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能否和平解决

2024-06-19

台湾问题能否和平解决（精选6篇）

篇1：台湾问题能否和平解决

1.以一个中国为原则，体现的是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追求的是和平统一目标。“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

2.这倒不是说大陆打不过台湾，而是一旦开战，大陆政府和人民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台湾，很有可能是整个世界强国。就好像现在的利比亚内战一样，我们仔细的看看，参与干预利比亚内战的哪些国家，有哪个实力不如利比亚？所以一旦大陆武力收复台湾，和台湾开战，大陆政府很有可能陷入利比亚这样的状况。

3.对于台湾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接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总编辑采访，谈到台湾问题时曾说：“我们一直主张通过和谈实现中国统一，这符合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愿。”温总理提出“只要有一线希望，决不放弃和平的努力”，由此证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同样是国家及全体人名的共同意愿。

为什么不能打！台湾面积35774.6平方公里，1566公里的海岸线延绵不绝，山脉起伏，峰峦叠错。50年来，台湾当局始终把抗登陆作为有效的防御系统，滩涂登陆目前是根本做不到的，更别说那平均200千米宽的天然的海水屏障，我们靠什么登陆？现在早已不是渡江战役的年代了。

如果我们选择战争的话，如何巩固统一，统一之后面对的威胁还有哪些，统一之后我们还要面临哪些问题，该如何解决等等，我们不能以为统一了就万事大吉，我们需要的是能考虑得更深远一些，如果我们选择战争，那么一定是无奈之下的被迫之举，是下下策！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最高利益当是强大富裕，战争是有悖于这一目标的，而台独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大障碍，因此和平统一才是中华民族的上上选，和现在流行的观点不同，不能认为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很小，相反，如果我们措施得当，和平统一的可能性是相当高的，一旦实现了和平统一，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也是势不可挡的。

现在开战的话，我们一定会回到解放前，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努力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与此同时，必须保证台湾地区的稳定和现状，最根本的底线就是台湾坚决不能独立。无论是大陆政府还是台湾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所有人都是从自己国家民族和政党利益出发的。

“分裂的中国”不仅是国家形式上的分裂，更是国家认同上的分裂。因此，追求中国的统一，就不仅要解决国家形式上的分裂，更要达成国家认同上的一致。国家认同能够达成统一，形式上的统一自然就水到渠成。惟有达成国家认同上的一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才是长久永固的统一，才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统一。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武力是不能服众的！

武力统一台湾的主张，其最大的不足之处就是，忽视了国家认同的一致这个更为重要的根本问题，武统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只求形式不顾内容、只图眼下不谋长远的短视行为。这种头脑简单的思维，貌似有利于国家民族，实则祸国殃民。如果不在国家认同上下工夫，而只图一时之快、逞一时之强、行一时之易，强行仓促地以武力拿下台湾，那么拿下之后必然面临的是长期之痛、长期之患、长期之难。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惨痛教训当令国人引以为诫。退一万步讲，即使是在台独分裂势力铤而走险而大陆方面不得不依《反分裂国家法》以武力拿下台湾的条件下，这也只是提前解决了国家形式上的统一而已，回过头来还需要我们继续解决好国家认同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完全、彻底地解决台湾问题。

因此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必须摈弃以武力统一台湾的那种先易后难、似简实繁、一劳永逸式的幼稚想法，坚持和平统一的正确立场和信念，从台湾问题的根子着手，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积极主动地解决统一问题。人间正道是沧桑，追求和平统一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正道。虽然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条路看起来比较艰难、需要花较长的时间，但我们仍然应该坚信这条路是一定会越走越宽、越走越快、越走越光明的。

根据世界各国的常规军事力量和核武器力量综合推测出世界军事力量排名 1.核弹力量美国：6600枚俄罗斯：6300枚法国：500枚；中国：450枚(美国是中国的14.7倍)2在各国装备的坦克和装甲车数量方面：中国以1.9万辆坦克和3万辆装甲车排名“第三”。美国：2.6万辆和4.4万辆；俄罗斯：2.2万辆和3.6万辆；（与美国仍有差距）3.空中力量在各国装备的战斗机和直升机数量方面

