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全面深化改革

如何认识全面深化改革（通用6篇）

篇1：如何认识全面深化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面总结了改革开放35年来的伟大历程，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强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些重大论述深刻揭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是继续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还是彻底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事关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命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人民愿望，毅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开启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新时期。35年来，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国民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城乡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大幅度提升，国际竞争力影响力明显提高。回顾35年改革开放历程，我们深深体会到，没有改革开放，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没有改革开放，我国不知还要在封闭半封闭和停滞不前的状态下徘徊多久。深深体会到，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时代特色，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时代旗帜，是中国人民最为自信和自豪的伟大创举。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时代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经济社会发展呼唤进一步深化改革，人民群众期待进一步深化改革，改革的步伐决不能停顿，更不能倒退。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并自觉顺应人民愿望和时代要求，反复强调必须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坚定不移把改革推向前进。这必将开启我国新一轮改革浪潮，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第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迫切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5年的历程，再过35年，大约就到了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也就是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战略目标的时候。党的十八大着眼于确保到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三步战略目标，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两个全面”的重大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在未来7到8年的时间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在原有基础上实现新的全面提升，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实现全面提升，涉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涉及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涉及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创新，涉及城乡区域发展格局的完善，涉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的构建，涉及党的建设制度的改革，这些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完成。

第三，解决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继续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势头，迫切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逐步深化的。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但还有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同时还要看到，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当前，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科技创新能力不强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资源环境约束加剧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问题，社会矛盾多发易发问题，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互相交织、互相影响，复杂性、艰巨性、敏感性前所未有。如何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如何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如何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如何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如何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制度安排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如何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都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加以推动。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动力和旺盛活力。

篇2：如何认识全面深化改革

来源： 《求是》 期号： 2014/08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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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为深入学习认识这一重大战略部署，特别是深入学习理解总书记的有关重要讲话精神，本期特刊发这组研究探讨性的文章，供读者参考。

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正确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夏春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准确把握、深刻领会其内涵，对确保全面改革的正确方向十分紧要。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主要指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领域体制机制及法律法规安排。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国防外交、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治理”是关键词。国家治理或治理国家，是我们党不懈探索的课题。从新中国成立后号召“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到新时期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治国之本”、“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依法治国”等，都凸显了党的“治理”理念。很显然，“治理”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更不是受西方影响而提出来的。前一种说法低估了这么多年来党在国家治理上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后一种说法容易造成误解和认识混乱，尤其需要澄清。“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前一句，规定了根本方向，与后一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成完整的表述。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绝不能走老路或邪路。改革不是另起炉灶，不是“改向”，而是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削弱或否定党的领导，而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提出。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基于深刻总结历史、科学分析形势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顺应了我国现代化总进程，体现了党对改革认识的深化和系统化，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了新境界。

加强制度建设和提高治理能力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从世界历史角度看，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没有很好地解决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从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看，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没有也无力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党带领人民浴血奋战，建立新中国，为国家治理创造了必要前提。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挫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党带领人民成功地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新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迎来民族复兴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事实有力说明，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切合国情，是管用、有效的；国家治理能力是适应发展要求的。两者都体现了我国独特的政治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越走越宽广，西方制度模式不是治理国家的惟一选择。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同时必须看到，我国现有的制度仍不够成熟和健全。把握机遇、应对挑战，解决好前进道路上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必须继续深化改革，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形成改革合力和总体效应。特别是我们的治理能力亟待提高。中央一再告诫全党要提防四大危险，其中之一便是“能力不足”的危险。相对而论，制度执行力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需要下更大气力加以提高。惟有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顺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要求，有效应对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总书记指出，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已走过前半程，后半程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站在后半程的起点上，我们一定要怀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始终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以只争朝夕精神和扎实有效举措，努力打好这场意义深远的改革攻坚战。

