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__论文

2024-06-18

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__论文(共6篇)

篇1: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__论文

一、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突出价值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

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

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

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

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照。与时俱进

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

人们误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的该篇,就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孔子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论语》、《中庸》、《易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天人和谐

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贯思想上。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人与自然并列,就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

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论语述而》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

二、孔子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教育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将会突飞猛进,这取决于四个有利因素:经济实力的强大、决策者的决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传统。在传统方面,杨振宁极为看重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深远影响。

众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思结合、重视实践、学仕结合„„其中的一些观点看来更显卓越。

比如,他的富民而教的主张,几乎就是我国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以实现“科教兴国”政策的古代版本。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经济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高效率、标准化。

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企业管理者真诚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控制人。

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诚奉献得以增强。

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

其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政治

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剧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四处游荡。

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则。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宿命。

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主要是通过道德修养达到自身的和谐,进而推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其中仁学体系、中庸思想和礼 乐文化等观念对当下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儒家思想是巾围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影响着华民族上千年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其中庸思想、仁学体系、礼乐文化等观念对当 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仁义之德为和谐之基

“和”是儒家哲学ltl煎要的思想范畴之一。予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 ·子路》。这充分说明了人与人之间,思想观点具有差异性,不能完全求得一致,但仍然可以在和谐的前提下,携手并进,};结起来一起做事。“和”的思想元沦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能起着秋极作用,要达到“和”的理想境界,儒者讲“仁、义、礼、智、信”,其 “仁”与“义”的思想观念在创建和谐社会 Il要起列撼础性作用。

(一)“仁”者“爱人”

“仁者,爱 人也。”《论语 ·颜渊》儒家仁学思想中的“爱人”把握_r一个最 本的价值要索,这就足直接关系和影响到和谐社会构建的实质性基础,其实质就是“修己”与“克已”。在儒者看来,见“爱人”无所谓“和谐”;爱人,就要处处为他人着想,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欲达而达人”作为处事做人的准则。予日:“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 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 ·里仁》)

2.“仁则荣,不仁则辱”是儒家哲学中世人的荣辱观,不仅是社会对人的评价标准,而也是社会对个人的基本要求。子日:“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沧语 ·灵公》)意为,一个力求实现人生价值的人最引以为恨的,就是直到死去,三的 予还不能被世人所传颂。这关键就在于一个人应去追寻什么样的荣誉。儒家思恕要求人们应该有荣誉心、所谢:“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无耻矣 ;不知有耻,为国家大耻。士荣在于施仁,士辱在于施不仁。”(龚 自珍《明良论二》)“仁则荣,不仁则辱”充分概括了儒家荣辱思想的精神实质。这种观念在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对平衡人生价值,调剂生命意义同样具有积极的启发和引导作用。

(二)“非义不居”

“非义不居”是儒家思想实践精神的代表,它对构建和谐社会,对形成融洽和睦的人际关 系、人物关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儒家哲学思想认为,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和争斗皆起源于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矛盾。在此认识的基础之上,儒者们提出重义轻利、崇义贬利、以义代利的“非义不居”思想。

义与利是对立的两个概念,二者的轻重取舍在人的生命过程 1|对人生的发腰具有不同的影响力。儒学更强调义的获取,强调义所赋予生命存在的道德意义。予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把义与利提高到做人的道德境界上来,一个有德行、道德境界高尚的人知道的应该是“义”,而 一个无德行道德境界低的人知道的只足“利”。正如孟子所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含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含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就是儒学所推崇的人生境界观和道德境界。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儒学倡导“舍生取义”,它也并不在于要求人们完全放弃利而只顾义。只是说明,当义利发生矛盾激化时,人的行为要去追逐义而放弃 自己的私利。正所谓:“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较论,但不至防义耳。”(《二程论 ·河南程氏外书》)有高尚德性的人,不足不讨’较利害得失的,只是尽力不做违背道德规范的事而已,也正所谓:君子求财取之有道。构建和谐社会不只是一种理论的行为,而且是一种具体的实践操作。儒家“非义不居”的思想,为我们构建不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道德标准和方法论依据。

三、礼乐文化的辅助作用

仁学中的“爱人”思想也表述一种最基本的实践主义精神,它直接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的成功与否,是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孟子日:“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 ·梁惠王下》)所以弃“礼”而只讲“仁”,肯定无法建构和谐社会。所谓“礼”,是社会的道德规范、条规和人类生活准则。也就是说,礼的社会功能在于调节人与人之 问的关系,使之 和谐正如孔子所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 ·学而》有‘r以礼节之的和,才算真和,才能说得上“和为贵”《论语 ·学而》。

儒家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它以“礼”与“乐”的相互支撑来追求和谐的统一,并以此作为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儒家思想认为,“礼”的本质是“序”,“乐”的本质是 “和”。“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放群物皆别”(《礼记 ·乐记》)。“和”,意味着和合、和谐;“序”意味着等级、秩序。和谐与秩序是对立统一的。世间没有无序而又和谐的状态,也没有不和谐而有序的事物。“礼”规定了家庭、社会、国家巾必须遵守的行 为规范以及应该履行的义务和责任,具有社会法律和伦理道德规范两方面的内涵可以用来治理国家,提供给社会生活稳定的发展秩序。“乐”是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在内的综合艺术的总括,是声音、情感、动作的和谐统一,可以抒发情感,调节性情,感化人的心灵。“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礼记 ·乐记》)。所以儒家提出“和为贵”的思想,是以一个和谐社会状态为根本指导原则的。而社会和谐的核心问题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儒家十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人与组织之间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和谐。“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爱之心,忠恕之道是人际和谐的基础。但人际和谐还需要经济基础来支撑,如果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就必然会产生组织或社会内部的相互对抗,人际之间的和谐就会受到破坏。因此,“大乐与天地同和,大官与天地同节”(《礼记 ·乐记》)人与社会的关系实质就是“公”与“私”的关系。儒家认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要三为一体,通过人人“兼善天下”来实现“天下为公”,保障社会的协调发展。

四、中庸思想为和谐之准则

中庸思想儒家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行为准则。“庸”即“用”,“中庸”即“用巾”,就是按“1l1”的标准去做,中庸不是折,也不是 中立,而是不偏不倚地把握“中”这个事物运动的准则。根据这个准则处世做人,就可以做得完美,恰到好处,是一种“巾正” 的象征,而“过”与“不及”都是不好的。“巾庸之道”是一种追求内在的、实质性的平衡行为准则,一种勿过勿不及的状态。“中”与“和”有着密切关系,东汉郑玄对“中庸 ”解释为 :“名日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 也。”“巾和”一词的含义为按“巾”的标准去做事就会达到一种“和”(和谐)的状态,和谐状态是一种完美的表现,也可以说,“中和”是一种至善至荚的理想化状态。

《中庸》中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说,达到“中和”,不仅能够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而且也实现了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这正是众多儒者梦寐以求的为政之最高境界。《礼记 ·礼运》中“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这是对“大同”社会状态的描述,也是一个高度和谐的社会。正如孔子所言:“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明鲜久矣。”《论语·雍也》。

