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社会资本研究论文

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社会资本研究论文（精选6篇）

篇1：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社会资本研究论文

论文摘要：社会资本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不仅能帮助大学生获取更多的就业信息和机会，提高企业与个人之间的信任度，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就业的成本，但是，大学生对社会资本的开发利用程度比较低，在本文中，笔者具体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并结合大学生对社会资本开发利用的现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论文关键词：社会资本；大学生；就业

近年来由于大学毕业生数量增加速度较快，社会对毕业生的需求速度不能同步增加，再加上经济危机的影响，大学生就业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很突出的社会问题，社会各界从不同角度分析问题的原因和寻求问题解决的方案，现有研究中，从宏观体制和大学生人力资本角度研究的比较多，但是从大学生利用非正式的求职渠道——社会资本求职角度研究的比较少。

“社会资本”最早属于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或组织从社会获取的资金，从社会角度来看，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三者是相对应的。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和团体有意识投资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一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量既取决于他可以有效调动的关系网络的规模，也取决于网络中各个成员所拥有的资本容量。”

本文中说到的社会资本，是指一种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包括有助于大学生就业的各种信息和机会。

一、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一）社会资本可以提升用人单位和大学生之间的信任度

从用人单位方面说，用人单位并不了解毕业生的真实素质、专业水平、个人能力等个人信息以及真实的求职期望，在非法办证猖狂的今天，更是难以分清毕业生各种证书的真假优劣。而对求职者来说，求职者不了解用人单位的真实情况和承诺的可信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很难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和合作关系，能否就业最有力的决定因素也并不完全是大学毕业生个体本身，他们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在没有“非正式渠道”的安排下也往往得不到表现的机会。拥有社会资本越多，那么在人际关系网络中向其提供就业资源的人也就越多，因而获得职业的几率也较平常人多。

（二）社会资本可以帮助大学生赢得就业机会

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招聘广告中把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作为应聘者的一项基本条件，大学毕业生也开始注重自己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他们不再是简单地在人才市场中推销自己，而是越来越多地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来获得就业机会，对于企业而言，高级经理、驻外管理人员和讲究人际互动的工作岗位，更需要由拥有较好社会联系的人来担任。一般而言对这些岗位需求越多的公司，在人员招聘中会越多的利用非正式的信息来源对应聘者加以筛选。如果大学生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拥有一位或几位成员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他就会有很大的可能凭借这些特殊关系获的相关的职位。

（三）社会资本可以帮助大学生自主创业

随着就业压力的不断增大和政府的大力提倡，自主创业的大学毕业生逐渐增多，他们不仅需要具有较强的竞争意识、风险意识和开拓创新意识，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需要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这是因为社会资本不仅能帮助大学生快速的筹集创业资金，而且对客户关系的打开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良好的社会资本能够大大提高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成功率。

（四）社会资本有利于降低大学生就业的成本

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无论是获取就业信息，还是获得就业机会，都是需要花费成本的，这里的成本是指在获取就业信息和就业机会过程中付出的时间、精力和财力。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关系正因为他们能够节省成本，加速信息流动而具有了特殊的价值。对于求职就业的大学生来说，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可以减少就业环节，缩短求职就业的时间，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某些有助于求职成功的资源。一般而言这些资源包括“信息”和“影响”两大方面，“信息”是指在关系网络中传递的关于工作岗位的信息，“影响”则是在用人单位做出录用求职者与否的决策时关系网络所能发挥的作用。以下两个因素可以来理解这一作用：

1、在传统上，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

2、就业市场尚未成熟，关系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市场的替代物，承担的是求职者预期就业岗位匹配起来的功能。

二、社会资本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问题分析

（一）大学生对社会资本的认识不足

社会资本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问题首先在于大学生对社会资本的认识不足。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存在于团体中的现实或潜在的社会资源总和，但是在他们看来，优越的家庭政治背景和经济背景才能称得上拥有社会资本，而对自身良好的个人素质，广泛的人际交往和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这些重要的社会资本认识不足，在就业过程中处于被动状态。

（二）大学生对社会资本开发利用不充分

绝大多数的大学生拥有的社会资本都是基于血缘或者同学关系自然形成的，对社会资本的主动开发比较少。在社会资本的形成过程中，个体往往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去建立强关系，却较少的拓展交际范围，把自己局限在强关系里，形成封闭性的交往圈子。同时，忽视弱关系的建立和加强，不能与陌生人进行较好的交流和沟通，因此弱关系得不到应有的开发。

（三）社会资本在影响大学生就业中存在着不均衡性

一部分女大学生和农村贫困大学生社会资本的使用相比男大学生和城市大学生处于弱势地位。从各高校毕业生中男女不同性别大学生的就业意向和形势比较发现，因男生拥有相对丰富的社会资本，从而表现出比女性乐观的就业意。

篇2：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社会资本研究论文

发布时间：2015-08-13 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邢旭***

内容提要：PPP在我国面临着签约率低的尴尬，探其原因，完善的社会资本方退出安排应当是社会资本方参加PPP项目“盛宴”不可或缺的重要保障。我国的PPP政策目前存在重框架性规定、轻细化调整的倾向。而实践中对社会资本方退出方式的限制性做法，凸显出手段单

一、简单，缺乏创新性的特点。与此同时，单一社会资本方的企业生存周期、社会资本方联合体参与PPP项目的优势和阶段关注，PPP项目融资的鲜明特色等，均反映了社会资本方在PPP退出机制安排方面的现实需求。因此，以退出限制的实质目的为导向的退出条件设置，体现了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双方的关注；而资本市场、专业PPP股权交易市场等多渠道、多样化的社会资本方退出途径，有助于促进不同社会资本方积极参与PPP盛宴。关键词：PPP社会资本方退出机制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简称PPP），不同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其的定义均存在程度不等的差异。我国目前通常采用财政部《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14]76号，以下简称76号文）的定义。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是在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建立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通常模式是由社会资本承担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基础设施的大部分工作，并通过‘使用者付费’及必要的‘政府付费’获得合理投资回报；政府部门负责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价格和质量监管，以保证公共利益最大化。”

就我国现状而言，PPP项目目前呈现冰火两重天的典型特征，一方面以财政部为首的国家各部委及地方政府密集发文，力推PPP项目，一方面却面临着签约率低的现实。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司副司长罗国证实，去年国家提出的超过1.6万亿的80个PPP项目单中，“全国各地大致有10%-20%签订了合同。”[i]针对这一现状，不同政府官员和学者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解读。但对社会资本方限制因素过多、限制方式单一的退出机制，却较少提及。笔者认为，完善的社会资本方退出机制是社会资本方参加PPP项目“盛宴”不可或缺的重要保障；放宽市场准入门槛和健全市场退出机制，是建立健全PPP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就我国PPP模式中社会资本方退出安排的政策和实践现状，完善退出机制的现实意义和途径展开论述，希望对我国PPP模式的规范持续发展有所助益。

一、我国PPP模式中社会资本方退出机制的政策和实践现状分析

（一）国务院和各部委：退出机制有明确的框架性规范

2014年11月26日，《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60号，以下简称60号文）中，对“建立健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机制”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规范，其中“健全退出机制”是重要的组成部分。60号文明确要求：“政府要与投资者明确PPP项目的退出路径，保障项目持续稳定运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为贯彻国务院60号文精神，随即发布了《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发改投资[2014]2724号，以下简称2724号文）。在2724号文的“加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的规范管理”部分，将“退出机制”作为重要的一环予以规范，并提出政府方要“依托各类产权、股权交易市场，为社会资本提供多元化、规范化、市场化的退出渠道。”

