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美美与中国慈善

郭美美与中国慈善（精选6篇）

篇1：郭美美与中国慈善

郭美美与中国慈善

什么是慈善？提到慈善，大多数人想到的，是对于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的一些善意行为。“慈善”一词出自《魏书·崔光传》：“ 光宽和慈善，不忤於物，进退沉浮，自得而已。”意思是：“对人关怀而有同情心，仁慈而善良。”在我看来，“慈善”蕴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心怀慈悲，二是做出善举，后者基于前者。人之初，性本善。人的天性让我们对于处于困境的事物产生了怜悯的态度。而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上升，在满足了自己的生活需求之后，人们有更多的能力去做其他的事情。这样一来慈善所需要具备的两大条件都满足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慈善。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台湾地震等重大灾难面前，慈善也让我们看到了众志成城的力量。其中不乏公众人物。

公众人物，被人们广泛知晓和关注，在一定范围内具有一定影响力。但任何事物都具有矛盾的两面，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没有事是绝对好或者绝对坏的，公众人物参与慈善也一样。公众人物凭借自身的影响力，在参与慈善的同时，也带动了社会大众参与慈善的积极性。李连杰创办壹基金，在社会中引起广泛关注，同时也引大众对慈善的讨论，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同时，也有一些公众人物利用慈善，借机炒作，以扩大自己的关注度。这也使得人们对于慈善以及明星参与慈善的动机产生了怀疑的。而前不久，网络上爆出的郭美美事件，更如一枚重磅炸弹，在慈善界乃至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11年6月21日，新浪微博上一个名叫“郭美美Baby”的网友颇受关注，这个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20岁女孩，其认证身份居然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其真实身份也众说纷纭，有网友称她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的女儿，由此引发很多网友对中国红十字会的非议。此事件对于中国红十字会甚至整个中国慈善事业的负面影响非同小可。虽然红十字会出面澄清，但人们对于慈善组织的信任度明显下降。有记者从民政部的统计数据中发现，今年6月全国社会捐款为10.2亿元，而7月为5亿元，减少了5.2亿元，降幅接近51%。而这一变化，正是发生在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引发慈善信任风暴的背景之下。

有专家指出，在中国以往的慈善募捐活动中，并没有形成信息公开制度。在过去20多年，中国公益慈善组织主要瞄准受益人的需求，对捐赠人的需求、动机、内心感受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捐赠人常常被忽略，知情权、监督权被剥夺。善款的使用情况，大部分捐赠人无从知晓。而在慈善立法上，国内目前也处于“真空”的状态，“国家仍无专门的法律明确要求善款流向必须公开”。因此有人说，中国慈善体系本身就存在问题，而郭美美事件正是一个契机，把这些问题彻底暴露出来了。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郭美美事件在降低了人们对于红十字会的信任度的同时，却也使得国家对于慈善的立法监督的予以重视以及慈善机构对于其本身的进行完善。

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前进和发展的。而事物的发展就是，新事物取代旧事物，与时俱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发展的实质就是“扬弃”。因此，通过郭美美事件，慈善体系的改进与完善，相信会有一个更加健全的体系来支撑慈善事业。也只有在一个正确的体系之上，慈善事业才能更好地发展。

任何一个国家的公益组织都不可能完全避免丑闻，不能一件丑闻而完全丧失对公益慈善机构的信心。中国的慈善事业还得继续向前，前进的力量，来自社会的理性和热情。相信通过不断地改进与发展，中国慈善事业依然会得到社会的认可与支持。

篇2：郭美美与中国慈善

摘 要：慈善事业作为彰显中华民族互助互济美好品德的一项重要事业，需要通过完善的法律对其进行规范和保障，但是中国目前的慈善立法存在诸多缺失和不足，“郭美美事件”的爆发更是使这些缺陷暴露无疑，本文对弥补这些不足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关键词：郭美美事件 慈善立法 制度缺陷 立法完善

一、“郭美美”事件起因及影响

2011年6月21日，新浪微博上一位名为“郭美美baby”的20岁女孩开始上传一些奢华用品和名贵跑车照片，并配以文字记录奢侈生活，自称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此番炫富之举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更是引起了民众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质疑。“郭美美”事件对慈善事业的冲击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突显出来，民政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等发生后,社会捐款数以及慈善组织捐赠数额均出现锐减。今年6月,全国社会捐款为10.2亿元,7月份则降至5亿元,降幅超过50%。其实,这样的数据并不意外,此前,全国多地慈善组织纷纷喊冤,声称接受捐赠数锐减,甚至出现零捐赠。郭美美等事件,还连累无偿献血等救命的公益事业遭受冲击。并不是中国人更缺少善心,影响慈善事业井喷式发展的,显然也不是一个郭美美,而是慈善捐赠免税、慈善事业公开透明、慈善组织监管等一系列制度的缺失。这些因素此前一直存在,郭美美事件等的发生,只不过使其中一类慈善组织的问题充分暴露出来,让人们更多关注慈善去行政化等之前忽略的问题,把目光转向慈善环境的培育、慈善制度的建设。

二、我国慈善制度现状和缺陷

中华民族素有积德行善、扶危济困、乐善好施、同情弱者、济世为怀的传统美德。慈善事业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改革开放以来，慈善作为一项事业正在当代中国逐步发展起来，并在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1994年，我国第一家综合性的慈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在北京成立。随后，各地慈善组织迅速发展，成为我国民间组织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与此同时，围绕慈善事业的政策和法律制度建设也逐步展开。2003年3月8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中有关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其中规定：对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向慈善机构、基金会等非赢利性机构的公益、救济性捐赠，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这一切显示中国的慈善事业正在走上法制化的轨道。但是从整体上看，中国的慈善事业立法仍不能满足当前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需要，甚至一些相关制度的设立已经成为了制约中国慈善事业快速发展的樊篱。

首先，从慈善法律体系来看，现行的慈善领域的法律体系存在法律位阶的缺失。理想的法律体系应该是结构严密的，在宪法的统慑下，各法律部门内要形成一个由基本法律到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法规、实施细则的严密的结构体系。而我国现行的慈善领域的法律体系，则是由宪法直接到了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没有一部基础性法律衔接。因此，在合理安排宪法规定与政府对慈善组织的管理、立法逻辑与监管逻辑上无法实现。

其次，从法律的调整对象上来看，现有的与慈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由于其立法背景的特殊性和适用范围的局限性，已不能适应当前慈善事业发展的需要了。法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滞后性，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其要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内容也在发生变化，此时法律相对于社会发展的滞后性就会越来越明显。以《公益事业捐赠法》为例，其一直是具有代表意义的与慈善相关的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担任着中国慈善领域基础性法律的角色，但由于其特殊的立法背景，已不能满足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要求了。《公益事业捐赠法》颁布于1998年，立法之时，中国的公益慈善捐赠主要来自于海外华侨，他们在捐赠时通常要求要有保证所捐款物合理使用的规则，所以在制定《公益事业捐赠法》时，主要考虑解决捐赠环节的问题，确定捐赠者与受赠者之间的关系。现在，中国慈善领域的社会现实已远远不同于《公益事业捐赠法》立法之时了，慈善组织数量增加迅速，政府的职能发生了转变，社会结构也在快速转型，《公益事业捐赠法》的相关规定已远远落后于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了。

