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信用社改革开放30年来的回顾与展望

农村信用社改革开放30年来的回顾与展望（精选6篇）

篇1：农村信用社改革开放30年来的回顾与展望

农村信用社改革开放30年来的回顾与展望

吕和融

今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30周年纪念年，在这30年里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中国经济的发展更是让世人刮目相看。而金融业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在中国大地上的发展与变化也是及其深刻的。农村信用社作为中国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虽然几度易主，改革曲折艰辛，但终究不断发展壮大，焕发着生机与活力。

历史回顾――风雨30年，硕果累累

1951年至1959年，农村信用社资本由农民入股组建，干部由社员选举，信贷为社员提供，合作制性质明显，是扶持农业生产的重要金融力量。1959年至1980年，农村信用社先后下放给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管理，成为基层社队的金融工具。1980年至1996年，农村信用社由农业银行管理，合作制“三性”基本恢复，期间设立了县级联社，但实际上成了国家银行的基层机构，走上了“官办”的道路。1996年底，农村信用社与农行脱钩，由人民银行进行管理与监管。2003年银监会成立后农村信用社划归其下属的银监局管理。直至2005年底，成立省级联社，农村信用社归省（自治区）级人民政府管理，省（自治区）联社受省政府委托对辖内农 村信用社管理。近年来各地在组建统一法人信用联社的基础上纷纷成立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的发展迈入了新的历史篇章。

――业务发展迅速。农村信用社30年来的业务发展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以我县农村合作银行为例，其存贷款规模由改革开放初期的 元发展至2008年存贷款规模达到10亿元以上。存贷款市场份额均排名县级金融机构首位。改革开放初期，农村信用社的业务范围狭窄，仅仅为社区社员提供小额农户信用贷款，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科技手段广泛应用于金融领域，农村信用社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至今已开展诸如动产和不动产抵押、担保、质押、房地产按揭、汽车按揭、农户信用贷款等多种形式的存贷款业务。

――结算手段不断丰富，积极拓展中间业务。至今，农村信用社不但开通了农信银全国同存通兑业务，发行了银行卡，参加了大小额支付系统，而且有的地区已安装自动取款机，实行单人临柜等。加强与财政、税务、烟草、石油、电信等大户在款项代发代扣、上门收款等方面合作，开办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和代理保险业务，与工行、农行、中行等金融同业加强合作，积极拓展中间业务，极大地适应了市场的需要。农村信用社的各种服务手段将全方位向先进的现代金融企业迈进。――经营效益不断提高。以我县农合行为例，至2007年底，已实现营业利润 万元，资本充足率达，不良贷款占比为 ％

――工作环境不断改善，员工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改革开放初期，农村信用社并无自身的营业办公楼，自有的固定资产也非常少。由于身处农村，员工的工资待遇普遍比较低，社会地位低下。而改革发展至今，我大多数农村信用社不但拥有自己的办公宿舍楼，而且大多数营业网点已装修一新。而随着农村信用社的经营效益不断改善，员工待遇不断提高，现在“信合人”已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存在问题。尽管农村信用社改革开放30年来，各项业务取得了巨大发展，但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

（一）风险控制体制有待加强。在业务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如何进行有效的信贷风险防范是当前农村金融机构面临的重要问题。

（二）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金融企业的官办色彩浓重，如何转变管理方式，强化“三会”功能，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以促进农村信用社更好更快发展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面临的另一重要课题。

未来展望――挑战与机会并存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服务着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商机无限。临近桂林市区的临桂农村合 作银行更是迎来了桂林城市化进程发展所带来的历史重大机遇。在未来3年左右，临桂农村合作银行的业务规模可望再翻一番，存贷款业务市场份额有望继续提高。

但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形式的不断发展，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也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

（一）各种商业银行机构蜂拥抢占农村市场，邮政储蓄银行在乡镇和县城不断增设网点、村镇银行开始在各地创建、农业银行的发展中心重新向县域经济转移、桂林市商业银行向县城增设网点以及农业发展银行的商业化运作将使得县域金融机构的业务竞争空前激烈。

（二）国有商业银行利用自身的结算渠道和理财产品等优势强挖农村合作银行中的高端客户。

浅谈发展对策

一、利用优势，摒弃不足，多渠道融通资金。

一是要实行全员营销，全力塑造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新形象。根据目前县域存款业务发展的新特点，牢固树立创新发展观念，把存款业务市场做大、做强，要把组织各项存款作为增强农村信用社经营实力和提高效益的第一要务来抓，扩大储蓄存款总量，积极寻找客户，争取客户，巩固客户，对存款大户实行立体化攻关，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人熟、地熟、点多面广的优势，实行全员营销。

二是要改进服务手段，完善服务功能，强化优质服务。农村合作银行要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全面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确保把优质服务落到实处，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的理念，提高办更好质量和效率，经弥补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结算体系上的不足，在提高常规服务的基础上要因地制宜，结合实际，推出适合本地经济发展需求的新业务，同时积极向一些垄断行业渗透，以求扩大一些新的高端客户群体，要妥善处理好传统业务和中间业务的关系，循序渐进，稳步渐进，稳步发展，最大限度的开辟并占领市场。

三是要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增强干部职工吸收存款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农村信用社和商业银行相比虽然服务手段相对落后，但是，农村信用社营业网点众多，方便、快捷的小额贷款已得到广大农民的认可，因此调动广大干部职工吸收存款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以利益激励人，以机制驱动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合理把存款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人，实行岗位责任制。广泛开展存款业务竞赛，建立一套以存款为目标的有效分配机制，同时，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快捷、便利、全方位服务“三农”的优势，积极扩大存款客户群体。

二、找准市场定位，全力打造“信合品牌”。

明确信用社市场定位。信用社必须清楚地看到其发展趋势，在金融服务与业务发展上要因势利导，顺应发展形势。在对农村、农民、农业的支持上，农村信用社要利用点多面 广，利用地缘、人缘优势，向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居民提供及时快捷、便利、灵活的全方位服务，满足不同层次的客户群，全力打造“信合品牌”。

找准开展业务经营的切入点。在巩固提高原有业务经营的基础上，不断开拓业务品种与服务领域。要加强调研，明确经营重点，不断拓展新的业务，认真全面地对所有制经济成份进行分析研究，建立信息库，并围绕新的经济增长点，规划业务发展方向，开发新的业务品种。目前金融市场上有着不同层次的客户群，农信社要细分市场，按照一地一策，一社一策，一客户群一策的原则，在存贷、中间业务等方面争取主动及早切入，占领市场制高点。

培养优质客户群。客户是信用社最重要的战略资产。在经营上应尊重实际，坚持走以“农”为本，支持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居民经济发展的特色路线。同时，在资金充足情况下，根据具体情况，可全力争取大型高端客户。针对贷款市场黄金客户争夺激烈的现状，信用社可在贷款利率上实行差别利率，对保证方式的贷款实行高利率，抵、质押方式的贷款实行低利率，对优质客户实行低利率等。并在以上措施下，坚持以信贷支持为基础，通过攻关和服务，逐步扩大市场份额。对于大型企业的信贷支持，信用社要充分用足信贷规模，争取最大效益。

（三）加快基础建设，提升市场竞争力 针对目前农信社人员的工作特点，全员要统一思想，精诚团结，齐心协力，组建集合“航母”。同时，要以“实现形象工程”为突破口，抓好网点的基础设施建设，要为农民提供全方位、多功能、多层次的服务。树立老字号“信合”品牌形象。另外，要注重建设基础设施的“硬件”载体。一是要继续扩大电子化建设的覆盖面，完善信用社电子化建设的软硬件体系，二是要开展丰富的员工文体生活，抓好阵地建设，提高员工凝聚力。另一方面，信用社要正视投入与产出的辩证关系，加强员工培训，进一步提高员工素质，改善信合队伍中的知识结构，增强信用社业务发展的活力源泉。培养一支政治过硬、作风正派、业务精通、思维活跃的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是信用社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最迫切、最重要的工作。

中国的发展前途决定着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发展前途，在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大地上将有越来越多的地市级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出现。在将来数年将不断有农村商业银行进行上市融资和引进战略投资者。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将成为中国银行业中一支有着重要地位的生力军。

篇2：农村信用社改革开放30年来的回顾与展望

2007年11月22日，英国励展博览集团中国区总裁兰德龙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宣布设立“励展中国奖学金“，据了解，这是国际展览主办机构首次在华设立会展类奖学金。

同时，全国上下关于会展教育的研讨会也逐渐增多，第一届全国会展教育年会于2006年3月10日-12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交流中心举行，本次大会有来自全国30多所大专院校的代表及展览机构的代表，参加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刘宝荣副会长介绍了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会议与展览专业委员会的情况，并宣布了专业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的聘任名单，《中国展会》编辑部参加了本次大会并成为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会议与展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单位。2006年在澳门展贸协会和澳门科技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一届亚太地区旅游会展教育与产业发展国际研讨会在澳门召开，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亚太地区会展教育的发展和合作。2007年12月上海师范大学组织召开了长三角会展教育联盟，会议期间，成立了长三角会展教育合作机构，并达成了长期的合作机制。

会展资格认证培训教育体系开始起步，上海市会展行业协会率先在行业内启动了对会展人才的认证工作。由上海市会展行业协会、上海市职业能力考试院和上海世博人才认证中心合中国会展业的发展与改革开放同步，是改革开放为中国会展业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使之以年均近20%的速度增长并在短短30年中成长为一个新兴产业。会展业在贸易往来、技术交流、信息沟通、经济合作诸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经济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会展业已经形成了百舸争流、千帆竞渡的发展态势，各类为展会服务的运输、搭建、广告等公司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形成了百花齐放、春色满园的喜人局面。

北京、上海、广州、大连、厦门、深圳、成都等城市的展馆建设日臻完善，同时由于具备在经济、人才、信息、技术、市场等方面的突出优势，这些城市的会展功能开始凸显，展览业蓬蓬勃勃、蒸蒸日上，占据了我国会展业的半壁江山。在这些城市的带动和示范下，我国会展业的发展开始从沿海走向内地，从国内走向国际，不断向纵深发展。

一、改革开放30年中国会展业历史回顾

会展业是现代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它反映了一个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历程。中国会展业的发展更是深刻地记录着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变迁。中国目前形成了北京、上海、广州三大会展区域中心，三大城市在全国会展业市场占有率分别是北京25%、上海18%、广州占了8%。形成了三足鼎立、互相竞争的局面。总体而言，我国会展业从解放以来，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中国会展业发展的起步阶段(1978年——1989年)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会展业迎来了大变革和大发展时期。1978年，中国贸促会在北京成功举办了“十二国农业机械展览会”，这是建国以来中国首次举办国际博览会，标志着中国展览业由起步期的“单国展览时期”向蓬勃发展阶段的“国际展览时期”过渡。1982年8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部、外交部关于出国举办经济贸易展览会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关于接待外国来华经济贸易与技术展览会若干问题的规定双双出台。标志着我国会展业的法制化、规范化的开端。1984年，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建成，成为北京20世纪80年代十大著名建筑之一。与此同时，出国会展也经历了重大的变革，其标志性的事件是中国贸促会1986年参加瑞士“巴塞尔样品博览会”。在这次博览会上，中国首次采取了以展览为手段，以贸易成交和销售为主要目的摊位式展览形式，改变了以往以宣传成就为主的展贸分离的整体式展出方式，展览的贸易性、专业性大大加强，从而使中国展览业开始与现代国际展览业接轨。这次展览，在中国出国展览业的阶段性发展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986年我国最早从事展览器材开发、研制和生产的专业化公司中国常州灵通展览用品有限公司成立。1989年6月，深圳国际展览中心建立，拉开了深圳展览业的帷幕。自此，深圳展览业披上战袍，成为“正规军”，在全国率先走上市场化之路。这一时期中国展览业不论是出国展览还是来华展览，均作为配合新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手段，在促进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冲破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的企图，宣传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成就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作为中国会展业的萌芽时期，会展数量少，组织水平和专业化程度还处于初级阶段，把会展作为一个产业来发展的经营意识尚未形成，会展从严格意义上讲大都不具备现代贸易会展的特征。

(二)中国会展业发展的积累阶段(1990年——1999年)

中国会展业的产业化历程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等方面的目标的确立，随着金融、贸易和现代工业的聚集，我国一线城市上海、广州、北京等城市的会展业迅速崛起，以年均20%的速度递增。比如，1990年上海举办的国际展会只有40个，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到1999年，举办的国际展会达150个，展览面积80万平方米。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为例，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各种国际级展览会为19类；而90年代之后举办的为40类。