而国家发展改革委2724号文附件2《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通用合同指南》中，对社会资本方退出安排以“合同的转让”进行了概括性规范，指出“项目合同应约定合同权利义务是否允许转让；如允许转让，应约定需满足的条件和程序。”的意见，将具体细节全部留有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协商确定。

2014年9月23日，财政部下发了《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14]76号，以下简称76号文），并在“细化完善项目合同文本”部分，明确提出“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协商订立合同，重点关注项目的功能和绩效要求、付款和调整机制、争议解决程序、退出安排等关键环节，积极探索明确合同条款内容。”同年12月30日，财政部又下发了《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合同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金〔2014〕156号，以下简称156号文），在“切实遵循PPP合同管理的核心原则”部分，明确提出了“兼顾灵活”的原则，并要求“合理设置一些关于期限变更（展期和提前终止）、内容变更（产出标准调整、价格调整等）、主体变更（合同转让）的灵活调整机制，为未来可能长达20-30年的合同执行期预留调整和变更空间。”

应当讲，社会资本方的退出机制安排已经纳入为国家和各部委关于PPP机制的应有内容，列入PPP合同管理和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PPP合同的关键环节之一，并提出了退出机制的框架性要求。

（二）地方政府及其政府部门：重准入保障，轻退出安排

为贯彻国务院及财政部等各部委关于PPP的精神，许多地方政府和财政厅等政府组成部门相继出台了推广运用PPP模式的指导意见或实施意见。在这些指导意见或实施意见中，地方政府对社会资本方退出机制方面，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种：

一是缺乏社会资本方退出机制的单独规定。如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湘财金[2014]49号）等。

二是在PPP合同管理部分沿用财政部76号文的框架性表述。如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豫政〔2014〕89号）和安徽省财政厅《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意见》（财金[2014]1828号）等。

三是PPP合同管理部分和退出机制安排并重。如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浙政办发〔2015〕9号），除了在合同管理部分沿用财政部76号文框架性规范外，还单独设置了“健全退出机制”一节，该内容主要是在出现不可抗力、违约或者项目终止等情形下，政府方临时接管或移交的退出安排，侧重于社会资本方非正常情形下的退出机制安排。再如，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的实施意见》（郑政〔2015〕28号）在体例上单设“退出机制”一节，除社会资本方非正常退出机制内容外，还外加了发展改革委2724号文的相应内容。

总体来看，地方政府和其组成部门关于PPP模式的指导或实施意见，多为国务院和各部委政策精神的贯彻。在细化方面，侧重于PPP操作流程的规范以及政府审批、土地供应、税收优惠、融资支持等配套政策，强化吸引社会资本参与PPP项目；而对社会资本方退出机制的安排，偏重于非正常情形下的临时接管等，对正常情形下社会资本方的退出方面，规范和细化较少新意。

（三）财政部《PPP项目合同指南（试行）》中“股权变更限制”的分析

财政部在《PPP项目合同指南（试行）》“编制说明”中，明确提出编制本指南，是“帮助PPP项目各参与方全面系统地认识PPP项目合同，指导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就社会资本方退出机制内容而言，集中规定于在第二章第十节“股权变更限制”。虽然该指南认识到“对于股权变更问题，社会资本和政府方的主要关注点完全不同，合理地平衡双方的关注点是确定适当的股权变更范围和限制的关键。”但就具体内容而言，更多体现了政府方的关注，大致体现出如下三大特征：

1、股权变更限制的适用范围广泛

基于国内外的PPP实践，该指南股权变更限制的适用范围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社会资本方在项目公司中的股权变更、社会资本方本身的股东尤其是控股股东的变更、甚至包括可能因其社会资本方控股股东变更的股权变更；二是涵盖了普通股、优先股以外的股份相关权益变更，将股份上可能附着的表决权或一致行动安排等其他相关权益以及债转股或可能的影响表决权的债权监督权变更等内容一并纳入广义的股权变更限制范围；三是单独设置了股权变更限制的“兜底条款”，即“其他任何可能导致股权变更的事项”。

该股权变更限制的适用引申到社会资本方股权结构及可能影响其股权结构的事项，并将股权权益最大限度地进行了扩张解释，适用范围及其广泛。

2、股权变更限制的方式单一 与广泛的股权变更限制适用范围相比较，限制方式却呈现简单单一的特征。该指南对于社会资本方股权变更的限制方式，以锁定期为主，并将之视为“股权变更限制的最主要机制”，另外附之于特定主体禁入机制，以达到股权变更限制的目的。

3、股权变更限制的主体不对等

这一特征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政府方豁免股权变更限制，具体为“如果政府参股了项目公司，则政府转让其在项目公司股权的不受上述股权变更限制。”另一方面在社会资本方股权变更的场合，政府方则以公共利益监督者的身份行使单方面事先审核权。政府方在PPP项目实施中监督者和参与者的双重身份，本身就是国际社会公认的PPP模式的一大难点。

在PPP合同中政府方的股权变更限制豁免和单方审核权，无疑增加了社会资本方退出安排的难度。

（四）我国PPP模式中社会资本方退出机制的实践现状分析 受国家和各部委的框架性规定以及财政部《PPP项目合同指南（试行）》等影响，在实践中社会资本方正常退出机制的匮乏和不足更为明显。主要表现为：

1、PPP合同法律关系下的社会资本方退出退化为变相的政府方审批权

从政府方而言，PPP模式是政府从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供给方，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与社会资本合作，向购买方转变的重大制度安排。政府方既是公共产品或服务的购买者，也是承担法定职责的监督者，具有与其他民事合同相区别的浓重色彩。当过分忽视社会资本方的利益安排或关注，简单地将股权变更转换为单方事先同意条款时，政府方无疑具有了公权力性质的单方审批权。

如《漳州市东墩污水处理厂（一期）项目特许经营协议》约定：“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出让、转让、抵押、质押本项目的资产，也不得在上述资产、权利和利益上设置任何留置权或担保权益或者以其它方式处置这些资产、权利或利益。”[ii]

再如《宁乡县东城区污水处理厂PPP项目特许经营协议》17.1约定：“乙方应在公司章程中作出规定，确保在协议生效日之后至运营期结束的最后一日，未经甲方同意股东都不得将股权进行转让，股权比例亦不得变更。”24.2.1约定：“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出让、转让、抵押、质押本项目的资产，也不得在上述资产、权利和利益上设置任何留置权或担保”[iii]

2、社会资本方多以非正常方式退出

股权变更限制的上述诸多不足，加上PPP合同体系之间的传导性和交叉性，尤其是融资合同的股权变更限制等内容，使得社会资本方很难以正常方式退出，常伴随着其他违约或风险负担方式，通过政府方回购、项目搁置方式解决或以仲裁、诉讼等高成本、非正常方式退出。[iv]

二、完善PPP模式社会资本方正常退出机制是市场机制发展的现实需求

PPP模式强调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的长期合作关系，然而这种长期合作关系非指单一的社会资本方。政府购买公共产品和服务的PPP创新体制，本身就是引入市场机制的结果。健全的市场机制，需要宽松的市场准入门槛，也需要来去自由的退出安排。

（一）单一社会资本方的企业生存周期影响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PPP模式滥觞于特许经营管理，其合作期限虽因具体PPP模式的不同而期限各异，但一般都长达10年到30年。我国2015年6月1日起施行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期限应当根据行业特点、所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需求、项目生命周期、投资回收期等综合因素确定，最长不超过30年。对于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项目（以下简称特许经营项目）可以由政府或者其授权部门与特许经营者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约定超过前款规定的特许经营期限。”也就是说，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期限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超过30年。

