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美美事件

2024-05-26

郭美美事件(精选十篇)

郭美美事件 篇1

网络公共讨论以议题为中心, 而事件往往构成议题, 事件或议题的性质是吸引网民关注的重要内在因素, 当今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传媒体制决定并非所有事件或议题都可以公开讨论, 并且并非所有可以公开讨论的议题都可以引发网民的关注和讨论, 因此探讨事件或议题性质在吸引网民关注、影响网民讨论中的重要性至关重要。

一、事件或议题与社会背景、社会心理、社会情绪的契合度, 是网络事件吸引网民关注的深层社会原因

社会信任危机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由于社会信任机制的缺失, 整个社会日益陷入霍布斯所谓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人和人之间, 人和组织之间, 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了。由于政府活动的不透明, 信息不公开, 公众对于政府公共权力机构的运作、公共政策的出台充满不信任, 这种信任危机一遇到社会公共事件作为导火索, 就会瞬间爆发并蔓延开来。另一方面, 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极端透明度”, 使得政府要想封锁消息越来越困难, 尤其是微博赋予每一个个体以权力, 使得他们能够更加有效地交流, 打破信息封闭的局面。但出于惯性思维, 多数地方政府在公共事件发生时依然千方百计封锁消息, 试图操纵舆论, 化解危机, 这就使得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进一步下降, 从而出现政府越否认, 公众越质疑的局面, 无论政府怎样不遗余力辟谣, 公众都不能接受。

在“郭美美事件”发生前, 有关公益机构贪腐的新闻就不断出现, 导致人们对其的信任度不断下降, 从“万元帐篷”到“虚假发票”再到2011年4月发生的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天价餐费事件”, 网友质疑红会是否存在贪腐现象。作为公益组织的红十字会, 是维系权力与公众之间信任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近年来自然灾害多发, 社会公众的捐款很多是通过红十字会进行的, 但红十字会的运作缺少透明度, 而“郭美美事件”的发生, 挑战了公众的心理底线, 是公众对权力不信任情绪的总爆发, 虽然红会也采取了一些危机公关手段, 一再否认其与郭美美的关系, 并向公安机关报案, 但这种做法未能取得公众的信任, 事件的发展完全出乎人们意料, 不管红十字会和郭美美如何澄清, 网民始终是不依不饶, 郭美美与红十字会被越描越黑, 传言不断, 质疑不断, 种种谜团仍未明了, 网民的不信任情绪在蔓延。

“郭美美事件”挑战了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底线, 并充分展示了社会对权力的极端不信任, 释放出长期积累的社会情绪, 引发一场声势浩大的网民集体行动。“郭美美事件”之所以能聚集如此多网友的关注, 完全是因为事件聚集了当今中国社会许多问题和矛盾——炫富所反映的贫富差距、可能的权钱色交易、以及公权力领导下慈善组织的腐败, 以及事发后红十字会的不当应对[1]。网上的炫富之人多了, 网民为什么只揪住郭美美不放?因为事涉红十字会, 因为公众捐献的善款可能已被盗用。网民并非无端怀疑红十字会, 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和社会背景, “郭美美事件”, 正是社会信任危机的集中爆发, 相对其它事件, “郭美美事件”涉及的是公共慈善事业, 在公众心目中, 这是社会信任和公共道德的底线, 连慈善事业都出现问题, 说明整个社会已然失去了基本的诚信和公德, 这也是公众极端愤怒并对事件追根究底的深层社会原因。

二、私人性与公共性兼备是网络事件吸引不同阶层、不同兴趣、不同目的网民围观的重要因素

首先, “郭美美事件”是典型的个体化公共事件。事件由炫富而起, 炫富本是个人行为, 就此而言, 事件还不具备公益性, 事件演变成公共事件, 主要是由于郭美美公开宣称自己的身份是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而红十字会是众所周知的公益机构, 事件由网民对郭美美的质疑, 演变成网民对红十字会的质疑, 作为具有半官方色彩的红十字会, 在网民心目中变成了权力的一方, 而网民对事件的参与则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 事件根本上涉及权力与权利的博弈, 属于典型的官民冲突事件, 具有反腐和揭黑的性质, 由于事关每个网民的切身利益, 引发众多网民的关注和讨论。

另一方面, “郭美美事件”又涉及敏感的官二代、富二代话题, 折射出社会贫富差距过大、财富不透明累积的公众情绪。网民对于郭美美的财富来源的质疑, 对于其身份的好奇, 对于她是否为官员二奶的猜测, 对于其进军娱乐圈的议论, 又使得事件充满了娱乐色彩, 事件同时成为网民情绪宣泄的出口, 成为网民的一场狂欢, 相当部分的网民关注该事件纯属娱乐和消遣, “羡慕妒忌恨”正是网民心理的真实写照。网民们大量使用人肉搜索方式, 发掘出一个又一个幕后的新闻, 甚至把郭美美等人的照片、车牌、身份证等隐私公诸于众, 满足了相当部分人的猎奇和窥私心理, 因此事件又具备了私人隐私事件的特点。“郭美美事件”反映了网络时代公私界限的日益模糊, 网民关注事件, 既是出于公共利益, 也不可避免带有娱乐色彩, 这是网络公共空间的一个典型特征。

因此, “郭美美事件”兼具公共事件的公益性和私人事件的娱乐性, 事件同时包含炫富、反腐、炒作等多种含义, 具备美女、炫富、豪车、慈善、高官、富二代等卖点, 使不同阶层、不同兴趣、不同目的的网民都能从中找到参与的兴奋点。

三、事件和议题的争议性和对抗性是网络事件吸引网民参与讨论的内在因素

“郭美美事件”的又一核心特征是充满争议, 是典型的争议性公共事件。笼统来看, 公共事件和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没有“争议”的论题, 就是那些性质明确, 容易产生共识的事件, 另一类就是有“争议”的论题, 即那些存在合理冲突和不同解释的事件和议题。争议性公共议题主要有两个架构性的元素:一是公众关注、聚焦的或是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议题;二是社会、公众对该类议题的认知存在多元意见即富有争议与冲突。“愈争议愈传播, 愈传播愈争议”。这是争议性公共议题传播的一个特点与规律, 议题或事件的争议程度与新闻价值、关注程度、传播速度、范围等成正比。[2]“郭美美事件”中多数议题都能引发网民的争议, 比如郭美美的行为究竟是为了炫富, 还是炒作, 还是反腐?就存在诸多争议。

“对抗”和“争议”是“郭美美事件”引发众多网友参与的内在因素, 事件演进的基本模式可以概括为“质疑-回应”, 即网民对有关议题提出质疑, 郭美美和红十字会作出回应, 网民的质疑就是抗争的一种形式, 而争议性的事件最容易引发网民的质疑, 在质疑-回应-再质疑中, 事件不断向真相靠近。

“郭美美事件”中, 由于郭美美及红十字会只是注重申明而不是证明, 注重辟谣而不是公开, 被动回应而不是主动坦白, 回应滞后而不及时, 网民的不信任情绪蔓延, 对抗和争议始终未能消除, 参与的网民越来越多。近年来网络事件日益多发, 绝大多数影响重大的事件都属于抗争性社会事件, 多数涉及官民对抗, 并且存在诸多争议, 没有对抗性和争议性的事件很难引起网民的普遍关注。

四、网络事件的议题不能过于敏感, 这是事件吸引网民和媒体公开讨论的首要前提

由于我国特殊的政治环境和传媒环境, 并不是所有的事件或议题都可以在网上公开讨论的, 主要取决于事件或议题的敏感性, 有些事件, 网络可以讨论, 传统媒体却无法介入, 网络舆论的影响力也将大打折扣。随着社会舆论空间逐步趋于开放, 最初的敏感话题, 也有可能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 从而使得网络事件的议题越来越多元化, 由于网络议题的差异, 议题讨论的参与者、讨论质量, 官方的管制措施, 网络舆论的效果都有很大不同。

按照事件的敏感程度及官方对议题公开的忍容度, 网络事件的议题可以笼统分成黑白灰三种, 所谓黑色议题, 是指有关部门不允许在媒体公开的话题, 所谓白色议题, 是指可以在媒体公开传播和议论的话题, 所谓灰色议题, 是介于白色和黑色议题之间的话题。对于传统媒体而言, 对于白色议题和黑色议题心中有数, 有关部门在新闻纪律中也有明文规定, 而灰色议题往往是模棱两可, 没有明文规定的, 媒体经常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 在体制和政策范围内打擦边球, 尽可能加以公开报道, 同时又注意把握口径和分寸, 一些黑色议题因此逐渐演变为灰色议题, 从而重新定义黑白灰议题的范围, 进而为媒体赢得更大的报道空间。

总体来看, “郭美美事件”的议题大都属于白色或灰色范围, 事件初期网民聚焦的是郭美美及红十字会, 此时议题基本属于白色范围, 但事件中后期部分网民开始质疑整个慈善事业体制乃至官员腐败, 此时议题触及灰色范围, 天涯和猫扑等网站开始大量删贴, 而几大门户网站的事件专题也先后消失, 但整个舆论空间还是相对开放的, 国家宣传机器并没有公开干预, 传统媒体也能比较充分得报道事件。由于网民对黑白灰议题的把握没有传统媒体自觉, 灰色和黑色议题也常常能够爆料, 网络讨论相对自由。不过, 敏感议题的讨论经常遭遇删帖而难以充分展开, 而网民出于风险考虑也会主动自律, 这将削弱网民参与敏感事件的积极性。