必须解决好制度模式选择问题

■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严

书翰

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完整涵义，一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组成了一个严密整体，全面准确地回答了中国特色制度模式选择问题。前一句话，规定了根本方向；后一句话，规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的鲜明指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选择必须解决好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一是根本方向即总道路，二是鲜明指向即具体路径。这是关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问题。在我国，无论是制度模式选择，还是全面深化改革，都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正如总书记指出的，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基本原则、根本方向是不能改的。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总书记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决定了今天我国的制度模式。如果照抄照搬别人的制度模式，不仅不能成功，而且还会导致严重后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优势和特点，概括地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体现在它的鲜明方向性上。在我国，无论是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还是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都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中国特色制度模式的“本根”就是社会主义方向，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次，体现在它的独创性上。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这个活的灵魂和重要原则，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选择走自己道路的勇气和定力。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独立自主、大胆探索，决定了中国特色制度模式的独创性。再次，体现在它的全面性上。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制度体系。这个制度体系具有全面性，它既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这三个层面的制度，又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六个紧紧围绕”，体现了改革和完善中国特色制度体系的全面性。到2020年，我们将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选择还包括改进和完善我们国家治理的路径。这种改进和完善只能从中国国情出发，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有人主张，中国国家治理的发展方向，应该实行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两院制等。对此，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中国近代从变法维新到辛亥革命，都尝试过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如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事实证明在中国行不通。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是一定价值取向的体现，在制度模式的背后，都有其特定的价值体系作为支撑。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以体现其统治阶级意志的资产阶级价值体系为支撑，西方国家无论采取哪种制度模式，都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统治的本质。总书记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这从战略高度阐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对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及其两者的相互关系，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制度模式指明了前进方向。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只有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才能更好发挥制度效力、有效保障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但是，制度需要人来执行，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只有不断提高治理能力，才能使国家治理体系发挥出更大效力。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有独特优势的。但是，相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要求，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相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因此，必须更好发挥制度效力，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以“国之魂”引领“国之制”不断完善

■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办公室主

任 赵周贤

总书记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把价值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联系起来论述，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我们要深刻把握国家治理体系与价值体系的内在联系，把二者更好地统筹起来，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价值支撑。

国家治理体系与价值体系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核心价值体系代表一个国家的“思想主权”，是“国之魂”；治理体系是国家机器有序运行的制度载体和保证，是“国之制”。“国之魂”对“国之制”具有引领和决定作用，有什么样的“国之魂”，就有什么样的“国之制”；“国之制”对“国之魂”具有承载、保证和弘扬作用，“国之魂”愈健，“国之制”就愈强。一个国家只有根据本国国情和历史传承来选择和坚持治理体系与价值体系，并使治理体系与价值体系高度一致、相互匹配、相得益彰，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反之，如果治理体系与价值体系错位，就会出现颠覆性错误，甚至导致天下大乱。因此，必须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贯通起来思考，统筹起来把握。

一方面，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是我们的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用以指导、规范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实现“国之制”与“国之魂”相统一，确保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取向与核心价值体系相一致，特别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治理中的指导地位，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

所有价值观念都是具体的、历史的。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历来是资本利益的意识形态表达，以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为价值目标。西方资产阶级利用其主导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话语权的有利地位，把西方自由、民主、人权说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标尺，说成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选项”，在世界上竭力推销他们的价值观念，对他们不喜欢的国家和政府进行渗透、破坏、颠覆活动，造成一些国家政局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西方国家宣扬的那套价值观念，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必须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铸强价值之基，构筑起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制度屏障。我们要把党领导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优秀价值理念进一步集成和升华起来，把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美德创造性地转化和发展起来，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占据价值体系的制高点，形成超越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和价值观的强大软实力。

另一方面，要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来更好地承载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首先，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取向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精神价值必须相契合相适应，这样才能从制度上保证价值体系的确立和弘扬。否则，如果二者相矛盾，国家治理体系就会从制度层面与价值体系相冲突，民族的精神血脉就会被割断。其次，在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取向与核心价值体系相一致的基础上，还必须保证治理体系的科学性严密性。如果治理体系的设计不完备，存在漏洞和薄弱环节，不仅会销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有效性，也必然会削弱核心价值体系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因此，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还必须高度重视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仅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发展道路，而且形成了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有效治理体系。事实证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总体上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相适应的。但也要看到，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有些具体制度体制机制还有弊端痼疾，还不健全不完善，有些甚至成为制约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制约核心价值体系彰显和弘扬的重要因素。我们要以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不断织密制度笼子、扎紧制度篱笆，为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和弘扬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同时，要不断校正治理体系的价值取向，发挥国家治理体系对核心价值体系的强化培塑功能，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更为坚实的制度保障。

沿着民主法治的轨道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俞可平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对于中国当前和未来的政治发展，乃至对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惟有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建设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增强国家治理能力，最重要的是要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民主与法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从来就不可分割。对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来说，民主和法治缺一不可。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有诸多要素，其中法治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要素。民主本身就包含法治的意义，民主就像是一张桌子，必须有柱子，法治是其中的柱子之一。民主与法治相辅相成，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法治；没有法治，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

有序推动民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特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正确道路。

民主的关键在于制度，尤其是一系列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确保“权为民所有”和“权为民所赋”，确保“权为民所谋”和“权为民所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没有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也难圆复兴中华的中国梦。

