。中央财政共安排粮食直补151亿元, 农资综合补贴860亿元, 两项补贴合计1011亿元。1月份, 中央财政已预拨地方补贴资金986亿元。

◆扶持菜篮子产品标准化生产政策。2011年农业部公布了首批参加创建的819个蔬菜、水果、茶叶标准园, 并安排1.2亿元财政资金用于支持235个标准园建设。2011年, 中央财政投入5亿元资金实施畜禽标准化养殖扶持项目, 对主产省区蛋鸡、肉鸡、肉牛和肉羊规模养殖场, 采取“以奖代补”方式支持标准化生产改造。

◆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政策。国家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政策措施主要有:一是税收优惠政策;二是金融支持政策;三是财政扶持政策;四是涉农项目支持政策;五是农产品流通政策;六是人才支持政策。

◆完善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政策。2010年国家有关部门决定进一步完善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 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扩大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网络;二是增加鲜活农产品品种;三是进一步细化“整车合法装载”的认定标准。

◆引导大型连锁超市直接与鲜活农产品产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接试点。一是加大“农超对接”政策支持力度, 支持超市加快冷链系统、物流配送中心等流通基础设施建设;二是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做大做强;鼓励同类农产品合作社在自愿的基础上开展联合与合作;三是推进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和流通, 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率先实施标准化生产;四是降低农超对接门槛, 严禁超市向合作社收取进场费、赞助费、摊位费、条码费等不合理费用, 严禁任意拖欠货款。

2011年度国家对生鲜物流的扶持政策

2011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6月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工作和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工作, 指出必须制定完善配套政策措施, 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首先切实减轻物流企业税收负担, 完善物流企业营业税差额纳税试点办法;加大对物流业的土地政策支持力度;促进物流车辆便利通行, 降低过路过桥收费;改进对物流企业的管理, 放宽对物流企业资质的行政许可和审批条件;鼓励整合物流设施资源, 鼓励中小物流企业加强联盟合作。

推进物流技术创新和应用, 加强物流新技术自主研发, 加快先进物流设备研制;加大对物流业的投入, 积极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物流企业的信贷支持, 拓宽融资渠道;促进农产品物流业发展, 大力发展农超对接、农校对接、农企对接, 完善农产品增值税政策, 鼓励大型企业从事农产品物流业, 加快建立主要品种和重点地区的冷链物流体系。加大对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的政府投入和政策扶持。严格执行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政策和配送车辆24小时进城通行、便利停靠政策。

国家信息化政策对生鲜经营的影响

企业信息化建设政策补贴是国家对中小企业发展中出现的信息化瓶颈提供的最有力支持与帮助。同时, 物联网已成为当前世界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之一。我国将物联网列入重大专项研究领域, 政府的广泛关注、大企业的推波助澜, 无疑为物联网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但是中国企业信息化程度普遍不高, 而作为传统行业的零售业无论是从信息化软件的选型, 还是到物联网这种新兴技术的应用, 可操控性和成本是他们首要考虑的因素, 而对于目前居高不下的RFID标签的成本和上下游所支持的软、硬件的不成熟, 导致成功案例并不是很多, 中国企业是否有勇气去尝试也是一个未知数。

2011年度零售行业生鲜经营现状

2011年已经过去, 2012年已经到来, 零售企业还将继续快速发展, 希望看到本调研能给您带来些许的帮助。我们在本次调研样本采集过程中为力求数据准确, 共发出调研问卷1450份, 收回1442份, 其中有效问卷1435份, 有效率为98.96%, 由于中国东西部、南北方发展不均衡, 有可能存在数据地域性差异, 敬请谅解。