美国：2800架和3500架；俄罗斯：2500架和3000架；中国：1750架和1250架；（美国是中国的近两倍和三倍）

4.海军

在各国装备的大型水面舰艇和潜艇数量方面，中国以315艘大型水面舰艇和85艘潜艇排名“第三”。5.总兵力

在各国武装力量人数对比方面，中国以230万总兵力，其中陆军160万、海军40万、空军25.5万排名“第一”。

综合三强之内,单项海空军弱进不了三强,海军大型军舰少无航母,舰艇老旧数量多,空军也一样老旧数量多,加油机,大型运输机,预警机数量少,直升机缺口更大.比起美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美国2009年11月19日出版《中国简报》(China Brief)中，发表了哥德斯坦因教授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是“中国海岸警卫发展：挑战与机遇”。文章认为，与其他太平洋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拥有强大而有效的海岸警卫力量相比，中国虽然在海事执法和管理能力方面有较大提升，但还是存在很大差距。

篇2：台湾问题能否和平解决

在《2000亿美元经营台海》文章中，其中提出了不少相当具体的个人看法和谋略，如果我们选择战争的话，我们认为有许多观点可以采纳，但文中缺少了对于统一之后的考虑，比如，如何巩固统一，统一之后面对的威胁还有哪些，统一之后我们还要面临哪些问题，该如何解决等等，希望作者不要以为统一了就万事大吉，我们需要的是能考虑得更深远一些，本文的目的不画蛇添足，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选择战争，那么一定是无奈之下的被迫之举，是下下策，更何况核战！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最高利益当是强大富裕，战争是有悖于这一目标的，而台独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大障碍，因此和平统一才是中华民族的上上选，和现在流行的观点不同，我并不认为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很小，相反，如果我们措施得当，和平统一的可能性是相当高的，一旦实现了和平统一，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也是势不可挡的。

仔细研究台湾岛内的舆论倾向，台独的最大借口就是大陆的政治制度不民主，这个借口的确很有杀伤力，不仅使得很多台湾人将选票投向了台独，也是美国坚决站在台湾一边的主要借口，如果失去这个借口，台独就失去了民意基础，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也就完全可能了，这样看来，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不在台湾岛内，而是在大陆，和平诚意不是民进党，而在共产党，退一万步讲，如果大陆真正施行了民主政治，而台湾仍然一意孤行，那么那个时候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国际环境也比现在要好得多，解决起来也没有现在这么复杂，因为就目前的国际舆论看来，台湾问题不仅仅是个分裂与统一的问题，更是一个两种制度的冲突问题，大陆施行民主制度，台湾问题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内政问题。另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也为和平解决外蒙问题建立了一个先例，有了台湾，进出太平洋有了根据地，与日争锋以及解决南海问题也就得了地利，有了外蒙，中国的发展空间和战略纵深将大大扩展，西部开发也才有了坚强后盾，为日后收复俄占故土打下坚实基础。

当前共产党面临的政治风险可以说已经非常高了，比如腐败问题、经济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三农问题、城乡差别问题、贫富两极分化问题等等。

上述这些问题有些解决起来难度并不高，只要决心够就可以了，但有些问题就很棘手，比如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和腐败问题，如果要和平解决，就需要足够的耐性和时间，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又是如此迫在眉睫，因此何去何从，要看共产党的施政决心和手段了，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从政治制度改革入手，即可以快速解决这些问题，也使得共产党不必承担暴力解决的后果，但政治制度改革的顺利实施需要良好的内外部环境，对内需要良好的政治信誉，这样才不至于在施行民主制度的时候反而遭淘汰。从这个方面上讲，有必要先着手处理一些容易处理的问题，显示出施政决心，从而赢得民众支持，另外还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比如，真正代表多数民众的利益，重温党的宗旨，重塑党性原则，划清与少数利益集团的界限，这些都应该是政治改革的前奏和成功保证。要作好这些工作，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研究，但行动一定要果断有效