五、网络事件发展过程中不断有新的爆料, 议题不断延伸是事件获得网民持续关注的关键要素

“郭美美事件”在持续近三个月过程中不断有人爆料, 议题一个接一个。按照议题与事件的相关度, 笔者尝试将事件议题分为核心议题、边缘议题和延伸议题, 以新浪、天涯和人民网为对象, 根据网络论坛主贴和博客文章的数量来分析, “郭美美事件”的议题, 较为集中的是以下20个:

从上表可以看出, 核心议题基本上围绕公益机构红十字会, 边缘议题则涉及私人隐私, 延伸议题多为“郭美美事件”牵扯出的类似事件, 从核心议题到边缘议题再到延伸议题, 表明网民对事件的讨论逐渐深入, 质疑对象由郭美美到红十字会再扩展到整个慈善事业。同时, 上述每一个议题本身往往也包含多个子议题, 比如关于红十字会是否借慈善牟利, 就爆出“青海红十字会捐建卫生院五倍差价”、红十字会开发“曜阳国际老年公寓”、“武汉红十字会违规出租救灾仓库”、“中华骨髓库收费门”、“红十字会借无偿鲜血敛财”、“温暖中国”5亿元到底暖了谁、“红十字会6千万管理费去向不明”等等, 上述议题大多数未经证实, 真假难辩。

蝴蝶效应应用到社会学界:指一个坏的微小的机制, 如果不加以及时地引导、调节, 会给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危害。“郭美美事件”体现出明显的蝴蝶效应:事件由最初的郭美美炫富牵扯出一系列相关的议题和事件, 有的与“郭美美事件”直接相关, 有的则关系不大。在事件讨论过程中, 存在明显的议题分散和转移现象, 每一个阶段随着新的事件和议题爆出, 网友的注意力很容易分散和转移, 边缘议题和延伸议题有时候会遮蔽核心议题, 使得后者的关注热度下降, 并有可能造成公共事件的娱乐化倾向, 比如2011年8月3日郎咸平采访郭美美母女, 就使得公众一度将视线集中到郎咸平的采访动机、王军是否为郭美美干爸、郭登峰财富是否来源于炒股等议题上, 而2011年8月16日“卢美美事件”被爆料, 更是使网络舆论的矛头集中到卢星宇身上, 红十字会反而被暂时冷却。不过, 由于真相始终未明, 核心议题始终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

“郭美美事件”说明, 议题的分散和转移很容易造成议题讨论不深入, 某一议题的讨论尚未得出共识, 很快又被其它议题所取代, 加上网络推手和网络水军趁机转移人们视线, 有可能使得重要的公共议题被娱乐化的八卦议题所遮蔽, 但不断爆出的议题和事件又使得事件能够被网友持续关注, 从而维持较长时间的热度, 吸引更多的网友参与。

六、结语

以上论述的是网络事件吸引网民参与的主要内在因素, 事件和议题的性质是否契合社会背景, 是否能公开讨论, 是否符合网民兴趣, 决定其是否能吸引网民参与, 而事件发展过程中不断发掘相关事件和议题, 是网络事件持续保持舆情热度的关键。此外, 社会环境和传媒环境是网络事件发生的外在条件, 网络技术的推动、大众传媒的报道、相关部门的重视、舆论领袖的参与也不能忽视。当然, 事件和议题的内在属性是吸引网民参与的最关键的因素。

基于“郭美美事件”的分析, 公私融合和议题延伸现象一方面可以吸引更多的网民参与, 另一方面又导致私人议题对公共议题的侵蚀, 事件的娱乐化倾向明显, 议题讨论难以深入。同时, 尽管“郭美美事件”具备较强的典型性, 事件本身的特殊性仍然不可避免, 这是本文存在的不足, 后续研究可以从比较不同事件入手, 分析不同类型的事件和议题在吸引网民参与方面的异同。

参考文献

[1]人们为何不“放过”郭美美[EB/OL].腾讯网评论频道, http://view.news.qq.com/zt2011/GMM1/index.htm.[1]人们为何不“放过”郭美美[EB/OL].腾讯网评论频道, http://view.news.qq.com/zt2011/GMM1/index.htm.

郭美美事件(范文模版) 篇2

前段时间,网上热传的“郭美美事件”,引爆了公众和舆论对慈善与商业相结合的模式,以及红十字会财务信息和不透明的运作模式的不满和非议。至此以后,以红十字基金会为代表的慈善机构的捐款数量大大减少。长期以来,我国各类慈善组织的账目基本是不对外公开的,慈善运作的不公开不透明,捐赠者的意愿得不到制度保证,就容易导致资金运营效率不高、内部腐败丛生、善款被贪污的情况,进而对慈善事业产生信任危机下边,我就以慈善机构为例,谈一谈如何让加强非营利组织的透明度。

慈善运作模式存在的不公开透明的问题,其根本原因还是中国慈善体系存在固有的弊端,如何使公众捐助的钱物保值增值、最终公众的捐赠去向哪里,这些是慈善组织的核心工作。要使公众对慈善组织信任,就必须对这些核心工作进行程序化规范,并且让这些工作在阳光下进行。因此,应当努力加强慈善机构的内部约束,慈善组织需要通过各种媒体定期向有关部门和公众详细公开其经费收支情况,实行财务的规范、公开和透明管理,接受社会监督,提高善款使用的透明度。

一、首先,应该明确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目标

营利组织机构的财务目标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而非营利组织是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他们提供服务是服从于某些公共目的和为公众奉献。也就是说,非营利组织是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为社会公益服务的组织。非营利组织的目标通常可以通过一些企业应完成的使命来表述。我们说,一个非营利组织在一定范围内为社会公益服务,也就是在完成某一社会使命。在当今市场经济社会,非营利组织为完成某一具体的社会使命需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资金的获得和有效使用需要有科学的财务管理。与非营利组织的目标完成某一具体的社会使命相适应,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的目标可以描述为:获取并有效使用资金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组织的社会使命。

二、其次,加强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和宣传。

要加强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和宣传,进一步弘扬慈善文化和慈善精神,树立慈善机构的良好形象。普遍认为:慈善者的慈善行为追求的是精神满足,这一特点使慈善行为极易受到对慈善组织主观印象的影响。同时,慈善组织是非营利性组织,慈善组织内部的廉洁与否,慈善组织成员的社会声誉,会极大地影响捐赠者的精神满足程度,即影响慈善品的效用,从而极大地影响慈善行为,直接影响到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三、再者,依法加强对公慈善类组织的监督管理。

修订、制定鼓励慈善事业发展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基本完善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的法规政策体系;完善捐赠款物使用的追踪、反馈和公示制度;建立健全慈善行业信息统计制度,完善慈善公益信息统计平台,及时发布慈善数据,定期发布慈善事业发展报告。建立和完善以慈善业务年审为主要手段的监管制度,重点加强对信息披露、财务报表和重大活动的监管。

四、最后,要加强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控制。

财务控制是指财务监管部门及其人员通过财务法规、财务制度、财务定额、财务计划目标等对资金运动(或日常财务活动、现金流转)进行指导、组织、督促和约束,确保财务管理目标实现的管理活动。财务控制是财务管理的基本职能之一。对非营利组织而言,控制的目的是保证其财务活动符合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由此,我们可以把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控制定义为以制度、预算等为主要手段,通过规范和约束非营利组织及其内设机构的财务行为,保证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贯彻执行,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确保事业发展目标实现的管理活动。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控制来自于两个层面:一是来自于组织以外的控制———主要是政府财政部门的控制;一是来自于组织内部的财务控制———这一层次控制主体主要是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首先,财务部门要代表政府加强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管和控制,确保财务制度的合理和合法。其次,非营利组织的内部管理者对其内部各职能部门和员工的控制。就慈善机构而言,就是要确保其各种款项来源和去向程序的合理正确,要定期披露其财务信息,使财务管理信息公开透明化。

郭美美事件 篇3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壹基金的理念是人人公益,你怎么看这句话的价值?

马蔚华:李连杰创办壹基金,理念是人人公益,人人都有做公益的机会,不光是大款,有钱人、精英,每个老百姓都能随时随地地献爱心,都能尽我所能地做出公益贡献。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近一年,你考察研究了国内外的公益现状,总体来看,国内公益的问题是怎样的?

马蔚华:公信力不足,有种种缺失,制度、法律不健全、不完善,或者根本没有,缺少对公益的一系列支持,缺少公益人才。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中国正处于快速转型期,公益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

马蔚华:经济社会转型,给公益事业带来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在一个良性的社会结构中,必须有改革的政府、创新的企业、批评监督的媒体和博爱的公益组织。

在发达国家,一般把慈善事业叫做第三次分配。在理论上,国民收入我们讲过两次分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他们又讲了第三次分配,甚至将来还有的第四次分配。他们把慈善事业看成是一个拉动消费、促进就业、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

在社会转型,特别是向市场化转型过程中,政府不可能包揽一切,特别是对社会的管理,政府要逐渐交给社会组织、公益组织。过去为什么出现“郭美美事件”?也是源于社会转型中公益慈善跟不上,现有的公益慈善机构缺少公信力造成的。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郭美美事件”一度搅动中国的公益慈善,你怎么看这个事件?