严格遵循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正确轨道。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以下三点尤其重要。第一，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运行，这是宪法与党章的基本要求。第二，要坚持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略。第三，党在推进我国的民主法治事业中始终起着引领作用，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现实道路。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各级党组织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活动。

以民主法治的方式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进一步完善和健全民主法治的体制机制，包括进一步完善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党内民主制度等基本民主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许多关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协商民主制度、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改善党的领导体制的重要改革举措，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应当切实加以落实。

例如，《决定》指出，要“通过建立健全代表联络机构、网络平台等形式密切代表同人民群众联系”。这个举措非常有针对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选出来后，如何让他们更加紧密地联系群众，这需要一系列的制度保证。国内有些地区在探索一种制度，叫做人大代表联络站或工作站，由当地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和党代表轮流值班，当地百姓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他们有组织地向政府部门反映。我们调研时发现，这个制度很有成效，凡是建立了这样一种人大代表联络站或工作站的地区，信访数量都明显下降。类似这样的具体地推进民主政治的体制机制非常值得探索和推广。《决定》还指出，要“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这同样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重大举措。

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以民主法治的方式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牢固树立民主法治意识，带头弘扬人民民主精神，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这实际上就是维护党的执政权威，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牢固确立在国家事务中“宪法至上”和在党内事务中“党章至上”的观念，坚决破除“党大还是法大”、“权大还是法大”的谜思。

篇3：如何认识全面深化改革

1.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我国体育改革的目标

依照现今的社会改革趋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政府职能转变工作也在不断进步, 实践表明, 传统的单纯依靠国家及政府搞体育事业, 是不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动体育事业取得更大发展的。所以, 笔者认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 体育改革应严格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中提出的改革要求, 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要方向, 不断解放思想, 推进我国体育事业的进一步完善与创新, 改变传统体育体制缺陷, 以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为主要推动力, 重新认识体育改革的整体方向, 坚持走社会化、产业化道路, 坚持科学发展观的知道, 严格整顿体育竞赛中的不正之风, 从项目管理中心和单项体育协会改革出发, 深化体育管理体制改革, 切实贯彻执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转变传统的发展方式, 通过政府、社会及市场三方面的力量共同推进体育改革及体育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保障多元利益需求得以实现。因此,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引导下, 2015年全国体育改革目标是全面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 让更多的人民群众了解我国体育的发展情况, 并提升人们的体育运动意识, 不断提高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 积极备战里约奥运、创新管理体制、办好全国综合性运动会、提高“三大球”水平;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 全力推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力争到2025年, 人均锻炼体育场地达到2平方米, 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5万亿元, 并让其在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贡献重要力量。

2.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我国体育改革的实现路径

作为增强中华民族整体身心素质和保持全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渠道, 大力发展体育事业和产业, 能够对改善民生起到积极作用, 满足人民对多样化体育的需求;拉动国内体育消费需求, 增加工作岗位, 促进就业, 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能够促进国家凝聚力的增加、文化竞争力的提升以及民族精神的大力弘扬。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 我国体育改革首先要做到以下六点:第一, 建立多元化市场, 积极鼓励社会各界力量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 并为相关企业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与指导, 督促其将体育产业做大、做好。第二,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营管理, 规范居民区建设利民便民的中小型体育设施, 积极引进各种健身体闲体育运动项目, 组织居民进行多样化体育比赛活动。第三, 转变政府职能, 简政放权, 完善相关体制, 促进商业和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 逐步改变社会办体育事业审批难问题, 推动改革, 完善并创新体育场馆的管理和营运。第四, 在市场经济指导下, 协同优化体育产业结构、布局, 促进体育服务行业发展, 开发其经济潜力, 发掘消费热点。第五, 面向全社会营造健身氛围, 提倡人们积极参与体育锻炼, 为人们提供更多、更加全面的体育健身设施。总体来讲, 就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对于一些体育活动的举办更加灵活多样性, 在确保好安保的基础上增加更多的开放性项目活动, 和社会融为一体, 加强职业体育的资源利用, 通过不断加强改革创造和政府的政策支持, 来吸引更多的社会团体开展体育产业, 提高体育产业的多样化水平。