我的建议具体如下

1、先将新疆和西藏划为几个小的行政单位，就现在的西藏和新疆的行政区域而言太大了，并不适合实施有效行政管理，划小行政区域将来也一定会作的，早作比晚作好。

2、中央收回地方财政权，合并国税和地税，地方财政由中央统一划拨，彻底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源。

3、不再施行现有的全国经济政策一刀切的做法，而是按地区差异给予财政、税收等政策区别对待，以引导民营经济和劳动力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为西部开发提供动力，同时减轻中心城市的压力。

4、将税收总体水平调低，应当为企业保留足够合理的盈利空间，即可以促进企业自身发展，又可以减少企业偷逃税的现象，加强加大审计力度，对企业的偷逃税现象要加大处罚力度，这可以保证国家对经济真实状况的掌握。

5、建立国家信用体系，从个人到企事业单位，都要建立有效的信用跟踪记录，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体现出信用的价值，帮助公民建立自觉的信用理念，这有必要彻底取消城乡二元结构，代之以统一的公民登记制度。

6、必须施行银行储蓄的实名制，与信用系统配合，可以基本杜绝明目张胆的腐败行为。

7、在国营企业实行民主管理，中央只指派党代表，企业管理层由职工直选产生，党代表对上负责，管理层对下负责，党代表的工资由中央财政下发，与企业利益脱钩，党代表在国企中拥有否决权，但无提案权，形成党与企业内部小集团利益的制衡，将企业的工资总额与其效益挂钩，即可以试点民主制度，又可以激发国营企业的活力，还可以减少国企腐败现象。

8、小学中学实行免费教育，学校提供食宿，并享受公费医疗，学生带到学校的钱物由学校没收，这可杜绝马加爵现象：），大学教育视经济情况而定，经济情况好，则实行免费大学教育，经济情况差，就实行贷款教育，所谓贷款教育是毕业生有稳定的收入时按收入比例回报母校一定的费用，这要配合信用系统，这即可以促使学校更加注重教育质量，更加注重社会实际，又可以减少对国家财政的依赖。

9、公民按信用等级享受不同程度的公费医疗，这即可以解决完全免费医疗带来的资源浪费问题，又可以解决完全市场化的医疗带来的不平等现象。

10、对于个人收入的收税也要根据信用评估区别对待，各个区间的征收百分比应该进一步提高，个税收入直接用于贫困人口的经济补贴，具体是以该地区或全国国民人均收入为参考点（可在人均收入的一定范围内浮动，浮动范围视国家财政状况而定），收入在起征点以下的将差额按比例发放贫困补贴，人均收入以上的就征收个人调节税，国家不能将个税作为财政盈余项目，个人向教育、交通、医疗等公共基础建设的募捐不记入收入，以促进扩大基础建设的资金来源。

11、取消乡镇两级行政单位，县（市）以下设区，区下设街道或村，从目前的现实看来，乡镇两级行政单位越来越失去其存在的意义，而且由于数量庞大，乡又太小，镇又太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常常是不管事的婆婆，管也管不了，区直接对县市负责，所管范围比乡大，比镇小，可以达到一定的管理效率，这也为以后的民主选举奠定行政基础。

12、军人不同于普通公民，军队现役人员，不能在媒体上发表言论，不得出版任何书籍、影像，要发表言论就必须退役，这可以彻底防止军人干政。

13、关于三农问题，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土地政策，庞大的农业人口的去留的大问题，是需要系统地逐步解决的问题，从目前积累的经验看，似乎农业合作化道路是一个方向，但前提是要很好地解决土地问题，以及农民工的城市化问题，其关键是要城市消化足够多的农村人口，然后在剩余土地的基础上解决土地问题，这同样要求取消城乡二元结构，以利于城市的资金、技术以及需求及时回流到农村，而农村的劳动力也能顺利融入到城市，在人少地多的情况下才能才能开展合作化生产，提高农村人均收入，将农村劳动力向西部转移也是个好主意，但没有长期的足够吸引力的政策及经济支持，转移的人口依然会回流到东部。