马蔚华:我觉得“郭美美事件”的争论、讨论,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公益慈善事业的思想解放运动。经历了那场讨论、辩论,大家知道了中国公益事业的现状、矛盾、必然性和未来发展的方向,以及一系列政策诉求。要是没有这样一个事件,没有这一场争论,可能大家对公益事业的了解还是很平淡。通过这个思想解放,更多的人对公益有了了解,或者有了新的了解。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最近几年政策松动不小。

马蔚华:进入本世纪,特别是这10年,社会的开放程度越来越大,社会管理和社会创新应该是公务政策的基调。现在越来越多的领导已经认识到社会管理和社会创新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现在许多改革,过去有很多我们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都在逐渐推动。

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发展公益慈善事业。政府已开始深化改革,中共十八大和今年的全国“两会”明确写了发展公益慈善事业。社会转型需要它,有关方面也在逐步放宽政策。对公益组织的审批,不像以前,已逐步下放权力。这是大好形势。

公益机构需要双重审批,我觉得不符合今天的形势,应该对公益组织的审批注册进行重大改革。按照目前李克强总理的改革精神,减少政府审批权,连上市公司将来都实行注册制,办一个公益组织,也不拿国家的钱,我觉得就应该采取直接注册备案制,取消现在的民政部门和主管部门的双重审批。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慈善法呼唤了很多年,一直没有出台。

马蔚华:现在还有很多不足,比如,比较权威的全面的慈善统计体系、指标都没有,更何况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对公益慈善组织的政策支持或监管、评价,都还是缺失的。应该是百废待兴。

我们还没有一个社会慈善捐赠的统计体系,所以现在说慈善占GDP不到1%,很难说是准确的。美国是将近10%。我们的基金会有3192家,包括公募和私募。美国的基金会有两个数,一个是6.6万,一个是12万。即便是6.6万个,我们和他们也不在一个水平上。美国享受豁免税收的慈善组织,在1998年就有120万个,到现在多少万?我们只有148个。我们要经过中央几个部门的审查,像民政部、财政部、税务总局。现在政府减少审批权,这个应该首先下放,下放给省里。

慈善事业在转型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近年民间慈善兴起,中国的慈善事业是否也在大转型中?

马蔚华:慈善事业也在转型,西方社会经历过。第一,由政府包办的转向包括政府、民间的全社会都去做;第二,从精英向平等的、人人参与的社会公益转型。慈善事业正在变成社会都认可的、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我们的慈善思想最早,2000年前就有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孔子孟子就有了慈善思想基础。但在很长的阶段内,捐款是为了免灾,是为了心里解脱,捐款是施舍,这个阶段和我们目前公益的新阶段是不一样的。现在越来越变成大众的、平等的、普惠的。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除了法律政策,阻碍慈善行业发展的问题还有哪些?

马蔚华: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唤起社会对慈善都有足够的重视,包括媒体。如何让整个社会都参与,特别是和社区建设结合起来,实现人人公益的愿景,这是努力的方向。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作为企业家,在你看来,企业家参与公益机构的领导和管理,可以给公益机构带来哪些创新?

马蔚华:最大的一点创新是,企业家的思维方式、管理理念和手段。西方也都是这么做的。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现在有一些企业家以公益慈善平台参与到社会建设中,你怎么看这股力量对中国转型的价值?

马蔚华:参与的企业家越多,本身就是社会的进步,这种社会进步会促进社会和经济转型。政府不能越管越多,特别是社会的管理,扶贫、敬老、教育和文化,这些不是政府都能管到的,希望交给社会管理,基金会参与管理。所以,企业家越来越多地重视、参与,社会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基金会,就会有越多的能力。

企业家能够参与公益事业,捐出自己的财富、资产,我觉得这件事实质上做到位了。这都是他们的社会责任,都是公益慈善的精神。至于形式,有的张扬一点,有的沉稳一点,都是可以的,关键是不是为慈善做出了实际的贡献。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今年的全国 “两会”上,你提交了《关于我国公益慈善基金管理制度引入信托机制的提案》。怎么看公益信托的价值?

马蔚华:这个在西方已经很成熟了。慈善组织不断增加,规模迅速扩大,但慈善基金的管理结构还是很落后的,角色是缺失的,基金组织不能既是受托人又是管理人。公益信托的关键就是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三权分离。资金的所有人是所有捐款的,使用权是最后给那些被捐赠的人,管理是这个团队的专业化管理。通过信托关系,确定捐赠人、受托人、托管人、管理人,把每个不同的人的角色确定下来。第一,产权管理明确,第二运作更加透明,第三更加专业化。

金融改革的风险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最近,中国银监会公布了首批5家民营银行试点名单。怎么看民营银行的突破意义?

马蔚华:民营银行肯定是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因为过去民间办银行一直没有被允许,过去法律都没有开这个口。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能够把牌照给民营企业,办完全纯民营银行,这是中国金融改革很大的一个突破,而且也相对实现了打破垄断,让民间资本参与,丰富金融市场所有制成本的内容。另外也能增加市场的竞争力。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那些民营企业家也都非常高兴,有的欢欣雀跃,有的争前恐后地要做。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作为知名的金融家,你对民营银行的发展怎么看?

马蔚华:这是应该高兴的事。但是做这个事情,脑子里不能全是乐观。银行是经营风险的企业,谁做银行都有风险,经营风险本身就是跟风险打交道,每天都在处理平衡,就是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平衡。既然是银行,就身负重责,银行吸收公众存款,如何保证公众的利益?

也要冷静分析今天的经营环境。今天在发生变化,全国银行的净利润增幅最近三年从30%下降到20%、10%多,会不会继续降?这是不确定的。风险在积累。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接下来两年要推动利率市场化,这项改革的风险有哪些?

马蔚华:老是说加快利率体制改革,说了18年了,再加两年就是20年。我觉得利率市场化是必要的,是金融改革中非常关键的。当然风险也比较大。美国在1985年完成利率市场化,从1986年到1990年每年倒闭近200家中小银行。台湾利率市场化后,全行业亏损。韩国利率市场化后,不良率翻了一倍多。有很多教训。中国利率市场化就能够安然无恙吗?不见得。我们也会遇到一些风险,要做一些准备。

郭美美事件 篇4

百度搜索是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 也是我国网络用户使用最多的搜索引擎, 市场渗透率高达92.1%。百度搜索指数则是以海量网民在百度的搜索量为数据基础, 以关键词为统计对象, 科学分析并计算各个关键词在百度网页搜索中搜索频次的加权和。通过对有关新闻事件在百度指数中搜索统计, 可以大体反映出这一事件的网络舆情。本文以2011年5月1日至2015年12月29日关键词“郭美美”在百度指数上显示的舆情指数为分析基础, 探讨“郭美美事件”网络舆情的“峰值”状况, 并分析事件的舆论特点。

一、“郭美美事件”网络舆情的四次“峰值”

2011年6月, 郭美美因在实名认证为“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新浪微博上高调炫耀自己的奢靡生活, 在网络空间横空出世, 在随后的4年, 其与红十字不断纠葛、拍摄电影、参与性交易、网络赌球、被捕入狱等话题赚足人们眼球。在百度上搜索关键词“郭美美”, 相关内容竟达到78万余条。百度指数上2011年至2015年“郭美美事件”的舆情指数如图1所示。

(一) 第一次峰值:2011年“郭美美高调炫富”引发舆论关注

自2011年6月21日起, 昵称为“郭美美Baby”的新浪微博多次发布其名车、名包以及豪宅等照片, 吸引不少微博用户的眼球, 而其“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实名认证身份更是引发网络舆论对于红会捐款去向问题的讨论与猜测。6月28日, 短短一周之内, 网民的持续关注、各大网站相继转载、传统主流媒体发表评论、中国红十字会发布官方声明, 促使百度指数骤然上升到第一阶段的顶峰, 事件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 一个由微博引出的“娱乐事件”变成了涉及社会问题和公共利益的“公众事件”。尽管“郭美美Baby”的实名认证被新浪微博取消, 郭美美也公开道歉, 但这并未能平息公众的愤怒情绪, 而是从不断深挖红十字会的内幕, 把围绕郭美美本人所进行的公共讨论推向对红十字会善款使用、慈善机构的合法性、慈善制度改革乃至“三公”费用公开等公共性议题的讨论。直至7月5日, 在网友爆料及媒体调查报道的合力下, 一批与红十字会有合作关系的商业机构浮出水面, 事件关注度又达到高峰, 迫使监察部门建立调查组并发布官方调查结果报告。至此, “郭美美事件”的网络舆论在第一阶段逐渐落下帷幕。