中庸准则可以运用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个人思想言行等各个方面,在为君治国方面“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 ·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其中,“正”乃思想行为端正,为人处事必求合乎“义”。在经济上,必须“因民之利而利之”《论语· 尧曰》。坚决反对“放于利而行”《论语 ·里仁》。在文化教育方面,必须要做到“学而不思则 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学而》。中庸准则要求个人在履行道德职责时“无过无不及”,一旦过了应有的度,就会使原有的道德要求变质,所谓物极必反。掌握中庸准则,个人必须崇德徙义,但也必须兼德。所谓兼德,就是不偏于一德。仁、义、礼、智、信、忠、孝、恕都不是孤立的,它们都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互相依存、交叉、互补。所以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中庸准则在树立个人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儒家思想总的来说,它体现了以“仁”为核心的“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和谐社会,以“中庸 ”为方法的“天人合一”思想,是最高的自然法则,在天地人和谐共生的生命系统中,儒者所倡导“仁民爱物”、“民胞 物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以礼乐之文化修仁义之德性,正如明朝王阳明所说:“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一也”(《王阳明全集 ·大学问》)。

篇2: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__论文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礼崩乐坏,杀伐不断,百姓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苦不堪言。那似乎已经是一个无法挽救的世界了。但是,孔子却带领着一群弟子四处云游,主张积极入世,以求挽救世道人心。儒家的这种积极入世的行为在很多人看来都是十分可笑的。但是,我认为在当今社会,这种入世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大到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小到个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问题,积极入世的思想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和指导。

关键词:孔子 入世 责任 勇气 实践

正文:面对纲常殆废的**社会,儒家积极投身于乱世之中,企图通过“人”这一主体的努力来实现政治的和平。而面临着人口膨胀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资源短缺等问题的人类也应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学会用积极入世的思想努力地改变自己,改善自己生活的环境,进而改善全人类的生活。

一. 儒家入世思想教导我们要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1)孔子的入世之路

在那个道德沦丧、暗无天日的时代里,人们看到的只有战火的硝烟、政权的变更、官员的腐败和生活的残酷。许多当权者为了升官发财,贪图享乐,将肩上的民生大任抛到九霄云外。部分迫于生计的人则选择了与腐败官员同流合污,一起剥削压迫百姓,苟且偷生。还有少数虽关心民间疾苦,但因认为时代无法改变就不用勉强去做的知识分子也选择了归隐山林。因此百姓只能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这时候,只有怀揣着自己伟大的政治理想,心系百姓的孔子,仍带着一帮 弟子周游列国,四处宣传仁政思想,主张积极入世,为国为民效力。

从古至今,很多人都不理解,既然入世的道路那么艰辛,社会又不能改变,那么孔子为什么还要周游列国到处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呢?明“知其不可”为什么还要“为之”呢?我想这也正是孔子的伟大之处!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孔子和那些隐士一样,他们都在忧世,担忧这个国家,担忧这个社会,只是做法不同罢了。隐士可以丢下这个社会这个时代不管,只管自己去种田,只求自己内心的安宁清净,但是孔子丢不下。孔子说假如社会安定,国泰民安,自己又何必来改变它呢?正是因为现在百姓流离、时局**,我才必须要牺牲自己,来改变时代的潮流。孔子知道这个担子他挑不动,但是,他告诉自己能走一步就走一步,能改变一点就改变一点,哪怕这种改变是微不足道的,他也要去挑这个重担。这就是孔子,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的孔子!

孔子就是怀着这颗澎湃的入世之心而开创了儒学的,后来的学派发展者都无不朝着这个方向向前迈进。曾子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是整个儒家学派的共识。此外,孟子更是毫不逊色,直接扬言“如欲平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儒家入世思想认为每个人都要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对于社会都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提出“天下为公”,“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一系列光辉的道德原则,是我们的巨大思想财富。

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可以因为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积极入世,明“知其不可而为之”,而两千五百年后的我们更需要有这种精神,积极投身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中!(2)当今社会需要“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

现在的政府官员狼狈为奸、贪污腐败、到处搜刮民脂民膏。是的,官场已经是这样了,你不贪你不行贿,别人就整死你。所以,绝大多数人选择了同流合污。于是,官场腐败恶性循环,越来越坏,最终受害的还是老百姓。在这种奢靡腐化的官场上难道不需要那些清正廉洁积极入世的好官,那些不向恶势力低头、坚守原则、敢于担当、勇于负责、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官吗?也许,他们不能彻底改变这种腐化风气,但我坚信他们终将赢得百姓的支持!

再如当今社会的经济问题。中国似乎已经没有一家企业是真正的诚信安全了。就食品而言,奶粉是可以导致结石的,柑橘是有蛆虫的,螃蟹是用甲醛泡过的,鸡蛋是含苏丹红的,猪肉是有瘦肉精的„„现在就连药品都是有毒的!企业丝毫不顾顾客的生命安全,只图利益最大化。在这种处处是假,到处是骗得商业竞争中难道不需要那些正规安全的企业,那些透明诚信的企业来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负责吗?也许他们的作用十分微弱,但我坚信他们终将被顾客肯定!

至于中国的文化问题就更为严重了!“五四”运动的偏失加上“文革”浩劫的摧残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导致了国民民族文化素养的下降。由于失去了与他文化相比较的依据,因而无从鉴别其他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更谈不上去吸收其他文化的优质。相反造成了这种盲目追逐、良莠不辨、囫囵吞枣、全盘接收的腐朽文化。在这种盲目否定,全盘西化的文化氛围中,难道不需要那些勇于担当,品学兼优的文人,那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人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吗?也许他们扭转不了这种局面,但我坚信他们终将被世人铭记!

而谈到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就更需要了。在人人作弊的学习风气中,难道不需要那些诚实守信的人来坚守原则吗?在人人拉关系的工作应聘中,难道不需要那些正直勇敢的人来争取公平吗?在人人攀比的生活环境中,难道不需要那些淡泊名利的人来宣扬不争谦退精神吗?

我想以上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当今社会需要那些像孔子一样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人积极入世,投身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中。二.儒家入世思想教导我们要有勇气为自己的理想而坚持(1)孔子的勇敢

今天的我们说到孔子周游列国也就是一提而过,可孰知这种入世的行为在那个时代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

一方面,孔子要离开自己的妻儿,离开自己的家乡,离开自己的国家,离开自己大司寇的官位,离开自己实现政治理想的舞台。我们扪心自问,自己是否有勇气去放弃这一切。但是,孔子却毅然决然的选择了放弃。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另一方面,周游列国又谈何容易啊!孔子这一路上遭遇了太多太多的险阻。先是“子见南子”的绯闻,再到沦为“丧家狗”的骂名,又到差点饿死的穷途末路。不仅如此,有时候竟连孔子的弟子也对孔子产生了怀疑。更悲惨的是孔子的政治抱负却始终没有得以实现,他想为民请命,救百姓与水火之中的重任也没能找到时机完成。我相信这些艰难险阻孔子早就想象到了,可是他仍然带着弟子出发了,这难道不需要巨大的勇气吗!

所以,儒家选择入世的思想主张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生活中的我们要大胆的去实践,努力的改变现状,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勇敢的、坚持不懈的、百折不挠的走下去!(2)当今社会需要有勇气的人 一名两袖清风的好官面临的是清苦平淡的生活、别人的误解与不屑、下属的背叛与抛弃、上司的打压与陷害、乌纱帽的丢失甚至是生命的威胁!一家诚信负责的企业面临的是高昂的生产成本、微薄的利润、职员的离去、同行的排挤甚至是公司的倒闭!而一名真正的思想传播者面临的是生活的窘迫、别人的谩骂、世人的嘲讽、背地的打压甚至也有生命的威胁!