为进一步实现全面改革进程中体育改革目标, 各地方需要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体育产业和体育消费的发展, 并在多个部门间制定工作协调机制。同时, 各相关部门和地区还应积极制定符合本地区的具体实施政策, 并督管落实。具体来讲, 本文给出了如下七条建议:第一, 从政策和投入方面支持群众健身, 制定完善的鼓励健身政策, 从政府财政中预算出全民健身经费, 用于加强全民公共体育设施建设, 并积极进行政府购买服务促进群众体育健身。第二, 积极推动社会投资, 借助于更多的社会力量来推动体育产业的繁荣, 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多种有效融资方式, 解决体育产业发展进程中的资金短缺问题。第三, 完善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政策, 积极制定体育设施用地规划, 强化居民区配套健身设施改造和建设。第四, 推动发展体育品牌, 促进科学技术成果的产业化, 并制定和完善无形资产的保护以及鼓励创新政策。第五, 在税费方面给予相应鼓励政策, 对营业税、房产税、所得税、电热气水价格以及土地使用税等进行调整, 给予相应优惠。第六, 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根据市场经济原则对体育竞赛的举办和转播收益进行分配, 放宽权限。第七, 进一步完善与落实体育人才培养与就业政策, 促进体育人才的全面发展与更好就业。

综上所述,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 体育改革应当首先明确改革的目标和方向, 并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现状, 紧跟改革步伐, 紧紧围绕体制变革, 借助于国家、社会及市场的力量实现全面深入改革, 促进多方利益的实现, 为体育产业更好的发展与进步奠定基础, 扎实推进我国体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当前社会发展迅速, 正在着力于全面深化社会改革, 体育作为改革进程中的重要一项, 作用巨大, 促进全民发展体力、增强体质和保持身心健康, 为国富民强贡献力量。《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通过国务院审议, 并于2014年10月印发, 开始进行全面的深化的体育事业改革。基于此, 本研究主要结合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背景, 分析了未来我国体育改革的目标及改革路径。

关键词：全面深化改革,体育改革,路径

参考文献

[1]何强, 冉婷.关于全面深化体育改革几个基本问题的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14, 02:113-118.

[2]杨桦.深化体育改革推进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5, 01:1-7.

篇4：如何认识全面深化改革

关键词：出版体制改革；政府；市场；出版企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全面深化改革为议题并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与出版业具有直接关系的《决定》第十一条——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从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四个方面作了深入的阐述，指明了进一步深化出版体制改革的总体方向。

一、改革行政管理制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我国原有的出版行政管理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其中许多内容已经与当前出版业的发展实践不相适应，制约了出版企业的文化生产力。若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就必须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出版行政管理方式进行制度创新。

其一，改革主管主办制度。主管主办制度是我国出版行政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是确保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政策，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但随着出版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这一制度已经不适应出版产业的发展要求，成为“政企分开、管办分离”的制约因素。长期以来，主管单位与出版单位之间已经形成了“互相帮助”的关系，对于某些出版单位，主管单位是赖以生存甚至可以获取某种特殊利益的“婆婆”，而对相关的部门来说，出版单位则成为一个开展工作的阵地。目前，部门下属的出版社，如大学和部委出版社，总体上都缺乏改革的动力。一方面，出版社还存在着依赖丰管主办单位的惰性；另一方面，主管主办单位也害怕出版社改制或产权多元化后不好管理。旨在加强管理责任的主管主办制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与弱化乃至脱离部门所有的改革趋向相矛盾，导致行政权力过多地介入企业经营。由此，我们可以根据“政企分开、管办分离”的改革原则，对主管主办单位的定位、相互关系及职责等方面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调整，以适应出版业改革和发展的新要求。在党政机关不宜再担任出版企业主管机关的改革趋势下，也为了减少出版企业的“婆婆”，由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大型文化企业或出版传媒企业承担出版企业的主管主办责任或许是较为理想的方案。

其二，改革审批制。审批制是我国政府管理出版的重要手段。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即便出版单位有主管主办单位，也满足其他设立条件，还要符合国家关于出版单位总量、结构、布局的规划。也就是说，设立出版单位的许可没有明确的统一标准，全凭政府的计划，而事实上政府也从未公布这类计划。出版单位设立方式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发展逻辑相抵触。有研究者指出：以2000年图书出版业的纯销售额376亿元为基点，假设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2%，那么2010年我国图书出版业的纯销售额应为752亿元。若要实现上述增长目标，未来出版社的净进入率不能低于5%，相对应的出版社数量应为920家。2010年我国图书出版业的营业收入为537.9亿元，实际年增长速度约为3.76%，远远低于7.2%的增长率。造成这一结果有诸多因素，但出版企业数量较少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反观欧美出版强国，其产业集中度虽然很高，但出版企业多达上万家，且完全根据市场竞争的结果生发消灭。

从发展的角度看，原来的审批制度已不适应当前国有出版企业的发展形势。改革以来，众多出版集团由于业务发展需要，纷纷在异地建立子公司，汇聚各类人才、作者、信息及内容资源加速发展，从而为集团发展带来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但由于没有出版资质许可，这些子公司还必须依靠出版集团的书号资源，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