(二) 第二次峰值:2013年“红十字会募捐善款”再次引发舆论热议

2013年, “郭美美事件”再次进入人们视野。4月20日, 四川雅安芦山发生大地震, 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时间进入灾区开展救援, 却不断遭受公众质疑, 甚至遭受网民们的辱骂。在其官方微博上号召大家捐款支持灾区的微博中, 无数网民以及很多大V账号竟不约而同地一致跟帖、转帖回应一个“滚”字及一个鄙视的表情, 此微博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就得到了超过14万个“滚”。[2]同时, 乐视娱乐官方微博爆料称有郭美美的性爱视频流出, 声称视频内容涉及郭美玲与红会领导的性爱视频、红会募捐时的性贿赂视频、红会高层瓜分善款时的偷拍视频。虽然此事已被证实为虚假消息, 但又让郭美美回到网络舆论的关注舞台之中。网民舆论的浪潮致使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察委员会不得不重启“郭美美事件”的调查, 并邀请社会公众共同参与调查。然而, 据中青舆情监测室抽样调查网民意见显示, 尽管事件关注者众多, 但仅有27.8%的网民对此表示赞赏, 逾七成 (72.2%) 网民持不认同态度。[3]同年5月至6月, 郭美美相继晒出价值1.7万元的水晶高跟鞋、51亿元的银行卡余额以及在澳门举办豪华生日派对, 一系列的炫富行为再度让其变成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

(三) 第三次峰值:2014年“郭美美被捕入狱”重新掀起舆论高潮

2014年7月10日, 一则“郭美美因参与网络赌球被警方抓获”的消息立即引起广泛关注, 随着警方消息的动态发布, 围绕郭美美及相关议题的网络舆论不断升温。同年8月4日凌晨1点, 央视新闻频道播出了《起底“网络红人”郭美美》的调查报道, 追问郭美美涉赌、红十字会等问题。虽然是凌晨播出的报道, 但立刻引起舆论哗然, 一日之内, 百度指数就达事件始末四个阶段的最顶峰。此时的网络舆论在主流媒体对案件信息的不断追踪下得到升级, 多年积攒的网络谣言得到了澄清, 如郭美美与红会并非是商业合作关系, 而是深圳商人王某的情人;王某并非红十字会领导而是深圳投资商人且已被依法刑事拘留;炫耀的名车豪宅其实是赌博及性交易所得等。在主流媒体调查报道下, 多年来不断受到猜忌和质疑的事件真相浮出水面, 网民也进入了白热化的讨论状态。

(四) 第四次峰值:2015年“郭美美案接受审判”触发舆论反思

2015年9月10日, 郭美美案一审开庭, 宣判郭美美以设赌场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5万元。开庭之前, 各大新闻媒体就进行提前预热, 纷纷发布开庭预告。开庭当日, 人们纷纷对庭审情况、审判结果进行实时搜索, 百度指数达到第四阶段的顶峰。9月14日央视新闻播出案件的庭审纪实, 引发网友对郭美美“长胖”等外表的讨论。从百度指数的分析来看, 案件的最终审判再次掀起网络舆论风潮, 虽然一开始网民的关注点在郭美美外表, 但随着审判结果的公布, 理性批判的网络舆论不断出现, 引发网民对郭美美家庭教育及社会现象的深刻讨论及反思。但此次议题的影响力远不及一年前郭美美被捕、高调炫富、红十字会纠葛等议题的影响力。可见, 人们对“郭美美事件”的关注度逐渐下降, 网络舆论随着事件的最终解决开始逐渐消散。

二、“郭美美事件”网络舆情“峰值”分析

根据“郭美美事件”网络舆论扩散过程可见, 网络舆论的四次波峰聚焦于事件本身并伴随新议题的出现而发生演变, 相关舆论与事件的发展如影相随, 在事件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 又会引发极具规模的舆论围观, 使网络舆论呈现波浪起伏、步步推进的发展态势。具体到微观, “郭美美事件”的舆情“峰值”又呈现出如下三个特点:

(一) “峰值”的上升时间不断缩短

从2011年郭美美事件第一次爆发, 舆论达到顶峰用了一周的时间, 到2013年因红十字会募捐善款触发舆论危机用了一天的时间, 再到2014年郭美美被捕入狱掀起舆论高潮仅用12个小时。不断缩短的舆论反应时间说明从受众第一次知道事件后, 议题的每一次拓展都在不断加深受众的心理认知, 事件越来越被受众敏感且倍加关注, 相关议题一旦在新媒体上传播, 就会立即触发网络舆论, 顷刻间就能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

(二) “峰值”的影响力不断升级

在“郭美美事件”中, 由于红十字会与郭美美关系的调查结论未能及时公布, 任何与红十字相关的话题如强制捐款、万元饭局等话题都会成为舆论热点事件, 引发红十字会强震。随后郭美美被捕入狱, 与之相关的网络赌博、明星性交易等爆料一经发布, 就会迅速扩散, 立即占据新闻头条。与“郭美美事件”相关的其他议题借公众对事件本身的关注热度引发蝴蝶效应, 引发舆情不断升级, 导致“舆情搭车”的现象。如果事件没有及时信息公开或解决, 网民们的舆情诉求得不到满足, 猜测及不满的声音会导致舆情发生转向, 与该事件相关的话题事件就会迅速扩散, 借高涨的舆情之势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致使事件影响的影响愈加广泛。

(三) 负面“峰值”逐渐转向正面“峰值”

从郭美美高调炫富到被捕入狱, 网络舆论也经历了从“人肉搜索”郭美美个人身份信息、谴责郭美美炫富、谩骂其奢靡生活开始, 逐步深挖红十字会的内幕, 把围绕郭美美本人所进行的公共讨论推向对红十字会善款使用、慈善机构的合法性、慈善制度改革乃至“三公”费用公开等公共性议题的质疑讨论, 再到对郭美美家庭教育及社会现象的深刻讨论及反思。舆论“峰值”从偏激到理性的转向, 说明了随着事件真相的不断曝露, 舆论领袖和媒体对事件的舆论引导, 以及网民自身对事件的认识不断加深, 促使理性的声音逐渐放大, 非理性的声音被逐渐淹没。

(四) “峰值”过后网络舆论仍会延续

虽然郭美美已审判入狱, 调查结果也查实郭美美炫耀的财富与红十字会、公众捐款及项目资金没有任何关系, 但却造成了不可磨灭的灾难性影响, 并逐渐在日后展现出来。捐款金额急剧下滑, 公众信任降至冰点, 郭美美成为中国红十字会跨不过去的坎。通过郭美美事件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出, 虽然事件已不会出现事发阶段出现的高“峰值”, 但只要出现与红十字会相关的话题, “郭美美事件”就成为一个蓄势以待的“定时炸弹”。虽暂时经历过一段时期的网络舆论反应的“低潮期”, 只要日后与其相关联事件一旦出现, 便又一次引爆网络舆论。可以想象, 若干年后郭美美出狱、以后择业又会触发一次次网络舆论。原因在于, 一次重大新媒体事件的网络舆论不会因为事件的解决而彻底消失, 它所造成的社会创伤是无法痊愈的。

三、新媒体事件的舆论引导策略

历时4年, “郭美美”从一个炫富微博演变为轰动整个中国的现象级新媒体事件。在这期间, 政府或相关部门完全可以进行积极舆论引导, 防止舆情的扩大化, 然而却错失良机, 导致“郭美美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应汲取此次事件的经验和教训, 及时对事件进行舆论引导。

(一) 实时预警“峰值”的骤升变化, 预防舆情“井喷”

新媒体技术的日新月异不仅改变了原有的传播格局, 其裂变式的传播能力更容易让事件迅速传播。“郭美美事件”四次峰值的反应速度不断加快, 顷刻间就能触发舆论“井喷”, 如果政府没有针对网络舆情的监测与预警机制, 很容易将局部事件推向全国, 从而引发网民的群体性事件, 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 政府需要健全网络舆情的预警机制, 多渠道收集民意, 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 实时监控、有效分析、及时控制网络舆情的发展, 同时, 还应制定新媒体事件的处理对策, 减少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以达到化解矛盾的目的。

(二) 及时降温过高“峰值”, 防止舆情扩张

新媒体事件涉及贪污腐败、官商勾结等敏感问题, 这类事件最容易引发轰动效应, 具有较大影响力, 如果不及时公开信息, 后果就是谣言肆虐, 使相关部门处理事件时更加棘手。另一方面, 在社交媒体环境下, 事件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 新闻的时效性变成了新闻的即时性, 就算政府隐瞒事件信息, 也会有其他媒体、网友的“爆料”, 甚至让“小道消息”大肆横行。因此, 政府首先应保证相关政务信息的透明、公开;其次相关部门应及时公开信息, 在事件还未达到“峰值”时就将真实情况传递给广大网民;最后还应对新媒体事件进行及时回应, 及时对过高“峰值”进行降温。事件发生必将引发网民对政府及相关部门质疑, 如果不能及时正面回应问题, 只能造成网民对政府更加不信任, “峰值”越高越有可能引发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所以, 政府及时对新媒体事件作出回应, 也能够提升政府形象, 确保公民权益。

