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问责材料

官员问责材料（精选6篇）

篇1：官员问责材料

材料一：

2008年9月，山西临汾市“襄汾溃坝”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并直接导致时任山西省长的孟学农去职。孟走前留下四个字：“晋官难当”。

对临汾而言，此四字一语成谶。自去年9月20日临汾原市委书记夏振贵停职检查起，临汾市委书记空缺了199天，直到今年4月8日，谢海出任临汾市委书记，才结束这一尴尬局面。

在矿难高发的山西省，做官犹如坐火山，三年之内，山西就换了四任省长，以至有民谣说，“人说山西好风光，谁当领导谁心慌。”临汾又是火山中的活火山，三年之内，换了四任市长。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至今，有新闻报道的临汾矿难至少达23起，共造成死亡失踪712人。于是，又有民谣说，“山西省长干不干，临汾矿难说了算。”

不过，官员的缺乏担当，只是事件的表象部分，若我们往深处看，会发现刻骨的隐忧。在山西省，官员可能要面对一个复杂的地方权力谱系。谁能知道，在每一座矿山后藏着一双多么有力的手？谁又能知道，在每一个矿洞里的水有多深？具体到临汾，如果当地黑色豪门企业背后那看不见的手的级别，远高于临汾书记、市长，后者就很难有效运用行政权力，去澄清污浊、革陈除弊，去彻查安全生产问题。

有志澄清的官员可能面对的是“下面有人”的困局——那就是当地盘根错节的大小利益集团，商人与公仆的缠绵纠结，互为支援。实际上山西豪财们从来就是盘踞一方，维系原始且粗放的经济，却能令多方束手。如此的社会土壤，更增加了官员有所作为的难度。然而，一旦发生矿难，地方党政负责人，又会因“问责制”而不得不接受免职或更严厉的处分。在这种态势下，“聪明人”自然会想方设法活动，避免去这种被诅咒的地方为官。

社会学家丁学良评论说，临汾现象是中国社会过去20多年来，经济发展进步、官员腐败和官商勾结问题的集中反映。问责制是一种进步，可以部分缓解社会矛盾，但不能根除制度隐忧。

在法制社会，执法依靠的是法律本身的权威，而非执法者的行政权威。丁学良因此总结道，“晋官难当”反映出中国政治的根本弊病——重行政权力而轻法律权威；重人际关系而轻规章制度。

此种弊病一日不被根除，则制度隐忧一日不能消解，而“晋官难当”及“不当晋官”的局面，就不能被扭转；“晋祸难止”、“晋工难活”的悲惨图景，也仍将不断上演。

材料二：

“2005年始，山西三年之中调任四任省长，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随着问责力度进一步加大，山西地方为官已不舒坦。山西临汾某县县长表示，如今在山西为官已属高危行业，搞不好就要锒铛入狱。我们现在是在鸡蛋上跳舞，当太平官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

——10月27日《中国经济周刊》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对严重失职读职的官员或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高层官员进行追究和惩处不一而足。例如，1980年“渤海2号”沉船事故发生后，原石油部部长的职务很快就被解除了。国务院还对民航、铁路、卫生等部门发生的重大事故也做出过严肃的责任追究和查处。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仍属于“个案”处理，尚没有形成一种规范和制度，更称不上“问责制”了。

“官员问责”概念的提出，源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香港特区政府2002年7月的“主要官员问责制”，为我国第一次带来了问责这个概念。二是2003年4月，由SARS事件引发了社会对“官员问责制”的广泛关注，带动了对官员问责的理论研究和问责实践的探索。

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全国人民作出了庄严承诺：“实行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完善并严格执行行政 1

赔偿制度，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2005年4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首次载入对“引咎辞职”的有关规定，对官员问责从法律的高度予以确认，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有了法律依据。官员问责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的力度从观念层面向实践层面伸展，仅2004年4月以来，就有包括省部级干部在内的200多名官员，在重大事故和责任事件中因“负有责任”而受到追究。

所谓“问责制”，是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官员问责制的实质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责任约束，限制和规范官员权力和行为，最终达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目的。