而上述特许经营期限远远超过我国企业的平均生存时间。根据国家工商总局企业注册局、信息中心于2013年9月发布的《全国内资企业生存时间分析报告》显示：“多数行业生存危险期为第3年。从不同行业寿命众数（某一时段退出市场的企业寿命值之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数值）来看，大部分行业企业的寿命众数为三年。即，企业成立后的第三年为企业生存的危险期。其中，农林牧渔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生存危险期均在一年以内，即成立当年死亡数量最多；采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业生存危险期为企业成立后的第五年，即企业成立后的第五年退出市场量最多。”[v]而这一调查结果显示的水利、环境、电力、热力、公共设施管理业等行业，又多为PPP模式推广运用的重点行业领域。我国内资企业如此，不少国外企业也与我国类似。“美国《财富》杂志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62%的企业寿命不超过五年，只有2%的企业能存活50年。日本《日经实业》的调查显示，日本企业平均寿命为30年；《日本百强企业》一书记录了日本百年间的企业变迁史，在百年中，始终列入百强的企业只有一家。贝塔斯曼（Bartelsman）等人通过对10个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数据分析发现，20%-40%的企业在最初两年之内就会退出市场，40%-50%的企业可生存七年以上。”[vi]

而国家发展改革委2724号文等部委文件均明确规定，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意义，在于创新投融资机制，拓宽社会资本投资渠道，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推动各类资本相互融合、优势互补，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因此，推广运用PPP模式，没有也不可能要求社会资本方均为百年老店。即便是社会资本方中的大型央企、国企及上市公司，也无法做到从事某一主业而长期不进行发展战略调整或股权变更的可能。这也是财政部156号文将主体变更作为“兼顾灵活”这一合同管理核心原则重要内容的原因所在。可以说，没有完善的社会资本方退出机制，不利于PPP模式的推广和运用。

（二）具有不同优势的社会资本方联合体成员，需要随PPP项目进程而进退

PPP模式具有多种类型，以DBOT（Design,Build,Operate，Transfer）为例，其内容常常涵盖工程设计、施工建造、运营管理、移交多方面内容，时常还包括项目融资的要求。正因为PPP项目的综合性，社会资本方在参与PPP项目时，常常集合不同主体的各自优势，以联合体的方式参与项目投标，以求发挥其综合优势。

如上海建工集团、绿地集团与建信信托联合发起设立了首个中国城市轨道交通PPP产业基金。该联合体的投资地域和投资方向为：纳入PPP项目库及政府统一采购的轨道交通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地域上主要考虑省会城市及有一定条件的地级市。而基金定位是：依托绿地集团、上海建工、建信信托的优势，发起成立一家以融资、投资、建设、运营地铁等城市轨道交通项目为主要投资对象的轨交产业基金。绿地集团、上海建工、建信信托将发挥各自在物业开发、轨交建设、项目融资方面的品牌影响和产业优势，承担轨交基金的责任，支撑轨交基金的业务。[vii]诚如盛和太所言，在运营阶段，“工程承包商并不具备运营管理的经验和优势，因此若其继续充当股东，可能因专业水平的不足而增大决策成本，影响委托方与代理方的利益一致性，因此理论上应将股权全部转让。”[viii]对于上海建工而言，其优势在于轨交建设，当PPP项目建设这一阶段完成之后，上海建工如能依约退出，无论对于PPP项目还是其他联合体，均无重大利益损害，且有助于上海建工将更多精力和财力投资于他处。

从实践来看，目前我国许多PPP项目的社会资本方均以联合体形式出现，如中信银行联合中信集团内中信证券、中信信托、中信投资控股、中信地产、中信建设、中信工程、国际咨询、中信环保、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等单位组成了中信PPP联合体，并成功摘得银行PPP业务首单。[ix]再如国电南瑞与南京南瑞集团公司、中铁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中铁二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35亿元宁和城铁一期PPP项目。[x]

（三）PPP项目融资特征，决定了纯财务投资者的参与可能性。PPP模式推广运用的直接动力，来源于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这一点，从《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以及《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60号）等文件的精神中均可得到证实。虽然PPP有别于BT等形式，不单具有融资功能，但融资功能在PPP项目中仍然具有重要地位。况且，“单靠国家财政拨款显然不能满足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因此PPP模式作为一种创新的融资渠道被引入了基础设施建设领域。”⑪这一特点，决定了社会资本方纯财务投资者参与的可能性。只要不影响项目公司的技术、决策等实质内容，财务投资者可以在PPP项目的不同阶段发挥融资的重要角色，但又不至于绑定财务投资者的“人身自由”。如近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便中标全国首个高铁项目。⑫

三、社会资本方正常退出机制的设计及途径设想

（一）摒弃单纯期限锁定模式，以股权变更限制的实质目的为设计导向

诚如财政部《PPP项目合同指南（试行）》关于“股权变更限制”一节所言，“在项目合作方选择阶段，通常政府方是在对社会资本的融资能力、技术能力、管理能力等资格条件进行系统评审后，才最终选定社会资本合作方。”既如此，社会资本方退出机制安排方面，何不针对具体项目，将限制退出的关注点转向融资能力、技术能力、管理能力等PPP项目所需要的重点上来。社会资本方的退出以此为条件进行创新设计，有助于增强政府方对公共产品和服务质量保障的关注，也有利于增加社会资本方的资本灵活性和融资吸引力，进而有利于社会资本更便利地实现资金价值。

关于这一点，《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办理基础设施特许经营法律业务操作指引》虽然也有类似项目发起人事先同意的内容，但对于项目投资人的股权转让，该指引69.6还是进行了实质目的保证方面的明确规定：“项目公司的股权发生转让时，为保护委托人（尤其是项目发起人）的利益，律师应提示委托人，受让股东财务状况应相当或优于项目公司股东在生效日期时的状况，并要求受让股东出具书面声明，表明其已完全理解特许经营协议全部条款规定的内容，且转让后的控股股东应具备运营类似项目的经验。”

事实上，深圳市人民政府2008年发布的《深圳市污水处理厂BOT特许经营协议示范文本》13.1“股权转让的限制”也已经有了类似的社会资本方退出条件的规定：“乙方原始股东的名单及各自在注册资本中所占的份额应在公司章程中作出规定，确保在协议生效日之后五年内，未经甲方批准，任何股东都不得将股权进行转让。在协议生效五年后，在符合下列全部条件的情况下，甲方应批准乙方进行股权转让：（1）乙方提出股权转让申请；

（2）项目运营（处理水量、处理污染物削减量及出水水质）正常；（3）累计转让股权占总股权比例小于50%；或是，受让方上一年度末净资产必须大于项目总资产的2倍、受让方流动资产大于转让价款的1.5倍及受让方净现金流量大于转让价款的1.2倍。”

笔者以为，以实质目的为设计导向的社会资本方正常退出机制安排，是PPP这一创新模式本身的应有之义。

（二）社会资本方以资本市场方式实现在PPP项目公司的正常退出 PPP项目一般具有长达10年到30年，甚至更长期限的经营期限，对于经营性的PPP项目公司，在规范管理、提高效率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如浙交所）、新三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有助于社会资本方在不损及项目公司正常运转的同时，实现低成本、高收益的正常退出。如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PPP模式投资云南水务公司后，该项目公司于今年5月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为碧水源公司提供了高效便捷的资本市场退出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温州文化金融产权交易中心携手天津滨海柜台结构化产品交易中心共同打造PPP项目股权交易中心。而该交易中心旨在为PPP项目参与各方提供融资、交易、确权、转让流通等方案，在解决公共事业建设问题的同时为民间资本提供可靠安全的投资渠道。⑭这应该是中国首个专门PPP股权交易中心，是社会力量在社会资本方正常退出机制方面的积极而有益的探索。

