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环境治理合作协议书

室内环境治理合作协议书（共8篇）

篇1：室内环境治理合作协议书

室内环境检测治理项目合作协议书

甲方：

乙方：清世界(沈阳）环保科技设备有限公司驻河南办事处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的原则，就结成长期共同发展，并为以后在其他项目上的合作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础，经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共识：

（一）权利与义务

1.甲乙双方自愿合作此项目。

2.甲方为服务的介绍方，甲方在本公司正常服务过程中发现有治理需求的客户介绍给乙方。

3.乙方为检测治理方，乙方负责室内环境的检测治理工作，并按照合同要求做到治理达标。

（二）相互宣传

1.甲乙双方应在彼此网站追踪报道合作方的市场推广计划及相关营销活动。

2.甲乙双方都认可的适当时间内，双方在彼此站点上开设专栏，撰写并宣传与合作对方商业行为有关的话题（具体合作项目另签协议）

3.甲乙双方在各自经营（本公司正常业务）过程中相互宣传对方服务，互相帮助、共同宣传，共同推进双方的品牌知名度。

4.双方还可就其它深度合作方式进行进一步探讨。

（三）收费及利益分成标准：

1.甲方把室内环境检测治理以福利或者是搞活动的形式赠予客户，乙方按收费合同的50%收费（收费标准详见河南统一收费标准），对有需要优惠的客户可申请乙方打折优惠。

2.甲方把乙方的产品推荐给客户，客户付全款后乙方给予甲方总款的30%提成。

3.空气净化器提成为20%。

（四）其它

1.检测治理期间甲方需配合乙方工作，给客户一个满意的服务。

2.乙方需按照《室内空气污染治理协议书》的相关规定进行有效的综合治理。

3.甲乙双方不得诋毁对方的工作情况，甲乙双方应相互协作共赢。

4.本合作期限为____年。如果需要延长期限在期满前六个月办理有关手续。

5.出现下列事项，合作终止：

（1）合作期满；

（2）合作双方协商同意；

（3）其他法律规定的情况。

（五）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以补充规定，补充协议与本协议有同等效力。

（六）本协议一式2份，双方各一份。本协议自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签字或盖章）

乙方：（签字或盖章）

合同签定日期：年月日

篇2：室内环境治理合作协议书

合治理项目建议书

相对于政府传统项目开发模式及公共融资方式，PPP项目有以下比较优势：

1、提高公共财政使用效率 PPP项目一般由社会私人资本或者联合体融资建设及运营，提供公共服务。共用财政投入很少，较好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这对公共财政短缺的情况下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同时，由于捆绑了建设和经营，并以服务和产出付费，使得私人部门能够发挥最大的能动性，通过创新、自我施压等避免项目成本超支。在风险管理上的合理分配和良好的合作机制也使得项目失败的概率大大降低，避免了公共资源的浪费。

2、保障项目和公共服务质量 评审中标的私人资本或联合体组建项目公司建设项目并提供公共服务。联合体一般是由建设方、融资方、运营方组成的利益共同体，它比传统开发模式具有更好的内部协调能力。另外，很多PPP项目通过引进国际知名建设、管理机构，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

3、实现合作双方互利共赢 合理的PPP模式可以平衡公私双方的权责利。在风险分配上遵循“最优承担”原则，即将风险分配给最有能力承担的一方。同时，全寿命周期特点使得合同具有较大的灵活空间，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机制既能维护共用部门的利益，也能最大限度满足私人资本的诉求。

PPP项目在第一个项目识别阶段，项目发起时需要提供《项目建议书》。项目建议书是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的第一步，尤其对于投资规模大、社会影响广泛的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项目建议书主要是从项目自身的客观条件方面考察项目建设的必要性，一般由项目发起人向发改委部门报送，提出立项申请，发改部门审查通过后下达项目建议书批复文件。经批准的项目建议书是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和作为拟建项目立项的依据。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单位应为国家或地方发改委。

项目建议书大纲

一、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概况

（一）、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名称

（二）、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规模

二、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必要性

（一）、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现状及预测

（二）、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必要性

三、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规划

（一）、拟建地点

（二）、建设方案

（三）、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进度安排

四、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建设条件分析

（一）、政策条件

（二）、建设区建设条件

（三）、建设技术条件

五、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投资估算和资金筹措方案

（一）、投资估算

（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六、经济效果和社会效益的初步估计

（一）、经济效果

1、财务评价

2、国民经济评价

（二）、社会效益

1、环境影响

2、社会影响

篇3：城市群环境合作治理中的利益协调

关键词：城市群,环境合作,利益协调

城市群内政府间关系的核心是利益关系,能否协调好政府间的利益关系直接关系到府际合作的成败。政府间合作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对合作收益进行分配与分享,这是因为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政府都把成本与收益的大小作为参与合作的前提。城市群环境合作是基于共同命运、共同发展、共治共享而进行的跨行政区的集体行动,需要有利益协调机制对各方利益诉求加以调节和平衡,以确保府际环境合作顺利进行和区域整体利益最大化。城市群环境合作的利益协调对政府合作中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合理分担和分配,平衡府际利益关系,实现合作收益共享。通过这种协调化解府际利益摩擦、利益冲突,促进城市群环境合作的进程。

一、城市群环境合作治理的成本分担

城市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参与城市群环境治理必然会考量合作的成本收益。城市群环境合作的成本需要在城市间进行合理的分担,才能体现合作的公正性,才能维持合作的持久性。近年来,城市群环境治理探索中成本分摊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因为合作收益与合作中的成本分摊直接相关。在城市群环境合作的成本收益框架中,合作成本包括环境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和达成合作的交易成本。为此,按照经济学中的成本分摊与收益分配要相对称的基本准则,城市间共同签署环境治理中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的进行分担的协议,在协议中事先协商有关成本分担的准则、方法。

(一)环境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分担

城市群环境合作的成本分担主要是针对环境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而言。生产成本是指城市群各城市实施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所投入的生产费用,具体可分为独立承担的成本和共同承担的成本。独立承担的成本是政府为解决受益或受害范围明确在城市辖区内的环境公共事务所投入的费用。共同承担的成本是政府为解决受益或受害范围具有跨界性、外部性的环境公共事务而投入的费用,也可说这是城际间的外溢成本。由于城市群是一个空间整体性极强、关联度很高的区域,城市之间的相互影响极为显著,这种外溢成本由于区分和核算困难,所以如何在城市间进行分担难度大。对这种成本的分担首先建立在其正确核算基础之上。环境公共产品成本的生产成本既要核算直接成本,也要核算间接成本。(1)直接成本的核算。直接成本是指实施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中人力、物力、财力的直接投入。这种环保投入包括污染减排投入、产业结构调整成本、环境环保设施建设成本及其建成后的部分管护运营成本等。如对水环境污染经济损失的核算,主要是对人体健康的经济损失、农作物的经济损失(粮食减产)、渔业水体污染损失,水产品减产等。在生产成本分担上,独立承担的成本是明确的,共同承担的成本可按照环境受益或受害程度来协商投入资金的比例,并依照有关行业的专业标准来核定摊分数额。另外,在城市群区域内的不同地区,环境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是不同的,例如,生态保护区由于要执行高于一般要求的环境标准,需要高于一般标准的环境保护投入,这个高出部分的成本,在成本分担应该计算在内。(2)机会成本的核定。机会成本是指做出某一决策而放弃另一决策所带来的损失,常用来衡量决策的后果。在政府环境治理决策中,选择了一种方案就意味着放弃了使用其他方案的机会,也就失去了获得相应效益的机会,把放弃的其他方案中最大经济效益,称为该决策选择方案的机会成本。[1]比如生态保护区为了环境保护的需要,将部分经济林划为生态公益林,由此丧失的机会成本就是原来作为经济林时带来的经济效益。

对城市群环境公共产品生产成本的核算选择恰当的方法和技术尤其重要。根据城市群城际合作的特征,可以运用合作博弈来解决污染治理中的成本分摊问题。城市群大气污染治理的成本分担问题可用夏普利值(Shapley Value)来求合作博弈之解,夏普利值的主要思想是每个参与者所应承担的成本或所应获得的得益等于该参与者对他所参与的联盟的边际贡献的平均值。另外,欧文值(Owen Value)、班茨哈夫-科莱曼权力指数(Banzhaf Value)、半值(Semivalue)、二项式半值(Binomialsemi Value)等是对夏普利值的改进,也是成本分摊的方法。因为夏普利值只适用于将博弈中的局中人可能构成的所有联盟考虑在内,但局中人有些联盟是不起作用或不现实的,从而使该解的应用受到限制。Owen值主要用来研究大联盟内部存在多个决定了事前合作的子联盟的分配问题。Banzhaf值与夏普利值的不同在于权重设置,夏普利值各项的权重与联盟的个数有关,Banzhaf值将各项的权重都统一设置为21-n,当存在一些不起作用的联盟时,Banzhaf值更具有适用性。[2]在城市群环境治理成本分担问题上,比较合作博弈理论各种解的特点及适用范围,正确选择以上方法。在城市群跨界水污染治理中,可采用二项式半值这一最新合作博弈解的概念,同时借鉴Owen值考虑参与者事先形成子联盟情形的解的思路,提出建立具有联盟结构的二项式半值解,针对流域水污染治理成本分摊实际,求解出流域内各个合作局中人应该合理分摊到的成本。[3]