为了提高产业的发展速度，应对产业发展的新变化，建议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对审批制度进行如下改革。第一，实现审批许可的规范和透明。审批许可机关要明确开办出版单位的具体标准，其中包括关于总量、结构和布局的说明和解释。以规范和透明的方式实施行政许可有助于减少行政权力“寻租”，更好地发挥事前监督管理的作用。第二，可考虑采用“先照后证”的审批方法，即要开办出版社的企业在成立之初依照《公司法》要求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再由出版管理部门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审批。

其三，改革其他出版行政管理手段。选题审批、书号制度和专业化分工等出版行政管理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出版企业市场主体性的发挥。选题审批涉及内容监管，是我国出版管理工作中的重要环节。我国的出版内容监管以事后审查为主，即对含有违法内容的出版物依法追究其作者、出版者和传播者的责任；但同时也进行一定的事前审查，即实施出版计划和选题计划的申报备案制度，对涉及国家机密和国家安全等方面的重大选题实行选题和原稿同时备案制度。选题审批制适用于计划经济时代“计划生产、国家包销”式的出版活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选题审批制常常导致如下问题：一方面市场需要的选题可能无法通过审批，或者几经周折通过后已错失市场良机；另一方面，许多审批通过的选题又得不到市场的认可。尤其在书号实名申领制实施之后，如果一方面强化书号申领，另一方面继续严格执行以往的选题申报办法，其结果是出版活动的计划色彩愈发严重，留给市场的空间更为狭小。

书号制度也是我国长期使用的出版行政管理手段。自2009年起，书号网上实名申领制在全国全面推广使用。但从目前来看，这一制度只是有限范围内的调整，书号数量、结构上的控制并无实质性改变。有不少出版社反映，实行实名制申领后，书号数量尽管可以适时追加，管理却更加严格。出版社必须先有书再申请号，即每出一本书，都要在完成三审之后再向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提交该出版物的原始数据（包括作者情况、书名、价格、字数等），获批后才能获得唯一的中国标准书号及条码。如此一来，出版企业根据市场形势自行、随时调整的空间大减。一些精心策划推出的书如遇审批延误，就可能痛失市场商机，严重影响经济效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违背市场规律的。而且，在这种制度下，出版企业难以对企业的生产总量进行把握，更难以对整个企业未来的发展作出长远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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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类别出版社的出书范围进行专业分工，使各出版社的图书出版内容互不侵犯，也是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出版体制的一个传统。在计划经济时代，确定各出版社经营范围的主要原则是政府的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这种人为、僵硬的分工模式已经成为出版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之一，不仅限制了生产要素在出版企业问的自由流动，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产业集中度的低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通过市场机制取代行政指派来实现出版内容上的专业化分工是改革的必然趋势。

二、创新市场准入规制，促进公平竞争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即让市场而不是其他力量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市场机制是通过市场竞争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的。市场竞争的实质就是市场交换，其内容是不同所有者之间的产权交换。若全社会只有国家（政府）这个唯一的所有者，那就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交换，也就无法获得能够反映资源相对稀缺程度的市场竞争结果。因此，任何一种市场取向的改革，都早晚要打破国有制的垄断，根据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原则，消除各种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市场竞争的壁垒。放松市场进入规制、允许非公有企业进入是打破国有制垄断的途径之一。

从纯粹的经济角度而言，打破国有制垄断可以引进公平的竞争，提高产业效率。这是因为，新企业的加入能够刺激市场中创新的产生和扩散，面对新企业的加入，在位企业往往会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为了与享有市场声望和资源禀赋的在位出版企业竞争，新进入市场的民营出版企业必然要引进更高的效率，不可能通过寻求“行政保护”来瓜分已有的蛋糕，从而对整个市场产生“鲶鱼效应”，促进产业整体效率的提升。

从我国出版业的发展现状来看，其已经具备了放松市场进入规制的基础。首先，出版体制改革不可能置身于中国经济转轨的大格局之外。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竞争行业通常要从完全政府垄断型向垄断竞争型和完全竞争型转变，其实质就是让国有资本逐渐退出可竞争领域，实现从行政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其次，随着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渐次展开，出版的意识形态功能将以某种更为隐性的方式存在，经济功能会得到进一步的凸显，政府将主要依靠健全的法律而不是国家所有权来约束出版企业的市场行为。再次，历经十年改革，国有出版企业的综合实力大大增强，而且掌握着最优势的出版资源，因此无论从现有实力还是掌握的资源来看，国有出版企业都具备与民营出版企业展开竞争的优越条件和稳固基础。最后，在出版领域，民营出版企业已经通过更高的运营效率和优异的市场表现证明了其存在意义和价值，这无疑也在不断转化管理主体的陈旧观念。2008年成立的盛大文学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民营出版公司。凭借着“几分钱”的微支付模式，盛人文学2009年至2011年营业收入分别实现1.35亿元、3.93亿元和7.01亿元，三年的营业收入年均增长率达128.3%。现在的盛大文学不仅拥有可观的作者资源和读者群，而且还在商业模式的创新方面超越了传统出版企业。不给这样的民营企业配置完整的出版权，只会对产业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在维护国有出版企业的玺断力量和运用市场机制促进产业发展之间，不存在可以长期折衷的中间地带。鉴于改革的渐进性以及当前出版管理主体的市场管理水平，出版市场可以尝试有条件地逐步放开，例如暂时对具有一定出版资质的民营出版机构开放特定的出版市场。