(三) 主动监测潜在“峰值”, 警惕舆情“搭车”

虽然“舆情搭车”是一种后补的舆论监督手段, 达到了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反腐效果, 但由新媒体事件引发“舆情搭车”纯属偶然事件, 靠“搭车”去揭发问题治标不治本。[4]由新媒体事件的舆情引出“搭车”现象, 其根本原因在于网民对舆情的诉求未得到满足, 当时的舆情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释放, 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使舆情暗藏在公众的心里, 只要碰到契机就会立即“引爆”。因此, 需要主动舆情监测或数据统计, 对与之有关联的舆情进行准确分析和主动干预, 积极引导潜在舆情, 使舆情不会出现压抑的情形, 也防止舆情的借机表达, 预防“舆情搭车”现象。

摘要:时至今日, “郭美美事件”仍然余波未了, 成为探讨网络舆论的标志性事件。通过2011年6月至2015年12月“郭美美事件”网络舆论扩散过程可以看出, 事件在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 都会引发极具规模的舆论围观, 出现了四次舆情峰值。进一步分析事件舆情峰值特点, 主要有:网络舆论反应时间不断缩短、网络舆论从偏激转向理性、网络舆情搭车现象不断扩张、网络舆论不会彻底终止。笔者还从预警机制、信息公开等方面探讨了新媒体事件的舆论引导策略。

关键词:新媒体事件,网络舆论,“郭美美事件”

参考文献

[1]匡文波.论新媒体舆论的生命周期理论模型[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4 (2) :112-117.

[2][DB/OL]http://news.mydrivers.com/1/261/261101.htm.

[3]郭美美.风口浪尖上的“不倒翁”[N].新华时政, 2013-06-09.

行政案例分析 郭美美事件 篇5

——郭美美事件引发红十字会信任危机

姓名:谢明辉

学号:1443001417488 案例简介: 2011年6月21日,新浪微博上一个名叫“郭美美Baby”的网友颇受关注,这个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20岁女孩,其认证身份居然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其真实身份也众说纷纭,有网友称她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的女儿,由此引发很多网友对中国红十字会的非议。通过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公众通过慈善组织进行的捐赠大幅降低。3~5月,捐赠总额为62.6亿元,6~8月总额降为8.4亿元,降幅86.6%。直接引爆了广大公众对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

案例分析:

郭美美事件为何能在慈善界引起这么大的波澜

对于慈善,这是我们的愿景:法律规范、政府监管、公众监督、组织善治、行业自律、社会选择、平等竞争、优胜劣汰、合作共赢。而这幅美好图景,需要慈善从业者、社会管理者、媒体,以及包括你我在内的每一个社会成员,共同绘就。一切慈善事业,资金无论是公开招募,还是个人出资,都应该做到透明公开。公开招募,涉及到公众捐献是否被有效管理和使用;个人出资,涉及到相应款项是真实投向慈善,还是借慈善为逃避征税的手段。长期以来,红十字会的活动缺乏公开性。近几年,帐篷问题、发票问题、天价吃喝问题等等,在不同级别不同地区的红十字会间有所闻。6月27日,审计署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了红十字会有多项资金管理问题。中国红十字会是特殊的社会救助团体,它既连接着独立、中立的国际人道救援组织,又与中国各级政府有密切关系。中国红十字事业的信用,既关系到红十字在中国的形象,也关系到中国政府的信誉。同时,红十字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取决于公民的投入。当公民对它产生重重疑虑,它就不可能得到人们内心的支持。“郭美美事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引起巨大的关注。中国红十字会需要以确切信息证明与“郭美美”无关,但即便真的无关,也需要严肃正视自身的问题。,该案例中暴露出中国红十字会在运行与管理过程中问题

舆论对郭美美种种炫富行为的反应,恰恰凸显了红十字会,这个作为承载着公众善心的公益机构在运行与管理过程中的问题:

一是慈善组织运作不够透明。慈善组织要获得发展,慈善机构的公信力至为关键,其中又以资金管理的严格、规范、透明至关重要。而在我国慈善组织发展过程中,一些慈善捐款最终的使用不透明,甚至一些捐款被挪作它用,一些慈善捐款到底募到多少钱,谁捐的,最后使用在了什么地方,可能成了一笔糊涂账,甚至出现天价帐篷、万元餐费等问题,这些现象的存在,不仅破坏了我国慈善事业逐步建立起来的社会公信力,也影响了公众对于慈善公益事业的热情。

二是对慈善组织的监管不到位。只有超强监管,才有超强信任,一个良性的慈善制度和机制,能够实现慈善资金管理的严格、规范、透明,保证慈善业得以健康良性发展。而我国目前缺乏有效的监管体制。外部监管上,媒体对慈善业正面宣传成绩的多,而暴露实质问题的少,结果使得社会公众对慈善事业真实的运营情况知之甚少,对一些深层的问题更是缺乏了解,从而失去了“话语权”。内部监管上,慈善业行业自律机制尚未形成,对慈善组织的运行缺乏内部管理。

三是慈善法律缺位阻碍了慈善组织的发展。截至目前,我国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推进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法律体系,关于慈善信息公开的程度、标准、程序等各方面问题,还没有一个制度性的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捐赠者与接受捐赠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从政府在社会中的角色来看,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重建红十字会的公信力:

第一,慈善组织应当及时告知公众慈善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快推动信息公开透明。对于慈善组织来说,应当主动向社会公布三个层面的情况:接受捐款的情况、资金的流向和资金使用的效果,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公开透明是慈善的重要条件,也是慈善事业公信力的根本前提。只有公开透明,捐赠者才能看到自己的爱心效应,更深切地体会到“捐”有所值;才能确保善款用在该用的地方,并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慈善事业中来。

第二,加强对慈善组织的监管。在外部监管上,政府应建立专门的慈善组织监管机构,实施对慈善组织的统一监管和协调,对慈善机构的财务与经营情况定期进行公布,对善款的使用是否科学合理进行监督,并提供专线电话,随时接受公众的质询。在内部监管上,应当建立慈善行业自律机制,健全以章程为核心的内部管理制度,实行阳光运作、规范管理,做到决策科学化、运作规范化,不断提高慈善组织的公信力。

第三,完善法律制度,国家应当加快慈善专项立法工作,制定具有针对性和特定性的专门规范慈善组织活动的法规条款,对慈善组织的性质、职能、管理、运行基本准则做出规范,从源头上保证捐赠款物的接收、分配、拨付、使用等各环节工作有章可循,使得我国慈善事业有法可依、监管有据。

郭美美的人生赌局 篇6

其实,这并非郭美美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3年前,她就因红会风波,成为网络备受争议的“炫富女”。借此机会,她还用负面新闻对自己进行炒作、拍摄同名电影、去澳门豪赌、欠下虚假的巨额赌债……

一时间,她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无论人们怎么议论,但她的身世却一直是个谜,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90后”频频挑战道德和法律的底线,最终走上不归路呢?

红十字会风波

郭美美是带着“炫富”的标签走进公众视野的。

2011年6月,在她的微博照片里,不同颜色的爱马仕包包整齐排列,红色的Mini Cooper十分扎眼,而那辆价值240万元的玛莎拉蒂,郭美美以主人的姿态斜倚着它白色的车身,墨镜遮住她半张脸。

一时间,微博引发网友争议:“一个90后,哪来这么多钱?谁给你买的LV?谁给你买的玛莎拉蒂?”“不知道又是被哪个贪官包养的小三,又是一个‘反腐斗士’!”……一夜之间,郭美美成了“名人”。

让她成为“名人”的是一个叫王军的男人。

2010年,19岁的郭美美因为母亲郭登峰的关系,与中红博爱大股东深圳物华公司股东王军结识,成为“男女朋友”,因为觉得有这样一位比自己大15岁的男友而感到羞愧,她称王军为“干爹”,而王军也为她提供了炫富的资本。

认识王军不久后,郭美美就向他索要一辆车作为20岁的生日礼物,男友应允。

郭美美大胆地预订了一辆白色的玛莎拉蒂,然后给王军打电话说要先交50万元定金,但并未告诉对方全款是240万元。拿到玛莎拉蒂后,她高兴得手都发冰了,在很激动、很想给朋友看的情况下发了微博。

在此期间,她还向王军提出要当公司的CEO。“我不知道CEO是什么,就笑着说,你愿意当啥就当啥。”王军说。郭美美却根据个人想象将微博认证更名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母亲郭登峰曾意识到这样“炫富”有些不妥——这些包包大多都是假的。她说,除了自己购买和“干爹”赠送给郭美美的两个爱马仕是真包,其余都是她过去在深圳罗湖区购买的仿冒品。

但她也从未真正制止女儿在微博上“炫富”,同时为了让女儿“在同学面前有面子”,在她18岁生日时,还为她购买了一辆价值38万元的Mini Cooper。郭登峰说,这钱原本是要买房子的,当时在珠江帝景看好了,17000元一平方米,但郭美美建议说先买车,因为进出不方便。