总之，我认为，当上述措施见了成效之后，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会消解不少，社会矛盾也没有这么激化，人民对于共产党的信心将重新树立，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就成熟了，当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之时，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有了相当的把握，我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也大大改善，与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的角力虽不会改变，但不会象现在这样被动和激烈。

篇3：台湾问题能否和平解决

智能手机的普及改变了消费者的使用行为和服务期望, 这一背景下运营商所面临的网络压力大大增加。因此继不久前荷兰运营商希望提升移动数据业务价格后, 近日美国、日本的运营商也在对数据业务的无限量包月制进行调整。

运营商进行这样的调整是否合理, 能否真正解决日益严重的网络负荷及流量压力问题, 则需要做一个分析和评估。欧洲运营商O2是最早提出取消数据包月制的运营商, 而且就在2011年11月O2因为网络压力带来了话音质量的骤降, 由此引发了大量用户投诉。为了挽回影响它也在做各种努力和尝试, 我们不妨将它作为一个分析对象。

从容忍策略到限制用量

O2是在2010年中就开始考虑并对无限量客户实施限制的, 但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 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2011年11月, O2的数据流量压力甚至影响到了其话音业务的开展, 有超过6000名客户在网站上注册投诉O2的话音网络质量, 他们声称经常会出现通话中的掉话。O2将问题归咎于数据网络的流量, 并称12月前通过扩容等方式能够给予解决, 但这一承诺受到多方质疑。

O2其实很早就意识到这一问题。和大部分主流运营商一样, O2最初给客户提供的是基于容忍策略的解决方案。一直以来宽带接入的包月方案就是基于这一思路, 然而随着下载量的无限增大, O2的网络承载感受到了巨大压力。2010年5月O2宣布将对一些下载量极大的无线互联包月用户采取用量限制的措施, O2给出的理由是为了确保大部分客户的服务质量和服务体验。O2同时还给出了针对这个问题的两个配合性解决方案:其一是升级软硬件以提高网络能力;其二是将网络上的业务进一步划分优先级, 例如优先保证流媒体业务其次再考虑对时间不敏感的业务。O2在德国推出的移动宽带包月业务有这样的条款:用户每月下载量超过10G, 网络将自动从UMTS切换到GPRS。这样一来, 用户的下行带宽实际上得到了有效控制。

2010年9月, O2进一步公布了更为严格的流量控制政策。在这个政策规定下, P2P和视频流服务的传送进一步受到控制, 在某些情况下此类业务的可用速度甚至只有50kbit/s。通过这样的控制策略, O2预计能够将P2P业务的吞吐速度控制在50kbit/s的范围内。

调整资费短期奏效

O2的这种做法同荷兰运营商的提高数据业务价格都是存在风险的。面对不断下跌的业务收入和不断增加的网络压力, 运营商选择提高最终用户的使用价格 (取消包月制同样是一种变相的提高价格) , 可能会在下个季度甚至来年的财报中有比较好的业绩, 但是价格杠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客户的使用行为。因为运营商在话音市场上面临的可替代产品往往是用户体验更好、使用成本更低的互联网企业提供的产品。如果客户感觉公共网络流量费用较高, 就会转而将包括话音在内的业务分流到专网上, 这样运营商将会面临更大损失。也就是说, 一旦到了那种客户拿到手机就开始安装软电话、客户寻找廉价的网络接入而绕过运营商的移动网络时, 运营商就真的有大麻烦了。因此从长远来看, 这个方案有风险。

不过换个角度来看一组数据:O2曾经公布过大约只有0.1%的客户属于“滥用带宽”的客户, 大约2000个客户使用了36%的带宽。如果这个数据可靠的话, 运营商至少可以做这样的判断:目前而言, 较重的网络负荷都是由少部分“高消耗”客户造成的, 整体客户的消费行为还没有形成。选择这一时机做价格调整, 一方面是将原来不甚合理的用户期望、服务标准尽量拉回合理的空间——尽管要冒流失部分“高消耗”客户的风险;另一方面也为未来的宽度产品留下了价值空间。如果说要真正满足客户需求进行扩容, 就需要从网络架构的规划开始一直到建设, 需要很长的周期不说, 届时“高消耗”客户只需稍微增加几个百分点, 就很有可能把这些努力化为乌有。