三、创新行业调控手段，完善市场管理体系

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主体需要由以行政管理为主的管理模式，转变为主要依赖法律、经济和行业组织等现代管理手段，以进一步完善出版市场的管理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法律法规建设取得很大成就，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规范了出版社的行为。但是，随着出版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也出现了不少出版法律规定不适应改革新形势的问题，需要对出版法律法规进行相应的改变和调整，一方面要修订那些落后于改革实际、违背改革方向和原则的出版法律法规，另一方面要弥补现有法律体系的缺位之处。首先，修订出版单位的设立条件。根据《出版管理条例》和《关于出版单位主办单位和主管单位职责的暂行规定》，我国出版单位均有上级主办单位和主管机关，且主管单位是中央或地方各级的党政机关。随着经营性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出版企业现在必须与原主管单位脱钩，实现党企分开、政企分开。因此，应该根据改革形势修订相关法规中出版单位的设立条件。第二，统一相关出版行政法规。针对每个媒体分别立法是我国出版法律制度的一大特色。这种立法方式虽然有历史必然性，但也导致出版法规的分散和内容交叉的现象。而且，各媒体分别立法不仅容易造成管理上的混乱，也不符合当下媒介融合的传媒发展方向，需要加快进行整合。第三，完善出版法律法规。目前，我国出版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够完善，导致法律干预的缺失或力度不足。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对出版物负外部性可能产生的市场失灵，还缺乏具体的法律法规；二是在我国出版法律法规体系构成中，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专门规范出版业的《出版法》由于暂时不能解决公民出版自由的问题而迟迟未能出台。这说明我国出版行业还基本处于由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指示批示来进行调整的现状，欠缺权威性和稳定性。综合以上两点，管理主体应进一步加强出版立法建设，以确保出版法律法规的完善性、权威性和稳定性。

对出版业的经济调控主要是通过财政调控于段扶持出版业，引导和调整出版业的发展方向，实现“尊重文化”的社会目的。财政调控最重要的两大实施手段是税收优惠与公共财政投入。我国现行鼓励和扶持出版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还存在激励力度不足、激励内容不全的问题。针对出版业的税收政策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善，以进一步减轻出版企业的税负：一是降低图书的增值税率；二是实施“营改增”的结构性减税措施；三是制定专门针对中小出版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四是增加培育出版新兴业态的税收优惠政策；五是实施出版“走出去”的税收激励政策。对出版业的公共财政投入，应该主要投向两个领域：一是弥补正外部性强的出版物的出版资金缺口；二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政府要建立相关的出版基金解决文化典籍出版资金不足的问题。此外，政府要从两个方面推动公共出版服务体系的建设：一方面适度加大对公共出版产品的采购力度；另一方面要解决好公共出版服务的有效性和运作效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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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政府，大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要求政府将一部分可交由行业组织履行的职能“让渡”出来，集中力量做好宏观管理和决策层面的事情。目前，我国已经成立了十几个主要的全国性出版行业组织，业务范围涉及不同的出版环节和领域，基本形成了“以版协为中心、各司其职”的结构。由于我国的出版行业组织大都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成立的，且每个组织都有业务主管单位，因此出版行业组织长期依附于政府行政部门，组织性质和法律地位模糊，组织活动欠缺稳定性和权威性，无法很好地发挥作为政府与出版企业或出版单位之间中介组织的作用。根据“政社分开”的改革原则，出版行业组织应加快与出版行政管理部门脱离关系，改变“二政府”的角色，变成政府和会员单位共同的服务提供者，从而逐渐成为出版行业管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政府要通过完善的制度设计，推动出版行业组织成为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业行为的现代中介组织。出版行业组织要顺应改革形势，加快建立现代社会行业组织机制。