(二)政府环境合作的交易成本分担

从交易费用理论视角看,城市群环境合作可被视为政府间围绕环境公共事务而展开的管理交易,交易的客体是行政管辖权和环境公共资源。科斯将交易成本分为“搜寻和信息获取成本、讨价还价成本、履约成本”。[4]威廉姆森将交易成本分为事前交易成本,包括签约、谈判、保障契约等成本,事后交易成本,包括适应性成本、讨价还价成本、建构及营运成本、约束成本。迪屈奇(Michael Dietrich)则将交易成本分解为“调查和信息成本、谈判和决策成本以及制定和实施政策的成本。”[5]阿格博罗、奥本和泰利把政府合作的交易成本定义为:有关制度供给的协商、运行和强制实施等广泛范围的决策成本。[6]根据以上界定,我们将政府间环境合作的交易费用分为信息费用、缔约费用、协调费用和监督费用等几个方面。(1)信息成本。信息费用主要产生于政府合作的前期准备阶段,以及整个合作过程。在环境治理中,为了消除信息不对称,政府必须在获取、加工、处理以及共享信息方面进行大量投入,从而形成环境合作中的信息成本。[7]这主要包括政府间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信息收集和信息处理过程中资金投入等。(2)缔约成本。城市群环境治理通常以合作协议的方式进行,签订协议首先要对合作事项达成一致,其中需要各方协商、讨价还价、消除分歧,最后形成共识,从而带来缔约的谈判成本或协调费用。(3)执行成本。由于政府受制认知、利益、体制等因素影响,在环境治理中,地方政府有可能的行为偏离集体行动的目标,需要上级政府的介入,或者政府间自行协调,产生一定的协调成本。[8](4)监督成本。监督成本是指用于监督环境合作协议的履行并对违约者加以制裁的费用。针对城市群环境合作协议中的“道德风险”和“搭便车”行为,需要进行监督。

以上这些交易成本大多由每个成员城市自已承担,即自愿分摊,一些政府间的信息交流和协商活动,如政府合作会议、合作论坛等,由各方轮流举办。这种信息成本除了城市政府自愿承担之外,也存在某一城市独立承担或几个城市共同承担的情形,独立或几个城市承担此类成本的情形常常是城市群中核心城市或受环境危害最为严重的城市。这些合作会议或论坛由这些核心城市发起和承办,并独立承担或承担大部分交易成本。只是执行成本和监督成本的一部分由上级政府承担,剩余的由各个城市分担。

二、城市群环境合作治理的利益分享

利益分享机制是利益协调的重要内容之一。利益分享就在城市群内基于权责明晰、公共治理共赢的原则,对合作利益的基本划分,并形成一种共同发展与利益共享的规则与机制,促进城市群内城市间平等享有环境合作和区域发展成果。在城市群环境治理合作过程中,就单体城市来讲,参与合作首先要能给城市带来直接收益,这类收益对每个参与城市而言具有独享性,这体现为个体收益;同时通过城市间的有效合作还可以使城市群获得共同收益,即每个参与城市都可以享用参与合作带来的共同收益,如区域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区域比较优势可以为之带来城市投资环境的改善,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这类收益对于每个参与城市都可以分享。另外,通过合作行动还能生产一种成员城市能够享用,城市群相邻城市和民众也能够享用的公共收益,如优质的空气和水质,这类收益的产生,可以以公共产品的正外部性得到解释,其对于合作参与者或非合作参与者而言具有共享性。所以,整个城市群环境合作的总收益由城市个体利益和共同利益、公众利益之和组成。[9]合理的利益分享建立在对利益的合理分配基础上。如何在合作生产中获得合作收益并得到预期的分配,是每个城市参与环境治理的出发点。合作收益分配的合理化实质上是合作参与者的个体利益、共同利益和公共利益之均衡,利用不同城市的资源与治理能力优势,合理实现区域环境公共产品的生产供给,实现区域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在奥尔森看来,如果个人或组织能够获得该社会所有产出增长额中相当大的部分,并且同时会因该社会产出的减少而遭受极大的损失,则该个人或组织在此社会中便拥有一种共容利益。共同利益给所涉及的人以刺激,诱使或迫使他们关心全社会产出的长期稳定增长。[10]要保证各城市共享合作利益,实现互惠共赢,只有利益共享,才能使参与者关注公共利益、做大共同利益。但不同城市在地理区位、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环境承载力等方面的差异乃至不平衡,只有通过政府之间的利益转移和利益交换,尽可能使各城市享受到环境治理的成效,从而实现利益在不同政府间的合理分配。[11]城市群环境合作收闪的合理分享关键是解决利益分享的依据、利益分享的标准、利益分享的条件等基本问题。

(一)界定环境责任

城市群是一个环境共同体,一方面,每个成员城市是辖区内环境治理的责任主体,也是城市群区域内环境治理的责任主体。但每个城市在地理区位、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环境承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存在明显的地区分工,不同城市环境治理的任务存在差异,每个城市承担着“共同而有差别”的环境治理责任。城市间环境合作最重要的是正确处理城市间的职责和利益关系,明确每个城市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职责,这既是合作成本分摊的依据,也是利益分享的依据。每个城市明确了自己的责任和所得之后,合作的推进才会具有足够的动力。在明确环境治理责任的基础上,环境合作收益可按照各政府投入比例进行分配,合作建成的环境基础设施,各城市可以共同使用。例如,在环境合作项目中城市间可按照所投入的生产要素比例,获取由分工所带来的“比较利益”而分享区际合作的成果和收益。[12]

(二)评估合作收益

提供城市群环境公共产品的收益不同于私人产品,它是以区域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而社会福利的增进不仅包括经济收益,而且包括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因而对这类公共产品的成本-收益分析比较困难,对其收益的评估只能是近似的。(1)用影子价格法来度量环境公共产品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评估环境类公共产品的收益时,会遇到没有市场价格可循或者价格不能反映真实价值,可采用影子价格来度量。例如,政府共同实施一项改善生态涵养区的退耕还林工程,投入的成本是一定的,收益的评估可以用不投资该工程带来的损失来计算。这些损失包括水土流失、土地石漠化、荒漠化带来可耕地的减少,灾害性气候的增加、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洪水泛滥带来的直接财产损失。(2)最小总收益法对无形的收益进行评估。环境公共产品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一部分可以用影子价格评估,有些则难以用具体的货币价值估计,如城市间的重大环境工程对改善地区生态环境的无形效益巨大,可是这类工程的无形收益不能精确评定。这就可以用投入的成本作为其最低限度的无形收益,再加上能够用货币形式计算的有形收益,就可以得出最小总收益。[13]

(三)达成分享共识

城市群中不同城市间的利益分歧和利益冲突始终存在,制约着合作的实际效果。治理理论强调,“治理”是在众多不同利益共同发挥作用的领域建立一致或取得认同,以便实施某项计划。[14]如何在合作生产中获得合作收益并得到预期的分配收益,是每个城市参与合作的出发点,而参与城市如何对合作收益分配达成共识,对利益分配非常重要。由于城市间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共识的达成并非易事,它与合作参与者之间彼此的信任程度、对公共价值的认同程度、对合作收益的预期程度以及彼此之间的交往沟通程度等有关。[9]因此,在利益分配过程中,按照互惠互利、合作共治的原则,城市间通过充分协商,达成利益分配的共识,完成成本分摊与利益的划定。如首都钢铁集团的一部分迁到河北,北京与河北政府协商,对迁来的钢铁企业实行一定比例的税收减免。浙江东阳和义乌地处金华江上下游,2000年11月东阳市和义乌市协商,义乌市一次性出资两亿元,购买东阳横锦水库每年4999.9万立方米清洁水的永久使用权。

(四)签订分享协议

目前,城市群在环境合作收益上没有固定的分配机制,环境合作协议中应当有明确的合作利益分配方案,政府间常常因为在合作收益分配问题上存在分歧而中断,导致合作无法实现。[15]若要真正实现利益分享,合作各方必须通过有效磋商,形成一种使各方均能接受的有约束力的利益分享协议。协议是以相关者一致同意为前提,具有规则和规范的作用。一是合作协议是相互协商的产物,体现了参与者的一致意见;二是以公开的书面文字规定合作方的权利义务,具有较强的制度性。利益分享协议对利益如何分配以详细的说明与规定,对在跨区域环境治理过程中的利益分享内容、分享标准、分享手段以及分享资金来源等予以制度性规定。合作各方按照合作协议,确定各方环境合作行动中生产要素的投入方式、责任、权利和收益分配等问题。按照协议商定的分配比例来分配收益、承担成本。如东阳市和义乌市签订的有偿转让用水权的协议。京津地区的大气污染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河北保定、唐山、廊坊、沧州、衡水、邢台市、邯郸等城市的输送,为了治理跨区域大气污染,京津两地通过与河北签订财政转移支付协议,给予这些城市大气污染防治的资金支持,从而平衡政府间的利益关系。