有学者说，PPP不是一场婚礼，而是一桩婚姻。从PPP模式的长期合作关系、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角度看，这一观点自然有其道理。需要注意的是，完美的PPP“婚姻”，应当以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的平等互利为基础，对社会资本方单

篇3：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社会资本研究论文

1 关于社会资本的涵义

社会资本概念最早是由法国学者布迪厄提出的。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 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 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简言之, 社会资本就是通过占有体制化的关系网而获得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处在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动员稀缺资源的能力。可以说, 早期布迪厄对社会资本的界定已经体现出社会资本的本质特点了。尽管西方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界定社会资本, 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次达成了共识。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网有着紧密地联系, 它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当中, 个人可以利用社会资本实现自身的工具性目标。

根据的需要我们可以把社会资本界定为:个体在社会关系之中通过社会关系网而获得的稀缺资源, 通过其作用有助于实现人们的工具性目的的实现。而所研究的大学生的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在社会关系中存在的能够促进大学生就业, 加大求职成功率的各种社会网络和资源的总合。

2 大学生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利用现状

社会资本作为非正式渠道对学生就业有重要作用, 它能够弥补就业信息的不对称, 提供大量的求职信息;减少就业成本, 增加求职者和招聘者之间的人信任;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那么大学生社会资本的积累、利用状况如何呢?

2.1 大学生对社会资本的认同度较高, 但是依赖性较差。

随着人们对就业的关注, 加之自身的经验和主管感受, 大学生越来越意识到社会资本在求职和就业过程中的重要性, 对社会资本有一定的社会认同度。曾对大庆市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社会工作专业的大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发现13%大学生认为社会资本在求职过程中非常重要, 84.4%的学生认为期做用比较重要。尽管大学生认识到社会资本在求职过程中有的作用, 但是多数大学生还是能够对此有正确的认识, 有82%的学生认为人力资本比社会资本更应受到关注。尽管认识到社会资本的重要性, 但是在实际学习过程中大多数学生还是把学习专业知识, 培养职业技能作为重要工作来做。通过大学生行为倾向性可以了解大学生对社会资本的依赖性不会盲目偏高, 还是愿意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自己的学业上。通过调查发现, 有56%的学生把一半以上的精力投入到学习上。只有11%的学生在学习上投入的精力不足30%。由此可以说明大学生并未过多的依赖社会资本。

2.2 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社会资本范围小, 数量少。

学校是大学生学习和活动的主要场所。作为促进大学生发展的重要的社会化场所, 它是以传授专业知识和引导大学生价值观作为主要职责。很多大学生长期在学校生活, 与现实复杂的社会形成一定程度上的隔离。使得他们缺乏广泛的社会交往, 缺乏社会资本的积累。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 通过扮演多种社会角色, 人们可以通过持续性的社会交往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 形成业缘关系和朋友关系等。随着交往的扩大, 社会资本的范围加大, 数量增多, 提供给关系网中的个人以更多的资源。而大学生受环境所限, 积累的社会资本主要是以家庭血缘关系为核心, 由家庭和学校为主要纽带的社会关系网。自身交往的局限性限定了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利用。

3 积累和利用社会资本的途径

我们可以通过合理途径, 为大学生积累社会资本创造条件。

3.1 充分发挥学校的优势和功能。

高校不仅担负着教书育人的职责, 更需要以市场为取向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在当前就业难的转型期, 各高校应该一方面加大对大学生的择业、创业教育等, 另一方面可以与高校专业相关的社会组织、企业机构挂钩, 建立社会联系, 为大学生求职、就业提供更多的信息和机会。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就业指导中心的作用。作为学校与外界交流的媒介, 就业指导中心凭借自身工作优势可以和多个用人单位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 成为庞大的关系网, 服务于大学生就业。因此充分发挥学校功能, 特别是发挥就是指导中心作用, 拓展关系网和加大就业方面的教育对大学生就业有促进作用。

3.2 重视家庭亲缘关系的重要作用。

社会资本产生于社会关系当中, 家庭以及关系网络是他的主要载体。由于中国是一个以关系为本位的社会, 注重人情和关系。这种传统文化的特点使得家庭成为个人社会资本的的核心。其他很多关系都是由家庭血缘关系出发延伸和发展而来。以血缘关系为核心形成的亲属关系遍布于社会领域之中, 凭借个人关系网能够获得大学生就业需要的重要信息。而且由于这种关系的可靠性, 人们获得的信息往往那个更加及时和有效。大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 准确定位, 充分利用社会资本获取信息, 争取机会。

3.3 拓展大学生社会资本的集聚。

3.3.1挖掘、发展自身现有的社会资本。每个大学生都有自己的社会关系, 除血缘关系之外, 还有地缘以及广泛社会交往所形成的多样化的社会关系。例如老乡、教师、校友、同学等。这些都是大学生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潜在的社会资本, 具有再生产的性质。因此大学生需要与周围人群建立良好的关系, 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此外, 个人的社会交往能力是个人综合素质的重要内容。在一些企业招聘中, 把是否拥有较高的沟通能力和水平作为招聘的重要条件。特别是公关高级管理人员、营销、公关、涉外事务等领域招聘单位对招聘者的社会资本更为注重。因此大学生应注重挖掘自身的社会资本, 提高大学生求职成功的机率。3.3.2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校园内的大学生由于学校环境的限制, 往往与社会接触不够紧密, 缺乏社会经验和交往能力。这就使得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屡屡受挫。大学生可以广泛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由此途径锻炼自己的能力, 深入了解社会, 减少就业过程中社会角色转化的不适。这也是积累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 可以帮助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占据先机。学校是大学生学习和或懂得主要场所。鼓励大学生参加社团活动对积累社会资本有重要作用。个体通过此关系网来获取稀缺资源。

4 结论

社会资本再大学生求职与就业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 社会资本一旦被滥用和过度化使用就会给大学生以及整个社会带来消极的影响。一方面社会资本滥用和过度化会导致正常就业途径被堵塞, 助长社会不公, 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另一方面, 也会使一些大学生形成依赖感, 不利于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 影响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需要对社会资本的使用进行限定, 使其积极功能得以正常发挥。

参考文献

[1]白玉芳.大学生就业社会资本的力用与开发.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2006, 12.[1]白玉芳.大学生就业社会资本的力用与开发.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200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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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少杰.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9]刘少杰.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篇4：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社会资本研究论文

关键词：PPP模式；社会资本；风险；收益；政府

随着国家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清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引入社会资本的需求迅速膨胀，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以下简称“PPP”）成为了社会广泛关注和研究的热点。2013年11月，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决定，通过采用特许经营等方式，允许社会资本参与到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上来，从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PPP模式得到了国家大力支持，获得了强有力的政策基础。作为一种新型的项目融资模式，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PPP模式在全国推广运行的速度不断加快。

一、PPP模式的定义及本质特征

PPP模式是指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达成一致，相互合作，通过订立长期合同的形式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为大众提供社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一系列政策和实践体系。PPP模式的本质是政府与企业为实现“双赢”或“多赢”的目标，协商一致，达成合作。在这种合作模式下，能使项目的参与各方重新整合，组成战略联盟，协调各方目标，参与各方可达到与预期单独行动相比更为有利的结果。