受调研零售企业基本情况统计

1.企业所在地

2.企业经营规模

受调研企业, 店铺最多307家, 店铺最少1家, 平均店铺数量15.29家。受调研企业, 年销售额最好的企业65.5亿, 年销售额最少的企业0.19亿, 平均年销售额2.42亿。年生鲜销售额占比最高的达到64%, 最低的只有12%。还有部分连锁企业生鲜销售为0, 占全部受调研企业14%。59%的企业多业态经营, 按店铺数量划分标超与社区店占比为50%, 说明该业态为主力发展业态。

3.您的总营业额与生鲜营业额

4.按销售额生鲜平均占店比与是否经营生鲜

5.企业业态构成与业态占比

超过九成五的企业选择连锁经营, 其中26%的企业都是连而不锁。其中有接近8成的零售企业选择跨多种业态经营, 有45%的企业选择两种业态, 超过33%的企业选择三种以上的业态, 呈现多元化趋势, 但也表现出连锁零售企业发展战略的不够清晰。

生鲜经营中政府各项补贴企业获得现状

零售生鲜经营企业, 有超过三成的企业没有想过能够得到补贴, 超过四成的企业不了解各种补贴的运作流程。

生鲜经营中各项经营指标现状

连锁零售企业经营中生鲜各品类高端产品品项的缺失, 导致很多零售企业客单价低, 毛利率低, 高端客流低的“三低”情况出现, 苦于无法解决问题, 所导致的恶性循环。

生鲜经营自营与联营经营比例现状

1.生鲜经营中果蔬自营比例为42%, 肉类自营比例24%, 水产自营比例11%, 熟食自营比例9%, 烘焙自营比例7%, 散货自营比例最高为47%。分析原因主要为, 货源不稳定, 损耗大导致成本高, 管理与技术人员缺失, 加工技术与储存技术差, 设备投入不足等。

2.果蔬各品类自营时间的现状

从调研结果分析, 生鲜果蔬品类自营时间连续较长, 中途转联营的比例比较低。水产自营比例较低, 自营时间普遍较短, 但一旦自营超过两年, 就会长期持续。肉类自营超过一年后, 呈现出联营、自营转换的反复。

3.生鲜经营各品类自营失败的原因

表面上分析, 生鲜自营最大的困难是缺少人才, 费用较大, 技术复杂, 品质不佳, 执行困难, 无标准化等原因, 这些项目占比超过81%。但深层次分析多是企业老板的不重视, 不投资, 不培养所致。

生鲜配送中心现状

对于有生鲜配送中心的零售企业, 生鲜配送中心最高拥有50辆车, 最少的有一辆车, 平均拥有车辆4.7辆。生鲜配送中心每辆车, 每年平均吞吐能力为5800千克, 配送金额为每辆车每年平均316万元。

生鲜各品类损耗指标现状

下表为所调研企业数据的均值, 在生鲜实际经营中, 果蔬损耗最大, 平均为6.72%;肉类损耗最小, 平均2.47%;水产损耗平均为4.5%, 整个生鲜部门平均损耗4.09%。损耗产生的原因, 销售环节占24%, 储存环节占26%, 加工环节占13%, 经过分析, 生鲜营运中产生的损耗接近9成, 所以中小零售企业应加强生鲜营运管控。

生鲜各项经营费用变化

2011年零售企业费用中增长最快的是人力成本与房租成本, 两者共占新增加费用的58%。其中水费最高3.75元/吨, 最低0.80元/吨, 全国均价2.10元/吨。电费最高1.20元/千瓦时, 最低0.86元/千瓦时, 全国平均1.00元/千瓦时。

2011年度零售企业生鲜经营存在问题

生鲜经营中产生的问题

生鲜经营中产生的最大问题是企业决策层的问题, 无战略、无投入、无重视、无培养、无特色的“五无”经营, 现在大部分企业还是把生鲜作为配套型生鲜来做。想要解决问题就要从这五个方向入手去解决。

生鲜经营中最大的障碍

首先生鲜标准化缺失与管理系统化缺失, 导致的生鲜损耗过大。其次, 生鲜招聘不到合适的员工, 长期生鲜管理与操作人员的缺失, 导致生鲜销售业绩的不理想。再次, 联营招商困难, 缺少加工与分割技术, 生鲜商品小分类与商品的长期缺失, 是中、高端客流失去的主因。