三、城市群环境合作治理的利益平衡

城市群环境合作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协调区域利益结构和平衡政府发展权益的过程。利益平衡是城市群环境治理面临的现实难题,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环境合作治理的实现。在任何一个城市群内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始终是一对矛盾,如何兼顾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既是每个城市要面对的问题,更是城市群不能回避的难题。城市群区域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关系,寻求合理的发展模式,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群资源环境效益。城市群内部成员城市在行政级别、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地理区位、合作意识等存在差异是一个不易改变的事实。这些差异直接影响城市在环境合作中的话语权,导致合作地位的不对等,进而影响合作的进程和效果。跨行政区环境治理对各个城市的发展权和利益影响是不同的,生态功能区特别是生态敏感地区或脆弱地区,这些地区是环境保护贡献地区,原本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放弃工业项目的引进,从而影响了自身经济的发展。要使每个城市或不同功能区都参与合作,服从城市群整体利益,为此,建立利益平衡机制协调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利益关系以及环境保护贡献地区与环境保护受益地区的利益关系。通过这种平衡机制促进城市间差异化和互补式发展战略的实施,保证各方的发展权利,发挥各方的发展优势,从而实现城市群整体效益的最大化。

(一)城市群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平衡

城市群区域发展要解决的一对基本矛盾就是如何协调环境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寻求合理的发展模式,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环境效益,以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城市群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平衡,实质上是指城市群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问题。在城市群环境治理中,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冲突是一种常态。城市群政府间利益关系不仅仅是体现在经济利益方面,还包括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在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利益结构中,具有基础性、关联性和外溢性的环境利益,常常被经济利益所淹没。经济利益是城市群在发展中所产生的经济价值。环境利益是指城市群环境质量的改善和环境容量的提升。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协调目的是在经济发展中,尽可能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同时又不因保护环境而制约经济的发展。在城市群区域内,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平衡就是经济效益发展与环境改善相互促进,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经济良性发展的有力保障,是经济活动的重要载体,它为经济发展提供各种自然生态资源,而经济发展又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有益条件。反之,当粗放型经济越增长,必然对环境造成破坏,同时,功能恶化的生态系统也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在推动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环境保护,改善环境质量,不能只追求城市群经济发展,忽视环境保护,也不能只单纯强调保护环境,而不管经济发展。

(二)环境效益贡献地区与受益地区利益平衡

从主体功能区划分来看,城市群内环境效益贡献地区主要是指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特别是指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从流域的特征来看,流域上游常常是环境效益贡献地区,下游是环境效益受益地区。这些地区开发强度不大或尚未开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环境效益贡献地区的政府是环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为承担环境职能投入了大量资金,并丧失了一定的发展机会。在城市群区域,环境效益受益地区主要是指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这些地区人口集聚、产业集中,资源消耗大对环境影响大。生态受益区是宏观上的生态补偿的承担者,因为生态受益区享用了生态产品的正外部性,就要承担这种正外部效益所投入的成本,即分担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中的成本。环境效益贡献地区与受益地区利益平衡的基本途径就是实施生态补偿。生态补偿机制在于维护合作中为环境保护做出贡献的利益,即对因资源环境保护而牺牲发展利益的地区进行补偿。(1)行政模式。这种补偿模式是指地方政府间横向补偿和中央政府的纵向补偿,具体方式主要是实物补偿、资金援助、智力补偿、政策补偿、资源共享等。纵向补偿主要是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对环境效益贡献地区的补偿。中央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转移税(费)协调模式实现生态补偿。[16]横向利益补偿是城市群内环境受益地区的政府向环境效益贡献地区的政府进行补偿,以实现这两类地区的利益均衡。由于横向政府间在利益分配问题上许多时候无法达成统一意见,这就需要发挥中央政府在区域利益平衡中的作用。横向利益补偿的具体内容、具体标准、具体实效等一般在中央政府的监督和指导下确定。另外,异地开发模式也是横向利益补偿的一种方式,即允许受损城市(如河流上游城市)在其他城市或地区设立经济开发区,获取经济收益。[17](2)市场模式。市场化补偿是利益各方在谈判、平等自愿基础上通过契约形式实现利益补偿,在确定和选择补偿标准、金额、方式等方面可引入非权威第三方中立机构。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规避利益补偿带来资源扭曲。其中城市群内地区间排污权交易是常见的市场补偿模式。这是主体功能区之间、流域上下游之间或者左右岸之间按照区域或流域污染承受能力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严格科学测定排污总量的前提下,商定各地的排污量,建立统一和规范的排污权交易市场,可以在这一市场买卖排污权。排污权交易的核心思想就是明确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进行交易,使资源配置最优化。

(三)设立环境共同基金协调府际利益关系

城市群环境合作中的利益平衡除了以上途径外,建立城市群环境共同基金也是利益平衡的重要手段。设立这种共同基金有利于有效缓解在城市群环境治理中城市政府在资金付出上的冲突,有利于平衡环境效益贡献地区与受益地区的利益关系。这种环境共同资金有以下几种来源:(1)上级政府的拨款,主要是中央或省级层面的拨款,如中央从城市群政府中征收的环境税中划拨,作为鼓励城市群环境治理的政策性支持。(2)由成员城市缴纳,其出资比例可以通过协商的办法达成协议,可以按照各城市人口、GDP、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等指标测算确定缴纳比例,也可针对区域合作产生的合作剩余征收特别税。(3)向社会筹资,通过倡议、项目方式向企业、社会组织和私人筹资,这种方式有利于社会主体参与城市群环境治理。[18]环境合作共同基金用于城市群环境合作项目的投资,主要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的生态公益林工程提供资金支持,为区域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环境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提供资金保障。根据目前国际经验,环境合作基金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管理。一是由政府直接管理。这种方式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城市群区域内城市政府的财政收入,资金管理主要由政府间的联合会议协商决定。二是由政府间接管理。通过成立区域性基金管理公司,专门负责基金的支出和收益,成员城市组成政府联合会只对其进行宏观指导,但不干预其具体业务操作。也可以通过招标选择、委托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共同选聘经营者,共同决定资金的支出方向。为保障环境共同基金合理使用,可制订《城市群环境共同基金使用管理办法》。[19]另外,在条件成熟时成立区域发展银行管理共同基金。

(四)创新财税制度平衡府际的利益关系

篇4：室内环境治理合作协议书

[关键词]东盟治理环境区域合作机制

中图分类号：D81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09)2－0100－06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尤其是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后，环境问题迅速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随着国家间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环境问题的国家间合作也越来越普遍。当前，东盟治理进程中的环境区域合作已经展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合作议题正向多领域拓展，并逐步向机制化方向迈进。但另一方面，东盟面临的环境问题比以往更加复杂和富有挑战性，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实行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东盟面临的主要任务。本文试图从全球环境治理的视角来考察环境区域合作模式对东盟环境治理的作用，指出东盟治理进程中的环境区域合作必须加强制度化建设，使环境区域合作由功能性合作过度到制度化环境合作模式，这将是未来东盟环境合作的必然选择。

全球环境治理视野下的区域合作模式：理论阐释

广义的全球环境治理包括理念(notions)与制度(institutions)两个层面：前者致力于阐明环境议题全球性应对的必要性与理论可能性，而后者则侧重于使各种全球性环境政治与政策理念的制度化甚至机构化。需要强调的是，一方面，上述两个层面的区分只是相对的。实际上，许多学者理解的宽泛意义上的国际制度或体系(regimes)还包括各种形式的国际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甚至认知性(cognitive)范式。这就使得很多逐渐被接受的全球性环境共识可以归人国际“软制度”的范围，比如“全球思考、地方行动”、“人类共同遗产”、“污染无国界”、“地球只有一个，但世界不止一个”等等。另一方面，全球环境治理的制度层面本身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制度或组织机构体系。这其中既包括具有强有约束力的国际制度体系和国际环境法律，也包括作为软约束存在的不断增加的国际环境规约、惯例和先行做法等。

然而，全球环境治理有着很强的生态主义理想化或者目标指向色彩，其面临的首要难题不是如何从全球环境治理的相对多元化的理念走向相对简约的制度化实践，而是如何使这一理论思考者和实践者拥有一个可以彼此理解、交流和学习的话语空间或语境。造成环境全球性思维这一方法论困境的因素很多：一是由不同社会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族群或地区间的环境文化价值差异。当今世界远不是一个均质化和平衡发展的世界：一方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的多的人类少数族群或地区，他们耗费着世界绝大部分的自然物质能源，却有着更为国际化甚至全球化的环境视野；另一方是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多的人类大部分族群或地区，他们只是为了生存和有限发展而斗争，并不得不从事着大量“损人利己”的生态环境破坏活动。在这样一种现实经济与政治世界格局之下，各个族群或地区性主体有可能形成基于各自理解的绿色文化价值观念，却很难保证其有一个明确意义上的全球绿色向度。二是以民族国家为代表的政治主体间的环境利益差异。“环境污染无国界”是事实，但民族国家依然是并将继续是国际经济与政治舞台的主角。在跨国环境保护需要和民族国家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时，民族国家几乎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因此，我们应当更多地立足于较为现实主义的全球环境政治立场，单纯地寄希望于围绕某一国际组织、国际条约或所谓的“全球公民社会”的全球环境治理，未必是可靠或唯一的选项。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笔者认为，环境治理的区域合作模式应该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替代或通路。