二、PPP模式的重要意义

近几年，地方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广PPP模式。发展PPP模式，能有效推动经济的发展，实现政府、社会与企业的“合作共赢”，是一个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的发展方向。对政府来讲，PPP模式的应用能解决城镇化建设和基建投资带来的巨大融资需求，有效发挥政府投资杠杆作用，以项目经营收益撬动社会资本投资，进一步扩大项目建设资金来源；缓解地方债务压力，降低系统性风险；转变政府投资方式，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推进现代国家治理，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对企业来讲，PPP模式的运用，能使社会资本进入公共领域项目的门槛进一步降低，为社会资本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增强经济活力，提高社会资本的积极性；同时，能有效适应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稳步推进公共设施建设，推动结构调整和相关产业发展。对社会来讲，PPP模式的运用能有效实践技术创新、管理创新，通过专业化的管理与运作，进一步节约项目运营成本，提高项目运作效率。

三、PPP模式推广运行中社会资本面临的问题

目前，针对PPP模式，中央和地方政府支持政策不断加大，PPP项目推动热情高涨。PPP模式之所以会得到如此重视从而大力推广，主要因为政府和社会资本的相互合作优势十分明显，它能将社会目标与私人目标统一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独特作用。然而，尽管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具有很强的优势，但据有关数据显示，在已推出的 PPP项目中，成功签约率并不高。我国PPP模式在推广运行过程中社会资本还面临着如下问题：

1、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不完善，连贯性不足。清晰、完整和一致性的法律法规是PPP模式有效运作并发挥其优势的必要保证。PPP项目运作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对多个参与方进行有效约束。在合同契约中，政府和社会资本属于同等地位，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是经过平等协商，最后达成一致。在合同执行过程中，为保障双方权利义务，避免损害公共利益或者私人利益，健全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尤为重要。

2、相关风险共担机制不够成熟，社会资本参与度低。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是一种新型的合作方式，双方各自风险承受能力不同。一般而言，政府对政策风险、民众诉求风险承受能力更强，而社会资本能承担项目设计、建设、运营等方面的风险。建立完善的风险共担机制，明确各环节中存在的潜在风险，能形成优势互补，推进项目的圆满落地。

3、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参与双方的风险承担与利益分配应相互匹配，通过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来平衡政府与社会资本各自的利益。避免项目运行过程中出现“暴利”或“亏损”等情况。

四、社会资本风险与收益问题解决途径的相关建议

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具有很强的优势，能创造一定的社会效益。然而，在对外发布的众多PPP项目中，社会资本参与度并不高。作为PPP项目的重要参与方之一，提高社会资本的参与度，解决社会资本的风险与收益问题，直接关系到PPP项目的推进发展。结合PPP模式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以及国外PPP模式成功运作的相关经验，我们对社会资本风险与收益问题解决途径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强完善PPP法律法规等制度建设，保障社会资本利益

社会资本参与PPP项目，需要承担项目设计、建设、运营等诸多方面的风险。PPP项目通常投资大，期限长，见效慢。需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规等制度建设，来维护、保障参与双方各自的权利义务关系。

2014年11月，财政部发布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该指南对PPP项目的操作流程进行了规范说明，明确了各个环节的注意事项。此外，发改委发布的《PPP项目指导意见和通用合同指南》，为PPP模式的推广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是目前，中国PPP项目的法律法规还需不断完善，各项制度还有待健全。在PPP项目的运行过程中，还暴露出了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二）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合理划分政府和社会资本风险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应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合理划分政府和社会资本各自承担的风险。通常，政府对政策风险、政治风险等承受能力强，能有效应对来自政策、政治等方面的问题。相比较而言，社会资本能承受来自项目设计、建设、运营等方面的风险。因此，在PPP项目的推广运行中，要制定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明确参与各方所能承担的风险。同时，在项目开始前，做好充分的风险评估，合理预测各环节的风险指数，并制定相应的应急处理方案。只要这样，才能减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过程中的障碍，有效推进PPP项目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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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协调好参与方利益，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PPP模式涉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应妥善协调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各自的利益，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在PPP项目中，政府作为重要参与方之一，在项目建成运营后，应履行其监管职责。政府通过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对项目的价格、质量进行把控，综合协调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为加大社会资本的参与度，政府出台的相关支持政策，比如说奖金激励、税收优惠等，能进一步提高社会资本的投资收益。此外，参与方在签订合作协议时，应对利益分配问题做好提前说明，制定好收益分配规则，均衡各方收益，以此能规避合作中可能产生的利益纠纷并约束双方的行为。

（四）建立负责PPP项目的专门机构

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不单纯是为了便利投融资，更重要的是为了推进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从国家层面看，PPP项目关系到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深度和广度，是具有很强的历史使命。因此，PPP项目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慎重考虑，高度关注。从我国推广运行的若干PPP项目中，我们能总结不少经验教训。其中，建立负责PPP项目的专门机构是极其必要的。通过这个机构平台，我们能将PPP项目的设计、建设、运营等各个环节进行合理有效的监管。按照既定的标准，不断改进在项目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不合理，不合规的情况。同时，在项目建设运营后，这个专门机构，能对公关服务和产品的质量及价格进行监管，合理有效地维护参与方及社会大众的利益。

（五）不断开拓创新，探索多元化的PPP模式

PPP模式的本质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领域进行的合作。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PPP模式需要不断引入创新理念，探索多元化的发展路径，以此来提高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减少传统模式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例如，原来的政府项目，一般是政府主导设计实施，社会资本只参与到其中某个工程，这样不利于社会资本各项优势的发挥。如果社会资本能全部参与到PPP项目设计、投资建设、运营管理等各个环节，让社会资本成为社会主体，那么PPP项目的签约率及项目落地成功率一定会不断提高。同时，通过不断开拓创新，对于PPP项目的甄选、项目设计等方面，制作出更多的新亮点，新创意，开拓多元化的PPP模式，这样能有效减少项目风险，提高参与方的收益。

参考文献：

[1]赖丹馨，费方域.公私合作制（PPP）的效率：一个综述[J].经济学家，2010：97-104.

[2]曾小慧.基础设施PPP供给模式研究综述[J].财经政法资讯，2010：55-59.

篇5：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社会资本研究论文

然而人民币国际化的正式启动有着其特定的背景。国内背景:自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 连续十年出现两位数的增长, 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使得外汇储备几何式的快速积累, 一跃成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 人民币汇率由于盯住美元, 升值预期强烈。国际背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 随即演变成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 欧洲政府为了挽救濒危的银行体系, 购买了大量毒药债券, 最终导致欧债危机的爆发, 欧元一蹶不振, 再也不能与美元分庭抗礼;美国为了刺激本国经济, 避免陷入衰退, 开始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全球流动性过剩, 美元贬值预期强烈。在美元及其它主要国际货币币值不稳的条件下, 国家外汇储备投资手段仍然以美元为主, 中、日等国外汇储备缩水严重。