豪车的炫耀疯传网络,但真正点燃网民愤怒情绪的,是郭美美“中国红十字商业总经理”的微博加V认证,尽管中国红十字会多方澄清,郭美美也承认这个称谓是胡闹,但这场风波还是把她拽进舆论的漩涡中,成为人人讨伐的“炫富女”。

“她本不该堕落如此”

在没认识王军之前,郭美美还是母亲口中那个有点叛逆,性格乖张,有时还会发点善心的郭美玲。

今年23岁的郭美美生于深圳,早年有着另一个更普通的名字:郭美玲。

更早些年,母亲郭登峰离开湖南益阳老家,前往深圳打拼,结识了郭美玲的生父。在她未婚怀孕时,郭美玲的生父就因诈骗罪被抓,留了200万元给情人,却没留给郭登峰一分钱。郭登峰说,她靠股票发家,几万元钱利滚利到几百万元,所以能够独立抚养女儿。

受母亲的影响,郭美玲非常痛恨父亲。在公开场合,她很少提及家族和生父,每当有人问起时,她总会草草回答:“都是经商的商人。” 唯一一次公之于众是今年2月,郭美玲在微博上发布了一张照片,是她14岁生日时一家三口的合影。

而警方介绍,其实郭美玲的家庭更为复杂,大姨曾因涉嫌容留他人卖淫被抓,其舅舅曾因贩毒被判刑。

读初二时,郭美玲跟随母亲回到湖南益阳,生活了一年,并就读于一所国际实验学校。这所“贵族学校”多富家子弟,非寄宿5000多元一学期,寄宿则更贵。

郭登峰对于女儿十分宠爱,有求必应。那时郭美玲一周回家两天,郭登峰会炖燕窝给她补身体,每周的零花钱从未低于600元。

才十五六岁的郭美玲已经显露对美的额外追求,染着黄色头发,戴了些廉价配饰,这与母亲相似——年轻时的郭登峰,也是容貌姣好,衣着时髦。她察觉到女儿的爱美之心,曾多次斥责郭美玲“读书时不好好读,总是在照镜子”。

那时,郭登峰眼中的女儿,虽然不成熟、不懂事,但还保持着纯真、善良。在“贵族学校”时,郭美玲曾将零花钱捐赠给慈善机构。六七年前,她在益阳当地电视台实习,跟随记者采访贫困大学生,看到对方的困境后,还主动将零花钱全部拿出来,递给那个学生,鼓励他努力学习。

“她本不应堕落如此。”当时任教于这所学校的老师记得,郭美玲曾因学习不好,经常受同学欺负。但他不曾想到,这个让他印象深刻的学生,才刚满20岁时,就以一种无法让世人接受的方式,引发了一个“江湖”的血雨腥风。

“我嘚瑟地活着”

2011年9月,红会风波爆发两个月后,郭美美和母亲找到了一位新经纪人Jackie,主动联系了多家媒体采访,希望能重塑形象。

当时,Jackie安静地坐在一旁,偶尔提醒她某段故事可以略过,但这不影响郭美美的表达欲,她撅起嘴:“有什么不能讲的?”

对于红十字会遭遇的信任危机,郭美美并没表现出太多愧疚和压力,她明确要求下午接受采访,否则因为没睡好出现“包子脸”会很难看;访谈间隙,她会时不时照照镜子,嘟囔着鼻子太大,或是拿出苹果手机仰望45度、举起V字手自拍。

母女二人已成为众矢之的,按她们的说法,每天躲在租住的房子里,承受各种谩骂,几乎以泪洗面。

事实上,她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大事件的撞擊而偏离轨道:开着红色的Mini Cooper,和从前一样逛街、看电影、和朋友聚会,没有遮掩,更没有躲避。对于公众的质疑,她甚至在微博上开了一场小型的“新闻发布会”。

“有些人在微博说,我嘚瑟地活着。”郭美美很认同这个评价。

为了挤进娱乐圈,赢得更多关注,她在微博上发布前往大石桥敬老院的信息,称给22位老人家送了500斤面、两箱油和45斤鸡蛋,并呼吁好心人去帮助这些老人。

今年春节,郭美美通过朋友找到了导演王宁,希望王宁和他的团队能够拍摄一部讲述自己真实故事的电影。直到电影开拍后,王宁才意识到,这个传说中“背景深厚”的姑娘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样强大。

没有房产,没有游艇,更没有宴会,拍摄地点定在郭美美位于深圳的家。而整个拍摄过程中,郭美美表现得乖巧、听话、好沟通,没什么坚持的个性,这和之前很多人眼中的郭美美差别太大。

2013年8月,网络电影《绿茶妹》发布,郭美美在其中扮演“游戏女郎”的角色,虽是个无足轻重的配角,但也给她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名气”。

用身体当筹码开赌场

随着高密度的曝光,郭美美很快成为“网络红人”。受益于这张名片,她也曾试图通过自己的名气来经营店铺,获得更多财富。

两年前,郭美美在北京租下一间40平方米的铺子,开了一家古曼堂,主要经营泰国佛牌、精品女装、奢侈品包。一年后,店铺倒闭。她又张罗了家淘宝店,亲自担任模特,所卖服装从几十到几百元不等,最贵的衣服才480元。

很显然,这样的赚钱速度并不能满足郭美美。

有些网站找到她,靠她做宣传和炒作,每每网站获利,她便会得到网站提供的40万元赌场筹码和10万元现金。同时,她还飞往全国各地参加了不少所谓的“商演”,曾签约的一家南方某演艺公司,承诺她每年安排不少于50次的“夜场商演”,每次报酬5万元。

后来,警方查明,郭美美之前所谓的“商演”其实不足20场,她的收入来源有一部分是从事性交易。她常以演出的名义与不同的陌生男人会面,每次性交易都会获得二三十万元现金。

而3年前,郭美美不止一次强调自己的原则:“为了钱出卖自己的灵魂,出卖自己的肉体,我本人最厌恶的就是这种东西。”

这些用身体做筹码得来的钱都被郭美美用在了赌场上,她的圈内朋友都知道,她出入澳门赌场是常事兒,3年前,她的朋友就对媒体说,郭美美买Mini Cooper的钱是她在澳门赌博赢来的。

但郭美美已经不满足于坐在澳门的赌桌旁,她把“局”设在了北京。2013年2月,郭美美用1.9万元在北京公馆东塔楼租了间房,把它打造成了赌场。

赌场很专业,有赌桌筹码、POS机,有专业发牌手,还有从澳门过来的外籍专业玩家,他们大多是郭美美的朋友,往往一个小时内,他们就会输几万元至几十万元。

警方证实,郭美美的合伙人是她在澳门赌博时结识的男友。每场赌资金额都是上百万元,仅抽取提成,她就获利数十万元。

在这一场场赌局里,郭美美越涉越深,直到今年世界杯。6月13日,她发布微博:“又感冒要早起飞南宁演出,今晚也没法看球赛了,反正我买了巴西和智利有信心一定赢。”她还晒出了下注单,但不久就删除了

两天后,她发微博说自己这次“输大了”。

郭美美事件 篇7

“郭美美事件”发生后, 监察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中国商业联合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相关人员等组成联合调查组, 从2011年7月开始, 对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 商红会中不存在“红十字商会”这一机构, 没有设立“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这一职务;郭美美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商红会没有任何关系, 其炫耀的财富与红十字会、公众捐款及项目资金没有任何关系。

通过此事件可以发现, 红十字总会在对行业红十字会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业务开展方面, 疏于管理, 监督不力;在红十字品牌的使用和保护方面, 管理不严, 措施不力;在及时全面、真实准确地向社会公布捐赠款物使用情况、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由这一网络炫富事件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 折射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当下的监管缺位。

1、非营利组织的监管部门缺位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总则规定, 有三类团体准免予登记, 其中包括全国总工会、共青团、全国妇联、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国残联、宋庆龄基金会在内的社会团体。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第八条规定, 全国性行业根据需要可以建立行业红十字会。2010年7月1日,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就公众关注的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运作方式问题发表声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属于业务指导关系, 不参与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人事、行政和账户的管理工作。由此, 中国商业红十字会演变成一个没有注册、没有监管部门、没有法人的特殊组织机构。而这个问题的根源还在于中国红十字会是一个免于登记的团体, 其本身就缺乏主管部门的监督。

2、现有法律对于“红”“商”合作权利界限规定不明确

中国红十字会在一些公益慈善项目上, 与企业紧密合作, 存在慈善与商业界限不清、权责不明、监管缺位的先天痼疾, 使得“以慈善为名, 行商业之实”成为现实存在。有的合作企业甚至将此当作一种“独特的商业模式”。因为现有的法律法规并未对公益组织与商业机构合作的权利界限做出明确的区隔, 一批与红十字会有合作关系的商业机构, 与商红会直接发生关系, 有些商业机构负责人甚至在商红会兼职。这些机构究竟如何与商红会合作;在合作中, 慈善与商业又分别居于何等位置?最关键的是, 究竟是商业为慈善助力, 还是慈善为商业效力。这些问题, 都需要在法律层面上给出答复。