概括地说，区域合作或一体化组织可以从结构和功能两个向度加以区分，而这也可以构成评估其区域环境合作模式的基本性方面。从结构来说，区域合作组织可以根据它们的政策目标、决策机制和组织结构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制度化的区域合作组织。它们具有具体界定的短期和中长期目标，为了实现相关目标，这些组织得到明确的授权以通过定期举行的会议、按照一致同意或特定多数方式做出有法定约束力的决策。第二种类型是功能性区域合作机制。这类组织被创建的主要目的是承担某些补充性角色，以帮助民族国家政府应对那些具有国际或跨国影响的议题领域。因而，这类合作组织一般只具有有限的法律授权或资源以设计长远或综合性目标、做出具有强烈约束性的决策以及维持或发展持久性的内部组织结构。经济与社会领域中的大多数双边或多边政府间对话机制比如中欧环境对话机制，属于这一类型。另外，现实中还有一些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区域合作组织类型。它们往往同时采纳了制度化和功能化的合作方法。就其功能而言，弗兰克·比尔曼(Frank Biermann)和斯蒂芬·鲍尔(Steffen Bauer)曾依据跨国或国际组织发挥下列三种作用的多少来进行分类：作为知识传播者以确定全球议程、作为谈判促进者以构建全球合作框架和作为能力建设者使全球合作框架运转。因此，可以在适当调整上述分类尺度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分析区域合作或一体化组织的环境治理的功能向度，包括促进地区环境信息交流、推动区域环境政策发动与谈判、监控区域环境政策落实三个不同层面以及作为其外部维度的全球环境治理参与。

东盟环境合作：从APEC到“东盟10+3”

东盟环境合作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东盟作为东南亚次区域组织第一个将环境议题引入地区合作，通过地区层面的集体合作与协调，形成相关行动计划来解决东盟国家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1977年，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推动和支持下，东盟开始开展地区环境合作，制定了第一个东盟分区环境计划，后来在1989年APEC成立后，组建了东盟成员国政府首脑会议、东盟环境部长会议、东盟环境高官组织和执行合作计划项目的六个小组以及东盟秘书处等，开始形成了一个制度化次区域合作组织。从东盟环境合作的进程来看，主要经历了从APEC到“东盟10+3”这样一个制度化合作阶段。

1从APEC到“东盟10+3”

涵盖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第一个区域合作机构是论坛性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APEC自1989年成立以来不断地扩大着它的“成员经济体”和合作议题领域。它的成员已经从最初的12个扩大到目前的21个。它在1996年接纳了环境议题，其标志是中国政府建议下的一个APEC“环境保护中心”次年在北京的成立；然而，APEC的主要目标、决策机制和组织框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

变化。它的根本目标是进一步推进这一区域的经济增长和繁荣，并逐步强化一个亚太共同体。基于上述目标，它的首要政策是在2020年前实现整个区域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也就是1994年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行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确定的“茂物目标”(Bogor Goals)。同时，APEC是当今世界唯一的建立在非约束性承诺、公开平等尊重各方观点基础上的国际组织。相应的，APEC内部没有设立明确管理权限与政策落实权力的持久性内部组织结构，比如像欧盟内部的欧盟委员会(Ec)那样的角色，因此，APEC主要是作为一种多边合作性的经济与贸易论坛来运作的。从区域一体化组织的视角来看，APEC似乎已经表明了由于地理、经济和社会意义上的复杂性而难以走向一种进一步制度化的未来。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东盟和中国、日本、韩国开始认真对待关于加强东亚合作的建议。在这一新的合作主义氛围之下，东盟和“中、日、韩”领导人于1997年12月首次在马来西亚举行了会晤，标志着“东盟+3”合作这一区域合作组织的建立。在成立之初，“东盟+3”在很多方面看起来像那时一度失宠的APEC的一个替代或萎缩版本。因为像APEC一样，它首先必须应对的也是经济议题特别是对东盟经济造成沉重打击的亚洲金融危机。就决策机制和内部组织结构而言，“东盟+3”看起来也像是另一个多边非正式对话机制。但与APEC不同的是，它第一次为包括东盟和中国、日本与韩国的东亚地区提供了一个制度性合作框架，并很快显示了它演变成为一个制度化区域合作组织的发展潜力。目前，“东盟10+3”的决策机制和组织结构包括如下几部分：在最高层次上，包括一个“10+3”峰会、三个“10+1”峰会和一个“中、日、韩”峰会，在中间层次上，它包括不同领域的部长级会议，目前涉及外交、财政、经济、贸易、农业、劳动、旅游、能源和环境等八个政策领域；在更低水平上，它包括各种形式的高官或工作小组会议。所有上述会议已经变得比较规范和正式。使东南亚国家凭借一个组织完善的次区域合作组织“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动与推进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或领导者作用。

2“东盟10+3”对环境议题的吸纳

像其他区域合作组织一样，“东盟+3”成立后不久就在致力于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同时感受到了应对非经济议题的必要性。目前，环境保护已经被确认为“东盟+3”合作框架下的八个政策领域和17个政策议题之一，其他七个政策领域分别是经济、货币与金融、政治与安全、旅游、农业、能源和信息技术。1999年举行的领导人会议将范围扩大包括外交、财政和贸易部长，并确认了八个关键性合作领域，而环境保护是其中之一。同年11月28日发表的联合声明，首次明确表达了各成员国希望推进这一区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政治安全方面合作的意愿。作为会议主要成果之一，“东盟+3”成员国同意促进某些跨境地区比如大湄公河流域的发展合作，并加强它们在各种国际与区域性论坛比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和东盟地区论坛(ARF)等中的沟通与协调。

2001年5月，在柬埔寨举行的贸易部长会议决定支持六个未来合作领域，其中之一就是环境保护。其中，题为“东盟卫星图象档案和环境研究”的项目描述到：“这一区域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是快速推进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比如森林减少、水质退化、洪水、旱灾和公共健康风险。这一计划将使各国远距离分享现有的卫星图象档案资源来研究、管理和解决这些环境难题。”在环保合作方面，两个研究报告是非常重要的：一是2001年领导人会议通过的东亚展望小组的最终报告，二是2002年领导人会议通过的东亚研究小组(EASG)——2000年设立的作为“东亚展望小组”的一个后续研究机构的最终报告。其中，题为“走向东亚共同体：一个和平、繁荣与进步的区域”的展望小组报告，将“促进环境保护和善治方面的区域性努力”作为它追求的五个关键目标之一，而研究小组的报告包括了17个短期计划项目和9个中长期计划项目，目前，这两个报告推荐的这些政策措施都已经完成或正在实施之中。其中，环境保护作为9个中长期政策措施之一正在通过“东盟+3”环境部长会议积极运作，主要目标是“促进这一区域更密切的海洋环境合作”。

为了落实2002年领导人会议达成的强化合作机制建设的决定，第二届但也更为正式的“东盟+3”环境部长会议(EMM)——继2002年11月首次在万象举行之后于2003年12月在缅甸举行。此后，该会议先后于2004年和2005年由菲律宾和新加坡主办。这些会议讨论并确立了十个“东盟+3”环境合作重点领域：全球环境议题、土地和森林火灾及其跨境烟雾污染、海洋与沿海环境、可持续林业管理、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管理、水资源保护、环境友好与清洁生产、公共环境意识教育、城市环境管理等等。很明显，“东盟+3”的环境合作特别是在机制制度化和区域性政策创制方面仍处在初创阶段。尽管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它在三个亚体系层面——“东盟+1”、东盟本身和“中、日、韩”合作上已经取得了诸多进展。

“东盟+1”环境保护合作的一个典型事例是东盟与中国之间的合作。依据2003年签署的《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双方承诺通过重新绿化跨境河流沿岸特别是联合开发湄公河流域以保护次区域生物多样性来强化双边合作。为此，一个世界银行支持下的项目——“大湄公河次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走廊行动计划”，正在实施过程中。这一为期十年的计划包括三个连续性阶段：第一阶段(2005～2008年)，它将致力于创建九个分别选自六个参与国(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实验区。在经过第一阶段的评估后，该计划将在2009年和2012年分别进入第二和第三阶段。

2002年6月由成员国签署并于2003年11月实施的《东盟跨境烟雾污染协定》，是东盟首个具有法律效力的区域环境条约。这不仅标志着东盟各国过去数年来协商解决跨境烟雾污染努力所取得的实效，而且会成为东盟在区域环境问题协调与解决中发挥更积极作用的起点。东盟在环境合作方面的其它标志性成果包括：修改后的《东盟历史遗产宣言》的签署、《东盟环境可持续发展城市框架》和《东盟水资源管理长期战略计划》的通过等。为了落实上述政策文件及其它计划，东盟已经建立了包括东盟跨境烟雾污染协调中心、东盟环境灾难紧急应对与战略规划研究所和东盟生物多样性区域中心等持久性内部机构。至于“东盟10+3”框架下的中、日、韩，对于东盟领导的东南亚一体化进程和东盟发起的“东盟10+3”框架下的东亚区域更广泛合作建议，都持一种积极立场。