而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我们,不作弊面临的可能就是不公正的排名;不拉关系面临的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不攀比不竞争面临的可能就是被误认为不思进取。

是的,这些挑战十分艰巨,但与孔子所面临的困难相比,这又何足挂齿!而历史证明,孔子做到了,孔子不怕千辛万苦,不畏强权、不顾生命的安危义无反顾、坚持不懈、百折不饶地积极入世,为自己的伟大理想而奋斗了一身!

所以,孔子的入世之路给了我们道德实践方面的勇气。我们也应该向孔子学习,在做那些“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正义之事时鼓足勇气。做正确的事,没什么可怕的!

三. 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入世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入世的必要性。其次,我们每个人都要有 积极入世的思想,即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再者,积极入世并不是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孔子那样的大人物,也不是要求我们必须做官、做商人、做思想传播者。那样的人物是需要的,但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那样去做。作为一名凡夫俗子,我觉得做好自己应做的事就可以算作入世了。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四.对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质疑。

虽然我十分赞同这种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行为,但我对这句“知其不可而为之”却表示怀疑。因为,我觉得无论春秋时期的问题还是当今社会的矛盾没有什么“不可”的。我觉得不管是人性本恶还是人性本善,人都是可以教化的。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难移”不是不可移!

人性的向善、社会的和谐以及人类的发展都可以像那首歌唱得一样:“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未来”!也就是说“世界变成美好未来”的前提是“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而人性的向善、社会的和谐以及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怀着积极入世的思想,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做好自己的本职做起。

参考资料: 视频:

鲍鹏山 《孔子是怎样炼成的》 百家讲坛

书籍:

南怀瑾 《论语别载》 复旦大学出版社

课件:

陆志东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人生》

篇3: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__论文

关键词:儒家文化,德育,道德

面对大学德育建设的问题, 我们从儒家精髓中抽取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论述, 希望能为寻求建设途径的工作者提供一些参考。先秦的儒家德育思想对现代德育有很高的价值, 主要体现在内外两个方面。

一、内在价值

我们所说的内在价值主要体现在对自身理想人格的塑造和对心性的修养上。在对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特色分析中, 我们可以看见儒家思想讲求自身的修为, 强调要以“君子”、“圣人”为理想人格的规范, 不断地以“自省”、“克己”等修为方式, 沿着“道”走向“仁”, 完成对自身的塑造过程。

1理想人格

孔子在对理想人格论述的时候, 把理想的典型定义为“君子”, 他认为的“君子”应该是“志于道, 据于德, 依于仁, 游于艺”的。这种要求实际上是十分高的, “大丈夫”就应该有“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品格。这对于大学生来说, 可以说是一种很深刻的启迪方式。当代青年人就应该具有这种刚健有为的理想精神, 应该从古代成功人士的经历中总结经验。古往今来, 没有一个成功的人是偶然成功的, 没有预先的设想和计划, 就不会有后来的收获。很多大学生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 整天在迷茫和郁闷中度过, 那么何不给自己树立一个远大的目标去奋斗呢?

2仁爱诚信

“仁、义、礼、智、信”是先秦儒家思想家统一信奉的五种品德, 其中仁是核心, 而其他品格也十分重要。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这五种道德品质就是指恭、宽、信、敏、惠。可见, “信”是“仁”的体现, 而“仁”是“信”的核心。关于“仁”的论述有很多, 例如“不仁者不可以久处月, 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 知者利仁。”在之前的德育内容中我们也有相关论述。所以大学生及大学教育工作者应该思考这个问题, 让儒家的“仁义”和“诚信”观念被教育客体接受并成为他们内心自觉的规范。这两个问题不仅是道德层面的问题, 还是包含着经济利益因素的法律问题。大学生在走向社会的时候, 他们的道德观念往往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能让他们经受得住考验呢?我想, 深厚的民族传统将起到一定的作用。事实也证明, 成功人士都有仁爱和诚信的品质, 想靠一时的贪心和手段成功是不可能的。

3内省自律

在先秦儒家的德育原则和方法中, 很重要的两条就是内省和克己。孔子等思想家把内省和自律看成是主要的修为方式, 认为只有从自身寻找原因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其实事实正是如此, 我们从辩证法角度来看, 内因起决定作用, 而外因只起影响作用。现代的大学生正是欠缺了对生活的思考和对自身的严格要求, 导致了他们生活上的散漫, 并且在面对错误的时候不能虚心改正, 不能认识到错误的关键所在。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正是说给学习的学生听的, 大部分的大学生只是在死读书、读死书, 而不知道去思考书本背后的人生哲理。孟子重视通过自我发现的方式改过自新, 所以提出“反求诸己”, “求放心”的思想, 我们大学生应该学习这种自我批评的方法, 在批判中改良。

通过这三方面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儒家文明在对个体塑造上有很系统的借鉴价值, 它是一个从目标到内容再到方法的理论。如果能把儒家文明中的优良传统同学校的德育结合起来, 将会受到很好的教育效果。

二、外在价值1仁者爱人

在樊迟问到“仁”的时候, 孔子说“仁”就是爱人,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社会的各个阶级之间都应该相互仁爱, 特别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等级来说, 爱人尤其重要。在将“仁”这个概念具体化的时候, 就出现了“孝悌”和“忠恕”的两个分支。在家庭内部要对长辈合同辈秉持应有的伦理观念, 做到“孝悌”, 而对他人, 尤其是君主的时候要做到“忠恕”。这样的思想品德也应该值得我们当代大学生学习。社会中出现的对父母不孝, 拒绝履行赡养义务的比比皆是, 针对这样的社会现象, 高校德育更应该加强这方面的思想教育。把“忠”的观念引申一下, 我们可以联想到一种更深层次的含义, 那就是尽心竭力。其实“忠”就是对别人实实在在的一种作风。大学生在面对即将走上社会的事实, 必须要有这种精神, 不管是对自己, 对同学, 对老师, 还是对社会, 对国家, 都要有一种踏实求实的作风。这样的人才是社会需要的人才。脍炙人口的“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以及“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都对大学生的相处有一定的启示。

2重义轻利

这是儒家思想在大学生社会交往中的价值之一, 儒家学者强调“重义轻利”并不是反对人们追求利益, 但是这种思想有的时候被现代人曲解, 说儒家压抑了人们的合理利益追求。儒家思想中的义利观是值得借鉴的, “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处也”,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孟子的“舍身取义”思想更是鼓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祖国的理想抛头颅、洒热血, 成为很多名人志士的座右铭。现代很多大学生的口头禅都是“良心值几个钱?”这不禁让我们把传统道德中的利与义的关系重新提上来。可以说, “仁义道德”还是很重要的, 人与人的交往总要以一定的人格品质作为前提, 而没有人际交往的人就等于被社会隔绝了。

3普遍和谐

先秦儒家思想家都向“复礼”, 他们认为这是达到和谐社会的唯一方式。所谓普遍和谐指的是三个方面, 即是人与人之间, 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表现在“孝悌”和“忠恕”上, 因为只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才是真正的和谐状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以孟子位代表追求“天人合一”, 人的修炼和学习都是为了存心养性, 最终与自然和谐融为一体。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 儒家是入世的思维方式, 他们认为“学而优则仕”, 优秀的人当然要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可以看到, 先秦儒家思想从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都对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这些思想都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思想空间, 对大学德育建设提供的新的视角。大学的德育建设可以从儒家文明的研究入手, 复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为大学德育提供文化素材。