第三，从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来看，现行的与慈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之间存在冲突。冲突表现在特别法与行政法规之间、行政法规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这些冲突与矛盾严重影响了法律的适用。如在我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一条中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的回报”，这条关于“合理回报”的规定与《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第二十一条中“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资产来源必须合法，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私分或挪用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资产”、“民办非企业单位开展章程规定的活动”取得的合法收入“必须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活动”的规定是存在冲突的。

第四，从制度体系与配套措施来看，现行的慈善法律存在制度缺失、错位和配套措施不到位的问题。现行的有关慈善组织的法律制度，仅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出发，缺少有关慈善组织的基本规定，如没有关于慈善组织的基本权利义务、主体资格认定、财产问题等方面的相关规范；缺乏对慈善组织的扶持鼓励政策；没有有效的法律规制募捐活动的主体、程序、监管和财物的使用；没有有关慈善信托、志愿者活动等方面的制度规定，等等。而已设立的制度，如双重管理制度登记许可制度、限制竞争制度等等，已成为了限制慈善组织、慈善事业发展的障碍，有关慈善监管的制度也因缺乏可操作性而亟待改革。同时，法律法规中规定的各种政策，如税收优惠政策，也因为没有相关的配套措施而难以落实。

上述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现行的慈善法律关系混乱，造成了法律适用的困难，浪费了法律资源，降低了法律绩效。

三、我国慈善事业立法的完善建议

首先，制定专门的慈善事业法，立法中应突出慈善机构。慈善机构是慈善事业的主体，确立其独立的法人地位，明确其性质和运行规则，有助于慈善事业的独立发展。在如今国家立法滞后的情况下，地方立法可以先行，通过地方性法规规范慈善机构的运行，有利于当地慈善事业的发展。

第二，取消慈善机构需要有主管单位的明确规定，否则，难以维护慈善机构的独立法人地位，也难以让慈善机构在自律的条件下良性发展。没有大量自立、自强的慈善机构，就不可能有发达的慈善事业。

第三，明确政府和慈善机构的关系。政府是规制者，提供运行的依据和标准；政府是监督者，监督慈善机构是否依法运行，从而保持它的良性运转；政府是支持者，支持包括对慈善机构采取的优惠政策，对在慈善事业中有贡献的人或机构的褒奖。另外，在我国慈善事业没有发展成熟的条件下，政府还扮演着协调者的角色，保障慈善事业稳定有序发展。

第四，强化处罚机制，对慈善事业中的违法犯罪行为严加处罚，特别是防止企业、个人或社会团体借慈善之名行逃税之实。慈善立法还应该禁止无序的慈善活动，即并非任何机构和个人都可以募捐或举办慈善活动，它必须纳入正常有序的慈善活动并通过合法的慈善机构来进行。

另外，社会保障立法和慈善事业的立法步伐都应该加快，所有的社会保障都应从长期的、试验性的状态转为定型和稳定的阶段。如果在社会救治法还不太成熟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尝试通过法规、政策等方式来进行规范立法，让慈善事业立法先行出台。

参考文献：

[1]顾建健等著.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管理一一中国和加拿大比较研究[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杨团、葛道顺主编.和谐社会与慈善事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3]熊小四.中美慈善事业比较分析[J].法制与社会，2O08，(34)；

[4]韦?t.中国慈善基金会:法人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58-69；

[5]王云斌.建构慈善事业法律体系[J].社会福利,2010,(6)；

篇3：郭美美与中国慈善

2011年6月, 新浪微博上一个名叫“郭美美Baby”的网友颇受关注, 这个自称“住大别墅, 开玛莎拉蒂”的20岁女孩, 其认证身份居然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由此发生的“郭美美事件”及媒体相关报道, 极大程度地引发了人们对于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 乃至对整个慈善事业的强烈质疑:一方面是公益慈善机构的登记与管理问题;另一方面是募捐中的主体资格以及捐献规范等问题, 其中要求慈善机构的透明化管理呼声强烈。

“中国社会并不缺少慈善, 缺少的是对公益组织的信心。”这是国际著名咨询机构麦肯锡公司对中国公益事业做出的评估。搜狐网曾就“中国慈善事业落后的主要原因”这一主题进行过在线调查, 结果得出中国慈善组织公信力弱化的结论, 因为有62.26%的选民将其归因于“中国慈善机构的公益性令人怀疑”。[1]如何在如此逆境中对提升中国慈善公信力发挥余热, 媒体作为种种慈善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者已经成为不得不去动用的力量。

二、文献回顾

转型期社会, 造就了“慈善事故”多发地带, 慈善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也因此成为研究的重头戏之一。然而关于“慈善公信力的提升”与“媒体慈善报道”二元关系的研究却是极少。笔者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为调查数据库, 检索“主题”为“慈善公信力”, “匹配”为“模糊”, 以“时间”为排序, 检索到从1999年至2011年的有关论文共105篇, 其中有效论文即相关文献量共98篇。笔者以论文研究维度为划分标准, 将98篇论文按照研究主题、研究对象分成了如图1所示的类别。

由图1可知, 专门从媒体维度研究慈善公信力的文章共5篇, 而其中4篇是针对慈善电视节目本身所作的分析。当然, 占相当分量的“慈善事业发展问题与解决”研究以及“慈善公信力提升策略”研究等在其内容中不乏提及提升慈善公信力的媒体策略, 但终究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此外, 以媒体“慈善报道”为主题的研究文献亦为数不多, 并且其研究多定位于慈善报道手段思考、法律思索、伦理问题、媒体慈善报道呈现状况以及慈善报道转型等方面。

本文立足研究媒体报道慈善新闻时的选择和把关行为, 希望媒体在行动中“有意为之”、“善意为之”, 即有意识地、善意地保全慈善公信力的形象, 力争为中国慈善公信力的提升作出建设性的贡献。

三、研究方法

(一) 时间范围的选择

本研究选取了2011年6月21日—2011年8月10日为研究时段, 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段是因为本文以“郭美美事件”为个案作内容分析。虽然该事件引起的余震至今仍在, 但众多媒体关注和报道的时间点集中于这段时间。本文选择那些包含“郭美美”与“慈善”双重关键词的报道为主要分析对象, 至于该事件后对于郭美美本人活动及丑闻等相关信息的报道不在研究范围之列。因为只有如此, 才能将研究精准定位于媒体与慈善的关系, 而非媒体与明星的关系或明星与慈善的关系。

(二) 目标媒体的选择

本研究以电视为目标媒体, 以中国中央电视台 (以下简称“央视”) 为研究对象。首先, 央视作为权威媒体的代表, 其关于“郭美美事件”的报道具有深刻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其次, 央视新闻的覆盖率和到达率在众多电视媒体单位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 央视对新闻信息的选择和处理直接关系到人们对事件的认知, 并对事件本身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力。

(三) 分析方法的选择

本研究采取非介入性研究方法, 以内容分析法的要求对分析单位进行统计和计算。首先, 在央视网资料库中, 对各个新闻栏目进行全方位搜索, 从“往期回顾”中获得视频内容, 保证信息的全面和充分。其次, 以所有在相关时间范围内报道过“郭美美事件”的新闻栏目为分析单位, 按照播出时间、栏目名称、报道时长、报道内容等类目建立数据表格。通过对各个变量的横向、纵向的计算和对比, 观测央视对该事件的报道频次和内在报道态度。