总之，“东盟10+3”合作已经通过为成员国提供一个共同的政治平台或制度性框架，尤其是

定期举行的不同级别领导人会议，显示了其在东亚区域环境合作中的领导性角色。在这一框架下，这些国家可以交流各自的政策观点、讨论共同关心的环境议题、探讨某些双边或多边环境难题的解决方案。

作为区域环境治理角色的“东盟10+3”：评估与展望

新的治理理论强调参与、伙伴与共识，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东盟10+3”机制与东盟推进区域环境合作相吻合的趋势。以上对其组织演进和环境政策议题的吸纳过程的初步分析说明，“东盟+3”环境合作机制已经确立了并为发展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区域环境治理角色奠定了重要基础。与APEC以及其他跨国或区域性合作组织相比，“东盟+3”制定了更为明确和雄心勃勃的中长期发展目标，包括向本区域共同体未来完整的社会与环境向度的政治承诺，并已经形成了更为制度化的不同级别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以下作者将从“东盟10+3”环境区域合作机制自身的特征及功能向度对其进行评估，并提出未来进一步推进“东盟10+3”框架下的环境区域合作的对策与建议。

1“东盟10+3”环境区域合作机制的特征与功能缺陷

“东盟10+3”环境合作机制的出现标志着东亚地区主义的成熟和未来发展的趋向，但它有着与以往欧美式的地区主义不同的特征。

(1)渐进式发展和制度化水平低。“东盟10+3”环境合作机制基本上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制度化发展水平较低。虽然“10+3”机制已经形成了包括领导人会议一外长会议一各部部长会议和高官会议等一套比较系统的运行机制，然而这些机制并非欧盟那样的紧密型的组织制度，而是类似亚太经合组织那样松散的“论坛型”机制。

(2)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目前，“东盟10+3”框架下的环境合作更多体现在领导人宣言和经济技术合作层面，原则精神居多，还缺少解决环境问题的惩罚监督机制。如果不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惩罚机制，成员国就会存在侥幸心理而产生欺骗行为，使得环境区域合作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3)各成员国法规和标准难以协调。“东盟10+3”框架下的各成员国各自都制定了全面的法规，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目标和行动框架。但由于各国所持立场不同，遇到具体问题时，很难找到相应的条款进行解决或制裁。再加上成员国之间长期坚持“不干预”原则，使得东盟环境合作问题主要强调在合作干预上的同样独立和在冲突解决上的一致通过，为各成员国独立地解决问题提供了很大的弹性。结果，区域内部的环境冲突难以解决。

(4)决策权虚弱和内部结构远未充分发育成熟。“东盟+3”显然还没有成为一个有着明确环境向度的东亚区域合作组织。而从其功能向度的三个构成要素来看，“东盟+3”在第一个层面即促进区域环境信息交流已经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第二个和第三个层面即创制区域环境政策并监控其落实上显然还缺乏充分的执法权和行动能力。

2推进“东盟10+3”框架下环境合作的对策与建议

从结构评价向度和功能评价向度结合起来，作为区域环境治理角色的“东盟+3”合作已经具备了明确的政策目标和较为制度化的决策机制，并在促进信息交流和推动政策协商谈判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与一个像欧盟那样的具有完善的政策目标、决策机制、组织结构框架和健全的促进信息交流、推动政策谈判、监控政策落实职能的区域环境一体化组织相比，还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因此，“东盟10+3”环境合作在可预见未来的发展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及其变化：

(1)借鉴有关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经验，将贸易与环境合作联系起来，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深化东盟环境领域的制度化合作，加强区域内国家的合作与交流。如2003年春天发生的非典疫情，促进了中国和东盟的在这方面的合作。同年4月，温家宝总理出席了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中国一东盟领导人关于非典问题特别会议，会议签署了《中国与东盟防止“非典”联合声明》。此外，2004年发生在这一地区的海啸灾难对于“东盟+3”这样的区域合作组织的教训是，单向度或局限于经济领域的合作方法在一个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已不再有效，并将面临诸多的挑战与风险。

(2)建立起管理环境问题的主导机构。尽管“东盟10+3”框架下的环境区域合作不像欧盟那样有严格的组织机制，但鉴于环境问题的重大意义和两难处境的产生，必须加强组织的机制建设，设立专门治理环境问题的主导机构，以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环境合作，防止成员国之间纠纷的产生，加强环境法规的有效实施以及促进各成员国政府及公众共同推进地区环境的改善。

(3)建立环境问题争端解决机制。随着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发展，成员国关于环境与贸易、环境与投资的纠纷将呈上升趋势。因此，需要建立起处理环境问题的争端解决机制，以保障东盟的环境合作顺利实施。自上世纪80年代初《东盟环境马尼拉宣言》发表以来，东盟环境合作的法律法规发展非常迅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制定的环境公约宣言等已达30多项，主要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环境保护、跨国界烟雾污染预防和治理等广泛内容，但总的来说，东盟环境法规体系仍不健全。

(4)充分发挥环境非政府组织的积极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东盟非政府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它们不仅关注本国事务，也关注整个东盟事务，在保护环境和坚持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1979年成立的菲律宾环境问题联盟属下就有720个非政府组织的绿色论坛，而1980年由79个非政府组织建立的印尼环境论坛到1992年就发展了约500个下属组织。这些环境非政府组织采取对话、示威等方式与政府和一些跨国公司展开抗争，反对修大坝、破坏森林和草原、工业污染、滥捕海洋鱼类等，取得了显著成效。

近年来，随着东盟各国经济高速增长，这一地区的环境状况呈现恶化趋势，若不采取有力的协调行动加以遏止，必将对本地区的发展构成威胁。的确，无论东盟还是中、日、韩都对强化“东盟+3”框架下的非经济领域合作与协调包括环境保护，持一种积极的立场。然而，“东盟+3”面临的难题是双方还没有明确意识到现在就需要启动创建一个更加制度化的环境与社会合作机制。因此，“东盟10+3”不仅要发展为一个日益重要的区域环境信息与政策交流的制度化平台，更需要走向一个结构与功能不断完备的区域治理实体，推动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地区环境合作机制。

结论

东盟治理进程中的环境区域合作在政策目标、决策机制和组织机构等方面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作为这样一个不断扩大与深化过程的结果，它正在上升为促进东南亚环境保护与合作的一个主要角色。然而，东盟治理进程中的环境区域合作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制度化程度比较低，仍停留在功能性合作阶段。作为环境治理者的“东盟10+3”在从一个实质上的政府间对话机制向一个真正区域合作或一体化组织的演变过程中，东盟国家必须将“东盟+3”目前经济合作主导下的进程重新定位为一个综合性、宽领域的合作平台，使东南亚环境合作从功能化阶段过渡到制度化合作。总之，“东盟10+3”合作模式确实在成长为促进东南亚区域环境合作与协调方面的一个公认领导者，尽管它在实现决策机制和组织结构方面的实质性改善之前很难担当更重要的角色，但通向一个东南亚环境共同体的路程已经开始，这必将对未来东亚共同体的构建起到重要作用。

篇5：室内环境污染治理协议

乙方：_______________）

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意见一致，就甲方为乙方室内环境污染治理并提供“________”杀菌净化剂喷涂服务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使用自主知识产权的“________”杀菌净化剂为乙方室内环境污染治理提供光触媒喷涂服务，施工过程中所需材料及施工器具等，均由甲方负责提供，乙方负责提供施工过程中所需要的水电。

2．喷涂内容为：□居室内墙体及顶蓬□地毯、地板等适合喷涂的地面材料

□室内门窗、玻璃及窗帘 □适合喷涂的家私表面及内部。

3．乙方施工总面积为________（其中________），喷涂施工价格为________/元，其它附属设施（如家俱、办公桌椅等）施工面积及数量________，喷涂施工价格为________，施工价格包括材料费、人工费和施工器具费，合计施工总费用为________ 元，协议签订时，乙方预付________%共计________元，余款在甲方施工结束时一次性付清。

4．甲方保证喷涂质量，如对喷涂物表面产生不良影响，甲方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

5．甲方保证所使用的光触媒产品无毒无害，如对乙方身体造成伤害，甲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6、甲方保证文明施工，不损坏乙方室内的任何物品（乙方须将贵重物品及易碎物品置于安全之处），否则甲方照价赔偿，同时尽量避免影响周围邻居的正常生活和工作。

7．为确保施工质量合格，甲方为乙方室内环境污染物进行施工前、施工后作2次检测（指部分污染物甲醛、笨、氨），检测费用另行商订，检测标准参照《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GB50325-2001之表6．0．4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限量（参见表一）

污染物I类民用建筑工程II类民用建筑工程甲醛（mg/m3）≤0．1≤0．12类民用建筑工程包括：

住宅、医院、幼儿园、老年建筑、学校教室等。

类民用建筑工程包括：

办公室、商店、旅馆、文化娱乐场所、书店、图书馆、展览馆、体育馆、公共交通候车室、餐厅、理发店等。

苯（mg/m3）≤0．09≤0．09 ?