国内最早较系统地研究展览的著作在1990年，在这一年中国农业展览馆协会组织编写了《展览学概论》，该书对展览的若干基本问题进行了较详细的阐述，从而为之后的展览及会议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事实上，在此之前国内已经出现了少量相关著作，影响较大的如中国革命博物馆组织编写的《解放区展览会资料》，中国展览馆协会编写的《展览研究文集》等。1993年，潘杰撰写了《中国展览史》一书，同年湖北武汉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展览馆协会编写的《展览知识手册》；1994年，陈汉典等编著了《中国展览学》。

1995年我国首家中外合资公司京慕国际展览有限公司面世，是有慕尼黑国际博览集团亚洲公司和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共同组建的中国展览业内第一家合资公司，同时也是慕尼黑国际博览会公司在中国的总代理。京慕国际展览有限公司的面世标志着我国会展业国际化的开端。1996年2月12日，大连市政府决定成立大连市展览工作领导机小组。1999年，高交会馆成立，将展览业带进了新的时代。政府的全力支持让高交会成长为城市名片，同时也发展了礼品展、住交会等品牌展览，深圳初步形成了会展经济和会展城市。同时，1999年1月27日，林宁的《展览知识与实务》在经济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从90年代末开始，全国明确提出将会展经济作为新的增长点的城市多达三、四十个：环渤海经济圈有北京、天津、大连、廊坊；珠三角则由香港、广州、深圳、东莞(包括其属下的厚街镇)等领衔；长三角除上海外，宁波、杭州、苏州、南京甚至更外围的合肥，都把会展业做为发展重点；西南地区中，最富经济活力的成都和举办过世博会的昆明势头最旺。总体来看，这个时期是我国会展业发展的积累阶段，会展数量逐渐增多，新的会展法规的颁布，展览器材企业的成立，国际展览的逐渐增多，展览中心的逐渐增多，为我国会展业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三)中国会展业发展的飞跃阶段(2000年至今)

从会展业的专业化、国际化、品牌化来看，在北京、上海、大连、珠海等城市正在涌现出诸如“国际防织机械博览会”、“国际机床展览会”、“国际汽车展览会”、“大连时装博览会”、“珠海航空博览会”等一批在亚洲乃至世界上都有一定影响的知名品牌专业化国际博览会。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际会议选择在中国召开，也有力地推动了当地城市建设和会展水平的提高。国际商会年会、环太平洋论坛年会、亚太法官会议、国际引航员大会、APEC会议等700多个国际性会议在上海举行，为上海赢得了国际会议中心的美誉。

此外，中外合作办展也屡结硕果，继中国国际展览公司同德国法兰克福展览公司在北京成功合作举办了“中国卫生洁具、供暖及空调设备展览会”(ISH CHINA)和“中国汽车配件展览会”(AUTOMECHANIKA CHINA)后，双方又同上海市贸促分会合作，举办了“上海国际消费品博览会”(AMBIENTE SHANGHAI)。继中国贸促会9次代表国家参加世界博览会后，中国政府独立举办了本世纪最后一个A1类专业世界博览会明园艺世博会，有67个国家和地区以及26个国际组织参加展出。

1、会展数量增长快，收益明显

2000年以来，我国会展业已渗透到各个经济领域，从机械、电子、汽车、建筑，到纺织、花卉、食品、家具，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国际专业展。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会展中心城市。从展览规模看，北京为全国之最；从展会数量看，上海位居全国首位。北京市2000年展览会突破100个，2001年又有增加，而且展览会的面积不断增加。以北京为例，北京国际贸易中心由于地处国际贸易的商圈，展览会也不断，平均每年接展50个，若要在这个展览馆举办展览会则需要提前一年。2007年北京市会展活动规模化和国际化特征明显。2007年北京市宾馆饭店、场馆承接会议21.3万个，其中，接待国际会议8045个，同比增长18.2%；接待展览1366个，其中国际展览355个，占全市展览的26.0%，会展业年收入实现81.8亿元。2007年北京市专门从事各种展览活动的大型场馆展出面积达677.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5.6%。2007年，为会展活动提供各类专业服务的单位服务展会个数达8903个，同比增长15.8%。全年实现会议收入3.8亿元，同比增长15.1%；展览收入为21.5亿元，同比增长27.4%。奥运会之前，北京会展业在北京奥运规划总方针的指导下，充分利用2005年到2008年国际奥委会规定的北京奥运财政的四年时间，大规模地举办各种类型的国际会议和国际展览，使北京会展业提升在国内和国际上的竞争力。

2、会展研究逐渐丰富，成果多多

2000年以来，会展理论开始越来越丰富，2000年中德合作的中国重庆海纳会展研究所(原重庆会展研究所)于2000年11月由留德学者应丽君女士在重庆创建。目前是中国展览馆协会成员单位。2000年底起，该研究所开展《中国会展业人力资源调查》，倡导会展科学研究，全力推动我国会展人力资源建设。

2002年1月，中国展览馆协会会同国际展览联盟等机构共同在我国现代展览业的策源地――广州举办了全国首次会展发展高峰论坛暨第三届“展中展”，该次大会聚集了国内外一流的会展专业机构和最具代表性的会展职业经理人与专家教授，共同探讨了中外会展业发展的八大趋势与管理创新之路，并为中国会展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该次高峰论坛暨“展中展”已成为中国会展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这是我国会展业第一次的系统理论总结和会展业为社会所广泛认同。同年湖北大学旅游发展研究院马勇教授培养毕业了我国第一届会展管理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其间，北京和上海两地分别创办了《中国会展》与《中国展会》两部专业会展刊物；《旅游学刊》、《中国经济信息》等诸多学术刊物先后开辟了会展专栏，《中国贸易报》、《中国经营报》等权威报纸设置了会展专版，国内会展经济研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目前中国我国关于会展经济的研究已经涉及会展经济的界定、区域会展业发展实践经验总结、中外会展业发展比较分析、中国会展业发展现状及对策、会展企业经营管理等众多主题。

2003年，中国大陆会展理论最早的研究者和全国高等院校会展教育的开创者之一，中国著名的会展活动策划大师和管理咨询专家马勇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和王春雷主编的的《会展管理的理论、方法与案例》，全书对会展业的发展历史、管理原理及具体方法做了深入的阐述，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实用性。主编了第一套全国会展经济管理系列教材，曾先后应香港会展协会和澳门展贸协会邀请作系列专题讲座，应中国贸促会等机构邀请在中国《展中展》论坛上作关于“中国会展业八大发展趋势、四大关注焦点和六大创新对策”的主题演讲；应上海、云南等省市政府邀请作会展项目策划和品牌建设等系列讲座，曾连续多年被评为“中国十大会展人物”和“中国十大会展理论新锐”等称号。为鼓励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设立外商投资会议展览公司，举办具有国际规模和影响的对外经济技术展览会和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商务部于2004年1月13日公布《设立外商投资会议展览公司暂行规定》。2008年6月5日，全国会展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来自国家标准委、商务部、科技部、文化部、教育部、贸促会等国家主管部门、行业组织及全国各地会展协会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会展标委会工作内容涵盖了会展业对标准化工作的所有需求，包括基础标准、技术标准、管理标准等各类标准对象，涉及会展业从策划、搭建、运行实施到后续利用的全部产业链。

3、逐渐重视会展教育，资格认证正在起步

进入21世纪以来，为了推动我国会展业的发展，多家高校开始开设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2001年，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经浙江省教育厅批准设立会展与广告专业，2002年，按浙江省高校招生计划录取87名学生。该专业共开设37门课程，其主干课程为传播学、市场营销、构成学、广告学、文案、灯光艺术、环境艺术、会展实务、网络展览、广告设计、模型制作、计算机制图技术、摄影、影视动画制作等。2002年8月，澳门大学开设《会展管理与实务》，应中百邀请，该研究所2002年10月在天津开设专题讲座《中国会展经济市场化进程中城市会展经济发展与会展品牌规划管理》。2003年3月4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正式成立会展管理系，主任为刘大可。北二外会展管理系开设的课程包含三个层次：一是英语、高等数学、计算机、法律、心理学等基础课程，旨在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二是经济学、管理学、市场营销、财务会计等经济管理方面的核心课程，目的是让学生系统地掌握经济与管理方面的基础知识，提高学生分析与解决一般性经济与管理方面问题的能力；三是会展概论、会展经济学、会展项目管理、会展营销、会展客户关系管理等会展方面的专业课程，旨在提高学生从事职业化会展管理的作，于2006年6月首批认定了高级会展师31名、会展师19名。此后，中国贸促会、美国国际展览管理协会共同举办的“注册会展经理(CEM)”培训、中国贸促会与德国国际培训和发展协会合作的“赴德国展览管理系列培训班(MesseCampus)”等人才培训工作以脱产、半脱产、利用业余时间等多种多样的方式相继展开，培训内容包含了会展理论和实物操作等方面，取得了业内人士的普遍好评。2008年9月，外经贸部对外贸易企业协会开始组织筹备国际商务会展等级考试，考试等级设，国际商务会展员、国际商务会展师、高级国际商务会展师等岗位考试。2010年前，只组织国际商务会展员专业培训考试。目前，中国会展业人才培训工作逐步兴起，会展人员资格培训认证已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二、改革开放30年中国会展业发展的瓶颈

经过30年代发展，虽然我国会展业整体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但是发展的整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的会展业比较而言，显示出不成熟、不规范、不配套。

(一)产业松散，效益低下

我国会展经济产业要素松散、产业关联脱节主要表现为会展经济发展在管理体制、市场预测、宣传促销、配套服务等方面没有实现良好的对接。这种产业要素的脱节直接导致了会展经济联动优势的发挥，大大减小了会展经济的连带效应。会展经济作为第三产业群体中的边缘产业，其发展对于旅游饭店、航空运输、设计装饰、电子音像等行业都有明显的带动作用。在西方发达国家，这种经济的关联度高达1：9。而在我国会展经济最发达的京、沪、穗三地区，这种经济的关联度却只有1：6。

(二)结构失衡，分布不均

我国会展业发展的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区域结构的失衡，一是供需结构的失衡。首先区域结构的失衡是指各省市的会展业发展水平相差明显但又不是真正的“重点突出，合理分散”，因为除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之外的区域会展中心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即便是上海、北京等主要会展城市竞争力也不够强。

供需结构的失衡主要是指国家对会展场馆建设的控制失灵，虽然全国的会展场馆数量在增加，但由于空间布局和档次结构的不合理，仍不能满足会展市场的需要，全国会展业普遍出现了“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问题，从而使我国会展业发展陷入了“规模不经济”的怪圈。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各地区会展业发展犹如“天女散花”，各省市都提出要大力发展会展经济，而很少有城市注重自身的区位、资源条件及市场环境。

(三)市场无序，管理落后

与会展业发达国家相比，国内会展业市场秩序比较混乱，首先是由于政府行为的不当介入。与国外会展业的“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几乎相反，我国许多城市的大型会议或展览都由政府主办，政府一方面对会展活动的具体运作干预太多，过多地插手展会的管理运作过程，政府机构繁杂的手续和非专业化的管理，极大地阻碍了会展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和会展业管理运作效率，导致了我国会展经济多头办展、重复办展、低层次办展等现象的发生。而另一方面政府在会展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整体促销等重要问题上又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二，国内会展业没有统一的行业管理部门。目前我国虽然北京、上海、大连、深圳等城市成立了地方展览协会，对我国会展经济的市场化进程有所推进。但我国会展业目前仍然尚无全国性的行业协会，会展经济的行业自律机制、发展宏观指导和整体协调功能都还很不完善，制约了会展经济的发展。会展业行业管理体制的不健全，导致没有部门全权负责国际、国内会议及展览界之间的横向交流与联系，这既不利于提高我国会展业的国际化水平，也无法协调各地展会的内容、层次和频率。

最后，我国会展业行业法规建设滞后是导致我国会展市场秩序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我国已在《展销管理办法》和《关于在境内举办涉外经济技术展览会的决定》等会展经济发展规范出台的基础上，于2002年12月，终于由国家经贸委发布了我国会展业第一个行业标准《专业性展览会等级的划分和评定》。但从整体上来看，现行管理措施远远难以适应我国会展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会展经济市场秩序亟待整治，会展行业法规亟待健全。

(四)服务滞后，人才缺乏

我国会展业服务内容单一，服务水平滞后。如目前在国内展会中，只有极少数展览会设立了相关的服务商、法律咨询机构、专业观众检录系统等客户服务项目。大多数情况下，参观商和观众在参加展览会时遇到的一些问题难以解决，展会后的情况也无从了解。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会展业尚未形成专业化的分工协作格局所导致。展会主办者既是策划人员，又是具体实施人员，从展品征集、宣传促销到展场布置、活动安排甚至为参展商提供住宿、饮食等服务均由同一批人承担，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会展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