材料四：

2008年11月，笔者对在国家行政学院学习的县（市、区）长进行了问卷调查。61位学员中，在回答“您如何看待和评价受到行政问责的官员”时，3 9.3%的人认为“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这样处理他们显得过重”。31.1%的选择“应该受到责任追究，但是处理的程序和方式有问题”。14.8%的人认为“替别人承担了责任，应该受到追究的是别人”，只有9.8%认为他们“应该受到责任追究”。其中，中西部地区县(市、区)长认为应该受到责任追究的比例最低，分别为4.3%和10.0%。

笔者同时于当月对在国家行政学院学习的省部级领导干部进行了问卷调查，在61位填写问卷者一中，23人选择“他们应该受到责任追究，但是处理的程序和方式有问题”，占37.7%。16人选择“他们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这样处理他们显得过重”，占26.2%。还有3人认为“他们不应该受到问责，是替别人承担了责任”，占4.9%。另有3人选择了“其他”。真正认同他们应该受到这样惩处的只有16人，占26.2%。中央部委的同志认为处理程序有问题的较多，而地方的同志认为处理过重的较多。17位中央部委同志选择“他们应该受到责任追究，但是处理的程序和方式有问题”，占中央部委38人中的44.7%；10位地方的同志选择“他们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这样处理他们显得过重”，占22位地方同志中的45.5%。

有不少地方领导干部反映，现在当官是高风险行业，不知道哪儿就会被免职。安全生产、社会稳定、食品药品安全、计划生育、征地拆迁、信访工作等等，他们说，每一项工作都是悬在他们头上的利剑，搞不好就出事，出事了就会被问责。

材料五：

如果把非典时期的大规模官员问责比作一场问责风暴，那么相隔五年之后，新一轮的问责风暴再次席卷全国，仅2008年9月就有因重大安全事故被免职的县处级以上官员多达19名。从这轮问责风暴，我们不难发现以下新特点。

一是问责速度之快前所未有。从事故发生到官员被问责，中间最短只相隔几个小时，最多也不过几天，如4.28火车相撞事故，火车相撞发生于凌晨4点多，仅仅4小时之后，铁道部就宣布免去济南铁路局局长的职务。在官员的问责方而，这个速度可谓是创了记录。

二是问责力度增强，影响范围明显扩大。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以来的官员问责中，厅局级和县处级官员占干部被问责官员的76.8%。这两类官员中，有59.4%是行政职务，党委职务只占17.4%。而在2008年的问责风暴，同一事故涉及到官员已不仅局限在地方并且逐渐由单一的行政处分向党纪政纪处分延伸，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党委系统到行政系统，涉及到的官员都被问了责。不仅石家庄市市长、市委书记被免职，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也因监管缺失而辞职。而同样是奶粉安全问题，阜阳“大头娃娃”事件处置的却只是当时的几个相关地方行政官员。

二是问责方式、问责原因多种多样。在此之前出现的我国的官员问责制方式出现最多的是记过和记大过处分，总计占问责处理结果的33.1%。其次是撤职处分，占了13.7%。2008年出现的问责方式却可谓是多种多样，免职、辞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都出现在行政问

责过程中，其中当属免职出现的次数最多。从问责原因上来看则既有因重特大事故而辞职或被撤职的，也有因疏忽或渎职而被免职的。如9月11号，四川巴中市政府办公室的三名工作人员因在放假通知，把中秋节”写成“端午节”而丢了官。由此可见问责的原因可谓五花八门。

四是媒体在官员问责过程中扮演起推波助澜的角色。有时候官员犯错的事情并不大，在2008年之前可能只是组织内部批评下就不了了之，但在2008年问责风暴中，一些官员却因为事件被媒体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受到处分，如四川巴中市写文书写了错别字的三位官员，因被当做笑话在网上传播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而不可避免的被免职。群众的反映，领导的关注，媒体的报道，网络的传播，在官员问责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材料六：