如上述分析, 尽管存在风险, 但调整价格似乎是一个相对较好的解决紧急问题的短期方案。要想达到长期效果, 作为配合这一做法的举措, 解决问题的重心应放在提高整体服务质量上。具体举措可以有:第一, 限制超大用量客户的使用量, 确保有限的接入资源的公平分配;第二, 在产品设计和业务包装时通过网络超标后切换到2.5G网络的方式减小3G网络的负担;在给客户做宣传时说明理论值、实际值、影响网络带宽的因素等, 确保客户相对准确的消费预期, 而不是任由客户期望随着基本上不可能达到的理论值提高。

Wi-Fi等低成本方式可考虑

流量超负荷的另外一种非资费解决思路是通过低成本接入方式来分流流量, 即通过Wi-Fi分流来减轻3G网络压力, 采用这种思路的运营商有英国的BT。2010年中, BT宣布取消无线局域网BT FON及BT Openzone用户的接入分钟数。这个举措使得所有BT的宽带客户能够在国内无限制地使用其Wi-Fi服务。

BT的举措是通过大量的无线接入点构建一个“准无线宽带网络”。这个网络虽然不像3G网络那样覆盖广, 但是市区和重点的户外区域都有很好的覆盖。这个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绕开了放开无线宽带数据限制给3G网络无线资源带来的压力。当然, 这种解决方案需要较强的运营能力, 因为相当于将两张网络整合成为统一的用户界面, 同时也面临着客户量增大的接入容量问题。因此该方案只能作为一种补充性而非取代性的解决办法。

篇4：南海问题能够和平解决吗

一度成为亚太热点

南海问题是由东南亚一些国家否认我国南海U形断续疆界线内领土主权､非法占据部分岛礁并开发海洋资源而引起的主权争议问题｡由于涉及六个国家和多个双边关系,同时还受到美日等国亚太政策的影响,南海问题一度成为亚太地区的热点问题｡

就主权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开发和经营南海诸岛的国家,拥有对南海海域和南海诸岛不可辩驳的主权｡中国自秦朝至明清时期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19世纪中后期以来中国政府为维护南海主权进行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的收复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对南海U形断续疆界线的再度宣布,都为中国的主权主张获得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支持提供了极其充分的依据｡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除了南越西贡政府在1956年曾对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提出过主权要求外,任何国家都没有正式对南海诸岛和南海海域提出过主权要求｡

南海问题的产生与南海石油资源的发现及国际海洋法的酝酿有直接关系｡1968年,联合国暨远东经济委员会“亚洲外岛海域矿产资源联合勘探协调委员会”对南海海域､南沙群岛东部和南部海域油气资源勘察报告公布后,南海地区开始受到世界各国､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由20世纪60～70年代新国际海洋法争论而引起的沿海国家扩张海疆､争夺海洋权益的风潮也波及南海地区｡

1975年､1977年南越西贡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先后提出了对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主权要求｡1978年6月11日,菲律宾颁布总统令,将南沙群岛的大部分宣布为“卡拉延群岛”,对群岛和附近64976平方海里的海域提出主权和管辖权主张,并宣布建立200海里专属经济区｡1968年马来西亚将南沙群岛范围内八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划为矿区,出租给美国沙捞越壳牌公司进行非法钻探,1979年将南乐暗沙等12个岛礁划入版图｡1969年10月27日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订立划分大陆架协定,该协定的丙段海洋边界侵占了我国部分南海海域｡1980年印尼单方面宣布建立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进一步侵犯了我国南海主权｡文莱独立后,于1984年宣布实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制度,对我国南通礁和附近3000平方公里海域提出主权和管辖权要求｡