3、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受到质疑源自内因

慈善事业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事业, 在中国长期处于“官办”状态。由于政府代办代管的背景, 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代表的很多官办慈善组织难以避免地把种种“官场习气”带入慈善行业。效率低下, 管理松散、不透明甚至不规矩, 都令管办慈善饱受诟病。慈善被官方垄断, 这样的非竞争、非市场甚至少管理, 使得慈善组织违背宗旨办事。红十字会深陷危机的现状已经表明, 目前慈善组织运作体制必须做出彻底而深刻的反思, 积极启动自身改革。进而言之, 推动改革的原动力主要来自官僚化的慈善机构与开放式的互联网之间产生的一些基本矛盾。

二、对中国红十字会的监管体系分析

在中国, 各省市、区县都设有相应的红十字会组织, 其基层组织一直延伸到工厂、学校、社区和街道。对红十字会进行合理、合法、有效的监督能够保证组织的长久发展。从我国的法律框架来看, 对红十字会的监督内容主要包括:对非营利性的监督、对财务活动的监督、对人员的监督。其监督主体也有内外之分。

1、对红十字会的内部监督

(1) 制定内部规章制度

制定内部规章制度既是一个组织的管理手段, 同时也是组织的监督手段。规章制度是组织内部的“法律”, 是组织及其人员活动的准则和依据。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中国红十字会募捐和接受捐赠工作条例、中国红十字会会费管理办法等共同组成了红十字会行为的框架, 指导和约束各级红十字会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 起到了自我监督的作用。

(2) 建立健全理事会制度

根据红十字会法及红十字会章程, 中国红十字会的权力机构为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各级红十字会理事会由会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各级红十字会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由理事会执行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理事会向会员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接受其监督。

(3) 内部民主监督

红十字会会员是红十字会组织内部民主监督的主体, 是红十字会内部监督中最普遍最重要的监督力量。根据《红十字会章程》的规定, 首先, 红十字会成员通过参加红十字会的有关活动、会议及专业培训, 直接、客观了解红十字会的工作状况, 提供持续性监督红十字会的渠道。其次, 红十字会成员通过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 挑选高素质、高品格的优秀人才为红十字会工作, 通过行使表决权协助红十字会做出理性、正确的决策。最后, 会员通过对红十字会工作提出建议和批评, 协助红十字会改进工作, 及时纠错, 提高工作效率。

(4) 红十字会宗旨和使命的监督

红十字会的宗旨和使命是红十字会自我监督的核心, 对组织的方方面面起到巨大的监督作用。红十字事业是崇高、美好的事业, 每个红十字会成员都会自觉不自觉的接受红十字会精神的洗礼, 在这种精神力量的驱动下, 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及行为准则和组织宗旨密切结合, 形成了一种强大的道德自律。这种道德自律由内而外对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起到监督和约束作用, 增强他们的事业感、使命感, 以红十字会的使命为己任, 廉洁使用经费, 高效完成工作。

2、对红十字会的外部监督

(1) 政府监督

红十字会是独立的社会组织, 有独立自主的判断、决策和行为的机制与能力。政府对红十字会的监督并非像对待行政隶属部门一样, 而只能以立法者的身份为红十字会的活动依法制定规范, 以执法者的身份依法监督规范的实施, 以裁判者的身份对红十字会行为是否正当进行判断, 督促、引导、帮助红十字会朝着法制化的轨道运行。

(2) 社会监督

社会监督包括新闻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社会监督对于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促进社会福利政策的贯彻实施, 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增进红十字会行为的合法性, 净化社会环境, 防止贪污腐败等不法行为的发生, 强化公民的民主法规观念,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结束语

加快中国慈善立法, 从法律上扫清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障碍, 同时用健全的法规制度看管好社会的爱心, 这是摆在中国慈善事业面前的必由之路。当然, 中国的慈善事业迈入法制化轨道,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事件背后, 我们更期待一个透明、公正的绿色慈善事业的崛起。

参考文献

[1]傅达林.“郭美美事件”折射我国慈善组织监管缺失[J].法制与经济, 2011 (15) .

[2]冯禹丁, 陈新焱, 祝杨.“中国特色”的红十字会[J].协商论坛, 2011 (9) .

[3]李妍.红十字会匆忙“晒账本”:中国慈善何时才能“打开天窗说亮话”[J].中国经济周刊, 2011 (31) .

[4]陆琳.我国红十字会监督体系浅析[J].健康必读, 2011 (3) .

郭美美事件 篇8

2011年6月, 新浪微博上一个名叫“郭美美Baby”的网友颇受关注, 这个自称“住大别墅, 开玛莎拉蒂”的20岁女孩, 在微博上多次发布其豪宅、名车、名包等照片, 2011年6月20日被网友发现, 被指炫富。博主的认证身份居然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其真实身份也众说纷纭, 有网友称她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的女儿, 由此引发很多网友对中国红十字会的非议。

同年8月3日, 郭美美母女首次面对媒体, 接受郎咸平独家专访, 郭美美在节目中流泪道歉, 承认是出于虚荣心和攀比心认证了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并强调一切与红十字会无关。但是, 网友对这样的答复似乎并不满意, 简短的声明会不会是欲盖弥彰的敷衍之词?冰冷的回应会不会是对社会公信力的又一次摧残?网友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来寻找真相。于是, 人肉、曝光、辟谣, 微博又火起来了。

微博引爆后, 经过传统媒体放大, 然后再回到微博平台进一步深挖、爆料, 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微博传播路径。这也是郭美美事件能够将微博平均15分钟的生命周期延长到超过1个月的原因。自2011年6月22日晚郭美美闲极无聊在微博上晒自己的新礼物开始至今, 郭美美事件还在发酵进行中。其间历时卢美美、达芬奇家具、动车出轨而热度不减。直至今日, 只要有郭美美的名字在, 就能在网络上吸引数以千万计的点击量。

网络围观:一种网民力量的释放

纵观2011年, 微博围观成网络最热点的话题。校长撑腰体、丹丹体、蓝精灵体、TVB体、咆哮体、淘宝体, 各种各样的体肆意横行网络。无论是五道杠的少年 (黄艺博) , 还是口无遮拦的明星 (吕丽萍) ;无论是对撞伤儿童视而不见的冷漠 (小悦悦事件) , 还是对结发妻子拳脚相加的疯狂 (李阳家暴事件) , 都在微博平台上接受着公众的围观和民意的评判。

微博走红的原因在于其充分利用了读者的时间碎片和便捷的转发机制。在物质条件日益丰富和发达的今天, 公众的物质需求逐渐被更多的精神需求所代替, 心理需求发生很大的变化, 猎奇心理日益强烈。不管是什么人什么事件, 只要准确抓住了网民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 就能取得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实中的轰动效果。炒作也好, 作秀也好, 网民们似乎不需要去理解什么, 网络似乎也不需要网民理解什么, 随波逐流, 娱乐至死才是网络生存的王道。

因此, 不管网络构建的是不是一个虚拟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发生的事情都会对人类的认知产生影响。当然, 郭美美和卢美美事件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在网络上迅速蔓延, 与专业的媒体从业者跟风炒作、网络媒体追求高点击率、网民心智发展不成熟等也有着莫大的关联。如果放任网络中的种种行为大行其道而不加约束, 我们的现实世界必将被重创, 陷入美国文化传播学家波兹曼所描述的“娱乐至死”的境地。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这样写道:“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 毫无怨言, 甚至无声无息, 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1]安德鲁·基恩将娱乐改为了网络, 他在《网民的狂欢》中写道:“伴随着网络的繁盛, 愚昧和低品位、个人主义和极权统治也大量涌现。”

网络媒体追求的是“眼球效应”, 在网络浩渺的信息中, 空间和内容都是海量的、过剩的, 甚至大部分内容都是重复的, 只有那些稀缺的资源才能吸引更多的网民围观。而当一个网络人物或者网络事件成为某一时期的焦点时, 网民的积极性就被极大地调动起来, 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进来, 他们自身也从中得到被关注的满足。在这一点上, 网络和电视具有相同的共性, 它们都拒绝和排斥思考, 所有活动的目的只有一个, 即把网民的人气想方设法聚集起来。每一个网民都渴望被别人关注, 互联网只有满足网民的这个要求, 才能把一部分人吸引到自己的页面上来。

网络时代:我秀, 故我在

“我思, 故我在”被“我秀, 故我在”所取代, 在网络时代, 一种新形态的自我暴露主义大行其道, 晒生活、晒工资、晒照片、晒装修, 点点滴滴、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都可以在网上拿来晒, 从电影的喜好、热爱的偶像, 到心情故事、日常的流水账不一而足, 无所不包、无所不秀, 零成本零代价地在网络上横行, 成千上万的网友自愿或是被迫分享着陌生人的生活细节, 在分享的同时, 网民的“偷窥”心理也被极大地满足着, 这也就不难理解, 为何“艳照门”、“兽兽门”等各种“门事件”, 能吸引众多网友围观的缘故了。只要网民愿意, 轻点鼠标, 就能名正言顺地窥视别人的私生活。