——我国官员问责制还处在粗放型阶段，仅在技术上完善行政性问责还不够，关键要从行政性问责走向程序性问责

2008年11月26日，“史上最牛官员别墅群”直接责任者熊传明，被河南省纪委监察厅和信阳市纪委监察局撤掉了信阳市国土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并对其予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此前，熊传明得到的处分是“行政警告”。这被公众认为处理过于“轻描淡写”。在舆论的压力下，熊传明终于“落马”，也算是给民意一个交代。“

可以说，熊传明从行政警告到被撤职，是官民问责博弈的结果”，李成言教授对此评价道，“这样的官员问责，感觉像市场上的讨价还价——政府好比卖方，公众好比买方。一旦官员出事激起民愤，为维护政府自身的公信力，政府一方会试探性问责官员，并希望公众能积极认账，公众接受则交易成功，如果不接受，再加大问责力度，直至公众认可。”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由于我国缺乏刚性的问责制，对一些问题官员的问责，就很容易被公众舆论效应“绑架”，有时上级领导的批示拍板，也会使官员问责进入一种不理性的状态。

《瞭望》新闻周刊

材料七：

2009年1月5日12时46分，随着“轰隆隆”的一声巨响，设计总投资3500余万元、高135米、建筑面积5000余平方米的“三峡明珠观光塔”轰然谢幕……

据了解，这座观光塔于2004年3月由重庆市万州区龙宝移民开发区管委会投资兴建。直到工程在2005年4月17日被叫停，前期工程耗资1000万余元。按官方的公开解释，是因为工程不赚钱，所以也没有商家愿意接手。区里经过研究决定拆除。

一个花纳税人数千万元打造的形象工程，在瞬间灰飞烟灭，公众以为会有人担责。但两个月过去，公众并没有看到哪位官员站出来担责。

请阅读以上材料，回答以下问题：

1、请描述我国近年来关于问责制度实施的现状。（25分）

2、请列举我国关于问责制度实施中的问题。（25分）

3、这些问题，应该如何采取有效措施？（25分）

4、评议我国被问责官员的复出。（25分）

篇2：官员问责材料

[摘要]：行政问责制度是强化政府职责、改善政府管理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官员问责制”成为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亮点，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通过问责官员复出现象研究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并希望通过制度建设来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关键词]：行政问责，官员复出 监督 机制

一、我国行政问责制度。所谓行政问责制，是指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未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由特定的问责主体对其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

一般认为，形式意义上我国行政问责制是从2001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后开始的，实际意义上问责开始于2003年的“非典”时期。2003年为应对“非典”危机,中央掀起了一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问责风暴”,包括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北京市市长的孟学农在内的千名官员被问责，官员问责开始走入了公众的视野。此后几年中，问责制逐渐趋于制度化、规范化。从密云踩踏事故、到开县井喷，再到阜阳劣质奶粉事件，每次突发事件的背后，都会有相关的政府官员被问责。

在我国目前政府和党内问责的方式主要是公开道歉、责令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公开谴责、诫勉，引咎辞职、撤职、免职、责令辞职，行政处分，刑事追究等；问责范围不但包括对重大事故、滥用职权行为的问责，而且还包括对行政决策失误、对行政效率低、推诿扯皮、个人行为不当等行为的问责。

二、问责官员复出现象。

一次次的铁腕问责，一批乱作为、作为不力、不作为、无作为的政府官员因此丢掉“乌纱帽”，《中国新闻周刊》对“问责风暴”的评价时：这场风暴有可能导致一场影响深远的体制革命，也有可能只是另一次过眼云烟式的“运动”。部分问责官员甚至绝大多数问责官员往往在被问责一段时间后重新复出，或官复原职，或异地任职，甚至提拔重用。三鹿奶粉事件中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后升任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因2009年和2010年三起特别重大矿难被降级和党内严重警告的河南省平顶山市市长李恩东，4个月后即调任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因宜黄强拆自焚事件而被免职的宜黄县县委书记邱建国和宜黄县原县长苏建国,被宣布分别出任抚州金巢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和抚州市公路局局长。