生鲜经营核心竞争力

根据调查报告分析, 价格仍是当今中国零售企业生鲜经营的最主要的核心竞争力, 高达21%的调研企业是这样认为的。生鲜产品新鲜度与生鲜产品品质紧随其后, 分别占有11%和9%, 显示未来生鲜将趋于同质化的竞争即将分裂, 将有一大批重视商品质量与品质的企业在未来竞争中脱颖而出。

零售行业生鲜经营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

加强集采降低成本

通过农超对接、千村万乡、远程采购、基地采购等建立自己的采购渠道, 降低采购成本从, 而降低售价是生鲜经营第一要务;

补充经营品项增加SKU数量

增加与补充生鲜商品品项, 增加SKU数量, 做到每个产品的多元化经营, 建立产品分级制度;

建立生鲜配送中心

像山东某超市, 为建立生鲜配送中心花掉几千万元来建立企业核心竞争力。建立生鲜配送中心与加工分拣中心, 通过统一处理加强产品标准化, 降低每家店店内人员经营成本;

关注顾客喜好变化的特色经营

加工产品随时适应顾客喜好的变化, 开发满足不同客户需要的产品, 从产品口味、外形、颜色等去改变;

建立企业生鲜培训中心

通过建立企业自有的生鲜培训中心, 对人才培养与训练做到“请进来”与“走出去”, 长期关注每一个员工的成长环境, 关注其职业生涯的规划。

建立CTT生鲜管理体系

通过建立可视化生鲜管理体系, 建立企业自己的管理与流程标准化, 去掉企业人治化, 用法治化管理企业。

生鲜小分类强化经营

篇4：2011法治蓝皮书

2015年甫一开始，全国各地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践与创新就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本届政府的核心工作之一，在过去的一年里，这项改革取得了怎样的成效？未来，还将做出哪些探索？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法治蓝皮书（2015）》中，特别对2014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权力清单制度建设”进行了聚焦。

2014年：继续把简政放权作为“当头炮”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并且提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

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指出，“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依据权力清单，向社会全面公开政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事项。”

《法治蓝皮书（2015）》指出，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2014年度，中央政府针对下一步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发布了大量重要的规范性文件，尤其是对于权力清单制度建设而言，依照中央政府的授意支持，各级地方政府展开了多个层面的政策试验。

本届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运动在2014年继续如火如荼地进行，早在2014年1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就指出，2014年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要继续把简政放权作为“当头炮”，并决定推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三项措施。

这三项措施分别为：公开国务院各部门全部行政审批事项清单，推进审批事项进一步取消和下放，促进规范管理，接受社会监督，切实防止边减边增、明减暗增；清理并逐步取消各部门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均由市场面向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原则上予以取消，确需保留的，要通过法定程序调整为行政许可，其余一律废止；在2013年分三批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基础上，重点围绕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备案核准、利用网络实施远程高等学历教育的网校审批、保险从业人员资格核准和会计从业资格认定等70项审批事项，使简政放权成为持续的改革行动。

根据统计，2014年，在国务院40次常务会议中，有超过20次会议对于简政放权改革措施进行了专项部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为了2014年政府工作的核心事项。

从中央到地方的“革命”

根据中央部署，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全国各地纷纷以各类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开展权力清单制度建设，按照简政放权与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各地制定权力清单的主要任务在于结合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各类行政权力事项进行全面清理，由此实现审批权力的取消、转移与下放。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在权力清单制度建设的各类通知与规范性文件中，纷纷着重强调了权力清单制度建设的三结合要求：将权力清单制度建设与政府职能转变目标相结合；将权力清单制度建设与机构改革工作相结合；将权力清单制度建设与信息公开、电子政府建设相结合。