会展业界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然而目前我国的专业会展人才尤其是会展策划、装修与营销等高素质人才十分缺乏。国内许多会展主办者对会展经济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会展活动的组织者、管理者和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都亟待提高。一方面，会展从业人员大都来自各相关行业，没有经过专门培训，缺乏系统的会展知识和相应的工作技能，从而制约了我国会展业的办展水平和服务质量。另一方面，由于这些非专业化的展会组织者对会展经济理解不充分，因而不懂得将会展活动与旅游等服务性行业结合起来，这不仅降低了会展活动的运作效率，还会影响参展商和观众对举办地的满意程度。

三、中国会展业发展的未来展望

尽管目前中国会展业的发展现状与自身的大国地位和资源条件极不相称，但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以及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会展业将赢得众多发展的契机。概括而言，中国会展业在未来发展中将呈现以下八大趋势。

(一)产业化趋势——全面对接，产业互动

会展经济在我国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形式已经日益显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会展经济所具备的产业化特征也日益明显。首先，会展经济的产业内涵不断延伸。从目前会展经济的发展来看，会展经济已经摆脱了以往单纯会议或展览的界限，其内涵逐步丰满起来，包括宾馆、餐饮、航空、旅游、物流、搭建、设计、布展等众多行业的大会展经济产业正逐步完善。其次，会展经济产业效益快速增长。通过充分发挥会展业在沟通相关行业信息、交流产品和技术、推进行业发展方面的作用，以及对旅游、宾馆、交通、通讯、运输等相关服务行业的带动作用。实现对产业经济的带动作用。再次，会展经济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我国经济的强劲发展将为会展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会展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将日益显著，其创造的直接和间接价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将日益增大。从国外会展经济发达的国家来看，会展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大致为0.2%，而目前我国该比重仅为0.004%。有关专家预测，到2010年我国会展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将达到0.1%，届时我国会展经济将发展到相当规模。

(二)国际化趋势——宏观调控，扩展竞争

与其它行业相比，中国会展业是一个壁垒相对较少的行业，对于众多国外展览公司来说，我国会展业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随着服务贸易准入壁垒的取消，使他们进入中国会展市场的渠道更加畅通，并使国内会展市场竞争日趋国际化发展，所以我国会展业的竞争扩展到会展产业的每个领域。另外，入世能给国内会展业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办展技术，尤其是在会展业的配套服务部门怎样分工协作、会展业与旅游业等行业如何实现有效对接等问题上可以提供新的参考依据，这势必会提高国内会展管理部门的调控水平。面临入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会展界应做好两方面的准备，即对内抓紧制定行业法规，对外尽快熟悉国际规则。

(三)法制化趋势——健全法规，规范市场

与国际会展业的蓬勃发展相比，我国会展业的法制进程却十分缓慢，尚处于初级阶段。目前，我国的会展立法主要散见于国务院各部委颁布的一些管理规定。尽管立法层次不高，体系还很不完善。会展立法最初出现在会展发展比较成熟的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最早以成文法形式出现的法规是《国际博览会联盟章程》和《德国展览协会章程》，以及《国际展览会公约》等，GATS协定是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才达成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会展业在形成一定规模后，进入了市场竞争时期。我国会展在法制化方面迈出新了的步伐，在政府的强势介入下，一些大型重要展会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更加明确，国家战略意图也在展会中从不同侧面得以体现。我国会展的现行立法，包括(1)关于会展审批管理的规定，例如：关于对在我国境内举办对外经济技术展览会加强管理的通知、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关于出国(境)举办招商和办展等经贸活动的管理办法等；(2)关于举办者主体资格的规定，例如：设立外商投资会议展览公司暂行规定等；(3)关于展品进出关、运输等的规定，例如：文物出国(境)展览管理规定、出国(境)文物展览展品运输规定等；(4)地方政府规定。由于会展业的“经济推动器”作用，各个地方都极为重视，纷纷出台相应的法规，像1998年广东省人大制定的《广州市举办展销会管理条例》、1999年大连市制定的《大连市展览会管理办法》、2001年江苏省政府发布的《江苏省关于对本省举办的大型会展实施知识产权监督管理的意见》等。随着会展市场的蓬勃发展，中国会展业的法制化发展趋势会更加明显，会展法制体系会逐渐健全，以规范会展市场秩序，创造会展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四)集团化趋势——渠道多样，优势互补

集团化是国内各个产业部门急需解决的共同问题，它是伴随市场竞争而产生的一种企业经营战略。

中国推进会展业集团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会展企业之间实现优势互补，从而提高全国会展业的国际竞争力。会展企业的集团化不是企业和企业的简单相加，而是整个行业在资产、人才、管理等方面全方位的融合与质的提升。我国会展行业的集团化可以分三步走：一是采取横向联合、纵向联合、跨行业合作等灵活多样的组织形式，组建会展集团；二是开展品牌竞争。即会展集团应以统一的企业文化和品牌开展经营管理，以逐步提高品牌的知晓度及价值含量；三是实行海外扩张。积极向海外扩张是会展企业集团化达到较高水平的一项重要竞争策略，它能使国内会展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保持主动。海外扩张主要有设立办事机构、合作主办展览、移植品牌展会、投资兴建展馆等四种形式。

(五)品牌化趋势——规模导向，品牌支撑

品牌是会展业发展的灵魂，也是中国会展业在21世纪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综观世界上所有会展业发达国家，几乎都拥有自己的品牌展会和会展名城。例如，在德国慕尼黑每年要举办40多个重要展览会，其中有一半以上是本行业的领导性展会，高档次的展览会为慕尼黑赢得了大批参展商，也增强了对旅游者的吸引力。增强中国会展业的国际竞争力，品牌化是必由之路。

值得欣慰的是，国内已初步涌现出一批具有知名品牌的会展企业或展会，如北京国际会展中心、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大连星海国际会展中心、北京国际汽车展、深圳高交会等，这些品牌企业或展会为我国其它城市发展会展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然而，这些民族化的会展品牌与德国、法国等国家的国际性会展公司或展览会相比，无论在品牌的知晓度上，还是在品牌的无形价值或扩张程度上，均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由此可以预见，品牌化将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提上中国会展业发展的日程。而且，中国会展业的品牌化应主要围绕三个内容来进行，即培育品牌展会、建设会展名城和扶持领导企业。

(六)专业化趋势——专业定位，专业运作

“只有实现专业化才能突出个性，才能扩大规模，才能形成品牌”已成为国内会展界的共识。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会展业追求的都是综合化，强调小而全，并希望以此吸引更多层次、更多类型的参展商，结果造成展览会特色不鲜明、规模普遍小、吸引力不强。而且，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国的国际知名展会才比较缺乏。

专业化是中国会展业发展的必然选择。近几年来，国内会展界已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有意义的探索：一是展会内容的专题化。展会必须有明确的主题定位，否则就吸引不了特定的参展商和观众，国内绝大多数展会主办者都意识到了这一点。目前，在全国每年举办的1300多个展览会中，有75%以上是专业性的。二是场馆功能的主导化。除了会议或展览需要有明确的定位外，场馆也应该有比较清晰的主导功能定位。在会展发达国家，一些国际性的品牌展会总是固定在某个或几个场馆举行，这样既便于会展公司和场馆拥有者之间开展长期合作，又有利于培育会展品牌，我国会展企业应吸取其中的成功经验。三是活动组织的专业化。随着中国会展业的发展尤其是与国际会展市场的进一步接轨，国内会展业必将在展会策划、整体促销、场馆布置、配套服务等方面走上一个新台阶，各类专业会展人才也会越来越多，组展过程将呈现出专业化、高水平的特点。

(七)生态化趋势——绿色理念，潜力无限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话题。任何一项产业要获得持续、健康的发展，都必须寻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可以预见，生态化将成为会展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会展业的生态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注重场馆的生态化设计。投资者在兴建会展场馆时将从会展场馆选址、建筑材料选择到内部功能分区，突出生态化的特色，有关管理部门也会对此制定相应的规范。目前，“绿色会展场馆”的概念在国内已经相当时兴。(2)大力倡导绿色营销理念。会展城市在组织整体促销或展会主办者在对外宣传招徕时，都将更加强调自身的生态特色和环保理念，以迎合参展商和大众的环保需求心理。(3)强化环境保护意识。除积极建设绿色场馆外，展会组织者和场馆管理人员将比以前更加注重节能降耗和三废处理，在布展用品的选用上也应做到易回收的材料优先。(4)以环保为主题的展览会将倍受欢迎。随着中国会展业的日益成熟，国内会展产品中必将涌现出大量与环保相关的专业会议或展览，并且这些展会具有极大的市场潜力。

(八)多元化趋势——一业为主，多种经营

从整体上看，世界会展业正在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具体包括产品类型的多行业化、活动内容的多样化和经营领域的多元化。首先，会展业的蓬勃发展对会展产品类型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中国会展企业应根据当地的产业经济基础和自身的办展实力，积极开发新的专业性展会。专业内容可涉及汽车、建筑、电子、房地产、花卉等各个行业，关键是要尽快形成自己的品牌。其次，会展形式正在从传统的静态陈列转向融商务洽谈、展会参观、旅游观光、文化娱乐等于项目于一体，这是全球会展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最后，面临激烈的行业市场竞争，我国的绝大多数会展公司都会努力拓展本企业的经营项目，形成“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格局，以分担经营风险，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

篇3：农村信用社改革开放30年来的回顾与展望

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在1966年《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书》中指出:“用于教师的‘地位’一语有两方面的意思, 一是赋予他们的地位和尊重, 其具体表现为对教师职务的重要价值及履行该职务的能力水平的肯定;二是教师在享受工作条件、报酬和其他福利待遇方面与其他职业人群相比照的地位。”这里提出了衡量教师社会地位的三个指标:教师职务价值、能力水平和相对工资待遇。本文欲从这三个方面出发, 回顾与反思改革开放30年来教师社会地位的变化。

1.20世纪80年代:“蜡烛”型教师

“文革”十年, “四人帮”鼓吹“知识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 把教师和各条战线上的知识分子统统诬蔑为“臭老九”。1977年, 邓小平提出要“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 他们的价值重新得到了肯定。1978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被后人誉为“迎来了教育的春天”, 会上邓小平肯定了教育工作者对振兴中华的重要意义。可以说,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知识是第一生产力迅速成为人们的共识, 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受到重视, “知识分子不再处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边缘, 他们——技术人员、教师、专业人员和文化工作者在文化与经济结构中占据位置, 甚至是中心位置”。[1]当时, 对广大教师来说最有意义的事件, 就是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作出决议, 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教师节。教师有了自己的节日, 这表明教师职位的重要性重新得到肯定。但是教师的工资待遇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由此, 社会上产生了一种说法:“修大脑的不如剃头的, 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表明在收入分配方面存在严重的脑体倒挂现象。教育行业在国民经济12个行业中, 一直在倒数第一和第三之间徘徊。

20世纪80年代的教师往往被比作“春蚕”“蜡烛”。较之“臭老九”, 这体现了对教师职业的赞美和对教师工作的肯定。但春蚕吐丝到死、蜡烛燃烧至灰都是无所要求的, 这个称呼更表明当时社会对教师精神品质的苛刻要求:销蚀生命, 无私奉献。但同时在这十年, 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迅速, 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 教师需求吃紧。数量短缺迫使学校“临时”聘用一些学历不达标的人员来满足对教师岗位不断增长的需求, 所以也出现了很多不合格的教师。总的来说, 此时教师社会地位比较尴尬, 一方面教师的价值重新得到肯定, 但同时教师素质堪忧, 经济收入低。

2.20世纪90年代:“一桶水”型教师

20世纪90年代, 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国家开始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 教师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 教师素质的提高变得非常关键, 教师职业专业化问题被提了出来。1993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明确提出“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 并且规定“国家实行教师资格制度”, 对教师资格标准和条件、申请认定程序、教师资格考试、在职教师资格过渡、法律责任等作出了原则规定。1995年, 作为教育事业基本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也规定国家实行教师资格制度, 教师资格制度由此确立了完全的法律地位。按照《教师法》的要求, 国务院于1995年发布《教师资格条例》, 这标志着教师资格制度进入实施阶段。教师资格制度的实施初步建立了教师队伍的准入机制, 力图把住入口关, 解决不合格教师问题, 从而优化教师队伍, 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教师资格制度的实施保证了教师的专业化地位和工资待遇的提高。