先秦儒家思想中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发掘的“闪光点”, 正是这些优秀的文化传统造就了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 如果大学的德育工作者能够将先秦儒家文化作为一个考察的视角, 从中找到积极的教育因素, 然后提取出有效的教育方法及原则, 那么大学的德育工作首先就具备了丰富的理论基础。“没有革命的理论, 就没有革命的实践。”所以, 先秦儒家思想将对大学德育建设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孙丽颖, 《论儒家传统文化的现实教育意义》, 《学术交流》, 2004年11月

[2]李爱良, 《论儒家文化的泛道德性》, 《伦理学研究》, 2005年3月第二期

[3]祁新荣, 《论儒家文化在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中的价值》《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5年第7期

[4]杨杰, 《对大学生道德教育现状的分析与对策》, 《辽宁大学学报》, 2002年11月

[5]《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色》, 文艺出版社

[6]曹德本, 《中国政治思想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篇4:论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与载体意义

摘要:儒家思想使中国封建社会“礼义之邦”的文明特征凸现,使儒学具有一种自我超越自我更新的精神价值,这在当前社会呼唤诚信、道义、公正的时候,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遗产,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所包含的精神价值及哲学遗产,仍值得我们反思研究并揭示。

关键词:儒教 现实意义 载体意义

儒家天人合一本体学说,将封建道德伦理范畴上升为最高的“道”与“理”。从世界哲学史与思想史的意义上说,这是一种独特的理性形式。它的思辩意义在于杜绝了世界各古老文明所共通的最高本体的人格化形式在中国的发展,使中国传统思想始终处于世俗与入世的形式,使中国人在几千年来始终保持一种完整的对道德的理性认识,亦即一些学者所称之的“民族集体理性”。同时,人们对民族、国家、社会的认同,基本上是持一种以文化价值认同的积极入世的“中和”态度而非传统宗教人格模式的狂热崇拜。因为儒家道德本体论范畴中所涵育的“中和”“中庸”,以及“温良恭俭让”的认知方式及行为态度,让人们始终保持了一种温和的行事方式及价值认同,从而避免了中世纪以人格化偶象崇拜为中介带来的一些情绪化的东西。

儒学具有一种自我超越的精神价值。儒学道德论强调对“善”的主动欲求。这种自我内蕴的对主观能动性的强调,对“善”的积极追求,使儒学具有一种自我超越的精神价值。自孔孟开始,儒学就主张对社会、人生的理想主义即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的追求、探索,并把超越人生自我情欲,实现以“德”为内涵的人生价值作为人生命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使儒学不仅具有自我更新的调节与开放机制,也使士人具有一种对国家、民族人文关怀的情怀。张载重塑儒学伦常,主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后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的豪情壮志,范仲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儒学士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情怀,应当说都是在道德律令、范式之下的一种对理想社会和圣贤人格的追索。这种自我超越精神,使儒学历经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动荡、大变动、大分裂的年代而继往如新,通过升华道德规范来促使人们去遵循道德,完善主观世界,超越自我,在儒学家看来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

儒学道德论主张“中和”的天人合一论,将“天之大德曰生”“生生不已”作为自然的伦理法则,使中国人在与自然的关系上保持着一种和谐、协调的关系。儒学道德论,不仅将社会,亦将自然之道即自然规律看成是一种“圣人化之”,“功德参合”的伦理法则,将天地自身的“体仁行义”看作“生生不已”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以籍此获得天道、地道与人道在内涵上的一致性。这种本体论思想,使人们对自然采取了一种中庸、随和乃至妥协的态度。自然界在人们认识中不是作为社会的对立物与征服的对象,而是作为人们对社会改造和自身修养及超越的一种伦理律令的参照物。所谓“格物致知”,“致知在格物”,则是“穷极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是与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关联的三纲领、八条目,是人间治道的参照系。因此,人类社会“善”的属性至自然界就成为“生”的寄托。人与自然的这种情怀,使自然多了拟人化的面貌。中国的士子常常在天人合一的意蕴中去体味自然、宇宙所内含的“道”,从自然山水中去观赏宇宙的道德律令与伦理法则,由此人和自然在一个同化的进程中发展其谐和的关系。儒学这一法则,表现在文学、艺术上则是“文以载道,艺以载道,书以载道,乐以载道。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含蓄、内蕴、回味的艺术理论与审美理念,也构成人和自然的妙合关系。这种理论在与当前地球环境急剧恶化的情况下尤其有着现实意义。

儒学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文化思想学说, 它兼容并包、与时俱进,最全面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儒学为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载体,各式各样的思想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儒学在中国文化思想中的载体性主要分三个层次: 一是和官方意识形态相关的政治载体; 二是与文学艺术联系密切的个体精神载体; 三是从宋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新哲学载体。

儒学与官方思想联合在一起,成为统治者手中的利器,这一作用不在于儒学思想本身, 而在于它可以承载统治者的各种思想, 从董仲舒“天人合一”的“理论派”, 到公孙弘、张汤的“实战派”, 都可以在儒学中找到位置。这种做法正确与否此处不论,但它在中国文化思想上的重要地位却是不可质疑的。儒学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他给统治者提供了行动的指南, 而在于它使统治者的做法合理化,既不违犯“祖宗家法”,又可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大众得到合理的“解释”,“顺理成章”地接受统治者的行为, 上下一心,社会在一定层次上保持住和谐稳定的状态, 这并非“无一利”的事情。儒学对政治有包庇粉饰之嫌, 但其作为载体的积极作用, 是不可忽视的。

个性精神的载体主要表现在个体知识分子身上, 常常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成为后进者学习的榜样。于此, 儒学的载体不再为封建统治者服务, 而是正直知识分子灵魂的花园,让他在茫茫雾海中, 看到一盏灯光,照亮濒临绝望的心灵。这一点,在中国古代文学家身上有集中体现。在儒学的继承人眼中, 儒学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荣华富贵、光宗耀祖”的敲门砖, 更是灵魂的导师、精神的依托、道德与行为的理论依据。儒学深入到知识分子阶层的内心深处,得到知识分子的重视、认可。知识分子是影响文化的中坚力量, 是文化的传播者,在加上统治者的鼎力相助, 儒学文化被播撒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成为公认的准则。

儒家思想成了有着固定内核的综合体,除了不可动摇支柱性的理念, 其承载的东西是可以因人而定、依时而变的。宽容而又不失原则, 可见儒学思维系统的开放性和稳定性。从物质形式上看, 能够较为直接反应孔子思想的著作为《论语》、《春秋》,再者便是散见于《左传》等著作中。《论语》为孔门后人整理而成, 其中沒有孔子对某一个问题集中论述,所有的观点均是点到即止。《春秋》只是提纲性的点拨,所谓“微言大义”, 之中的深意要靠读者体味。这就说明,儒学思想从流传开始, 便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特征的集成体, 给了后人极大的思维自由, 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其进行诠释。

儒家思想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它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华, 也是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体现。

参考文献:

[1]李景林.儒学关联于民众生活的现实载体[J].河北学刊,2004(6):35-38.