《法治蓝皮书（2015）》指出，各地政府在权力清单制度建设中，除了依循中央对于简政放权、审批制度改革、电子政府建设的一般性要求之外，一些地方政府还通过政策创新与试验的方式，开展了诸多具有鲜明地方试验色彩的制度创新。

譬如“一库四平台”制度、权力清单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权力清单“三报三审”程序以及权力清单动态调整机制等。围绕中央提出的权力清单制度建设要求，地方政府创设的各类政策试验模式，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策模仿与传递，有效实现了权力下放、简政放权与电子政府建设的改革目标。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被法学界、政治学界称为是政府自己革自己命的一场革命，简政放权最后要落实到行政审批事项的改革上，要简化、减少各种不必要的行政审批。”《法治蓝皮书（2015）》的主编，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法學研究所所长李林表示，2014年的大量数据表明，政府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法治政府建设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改革尚存改进空间

不过，《法治蓝皮书（2015）》在肯定简政放权力度和成效的同时，也指出其存在较大改进空间。

本届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自2013年起，先后四次以国务院文件的形式展开行政审批事项的大规模清理，这种疾风骤雨式的改革在数字管理上实现了政府职能改革的绩效考核目标，体现在中央以及地方层面上各类审批数目的大规模降低。但是，以行政审批改革为核心的权力清单制度建设，在地方层面上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这首先包括：运动式治理的痕迹仍然较重。

《法治蓝皮书（2015）》称，基于部门利益与地区利益考虑，地方政府往往采取诸多手段避免审批权的流失，通过化整为零、虚报、挂靠等诸多方式，将一个审批项目中的几个环节作为几个审批项目予以上报，将早已明令取消的项目作为减少项目予以申报，或者把一些存在显著经济收益、寻租空间大的审批项目挂靠到绝对不会取消的项目之上，其运作逻辑便在于，将经济性规制领域中的审批事项尽量掌控在自己手中。

改革过程中缺失严格的法定程序规范，行政审批改革过程中缺乏相关公众、专家、企业等社会主体的参与机制，并且对于地方层面的权力清单、行政审批改革实践也缺乏法定化的监督机制，使得审批改革的简政放权效果往往仅能维持一段时间而后又死灰复燃。

而且，诸多地方政府当前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权力清单运动之际，将大量本应属于政府监管领域的社会性规制事项主动放权。

《法治蓝皮书（2015）》举例称，环保许可领域中，环评审批的减少和提速获得不少地方的青睐，简化审批程序，压缩审批时间，成为诸多地区普遍采取的措施，然而环评审批并非审批机关可自由裁量是否豁免的事项。

“很明显的是，诸多地方政府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之际，为了实现地方层面的GDP竞争，假借简政放权之名，行放弃社会性监管义务之实，使得诸多本应加强规制的领域出现监管真空。”《法治蓝皮书（2015）》称，地方政府的选择性放权现象，可以说是“地方发展型政府”的制度特征在行政审批领域的典型体现。

再者，缺乏事中与事后监管的配套机制。当前运动式的行政审批改革与权力清单制度，短期之内将大量传统的行政审批事项取消下放，完全寄托于事中、事后监管机制来填补监管真空，但是地方政府的规制治理能力恐怕无法满足现实需求。

篇5：2011法治蓝皮书

（2010年）

2010年，省高级法院在省委的领导、人大的监督和政府、政协及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工作主题，扎实推进三项重点工作，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不断加强法院建设，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全省法院全年共受理各类案件33.53万件，审结、执结30.35万件，同比分别增长8.77%和11.99%；其中，省法院受理各类案件8821件，审结、执结8436件，同比分别增长28.28%和33.73%。