在一般货币国际化收益成本模型中, 在收益方面Chinn and Frankel (2005) 认为发行国际货币国家能够获得铸币税收入, 为本国贸易和居民带来方便, 以及政治方面的优势。科恩 (1971) 认为铸币税的多少取决于该货币的国际垄断地位, 如果受到外币的竞争, 其获得的铸币税收入将减少。艾里博 (1964) 认为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可以通过发行国际货币为本国的财政赤字融资。博格斯腾 (1975) 则认为国际货币的发行可以使本国金融部门的收益增加。在成本方面一般认为除了特里芬难题还有减少了该国执行独立货币政策以及货币贬值政策的能力。但是由于各种原因, 货币国际化的成本远远低于收益。当一国进行货币国际化的时候, 必然会与美国的利益产生冲突。金丽红, 杜文洁 (2010) 认为铸币税大小是一国决定是否货币国际化的关键。徐建国 (2012) 认为人民币币值稳定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和基础。高海红, 余永定 (2010) 指出, 政府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除了经济因素, 政治因素对人民币国际化也起了主导作用。在美国阻止行为下人民币如何选择, 本文将致力于讨论我国货币国际化的行为决策, 研究政府主导的社会资本的投资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作用。

一、社会资本分析框架

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的概念是由Jacbos (1961) 提出来的, 是一种在社会网络结构化中生成的资源, 是行为主体通过非市场途径得到的资源。一般而言, 不同的学者从其学科范畴与研究范式出发, 对社会资本的概念作出了不同的界定, 逐渐形成了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研究层面。本文从宏观角度出发, 研究区域或者国家组织之间的社会资本。

(一) 美国阻止外币进入行为和社会资本控制

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 日元、德国马克、英镑以及欧元都曾经试图与美元抗衡, 但最终成效甚微。美国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各个领域上无可争议的霸主, 以其独特的方式阻止着外币进入国际货币领域。当一国试图进行货币国际化时, 美国也通过一种类似控制权威试图阻止货币国际化的成功, 这种权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方面美国通过其组织内部的跨国企业控制着对方国的经济走向, 进行经济威慑;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其北约诸国、或者其他政治盟友一起政治施压, 也可以达到效果。这样, 美国实际上通过的是社会网络中组织内与组织间的基于社会资本的控制, 以达到阻止外币进入的目的。

(二) 人民币国际化和社会资本支持

人民币国际化指的是人民币在国际贸易、投资、金融交易中一定规模的使用 (徐建国, 2012) 。人民币国际化中的社会资本支持, 指的就是其他国家对于人民币的认可, 并且一定程度的使用人民币以达到对美元的部分替代。只有境外国家长期的使用并且持有人民币, 人民币国际化才能成功。境外国家使用人民币, 并不能够完全以理性人的角度分析, 在社会网络中对于中国的信任、外交惯例往往会左右其决策, 这种社会资本支持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信用积累的结果, 是社会网络中运用“关系交换”所获得的稀缺资源, 在社会网络结构中还存在信任机制、习俗惯例以及非正式规则等社会制度要素 (Ostrom E, 2000) 。

这种社会资本支持的获取必须基于几种条件下才能成立。首先, 人民币必须处于强势, 即币值稳定, 币值稳定是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基本保证, 如果美元的币值不稳, 那么国际货币体系就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美元的霸主地位将会受到挑战。同样, 币值稳定也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基础, 在强势人民币条件下, 人民币具有明显的升值趋势只是一个特例, 从长期来看, 如果人民币具有明显的升值趋势固然会推动人民币走出去, 但是它的投机需求大于交易需求, 并不利于人民币真正的走向国际化。其次, 金融自由化和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最后, 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 人民币汇率的弹性, 货币可兑换性的加强和资本管制程度的放宽 (高海红, 余永定, 2010) , 还有中国的外交关系也必须保证一定程度上的友好等。中国必须努力使自身完善, 才能争取到社会资本的支持。

二、人民币国际化决策模型

高闯, 郭斌 (2012) 在经理人决策模型中引入了社会资本概念, 本文借助其模型分析人民币国际化中的决策行为。

(一) 模型假设

1. 我们提到中国在争取社会资本支持时, 有自身努力 (strive) 程度s∈ (0, ∞) 。我们在上文中给了货币强势定义, 即币值稳定, 没有明显的升值或者贬值的预期。假设一个成熟经济体货币强势的概率为p, 即p (强势美元)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其货币强势程度与其政府作为有关, 引入变量s, 则强势人民币概率为p0=p (1-e-s) , 即强势人民币概率随中国的努力程度无限接近发达国家货币强势的概率。

2. 显然中国要考虑到为了货币国际化所付出的努力成本c (s) , 包括增设的相关部门, 与其他国家签订的互信条约, 以及为了使人民币获得认可所积累的在各国的声望等。c (s) 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利用其社会资本支持货币国际化所付出的代价。假设c (s) =βes, β∈ (0, ∞) , 其中β表示一国政府取得社会资本的能力系数, β越小则能力越高。

3. 中国在货币国际化中行为的不同选择, 它所获得的收益不同。当中国不采取货币国际化时, 将获得一种关系收益, 即中美关系收益α;当中国采取货币国际化时, 美国会采取阻止策略, 此时中美关系收益将为-α, 同时中国将获得货币国际化收益 (铸币税, 贸易便利等) , 即货币收益r。金丽红, 杜文洁 (2010) 认为一国铸币税的大小受到以下三个因素的影响:通货膨胀率;经济总量规模;货币化程度和货币流通速度。总体而言是一国综合实力的体现。

(二) 模型求解

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 理性人选择策略的原则是自身收益最大化。以上假设中我们有两个决策变量:中国货币国际化策略选择和努力程度s。

1. 中国策略选择。

在实际中, 一国选择货币国际化时, 需要考虑两个因素, 即美元与本币币值稳定程度。当一国资本与经常账户状态良好时, 表现在货币为硬通货, 币值稳定甚至有一定升值预期, 此时各国会愿意持有。美元作为近一个世纪的寡头世界货币, 只有在美元处于严重贬值预期, 且人民币强势的情况下, 中国才有可能获得货币收益r, 否则中国不会采取人民币国际化策略。并且, 中国的策略选择是基于已知美元是否强势而做出的策略选择, 因而在策略分析时不考虑强势美元的概率p。我们考虑到c (s) 是中国为了货币国际化所承担的努力成本, 即使中国做出不选择货币国际化的策略选择, 也不能说明中国放弃为了货币国际化而作出努力, 因而再次也不将c (s) 放入考虑。

通过中国策略选择模型, 我们可以解释当前绝大多数国家都不会采取货币国际化策略的原因:r≤2α。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国, 它对各国的影响力都十分巨大, 这确保了各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收益α往往不需要美国刻意的去维持也会很大。美国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方面对各国产生的社会资本控制使小国很难摆脱。货币收益与本国通胀率、经济总量规模和货币化程度有很大相关, 小国的r很难会大到可以弥补与美国关系收益的负损失。

2. 中国最优努力程度。

显然当美国成功的将中美关系收益控制在α*以内, 中国只有一种最优策略, 为了将自身收益最大化, 必然使c (s) 最小化, 即最优s*=0。

当中国选择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时, 说明中国可以摆脱美国的社会资本控制, 此时中国作出努力并不是为了当前的策略选择, 而是为了在未来某一时段采取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我们需要引入货币强势的概率p, 以确定在最优s*下, 中国取得期望收益最大化。 (见表2)

可得到最大化期望收益:

此时存在β*=p (1-p) (r-2α) , 当政府能力系数β小于临界值时, 即政府能力强, 其选择人民币国际化所带来的成本属于承受范围内;反之, 政府能力不足以控制成本, 则最优努力程度为0。