氨（mg/m3）≤0．20≤0．50 ?

氡（Bq/m3）≤200≤400 ?

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mg/m3）≤0．50≤0.60

检测结果数值比对表：

甲方单位__________有限公司

乙方单位

检验依据GB50325-2001《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初检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验收检验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检测项目游离甲醛、笨、氨?

项目名称单位Ⅰ类标准Ⅱ类标准采样地点初始浓度验收浓度备注?甲醛mg/m3≤0.1≤0.12

笨mg/m3≤0.09≤0.09?

氨mg/m3≤0.20≤0.50

8．如乙方对甲方的自检结果不采信，乙方可委托国家权威检测单位进行检测，所有检测费用均由乙方承担，如检测结果达不到国家标准，在3日内甲方负责对乙方室内环境污染重新进行二次施工治理，重复施工而产生的费用则由甲方承担并直至检测合格为止。

9．甲方应保证乙方经喷涂处理后的室内游离甲醛、笨、氨、TVOC污染物（不含氡、放射性等污染物）数值应低于或等于国家规定的《室内空气标准》规定数值。

10．乙方室内的环境污染经甲方采用“______”杀菌净化剂喷涂处理后各项污染物数值达标后（指游离甲醛、笨、氨、TVOC污染物），如在保质期8--10年内污染物数值出现反弹（乙方在没有增加新的污染源情况下，如乙方增加新的污染源，甲方不负责任。为了乙方家人的身体健康，乙方在新购家俱或进行局部装饰改造之前，须经与甲方取得联系并落实有关环境污染处理方案，避免对您的家人健康带来伤害，如工作量不大，甲方免费为乙方进行环境污染处理），甲方在3天内免费为乙方室内环境污染进行二次治理，直至污染物数值达标为止，因此而产生的费用均由甲方负责。

11．本协议未尽事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以上条款希甲乙双方认真履行各自职责。

13．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

负责人签字：______ 负责人签字：______

代表签字：________ 代表签字：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

篇6：室内环境治理合作协议书

变迁中的地区环境治理-以东盟环境合作为例

摘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应对环境问题的各种制度安排经历了重大的.发展和演变,其标志性的事件包括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以及的约翰内斯堡地球峰会.在关注全球环境治理的同时,人们不能忽视的现实就是,一个地区内的生态环境变化更能影响人们的生活乃至生存,环境治理这一概念本身就侧重生态区域的理念,人类虽日益意识到全球性环境难题,但所见证和参与的大多数环境行动大都是地方化的①.作 者：李昕蕾    Li Xinlei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期 刊：东南亚纵横  CSSCI  Journal：AROUND SOUTHEAST ASIA 年，卷(期)：, (4) 分类号：X3 

篇7：环境卫生治理倡议书

环境卫生整治是一项民心工程，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垃圾乱放、污水乱流、粪土乱堆、柴草乱垛，严重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环境和身心健康，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决定在全县开展一次彻底的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活动，侯集镇党委、政府要求大家以实际行动广泛参与进来。为此，我们倡议：

一、立说立行，争当学校、农村环境卫生清理员。

学生要动员自己的父母、爷爷奶奶并帮助他们清理自己房前屋后的粪堆、草堆、垃圾堆等。我们每个人都要踊跃参与综合整治活动，做到自己的房前、屋后平整、清洁、干净。努力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宜居环境。

二、努力践行，争当学校、农村环境卫生保洁员。

我们要牢固树立公共环境卫生意识，自觉摒弃不文明、不卫生行为，不随便扔食品袋和各种影响环境卫生的垃圾，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做文明卫生的好公民。

三、积极主动，争当学校、农村环境卫生宣传员。

我们要积极宣传文明卫生行为规范，让文明卫生知识家喻户晓、老少皆知。要身体力行，不随便扔垃圾，从自己做起，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带动身边的人，形成人人自觉参与、主动维护环境卫生的良好氛围。

四、义不容辞，争当学校、农村环境卫生监督员。

环境卫生涉及千家万户和每一位公民，关乎群众的生产生活。对破坏环境卫生，损毁公共设施的行为敢于抵制，勇于举报。通过监督，做到人人讲文明、改陋习、爱清洁，为幸福老区、;幸福侯集做出一份贡献。

“学校是我家，侯集是我家，曹县是我家，洁净靠大家”，环境整治，人人参与，家家受益。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你做起，积极投身到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活动中来，向“脏、乱、差”告别，向不良陋习告别，用我们的热情和真诚，用我们的辛勤和汗水，共同把我们的家园打扮的更加整洁、更加靓丽!

倡议人：

篇8：室内环境治理合作协议书

水环境是农村大地的脉管系统,关系到饮用水安全和食品安全的民生问题,更是建设美丽乡村和提高农业生产的社会问题。由于水环境纯公共物品的特性不可避免地牵扯到利益相关者、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纠纷、 管理体制建设滞后和传统基层社会转型等因素,导致目前农村水环境治理效果日渐式微[1]。农村水环境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三农”问题的方方面面,比其他环境问题更为复杂,探求其治理系统中利益需求和治理手段,是目前全球广泛实践和认可的管理路径[2]。近年来,随着不同利益主体迅速介入农村公共物品,其供给过程的利益关系越来复杂。在农村水环境治理过程中, 各主体在责任划分、资源利用和主体定位等目标各异, 基于此展开了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非合作博弈。因此, 正视农村水环境治理中利益主体的行为动机,基于博弈视角来分析其行为策略而探讨多元治理十分必要。

随着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农村水环境污染已成为政府迫切解决的难题和社会热点问题,而博弈论一直被用于分析与研究解决环境治理中的冲突。国内外大多数研究从环境属性、利益主体和博弈均衡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3,4,5],但在研究领域基本集中在环境治理系统概念,较少细化到农村水环境; 研究主体侧重环境治理,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的博弈很少基于农村参与主体实际数量来分析各行动者的关系与非合作博弈,也较少考虑村委这一层面; 研究方法侧重静态博弈,动态和静态两者结合分析较少。因此,本文以博弈理论为支撑,结合信息经济学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应用研究,对农村水环境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村委、企业和村民进行明确的主体关系与行为分析,基于公众参与视角构建政府—企业之间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均衡和政府—企业—公众之间不完全信息的静态均衡,并结合非合作博弈均衡结果从网络治理角度探求农村水环境治理良策, 以期为提高农村水环境治理成效提供参考依据。

2 利益主体的关系及行为分析

农村水环境治理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 图1) ,涉及到地方政府、村委、企业、村民等多元治理主体[4]。水环境很强的外部性客观上要求政府进行干预,引领水环境治理行动策略,协调各主体( 区域) 利益,促进水环境保护策略行动主体的多元参与; 村委会是沟通者,协调乡村民主和治理之间的目标差异,权衡乡镇政府、企业和村民之间的利益关系,且在农村水环境治理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乡镇企业往往存在经济与环境、短期与长期等多重目标矛盾,在不同时期两者之间相互抑制或相互促进,即扮演当地社会财富和经济效益的创造者,也演绎着环境污染和环境[5]恶化的推手; 村民是农村水环境保护和水资源优化配置的直接受益者,是水环境治理过程中重要的社会力量,更是农村环境整体善治和农村服务决策双向选择的重要组成部分。

2. 1 地方政府的行为分析

政府作为公共资源的管理者与公共物品提供者, 势必是农村水环境管理的主体,须从政府绩效、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等方面考虑水生态环境问题。目前我国农村水环境治理的主导者是县乡( 镇) 政府,不但在水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矛盾,而且在不同时空( 长期与短期、上下游与左右岸) 存在较大的利益冲突和决策矛盾。首先,政府是水环境资金的投入者,也是资源的分配者。我国农村水环境治理资金主要分配者是地方政府,由于相关政府对村级或企业情况了解不全面,信息不对称使政府决策有失“公正”。 个别政府会追求自身利益,寻租现象导致专项资金未能实现“一碗水端平”,导致环保资金投入和分配低效。其次,地方政府是农村水环境执行的主导者。农村水环境治理往往涉及上下游政府,由于地区发展的出发点、目标和工作重点等不同,导致非合作治理局面,委托链条过长引起流域水环境冲突致使地方政府并未履行其执行环保责任; 抑或受“政府中心论”价值理念的影响,地方政府在治理中表现出“错位”现象, 行政权不肯下放和“一刀切”理念导致水环境治理效率再次低下。第三,地方政府监督角色的“缺位”。目前农村水体污染基本靠村民自发进行监管,乡镇基本没有专门保护队伍;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GDP政绩观”为排污企业提供保护伞,侧重区域经济发展,较少考虑水环境管制[6]。大部分农村地区村委会并未有效架构地方政府与村民之间沟通桥梁,导致地方政府对水环境治理的沟通失效与监管缺位。