篇5: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__论文

金融科技学院 2021级金工一班 张三(楷体小四)学号

摘要:儒家的“仁”思想自然符合中国提出的和谐社会理念。这不仅有助于从社会伦理的角度重建中国的社会道德秩序,也培养了青少年中以仁爱为核心的新世界观和人生观。我们必须亲切待人,创造和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我是所有人,所有的人都是我。大学作为我国最重要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出口机构,肩负着培养德才兼备人才的重要使命。同时,这也是我国高校指导员队伍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也是指导员教育理论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儒家仁爱思想;内涵;意义

一、儒家仁爱思想的渊源

儒家思想是世界的,当然是中国的。[1]改革开放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巨大的动力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成果,成为世界上最活跃的国家。作为强大的经济体,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经济发展需要整体社会要形成更先进的道德文化体系,维护和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物质和文化方面的双重要求,对中国目前的人才输出机构水平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考试。儒家的“仁”思想自然符合我国提出的和谐社会理论。这不仅有利于我国社会伦理道德秩序的重建,也有利于青少年道德建设。树立以仁为核心的新世界观和人生观,待人亲切,创造自我。为了大家,为了我和谐的社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最重要的出口机器。因此,大学肩负着培养德才兼备人才的重要使命。作为大学生的高中指导员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者和实施者也被称为大学生在学校健康发展的生活指南。教师在大学生健康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另一方面高中的指导员在日常工作中了解儒家“仁”思想的精髓,学习运用儒家“仁”思想相关理论对于培养大学生的健康人格和高尚道德成为教育的需要,具有重要意义。

二、儒家仁爱思想的内涵

“仁”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仁”思想经历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经过2000多年的积累和沉淀,终于形成了。儒家“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在不断选择、发展和放弃过程中积累的历史,了解儒家仁学思想的发展,有助于系统地把握儒家仁学思想的内涵和本质,更好地运用儒家仁学思想在现代社会生活中。

三、儒家仁爱思想的现实意义

(一)坚持“仁者爱人”理念,重视人本管理

在学生的管理中,儒家仁学思想重视灵活的管理实施,即采用仁爱的理念,在管理实践中体现“仁”,即在学生的管理中爱护学生,“宽以待人”让学生在管理中感受到温暖关心学生的切身利益,把重点放在人为管理的理念上。范蠡曾问孔子“仁”是什么。孔子回答说“爱”。同时,孔子也要求学生遵守道德和道德,并“相信学习,遵守好的死亡方式”。孔子认为仁是人的本质。在学生管理方面,也必须注意爱学生的方法。现在的大学管理中“仁爱”的人性管理思想必须是指导员从学生的利益出发,以学生为本。不仅要以学生为管理对象,还要以学生为服务对象,体现学生管理的人文关怀。同时,不能在学生管理中尊重学生,不能以传统优胜者的劣势来看待我们和学生的关系。必须充分尊重学生。引导学生时,热情耐心,让学生感受到温暖,从而与学生取得良好的沟通效果,充分发挥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发展中的要素教育、要素教育。

(二)“正己德治”,重视管理者素质提高

指导员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的直接执行者,也是大学生的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的组织者、实施者和领导人,也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生命领导者。[2]因此,指导人员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成功具有重要意义,指导人员的形象也对大学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高中的指导员要重视提高自己的素质,通过潜在的隐式化影响,帮助学生更好、健康地成长。

(三)仁爱思想优化学生管理手段

儒家的仁学思想对任何事情都有适当的标准,被称为“中”,按照这个标准工作被称为“持中”。[3]因为这个基准经常存在,所以被称为“中庸”。中庸是儒家仁学思想中以“仁”为核心调整人与人关系的标准。中庸之道在现代汉语中并不是妥协,而是防止过度和不足的程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程度概念相似。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质量变化和量变化的原理。它强调我们工作要有所把握,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要达到最合理、最适当的水平。孔子曾经强调“约定在正中”、“两个在中间”、“君子在正中”。首先,孔子非常重视工作的程度。其次,孔子调和了对立事物的两端,达到了“文武不屈、威武不屈、恭敬平安”的境界。这些管理思想都体现了和谐统一的原则。

(四)“举直错枉”标准来选拔学生干部

要正确选拔和培养学生干部,协助指导员做好学生管理工作。学生干部是协助指导员做好学生管理工作的重要力量。[4]优秀的学生干部可以在一些必要的学生管理中代替指导员,分担指导员工作的压力。“如果你错了,人民就会顺从。如果你错了,人民就不会接受。”“儒家强调,如果你使用诚实的人,人们就可以服从。[5]人民拒绝接受不义和正直的人。在指导员的工作中,如果指导员任命诚实的学生干部,有助于为学生形成良好的氛围。”相反,如果指导员任命的学生干部品格不好,工作能力不高,不仅会引起很多数学问题,还会引起学生对管理的不满,而且还会引起学生团结问题能力差,不利于解决问题,最终成事半功倍。学生工作者要注意人的因素,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智慧,达到最好的管理业绩。教师和学生的主观因此,我们要注意理解别人的优点,充分发挥别人的优点。“有可能的时候”、“避开别人的弱点”、“弥补别人的弱点”要避免让他们互相合作,耽误工作,伤害孩子,这有利于学生工作顺利开展。

结语

如何充分发挥儒家仁学在现代教育中的价值,将儒家仁学贯彻大学指导员的实际工作,帮助指导员更有效、更合理地开展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本文分析了儒家仁学思想的概念和发展的滞后,着重论述了儒家仁学思想在高校指导人员工作中运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最后阐述了儒家仁学思想在高校指导人员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管理中的运用。

参考文献

篇6: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__论文

篇一:儒家思想现代意义

儒家管理思想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一股重要的力量,其中的“仁治”、“正已”、“人和”等管理思想深深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重新理解儒学、准确阐释儒学对于我们当前如何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儒家与法家、道家管理思想的比较

(一)法家管理思想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有商鞅、慎到和韩非子等。法家思想主要是克礼贵法。法家反对儒家所谓的礼教,认为儒家主张礼教实质目的是为了固化等级制度,并认为礼教最终导致贵族阶层的权力世袭和腐败重生。法家认可人的好恶之私心,认为人有趋利避害的本性。法家认为民之好利对于国家治理是一件好事,因此法家强调法制,通过法制的建设来定分止争,即通过对民众财产的认可来实现恒产者有恒心的社会状态。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进一步强调把“法”“术”和“势”相结合以实现国家政权的稳定和巩固。商鞅亦提出不要因循守旧的思想,强调“不法古,不循今”的改革主张。由此可见,法家强调外在的管理和控制,而儒家强调内在的修身和自省。

(二)道家管理思想道家的代表人物有老子和庄子等人。道家强调道法自然,提倡人应该顺应自然,实行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存理念。道家反对对名利的追逐,强调至虚守静。道家认为好的君王应该是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为而达到无不为。道家认为治大国如烹小鱼,大道至简是治理的最好方式。因此道家强调对自然的效法,自然体现了事物的本质规律,自然而然实质上就是一种顺应自然、尊重规律的态度,对人民和君主来讲都应该能够有这样的思想境界。道家同时强调管理的艺术,认为“大音希声、大象希形”(《老子·道德经》)[1]

二、儒家管理思想简述,这种思想其实就是大智若愚的处世哲学。这种思想与儒家所倡导的克已复礼的入世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道家强调超世,儒家强调入世。道家的管理智慧在于率性而出、返朴归真。而儒家强调因循社会的变化而主动的调整和克制。前者强调从个体的本性出发来形成社会管理的模式,而后者强调要因循社会的变迁来完善个体教养的修齐。