由于上述国家对南海的权利主张缺乏有效的历史和国际法依据,国际社会和国外学者在南海问题初期都表达了对中国的支持｡1973年日本学习研究社出版的《现代大百科全书》将中国的疆域描述为北起“北纬53度附近的黑龙江沿岸,南到赤道附近的南沙群岛,南北纵跨5500公里”｡1974年2月10日,美国《前卫》周刊就越南西贡政府非法侵占我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发表时评,指出,“西沙､南沙､中沙､东沙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对这些岛屿的主权在国际参考书中得到了普遍的承认”｡1979年1月美国同菲律宾马科斯政府重新签订《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时也没有支持菲律宾对南沙的领土要求｡

20世纪70年代国际社会对中国领土主权的支持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避免了南海问题的复杂化｡然而,冷战结束后美日等国亚太政策的调整,使解决南海问题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1997年美国和平研究所提出的《开展预防性外交防止南海问题升级的特别报告》指出,南海问题关系到美国的战略利益和盟国日本的经济安全｡中国政府的行动应被视为衡量中国是否对地区甚至全球有霸权意图的标尺｡美国应当采用包括军事威慑在内的手段,阻止中国单方面的军事行动｡与美国政策相呼应,日本国内鼓吹干预南海问题的主张也越来越多｡1999年4月,日本众议院通过了日美防卫新指针及相关法案｡其中,《周边事态法》显示了日美安保机制扩展到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意图｡

在国际形势转变的情况下,东南亚一些国家通过大国平衡战略获得了相对有利的应对南海问题的环境｡美国亚太政策为相关国家借助区域外力量维护既得利益提供了条件｡区域外国际势力的干预和区域内有关国家固守既得利益的政策,使原来通过双边谈判即可解决的南海问题,演变成了不得不在地区安全形势的框架内才能解决的相对复杂的国际问题｡

中国的倡议没有得到积极回应

就南海问题的主权争议而言,其解决需要处理好领土归属争议与合理划分海洋权益两个方面｡为避免主权争议阻碍整个南海问题的解决,中国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希望从海洋权益层面入手解决南海问题｡然而,由于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和南海石油开发状况的限制,中国和平解决问题的倡议并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积极回应｡

冷战结束后,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一度成为美国推动东南亚国家追随其亚太政策的工具｡南海问题的存在为美国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合作提供了契机｡多年来,美国不但在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投资修建了新的海空港设施和军事基地,而且还与这些国家建立了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自上世纪末以来,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美国与泰国､新加坡的“金色眼镜蛇”联合军事演习,对南海地区安全形势的影响日益凸显｡尽管美国多次声称联合军演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协助维持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但是外界评论大多认为这是美国和相关国家针对中国的“炮舰外交”｡

而在美国战略导向的影响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南亚国家纷纷加强军备建设｡相对于80年代末,东盟国家90年代中期的军费开支总体上翻了一番｡90年代后期以来,尽管经历了金融风暴的打击,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仍然没有停止加强军备建设的进程｡世纪之交,越南与俄罗斯不但达成了订购12架“苏-30K”战斗机的协议,而且签订了俄罗斯帮助越南建造两艘战舰的技术合同;泰国向美国订购了八架F-16战斗机;菲律宾向国外订购了12架战斗机和13艘近海巡逻艇;马来西亚购买了六艘近海巡逻艇｡

在区域外势力与部分南海问题相关国家关系日益密切的情况下,争议各方通过谈判､以共同开发的形式解决问题的政策空间受到了挤压｡仅以南海油气资源的开采问题为例,尽管目前位于我南沙海域由马､菲等五国建立并开采油气的油气井已经超过100处,每年开采石油超过5000万吨,然而各方就争议区域油气开发的合作谈判却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

亚太地区国际安全形势对南海问题相关国家的不同战略效果,抑制了有关国家依据历史和国际法进行谈判的意愿,也阻碍了各方通过“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建立互信合作机制､最终推动问题解决的进程｡

众所周知,自二战结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一直通过其高科技产品引领世界市场的分工,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主要在低层次产品市场中相互竞争｡虽然,自上世纪中叶以来,亚洲国家在科技和经济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除日本等少数国家外,大多亚洲国家的经济主体依然处于相对低层次的国际市场梯次｡