四、研究发现

(一) “郭美美事件”的央视报道概况

经过对央视主要新闻栏目的视频资料的分析, 笔者整理出了如下统计表格:

以上是2011年6月21日至8月10日期间, 央视各新闻栏目中出现的关于“郭美美事件”的各次报道, 综合统计, 可以得出在此期间, 7个不同栏目共计26次不同时间不同角度报道了该事件。

其中《24小时》有过6次报道, 《东方时空》有过8次报道, 《中国新闻》有过7次报道, 《午夜新闻》、《新闻1+1》、《新闻调查》、《共同关注》以及《海峡两岸》栏目各有1次报道。从上图可以发现, 首先, 对“郭美美事件”给予了关注和报道的电视栏目均定位于新闻性栏目;其次, 所有报道相对集中于上述8个栏目, 其他新闻性栏目如《新闻纪实》、《焦点访谈》、《今日说法》等均未出现相关样本;再次, 在以上栏目的报道记录中出现了频次和时长的较大偏差。报道频次多者达8次, 少者只有1次;并且虽然有的栏目频次较少, 但是报道时长却占绝对分量, 如《新闻调查》以42分18秒的篇幅作了一次性报道。

(二) 央视对于“郭美美事件”的报道特征

1.“含蓄关注”

所谓“含蓄关注”是指从央视对于“郭美美事件”的报道频率和篇幅上看, 央视并无狂轰滥炸之势或大肆渲染之意。甚至有些栏目采用“一事一报”的处理模式, 一次报道就将事件交待清楚或者报道完毕。该事件的重要性和影响程度似乎未尽宣扬, 然而从另一层意义而言, 这种“含蓄”的表达正是为了不在民怨声起的同时引起沸腾, 以似弱非弱的处理保全慈善的公信形象。

2.“合纵连横”

虽然关于此事件的报道似乎短少, 但是却注重动态信息及时跟踪与深度信息的挖掘, 此所谓“合纵连横”。郭美美的微博澄清、红十字会的回应声明和承诺、作为等等信息, 都及时以报道形式呈现给观众。此外, 如郭美美的身份疑问、红十字商会的管理运作以及他们之间牵扯的关系等等并未明朗的信息, 央视媒体在对相关人物深入采访和详细追问该事件始末报道时也进行了深度挖掘, 希望理清当中原因, 让观众知情, 力求向所有曾向红十字会捐献以及现在仍旧关心慈善的人还原真相, 消除信息的不确定性, 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动乱和无尽的民愤。

3. 持之以恒

央视报道的持之以恒, 尤其体现在面对“郭美美事件”信息不明的情况下其仍未中断报道。郭美美炫富只是一个导火线, 而由此引发的种种猜想和关于红会运作管理的质疑以及红会在遭到如此信任危机之下采取的安抚民心的种种举动等连锁反应, 也都在报道中反应出来, 可见此次事件虽然非常敏感, 但是央视并未因此避而不谈或者避重就轻, 而是以持之以恒还原本相的方式推进事态发展, 而非实行粗糙模糊的一次性报道。

4. 主动探索

主动探查“郭美美事件”因果是央视得以察明事实还原真相的关键原因。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 真相未明, 仿佛悬疑剧般扑朔迷离, 相关人物三缄其口, 使得人们的猜测和愤怒愈演愈烈。在这样的情况下报道并未中断, 媒体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寻求真相。对知情郭美美身份的商会代表及红十字总会的负责人等的采访, 直面问题本质, 粉碎流言。

(三) 央视报道与事态发展

研究发现, 在“郭美美事件”发生后的50天里, 央视的报道也随着事态的变化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央视各新闻栏目在人们的质疑和愤怒声中进行调查和报道, 而事态的发展亦在谩骂中沉浮。

1. 前期:调查事件真相阶段 (6月21日—7月5日)

6月21日—6月30日期间, 人们质疑郭美美富从何来, 并由此猜测中红会内部存在违规操作。《24小时》栏目于6月25日、28日、30日连发疑问, 并分别对究竟谁是郭美美、中红会对该事件的回应如何、人们的疑点何在、相关知情人物作何解释等问题作采访并提出质疑。6月29日, 《午夜新闻》栏目也带着疑问对“郭美美事件”始末及中红会的态度作简要阐述。6月30日, 《东方时空》更是以21分06秒的时长, 深度展开“郭美美事件真相调查”。

7月1日—7月5日期间, 由于该事件疑云重重, 中红会的运作受到强烈影响, 不得不于7月1日暂停一切活动, 并再三发表声明。同时, 央视报道也渐渐为观众解开谜团, 拉开真相的帷幕。7月4日、5日期间, 《东方时空》、《24小时》、《中国新闻》等对郭美美身份的公开、郭美美男友身份的浮出水面以及中国红十字会与红十字商会关系等问题集中报道, 至此“郭美美事件”日渐明朗。

2. 中期:推动红会工作阶段 (7月6日—7月31日)

7月6日—7月31日期间, 在媒体的报道和监督之下, “郭美美事件”虽然日渐清晰, 人们了解到事实的真相, 因此杜绝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胡乱猜疑, 但是战火却从郭美美转移至中国红十字会, 红会的活动和声誉受到极大的影响。为了挽回形象和改善红会生存境况, 中国红十字会不得不反省自我, 并作出改变。7月7日, 中红会承诺“两公开两透明”;7月20日, 中红会公布三公经费;7月22日, 中红会承诺两年内实现全系统信息公开;7月31日, 红十字总会捐赠信息平台上线。对于这些信息, 《中国新闻》、《东方时空》、《24小时》以及《共同关注》等均及时给予发布。

3. 后期:反思慈善事业阶段 (8月1日—8月10日)

8月1日—8月10日期间, 虽然中红会最终为自己的制度缺陷付出代价, 也急于作出弥补, 但余音未了, 人们也在将信将疑中观察着它的努力和变化。媒体在此阶段亦作出了反思报道:一方面, 对中红会在紧急情况下匆匆完成的补救行为作后续监督和反思。如《东方时空》于8月2日、4日的两次报道中对中红会信息平台部分捐款信息错误和缺失释疑, 并且对其他基金会的信息和“齐晒帐单”的举措加以报道, 这些报道让人们了解到经过这次事件, 中国慈善的公开化步伐正在加快, 值得欣慰。另一方面, 部分栏目对整个事件及其反应的问题和引起的矛盾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如8月1日《新闻1+1》作了专题性报道《中国红十字会:为了100%的信任》以及8月6日《新闻调查》作出的长达42分18秒的报道《被质疑的红十字会》。通过这些跟踪和反思, 让人们痛定思痛, 真正了解了中国慈善的缺陷在哪里, 从而知晓改进的方向, 并重塑信心。

五、讨论:媒体慈善报道定位

由央视报道与“郭美美事件”发展的例子, 更加让我们坚信慈善是一项全社会的公众事业, 媒体理应积极主动介入, 但是如何介入, 既是对媒体综合素质的考验, 更关乎慈善事业成败。因此媒体要定位好自己在慈善报道中的角色和功能, 有意识地维护慈善在人们心目中的公信力, 不仅为爱心人士、爱心企业与受助者之间牵线搭桥, 而且主动成为建构慈善文化的力量。