(一)仁治的管理智慧儒学博大精深,儒学所谓的“儒”即指有学问的关心人类幸福的人。儒学亲仁爱、倡和谐,要达到孝悌信仁、无度不丈夫。儒家主张“仁者爱人”认为“仁”即人与人相处的和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2] 对于如何实行仁政,孔子认为要举群贤之力,不耻下问。“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哉!”(《孟子·梁惠王下》)并且儒家认为仁者对“上”人要忠,对“中”人要恕,对“下”人要慈。忠诚、宽恕和慈爱的主张对于处理好人际关系十分有益。因此儒家的仁治并非人治,前者强调自身的修身和养性,后者强调对人治理上的专制和独裁。孔子进一步提出“仁政”说,并主张“宽猛相济”,可见孔子并非认为在治国策略上只采取“仁政”而彻底否定“法治”。儒家思想虽然与法家所谓“尊礼重法”和道家“道法自然”有所不同,但也并非完全的对立和不容,儒家更强调“仁者不忧”和“仁者忧道”,突出个人的“克已复礼”和“见义忘利”,这实际上是一种高尚的人格要求和自我管理。

[3]孟子强调领导者要德才兼备,要对贤者充分的放权,这也是施行仁政的一种方法。孟子进而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指出君王要善于倾听多数人的谏言,“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3]

(二)正已的管理原则由此可见,儒家的仁政思想并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非常具体和深刻的,它清楚明白的指出君子实行仁政时要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并强调君子“选贤与能”时要察之慎行,这对于当前管理工作中的选人用人机制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2]政就是“正”,所谓政治家的责任就是领导社会 行正事、走正道。政治的要求,就是“正己而正人”,自己先保持端正,然后才可正人,如作为教育家的孔子和作为宗教家的甘地等人以感化的教育来转移社会风气,也可以说是“政者正也”的典范。帅之以正,这是孔子的定义,也是千古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的一个名言。季康子是一个当权的人,所以孔子对他说“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只要管理者带着端正自己的言行举止,下面自然就风清气正了,这是偏重于为政,偏重于领导而言的。中国古代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即是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孔子因而指出“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2],这都是强调管理者的作用,管理者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下属,管理者正则下属正,管理者不正则下属不正。孔子因此说“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礼记·大学》)[4]。孔子在这里所谓的絜矩之道就是规范人的日常行为的尺度。儒家实际是强调君子要正已和仁恕,对待周遭的上下级关系,儒家主张“子所恶,勿恶于人。”孟子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也,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3] 儒家认为正已的关键在于“修身”。孔子说“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孟子在这里指出仁德的言辞不如仁德的声望深入人心,良好的政治不如良好的教育能获得民众支持之心。良好的政治,百姓可能会违反它;而良好的教育,百姓则乐于接受它。良好的政治能聚敛到百姓的财富,良好的教育能赢得民心的拥护。由此可见,君王行仁政,要通过善教和仁声来实现,而君王如何赢得声望,则必然需要通过“正已”来实现。[4] 孔子进而指出修身贵在“诚”。孔子说“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礼记·中庸》)[4]孔子进而认为能够天生真诚的人是圣人。孔子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礼记·中庸》)[4]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儒家强调通过修身来做到正已,而如何修身,最重要的是明善和诚身。当今无论是政府管理还是企业管理,管理者都要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只有通过个人的行为来示范,才能最终通过声望的魅力来实现最佳的管理状态和良好的组织氛围。这也就实现了儒家“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2]

(三)人和的管理境界的管理目标。儒家强调入世,认为个体要学会与社会大众的和谐共处。人和即人际关系的和谐与融洽。孟子曾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3]孟子进而说“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这学期我们学习了儒家管理思想的有关内容,对于历史,我们要传承.正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 ",等经典思想一样,儒家学说的管理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学习.追求人的存在的完善发展和推进有道社会的和谐进步,这是人类始终在求索和践履的一个关于如何管理自身的永恒问题.正是在对这一问题的自我主动认识和实践中,人类由远古走向现代文明,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但是,由于人类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实践,是一个不断更新递进的社会活动,因而关于这一问题的理想答案,既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形成,也不可能一经形成而不再变化,它将随着人类的生存而存在,并将随着人类的进步而更新.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对这一问题认识实践的丰富智慧的结晶.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组成部分,对此具有很深的认识.从儒家文化的内容特征上看,还是从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上看,都可以说,儒家文化实际上是关于如何管理人类自身社会行为的学说.儒家的管理哲学思想是儒家文化的主体内容,它构筑了儒家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作用.由于儒家的理论本身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我们只能对其中一些主要的管理思想进行一些分析.我们可以把儒家的管理思想分为这么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是管什么?儒家的回答是“治人”;其次是谁来管?儒家的回答是“劳心者治人”;最后是怎样来管?儒家的回答是“和为贵”.对这三个方面儒家都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可以说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论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这种观点和儒家的哲学是分不开的,儒家有一句话很能反映这个哲学.“天地之性人为贵”.所以贵人的思想是儒家的一个根本观念.在儒家看来,天地之间只有人是最宝贵的,是万物之灵.这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把人看成社会的最重要的财富有关,那时是以人口的多少来反映国家的强弱.所以在儒家看来,一切的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既然是管理人,那么就要对人进行分析.孟子认为,从人的天生的本性看,人是可以使之成为善良人的,至于人的不善不能归于他的本性,这是由于后天的各种原因使他的善良的天性被掩盖起来了.另外,他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去追求善,则善就会丢掉,而表现出来的是恶.儒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荀子则主张“性恶论”,荀子的性恶论是直接为儒家的“礼”而服务的,在于为实现国家的管理活动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所以,管理者们,必须对一般的老百姓进行正确的引导、教化和管理,这样才能使之从善,才能把国家管理好.儒家对于人性的假设,从理论的深度来说,儒家的性善、性恶理论偏重于道德.从管理的对象来说,儒家的性善、性恶理论是着重于整个国家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道德的研究,而且是偏重于如何管好管理者的理论.至于恶的来源,儒家的理论认为人的本性是来源于天生的,而改变人的本性主要是靠人自己的努力.儒家在对人性的假设方面和对人性的改造提出了相当多的见解,认为人性的改造主要是通过自身的修养来解决,儒家是提倡天人合一的.一个人最高的奋斗目标是做圣人,并提出向此目标奋斗的途径.尤其是孟子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和他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后人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儒家在管理上偏重于礼和义,认为这是达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对于礼和义,儒学理论都有较多论述,当群建立起来后利用分来进行分工,再用礼来规范,用义来和谐,使之达到良好的组织运行.荀子认为:人们生来就有无穷的要求和欲望,有欲望而不能满足,则不能不去追求,追求而没有一定的限度,则不能不引起争夺,一有争夺就会引起混乱,一有混乱就会导致贫穷.国家的管理者为了制止这种混乱的局面,就要制定礼和义,划分等级,以调节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从而使人们的欲望不至于因为物资的不足而得不到满足,物资也不至于因为人的欲望而用尽.这就是儒家对于由谁来管理和通过什么管理的要旨.仁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其主要的内容有这样几点:首先就是能够身体力行的人才能称上仁,才