一、开展刑事审判工作，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大局

2010年，全省法院共审结各类刑事案件3.34万件，判处罪犯4.14万人；其中，省法院审结684件。

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严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杀人、绑架、抢劫、爆炸等严重暴力犯罪及盗窃、抢夺等多发性侵财犯罪，从严从快审结“7·21”长沙机场大巴纵火案等一批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刑事案件，全年共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5803人。严惩贪污、贿赂、渎职犯罪，全省法院共审结该类案件664件，判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70人，曾锦春 被核准并依法执行死刑。严格执行“两个证据规定”，会同省委政法委、省检察院、公安厅出台《关于规范部分死刑案件证据工作的意见（试行）》，严把刑事案件尤其是死刑案件事实证据关，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对罪行较轻，确有悔罪表现的初犯、偶犯、未成年犯、老年犯等1.23万人依法判处非监禁刑。

深入开展专项审判活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省法院依法审结涉黑案件22件，判处罪犯265名，周祖刚、王芝虎、阮应良等罪大恶极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首要分子被依法判处死刑。严厉打击毒品犯罪，全省法院依法审结毒品犯罪案件2692件，判处罪犯3686人，省法院被评为“全省禁毒工作先进单位”。与省检察院、公安厅等单位联合开展“集中整治网络赌博违法犯罪活动专项行动”，审结了一批社会影响较大的网络赌博案件。

努力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省法院制定《<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在全省法院开展量刑规范化培训，刑事审判工作逐渐呈现出“服判率提高、上诉率下降，二审维持率提高、改判发回率下降”的良好态势。益阳市赫山区法院量刑规范化试点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

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加强社区矫正衔接配合工作的若干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协同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做好社区服刑罪犯的法制教育、监管矫治工作。进一步规范减刑、假释案件裁判程序，推行公开听证，全省法院2 依法办结减刑、假释案件2.15万件，其中省法院办结1224件。认真贯彻《反洗钱法》，与省公安厅、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建立了三家联动的反洗钱综合分析检测机制，加大预防和打击洗钱违法犯罪力度。

二、开展民商事审判工作，积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2010年，全省法院共审结各类民商事案件17.99万件，诉讼标的额206.23亿元；其中，省法院审结514件，诉讼标的额5.21亿元。及时制定《关于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四化两型”建设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若干意见》，采取二十项具体举措，积极服务湖南经济社会发展。

依法审理涉及民生的各类案件。坚持保障劳动者权益和促进企业发展并重，全省法院依法审结劳动争议类案件6474件，诉讼标的额9603.43万元；大力维护失地农民和被拆迁人合法权益，审结房屋拆迁民事案件1060件，诉讼标的额5191.42万元；积极服务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审结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302件，诉讼标的额1206.1万元。

妥善处理各类商事纠纷。全省法院依法审结在调结构、转方式过程中发生的金融、投资、物流、公司、破产等各类商事案件6.07万件，同比上升16.79%，促进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省法院与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省银监局共同构建维护金融安全机制，切实维护了金融秩序。建立健全破产案件收结案审查备案制度，依法审慎受理企业破产案件，帮助和支持资金周转困难 企业恢复生机。

加强知识产权案件和涉外、涉港澳台案件审理工作。全省法院依法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民商事案件593件，促进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创新型湖南建设。省法院审理的“宝马股份公司诉深圳市世纪宝马服饰有限公司等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入选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例。全省法院依法审结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134件，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积极营造良好的外商投资环境。不断加强涉外和涉港澳台司法协助，共办理涉外和涉港澳台司法调查取证及文书送达555件。

三、开展行政审判工作，依法调节涉诉行政法律关系 2010年，全省法院共审结行政诉讼案件6637件；其中，省法院审结346件。全省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呈现“收案数多、结案率高、发改率低”的良好态势，在全国法院行政审判绩效考核中位居前列。

着力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全省法院依法审理各类行政诉讼案件，作出有利于行政相对人裁判的案件占全部结案总数的65.24%。制定《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非诉行政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积极履行司法审查职责，依法办结各类非诉行政执行案件1.31万件。