(一) 媒体以旁观者身份做好慈善新闻报道[2]

以旁观者身份即不偏不袒, 公正无私, 端正报道动机, 尊重受众知情权, 以媒体的力量促进慈善的透明度, 博得社会信任。如对“郭美美事件”的报道要以公正的立场, 以第三方诉说者的态度告知公众事态详情, 切莫妄加评论, 以免煽动公众情绪或者让公众误以为媒体不公。进行慈善新闻报道的策划, 应采用连续报道、系列报道等多种方式和手段, 让公众在媒体的引导下了解真相, 参与慈善, 相信慈善。“郭美美事件”的发生发展, 尽管是个丑闻, 并且彰显各种漏洞, 但是受众在批判郭美美和红十字会的过程中获得了参与感, 只要在媒体的带领下觉察出了事态得到解决和发展的倾向, 便不会出现相比于信息完全封闭之时的毫无信任、群体慌乱乃至背离的情况。

(二) 媒体以监督者身份助推慈善事业的发展

没有监督的权力是腐败的权力, 没有监督的慈善同样容易发展畸形。慈善事业是大众的事业, 是平民与精英的共同事业, 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共同支持才得以可持续发展的事业。媒体以监督者的身份助推慈善发展, 将慈善事业置于一个公开的平台, 主动配合慈善组织发布信息, 定期将其经费收支情况、实行财务的规范、公开和透明管理。公众看到自己捐献的财物最终用在需要帮扶的群众身上, 才算成全了自己的慈善行为, 才愿意继续相信慈善机构。同时, 对于媒体受众而言, 亦是一种触动, 引起他们的爱心行动, 如接力般将爱心传递下去。“郭美美事件”中央视的全程监督侧面反应了媒体与慈善的互动性发展。

(三) 媒体以谨慎的态度完成舆论引导

媒体对慈善事业正面信息的报道对宣传慈善起着重要作用, 然而如果遇到突发性慈善丑闻, 媒体的角色变得微妙并且重要。媒体在公布信息报道事实的同时必须考虑如何顺势引导, 让慈善在劣势中重生。首先, 让受众了解真实的事件比遮掩哄骗要更为聪明。因为受众自己找出事实的真相永远只是时间问题。其次, 报道语言客观规范, 避免以主观倾向性言词表述, 以免产生心理煽动。再者, 对于慈善丑闻的报道角度和力度, 媒体应采用怀柔政策, 即不激化、不夸张、不渲染以及不过度等, 让丑闻对象承认错误面对错误, 但绝不责骂。谨遵鲁迅先生的教诲, “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

(四) 媒体作为参与者与慈善机构共同开展慈善活动的策划[3]

如果说上述定位极力从侧面或委婉地培养受众的参与感与发挥社会的积极性, 那么这一种定位更加强调媒体本身直接参与以发扬慈善的作用。在策划活动中, 媒体以举办者或承办者身份与慈善机构合作, 媒体能够发现更多的需要救助者, 能为更多的想施救者牵线搭桥。通过媒体的力量, 可以放大双方的需求, 从而展示慈善的力量。同时, 媒体的强势报道将参与慈善的人、物和整个事件或活动置于亿万大众的眼睛下, 如此在推广善举的同时, 也扩大了监督的力量, 通过广大的受众来审核受救助对象的真实性。

(五) 媒体应成为慈善文化的传播者

慈善事业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 慈善只有成为一种文化和全民意识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卡耐基认为, 一个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和个人, 在从事的一切慈善事业中都应该明白, 这是对社会的回报, 而不是对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施舍, 因为成功的企业和个人是社会培养的。[4]因此, 媒体作为慈善文化的传播者是其所有慈善报道、慈善行为的终极目标。

慈善是一种文化而非一种施舍。对于慈善事业而言, 真正在乎的是爱心, 真正重要的是形成全社会的慈善文化。具体到实践上, 媒体应切记爱心为上, 善念是宗, 切莫将慈善物化、量化、庸俗化。以往报道中出现热衷于报道在某某灾难中, 某某单位、某某人捐了多少钱物的现象于无形中扭曲了慈善的本义。慈善行为若成了一种相互拼富比阔的行径, 打击的将是大多数人的慈善热情。慈善最终能成其为文化, 最重要是要让大众成为主体, 让他们的力量成为主力, 而不能沦落为富人的游戏。

中国的慈善作为一种文化并非空穴来风, 它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中国古代文化宣扬和提倡的传统美德, 更可谓是慈善的一种雏形。相互的友好和关爱体现了慈善的精神内涵。

当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也与慈善文化遥相呼应。第三次分配理论认为劳动者通过劳动报酬实现第一次财富分配和政府凭借公权力实现第二次分配后, 在社会发展方面依然会留下一些空白, 需要第三次分配来填补。同时, 市场和政府分配的缺陷也要靠第三次分配来补充。[5]那么, 慈善行为作为第三次分配形式能够极大地保障和谐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民主与平等。

(六) 媒体应坚持人本化的慈善传播方式

媒体对于善举行为的纯客观报道, 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当事人隐私的一种泄露和侵犯。经过报道, 捐助人遭遇索捐, 受捐人照片等相关信息被曝光以及由此造成的人格权利、人格自尊被损害的事件屡见不鲜。这样被报道过的慈善无疑是双刃剑, 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因此, 慈善的核心是关怀人的存在与发展, 因此慈善报道当中媒体应当自觉维护捐助人和受助人权益。[6]

中国富人拥有的社会财富占80%以上, 但是他们的慈善捐赠却少于15%。[7]这种极大的反差表明, 慈善的理念并未深入人心, 慈善作为一种文化还未被社会认同。如此窘境之下, 媒体更是责任重大。对于媒体来说, 要善于抓典型人物、典型事件, 通过生动、富有感染力的报道, 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但同时应当注意, 对于以情动人的表现手法, 切忌过犹不及, 泛滥的哭腔报道只会让听众产生反感, 再无感动。

总之, 慈善的发展需要政府、社会组织、慈善机构、社会民众以及媒体等多方面的合力, 作为桥梁的媒体力量不容小觑, 不论是正面慈善行为报道, 还是如“郭美美事件”般的负面报道, 都是媒体发挥其维护慈善公信力作用的机会。中国慈善发展路途漫漫, 媒体之行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赵灵敏.重塑慈善公信力[J].南风窗, 2010 (23) .

[2][3]龙卫国.做好当前慈善新闻宣传的思考[J].城市党报研究, 2008 (5) :27.

[4]张伟, 释喻, 高翔.慈善新闻探索[J].新闻前哨, 2008 (1) :53.

[5]杜婷婷.比较视野下的中西慈善理念[J].法制与社会, 2010 (12) :289.

[6]何良京.媒体介入社会慈善事业的思考[J].城市党报研究, 2008 (2) :40.