2. 2 企业的行为分析

乡镇企业和农村工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 更是许多贫困山区的“造血工程”和“救命稻草”。企业一方面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动了当地就业并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 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和农村因其低技术粗放式经营方式给农村水环境带来不可估量的环境风险,致使该地区陷入“PPE陷阱”。首先,按 “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企业是农村水环境治理的承担者。由于现实中农村水环境质量下降对企业短期内造成的影响较小,该影响与其破坏水环境的收益相比往往可以忽略不计,且水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并不由某一企业承担,因此很难见到乡镇企业为污染付费; 再加上农村企业大部分是乡镇企业、家庭小作坊或畜禽养殖散户等,布局分散、数量众多、污染种类多样,给政府监管带来了很大难度。其次,按“利益最大化”假设,企业是农村水环境治理的逃避者。企业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在排污成本较低情况下更愿意采取隐瞒污染情况、经济补偿村民或寻租相关政府等方式尽量避免上级检查,也不会增加成本引入先进设备或技术从事水环境保护,抑或“迫不得已”安装污水处理设施,为节省运营成本往往与环保打“游击战”,利用夜晚、雨天偷排减排; 此外,上下游( 左右岸) 企业之间也存在各自利益目标,上游企业排污行为势必对下游的生产环境造成一定影响,水环境的产权不明晰使上下游企业陷入“囚徒困境”[7],两者都缺乏参与水环境治理的动机。

2. 3 村民的行为分析

村民是农村水环境的直接维护者、破坏者与受益者,是一个矛盾体。现实生活中,由于生计问题、知识壁垒、企业力量与自治能力等原因导致农村水环境治理中村民参与不足,农村水体污染事故依旧频发; 同样,村民作为理性“经济人”,也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选择符合自身利益的行为策略。首先,村民是农村水环境参与者。村民生活方式与农村水环境治理密切相关,农村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农药化肥和人畜尿粪严重威胁水环境安全。可见,村民可通过良好与正确的生活方式引导水环境可持续发展,也可通过“选票”与“监督”等方式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由于文化程度较低、信息不对称、乡土人情、生计问题等因素影响,大部分农村地区村民表现出“沉默的大多数”,参与意愿不足,对水环境污染进行妥协。其次,村民是农村水环境受益者。良好的水环境是村民饮用水、生活用水和灌溉用水的保障,是村民身体健康与村容整洁的关键,更是村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特别是对下游村民而言,健康与安全的饮用水至为关键。由于村民个体都是“理性经济人”和具有环境纯公共物品特点,以致在农村水环境治理过程中大家都存在“搭便车”逻辑,不愿自身作为主体积极参与。

2. 4 村委会的行为分析

村委会是乡镇政府、企业与村民三者之间的沟通桥梁,在农村水环境中是环保项目的执行者与反馈者,也是排污企业整治的监督者。多重角色定位了村委会不同的权力与义务[8],需权衡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的民主与治理问题。第一,基于集体理性行为。在水环境整治过程中,村委会是一个“理性”的非营利组织,提供农村公共物品集体供给,追求的是实现本村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污染治理效果的最大化,因此村委会往往会向上级政府争取更多资金,以期使本村环境得到有效改善。村委会在实施整治过程中,会充分考虑村民利益,进一步赢得下次“选票”。 第二,基于个体理性行为。事实上,在“能人治村”的背景下,乡镇企业或村办工厂大部分是由村委干部或其亲戚朋友开办,村委员会刻意隐瞒其排污行为; 抑或部分村干部考虑本村短期经济发展或以权谋私,从而不配合或消极对待水环境治理,使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无缝隙供给机制”出现断痕。

3 博弈模型构建

由以上分析可知,农村水环境治理过程受地方政府、企业、村委会和村民四个主体共同作用。由于村委会是由村民选出来的,代表村民的利益需求,因此本文将村委会视为村民同一类型主体。受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不同农村地区或不同阶段村民参与意识各异,实际参与主体数量呈现动态变化。基于此,开展农村水环境治理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分析: 1村民不参与情况下,只有地方政府与企业博弈; 2村民参与情况下,由地方政府、企业和村民三者博弈。

3. 1 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地方政府与企业

现实生活中,企业往往存在侥幸心理,认为政府监管只是部分检查,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政府需加大监管或可信的承诺。此外,政府与企业一般不是同时行动的,农村水环境治理中一般是政府首先出台相关治理政策,企业依据政府政策选择自我策略,即现实中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因此政府与企业就环境问题往往会形成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9]: 1假设参与主体为企业和地方政府,政府和企业的初始状态是政府出台治理政策,企业顺势而为。企业策略集合为{ 治理, 不治理} ,政府策略集合为{ 监管,不监管} 。2设概率p和q分别表示每次执行情况( 均为0—1的数值) 。其中,p表示企业结合政府治理力度、激励措施、成本收益等而定的行动概率,q表示政府根据监管成本、政府公信力或其他灰色收入等做出的行动概率。3政府和企业的收益为( Q,W) ,每次依据概率p和q而发生变化 ( 图2) 。

若p = 1、q = 0 ,则虚线框的部分的“子博弈”会提前结束,表示企业会按政府制定政策进行治理; 若p = 0、 q = 1,则政府将面临监管与不监管的选择,对有能力的政府此时更愿意“重罚、加大监管”,即p1< q1,这种威胁导致企业会按照政策要求进行治理,结果是p2> q2。 但对没有能力的政府,如政府罚款力度不够、监管不强或政策不积极将影响企业决策,即p1> q1,因此企业选择不治理,导致结果是p2< q2。由此递推,博弈将会如此进行下去。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政府干预情况下若没有发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即监管力度不够与持续、惩罚措施不强与不公正、补偿政策不合理与不落实等问题会阻碍农村水环境治理,政府失灵会使其动态博弈无限次地进行下去。此处只分析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动态博弈,而水环境治理过程中还涉及上下游企业和政府问题,其中利益关系和博弈均衡极为复杂,此处不做论述。实际上,大多数农村地区的企业与乡镇政府属于同一利益主体,更大的责任是发展当地经济、促进村民就业、提高农村整体经济水平、实现农民增收, 两者共同追求经济利益目标而达成共谋关系。总之, 在没有村民参与情况下,政府治理能力在农村水环境治理中尤其重要,而目前的环保中行政体制障碍严重制约着地方政府的能力: “多龙管水”现象十分严重, 环保资金投入不足,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够( 特别是省对县、县对乡的财政转移支付) ,政府考核指标有待完善等,从而导致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出现治理动力不足。虽然政府治理是一种行之有效且不可替代的治理途径,但其治理成本相当昂贵。随着农村社会进步和村民生活水平提高,势必对农村环境要求越来越高,会对政府能力提出更严格要求; 若政府能力有限抑或环境标准提高,此时村民环保意识也会普遍觉醒,从而形成地方政府、企业与村民三方博弈。

3. 2 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地方政府、企业与村民

为分析公众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的相互作用模式[10],需构建地方政府、企业与村民三方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 表1) 。由于前文已探讨政府主动制定政策的情形,故此处分析从企业是否积极治理、村民是否举报和地方政府是否查处污染三方面展开。博弈的基本假设为: 1假设参与主体为地方政府、企业与村民。 企业先行,村民依据企业排污行为选择是否举报,而政府依据村民举报行为选择是否就此展开调查。2企业决策集U = { u1,u2} 。式中,u1表示企业超标排污行为, u2表示企业遵纪守法。企业排污程度为式中,为最大容忍度,否则相关部门会关闭企业或村民采取过激行为; α( p) 为企业的排放污染程度为p时, 节省污染处理费的收益; U( p) 表示企业在不同排污程度下选择超标排污概率。3村民决策集Z = { z1,z2} 。式中,z1表示村民进行举报; z2表示村民处于某种原因对排污企业不举报。村民有权向政府举报企业排污情况,但处理权取决于政府,即政府对村民举报选择监管或不监管。村民结合企业排污情况举报概率Z( p) ,而对应成本为C; 企业因超标排污行为使村民造成损失为 β( p) 。4地方政府决策集M = { m1,m2} 。式中,m1表示地方政府接受村民举报并进行调查,采取相关措施 ( 罚款、教育或积极的政策等) ; m2为地方政府出自自身能力问题对举报污染严重程度等选择不监管,地方政府接受举报并调查的概率为M( p) 。为了简化分析,不计算监管成本,一并用概率表示。F( p) 为政府在调查实际情况下对企业的罚款。

由以上分析可求出企业U和村民Z的期望效用依次为: 企业期望效用: E( U) = - F( p) U( p) Z( p) M( p) + α( p) U( p) { 1 - Z ( p) } M ( p) + α ( p) U ( p) { 1 - M ( p) } = α( p) U( p) - α( p) U( p) Z( p) M( p) - F( p) U ( p) Z( p) M( p) ; 村民期望效用: E( Z) = CZ ( p) U( p) M ( p) + CZ ( p) { 1 - U( p) } M( p) + β( p) U( p) { 1 - Z ( p) } M( p) + { C + β( p) } Z( p) U( p) { 1 - M( p) } + β ( p) U( p) { 1 - Z( p) } { 1 - M( p) } + CZ ( p) { 1 - U( p) } { 1 - M( p) } = β( p) U( p) + CZ( p) - β( p) Z( p) U( p) M ( p) 。