积极促进司法与行政良性互动。认真落实与省政府法制办联席会议议事制度，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围绕提高依法行政水4 平提出司法建议；积极参与地方行政立法审查工作，预防和减少制度性行政违法，共同防范和化解行政争议。省法院促进司法与行政良性互动的做法被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推介，并得到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充分肯定。

依法审理国家赔偿案件。贯彻执行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积极开展宣传月活动，全省法院依法审结国家赔偿案件50件，决定赔偿12件，决定赔偿金额25.08万元，确保符合法定条件的被侵害人得到国家赔偿。

四、开展执行工作，努力破解执行难

2010年，全省法院共执结各类案件6.08万件，执行到位金额173.11亿元；其中，省法院办结各类执行案件4018件。

加大执行工作力度。采取在媒体上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将不良记录纳入征信系统、限制出境、强制审计及提级、交叉、指令执行等措施，完善执行威慑机制。部署开展“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专项行动，9个市州法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一批“限制高消费令”和“拒执人”名单。充分发挥党委领导下的涉执信访终结机制的作用，积极探索建立执行申诉信访责任倒查机制，“执行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推进执行规范化建设。针对群众反映的少数法院执行工作中乱收费、乱罚款、乱变更和乱追加被执行人等问题，认真开展整治活动，较好解决了“执行乱”问题。制定《全省法院执行案件流程管理办法》，对执行案件进行动态监管，全省法院执行案件信息 管理系统录入率达100%。制定《湖南省法院系统执行工作考评办法》，对各级法院执行工作进行量化评分，促进执行工作科学发展。

积极开展专项执行工作。部署开展“创建无执行积案先进法院”活动，明确创建目标和考核内容，进一步加大清理执行积案工作力度。积极开展委托执行案件专项清理活动，全省法院清理出受委托执行案件2224件，结案率100％。

五、加强立案信访和审判监督工作，依法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2010年，全省法院共接待来访群众1.99万人次，审结申诉和申请再审案件2454件，按审判监督程序审结案件1178件；其中，省法院接待来访群众3749人次，审结申诉和申请再审案件1129件，按审判监督程序审结案件291件。

规范立案信访窗口建设。切实加强诉讼引导、查询咨询、判后答疑等工作，完善“一站式”服务，立案文明窗口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全省法院立案信访窗口用房面积基本达到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二类标准，立案信访场所面积严重不足的状况已得到根本性改变。

积极清理信访积案。全面核查积案底数，积极疏导信访人积怨，促进矛盾化解。全省法院纳入清积范围的案件共5567件，已化解息访3729件，占全部积案总数的66.98%，清积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狠抓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审查工作。积极应对《民事诉讼法》6 修订后民事申请再审案件激增的新形势，省法院设立立案信访局，抽调了一批经验丰富、善做群众工作的办案骨干充实到立案信访一线。严格执行《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审查流程细则》，不断强化和规范再审审查工作。加大民事再审审查案件调解力度，2010年省法院审结的民事再审审查案件中调解和撤诉171件，调撤率达15.1%，在全国民事再审审查工作会议上作经验发言。

加强审判监督工作。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审判监督工作的新要求，建立健全再审改判与发回重审案件定期通报、原因分析、责任追究制度。坚持事了案结的原则，狠抓再审案件息诉息访工作。坚持依法纠错，2010年全省法院审结的再审案件中，因原判确有错误或其他法定事由改判的案件为364件，占生效裁判的0.18%。

六、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法院工作机制

严格按照中央、省委统一部署和人民法院“三五”改革纲要的要求，强化各项工作机制和制度建设，规范权力运行。

完善调判结合工作机制。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健全“三调联动”工作机制，大力推行“全程全员全面”调解，积极化解各类纠纷。加强民商事案件调解工作，全省法院民商事案件调撤率达63.74%，同比上升2.56%；做好刑事自诉案件调解工作，全省法院刑事自诉案件调撤率达70.71%；加大行政案件协调力度，全省法院行政案件协调与和解率达50.98%。