这个十年中, 对教师队伍来说最振奋人心的事情, 就是1993年10月31日在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通过了我国教育史上第一部关于教师的单行法律——《教师法》, 旨在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 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待遇, 建设一支合格的教师队伍。《教师法》以教师为立法对象, 把国家尊师重教的方针上升为法律, 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民教师的重视, 对教师职务重要价值的肯定。《教师法》提出“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 并逐步提高”, “中小学教师和职业学校教师享受教龄津贴和其他津贴”。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 各个层次的教师工资持续增加, 从1990年到1999年教师年均工资由2125元增长到8392元, 1999年将近是1990年的4倍。同时, 教师住房问题也引起了国家关注, 1993年,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在住房和其他社会福利方面实行优待教师的政策, 各级政府要制定切实的计划, 尽快使城市教职工家庭人家住房面积达到当地居民的平均水平”。然而, 20世纪90年代存在大面积拖欠教师工资问题, 成为这一时期教师流失现象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一时期尽管加强了对于教师职业的专业化要求, 然而这种专业化要求更多地局限在对学历的要求上。此时的教师形象好似是“一桶水”:“教师要给学生一碗水, 自己先要有一桶水。”“桶论”折射出来的是应试教育模式对教师资格的要求。一桶水显然远远多于一碗水, 且碗中之水完全是由桶中的同质之水倒进去的, 这暗示着教师只要具备足够多的知识储备就可以了。另外, 桶中之水乃一桶死水, 这似乎表明教师完全可以凭一时之学, 终身从教, 而无需更新和扩大水源。所以教师只要成功地把自己桶中的水“自上而下倒进”学生的碗中 (灌输) , 就达到教学目标了, 就是所谓的好教师。这种教师形象只重视教师的知识储备量, 而忽视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和教师的职业道德等情感和道德的因素。同时, 随着“春蚕”、“蜡烛”、“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等赞美教师的字眼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在某种程度上也潜藏着教师职业道德下滑的危机。

3. 进入21世纪至今:专业化教师

随着我国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教育事业、教师职业越来越受到重视。2007年8月31日,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见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时, 肯定了广大教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振兴作出的重大贡献, 提出教师是推动教育事业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关键。这一时期, 我国学者开始系统地从国外引入教师专业化的理论和经验, 教师专业化向纵深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 教师的专业化只规定了教师的学历, 而且学历标准和达标率低。到2005年, 我国小学、初中、高中专任教师的合格率分别达到98.62%、95.22%、83.46%。《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还提出:“2010年前后, 具备条件的地区力争使小学和初中专任教师的学历分别提升到专科和本科层次的目标, 经济发达地区高中专任教师和校长中获硕士学位者应达到一定比例。”除了学历标准提高之外, 现代教育对教师内在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长期以来, 我们教师的核心角色是单一的知识传授者, 现在要扮演多元角色, 例如知识的传递者、学生学习的促进者、课程开发者、教育者、心理健康的维护者、终身学习者, 等等。这些新的角色要求教师不仅要掌握学科专业知识, 还要具备教育心理学的知识, 以及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所应具备的基本技能;而且教师逐渐从严谨的教科书、教学大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拥有对课程与教学的设计、决策、评价与管理权力。教师的人生价值逐渐从外在工具性价值走向生命发展价值, 不再仅仅是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 而是成为自身发展的主体, 个性自我被挖掘, 个性魅力受到重视。教师职业的专业性质越来越明显。

在物质待遇方面, 从2000年起, 国家连年较大幅度地提高教师工资水平。根据教育部提供的数字, 2005年, 全国教师的平均工资超过了公务员工资的平均水平。其中, 高校教师年平均工资超过2.33万元, 比20年前增长了17.8倍;中小学教师年平均工资达到了1.33万元, 比20年前增长了10.9倍。教师住房条件也大幅度改善, 城镇教师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已从1993年的6.9平方米提高到2005年的26.05平方米, 超过了城镇居民的人均居住水平。[2]2006年12月, 全国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启动, 此次工资改革中, 教师工资上涨幅度最大。2007年工资制度改革, 中小学教师基本工资标准又提高10%。

在21世纪, 教师职业已经不像在20世纪80年代那样是人人可为的, 也不像在20世纪90年代那样几乎只要具备一定的知识量就可以胜任, 教师职业正逐渐地发展成为一种专业。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教授曾指出:社会职业有一条铁的规律, 即只有专业化才有社会地位, 才能受到社会的尊重。因此, 可以说随着教师职业专业化的进一步发展, 教师社会地位会越来越高。

二

随着教师职业的逐渐专业化, 教师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但不容置疑, 教师职业要实现“最受人尊敬和羡慕的职业”的理想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制约教师地位提高的基本因素有以下三点。

1. 教师专业化水平仍旧偏低

叶澜教授曾指出, 一种职业能否被称为专业有三个条件:第一, 有专业理论知识作依据, 有专门的技能作保障;第二, 承担重要的社会责任, 具备较高的职业道德;第三, 具有专业性的自主权, 表现为制定了专业资格制度, 如入职、聘用、解聘、晋升等制度。[3]以此考察我国中小学教师职业, 自改革开放30年来, 其专业化水平的确较以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但仍有待发展。首先, 学历水平不高。虽然我国教育政策提出今后要提高教师的学历, 但现行的学历要求采取的仍是1993年《教师法》的标准——小学教师具有中师学历、初中教师具有大专学历、高中教师具有本科学历。这种学历层次已经不能适应需要。其次, 教师入口把关不严格。虽然我国实施了教师资格制度, 但一般只要成绩及格, 师范类院校毕业生就都能获得相应的资格证书, 其教育教学能力却往往令人担忧。教师聘任制也在实践中变得有名无实。更有甚者, 在一些地方, 聘任制的实行加大了单位领导人的权力系数, 强化了某种人身依附关系, 进一步促进了“关系网”的发展。再次, 目前中小学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容易被片面化为学科的专业化, 而忽视教育和教学的专业化知识和技能, 并且在追求教师的教学技能的提升时没有突出教师的全面发展。最后, 在很大程度上, 教师仍然只是教育制度中的一个“齿轮”, 以专业化的姿态从属于现代科层体制, 其专业自主权还没有真正实现。

2. 教师职业道德滑坡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给人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 人们的自主性增强, 久遭压抑的个性得到解放, 对效益、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得到认可。同时, 功利价值观迅速扩展, 把本来是手段的效益、利益当做人生目的来追求, 导致了全社会普遍的道德滑坡。价值观的转变也深深影响着传统上固守“清贫”的教师群体。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 有一些教师经不住利益诱惑, 做出了有损师德的事情。有的教师借各种机会公开向学生及家长索要礼品或其他好处;有的故意把应该在课堂上讲的内容放在补课班上讲, 以此收取补课费, 等等。师德滑坡还有一个原因是教育教学的技能和效率取向, 似乎只要掌握了专业知识和教学技能、让学生取得好成绩就是好教师, 而忽视了对教师品质的要求。教师职业道德滑坡损害了教师的职业形象, 危及了教师社会地位, 导致形成与20世纪80年代截然相反的怪现象:教师职业在一步步发展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的同时, 却越来越远离受人尊敬的地位。

3. 师生关系矫枉过正

由于受“师道尊严”观念的影响, 我国传统的教学实践倾向于以教师为中心, 强调教师掌握着教学过程中的主动权, 是教育教学活动中的权威。随着基础教育改革和新课改的实施和深化, 理论界开始倡导一种平等、民主、对话的新型师生关系, 认为教师是教学的主体、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教学过程就是由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所构成的缺一不可的二元主体和谐发展的过程。但是在实践中却存在着过分强调学生中心的矫枉过正弊端: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个性差异越来越受到重视, 而教师的主导作用却被忽视;教师被要求尊重学生、理解学生、宽容学生, 而自身权益却得不到保障, 教师人格不被尊重, 屡见报端的“辱师”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

三

有学者指出:“教师的整体社会地位实际上是教师职业在社会成员的择业取向中所处的位置。”[4]以人们的择业取向来考察这30年来教师社会地位的变化, 可以说教师的社会地位在一步步提高。从理论上对提高教师社会地位的经验加以总结, 并结合当今教师职业发展的特点, 为了实现“最受人尊敬和羡慕的职业之一”的理想, 笔者以为应该在以下四个方面作出努力。

1. 大力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教师专业化已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 也是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职业是可替代的、机械重复的和他主的, 是谋生的工作, 而专业是不可替代的、知识技能复杂的和具有广泛的职业自主性的。所以当一种职业发展成为一种专业的时候, 就表明该职业已经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1996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 “在提高教师地位的整体策略中, 专业化, 作为一种改善教师地位和工作条件的策略, 是最有前途的中长期策略”。从历史上看, 教师专业化的价值取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争取教师专业的地位与权利, 集体向上流动;二是促进教师个人专业能力的发展。教师专业化的这两种价值取向相辅相成。教师个人专业能力的提高, 即教师个人专业化是教师集体专业化的基础和源泉, 教师集体向上流动又是教师个体能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2. 保证教师工资待遇与其劳动价值相一致

教师劳动是一项复杂的脑力劳动, 凡准备从事这一职业的人需花费较多的时间和费用接受教育和培训。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生产一种劳动花费的时间越长, 它的价值也就越高。因此, 教师劳动具有较高的价值, 也就应获得较高的经济报酬。

在上述评价教师社会地位的三个标准中, 工资待遇是最基本的。尤其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背景下, 工资待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种职业在社会关系空间中相对位置的高低。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 保障教师的物质生活条件, 这是提高教师地位的一项基本前提。教师工资待遇应与其劳动价值相一致。不然, 很少有人愿意从事教育事业, 更难吸引优秀人才, 必然降低教师队伍质量, 从而使教育改革沦为空谈, 最终影响教育发展。

3. 加强教育法制建设, 保障教师合法权益

在我们的历史上, 教师的社会地位更多地依据“师之所存”的“道”和少数人充任教师的特权性和贵族性。在大众媒介兴起和中下层平民充任中小学教师职业的今天, 教师的社会地位则需要法律的确认, 即法律以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与现代法律的平等性和公正性来保证教师的社会地位。可以说, 法律关于教师的规定是对教师职责的重要性及其社会地位的最高评价。20世纪80年代, 我们国家倾向于一些临时性的政策措施呼吁“尊师重教”, 但由于缺乏强制性和法律保护, 这些政策宣传只能流于口头。所以曾一度出现过教师外流的情况, 成为当时教育事业发展的潜在危机。1993年, 《教师法》第一次从法律上确认了教师社会地位的专业性和神圣性, 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 使教师社会地位有了法律保障。但必须指出的是, 现在有关教师的法律软弱无力, 这是有些部门或个人敢于以身试法、侵犯教师合法权益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 虽然《教师法》提出教师有按时获取工资报酬的权利, 但20世纪90年代仍存在大面积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而且今天侮辱、殴打教师的现象也屡有发生。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加强教育法制建设, 做到有法可依, 另外还必须加大依法治教的力度。

4. 加强师德建设

雅斯贝尔斯提出教育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教育是太阳底下最神圣、最崇高的事业, 所以从事教育工作的老师应当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 一如夸美纽斯所说:“教师应该是道德卓越的优秀人物。”20世纪80年代, 虽然教师的工资待遇比较低, 却涌现出一大批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热爱教育事业的优秀教师, 他们深受人们爱戴。然而受市场经济大潮的波及, 目前, 师德的确有滑坡的趋势。虽然教师的工资待遇提高了, 教师的教学能力也提高了, 但教师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却不如从前。因此, 在21世纪, 必须加强师德建设。师德可分为两个领域, 即作为一个社会公民所必须具备的公民道德和作为教师所必须具备的职业道德。教师的职业道德 (或教师的专业伦理义务) 是指教育在制度的规范之内确定的责任, 主要包括教师的工作对于国家和社会的道德义务, 对于教育本身和对于学生的义务。[5]师德建设必须从这三个方面进行。也就是说, 教师的专业发展不能再把教师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训练放在第一位, 而应该更加重视教师完整的道德品质的发展。

人是社会的主体, 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目的。“教书育人”本该是一项崇高的事业, 从事教育事业的人——教师本该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 尤其是在目前国际社会竞争激烈, 科技知识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背景下, 教师更应该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为此, 切实推动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是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注释: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王啸)

参考文献

[1]刘云杉.从启蒙者到专业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145.

[2]http://news3.xinhuanet.com/school/2005-10/03/content_3461107.htm

[3]叶澜.新世纪教师专业素养初探[J].教育研究与实验, 1998 (1) .

[4]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198.