目前,来自美英俄德等国､且在南海拥有石油“承租权”并进行油气勘探､开采活动的国际石油公司有200多家｡由于对发达国家资金､技术､设备等方面的依赖,南海问题相关国家在追逐石油利益的过程中,往往无视发达国家获得的巨额利润的结果,却将彼此的矛盾视为最大威胁｡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问题相关各方通过共同开发海洋油气资源解决问题的动力,同时增强了区域外势力对南海问题的关注程度｡南海问题部分相关国家强化既得利益的政策客观上增加了问题解决的难度｡外在压力的客观存在和内在合作动力的缺乏,成为制约南海问题尽快和平解决的两个重要因素｡

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为切入点

突破地区安全形势的阻力需要寻求增进互信的合作基点｡多年来,经济合作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现有的合作水平仍不足以推动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近几年来,南海地区非传统安全形势急剧恶化｡由于非传统安全合作在增进彼此互信之余并不直接冲击传统安全格局,因此,该领域的合作很可能是赢得战略回报的最佳选择｡

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对南海航道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以马六甲海峡为例,目前这里承载着世界货船流量的25%和石油运输量的50%,并且在未来20年将承担不止三倍于此的运量｡然而,随着航道的繁荣,南海海盗和海上恐怖活动也越来越猖獗｡根据国际海事局的报告,1998年世界范围的海盗袭击有1/3左右发生在印尼海域,2000年全球大约56%的海盗案件发生在泛称“南海地区”的海域,2001年南海地区海盗案件相对前一年增长了近24%,2004年相对2003年又增长了近19%｡

面对日益恶化的南海非传统安全局势,美国提出了强化马六甲海峡国际海域性质､由印度海军护航超级油轮的建议,而日本则试图通过援助设施､创建基地等形式积极对印尼施加影响｡尽管美日等国的建议在某种程度上均有利于缓解南海非传统安全形势的恶化,但是由于此类倡议都可能被用来推行更深层次的战略目的,因而遭到了历史上曾备受殖民主义侵略之害的马来西亚等国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种既有利于打击海上恐怖行为,又尊重各国主权和历史感情,还能防止以合作为借口间接控制南海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便成为当务之急｡因此,中国多年来倡导的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合作便具有了非常积极的意义｡因为中国倡导的合作首先是以各国地位平等为前提的合作｡这种平等的合作原则是防止合作最终沦落为某个国家强权政治牺牲品的重要保障｡

根据国外学者的分析,当前中国､日本､韩国经济对南海航线的依存度已经分别高达85.7%､90.6%和87.3%,南海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经与中国的经济安全息息相关｡因此,对中国而言,非常有必要推动建立一种真正有利于改善地区非传统安全形势的合作机制,并通过这种机制创造出地区内各国共赢的局面｡一旦这种超越传统地缘政治意图的非传统安全机制建立起来,中国与南海周边各国的关系将因共同的行动和相同的目标而更加密切,相关各国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也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同｡

篇5：培训能否解决员工心态问题

个人觉得两个问题需要考虑，一是为什么进行培训，也就是培训的目的。二是要改变什么，或者说提升什么。就培训来讲可以分为：业务知识培训，管理方面的培训，团队建设的培训等，包括激发员工工作人情，提升团队凝聚力的活动等等。员工的心态角度来讲，如果公司为员工做培训无非是为了提升企业的业绩。这是最根本的，因为请来好的培训师或者在企业内部建立培训机制都是需要人力和物力的投入的。

从另一个角度想，公司的培训目的是通过个体接受培训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在这一过程中，个体自我也是发展和提升的过程，如果员工从这个角度理解企业的培训就会接受。当然前提是企业提供的培训是有针对性的有效率的培训，最好是建立在互愿的基础上。只要是在科学的，规范的，因地因人的发展平台上的员工大都会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工作。

个别的心态问题或许需要其他的非培训的方式，如了解情况，谈话关心，适当照顾的措施给以解决了。

[培训能否解决员工心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