篇4：郭美美与中国慈善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2011年6月22日发表公开声明表示，在网络炫耀奢华生活方式，引发网友热议的“郭美美”与红十字会无关。

2011年7月1日中国红十字总会就公众关注的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运作方式问题发表声明：邀请审计机构对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成立以来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并商请中国商业联合会成立调查组，调查媒体所反映的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运作方式问题，并将及时向社会公布审计和调查结果。在此之前，暂停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一切活动。

随着“郭美美事件”的升级，一家神秘的公司——中红博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浮出水面。从该公司的宣传材料和相关招聘信息，有网友发现，与郭美美在微博中第一次回应的相关内容高度相似。而最新调查终于证明，郭美美就是中红博爱董事王军的女朋友。7月3日，商业红会的关联公司中红博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首席执行官翁涛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郭美美男友是中红博爱公司前董事王军。炫富事件发生后，王军已辞去董事职务。

7月4日，郭美美在微博中申明，王军不是自己的男朋友，声称自己的男朋友为86年生人。

8月3日下午，郭美美母女做客《解码财商》，接受郎咸平独家专访，在访谈中，郭美美声称王军是其干爸，并极力撇清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关系。

在采访中，郭氏母女声称郭美美欲进军娱乐圈，并一直在找能固签约的经纪公司，对此不少业内人士纷纷表示，“因为郭美美个人条件非常一般，加之形象太过负面，不利于今后事业发展，因而很难有经纪公司敢冒险签她。”

看了这些资料，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弱智脑残的编剧编写的一出狗血连续剧?可是生活有时候就是这么讽刺，在这个只要名利可以不择手段的年代，人们连羞耻心都可以抛弃了，只要能出名博人眼球，哪管它是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

问题是，现在的某些尸位素餐的人已经分不清什么是荣辱与羞耻了。

郭美美事件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摧毁了整个慈善事业的公信力。事件发生以来的整整一个月，深圳红十字会只收到一笔100元的捐款，除此之外，一分全无。

国内的朋友跟我谈起这件事，我说，海外的很多华人，基本上不相信国内的任何慈善组织。我知道很多网友联合起来集资在西南地区捐资助学，但是他们不相信希望工程，而是通过国内一个百分百的民间组织一起在国内贫困地去直接捐资盖校，所有的账目都直接交待，一分一厘花得清清楚楚。

朋友说，天哪，连希望工程都不能相信的话，我们还可以相信谁?

我说，这就是公信力丧失的直接后果。

公信力这东西是一种信誉，建立起来可能要数年甚至数十年之功，但是丧失只需要一个瞬间，一条导火索。

我以前在药家鑫的车祸事件中就说过，西方成熟的社会里，如果当事人觉得判决不公，他们一般会觉得这个法律有问题，立法需要修改，很少会觉得这个判决的背后，主事的法官或者政府高官之间跟另一方有什么黑幕交易，收受贿赂。而整个判决也会是在公开透明的环节下进行，所以一般民众对于司法过程的公正性没有疑问。

这就是司法系统在民众中具有很高的公信力的结果。

我对于西方的慈善事业并没有很深的了解，但是略知一点皮毛。比如女儿上小学的时候，每年万圣节女儿讨糖的时候都会带回来一只下募捐箱，在讨糖的同时挨家挨户地进行劝募，一般人家都会拿出几块零钱塞入箱内，让学生带到学校汇总捐给特定的慈善机构。

我们在购物中心或者市中心的大街上，也经常看大年轻人拿着宣传册子向行人劝募，另外报纸和电视上，也经常会登载一些慈善机构的广告。

在西方，我们经常会看到或者听说有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民间公益基金会，有私募基金也有公募基金。在西方，慈善组织是非营利机构，也是免税的，也就是说不需要付税。政府不直接运作慈善机构，但是非营利组织和慈善机构可以申请政府资助或者补贴。凡拿政府助或项目拨款的基金会必须要接受审计，大的基金会(2000万美元以上)每年都要接受审计机构审计，一旦出现政策外的违规行为，基金会便会被取消免税资格。对于基金会违规行为的个人责任，则会有专门的机构来追究。美国各州政府把监督基金会的权限赋予检察长，任何诉讼涉及慈善团体时，检察长是必要的诉讼当事人，检察长可依职权或利害关系向法院申请起诉，例如请求基金的受托人清算，将受托人免职，解散基金会，命其转移基金会财产等。

在西方，慈善机构也好一般的非营利机构也好，都允许有一定的运营费用。这些运营费用包括行政管理人员的薪水，办公费用以及一定的广告费用，几乎所有的美国基金会为提高声誉和公众知名度都尽量降低成本，所提取的运营费一般在5％-7％左右。非营利机构尤其是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薪水一般都不高，为了降低管理成本，慈善机构甚至大量招募义工为之工作。

西方的民众，大部分人信奉基督教的原罪说，认为人之初性本恶，人生来就是贪欲的，不能靠自律来约束贪欲，而应该从制度上来制约人的贪欲。一旦一个人的信誉遭到质疑，基本上他／她的事业生涯可以就此结束，不再有什么翻盘的机会。

机构亦是如此。

在西方，慈善行为最主要的督导除了政府的审计之外，还有来自民间的监督和约束。行业评级与社会监督构成监控网。美国慈善评级机构先后为超过5300家慈善机构评级，级别为4星到5星从高到低，同时提供各个标准下的前十排行榜，其中不少是负面排行，比如筹款回扣率排行，财务危机排行，劣等机构CEO薪水排行，赠款囤积花不出去排行。一旦慈善机构信誉受到质疑，就可能被公众抛弃。在这种监督力量推动下，慈善机构纷纷提高自己运作的透明度。最重要的是钱用到哪里去了，有个交代。不但要每年向税务部门提交收支报表，而且要向公众公布，从每年出版的年鉴以及网上都可查到。

另外，西方的媒体监督力量非常强大，透明度高，如有问题被媒体曝光，这个机构丧失了公信力，不仅靠公众能够捐款来维持的组织生命就宣告完结，组织的第一把手也会信誉扫地，一蹶不振。

我们国内专门从事慈善活动的中华慈善总会和各级慈善总(协)会只有700多家。2006年慈善捐款只占GDP的万分之二左右，与美国私人慈善捐款超过GDP的2％相比差距实在是大。

此外，我国慈善组组织大部分是从政府部门衍化出来的，官办色彩过浓，信誉不高，自身生存和发展能力相当脆弱，对政府体制和资源的依赖性很强，不像慈善组织，更像官府衙门。

众所周知，西方人的慈善捐款是可以免税的。政府规定免税额占年收入比例的多少，只要你捐就免，不管你是捐给谁，这个基金是帮助境内人民还是世界人民的，是宗教的还是非宗教的，大的还是小的，完全自愿，市场经济，政府不予干预；而我国，慈善机构的注册就有种种的限制，我们只道很多影星成立的基金只能用挂靠官办的慈善基金会的方式运作，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而在捐赠免税方面，还正式规定仅限于对红十字会的捐赠。2003年，财税(2003)204号文件还规定，向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等5家单位的捐赠，可以享受所得税税前扣除。这个政策也适用于对福利性、非营利性老年服务机构、农村义务教育的捐赠。

中国慈善机构从注册到免税的政策上都决定了官办的慈善机构受政府资源和体制的保护，在这种保护性体制下，慈善机构的官僚作风和官老爷习气比之一般的衙门，一点儿也不逊色。

篇5：郭美美与中国慈善

摘要 “郭美美事件”掀起了公众对慈善机构、慈善制度不信任的爆发式宣泄。面对公众对其公信度的质疑和透明化慈善的强烈需求，中国红十字会应该如何力挽狂澜？在一个高曝光率的社会里，危机事件应对变得越来越困难。在基于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为红十字会重塑公信力提供实用性方法。