篇4：农村信用社改革开放30年来的回顾与展望

关键词：改革开放；农村改革；30年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30年，经济制度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性的变化，正如邓小平1984年所说，“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有革命意义的改革”；农村产业结构以至城乡关系在计划向市场的转轨过程中处于一个剧烈的分化，改组并重新整合的时期；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经济运行开始转入现代社会经济即新农村经济的运行轨道并逐步融为一体。农村改革30年其来势之猛，速度之快，变化之巨，远为人们所始料不及。中国农村的改革进入第三十个年头，其业绩超越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经验，不能不令国人振奋，世人惊叹。

从农民首创家庭联产承包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敞开农村改革大门；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邓小平南巡讲话市场配置资源；从农村税费改革到义务教育“二免一补”；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到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建设，向世人展现出一幅幅波澜壮阔的改革景象。

1 大包干红手印昭示出一个方向——农村经济的基本经营制度全面改革

改革开放的阳光最先照到农村，但阳光是农民迎来的。“自从出了朱元璋，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安徽凤阳，1978 年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旱，只有18户的小岗村家家讨过饭。此年11 月24日晚，小岗村农民立下了一份大包干“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粮要钱。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因“契约”上按满了手印，有人称之为大包干红手印。小岗村农民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冒着风险，提出“包产到户”，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开路先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率先闯关。

闯关的结果是农村经济的基本经营制度全面改革，从废除“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转变为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其重要的经济内涵在于，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与农户的土地经营权分离，由此从根本上解决了在人民公社时期无法解决的按有效劳动进行分配的问题。我国目前的农村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事实上已经以农户经济为主要的依托基础，连国家对农业税的征收都避开了土地的所有者而直接向土地的经营者征收。由于这一基础的变化，农村经济中的财产结构也逐步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即除土地以外的农业生产资料绝大部分已经集中在农户手中。在中央支持和推动下，“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归自己的，”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据统计，1978年农户所有的生产资料户均不到10元，到1997年已达到3300元，总规模超过7000亿元，占到农村全部固定资产总额的50%以上。每亩净增250斤粮食，第一次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大难题，并且农民有了剩余，有了现金积累，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57元增加到1984 年的355.33元。到1984年，中国农民过上了历史上最好的日子。

2 村庄里办厂，家门口上班——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家庭联产责任制的推行，使农村解放出一大批劳动力，怎么办?中央1984 年1号文件提出建立“产供销、种养加、贸工农”一体化的农村综合发展的经济制度，又为这些解放出来的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良机。1984 年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创办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开始把原来的社队企业改称乡镇企业，赋予其新的性质和内容，使得乡镇企业从此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乡镇企业很快成为国民经济的半壁河山，第一次结束了新中国商品短缺的历史，并使一部分地方、农民先富了起来，农民企业家在全国范围内的各个领域异军突起，一亿多农村劳动力异地就业。这一改革使农民工总数超过农村人口的1/5，农民非农业收入超过了农业收入，每年民工的劳务收入高达6000-8000亿元，使工资性收入逐渐成为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农村1%的农民成为老板，10%的农村劳动力成为乡镇企业的职工，农村经济出现“黄金增长”时期。

3 种粮不交钱，粮补到农田——农村改革由“取”转“予”

农民负担居高不下成为上世纪整个90年代农村久治不愈的“顽症”。为探索农民减负的治本之策，从2000年中央在安徽启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至2006年最终取消农业税，成为近年农村改革的最大亮点。

它终结了2600 年中国农民种地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使得长久以来难以削减的农民负担得到了切实的减轻，与改革前的1999年比较，全国农民每年减轻负担约1250亿元，人均减负140多元。同时也标志着国家与农民间“汲取型”关系已被打破，国家对农民实现了由“取”向“予”的转折。

种粮不仅不交税，还有直补、良种补贴和综合直补政策。2004-2006年，全国粮食直补资金达到390亿元。补贴政策的实施，保护了农民种粮收益，有力地促进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恢复和提高，2004年以后，我国粮食产量连续3年增产，增产总量超过1300 亿斤。正如种粮大户所说：

“农民种田不交'皇粮'，还有种粮补贴，农民种田越来越有奔头了!”

4 学习读书不交费，合作医疗惠农村——教育医疗新举措

不学习无以改变贫穷，踏破贫穷必须抓教育。为了更好地解决农村9年义务教育问题，政府出台义务教育“二免一减”的惠农政策，迎来了农村发展教育的春天。从2005年开始，国家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2006年对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对其中的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2007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行，大大减轻了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家庭的教育负担。

为缓解农民看病的压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扩大。从2006年起，中央和地方财政较大幅度提高了新型合作医疗的补助标准，大部分试点地区的农民自己交纳10元，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分别补助20元。

5 农业企业化、产业化、资本化经营渐成主导——`民办、民管、民受益

改革开放以后，当农业生产的基本核算主体转为农户，同时市场全面放开，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很快就显露出来。特别是一些大宗农副产品，买难卖难的事情总是发生，农民损失惨重。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单家独户的小农对市场信息的反应往往是滞后的，也就是说小农在信息处理上的成本与其收益相比偏高。而这一成本的偏高恰恰产生了小农户对组织的需求，随着农业经济结构的大转型，农业产业化的出现成了90年代农业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热点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散农户为赢得市场竞争，自发地组织起来，或者在当地基层政府的推动下联合起来，组成了各样的专业技术协会、生产销售等合作经济组织。对此，党的十六大后给以充分肯定，支持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由于有效聚集和整合农业要素资源，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个体生产经营方式，成为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的经营形式，为农业的产业化经营、企业化管理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发挥了巨大作用。

6 新农村蓝图振奋民心

篇5：30年农村改革回顾与改革的深化

30年农村改革回顾与改革的深化[1] 章猛进[2] 顾益康[3] 黄祖辉[4]

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整整30年的历程。改革首先从农村起步，农村改革不仅贯穿整个中国的改革，而且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原动力、助推器和晴雨表。要实现13亿中国人口的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目标，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农民、农业、农村仍然是未来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基于此，深入总结30年农村改革的历程和经验，正确面对现实发展的问题与挑战，大胆探索深化农村改革的思路和途径，不仅对于解决好“三农”问题，而且对于整个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在总结浙江30年农村改革的基础上，对当前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进一步改革的思考和对策建议。

一、浙江30年农村改革的轨迹和成就

中国30年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浙江的实践也是如此。1978年到2007年，浙江地区生产总值从123.72亿元增加到18640亿元，财政总收入从27.45亿元到3240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65元增加到8265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82元增加到20574元，分别增长了151倍、118倍、50倍和54倍，全省非农产业占GDP的比重从63.7%上升到94.5%，城市化率从14.1%提高到57.2%，提高了43.1个百分点，75.9%的农村劳动力已转移到二三产业，农民来自二三产业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达到81.5%。浙江农村30年改革发展的轨迹，概括起来，是一条从解放思想到解放农民和解放农村生产力，从冲破计划经济体制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不自觉到自觉的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路子，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三农”发展之路。

1、变革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和农产品流通体制，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体制到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业经营体制的转变。从上世纪80年代取消统派购制度到90年代取消粮票和粮食定购任务，再到新世纪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全面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终止了延续千年的“皇粮国税”，农业发展进入到无税时代，促进了从自给半自给的计划农业到市场化、产业化农业的转变，开创了从传统农业到效益农业，再到高效生态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时期，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升，推动了农产品供给从严重短缺到全面充裕的历史性转变。

2、推进农业和农村市场化的改革，使农民获得了自主的生产经营权、自有的财产所有权和自由的创业就业权。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农民兴起了自主创业和自由择业的浪潮，千百万农民率先闯市场，涌现了一大批农民企业家和务工经商者，广大农民实现了从单纯的农业劳动者到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自主创业者和自由就业者的转变，农民的千变万化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千姿百态，推动了整个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这些转变使农民收入和财富大幅度增加，浙江农民人均纯收入持续20多年在国内省区保持第一，生活消费水平全面提升，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农民生活实现了从基本温饱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转变。

3、快速推进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推动浙江成为市场大省和经济强省。农村改革使得浙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形成个私经济放手发展，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率先推进，民营经济快速壮大，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专业市场和小城镇蓬勃发展，农村劳动力和二三产业向县城和中心镇集聚的格局。农村经济实现了从单一的农业经济到一二三产业全面发展的转变，农村所有制结构实现了从单一的集体经济到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县域经济实现从单纯农村地域经济向以工业为主导、城市为中心的特色块状和区域集群经济转变，全省经济总量和人均GDP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分别列全国省区的中下游水平，到2007年分别上升为第4位和第1位。浙江农村经济发展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实现了由落后的农业省到市场大省、经济强省的历史性转变。

4、积极实施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方略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打破城乡分割发展的格局，从城乡互相制约到城乡互进共促的融合发展，开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时代。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又连续发了五个“一号文件”，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党工作的重中之中。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先后提出了坚持科学发展观、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部署，在这些战略方针指导下，浙江大力实施“八八战略”，率先制定了《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决定》，积极探索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机制，不断加大公共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力度，整体推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建设，实施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和“欠发达乡镇奔小康”等统筹城乡发展的系列工程，全面推进政府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进而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农村为城市服务的传统格局，开始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格局转变。

5、顺应历史潮流和农民需求，积极探索党领导新时期“三农”发展的方式方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始终站在改革前列，以新理念催生新思路，以新思路促发新举措，创造了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浙江创造性地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以思想大解放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大解放，以经济大发展带动农村社会的大变革，促进农民素质的大提高，广大农民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在从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各级领导干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尊重农民的创造、支持农民的创造，及时总结推广和引导农民的创造，逐步形成了政府与市场的协调，干部与群众的互动，在“三农”工作方法上从行政命令、瞎指挥，向科学调控、因势利导方面转变。

二、浙江30年农村改革的特点和启示

回顾总结浙江30年的农村改革，主要有以下十个方面的特点和启示。

1、在改革的目标上，坚持以农为重，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改革的首要目标。从农民占绝大多数和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省情出发，从当时最严峻的农产品全面短缺、农民温饱不继问题入手，推进农村改革，致力于解放农业和农村生产力，促进农业发展、农民致富和农村的全面进步。实践表明：农业兴、中国兴；农民富、中国富；农村稳、中国稳；农民充满生机活力、中国就生机勃勃。

2、在改革的指导思想上，坚持以人为本，把增进农民权益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核心是顺应农民利益需求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尊重农民首创精神，赋予农民自由权利，从农民群众最迫切的解决温饱、增收致富、摆脱改变大锅饭、大呼隆的生产和分配体制的需求着手，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还权于民，赋予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和自主创新创业的权利，让农民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市场主体，注重激发农民创新创业的活力，努力创造让农民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条件。

3、在改革的思路上，坚持市场取向，把建立市场取向和政府调控有机结合的管理体制作为改革的基本方向。实践表明，农业要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一方面也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具有明显的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因此，还必须注重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和有效调控，不断的探索建立适合现代农业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4、在改革的突破点上，坚持以地为源，把不断创新农村土地制度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其目的是改善土地资源在财富创造与分配中的杠杆作用。从实行农业家庭承包责任制入手，赋予农民对农地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使土地的家庭经营成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首要途径；在此基础上推进非农建设用地的改革，赋予农民在集体土地上兴办乡镇企业的权利，使农民得到了兴办乡镇企业的土地资源的基础条件，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非农建设用地的增值利益。同时，在推进国家非农建设用地征地制度的改革中，也逐步地提高对农民的经济补偿和利益保护。

5、在改革的操作上，坚持注重实效，把“多予、少取、放活”作为改革的重要抓手。首先从“放活”开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从加强农业、繁荣农村、放活农民入手，既让农民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人，启动了农业生产和流通的市场化进程，又允许和鼓励农民兴办乡镇企业、个私经济、进城务工经商。在“放活”的基础上，又不断“少取”和“多予”。如：不断减轻，直至免除农业税费和农民的各种负担，开创了农业的免税时代，不断增加对“三农”的各种投入和补贴，广大农民从改革中最先得到实惠。

6、在改革的方略上，坚持城乡统筹，把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分割体制作为改革的长期战略。按照减少农民才能发展农业、转移农民才能富裕农民的思路，让农民积极参与到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去，它直接促成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专业市场和小城镇的蓬勃发展和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使农民成为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积极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使“三化”成为促进“三农”发展的最强大动力。

7、在改革的方法上，坚持务实创新，把从实际出发和“三个有利于”作为改革的判断标准。主要体现在：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鼓励农民创业和创新，不断清除束缚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中的“左”的思想和政策体制障碍，不断总结、提炼和推广基层创造的改革和发展经验，并不断把成功的经验转化为新的政策和法规。

8、在改革的路径上，坚持循序渐进，把“摸着石头过河”和“允许试验”作为改革的探进器。中国的改革既没有先例，又不能照搬西方国家模式，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渐进式的、与时俱进的改革是一条可行的路子。实践中，我们的改革正是走了一条从农村到城市，从微观到宏观，从经济体制到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体制，从点的试验到面的推广，一直到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为重点的城乡经济社会政治各个层面的综合配套改革。在渐进式的改革进程中，不断拓宽改革的领域、不断丰富改革的内涵、不断深化改革的层次，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三者关系在实践中日趋协调。

9、在改革的激励上，坚持利益驱动，把合理的利益诉求作为改革的动力源。率先推进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改革，从低效率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转到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与此同时，积极倡导先富带后富，探索效率与公平有机结合、稳步迈向共同富裕的新举措和新路子。