是一个完美的人.孔子在回答他的弟子时,在不同的时候有着不同的回答,第一次回答是“仁者爱人”,第二次回答是“仁者先难而后获”,第三次则更为具体了:“居恭处,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仁的管理方法:一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其他人;二是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必须要有一种爱心,而且还要知道干什么事都会遇到困难,克服了困难然后才会有收获;更为重要的是人在一个集体中活动,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才是一种真正的仁.在孟子看来实行“王道”和推行“仁政”是一种理想的社会.他认为:凡事以民生安定为第一位,这是实行王道政治的第一步,只有人民生活安定了,社会才会稳定.王道上位者本身具备“德”,再将“德”推广,教导每个老百姓的方式,也就是说与国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管理模式.儒家管理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德”.“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的管理思想.在孔子看来,管理者要讲求道德,以之作为自己的治国方针,这样自己就可以取得无为而治的效果.在儒家看来,要治理一个国家,只要集中精力制定和带头实行好的道德规范,就足以把国家治理好了.孟子还具体说明了德治是使王道得到较好管理效果的原因:恃仗实力来使人服从,人家不会心悦诚服,只是因为他的实力本身不够的缘故;依靠道德来使人服从的,人家才会心悦诚服.儒家的管理思想就是通过德治的力量使人心悦诚服,这样,天下无不心服地归顺于王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主要是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管理的.在儒家看来,道德教化是一个国家管理的重要前提之一.要想使一种政治措施能迅速地推行,管理者就要以身作则;要想使广大人民迅速地归附,这种归附是心悦诚服的,那么管理者就要道之以德才行.但是儒家并不是不讲外在的管理规则,他们用的是“礼”,即所谓的“齐之以礼”.我们知道“礼”实际上是社会各种活动的一项规则,是社会的一种控制手段,其本质是在于规范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使得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这样才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这是一种外在控制,但是儒家的礼的外在的控制和西方的控制是有所不同的.总之,儒家的管理思想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其管理的终极目标,以管理者的自我修养为管理的前提条件,对人的内外控制,以德而使之转化为诚服的臣民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法来施行管理的.儒家的学说,从来没有提到效率和发展生产,这就给中国几千年的生产力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作为一个指导全国的文化体系却不能提高生产力,这不能不说是儒家学说的一个悲剧.虽然历经数千年的历史沧桑,但儒学依然以其特有的文化特质为后代所赏识,尽管在中国极度动荡的历史时期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却未能抹杀其光辉,尤其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它一直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世界的东方以至于整个世界.其中既有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同样也有着封建的糟粕.无论它是什么,历史告诉我们,它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孔子讲“和而不同”和“同而不和”,首先可以诠释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原因,同时从哲学辩证法的角度来讲,孔子认为“和”是和谐与统一的意思。“同”是相同和一致的意思。和是抽象的,同是具体的;和是本质的,同是表象的;和是共性的,同是个性的。君子相“和”首先在于承认差异和矛盾,没有差异、矛盾和不同,事物就无法发展和进步。只有承认差异、尊重差异和包容差异才能求“和”存异、共存共荣、和衷共济。可见儒家强调人和,更高的境界是追求一种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追求那种表象上的相同,这也是当今社会人类共存的基本法则和行为规范。费孝通曾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实际上是对君子和而不同的最佳诠释。现代管理强调人与人的交流与沟通,如何实现最佳的人际管理是摆在管理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儒家强调的“和而不同”对于现代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管理过程中对于具体事件的把握需要有求同存异的精神,特别是企业运营之中允许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形成所谓百花齐放的态势的同时又强调人和,对于现代管理十分有益。它不仅能够保证群策群力作用的实现,同时又能够保证企业整体的稳定与和谐。现代管理的每一个个体,无论是管理者还是基层的工作者都有必要学习这种管理文化,这对于组织长期稳定的运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4]西学东渐以来,我们加大了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学习和借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的儒学因其被质疑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手段而倍受责难。改革开放后,人们重新开始学习儒学、研究儒学,因为儒学毕竟是中国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文化血脉和管理智慧。我们有必要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重习儒家思想、吸收儒家管理思想的精华,对于我们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篇二:如何评价儒学的历史地位

如何评价儒学的历史地位

作者:刘梦溪 《光明日报》(2016年01月18日 16版)

百年中国,再没有其他学说像儒家思想这样,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的反复跌宕和严峻拷问。

蔡元培先生是何等样人,中国现代教育泰斗的称谓,他比任何人都当之无愧。但他不赞成读经,致使被请来与之共襄民国初立之教部的马一浮离他而去。当然不伤友情,十五年后蔡先生出掌北京大学,又礼聘马先生担任文科学长。马先生的回复是:“礼有来学,未闻往教。”以古礼婉拒。于是改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又请来胡适之执教文科讲堂。

读经和反对读经,成为当时学界和舆论界争吵不休的一桩公案。反对者显然占上风,连鲁迅也站出来发声,批评提倡读经者即使是真正的老实人也不过是“笨牛”而已。

文革十年,不仅作为传统社会大传统的儒家思想成为众矢之的,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所呈现的文化的小传统也被冠以“四旧”之名,必欲清除扫尽而快之。

改革开放后中国拨乱反正,重新起航,把历史还给历史成为思想学术界的共同呼声。孔子由被幼童也参与唾骂的斯文扫地变而为正常的文化古人。

但儒学重启,则是近十年的事情。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经识者推动,但收效甚微。九十年代深入研究人文学术的风气开始出现,公正评价儒家学说、重估孔子历史地位的论著受到关注。但由于所经历的“毁圣弃知”的时间实在太长,难免积非成是,改变世人乃至学界部分人士的成见尚需时日。马一浮先生曾经拟过一副联语:“鲁国多讥儒及戏,秦人惟以吏为师。”诚然是借古典来嘲讽世情,但如果将孔子的家乡和儒家思想的故乡等量齐观,则儒家思想在百年中国的遭遇,就不仅仅是以之为戏了。

所以如此的缘由,也有对儒家学说本身存在诸多误读不无关系。我觉得有三个与儒学直接相关的问题,需要予以澄清,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评价孔子和儒学的历史地位。

第一个问题,需要明了在儒学产生之初,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影响比之墨家或犹有未及。所以孟子颇为焦虑地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他因此想起而矫正此种“仁义充塞”的时代风气,欲以承继虞舜、周公、孔子的圣道为己任。

第二个问题,汉代中期汉武帝听从大儒董仲舒的建言,实施“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使儒学的地位骤然提升,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儒学以外的学说仍有存在空间。东汉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即为明证。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释、道、玄之风大炽,其思想所宗更非只有儒学一家。隋唐佛教发展的势头,亦不在儒学之下。但如果认为隋唐时期的思想主潮是佛而非儒,轻忽儒家的地位,又有误读古人之嫌。直承郑康成而撰《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即是当时继往开来的儒学健将。明清以还,儒学的地位日趋稳固,但佛、道两家在民间社会的影响也开始定式成型。

第三个问题,儒家思想在宋代呈现变易之势。二程和朱子等宋代大儒,诚然是承继了先秦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但朱子的理学实为思想大汇流的产物,道家和道教的思想,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一起参与进来成为理学 的助发资源。“三教合一”在学理上得到论证,肇始于唐,而宋代实为集大成,此即陈寅恪先生所谓“新儒家之旧途径”是也。