官员被高调问责，随后又被不经意地发现低调复出，几乎成了现实操作手法的铁律，沿着出事→问责→冷却一段时间→悄然复出→被发现→舆论哗然→解释复出符合规定→不了

1了之(个别新的任命被撤销)的不算完美但有惊无险的轨迹一路狂奔。这些官员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往往被十分高调的被问责，但是经过一年左右的问责期限后，往往被十分低调的安排复出，如果新闻媒体和公众没有注意到，那么曾引起众怒的政府官员也就“漂白”了自己的身份。如果发现了，舆论与公众的不依不饶往往会得到被问责官员上级的解释“其复出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人民群众缺少一个应有的说明，问责官员被问责后很快复出，程序不公开透明，对人民群众来说就是“伤口上洒盐”。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研究员刘明望认为行政问责的根本目的在于强化行政监督、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但从根本上讲，民意无 1.陈霄 学者称问题官员几乎100%复出 免职如同带薪休假 [N] 法制日报，2011-12-14

力对官员是否复出进行制约，而官员的重新启用也要偷偷摸摸。而隐蔽的复出，又触犯了公众的敏感神经：没有享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一些官员从“下岗”到“上岗”周期不过半年，引发公众较大争议。问责制度形同虚设，官员问责期间如同“带薪休假”。如果没有最高层的雷霆行动，依据现存制度约束，制度派生的自发惩处保障不足。集体负责往往让你找不到大错，多部门交叉管理体系往往让你难辨真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官员推脱技巧往往让你找不到方向，权力集中而责任分散

2的现状往往让你一头雾水，而自上而下体制内监督所限往往让追究效能不长久。

苏州大学教授杨海坤认为问责官员的随意复出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进程中的非正常现象，具有虚化和架空行政问责制、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助长官员“唯上不唯下”三大危害。民众对蛰伏一年即复出的官员颇多微辞，向有关部门询问时，往往得到“该官员复出符合相关规定”的回复，这种回复根本不能让人民群众满意，问责制成为假问责。不利于维护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打着有关规定的旗号，问题官员的复出往往如魔术般3神奇。

三、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问题。

（一），中国传统的人情观念过度干涉行政问责制度。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在社会交往中往往会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因为人情，官员之间往往都有扯不清的利益关系。在我国目前的政治氛围下，问责往往是由上级行政机关进行，问责主体与被问责官员之间难免会有一定的利益冠以或者人情关系。因为人情，问责主体对被问责官员的处罚流于形式，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问责官员被问责，往往是象征性的问责，在事件影响变小，群众不满情绪平息后，问责官员往往通过关系向上级跑官、要官。

问责官员，特别是一些群众意见很大的官员的随意复出说明，我国问责官员能否复出、复出的时机和方式等仍然主要取决于上级领导的主观意志，而非固定的规则。如果上下级党政负责人均是道德人，如果上下级党政机关之间不存在规制之外的既得利益关系，那无可厚非，但现实情况下，基于庇护关系、裙带关系等建立的共同体，在政治生态中，并非是一种例外。4

（二），有问责之事，无问责之法，缺乏统一的法律法规。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教授沈岿做过一个统计，目前关于官员问责复出的规则，尚无法律法规，散见于若干规范性文件中，但其中，“既有党的条例，也有政府的规定，5既有中央出台的，也有地方政府制定的”。尽管问责的方式包括公开道歉、责令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公开谴责、诫勉，引咎辞职、撤职、免职、责令辞职，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问责”被当成了一种行政处分，鲜见予以刑事处罚的。现行的问责制度威慑力远远不能震慑住行政官员。以问责比较严厉的免职为例，中国一直是职级双轨的官员管理模式，免了行政职务，行政级别还在那里，官员依旧享受纳税人为自己提供的各项待遇，不在其位，却享受着在其位时的待遇，加上复职往往很轻松，因此中国的免职问责制度被称作“带薪休假”。