关键词 中国红十字会 郭美美事件 公共危机 危机管理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Ａ

2011年，新浪微博上一个名为“郭美美Baby”的女孩，引发了一场民众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口诛笔伐”。危机事件发生后，郭美美回应的一条微博迅速将中国红十字会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严重挫伤了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中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本文从公共关系学的角度剖析了红十字会所面临的信任危机，旨在找到帮助中国红十字会重塑其公信力的办法。

一、“郭美美”何以走红——危机事件回顾

实名制实施以前，多数微博用户采用匿名形式参与讨论话题，这使得议程设置的主体逐渐多样化。在微博上，信息往往自下而上传播，话题本身又时常与大多数人的利益或公众的普遍情绪相关，因此更容易主导舆论。“郭美美事件”最初只是在微博的“粉丝群”里引起部分关注，随后，一些人在唏嘘之余开始对郭美美进行“人肉搜索”并挖掘其与红十字总会的关系。这时，作为传统媒体的广播电视和报纸才开始跟进报道。

面对公众的质疑，中国红十字总会于2011年6月2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通报了有关“郭美美”事件以及其审计报告中披露的有关“红会超标采购420余万元”等问题。但传统中用以应对危机公关并行之有效的新闻发布会，在解决此次危机事件时，却远远没有起到预期中的作用。

二、“红十字会”何以狼狈——危机产生原因剖析

（一）公关应对欠妥。

从危机情境的沟通原则来看，一条行之有效的重要法则是要与媒体保持良好的关系，以维持组织与公众之间的纽带。然而，在现代信息传播手段的推动下，这种“纽带”不但没有给红十字会以缓冲的机会，反而将其在与公众的直接对话中，暴露出的种种不规范操作揭示出来。

现代媒体所掌握的把事件迅速放大的能力，使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息真空更容易被谣言、误传和诽谤所充满。一旦媒体污染蔓延，公众对局势的认知就更容易转变成现实。因此，在缺少证据的情况下，红十字会的辟谣声明不仅没有缓解公众情绪，反而使**升级。同时，红十字会于2011年6月28日下午召开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仅邀请六家媒体参加，且将大量闻讯而来的记者挡在门外。既是新闻发布，就应该足够公开，这种不够坦荡有所保留的做法，自给了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更大空间。

红十字会虽然解释了其总会和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关系、审计署认定的采购超标等问题，但如何对各分支机构进行监督、采购超标问题的详细解释、报案后的案件进展情况等公众期待了解的内容，都没有提及。这就忽略了危机公关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红十字会简单地把公众被视为可操纵的目标，假定人们会无条件地接纳它传达的信息，必然达不到与公众的良好沟通效果。

（二）信任链断裂——缺乏自律与公民冷漠的内外困境。

对于公众而言，红十字会的存在一直是看得见摸不着的：一方面，大量募捐资金和财政拨款流向那里；另一方面，红十字会又甚少向外界说明其善款使用的情况。其实，在很多国家，政府代管红十字会，或行使监督权都是常见的，可是，唯独中国的红十字会异化成为一种与权力体系结合甚密的官办组织。那么，是什么滋生了中红会的“官本位”，打破了慈善

机构的道德底线？

近年来，公共危机事件频发，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因为“社会转型产生了利益分化与财富分配不公”。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现已进入风险社会，即各种危机事件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但也间接导致个人公民采取较为极端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但在笔者看来，“市场化转型”或“公民意识觉醒”都不能成为解释中国红十字会的官本位状态的根本原因。对于中国红十字会本身来说，其公信力之所以如此脆弱，源于其组织本身自律不严；而后，尽管屡屡曝光的各种“丑闻”开始侵蚀公民对它的信任，鉴于这些污点尚且影响力微弱，都没有引起红十字会的足够重视。此外，就外部社会环境来讲，我国公民社会尚未形成，公民对社会监督活动的参与程度原本就不够，一旦社会对红十字会的“冷漠”态度变成一种普遍现象，仅靠政府的监督和尚未完善的问责机制根本不足以迫使其形成良好的自律机制。于是，灰色地带逐渐扩大，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官本位”滋生提供了温床。

一直以来，中国红十字会的日常管理机制都不透明，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也少。于是，以致在“郭美美事件”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与公众间的信任链的迅速断裂，且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其公关活动不但都没有发挥正功能，反而带来了负效应。

（三）双重定位下行政监管的豁免。

以事件发生时的法律制度来看，像中国红十字会这样影响力广泛的组织却一直处于“免于登记”的地位。“免于登记”是相对于我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所确定的“双重管理”制度而言的，“双重管理制度”即对社会团体实行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管理，以及登记管理机关的“登记”管理，通过这种制度对社会团体加以接受外部监管的义务以规范其社会活动。但红十字会是该条例第三条规定的“由国务院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核定，并经国务院批准免于登记的团体”，因此这种“双重管理”的外部监管制度却不适用于中红十。这种“免于登记”的制度设计一方面是来自国家对其类似于“免检产品”的充分信任，另一方面则来源于中国红十字会一直以来“民事”与“官办”的双重定位。以“民事”地位而言，《红十字法》第二条明确了“中国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强调了其为民事的非政府组织，且其作为民事主体发生法律关系的相关案例也不胜枚举。而以“官办”地位而言，红十字会虽然不是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行政主体，即“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但其“行政性”的烙印却非常显著。以社会救助团体的“资合”而言，红十字会的部分经费来源于“人民政府的拨款” ；而以其“人合”而言，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属国务院直属的副部级单位，中国红会从中央到县乡一级，层层与政府体系接驳。其名誉会长是当地政府的一把手，会长是政府主管文教的行政副手，大部分理事由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兼任。这种“行政性”既使得中红十的活动对于政府依赖性强，更使得政府作为社会团体的外部监管机关缺乏对中红十监管的动力。

总的说来，对于中国红十字会这样具有公募资格，掌握大量资金的社会救助团体，利益的诱使与自律行为的天然劣性使其处于高风险之中。而基于其“行政性”，对其外部监管的明确弱化甚至是豁免，不仅为内部的腐朽提供了温床，也使得公众的猜疑在慈善阳光化的诉求未能实现情况下不断累积。最终，“郭美美”事件作为导火索，引爆了中国慈善组织的大范围信任危机。

三、慈善真相背后——危机公关应对措施

（一）积极制定《慈善法》，强制披露以保透明慈善。

我国现有《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基金会管理办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等与慈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分业而治，如《公益事业捐赠法》主要是为规范捐赠行为而制定，意在保护受赠人或者受益人的权利。这些各有具细的法律法规缺乏对慈善事业全面的规定，突出弊端便是缺乏科学、相匹的权利、义务设置，不利于我国慈善组织定位与体系构建，以及系统性资源分配。

而勉强算得上全面规定的《社会团体登记条例》，对慈善组织的定位，权利、义务设置与实际需求也不相一致。该条例于1998年发布实施，不仅年代久远，同时也带有浓重的“官本位”色彩。以社会团体的设立批准而言，它对于普通社会团体适用了较高的准入要求，却对带有浓重“行政性”的社会团体予以免于登记等优待。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慈善组织的实际准入壁垒，若继续适用该条例，既不利于中国红十字会这样官办的民间慈善组织清楚定位，独立慈善，自我改良；也不利于草根慈善组织的发展壮大，使得“慈善垄断”难以消除。