10、在改革的推动上，坚持群众路线，把上下联动、互动共进作为改革的推进力。努力做到中央的改革部署与广大群众的改革意愿相一致，党政干部与广大群众互动互促，着力形成全党全社会不断深化改革的共识与合力。各级领导干部不断解放思想，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尊重、鼓励、支持、引导农民的创新创业活动，调动方方面面投身改革的积极性，充分显示党和政府对改革的领导推动作用。

三、当前“三农”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30年的农村改革与发展，为我国的改革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的改革源于农村的改革，中国的发展源于“三农”的发展，农村的改革发展成为推动中国发展最强大的动力。但与此同时，“三农”为中国的高速增长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两亿多的农村劳动力转变成为从事二三产业的廉价农民工，几亿亩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廉价征用。廉价的农民工、廉价的土地和廉价的环境这三大红利贡献是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和经济高速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但广大的农民工却没能享受到平等的企业职工权利，大量的失地农民没能分享到相应的土地增值利益，大范围的农村生态环境被严重污染。从纵向看，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三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到基本小康的转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从横向看，我国“三农”问题依然很严峻。农村依旧落后于城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在不断的扩大；农民还未能享受到平等的公民待遇、劳动权益、土地权益和财产权益；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是落后社区、农民是弱势群体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我国目前还存在城乡收入巨大反差、城乡社会事业巨大反差、城乡财政支出巨大反差、城乡信贷资金巨大反差、城乡投资规模巨大反差等问题。因此，“三农”问题并没有因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缓解，在许多方面反而是更加尖锐了。概括起来，当前我国的“三农”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农业发展面临着地位边缘化、规模细碎化、经营副业化、劳力高龄化、产销无序化、科技口号化、设施陈旧化、产业低效化等问题的困扰；传统的农业双层经营体制和政府对农业的投入保障体系与现代农业的发展还很不适应；忽视农业、无视农村、轻视农民的问题还在加剧。深化农业经营体制改革，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迫在眉睫。

二是农民就业面临着农业就业不充分，非农就业不稳定，权益难保障、收入难递增、身份难转换等严峻挑战。实现农民充分就业、稳定就业、和谐就业的任务十分艰巨。现实中，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特别是纯农户增收十分困难，投入资本缺乏、非农就业难。进一步创造农民创新创业的良好环境，保障农民平等的公民权益、劳动权益、财产权益，提高农民创业就业能力、形成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的机制迫在眉睫。

三是农村土地制度面临着耕地日趋减少，农户经营规模越来越细小、越来越缺乏长期投资、土地流转和规模化集约经营难，征地制度不完善、征地行为不守法，非农建设用地中的浪费和腐败现象依然严重，农民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以及农户宅基地和住宅缺乏平等物权，农民不但未能充分享受土地用途转换的增值收益、而且城市大量侵占农村资源，又形成新的城乡“剪刀差”。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迫在眉睫。

四是农村社会事业管理服务仍面临着无序状态、公共服务缺失、文化生活贫乏、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严峻问题。缩小城乡社会建设差距、改善农村基本民生与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任务十分艰巨。突破城乡二元社会权利结构，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迫在眉睫。

五是农村政治建设面临基层民主制度不健全、民主权利没有充分保障、社会治安隐患多、社会缺乏公平正义环境等严峻问题。加强党在农村的执政能力，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和谐稳定的任务十分艰巨。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推进基层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乡村治理结构迫在眉睫。

六是农村发展面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和城乡二元体制的严重制约，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职能中的城市偏向尚未根本改变。有的法规政策存在重城轻农、重官轻民、重富轻贫的现象。对农民不公平的政策、制度和法规不但还没有完全清除，而且还在出现新的不合时宜的政策法规，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体制机制，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任务十分艰巨。推进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迫在眉睫。

事实上，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困难，都与“三农”问题直接关联。比如，内需不足就与农民群体低收入、低消费、农村社会保障不健全直接相关。又如，国际贸易频繁遭遇技术壁垒和反倾销、人民币币值不断升值、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内在动力不足、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改变等问题，也与2亿多农民工长期廉价、社会保障普遍缺失等问题有直接的关联。再如，土地征用和使用上的大量违法行为和浪费行为，导致农民抗争，社会不稳，也与农民土地权益的缺失和土地制度改革的滞后有直接的关系。总之，当前经济社会上发生的重大问题或潜在的问题，都与“三农”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好有关，“三农”问题仍然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急中之急。

四、深化改革的对策建议

下一步的改革应该在认真总结30年改革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针对现实中存在的各种紧迫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进行总体设计，着力推进。深化改革还是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作为主攻方向，要尽快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和城乡不平等的制度；改革的核心是还权于民、用权于民，真正给农民平等的公民权利、财产权利、劳动权益和土地权益，实现农民自由、全面的发展。下一步应着力深化以下五大方面的改革。

（一）深化农业发展体制改革 我们认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就是要从人多地少的中国基本国情出发，以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业生产者增收致富为目标，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科学技术为支撑，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为主线，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以政府宏观调控和依法保护为保障；坚持富民强农的基本宗旨，坚持家庭经营的基本制度，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方略；按照整体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的要求，充分发挥体制机制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市场潜力优势，全面增强科技支撑能力、综合生产能力、市场竞争能力，走出一条经济高效、功能多样、产品安全、技术密集、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1、深化农业经营体制和农地制度改革，致力于建立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新型农业双层经营体制。从当前我国农业的实际情况看，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形成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农地制度，与现代农业、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已越来越突出。一是农业家庭承包经营的农户数量越来越庞大、经营规模极其细小、分散，这种小规模的农户经营既难以应用现代科技现代农机，难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更难以参与市场竞争，也难以使农户致富。二是统一经营服务层次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实际上没有能力承担统一服务的功能，统一经营和服务名存实亡。三是农民承包的土地产权不明晰，农民缺乏长期投资的信心，虽然法律规定30年不变，但由于人口变化，各地几年调整一次的情况相当普遍。四是对常年抛荒农户缺乏有效治理措施，离农的农民不愿意转让土地，而常年务农的农户得不到更大扶持，有失公平。五是农户家庭承包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服务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已不适应变化的形势。六是现有的公司加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体制也存在很大缺陷，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大多数都是简单的买卖关系，交易成本高昂，不能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因而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小农经济的生产格局。

基于此，有必要对农业双层经营体制和农业产业化经营机制进行有效的改造对接。建议把现有的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改革提升为以专业化、规模化、农庄化的家庭经营为基础，并与专业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的经营服务相结合的新型农业双层经营体制。

建立新型农业双层经营体制的改革方案，一方面，要把农业家庭经营作为农业基本生产形式，把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的家庭农庄作为现代农业的生产主体，通过转移农业劳动力和推进农民市民化，促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集中，致力于逐步减少从事农业的农户和农业劳动者的数量，使专业农户成为专业化、规模化的家庭农庄，使之成为现代农业生产主体和新型农业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另一方面，要大力引导家庭农庄（专业大户）在自愿的基础上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可以引导农业龙头企业与生产基地的家庭农庄（专业大户）组建专业合作社，从而形成家庭农庄的生产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的统一经营服务相结合的新型农业双层经营体制，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和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建立新型农业双层经营体制还需要深化农地制度改革。改革的重点是把30年不变的农地承包制时间同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100年相衔接，即把现行的30年农地承包期延长到100年不变，明确赋予农户100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充分体现中央关于农户土地承包长期不变政策。同时加快农地使用权的市场化和农地转用权的法制化，让农户拥有对农地的承包经营权和完整的财产物权。建立政府管理下的土地使用权流转交易市场，允许和鼓励农户之间按照自愿、依法、有偿、有时的原则转让土地使用权，促进农地向专业大户和种田能手集中，逐步使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庄成为现代农业生产主体。也可以采取土地入股、组建股份合作社和股份公司的形式，推动农业规模经营。同时，强化政府对农地流转和转用的依法管理，促进农地市场化流转，确保农地农用、不得随意转为非农建设用地，还要对承包农地的常年性抛荒进行依法处罚，促使长期不经营农地的农户把农地流转出去。政府资金集中对农业基础设施加以整合投入。

在具体操作中，在二轮承包经营比较公平合理的地方，可以在不调整农户承包土地的情况下，顺延到100年，并发给农户100年的承包经营权证，明确这种农地承包经营权具有物权的性质。在二轮土地时承包农户之间土地数量不太平衡和公平的地方，可以再做一次适当的调整，也可以采取经济上补偿的办法，使承包土地大致公平，然后顺延到100年。对于已经全家户籍农转非、并在城镇安居乐业、享受市民同等待遇的人口，必须把其承包的农地和山林一次性有偿转让出来，今后不作农民对待，以增加纯农户的农业资源。同时，明确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不再承担农户承包地的统一经营管理和土地调整职能，由县乡两级政府部门建立农地管理专门机构，承担农地依法管理的职责。

此外，要完善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优惠政策，要给与其比一般的农业龙头企业更加优惠的政策。对专业合作社从事农产品加工贸易给予免税或减税，使农业生产者通过合作社能真正享受到加工贸易的增值利益，进而引导专业大户、家庭农庄走合作发展的路子。促进一部分农民转入二、三产业开拓生产门路，一部分农民就地当农业工人，使农民既有承包土地转让好处，又能根据自己能力开拓就业。

另外，还要按照建立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新型农业双层经营体制的方向，深化农村供销社和信用社的改革。把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成为农业产供销合作联合社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联合社，帮助指导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产品销售、技术培训、商标制定、广告宣传、市场开拓、法律援助等。也要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改制后的供销社开展合作信用保险业务，参股和兴办农业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改革要坚持合作制的方向不变，不应该急于把信用社改成股份制的民营银行。要促进现有的供销合作社、信用社与专业合作社进行有效整合，成为农民自我服务、走向全国和世界市场的最重要的组织载体。

2、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致力于建立农科教、产学研一体化的新型农技推广体系。要进一步改革农技推广体制与体系，对涉农院校、农业科研机构与地方政府部门的农技推广组织进行有效的力量整合，形成政府指导下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载体、“农科教”相结合、“产学研”一体化的农技推广体制与体系，建立专业化和区域性的综合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和现代农业示范与辐射基地。同时促进政事分开，各级行政部门的技术推广任务、项目经费要相应地整合到新的农业科研推广体系中去，使科研经费真正集中用于农业科技。

3、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致力于形成开放、统一、高效的农产品市场物流体系和农业地区分工协作机制。要坚持农业区域化与市场化的方向，无论是粮棉油等重要农产品还是其它农产品，都要坚持放开生产经营和流通，都要让农民自主安排生产、自由出售农产品。同时，为了保障国家安全，政府应制定优惠政策，建立粮、油等主产基地和产业带，鼓励专业合作社生产国家安全需要的粮油农产品。国家要鼓励产销两地开展对接，达到产地积极生产，销地积极收购，确保粮油安全。要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农业专业合作社开展跨区域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全国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开发能力，促进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致富、安居乐业。国家财政要致力于建设和培育全国统一、开放、高效、多层次的农产品市场和物流网络。要坚决开通常年性、全国性地开通鲜活农产品的免费绿色通道，加快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体系建设。要建立农资价格与农产品价格挂钩的价格调控机制，使国家政策性补助真正落到农民腰包。

4、深化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致力于建立贸工农一体化的行政管理机构和支农政策体系。要按照农林牧副渔、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管理的要求，整合现有的涉农行政机构，充分发挥其行政效能。近年来各级政府农业投入很多，但投入机制还不健全，投入分散、效率不高、农民实惠不多。建议尽快建立完善经常性的公平投入机制和突发性问题应对机制相结合的投入体制，以法律法规保障农业的基础地位和有效投入，同时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形成多种形式、多种途径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同时，应进一步取消集体林育林基金和更新改造资金的征收，减轻或减免农产品流通和加工环节的税收。农资企业也应该实行扶持和低税的政策。同时要全面建立农业政策性贷款和政策性保险制度。最可行的办法是，一是由农村信用社来承担此责任。二是国家控股为主的银行必须有一段额度给农业贷款，国家给与一定的风险补偿政策，作为不良资产核销。

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有效机制和途径。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农业劳动力向工业、城市转移就业和资金向农业转移的问题。要按照发展农业必须减少农民、转移农民、提高农民的要求，加快减少农业劳动者的数量，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各级政府要创造条件，让进城农民安居乐业。要下决心改革户籍管理制度，让农民获得自由迁徙权利，平等享受公民待遇。同时，要把发展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和小城镇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搞好中心镇建设规划和乡镇企业功能区的规划，让他们成为转移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有效载体。要大力推进在城镇建设经济实用房和廉租房，鼓励农户全家搬迁到中小城镇安居乐业。另一方面要抓好中心村的规划建设，促进零星村向中心村集聚，发展多种经营的特色村域经济。要协调好城市与村镇规划，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应补助农民改善住宅条件，解决他们世代以求的愿望。政府通过工业城市发展新增的财力和土地出让金的很大一部分要用于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投入。