四、加快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股份制改造的目的是确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的产权，这不仅是出版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前提，也能从根本上将出版企业与主管部门上下级传统的行政隶属关系转变成资产关系和契约关系。出版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顺序和重点是：产权多元化、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象，并尝试对员工进行股权激励。

产权多元化有助于破解国有产权虚置的问题。由于国有产权所有者身份是虚拟的，容易导致“国有资产、产权均等，人人有份，谁都不管”的产权所有者缺位现象。只有在产权多元化的情况下，由于各投资主体对自身利益的关注，才可以消除国有独资公司由于产权所有者缺位所带来的诸多问题。而且，产权多元化也是打破区域壁垒、行业壁垒和所有制壁垒的重要手段。当然，出版企业产权多元化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应该采取稳妥的方法，有组织、分步骤地推进、实施，最终的目标是要形成一个稳定、明晰和高效的产权机制，使出版企业成为全面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实现出版企业产权多元化的形式主要有：第一，变国有独资为国有多元。原国有股权可以通过转让、拍卖、兼并重组等方式进行部分转让，实现国有股权的多元化和分散化。第二，允许民营资本参与国有出版企业的产权重组。当前可以尝试在部分意识形态较弱的出版企业，例如科技类、美术类出版社，进行“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试点。实质上，非公有资本的加入才能真正化解国有产权虚置的问题。

“一股独大”是指某一股东占据公司股份51%以上，从而处于绝对控股地位。绝对控股下的“一股独大”容易产生许多弊端，比如大股东随意侵占小股东利益、完全控制公司经营等。我国出版产权制度改革受启动时间较晚及意识形态束缚等因素的影响，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象尤为明显，大部分出版企业为国有独资，出版传媒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也远远高于一般意义上的绝对控股比例，与“降低国家持股比例”的股改目的存在较大偏差。由于国有股“一股独大”，出版业特有的党政化色彩以及对公司治理结构作用的忽视，无论出版集团还是单体出版企业基本上都无法实现完善的公司治理，现代企业制度极其脆弱。《决定》首次提出“对按规定转制的重要国有传媒企业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这对于国有出版企业的产权改革具有重大意义，意味着出版企业有可能从现有的“一股独大”转变为股权更为分散的股权结构。可以预见，制度设计完善的“特殊管理股”将有助于解决国有出版企业“一股独大”的问题。

《决定》还提出了与分配制度有关的政策，如“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释放出向非物质资本收益倾斜的明确信号。出版业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人才是出版企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出版企业下一步做大、做强、做优归根结底要依赖人才的创造性劳动。谋求出版企业长远发展，就必须改变过去那些不适应企业发展的用人机制，建立起更有效的激励管理层和员工积极性、主动性以及创造性的人力资本激励机制。其中，股权激励是对人力资本的首要激励，是最具激励效应的方法。人力资本股权激励就是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产权人格化，即企业的管理者、经营者、骨干人员和达到一定条件的职工享有一定股权，并以这个股权份额保证对员工长久的责权利激励和制约，使大家既享有应得的财富又承担投资的风险责任。

五、创新机制，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公益，性出版走向规范和成熟，不仅能够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还可以促进经营性出版市场的培育和净化。我国公益性出版单位的数量极少，只有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藏学出版社和盲文出版社等几家，但却是我国政府保证意识形态安全及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益性出版单位的改革目标是“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其中，“增加投入、转换机制”是“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基础和前提。在增加投入方面，公益性出版单位主要通过政府财政拨款、自身经营收入和社会力量投入等渠道筹措公益出版活动的必要资金。相对于自身经营收入和社会力量投入而言，政府财政拨款是最重要、最有保障的扶持手段。目前，政府主要通过项目支持、国家采购和政府加工订货等几种方式对公益性出版活动进行资金补贴。随着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在我国日渐展开，政府采购将成为公益性出版单位的主要财政来源。在转换机制方面，公益性出版单位要建立起旨在提高组织效率的经营机制。实际上，公益性出版单位和经营性出版单位一样，在不同程度上都曾面对市场探索过一些内部机制的改革，但总体效率低下，其主要原因是现代组织内部治理结构的缺位。为此，可以借鉴西方非营利性出版机构的管理模式，尝试在公益性出版单位内部构建新型治理结构。政府投入的增加和内部机制的转换必将有力地推动公益性出版单位“增强活力、改善服务”改革目标的顺利实现，而更好地完成服务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政治任务和公益职责。

深化出版体制改革要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为中心，锐意探索改革路径。其中，管理主体的职能归位依然是推动改革向纵深推进的重中之重。管理主体的“手”要从对出版市场的过多干预、对出版企业的过多介入逐步转向对出版市场秩序的维护和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只有理顺好管理主体与出版市场及出版企业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下好深化出版体制改革这盘棋。