通过分析β*, β*与中美关系收益α负相关。中美关系收益α越大, β*越小, 则β必须更小才能使s*不为0。我们可以得到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并非一成不变的。当我国的外交策略发生变化, 或者政府换届, 美国就会相应的调整与中国的社会资本投入。当我国的外交策略更加的有效, 我国政府获取社会资本支持的能力更强时, 美国为了阻止外币的进入, 就必须加大对中美之间的社会资本投资。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建立国家的行为决策模型, 以说明我国采取人民币国际化并非简单的利益加总, 一国货币的国际化也并非必然是最优选择, 在本文的假设前提下, 一国货币国际化的选择与否, 社会资本在其决策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人民币是否国际化的决策分析, 得到以下启示。

中美关系的收益α。两国之间的关系收益, 是宏观社会资本中一个重要的分析因素, α不仅仅只是经济收益, 它往往包含了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收益。中美关系长久以来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 两个大国之间无论从经济或是政治出发, 微妙的变动也会对双方造成较大的影响。从模型中可以看到,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对其它国家影响举足轻重, 那么它可以通过控制双方国家间的关系收益以达到维护其世界货币寡头的地位。同样, 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 必然不能回避中美双方关系问题。

当人民币在金融危机期间保持其强势的状态时, 美国通过其社会资本, 联合诸国在G20峰会上对人民币升值问题施压;同时控诉中国企业倾销, 在贸易上也施加压力;2012年美国作出了重返亚太地区的决定, 旨在对亚洲社会资本的控制进一步加强, 随后中国周边地区领土争端问题此消彼长。中国如果采取人民币国际化的决策, 必然要将双方之间的关系收益考虑在内, r即获得的铸币收入、贸易便利等收益是否足够弥补双方关系收益的损失, 又可以理解成为中国是否有能力摆脱美国的社会资本控制。

第二, 政府的努力程度s。r的大小往往取决于一国的综合实力, 当一国的实力不足以摆脱美国的社会资本控制时, 以上模型分析得到最优为0。一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因此一些小国它的最优决策就是不选择货币国际化, 无论美元是否稳定, 它都不能摆脱美国的社会资本控制, 即美国的报复是其不能承受的。中国作为为数不多的大国, s的最优情况有可能不为0。政府所做出的努力, 即在社会资本上的投资是为了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得到帮助。政府如何适当的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比如适时的建立人民币跨境贸易的结算系统和制定协议安排;利用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区域性货币安排, 推进人民币在亚洲区域的使用等。

中俄很早就实现了双边贸易结算;在我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下, 通过政府转移支出等措施, 越南、老挝等周边国家人民币已经广为接受;我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有着广泛的政治基础, 在金融危机后, 中国在非洲的人民币投资达到了可观的数量;随着中国与欧洲国家关系的日益改善, 今日巴黎和伦敦开始对人民币敞开大门, 双方争夺人民币在欧洲的离岸市场的中心地位。中国能够获取的社会资本支持, 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同样不可忽视。

第三, 政府的能力系数β。在本文中政府能力系数主要体现在一国政府在寻求社会资本支持时, 每获取一份社会资本支持, 我国所付出的的成本大小。β足够小, 即小于临界能力系数时, 我国付出努力s才能使人民币国际化获得成功, 反之我国最优努力程度为0。在实际事务中, β是我国在处理国际事件时采取的态度与策略, 以期以较小的成本在国际中获得最大程度的支持。同样在对待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 我国也应当在日常的国际活动中投入足够的重视。同时, 由模型可知β*=p (1-p) (r-2α) , 美国可以通过调整中美收益α, 通过β间接影响我国的行为决策, 当我国能力系数越大时, 美国就必须投入更多以使我国放弃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决策;反之, 美国则可以以较小的社会资本投入阻止我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

第四, 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质, 从社会资本的角度, 人民币获得各国广泛的信任, 最终被各国接受并且进入计价、流通和使用。对于人民币的信任, 实际是对于中国信用的承认, 也是中国社会资本积累最终结果, 社会资本是中国在世界各国关系网中所获得的、非市场途径得到的收益, 它的作用远远不是本文可以囊括的, 也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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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海红, 余永定.人民币国际化的含义与条件[J].国际经济评论, 2010 (01) .

篇6：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社会资本研究论文

摘要：在企业管理的不同阶段，社会资本分别表现为关系资本、制度资本、品牌资本。这三种资本反映了一种递进关系。当前，我国中小企业社会资本的总体特征是关系资本过密，制度资本尚未成熟，品牌资本贫乏。中小企业社会资本的优化管理，必须抛弃关系本位，建立企业管理的制度本位，必须以0EM——0DM——0BM之路加快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步伐，探索创建品牌资本，政府也必须强化社会信用规范，为社会资本进步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关键词：中小企业；社会资本；关系资本；制度资本；品牌资本

社会资本是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源，社会资本是不断发展的。目前关于社会资本变化形态与变化规律的研究还不多，有加强研究的必要。

一、关系资本、制度资本、品牌资本

社会资本是不断演化的，在不同的阶段，社会资本表现为不同的形态。随着企业管理的进步，社会资本分别表现为关系资本、制度资本、品牌资本。这三种资本反映了一种递进关系。

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之中，是一种以信任、合作、秩序、规则为核心要素的非实物形态的资源，是一种支配其它资源的权力与能力。这一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达成共识的网络，既包含一系列以家庭、伦理、宗教为秩序的私人关系和非正式制度，也包含以各类市场制度、法律框架、社会契约为秩序的正式制度。在企业发展初期，非正式制度与私人关系发挥更主要的作用，这时，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关系资本。在企业发展成熟期，正式制度发挥更大作用，这时社会资本更多表现为制度资本。

根据撒拉格尔丁的解释，每一类型的社会资本都会导致以合作与信任为目的的集体行动的发生，都可以有效节约交易成本。当关系资本起主导时，集体行动是建立在准则和信念的基础上，具有认知而非制度的基础，亲缘、血缘、地域等关系是最凸显的企业发展动力，人们相互之间最依赖的有效资源是私人关系，信任的对象是个人，个人尤其是企业家是形成社会网络的重要结点。这时，企业家个人在社会关系中获取资源与运作资源的能力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表现，是社会资本存量的衡量标志。当制度资本起主导时，企业制度、行业规范、契约法规的作用最为凸显，这时人们最依赖的资源是制度与法律，信任的对象是企业或其它集体组织。

品牌资本是社会资本的更高级发展形式，是社会资本在企业管理中的文化符号象征与可让渡形式。品牌是一个历史概念。撒拉格尔丁认为，品牌意味着一种将“社会群体联系在一起的粘合剂”，它代表了一种复杂的多维度的社会关系。首先，品牌是一种共识关系，是一种基于共同认识度的协商机制，它是将厂商和消费者联系起来的纽带。其二。代表了一种以合作、信任、法律规范为核心的关系网络。它将企业、供应商和顾客连接起来，可以使各方利益实现相对均衡。其三，代表一种以忠诚、承诺为核心的社会声誉关系，即商誉，正是在厂商的承诺与顾客的忠诚两种不同维度的价值观的基础上建立起品牌。其四。品牌代表了一种创造关系，是厂商各种高度有序的经营管理活动的产物，是企业管理制度与企业竞争进入高级阶段的表征。因此，品牌又被称作品牌资源或品牌资本，具有产权属性，产权是品牌概念的文化基因。

可见品牌资本与社会资本具有共同的精神内核，都反映了以信任、合作、承诺、规范为基本元素的价值观。在形式上，品牌或品牌资本是社会资本在社会关系中更进一步的抽象，是一种能够确立标准，体现价值，表达为具有权属关系符号的形象机制；社会资本是品牌的核心要素，是品牌建立的基本前提。按照布尔迪厄的解释，在资本体系内，两者具有共生关系，两者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但又区别于经济资本。