创新审判管理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湖南省法院系统司法 状况考评办法》，实现了被动管理向主动管理转变、经验型管理向科学型管理转变、考评对象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大力开展中央政法委部署的“百万案件评查”活动，全省法院共自查各类案件3333件，调查走访案件1800余件，积极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和基层群众500多人参与调查走访，在走访过程中息诉息访各类案件400多件，实现了评查与考核、整改、息访相结合。

完善司法公开机制。制定《关于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的实施意见》，部署开展“司法公开活动月”及“法院开放日”活动，大力推行裁判文书上网和大要案庭审网络直播，长沙中院、常德中院、汝城县法院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全国司法公开示范法院。加强人民陪审员工作，全省法院3906名人民陪审员共参审案件4.47万件，参审案件数同比上升37.96%。加大司法宣传力度，与《法制周报》合作推出《法院周刊》，全省140个法院已全部建成对外网站，建站数量排名全国第二。

健全司法便民利民机制。在边远和边界地区恢复和新建了一批人民法庭，设立了张家界景区旅游速裁法庭，方便了交界地区、边远地区、民族地区和旅游景点群众参与诉讼。积极倡导“法官多走访、群众少跑路”的理念，大力推广巡回审判。会同司法厅联合出台《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工作协调机制的意见》，为329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被告人指定了辩护人。切实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依法减、免诉讼费175.35万元，依法缓交诉讼费2580.21万元。完善基层工作机制。以中央督查《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贯彻落实情况为契机，努力帮助基层法院解决案多人少、法官断层、经费保障不足等问题。进一步加大“两庭”建设力度，全年共争取“两庭”建设国债投资1.39亿元，在省财政厅、发改委的支持下，安排1600万元用于“两庭”建设。加强对下指导，省法院班子成员确定了基层联系点，积极下基层调研。制定《湖南法院系统2011—2013年信息化建设规划》，认真落实科技强院工作方针，推进信息化建设。

七、加强队伍建设，确保公正廉洁司法

2010年，全省法院有104个集体和242名个人受到省级以上表彰，省法院再次被确认为省直文明单位。在全省政法队伍建设民意调查中，法院队伍的公众满意度排位逐步前移，2010年上半年排名第二，下半年排名第一。

强化思想政治建设。坚持“以党建带队建，以队建促审判”的工作原则，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认真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和“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牢固树立“公正、廉洁、为民”的司法核心价值观。积极开展“法院文化建设年”活动，丰富干警业余文化生活，全面提升职业修养和职业形象，岳阳中院、浏阳市法院被授予“全国法院文化建设示范单位”荣誉称号。

重视领导班子建设。坚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不断增强领导班子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接受省委巡视组对省法院领导班子的巡视，结合2010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巡查组的反馈意见，认真制定整改方案，狠抓整改落实。

加强司法能力建设。省法院全年举办预备法官培训班、人民法庭庭长培训班及执行干警专项培训班等各类业务培训班18期，共培训8200余人次。坚持凡进必考，严把进人关，全省法院公开招录工作人员438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标准，着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工作氛围。

狠抓司法作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以《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颁布实施为契机，集中开展党风廉政教育，狠抓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积极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大力开展作风整顿活动，机关工作效率明显提高。进一步健全明查暗访工作机制，严厉查处各类违纪违法案件。全省法院共立案查处违纪违法干警72人，已作处理61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52人，进入司法程序8人，给予其他处理1人。

八、诚恳接受监督，促进法院工作全面发展

坚持把法院工作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进一步增强接受监督意识，及时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报法院工作情况，始终把接受监督作为正确履行职责、实现司法公正的有力保障。