以上海静安大火为例，四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高伟忠、周建民、张权和冯伟被控涉嫌滥用职权罪与受贿罪，再次印证了“事故背后往往有腐败”。但目前存在一种现象：只要官员犯了错，就拿问责来应付公众，有些官员可能还涉及贪污腐败，应该追究刑事责任，但有了问责的“保护伞”，反而能轻松过关。即使被问责官员决策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但往往是被处以行政处分，“带薪休假”结束后就可以复职了。在这种情况下，问责制度不仅 2.陈 虎 从“问责风暴”到“问责机制”［J］ 《科学时报》，2008-10-15 3.邓清波 问题官员复出果真“符合规定”[N] 工人日报，2009-5-15（11）．

4.毛昭晖

问责官员屡复出引发对制度思考 程序被指缺监督 人民论坛，2010-6-24

5.顾 杰.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与完善［J］.理论月刊，2004（12）.远离了我国建立问责制度的本意，还成为了保护官员不受刑事制裁的保护伞。

（三）问责官员违规成本低。

现实情况下，问责官员往往具有政府官员、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多重身份，因为某种事件被问责，并没有阻止官员其他权力的行使。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这意味着，被问责官员一年后复出“合法”又“合规”。在这一条款下，除了问责时限，“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按照有关规定”等都是模糊笼统的规定。这样的话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就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官员违规被问责的成本极小，这样官员没必要担心自己被问责，因为即使自己因为某事件被问责，一年后自己完全可以因为成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按照有关规定重新复出，只要低调点，依旧可以重新担任领导岗位。风险小，成本低，某些官员就可以毫无忌惮作威作福。

（四）问责主体不明确。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若一年后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除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审批手续外，还应当征求上一级党委组织部门的意见。” 也就是说被问责官员复制在经过所谓的审批手续后在经过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同意后就可以“干干净净”的复出了。这样官员更多是是向自己的上级负责，而不是人民。

西方主流观点认为：政府官员行使权力要受到权力机关、政府专门监督机关、行政系统内部、政府之外的监督系统四种问责方式。我国宪法规定，我国不仅有行政机关内部的上级对下级的同体问责，还有人大、政协、民众等异体问责，但中国当前的行政问责机制更多的还是停留在党组织和行政系统内部自上而下的问责即同体问责上，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民主党派、社会公众等异体问责主体往往不能发挥其作用。

（五）问责范围不明确。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指出，对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等七种情形，将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但在现实情况下，行政问责机制往往是事件得到了社会舆论强烈的关注或得到上级领导的批示后才会启动。行政问责的范围还仅仅局限于影响较大的责 任事故、造成群死群伤的安全生产事故和性质恶劣的食品安全事故等，行政问责的范围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大事故后严加问责，只能给官员一时的震慑，事故平息后，官员思想往往松懈下来，侥幸心理事后死灰复燃。

我国法律规定行政首长负责政府的全面工作，实行集体领导制的党委负责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领导政府的工作。凡是属于重大问题的都需要在党委会上集体讨论、集体决策,问责制度缺乏公平性，就无法让被问责的官员心服口服，也无法让群众满意。但是各地出台的问责制，主要是对行政官员进行问责，而同样作为决策者的党委领导干部却很少被问责.直到2011年3月,北京才在全国首次提出将党委领导列入问责范围.四、解决问责官员复出的对策。实现新形势下行政体制改革，对于加快我国法治政府、诚信政府和责任政府的步伐有重要意义。增强政府官员的责任意思，建立责任政府，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行政问责

6制度的规范化、制度化、透明化。

（一）加强问责的力度。

要提高问责主体的问责意识，问责官员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相对于普通群众，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因此也必然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官员的乱作为、不作为、无作为和作为

不力势必会浪费大量的国家资源，因此当官员被问责后，其受到的惩治措施应当更加严格，我认为官员问责可以吸收刑法中的“累犯”制度，对多次受到问责的官员加重处罚，对错误极大或引起社会极大公愤的官员永不录用。

问责官员复出,其待遇、福利应该根据其问责方式的不同，相对于本级别待遇低一个或者两个层次,上级党委和政府应该对其建立长期观察机制,在规定时限内问责官员表现良好,可以恢复与其级别相符合的待遇.对其升迁应该远严格于一般官员升迁制度.要完善能者上、庸者下的选人用人机制.问责不应该只在出现重大事故时进行，更应该在平时加以应用，摆脱运动式风暴式问责，实现问责的常态化.。