当品牌资本起主导作用时，人们在商业社会关系中所信任的重要对象是品牌。此时。品牌就是企业信用的文化符号，是一个抽象的意念表达。因此，在商业社会，如何通过社会资本的网络性以及以信任为特征的基本关系来构建知名品牌是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之一。

综合上述，因此说，关系资本、制度资本、品牌资本反映了企业社会资本的三种不同状况，反映了社会资本的渐次优化与递进。

二、中小企业社会资本的现状

当前，我国中小企业社会资本的总体特征是以关系资本为主导，关系资本在社会资本构成中过密，制度资本尚未成熟，品牌资本贫乏。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

第一，以关系资本为主导的表现是中小企业被主流官方视为“能人经济”而大力推许，寄予厚望。在这种状况下，企业家个人的社会资本是企业社会资本的主要表现，企业家个人的社会网络占有量是获取生产要素、承担风险、推进企业发展的关键。而企业家的社会网络主要来源于家族、亲友与私人活动范围，外界信任的对象是企业家个人而非企业本身。由于缺乏严格的制度保障。企业全评企业家或一两个高层的运作与决策，所以非常规的人事变动轻则使企业蒙受重大损失，重则将企业拉入毁灭的陷阱，中国中小企业通常陷入“一人兴业、一人败业”的怪圈。

这一点是由中国的传统国情决定的。中国传统社会以关系本位为主，费孝通教授用“差序格局”概念表述中国社会关系网络的特征，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社会资本的主要载体是家庭、单位、学校等。其中家庭、家乡所体现的血缘、地缘关系等先赋条件为个人所拥有的最主要的社会资本形式。这种传统社会资本形成相互独立的封闭的“小圈子”，它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只对小圈子内部的成员产生信任，而很难对“陌生人”产生普遍信任。相对封闭，延伸的半径小，多为纵向，难以形成相互之间的最大认同和接纳，难以整合为整体社会资本。

对人际关系的过度强调和个人在建构社会资本时的广泛介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制度的软化，成为企业管理制度完善的障碍。关系资本在社会资本构成中过密既不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又损害了企业信用机制的建立，这种社会资本的传统构成形式是整个华人世界的普遍现象，所以，全世界的华人企业也最容易走上家族化陷阱。“富不过三代”成为中国文化格言对此现象的最好注解，

第二，制度资本不足的主要表现是中小企业诚信危机频发。如上所述，由于在社会资本构成中关系资本过密，所有企业所处的社会网络相对是封闭的，企业信任关系主要依赖于私人关系。由于熟人关系的确可以节约交易成本，出现商务纠纷也经常通过熟人解决，以规避市场契约的司法成本。熟人关系与传递的熟人关系被中国小企业视为开展业务的最可靠的资源，这就是中国经济被称为“熟人经济”的来源。由于陌生人之间很难达成信任，陌生的客户在价格谈判中经常处于劣势地位，很难获得竞价优势，在出现纠纷时，由于制度资本不成熟，司法维权的制度成本过高，多数中小企业经常被迫选择放弃，因此，许多没有长远规范的中小企业在商务交往中经常隐瞒信息，以获取非诚

信的收益。

诚信危机最典型的表现是制假售假。近年来。南京有毒盐水鸭、金华敌敌畏火腿、太仓病死肉肉松、山西假陈醋、重庆火锅底料、龙口粉丝、平遥牛肉等问题产品相继被曝光，暴露出中小企业在制度资本配置上的缺乏。每一次质量问题的曝光，就刮起一次诚信危机风暴。假冒伪劣的欺诈行为还包括知识产权侵权。在这方面景德镇的情况很有代表性。由于背靠景德镇老字号，大量小工厂不愿进行技术改造与产品革新，而是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名家名瓷、专利产品是仿制的经常对象。由于制度资本不健全，维权制度成本太高，又由于被侵权者与侵权者通常都是乡里乡亲，就私人关系而论，关系纠葛。盘根错节，被侵权者通常被迫放弃维权。这些都是中国关系资本过密，制度资本不足的表现。

第三，品牌资本贫乏的主要表现是中小企业缺乏自主品牌，中国中小企业在生产能力与质量保证方面没有获得全球范围内的信任，导致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末端。我国产业区经常充当世界生产与加工制造基地。生产总量大，市场份额高，成本与价格优势明显。但是我国的中小企业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低增值环节，产业层次低，自主研发与创新能力有待加强，产品同质化竞争严重，长期处于贴牌生产与模仿生产阶段。

这说明海外市场对中国中小企业的信任还没有普遍建立，中小企业在契约经济中成为海外知名品牌的附庸与打工仔。这是中国企业社会资本的显著缺陷。

三、中小企业社会资本管理的对策

不断加强中小企业的社会资本管理，促进社会资本的优化与进步，是当前中国业界的重要任务，也是学界研究的重要领域。

首先，抛弃关系本位，建立企业管理的制度本位。革新企业人才管理与激励政策，建立稳定的企业核心队伍，变企业家个人管理为经理人集体管理，将企业家的个人社会资本转变为企业的集体人力资本。我们应更新观念，即企业家不仅指创业者，更包括高素质的企业职业经理人。当前中国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失败有两方面：一是企业家个人管理，个人决策，没有形成经理人的集体管理，这是中国民营企业“各领风骚三五年”的重要原因。二是高素质人才招人难、留人更难。企业招进人，却留不住人。人才与客户资源是最核心的资产。一个重要客户经理的流失，就带走一大群客户。

摆脱上述困境的办法，就是在企业内加强管理制度革新，抛弃关系本位，打破血缘与乡缘对社会网络的条块分割，改善私人关系网络的狭隘性。在人才政策上，抛弃在用人绩效上急功近利的近视行为，加大中长期的人力资本投资，以股份分配与期权激励制度建立稳定的核心经理人队伍，使商务关系网络的结点由个人转变为集体，使企业信用以个人信用为主导转变为以集体信用为主导，最终实现企业社会资本由以关系资本为主导转变为以制度资本为主导。

其次，以OEM——0DM——OBM之路加快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步伐，探索创建品牌资本。0EM的基本含义是贴牌生产，俗称“代工”。本地供应商承担了更多的制造环节与职能，甚至包括投入要素的外包和物流职能，但主要从事贴牌生产，并受到产品设计转用性的限制；此时采购商负责产品设计、品牌管理，控制销售渠道。目前国内大部分的中小企业处于这个阶段，这是必经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小企业应积极积累一定的产品外观设计能力，积极构建自己的行销组织，ODM即“原始设计制造商”，是指制造商根据采购商的规格设计和生产产品。本地供应商除了制造环节外，开始参与产品设计，采购商只负责品牌管理。多数情况下是在本地供应商设计和制造的产品上。贴上它们的品牌与商标，产品价格就翻数十倍。在这个阶段，担任供应商的中小企业应积极积累产品设计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自行调控产品范围、销量、客户开发与价格。OBM(Priginal Brand Manufacturing)即“原始品牌制造商”，指制造商自行创立品牌，设计、生产、销售拥有自主品牌的产品，掌控了终端市场。从OEM到ODM再到OBM的演化路径是推动中小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有效途径，是中小企业在制度资本成熟后进一步发展品牌资本，以获取信任的最高形式。这时，消费者认同的对象是知名品牌，对制造企业的关注已经淡化。此时商务关系网络的关键结点以知名品牌为主导，知名品牌提供商在价值分配关系中取得支配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