篇5：如何认识全面深化改革

今天的中国，经过35年不断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使中华民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思想观念的障碍、利益固化的藩篱、利益主体的多样，使得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新问题与老问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在新的重要关头，要破解发展中面临的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全面深化改革，别无他途。

任何时候，改革开放的旗帜必须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必须牢牢坚持，绝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改旗易帜的邪路。历史和现实充分表明，全面深化改革，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前途命运，关系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篇6：如何全面深化改革思想汇报

我们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愿景已经绘就、大政方针已经明确，现在最重要的是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全会精神。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迅速兴起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热潮，切实把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全会确立的各项改革任务上来。

着力统一思想凝聚改革共识。思想统一才会步调一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凝聚改革共识的过程。现在，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凝聚改革共识的难度加大。但越是这样，就越需要我们做好凝聚改革共识的工作，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所以，要切实抓好全会精神的学习，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全会《决定》和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刻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重要原则，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先学一步、学深一步，切实增强全面深化改革的自觉性、坚定性。要加强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广泛开展集中宣讲，精心组织理论阐释，用好多种宣传资源、宣传手段，扩大全会精神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要及时回答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思想认识问题，讲清楚为什么改、改什么、怎么改，更好地解疑释惑、析事明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引导各方面支持改革、参与改革、投身改革。

切实把握好改革的正确方向。我们的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偏离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偏离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南辕北辙了;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不能改。能不能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化改革，是一个涉及到改革性质的原则问题。现在，有人不时提出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这个思潮、那个思潮，开出这个药方、那个药方，目的就是要改变整个改革的大方向。在这个问题上，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保持战略定力，始终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不动摇，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增强政治敏锐性、政治鉴别力，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决不能为了迎合某些人的“喝彩”、“掌声”而放弃原则，决不能为各种错误的思想观点所左右，始终坚定正确的改革方向。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深化改革。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最终决定力量。改革开放事业之所以不断深化，就在于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参与。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同人民一道推动改革，做到谋划改革汲取人民智慧，推进改革凝聚人民力量，检验改革依靠人民评判。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了解群众愿望，弄清楚群众的实际情况是什么、群众的期待是什么、群众的利益如何保障，从而作出科学的改革决策，找到有效的改革办法。要畅通群众参与改革的渠道，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保障群众对重大改革举措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特别是对那些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改革，要进行广泛的民主协商，在群众利益充分表达的基础上形成共识、作出决策。要充分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把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结合起来，鼓励基层的实践创造，激发群众的改革热情，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把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变成人民广泛参与、普遍受益的过程。

积极稳妥推进改革。改革就是闯新路、开新篇。有些做法过去有效，现在未必有效;有些做法过去不合时宜，现在则势在必行。只有大胆探索、大胆实践，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找到破解矛盾的钥匙。要鼓励创造、鼓励创新，只要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只要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只要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只要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就要坚决地破、坚决地改。当然，大胆不等于蛮干。因此，推进改革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既要解放思想、逢山开路，又要把握规律、遵循规律，坚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智慧、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寻找规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要坚持边实践边总结，走一步看一步，一点一点摸索，积累经验后逐步推开，出现问题就及时应对，发现错误就马上纠正，不断从实践中取得规律性认识。总之，要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全局和局部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确保改革积极稳妥、健康有序推进。

以求真务实的作风深化改革。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是立场、是态度，更是行动、是实践。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实际工作上。有了好的蓝图、好的纲领，就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要紧密结合各地区各部门工作实际，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总体部署，抓紧制定本地区本部门改革的具体方案，把目标任务变成实实在在的工作项目，把原则要求变为可操作的工作措施。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就是要加强对改革工作的总体设计和统筹协调，保证改革有重点、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强化督促检查，建立健全领导机制和推进落实机制。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重实际、求实效。作出改革的决策，制定改革的措施，都要符合客观实际，按规律办事，不提不切实际的目标，不提超越阶段的要求，努力使我们的各项改革政策措施与实践发展、群众意愿对接好、衔接好。要强化问题导向，加强调查研究，切实解决改革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重点突破实现改革的整体推进。改革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问题往往盘根错节、积弊已久，解决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搞改革，最忌急功近利，最忌朝三暮四。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有恒心、有韧劲，对认准的改革目标，对确定的改革任务，就要抓住不放、一抓到底，把中央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一分布置，九分落实，不落实就会落空，没有第三种结果。要继续扎实开展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紧紧抓住纠正“四风”问题不放松，巩固和扩大工作成果，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开创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局面。

汇报人：xiexieb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