我提出上述三个问题,是想证明儒家是具有包容性的学说。儒家的包容性,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而儒家所以具有包容性,在于儒家不是宗教。陈寅恪先生对此十分肯定:“中国自来号称儒释道三教,其实儒家非真正之宗教,决不能与释道二家并论。”(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版,第219页)儒家也重“教”,那是“子以四教”的教,“有教无类”的教,“教化”的教,而非宗教的教。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化大传统的代表,处在不断地被检讨和重新诠释之中。经过检讨、诠释,便有增加、有变易、有更化。儒家由先秦而宋,已经是在增加、变易和更化了。明代心学出,是又一更化。王阳明的学理初衷,本在减少(他认为朱子增加的未免过多),但阳明心学很快被边缘化,可以为后学所宗,却无法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潮。

学者有“制度化儒学”之称,这在唐宋以前并不明显,主要是明清两朝,伴之以科举命题以“四书”取义,儒学不仅制度化,而且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影响尤为深钜,因此其存在形态难免因固化而僵化。儒学在晚清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变局”中出现危机,实与儒学在明清的固化与僵化直接相关。所谓危机,恰好是“制度化儒学”的危机,而非先秦孔子和孟子原初思想学说的危机。

这里涉及到儒家思想的“变”与不变的问题。变易与更化给儒家学说带来了活力。但儒家精神亦有不变的一面。这让我想起《易》有“三易”,即不易、简易、变易。儒家原初思想的“简易”,有《论语》可证。孔子深知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所以出语至简,有时至于说“予欲无言”。理由是:“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所不变者,是为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六艺”经典的核心价值。

“六艺”后称“六经”,有的或为孔子所作,有的是前于孔子而为孔子所删订的典籍文本。孔子思想与“六经”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论语》即可视作“六经”的简易读本,只不过表达方式已化作日用常行。马一浮不称“六经”而称“六艺”,是沿用典籍的初称。孔门之教,分技能训练和典籍传习两大类。技能则礼、乐、射、御、术、数,此处之“礼”,为“执礼”,类似礼仪程序的排演,“乐”则咏歌诵唱,不学无以为能。典籍传习则《诗》《书》《礼》《乐》《易》《春秋》,以为传道之本。两者都称“六艺”而型态不同。

马一浮所述论之“六艺”,自是后者,故他说:“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泰和会语》)马一浮的发明处,是将“六艺”和诸子、四部区隔开来,称“六经”为中国文化最高的特殊的文化形态。而熊十力则标称,“六经”是中国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依据。这样,“六艺”即“六经”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系统中,便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仅诸子、四部无以取代,与现代学术的文、史、哲科分亦不相重合。

“六经”的形上意义在于它的系统的价值伦理,也就是马一浮所说的“六艺之道”。唐宋儒所致力的“传道”,所传者即为“六艺之道”,也就是“六经”的价值伦理。近年我从《易经》《礼记》《孝经》,以及孔子、孟子的著作中,抽绎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价值理念,包括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而不同等,经过分梳论证,我认为它们是几千年以还一直传下来的,可以称之为中华文化的永恒的价值理念,同时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理念。不仅适用于传统社会,也

适用于当今的社会;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可以适用于全世界的人。此正如康德所说,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

“六经”义理内涵所呈现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具有绝对意义的道德理性,永远不会过时。《易经》乾卦的《文言》引孔子的话说:“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现代人的人生选择虽然更趋丰富,但其大道要旨,亦无非进德与居业二事。因此忠信和立诚便成为每一个人都需要具备的道德理性,甚至可以说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

论者有谓传统文化需要现代的转化,其实就道德理性的建构而言,“六经”的价值伦理进入现代人的精神血脉,自是顺理成章之事。可惜百年以来的现代教育变成了单纯的知识教育,忽略了“传道”的内容,致使一千二百年前的韩愈之叹继续成为我们的今日之叹。

虽然,古与今宜有别也,礼俗政俗亦因地而异。但正如孟子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所以如是,盖由于人之心或曰人的心理,有理之“所同然者”(《告子上》)。故孟子又云:“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离娄下》)而近世大儒钱锺书先生则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中华文化的最典范的价值伦理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正不足为怪。篇三:论述孔子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论述孔子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孔子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教育事业的人,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将毕生精力贡献于后一代的教育工作,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重视道德修养,是一位尽职的好教师。他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儒家思想,经过后人不断地传承,不断地发展,延续成为我们中华文明的一种精神的信仰;是早期的礼制的规范和规则;是历史长河中每个人心中对自己以及家庭和国家信仰的图腾。显而易见,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同时对当今的教育思想仍有着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孔子的儒家思想可以归纳为一个字,“仁”。“仁”是一种价值观,它既是家庭的关系,又是社会的政治关系。那么他的教育思想则可以看做是,教育学生如何才能做到“仁”。孔子出身自一个贵族家庭,因此他的生活他的教育思想是与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息息相关的,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夏的这段话集中概括了孔子的教育方针和办学目的。做官之余,还有精力和时间,那他就可以去学习礼乐等治国安邦的知识;学习之余,还有精力和时间,他就可以去做官从政。“学而优则仕”和孔子倡导的“举贤才”是一致的,确定了培养统治人才这一教育目的,在教育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它反映封建制兴起时的社会需要,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学习的巨大推动力量。

与此同时,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在此之前,只有王公贵族的胄子才能接受教育,普通的百姓是没有资格入学接受教育的。“有教无类”是孔子对当时教育体制招生对象的革命,从此,无论贫贱,无论职业,无论阶级都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那么就有了“学而优则仕”的机会。实行开放性的“有教无类”方针,满足了平民入学受教育的愿望,适应了社会发展需要,孔子私学成为当时规模最大、培养人才最多、社会影响最广泛的一所学校,从总的社会实践效果来看,是应该肯定的。“有教无类”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进步思想,他打破了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一般平民,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

在孔子提出儒学的初期,因为那个兵荒马乱纷争的年代,与孔子仁政的思想背道而驰,因此并没有得到诸侯的认可。直到汉武帝时期,终于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呼声下,华丽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因为“三纲五常”等等思想深得统治者们的欢心,儒学思想此时正好为统治阶级对于加强集权统治和君主专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从封建统治的角度来说,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和认可从思想根源上抓住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的局面,稳定了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并为其后近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的集权统治打下了基础。而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这也使得中国人很早就拥有了国家观念以及维护国家与民族统一的信念,这比西欧最早的民族国家早了十多个世纪。这是这种强烈的民族统一观念,当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时候,中国人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强大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家园。

然而历史在不断前进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四书五经”“三纲五常”的口号已经成了封建王朝的断壁残垣下的尘埃。我们走进了大学的伊甸园,在这里似渴地汲取着不同的思想,分门别类的科技知识。我们以为孔子和茫茫历史长河中那些知名人物一样,只成为了教科书中的几颗字眼,或者是偶尔矗立在某处风霜雨雪中的一尊雕像,再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半毛钱关系。当然不是,孔子曰,学而不厌,孔子曰,温故知新,孔子曰,诲人不倦,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提倡出来的教育思想告诉我们如何去学习,如何做事,如何做人。孔子教育我们,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重师长,为人谦虚谨慎、讲究诚信,胸怀博爱之心,对仁者特别亲近。“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做到以上为人的基本要求时,再去学习知识。孔子首先强调:做人与读书,做人是第一位的。你可以行而无学文,但不可学文而无行。在行有余力的基础上,再去学习知

识。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于培养我们高尚的道德素养,增长我们的知识学问,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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