（二）深化非农建设用地制度改革

要按照建立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机制的要求，把深化非农建设用地制度的改革与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紧密结合起来。

1、深化征地制度改革。这项改革的目标，是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促进土地节约利用、集约利用和依法使用；要保障农民对土地的合法权益，促进土地的永续利用和土地增值惠及当地百姓。具体改革思路是：一是改变地方政府卖地财政的状况，遏制卖地增收的冲动。地方政府要退出直接的征地环节，由土地管理部门建立专门的征地机构和建设用地市场，建设用地买卖双方直接进入市场进行交易，涉及到征用农地的必须按项目进行农地转用和征用的计划审批，征地补偿价格要落实区片综合价，在同一区域内不管什么用途，都要按相同的区片综合价定价。定价的基本原则是让农民共享农地转用增值的利益，提高对农民的补偿标准，为失地农民搞好基本养老保障。对所有征地，都要实行农民代表参与的公开招标出让。其次，落实中央提出的国家土地出让金收益主要用于农村的政策，使土地出让金收益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中央要明确土地出让金收益应包括农业用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工业用地的招标出让和工业用地转为商业用地的增值收益，并明确规定偏农的分配比例，并且要建立专项制度进行专门的检查监督。再次，开征土地占用税和物业税，并明确主要用于解决“三农”问题。这些税种的开征既有利于节约土地，有利于经济健康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稳定。

2、深化农村非农建设用地制度改革。要抓紧制定农民集体所有的非农建设用地市场化开发利用的政策和法规。在服从政府村镇建设规划和依法办理农地转用审批手续的前提下，要允许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在村镇范围内、市场化开发利用非农建设用地，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和集体物业经济，并明确集体所有土地上的所有房产设施都可以核发与国有土地上的房产设施一样的权证，一样可以抵押和买卖，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发展开辟一条有效的发展途径。特别是在城中村和城郊村，应允许其利用村庄建设用地建设多层高层的民工公寓，这实际上是建造集体的廉租房，既可解决农民工在城镇安居的问题，又可以为失地农民创造物业管理的就业机会。我们应该从巩固党在农村基层政权、增强集体经济组织从事乡村社区服务事业实力、开拓农民就业门路的政治高度，来推进这项改革，支持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发展。

3、深化农民宅基地制度改革。目前农民宅基地制度存在若干问题：一是土地管理法对农户宅基地只简单地规定了“一户一宅”的基本原则，农户的宅基地不能异地置换，选址往往局限于自然村或村民小组，导致村庄农宅零星分散、杂乱无章；对“一户一宅”折旧建新标准缺乏明确界定，导致老宅不拆新房乱建。二是农民建在集体所有的宅基地上的住宅没有完整的产权，不发房地产证，不能自主买卖、抵押，变成不可交易的“死产”。三是一些已经在城镇务工经商和安居乐业的农民不肯放弃无偿宅基地的权利，继续在农村建房，造成财产闲置和土地浪费，不能达到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协调的政策目的。四是农村建房中存在腐败行为。有权有势有钱人在农村乱建豪宅，乱占农民土地，造成极坏影响。针对这些问题，第一，要对物权法中的有关规定做出修改，应该明确农民建在宅基地上的住房应该有同市民私宅同样的财产权利，核发房地产权证，允许自主买卖和银行抵押。超过规定面积的应加重土地占用税。第二，建议国家明确农户宅基地指标可以在镇域或县域范围内有偿折价和异地置换使用，即符合“一户一宅”新建住宅条件的农民可以带宅基地指标到相关部门办理异地建房手续，有条件的农户也可带宅基地指标到县城或中心镇换购一套经济适用房。政府要把这些进城农民的住房建设纳入当地经济适用房的建设规划，这样做既能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又能促进有条件的农民到城镇安居乐业，真正减少农村人口从而减少农村建设用地，减少农民无效建房投资，推动城镇化的健康发展。第三，抓紧改革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在农民“一户一宅”基本实现的今天，可以也应该对“一户一宅”无偿使用、无限期分配宅基地的政策作一历史性了结。明确公布今后一律不再安排无偿的宅基地，同时放开农民住宅的自由买卖和抵押，使农民获得对房产完整的财产权利。

（三）深化农民就业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1、以保障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为重点，推进统筹城乡劳动就业和分配制度改革。目前，两亿多农民工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新生力量，产业工人的主体。我们要从保障农民工的权益的实际出发，推进整体劳动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具体来说，一是严格执行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特别是要落实好农民工依法享受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女工生育保险的制度。要适应农民工区域流动性大的特点，抓紧改革企业职工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个人账户，使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可以在全国各地对接。二是针对最低工资标准由地方政府制定而地方政府又因为招商引资的恶性竞争不愿意主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实际，建议国家修改最低工资制度的规定，工资水平应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同步提高，并与当地消费水平挂钩。要按照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等分类，提出各地所有企业和雇主都必须严格执行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并且做到几年提高一次，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工资长期不涨的状况。要充分发挥工会在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中的作用，总结推广浙江温岭市行业工会建立工资协商制度的做法，建立劳资双方协商确定工资水平的制度，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三是切实解决进城农民工的居住问题和子女上学问题。地方政府应该把外来农民工的居住纳入廉租房的建设规划。要允许和鼓励城中村改造中利用集体非农建设用地建造民工公寓。四是建立覆盖城乡的劳动就业服务体系，把劳动就业服务网络延伸到农村。鼓励企业招收农民工，凡是对招收农民工占企业职工人数比例越高、对农民工福利保障搞的好的企业，越要实行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做到政府财政所得让一块、企业利润让一块，让农民工的收入福利高一些，这也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很重要的途径。

2、深化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切实保障农民享受公民的福利权益。要抓紧调整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下决心纠正公共财政上的城市偏向，真正落实好财政新增的公共基础建设和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事业资金主要用于农村的方针政策，切实改善农村社会事业落后和公共服务缺失的状况。一是要解决好农村教育落后的问题。把改善农村教育条件，让农民子女上得起学、上得好学作为培育新农民、建设新农村的关键来抓。为培养新一代有知识的现代农民，对农林大中专院校中农业技术类专业的学生一律免收学杂费，鼓励他们成为中国新一代的农业生产经营者。二是要切实解决好农民看不起病的问题。国家应该下决心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同时尽快建立统一的、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制度。既要解决农民大病住院医疗问题，又要解决小病也能治和加强疾病预防问题。乡镇卫生院要承担起农村公共医疗服务中心的职责，并与县级医院连锁；每个行政村应该有一家对口乡镇卫生院统一管理的村卫生室，配备好全科医生，医务人员国家统包。要建立医疗救助资金，对得大病的困难家庭交不足自费部分的再进行救济补助。三是要采取多种有效办法，解决好农民养老难的问题。可以采取分类解决的办法，对农民工要全面纳入企业职工养老体系，同时完善失地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要全面建立城乡全覆盖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制度；要积极探索建立个人养老储蓄与政府配套补助相结合的农业劳动者的养老储蓄金制度。四是政府要切实承担起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农村社区公共管理费用开支的职责，提供农村道路交通、供水供电、环境卫生、社区治安、救助救济等资金。同时，要进一步探索乡村社区自身对社区性公共品供给的途径和措施。

3、以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和开展全社会的扶贫济困为重点，调整国民收入的三次分配。从现在的实际看，30年的改革已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但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问题，低收入群众的生活困难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重大问题和隐患。现在是到了倡导先富带后富的时候了。要改进慈善捐款的筹款和使用方法，使慈善捐款更多地用于低收入群体，低能力、残疾人群体和欠发达地区的贫困乡村。特别要倡导先富起来的共产党员和企业家同穷村户挂钩，做到先富带后富、共同奔小康。

（四）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要按照以人为本、以民为先的理念，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略和建设服务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清廉政府的要求，进一步改革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切实转变政府的管理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服务“三农”的功能。政府工作的重心要从偏重于经济发展转到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正与和谐稳定上。

1、强化政府服务功能。政府部门的管理和服务应该实行免费服务，要在农业进入免税时代的同时，让政府的服务管理进入免费时代。也就是说，凡是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向公民和企业提供的各类行政审批和各类证件的发放，都应该免收成本费和服务费，诸如结婚证、房地产证、居民身份证、企业登记证、税务登记证、企业安全证、卫生防疫证、职业资格证等应该免收成本费。这些成本应该在公共财政中开支，这样做可以对行业不正之风，减轻农民、市民和企业负担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真正树立服务型、清廉政府的形象。

2、推进省直管市、县体制改革。从浙江的实践来看，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对县域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下一步的改革是取消市管县，全面实现省直管县的体制；县级要扩大中心镇的权限，赋予中心镇县级的管理权限，使县一级和中心镇能够更多地承担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和改善民生的职责。

3、深化干部制度改革。真正转变政府的职能，有赖于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和干部任用制度的改革。要把改善民生作为主要的政绩，要把公共服务作为主要的职能，要把农业是否发展、农民是否增收、农村是否稳定进步作为考核县乡（镇）干部政绩的重要依据。

（五）深化农村基层政治体制改革

这项改革的总体方向是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巩固基层政权，切实保障农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益，维护社会公正与和谐稳定。

1、深化农村综合改革。从实际情况来看，可以把乡镇分成两类，一类是人口比较多、二三产业比较发达、经济实力比较雄厚，已成为区域生产力和人口集聚中心的中心镇，另一类是一般乡镇。对于中心镇，应该赋予其更完整的政府功能，更完整的一级财政，使其具备小城市的发展建设和管理功能。对于一般的乡镇，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小乡镇，可以改为县委县政府的派出机构、建立乡公所，财政收支可以由县直管，并明确乡公所的主要功能是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

对乡镇干部的年轻化不能搞一刀切。目前农村50岁的干部就退居二线的做法，消极因素很多，既造成人浮于事，又使第一线缺乏经验丰富的干部。因此，乡镇干部一定要做到老中青结合，特别是要注意发挥经验丰富的中年壮年干部的作用。要积极探索乡镇一级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途径，实行乡镇党委书记民议、民推、党选，乡镇长直选和乡人大代表对乡镇政府的行政、财政等依法监督。

2、扩大农村基层民主。深入开支农村党的建设“三级联创”活动、先锋工程、领头雁工程，更好地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从巩固农村执政基础的高度，重视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积极推进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探索农村社区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要适应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进程，积极探索农村社区建设的新思路，不断总结社区管理的新经验。------------------

[1] 本研究同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理论、思路与对策研究（04ZD012）的资助。[2] 浙江省原常务副省长。

篇6：农村改革六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摘要：家庭经济单元内部消费需求多样性和生产供给单一性矛盾的外化解决，推动了生产专业化、催生了农村经济市场化，形成了市场和生产一体化的新型经济形式，从市场与生产结合、构建双向稳定机制、奠定宏观调控机制基础和再造农业集体化等方面，实现了农村经济发展的突破。现实提出的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既是再度突破的必然，又是必须统筹推动、稳步发展的系统工程。

关键词：农村；专业化；集体化

农业兴、天下盛，农业动、天下震是中国经济运动刚性规律的一般现象形态。新中国经济史上，农村生产关系具体形式选择确当与否产生连锁反应，农业“兴”、“动”引发全局经济“盛”、“震”现象反复规律性发生的教训至深。人们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耳熟能详，农村生产关系如何达到与生产力适合？既是历来政治家关注的焦点，学问家长期探索而难得其解之迷，又是农民驾轻就熟之路。以集体化改造小农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思想和中共的一贯方针，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农村生产关系选择呈现政治强制集体化和农民自然选择思路和实践都不相同的发展阶段。回顾新中国农村生产关系变革，反思农村 经济改革前沿的创新和发展道路突破，正视当前农村经济组织形式正在进行的升级，对于提高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掌握指导新农村建设的主动权大有裨益。

一、家庭承包制面对挑战的创新

总结失误教训的正确论断

把握生产关系选择生产力的总体趋势，是作为社会中心的政府最重要的职能之一。但实践中，政府对农村生产关系具体形式适合生产力准确“度”的把握，却相去农民甚远。农民以生产关系具体形式为实现生产活动的载体，时刻都在直接体验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并且能够根据工具和劳动对象的实际，自动组合和配置资源，选择生产组织和管理形式，即自然而然地创造出适合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具体形式。毋庸证明，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天然存在自动选择机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这是总结新中国生产关系曲折发展历史经验提炼而成的经济指导思想。基于指导思想的历史矫正，家庭联产承包得以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实行家庭承包制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集体经营层次又名存实亡，大批单家独户经营的农民长期难于摆脱贫困。目前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建设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正是尊重广大 农民自觉选择和创造，生产力自动选择生产关系自然经济运动趋向集体化的实现形式。