因此，系统性地制定《慈善法》成为了法治社会下，维持良好的慈善活动秩序与进一步发展慈善组织的一致需求。但《慈善法》的制定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此次危机突出表现的对透明慈善的强烈诉求。当然，透明慈善的推动仅靠慈善组织的自觉自制，或是由信任危机的爆发被动推进均是不适宜的，且会造成口诛笔伐的非和谐社会现象。因此必须由法律法规自上而下强制要求中红十进行有效披露。

强制披露制度的建立可以借鉴香港红会的透明慈善制度。对于中红十现今仅由国家审计署每年审计政府拨款这一项资金收支而言，强制披露制度应该增设对募集的善款和层层上缴的会费的审计，具体可以要求中红会对捐款人的捐赠与用途，设定固定的内部账户，分开记账。除此之外，为了防止政府失灵的弊端，审计主体应多交由社会，由第三方审计公司进行审计，并在出现与实际情况与审计结果存在出入的情况下更换审计公司，避免共同寻租。另外，为了使得社会大众可以作为广泛的监督主体，募款对象为全社会公众的中红会每年的财务收支情况、项目执行情况等不应仍依照《中国红十字会法》仅向理事会报告，而应增设其向公众公示的义务，这也与公募基金的一般披露要求相一致，具有合理性。

（二）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组织在应对出现的风险问题时，首先应寻找并理解公众情感的动因，而后再通过一系列负责任的行动来与公众期待保持一致，重建信任度。

危机发生时，人们往往更倾向于相信负面信息，因为恐慌、愤怒的心态更加符合他们的心理期待。想要降低由人的思维与行动差异带来的负面影响，就需要让双方看到沟通过程中彼此在同一问题的逻辑假设与推演上的差异，减小防范和控制危机产生的难度。所以，危机管理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便是主动将有关信息全盘托出。其实，当公众对红十字会财务状况产生疑虑时，最好的办法是将经过审计署审计的财务报告上网，把掌握的全部信息诚实地公布出去以澄清误解。除了审计，鉴于红十字会之前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所公布的年报中，存在着严重的内容滞后与粗陋，笔者在此建议红十字会可以主动提出成立独立的财务委员会，聘请专业的会计师等，主要对中红十及其分会等的财务状况进行随机抽查，同时要求其成员不得参与中红十其他工作，以此实行有效内部的监控。

（三）政府在公共危机应对中的角色。

转型期的中国政府仍然不可避免地带有科层制的痕迹，一方面，政府内部仍存在权利与制度的割裂；另一方面，协调机制的不完全又或者是部门间缺乏合作意愿又带来大量的管理漏洞。危机一旦发生，而政府又难以突破行政权限以及其带来的问责约束时，仅靠组织层级间单薄的信任机制来应对风险，必然难以化解公共危机。那么，政府应如何在公共财政束缚和公共服务需求膨胀的双重压力下，催生出高绩效的治理模式，与非营利组织共同铸建其社会信任？

笔者认为，在以追求公共价值为终极目标的前提下，政府应更多地关注公共服务的实质。考虑到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宏观背景，以及其不算发达的公民社会，想要在短期内完全实现政府透明、信息共享恐怕不太可能。国外较为成功的经验是，政府以外的其他行动者往往能够与政府相互补充，优化其僵化的契约式监督管理，培养广泛的公民参与。所以，政府应充分

利用其自身权威、独占性资源和公正中立的形象，寻找并召集合适的行动者，从而更有效地化解公共危机。

四、结语

如何预期“信息真空”的产生并为填补它做好准备，使得信息的流动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成为危机公关管理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我们必须意识到，全盘托出给组织的信誉资产带来的长远价值将远远高于短期的经济或法律成本，而且使组织更易获得社会的理解。即使组织无法准确回答公众提出的问题，也要提供现有的与危机有关的全部信息，让公众成为组织危机处理过程中的一份子，和组织一起寻找危机和答案。□

（作者：胡丹菲，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政府公共关系，比较政治学；张梦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注释：

向德平、陈琦.社会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四期.刘少杰.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化解风险型社会矛盾.科学社会主义.2010年第3期.参见《社会团体登记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２５０号））第三条第三款“下列团体不属于本条例规定登记的范围：

（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人民团体；

（二）由国务院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核定，并经国务院批准免于登记的团体；

（三）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内部经本单位批准成立、在本单位内部活动的团体。”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第二十条“红十字会经费的主要来源：

（一）红十字会会员缴纳的会费；

（二）接受国内外组织和个人捐赠的款物；

（三）动产和不动产的收入；

（四）人民政府的拨款。”

参考文献：

篇6：郭美美与中国慈善

郭美美事件导致中国红十字会捐款减少是体现当代中国道德的进

步还是退步

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将中国红十字会，甚至整个中国的慈善行业推向了风口浪尖。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女孩，在微博上炫耀她的豪宅名车，珠宝首饰，而这个女孩的微博认证偏偏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强大的中国网民人肉出了这个女孩的所有信息，并将批判的矛头迅速转向中国红十字会。尽管红十字会尽力撇清和郭美美的关系，几位红十字会的大佬也跳出来澄清事实，但红十字会内部存在的各种问题也被细心的网友挖掘出来，多笔捐款去向不明、内部监管不力、复杂的商业合作关系等问题也浮出水面。郭美美事件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收到的捐款数量骤降86﹪，中国慈善行业的发展进入了短暂的冷冻期，同时也是重要的转型发展时期。

看到这个辩题的时候，我觉得双方对当代中国道德的定义以及对衡量道德进步与退步的标准肯定会存在分歧与争议，郭美美事件导致中国红十字会捐款减少作为既定的事实没有争论的必要，而这个事件与当代中国道德的关系是双方需要重点论证的。

一、辩论过程纪录

正方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代表队的立论：首先他们提出了郭美美炫富暴露了红会确实存在着道德问题，但红会的道德问题不是当代中国的道德问题；随后他们提出了衡量道德进步的两个因素：

一、之前民众乐善好施，在事件发生后意识到自己应该查账，查出了问题且越查越多，了解情况后公众选择减少捐款，发现问题后自我检查与更正，这是公众道德意识的觉醒，标志着道德的进步；

二、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六部法规颁布规范慈善事业，道德作用更加广泛、更加强化也说明了道德的进步。

反方河海大学的立论：首先批驳正方使用个例来代表全社会的道德情况，随后提出衡量道德进步的标准：作为国家良心代表的慈善事业是否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国家道德的退步体现在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的道德退步，主要原因有：①行政化的管理方式②财务不透明③慈善事业组织化的不成熟。

反二质询正一：

1、衡量道德意识觉醒与道德促进作用的变化标准是什么；

2、能不能论证郭美美事件发生之前公众的道德问题；

3、个人能否论证国家道德情况。

正二质询反一:

1、“郭美美事件导致中国红十字会捐款减少是体现当代中国道德的进步还是退步”与“郭美美事件体现了当代中国道德的进步还是退步”有什么不同；

2、看待道德问题是否应该看公众的态度与应对方式；

3、道德作用变广是不是体现着进步。正三小结：

1、红十字会的道德问题是双方共同承认的前提，支出反方论证对象错误；

2、发现问题与质疑才能体现进步。

反三小结：

1、公众态度不等于道德；

2、道德的作用在整个事件中没有体现；

3、目前慈善机构暴露出的问题才是讨论的重点。正三质询：

1、是不是因为红会体制没变，跟不上时代就是道德退步；

2、民众之前不去检查现在去查，态度变化，体现了进步；

3、是否承认民众发现问题就是进步。

反三质询：

1、不捐钱就是道德觉醒吗（乞丐的例子）；

2、民众的选择是多样的，哪一种代表了进步；

3、是否承认民间慈善事业的举步维艰体现了退步。

正二盘结：提出了公众社会的道德制约作用。

反二盘结：

1、支出正方无法论证事件之前的公众道德；

2、个例与整体；

3、慈善组织的进步。

自由辩论的争论焦点：

1、慈善组织的道德能否反应中国整体的道德；

2、道德作用变广是不是说明了道德进步；

3、没有达到要求是不是退步，标准是什么；

4、问题产生与解决问题何者更能表明道德进步与退步。

二、总结与点评

首先看一下双方的立论，正方提出的判断道德进步与否的标准是看民众对此事件的态度与应对方式，为此他们提出了，公众之前不了解情况，所以乐善好施，现在知道了内部的问题，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我的捐款，当大部分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采取措施的时候，这就是公共道德意识的觉醒，一种道德的进步，另外正方提出了道德的作用，举出了六部慈善行业法规，但是这与道德作用有何关系，又如何说明了道德的进步，正方时间仓促没有很好的说明。

然后看一下反方，反方的立论很有意思，他们将道德表述为国家良心，慈善事业就是国家良心的代表，他们将慈善事业的退步等同于国家道德的退步，衡量的标准就是是否与现代社会相适应，随后他们又论述了慈善事业的问题与不足，藉此论证了道德的退步。

辩题中郭美美事件是“因”，反映出中国慈善事业存在的种种问题，民众捐款数量减少是“果”，是大部分民众对当前慈善机构存在缺乏道德意识与责任意识的问题而做出的应对。在立论中，正方更侧重于“果”，从民众对此事件的态度中去论证道德进步，反方更侧重于“因”，从慈善机构及慈善事业的问题中剖析道德退步。双方的判断标准与逻辑推论都是可以接受的，能够做到自圆其说，但感觉双方都没能从“因”和“果”的整体来分析论证己方道德进步还是退步的观点，整体上的把握是有所欠缺的。并且，正方在立论中不停的举例子，给人的感觉是在陈述某件事而不是论证一个辩题，正方一直说什么什么就是道德进步，但是其中的逻辑关系并没有明显的体现出来；反方陈述了道德退步=慈善事业出现问题，但后面的立论又去说慈善事业出现了什么问题是什么原因，对于为什么划“=”没有详细论证，个人感觉这才是重点。

进入质询阶段，双方的质询都很有意思，很多都是围绕着正方的观点来的，正方希望通过质询来巩固自己的观点，反方希望通过质询攻击正方的观点。首先我们看一下反方的问题，他们质疑正方用个例代表普遍；要求正方论证郭美美事件前的公众道德水平来与事件发生后的对比来说明“公众意识觉醒”；要求正方论证提出的“道德作用变广”。反方整场几乎都是在提这几个问题，正方始终无法做出准确有力的回答。正方也很有意思，他们的提问大都是希望反方承认公众的应对方式体现了道德意识觉醒，体现了道德作用广，体现了进步，很少有问题去攻击反方。就个人看来，双方如果去仔细论证自己的观点都是有难度的，正方固然很难说明郭美美事件前公众对待慈善的态度来与事件发生后去对比，也不容易论述自己方提出的所谓道德的力量，但反方提出“当代中国的道德表现为国家良心——慈善事业是国家良心的代表——慈善事业出现了问题——当代中国道德退步”的逻辑线索也大有值得商榷之处，为什么慈善事业可以代表国家道德？为什么慈善事业出现问题可以说明道德退步？如果按照反方的思路，比赛辩题与“郭美美事件反映当代中国道德进步还是退步”有什么区别？

在质询过程中，有一些观点提的很好，一、正方有意识的区分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两个阶段，在正方的立论中，公众发现问题并积极寻求解决方法解决，这种更加理性的判断与寻求体现了道德的进步，而反方只是发现问题，问题是慈善组织自身的问题，无法论述出公众道德退步的问题；

二、正方对反方衡量退步的标准有疑问，达不到时代的要求是不是退步呢？慈善组织在过去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只是郭美美事件前我们普罗大众不了解，慈善组织并没有变化，怎么是退步呢？

三、反方质疑正方，今天我知道红会在欺骗我所以我不捐钱，这是任何一个正常人的正常反应，如何看出他的道德意识的觉醒呢？这几个点双方在自由辩中也着重交锋。

最后说结辩，反方的结辩用了大篇幅将他们的逻辑重新梳理了一遍，阐明了慈善组织的道德与公众道德的关系，巧妙的填补了之前的一些漏洞，相比之下，正方的结辩并没有很好的回答本场比赛中针对正方的一些问题。整体来看，反方无论从技巧、逻辑还是临场表现来看都略胜正方一筹，他们的长处也是我们需要努力学习的。

三、细节评析

看一下反方二辩对正方一辩的质询：

反二：对方辩友您方衡量道德进步的标准是什么？

正一：有两点，一是道德意识的觉醒，一是道德作用的增强。反二：对方辩友既然提到了道德意识的觉醒那么您方能否论证在郭美美事件前公众就是盲目的、无知的？

正一：我们只能说之前公众没有形成一个群体性的声音。反二：好，郭美美事件固然是一个群体性的事件，但您方并不能论证事件前后公民的理性有了质的提升是吗？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今天您方认为考察公众的道德水平应该是看整体还是看个体？

正一：应该是从整体考虑。

反二：好，今天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公众群体中有人选择捐有人选择不捐，那么究竟是哪一种行为论证了您方观点呢？

正一：今天我们看到慈善组织的账目不公开，我的捐款不能落到实处，所以我们会采取其他的方式来进行慈善。

反二：所以您方今天的论述只能论证个人道德而无法论证公众整体的道德。

反方的质询十分有力，直接批判了正方的衡量标准，既然提到了道德觉醒，那么必然会有前后的对比，而正方确实很难论证事件之前的道德情况；对于个体整体的问题正方的回答确实无法令人满意，这个问题其实不难，整体是由个体组成的，整体的考量不能离开个体，大多数个体的选择与判断决定了整体的走向与水平，正方却是用个体去印证整体，是不明智的。

我觉得这个盘问提问的角度非常好，如果赛前缺少考虑很容易出现接盘时的疏漏而影响整支队伍的体系与发挥，正方没有很好的意识到自己逻辑中的某些漏洞，回答的并不好。

再看一下正二对反一的一个问题：

正二：对方辩友今天我们去论证一个不道德的事情有多么不道德有什么意义？我们更应该去论证它的应对方式不是吗？今天我们看到公众的道德判断与理性选择是不是说明了进步呢？

反一：不是，举个例子，今天老师批评我导致我学习进步，我们说我的学习是进步的，但老师批评我，这说明我是退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