对引起社会重大不良反应的事件,对此事件作出决议行政机关领导、党委成员和其它行政人员都应进行问责.（二）拓宽问责范围。

对于行政问责范围，有的学者认为，“行政问责的指向是无作为、不作为、乱作为、作为不力。”行政问责的范围既应包括违法行为，还应该包括政治上、道义上、个人言行上造成强烈负面影响的行为等。即问责范围不但包括对重大事故、滥用职权行为的问责，而且还应包括对行政决策失误、对行政效率低、推诿扯皮、个人行为不当等行为的问责。7对决策失误、弄虚作假、铺张浪费等不依法履职的行为，给予诫勉谈话、通报批评、责令辞职等不同程度的问责。

（二）明确被问责官员复出的具体标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官员复出设立具体的标准程序和相关的规范约束，建立一个完善的官员复出机制。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存在一种现象，即如果有领导关注、媒体报道、公众强烈关注，那么往往会有几个官员就问责，反之就不追究。应确立行政问责的标准。行政问责标准的确立，可参考行政责任的构成要件，即要求主体有违反行政法律义务的行为，同时在进行违反行政法律义务的行为时存在过错。8但在具体承担责任时，不仅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如动机、目的、事后态度等方面，还应考虑违法行为的情节及后果。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法理依据主要是法规、规章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纪律规范，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比较少。邓小平说：“还是制度靠得住些。”因此应当制定一个关于行政问责的专门法律。要坚持“权责一致”的思想，明确各级政府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责任。王锡锌教授认为，“这里面实际上是可以延伸出官员在被问责以后，复出的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必须要有实绩，而且还必须是突出的。”

对使官员确立“有权必有责，有责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思想，强化官员的责任意识。对所有问责官员不能全部一竿子打死，经问责调查仅有轻微过失并未造成公众利益损害，政治思想素质过硬，且确有能力的官员，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完全可以让其复职乃至升职，重新为人民你服务。但是对于一些犯了严重错误的官员，必须清除出公务员的队伍，2012年3月12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其网站上公布，当前我国公务员共689万人，事业干部近3000万。689万的公务员队伍,不缺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有才能的行政人员.现阶段问责官员问责期限较短，只有一年的问责期限，应延长问责期限，我认为可以借鉴刑法中有期徒刑制度，根据问责官员所受处分的不同确立不同的处分期限。例如免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的，问责期限应该远多于一年，以三年为佳。

（三）建立全面、规范、有序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

谣言止于公开，制度在于透明。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透明本就是一种监督。建立全面、规范、有序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是问责制得以顺利推行的重要基础。7.尹 权.试论我国行政问责范围的扩大 ［J］ 企 业 技 术 开 发，2011-5第30卷第9期 8.应松年：《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392～393页。

若没有程序正义，也就没有实体正义。官员复出的程序设置非常重要，必须经过认真、细致、慎重、严格的考察和评议。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员要坚持对人民负责的思想。凡被问责的领导干部，复出前应提前向人民群众公示，收集人民的意见，把被问责干部复出的监督权交给人民群众；确保人民群众相应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重新安排工作时应向任职地人大、政协通报，而非单纯的由上级党委 组织部门作出决定。问题官员“干干净净”地复出，是对受伤害的民众负责，是对官员奖惩体制负责，也是对每一个官员负责。问责官员相对于一般官员来说，因为其复出的社会影响更大，因此需要接受人民群众更多的监督。韦伯就曾指出：“科层制通过保守特有信息来源的秘密性来提高

10监督性，公务秘密概念是科层制特有的创造，没有比科层制更热衷于此的了”。

（四）建立多元行政问责机制。

行政问责机制包括行政系统内部问责和行政系统外部问责。仅仅依赖行政系统内部问责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依靠系统的外部问责作为支撑和辅助，只有内部外部两张问责制度相互结合才能保证问责机制的健康运行。行政系统的外部问责包含人大、民主党派、新闻传媒、社会公众等组织群体或个人。