网络的发展让数以千万计的网民有了多种多样的表达渠道, 他们通过论坛、博客、微博等方式宣泄着自己的情感。从芙蓉姐姐、凤姐到小月月, 从郭美美、卢美美到各种各样的“美美”;从“艳照门”、“兽兽门”到各种各样的“门”, 每次网络事件的背后, 网民们都以空前的热情围观, 思考已经变得不再重要。这些事件丝毫不会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 他们在网络上的所有行为有着有意或者是无意的娱乐或清醒, 恋网成癖, 触碰到底线的隐私暴露, 防不胜防的策划事件, 网民被愚弄并快乐着, 尽管他们在事后知晓自己被愚弄, 但是他们好像对此并不介意, 一批又一批网民在网络中载歌载舞地狂欢。

网络生存:全民狂欢娱乐至死

腾讯网副总编辑王永治认为娱乐时代需要互动、参与, 需要一个全民发泄、吐口水、狂欢的平台。[2]没有任何媒体能像网络一样提供这样一个自由开放的平台。每个人在网络中随时随地都可以被来自全球各地的“大事件”, 或者是经过网络转发被放大的“小事件”绑架, 很多人在网络中迷失了自我, 个体娱乐化, 放弃了理性的反思, 跟随着网络中的舆论潮流, 不由自主地被网民或者别有用心的网络推手推动着, 没有确定方向地飘荡。

新浪网总编辑陈彤不担心媒体被娱乐化, 不担心事件过程被情绪推动, 从而无助于理性的形成。他说:“绝大多数新闻是不需要理性的, 比如说某地大火, 不需要理性思考。”[2]新闻仅仅只是网络这个庞大体系中的一个构件, 另外还有海量的难以计数的微博信息、视频、图片等等, 对于既定的新闻事实不需要太多理性的思考, 前提是网络能保证这些新闻的真实性。而对于像网络中爆炸式增长的信息, 网民们又会选择什么样的阅读方式呢?王永治在“新西安·新形象”2011全国都市报总编辑年会暨中国报业品牌年会上, 作题为《全媒体时代的微博平台》的演讲时总结了五种阅读方式, 首先是娱乐化阅读, 其次是浅阅读、快阅读、碎片式阅读、文化阅读。娱乐化阅读, 这是网友首选的阅读方式, 娱乐化阅读即是娱乐化心态下的娱乐化网络生存方式。

网络作为一个时代新的传播媒介, 本身并无对错可言, 网络出现的娱乐化倾向均在于使用网络的网民的不恰当运用。而在当下, 网络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都得不到保证, 网络媒介的公信力也一直不被认可。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 它们所承担的社会责任都是一样的, “自由便意味着责任”, 这是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通行的法则。目前, 网络媒体正逐步步入主流媒体的行列, 但是, 网络媒体究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还没有明确地确立下来。当海量的即时信息与媒介的有效把关发生冲突时, 当信息的真实性与传播的时效性相对立时, 网络媒介是选择节节攀升的点击率, 还是并不轻松的社会责任呢?

最后, 尼尔·波兹曼在《赫胥黎的警告》一章中忧心绝望之致、感人之致:“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 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 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 总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 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 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 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1]毁掉我们的, 不是我们憎恨的东西, 而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赫胥黎说流水线将毁掉我们, 波兹曼认为是娱乐, 基恩则指向了网络。以如今的现状看来, 前两者并未能毁灭我们, 那么网络会吗?

财新网记者王勇在博客中这样写道:“这一年, 郭美美这个名字真红, 贯穿始终。我非常不幸地在办公场合被人家强迫听她的所谓单曲, 捏着的嗓子背后, 我只记住两个字的歌词——叮当, 也许有些媒体觉得那是郭美美示好的风铃, 其实那是敲给这个社会的警钟。”[3]

参考文献

[1]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 .

[2]侯继勇.新媒体“球事”:娱乐至死[N].21世纪经济报道, 2010-07-12.

郭美美二度新闻潮考验媒介伦理 篇9

如果说过去有关郭美美与红十字会的新闻雄霸读观视线是首度浪潮, 那么, 这次的回潮则是二度新闻浪潮了。现在人们关心的是, 这个二度新闻潮的推力发自何处?媒体巨量报道是不是超出媒介伦理的底线?

在第一波新闻潮中, 人们对媒体报道的微量非议主要集中在, 对一个小女孩虚荣的穷追猛打是否过了头?由于郭美美与红十字会扯上关系, 涉及到善款是否被挪为她用, 更多的人对媒体的穷追猛打表示理解。可是二度新闻潮的语境已经发生了变化:郭美美开始踏足娱乐圈, 她的背后有一个炒作团队, 她需要新闻, 她从被动变为主动……在这样的语境里, 媒体的“适时配合”无疑要招来非议, 甚至是愤怒。

赞成继续报道郭美美的人认为, 新闻可以报道一切值得报道的人和事, 哪怕是恐怖大王拉登, 关键是你怎么报道。对郭美美而言, 她如果与红十字会无关, 仅仅是用自己合法得来的钱炫富, 那么她顶多是个不被多数人喜欢的人, 够不上丑恶。

可是她真与红十字会无关吗?这仍然是个有待求证的命题, 也就是说, 新闻的追问还未完成, 继续追踪仍有必要。现在的问题是, 媒体花费巨量篇幅仍然没有给出多少新鲜和有效的信息, 这就像有人问你现在几点, 你却把钟表的详细构造和盘托出一样。这样的报道, 应该说只是满足了郭美美的当下需求和读者的好奇, 难免落下“配合宣传”和为吸引眼球而降格的骂名。

还会不会再有郭美美 篇10

郭美美何许人也?上世纪90年代初出生在一个湖南普通但又有些“特殊”家庭的女孩子。如果按正常人的轨迹,郭美美走到今天,也许只是一个默默无闻,或者在特定圈子内有点小名气的寻常女子。然而,3年前她却因为在微博上自诩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频发豪车、奢侈品等炫耀奢华生活方式的照片,引起了网民的极大关注。一些西方国家的媒体都借机拿中国的慈善说事,中国红十字会为此一度陷入“危机”。

随后的郭美美妄人妄语,诡谲无行,更让人瞠目结舌。有网站发布了17.2G的性爱视频,主角便是郭关美,还有郭美美与外籍男友的私房照,晒出的名包、名车、钻戒以及与富二代隔空炫富时亮出的500万赌场筹码等。这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显摆,别的目的未必达到,但郭美美的名气由此更响亮了,这点毋庸置疑。

郭美美的名气是“臭名”、“恶名”,从一开始实际就定了论。然而,令人所思匪夷的是,就是这样一个与道德伦理明显相悖的“坏女人”,却一直在网上拥有很高的点击量,并引起社会极为广泛的关注。坊间提起别人或许无人所知,但说到郭美关,男女老少,无所不晓。这也算是怪事一桩,人们的道德感、责任感都哪去了?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郭美美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发展到路人皆知的“网络红人”,其实都是网络推手及网络水军公司一手策划的阴谋。这些推手和公司的真实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获得更多营销利益。郭美美在他们手里不过是一个棋子,一个砝码而已。为了利益,他们炮制虚假新闻、故意歪曲事实,不仅令中国慈善事业遭受损失,严重破坏了社会诚信体系,也误导和诱惑广大年轻人助长了自利主义、拜金主义、纵欲主义,同时也“害”了郭美美本人。

不可否认,郭美美就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化身”,她的所作所为,反映了其追求奢侈,虚荣炫富,极端自私的内心世界。但郭美美能发展今天,非一日之寒。她有个很“糟”的家庭环境,父母离异,其父有诈骗前科,其母长期经营洗浴、桑拿行当,其舅舅曾因贩毒被判刑。尽管如此,19岁前,郭美美还有过“阳光”的一面。曾获得好乐迪全国KTV新星大赛深圳赛区的冠军,出演过电影、连续剧,以及一些网络剧的角色等。如果郭美美能沿着“正道”走下去,未必会落得今天锒铛入狱的下场。然而,假设毕竟是一种愿望,现实是郭美美认识了有钱的“干爹”,其命运便开始了质的改变。

郭美美咎由自取。但是,回头想想,一个在许多父母眼里依旧是孩子的年轻女子,既没有过硬的背景,又没有可观的财力,更没有独特的过人之处,居然兴风作浪,名噪一时,其中的玄机究竟在何处?

固然网络推手们起了重要作用,但网络影响虽大,毕竟还是有限度。平面媒体介入,放大效应立时变得更突出。老百姓相信平面媒体远远胜过网络。然而,传统媒体多是无声的转载,连篇累牍,既没有明确的态度,也没有清晰的导向,网络语言变成了“官方”文字,谣传必然甚嚣尘上,郭美美自然忘乎所以。于是,不光一個郭美美,干露露,芙蓉姐姐等莫名其妙、乌七八糟的所谓“网络红人”不断涌现。回头看,哪个背后没有大众媒体的介入和“助力”?不管是无心,还是歪打正着,应该承认,媒体的“热心”“关注”,有意无意地造就了这些诡异的“英雄”。还有中国红十字会,现在是“平反昭雪”了,但当时“中枪”后的辩解为什么就那么苍白无力呢?

郭美美倒了,实际许多人早料到这天会到来。空中楼阁,总归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然而,这种闹剧还会不会再发生,还会不会再有郭美美?值得深思,也值得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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