企业作为“经济人”,希望利润最大化,从而导致在排污程度为p情况下E( U) 达到最优。此外,企业作为监控者,村民与政府不允许其排污程度无限扩大,甚至达到,并通过一定的手段要求企业遵纪守法,即排污程度p = 0、E( U) ≤E( p = 0) = 0。这两种情况是激励相容的约束条件,不失一般性[11]。设E( U) = 0,得到:解得或。与此相类似,村民欲使期望损失最小,即在E( Z) = 0,并对Z( p) 进行一阶求导,最终求解得:。博弈的混合纳什均衡结果 为:

由以上结果分析可知,在不同的情况下,地方政府、 企业和村民选择的策略是不尽相同的。三方博弈结果分析为: 1村民对企业举报策略依赖于企业排污收益、政府查处污染概率和罚款的力度。村民以概率作为是否举报的临界点,若政府的惩罚力度或查处污染概率较大,则村民参与概率降低。一是在重罚之下企业排污风险会升高( 有可能面临重额罚款或停产停业的危险) ,因此企业会自觉选择遵纪守法,从而客观上降低村民的举报概率; 二是村民认为政府会参与管理,即政府查处概率较大时,“囚徒困境”模式会使村民降低自身的参与决策,最终农村水环境治理过程中会出现政府治理动力不足的尴尬局面。若企业事先了解村民举报概率,如果村民举报概率小于Z'( p) ,则企业的最优策略是选择超标排污; 若村民举报的概率大于Z'( p) ,企业的最优策略是遵纪守法,积极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2企业是否选择超标排污,取决于村民维权的交易成本和政府查处污染的概率。企业以概率作为是否排污的临界点,若村民参与成本越高或政府查处污染概率越小,企业选择超标的概率就越大。实际上,在农村地区乡镇企业会充分考虑村民的损失范围、交易成本和政府的环境政策,通过安排周边村民就业、过年过节发放礼品或关注留守老人小孩等手段达到“负外部性内部化”,从而避免村民的集体对抗行为。对村民而言,如果企业排污的概率小于U'( p) ,其最优策略是选择不举报; 若企业排污概率大于U'( p) ,最佳策略是举报。3地方政府查处污染的概率与企业排污所获得额外利润成正比,与惩罚力 度成反。政府以概 率作为是否进行调查的临界点,若企业排污所带来的非法利润较大,即污染负荷过大且对区域可持续发展造成恶劣影响,则政府接受调查的概率就越大,前提是政府要对自身所管辖的区域环境情况十分了解; 若政府惩罚力度或其他约束机制越强烈,则企业偷排的意图就会明显减少,从而降低政府查处污染的概率,减少监管运行费用。因此,对无能力的政府可充分利用这一点,对外宣称政府对水环境污染行为的态度是“零容忍”,从思想源头上打击企业偷排漏排的企图。

从以上模型看出,政府需要查处污染的概率与村民举报概率成反比,这恰恰表明地方政府与村民存在依赖关系。若政府调查概率大,此时村民会认为企业排污可能性较小,因此对其监管Z( p) 就会变小。反之,村民举报概率小( 参与意识不足) ,那么政府不得不单独承担治理水环境职责,从而增大了政府行政成本抑或造成水环境治理低效。因此,在农村水环境治理中,地方政府不能“全能主义”,需减弱环境治理决策目标行政化,明确水环境治理过程中农业、环保和水利等部门的职责, 通过市场化运行机制弥补“政府—村民”之间的博弈格局; 在基层管理中需有效调节政府与村民之间的关系, 减少政府“大包大揽”治理策略,将执行权下放村委会, 监督权赋予村民,充分利用村民自治组织或村民乡约激励村民积极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协调合作保护农村水环境。

总体而言,企业是否选择超标排污或村民是否维权与政府查处污染概率和罚款力度密切相关。若政府对村民举报采取置之不理态度( M = m2) ,此时纳什均衡为{ α( p) ,- β( p) } ,即纯均衡策略为( 排污,不举报) , 此时排污企业可随意排污,而村民对企业污染行为采取漠视态度,出现“沉默”的大多数; 政府接受村民的举报并展开调查( M = m1) ,且减少村民交易成本,加大企业排污罚款力度,必将提高社会公众参与意识、有效抑制企业排污行为。水环境具有明显的纯公共物品特性,政府在查处污染过程中不但需结合“谁污染谁治理”的生态补偿机制,而且需有效融合“谁治理谁受益”的生态受益机制,实现水环境生态系统中“负外部性—正外部性”内部化的有机统一。

4 结论讨论与政策建议

4. 1 结论与讨论

在对各利益主体的行为和相互关系分析的基础上, 博弈均衡结果进一步探寻了农村水环境治理中各主体的行为条件约束: 1在未有公众参与情况下,农村水环境治理效果取决于政府能力。在政府单独治理模式下, 政府强制性机制与正反向激励措施对企业参与治理具有较大的约束作用,农村水环境治理中专项资金的投入、利益格局的平衡、环境与发展的协调等对地方政府带来严峻考验,而政府有限的能力并不能满足水环境治理需求,长期扮演“守夜人”角色,说明治理主体的单一性会导致运作效率低。因此,无论从政府自身承受能力还是治理实际情况都需要参与主体多元化。2在公众参与情况下,企业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取决村民参与成本与政府监管力度,公众维护自身权益取决于企业的损害程度和政府的处罚力度,同时政府需要查处污染的概率与公众维权的概率成反比,公众参与可有效提高企业的治理成效,降低政府的监督成本。总体而言,地方政府、 企业与公众三方在博弈中如何恰到好处协调三者的利益关系,把握不同阶段中博弈均衡和提高多元参与效率是农村水环境治理的难题。3多元参与是农村水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农村水环境问题是技术与经济问题,更是村民观念行为和社会发展问题。水环境治理涉及各异的利益关系与行为,其复杂性与长期性不能简单依靠“政府主导”或“企业责任”,更需村民的“自我管理”和市场的“有效配置”,搭建多元参与平台、引导市场资金进入和社会力量参与,从而形成“政府—市场— 村民”的有机系统。

由于农村水环境治理中各利益主体关系十分复杂且是动态的,本文只是静态笼统地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博弈过程,没有具体分析各主体之间、上下游流域之间、生态与发展之间的局部利益点,值得以后进一步研究。

4. 2 政策建议

建立“三方”协作的农村水环境管理机构: 农村水环境的外部性不可能仅仅依靠市场单独解决,必须依靠政府的引导作用,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能有效克服“政府失灵”。本文基于网络治理理念,建议建立“三方”协作的农村水环境管理机构。其中,地方政府是农村水环境的专业管理机构,主要由县级环保部门主导和乡镇政府执行,其主要职能是统筹农村与乡镇水环境规划、监督农村水环境情况、加大农村水环境基础设施投入等, 并对村委会环境管理机构和村民环保组织进行考核与评估; 村委会是农村水环境的主要管理机构,其职能是组织本村开展农村环境整治工作,争取上级部门环境管理专项基金和接受上级水环境管理机构的监督; 村民环保组织是政府和村委的补充,主要协调政府、村委、企业与村民之间的关系,通过均衡与调解等方式促进共同维护农村水环境,并积极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12]。

充分考虑各主体的利益需求: 农村水环境治理是一项长期、复杂与综合的系统工程,利益是其中最重要的焦点,多元利益主体为满足自身利益需求而寻找均衡点,因此需充分考虑各主体的利益需求,合理建立利益协调机制是农村水环境网络治理的重点。企业、政府与村民之间需有效沟通,通过多重对话了解各自利益需求; 政府作为监管者不能秉承“一刀切”理念,需通过经济激励机制与市场化运作机制调动企业与村民的环保积极性,为农村水环境治理奠定良好的政策基础与社会氛围; 企业作为生产者,需合理预算水环境与发展之间的投入与收益,将环境成本纳入企业运行成本,不能过分追求营业利润,应考虑经济与环境、企业和社会的 “共赢”局面; 村民作为受益者,需理性思考长期与短期、生计与污染、健康与发展等问题,并通过自身生活生产方式保护农村水环境。

增强政府、企业和公众环保意识: 虽然随着文明程度的进步、科技教育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在广大农村地区“生计与环境”仍然是主要矛盾,环保意识依旧薄弱[13]。公众是水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拓宽参与渠道,建立有效激励机制,鼓励村民加强农村事务管理,使广大农民自觉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形成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和良好自治的理念; 增强对地方政府的环保意识教育,明晰水环境管理责任和考核机制,使他们充分认识到“百姓富生态美”才是真正的“脱贫致富”,正确科学的发展才是真正的政绩观; 加强对企业投资者和管理者的环保意识引导,严格“谁污染谁付费”制度,让其意识到环保责任和社会道德。总之,通过增强政府、企业和公众的环保意识,让各方利益主体将环保意识转变为一种实际行动,渗透到日常生活生产中。

摘要：农村水环境治理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众多、利益冲突复杂,有效协调各方利益和行动是提高治理成效的关键。探讨了政府、企业、村民和村委在水环境治理过程中的责任要求与行为关系,应用博弈论分析了政府—企业之间的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均衡和政府—企业—公众之间的不完全信息的静态均衡。研究表明,企业积极治理水环境与公众参与、政府能力密切相关;政府切实查处污染的概率与公众维权的概率成反比,公众参与可有效提高企业的治理成效,降低政府的监督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