自觉接受人大监督。省法院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了全省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情况，认真听取常委会委员们提出的意见，正在研究整改方案。2010年11月，省法院邀请省人大领导、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视察了法院工作。召开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督查会，出台人大交办案件优先办理“十项措施”，努力提高10 人大代表建议办理质效。省法院全年共收到省人大代表建议61件，已办结56件，尚未到期的5件正在抓紧办理中；此外，全年共办理省人大交、转办案件49件。

主动接受政协民主监督。及时向政协通报人民法院工作情况，完善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的沟通协调机制。2010年10月，省法院邀请省政协领导、部分政协委员视察了法院工作。高度重视办理政协委员提案，省法院收到的省政协委员提案5件已全部办结。

篇6：2011慈善蓝皮书

2011年04月27日 09:27:39 来源： 中国证券网 【字号 大小】【收藏】【打印】【关闭】

企业参与慈善已逐渐成为中国的一种风潮。但在这一潮流背后，不同类型的企业仍然表现出了不同的风格。

昨天，中国社科院和社科文献出版社在北京发布的《2011慈善蓝皮书》指出，2010年民营企业依然是慈善事业的中坚力量，且成立非公募基金会渐成常态。国有企业的每笔捐赠额较大，但捐赠数额占利润的份额仍然不高。相比之下，外资企业的捐赠数量则非常少，跟企业的营销结合紧密，但落到弱势群体的捐赠额却很少。

2009年，民企便已成为捐赠主力军。据慈善蓝皮书数据，2009年民企捐出款物总额超过113亿元，占企业捐赠总额的41.5%。而在2011年中国慈善排行榜企业榜单前20名，民营企业占据8家，所占比例达40%，高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

慈善蓝皮书分析称，随着民营经济的进一步走强，民企对市场平等主体地位的意识也日益高涨，并通过慈善事业等社会参与途径，响应国内民众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要求。

2010年，国企的捐赠额也不少。慈善蓝皮书的数据显示，2010年有110家中央国企发生对外捐赠，总额近42亿元。其中，垄断型国企表现最为活跃。曾有公开资料显示，中华慈善榜中3家捐赠过亿的国企，全部属于垄断型能源行业。但慈善蓝皮书也指出，相对于国企高额的利润来说，捐赠所占利润比例并不算高。且由于国企捐赠行为较多受行政系统控制，捐赠行为本身也存在一定的争议，因此与民企间的捐赠差距可能逐步扩大。

与国企和民企相比，在华外企的捐赠数额相对较少。来自慈善排行榜的最新数据显示，数十万家外资和跨国企业中，捐赠额超过100万元的企业数量很少，超过1000万元的更是屈指可数。慈善蓝皮书认为，相当多的跨国公司对中国的公益捐赠比较冷漠，实际捐赠非常少。

与蓝皮书同时发布的《2010中国慈善捐赠发展蓝皮书》也给出了外企捐赠的部分数据。这一本蓝皮书称，在2010年中国应对几次自然灾难的过程中，跨国公司依然保持了“矜持”的态度。以青海玉树地震为例，地震发生后，与国企、民企捐款数量多在千万以上相比，外企普遍在100万左右。

但慈善蓝皮书也指出，外企捐赠数额少也有原因可循。外企一般已经发展和建立较为成熟的企业社会责任（CSR）策略，同时在慈善拨款上建立有严格的审批制度，因此外企多以CSR项目替代单纯慈善资金投入。

企业及企业家积极行善的同时，对其质疑也并未停息。《2010中国慈善捐赠发展蓝皮书》指出，企业不兑现捐赠承诺的现象一直隐藏在公益领域。

尤其是最近媒体对江苏企业家陈光标捐款不实、部分捐款没有到位的质疑，更是引起了公众对企业家行善诚信度的关注。目前此事尚无最终定论。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福耀玻璃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德旺则一再表示，在中国做公益一定要公开公平公正地做。

在谈及公益事业存在什么问题时，曹德旺说：“这是我们制度上有缺陷，因为你没有讲公开、公正、公平，这件事情，制度设计是需要公开，一切信息该披露的要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