农村生产关系创新的机理透视

马克思根据社会细胞内部矛盾运动规定社会发展趋向原理，从剖析社会细胞商品入手，揭示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必然趋势。中国社会最常见、最普遍的现象——社会细胞，是农村家庭经济单元。经济社会最深层次的消费和生产矛盾，在农村家庭经济单元内部，具体现象为消费需求多样性和生产供给单一性矛盾。人民公社体制下，家庭经济单元生产功能的主要部分因为通过“队”的形式取代、实现而萎缩于自留地的范围，多样性消费需求也主要通过“队”直接分配主要消费品化解。所以，生产供给和消费需求矛盾由于政治强制外部支持，在双向低层次水平上维持平衡。但多样性消费需求作为永恒的动力压而不逝，普遍现象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倾向”，只是在全方位的政治强制下呈隐形蓄积、伺机待发之势。此乃实行家庭承包制前农村生产力选择生产关系动态运动暂时定格之基本状态。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下，家庭重新成为生产功能和消费功能统一的经济单元，消费需求多样性和生产供给单一性矛盾不可避免的成为家庭经济单元必须直面和解决的现实，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驱使农民自发参与市场交换以满足多样性消费需求。农民参与市场交换，迅速对专业化生产提高劳动 生产率的优势形成非理论的实践认识，自觉推动家庭经营从“小而全”向一业为主的专业化转变。但家庭经济单元生产专业化程度与提高劳动生产率成正比、与满足消费多样性需求成反比，此辨证运动，推动消费需求多样性和生产供给单一性矛盾发生连锁反应，激化到必须通过市场交换外化解决。农村社会细胞普遍参与市场交换而“化”，自然而然地推动农村经济摆脱自然经济旧辄，转轨市场化和社会化。但家庭经济单元“入市”，如同“驾片帆小舟闯汪洋大海”，受市场骇浪冲击和远洋巨轮挤压倾覆的概率极高。规律既存在于实践，又是实践的指南。农民对集体生产力大于个体生产力原理同样有着非理论而直观的认识。面对“入市”进则兴、退则衰“入市难”的挑战，农民自发选择走联合经营的道路。

破解“入市难”挑战的实践创新

家庭经济单元从被动到主动、从自发到自觉联合经营应对“入市难”，历经专业户、专业村和商品基地，形成“户”、“片”、“带”有机组合的规模化商品生产格局。其间，应运而生的公司等经济实体，居于链接市场和生产中枢，一头连接市场，拿回供货订单；另一头与覆盖范围的农户签订购销合同，组织农户生产，事实上形成以经济实体为核心的新型农村经济合作形式。其形如蝴蝶，经济实体如蝶身，市场需求和农户生产如两翼。冠名蝶型经济形式比较恰当。

二、农村经济发展道路的突破

蝶型经济形式在极为广阔的层面上，实现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诸多突破。

开拓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发展创新和谐共荣道路

家庭承包制下的家庭经营形式，是广大农民守可保基本生活，进可创新发展的基础，与现实生产力大体相适应而具有长期稳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同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凡家庭经营向市场经济转轨早、且转轨成功的地方，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和经济社会发展就快；反之，亦然。事实显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创新，是实现农村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绕不过去的两难选择。所以，创造既能实现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又适应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具体形式，乃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所在。新型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形式既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又以保证产品销路的订单为纽带，通过入户的系列化技术指导引导和资金支持等途径，组合家庭小生产进入规模化商品生产经营序列，实现家庭承包制稳定和组织化有机结合，在几无震荡之下完成农村生产经营从分散向社会化生产组合的转变，破解了稳定和发展二律背反难题。参照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羊吃人”腥风血雨的小农经济强制改造史，则更可见家庭承包经营无震荡完成从分散生产向社会化生产组合的转变，对开辟小农经济社会化改造道路的创造性意义。

奠定构建生产和市场双向稳定机制的基础

虽然农村生产和市场需求双方都有内在的稳定要求，但由于融会和统筹双方稳定要求的机制缺失，双方的稳定要求事实上长期处于割裂和各自为政甚至对立状态。供求平衡主要通过付出巨大代价的生产和市场大起大落途径被动实现。蝶型经济形式将市场需求和农村生产统一于一体，使双方的稳定要求构成“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倚”互动的利益共同体，各自稳定的要求在对方稳定的基础之上实现，构成互为前提的对立统一辨证运动系统，既在沟通产销层次上奠定市场和生产双向辨证稳定的基础，又建造了实现双向稳定的机制架构。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蝶型经济形式按订单组织有计划的商品生产，使其覆盖范围的农户生产进入销售安全保障系统，在解除农产品销售难后顾之忧的同时，不仅在极其广阔的层面上形成生产稳定进而支持市场辨证稳定的基础，为普遍构造生产和市场双向稳定的良性循环机制，提供了极具现实指导意义的模式，而且为推动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与市场结合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实践支持。

完善和延伸宏观调控系统

面对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和市场化条件下的农村经济，国家宏观调控的对象主体分散成为千家万户，有效抑制农户短期行为冲击的载体部分缺失，调控措施难以进村入户，以致调控目标屡屡失灵。蝶型经济形式中的“龙头”，通过市 场订单与农户签订产销合同，变“看不见的手”成为“看得见、抓得牢的手”，在其覆盖范围借助共同利益驱动和法律保护，与农户之间实际形成密切的调控和被调控主、客体关系。又依托组织化程度高的优势，规模化推行科学技术，经营效益一般远远高于农户各自为政的经营效益，农民为比较利益驱动摒弃传统经营方式，所以能够有效抑制农民自发的短期行为。蝶型经济形式中经济实体和农户之间确定的调控主、客体关系，使农村经营主体由千家万户集中成为相对集中的经济合作组织，从而使国家宏观调控农村经济的对象，从“散沙”聚合成为“集成块”而直面范围大大缩小，并借助蝶型经济形式具有的调控机制，弥补国家宏观调控进村入户的缺失部分，事实上构成政府-经合组织-农户式农村经济调控框架雏形，使国家宏观调控延伸、达到进村入户，从而提高宏观调控政策到位率，达到覆盖农村经济末梢——农户的生产经营，国家宏观调控成为更完善的体系。

拓宽农业集体化的发展道路

但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实现农村集体化的依托何在，路在何方？新型经济合作组织形式如下。

第一，将各自为政的经济单元组合成为小农户、大生产社会化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以户为基本经济单位基础上创造出了新型集体经济构造。

第二，将分散的家庭经营组合、纳入产销一体化序列，进行有计划生产形成形散实合的生产经营，使得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层次事实上进入集体化序列，无疑是实现农业集体化新型模式，从而拓开了农业集体化的新途径。

第三，大规模的专业化商品生产经营发展，催生农村经济内部分工快速发生，各种类型的专业化组织和专业协会普遍产生并稳步协调发展，从各个专门方面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合力，形成专业化生产发展推动分工，分工促进联合的良性辨证循环。

第四，组合家庭小农生产成为大规模商品生产形成的集体生产力，产生“1+1＞2”的推动农村社会层次全面提升乘数效应。随着经济实力增强，公益事业建设在“民营”层面范围实现了突破性进展，不仅发达地区而且欠发达地区，相当批量的农村出现了“旧貌换新颜”的历史性变化，使农业集体化重新崛起于存亡危急之际，实现了否定之否定发展。也证实了邓小平早在包产到户初发的预见：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

综上所述，选择和创造生产关系具体形式，首先是现实的经济运动。农民既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又直接置身于生产关系具体形式之中，所以最先知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适应与否，实验地创造出适应生产力要求的生产关系具体形式。长期困惑政要和学问家们的历史性难题，已被农民破解 了，实现了农村经济发展道路多方面的重大突破。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农村经济已经实现的重大突破，主要集中在发展的前沿板块，农村经济存在的器质性问题——农民收入水平低，并没有普遍的根本解决。世界发达板块的经济实践证明，我国近30年来农村生产关系的创造和发展道路的拓开，确实铸就了继续前进的机制载体，但是随着国民经济层次的整体提升，使农村经济组织原本早就存在的挑战，变得更加严峻。农村经济组织形式再度洗牌，实现新的突破，业已成为现实存在的势所必然。

三、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势所必然

近30年来的实践反复证明，发展规模经营是推动农民致富的有效途径。

现实呼唤规模经营

目前，在我国耕地的保有量目标18亿亩，农户大约2.4亿多万户，每户平均耕作面积大约7亩情况下，基于粮食种植业低投入、高产出的基础，再加国家免税减费等惠农政策的支持，在无特大灾害情况下，维持温饱当无所虞。但户均经营7亩耕地维持温饱，既非广大农民之所愿，又非改变农民收入低现状革命性变革的最佳选择，更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定目标。而且在全局经济出现不测之时，比如扩大内需，拉动消费，很难有所作为。现实迫切要求对农村经济经营规模形式进行适度调整，组织规模化经营。世界人口密度 最大国家之一的以色列，早已普遍地实现农业经营规模化，近30年来我国不少地方农业规模化经营稳步快速发展的事实，都证明发展农业规模化经营是必须的、可能的和可行的。毛泽东早在1943年就透视指出：“一个处在封建社会的被剥削的农民家庭，一家三口、四口乃至七口、八口，只靠一个劳动力生产的事是很普遍的，这样的一家，不但要维持自己的生活，而且要付出百分制之五十至八十的租税给他人”。据对我国河西灌溉农业区的调查，在使用架子车等手工劳动工具条件下，每个农业劳动力足可承担经营15亩耕地的作业量。每个劳动力经营15亩耕地的农业小型规模经营，在国内不少地方已经成为了事实，且类似“点”、“片”在国内分布很广。事实说明，发展类似规模经营，并非天方夜潭。但根本改变“家家都种田、户户小而全，温饱不困难、富裕差得远”，则必须统筹发展规模经营，使粮食种植业成为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最可靠的途径。

适度规模经营“度”的两大边界限制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势所必然，前景十分诱人，但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度”，存在严格的两大边界限制：

1、农村人口离开耕地转移的限制

假如，每个劳动力经营15亩耕地作为适度规模经营最低“度”界限；普遍实行适度规模经营，那么在全国人均1.3亩耕地条件下，就必须有90％的农村人口脱离耕地。这在实 践操作中，几乎是天文数字，至少在相当长时期内显然不具备普遍的现实可行性。显然这是两难的选择。所以，党的十七大报告的提法极其慎重——“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和“适度”则是刚性边界，必须极其慎重的加重警示。

2、城市吸纳农村失地人口容量的限制

目前，各类城市都存在就业一员难求现象。但一员难求现象实际只存在没有稳定保障的临时就业领域。凡稳定就业领域，普遍都是，一职难求。一方面数百万大学生不能就业，另一方面大批大学生还在不断拥出校门加入待业行列的事实说明，城市稳定就业领域吸纳自身劳动力都十分困难，大量吸纳农村进城人口的能力十分有限。虽然大学生就业、老城市人口就业和农村进城人口就业存在层次差别，但对城市吸纳农村进城人口的能力，不能估计过高。近年来我国土地征用规模达到了每年300万亩。按人均征地1亩地推算，每年大约有300万失地农民。各地普遍采取征地后一次性支付补偿金的方式，然后让农民自谋职业。大量农村失地人口进城、不能稳定就业而实际游离于城市，必将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巨大隐患。将会引发多方面的严重后果。XX年发生的巴黎骚乱就是警示。

3、拓开适度规模经营的前景

发展规模经营边界限制如此严格，是否前景无望，就此 止步？答案是：发展艰难、前途广阔。

从户籍管理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农村人口现在有9.4亿。从现实的居住地统计，农村的农民大概是7.5亿左右。而现实真正长期留守农村的人口，大约有2亿农民由于劳动就业的流动以及行政区域的变化，实际上已经不在农村了，这种发展趋势目前还在继续。

城镇化水平提高加大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我国城镇化水平1990年为26．4％，XX年为36．1％，XX年为41．8％，XX年至XX年期间城市化水平年均提高1.4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约为1000万左右。发展城镇化是既定的国策，将加快农村人口离土离乡，带动农村规模经营发展。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升级换代进程加快，农村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幅度提高。比如，经营1亩粮田需要18工日，经营1亩果园需要80工日，经营1亩日光温棚蔬菜需要150工日，用工量分别提高340％和730％。早在10年前，目前，许多农村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发展快的地方，已经出现了较大面积的“雇工难”现象。目前，这种现象的存在范围正在稳步扩大，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前景比较广阔。

综上所述，农业规模经营展所现出的综合发展态势，已经提供宏观决策依据的实践基础。

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