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问责要坚持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人大是我国权力机关，问责要坚持以人大为问责主体中枢，实现其对政府问责的正常化；各民主党派是我国的参政党，因此问责要增强民主党派通过政协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力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的政治监督；司法机关要增强自身的独立性，通过司法权制衡行政权，加大司法审查的力度；同时充分发挥公民和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使之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

只有加强党、人大、民主党派、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问责力度，建构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人大为中心，以司法问责为后盾，以民主党派、新闻传媒、人民群众为重要力量的异体问责体系，健全同体问责机制，才能使行 政问责机制不断得到系统化、法制化的建设。11

五、结语

篇3：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探究

一、被问责官员复出现象的特点

复出极具隐秘性。被问责的官员基本上都是悄然复出, 广大公众的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权等基本政治权利得不到表达和保证, 看得到的仅仅是新闻媒体报道或者是网友曝光的被问责官员复出的结果。

复出程序不透明。被问责官员复出不像党政干部选拔任命那样有一整套严格透明的程序, 缺乏有力的监督制约体系, 容易让公众认为存在暗箱操作之嫌。严格来说, 被问责官员复出也属于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的一种情形, 应按照党政领导干部任命的相关程序进行。

复出职务级别变动少。多数被问责官员复出时的职务、级别变动小, 大多官复原职或异地任职、异地升迁, 很少有降职者, 以往的问责事件对其仕途几乎没有丝毫影响。

二、被问责官员复出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国家培养一个官员往往花费很大成本, 如果对于一个有才干偶尔犯下错误, 但已经认识到错误, 有悔改意愿并有执政能力的问责官员永不重用, 从经济学成本的角度考虑不成比例, 对于国家、社会乃至官员个人都是一种损失, 一种浪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毕竟, 惩罚不是最终目的,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才是惩戒问责的初衷和根本, 而不应该一棍子把人打死。而且在制度依据层面, 被问责官员的复出也有了一定的政策规章作为制度基础。例如,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9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受开除以外的处分, 在受处分期间有悔改表现, 并且没有再发生违法违纪行为的, 处分期满后, 应当解除处分。解除处分后, 晋升工资档次、级别和职务不再受原处分的影响。”《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第10条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 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 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以及本人一贯表现、特长等情况, 由党委 (党组) 、政府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酌情安排适当岗位或者相应工作任务。”《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59条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和因问责被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 一年内不安排职务, 两年内不得担任高于原任职务层次的职务。同时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 按照影响期长的规定执行。”由此看来, 虽然只是宏观上的规定, 但是被问责官员可以复出的事实没有任何争议。因此, 我们需要解决的不是应否复出的问题, 而应该是什么类型的问责官员可以复出以及怎样复出、如何复出的现实问题。

三、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存在的缺陷

(一) 缺乏统一的专项立法

目前我国并没有一部全国性普遍适用的法律对问责官员的复出问题进行规范。由于尚未形成制度化的法律规范,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 缺乏专门和权威的法律制度依据, 标准过于宽泛, 执行弹性过大, 官员复出受到社会的广泛质疑, 导致官民之间摩擦不断。

(二) 官员复出机制不健全

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不完善, 各地政府各自为政, 被问责官员复出的条件、事由、期限、程序、标准五花八门, 规范性不强, 容易被任意发挥和推导, 漏洞较多, 容易被钻空子。

(三) 监督机制不完善

只有公民的积极参与, 才能使政府具有合法性、透明度、回应性、有效性。①由于各方面原因, 公众很少能参与被问责官员复出的启动程序, 被问责官员的复出仅是政府内部决定, 并且也不会向社会公布复出的理由和原因。公众和媒体根本没有任何机会任何形式针对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提意见建议, 政府的这一项人事任命决定是否合理合法无从监督。

四、健全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理性思考

只有尽快完善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 在阳光透明的程序中依法向社会公开被问责官员复出的理由和依据, 才能更好地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缓解其对行政问责制的信任危机。

(一) 健全被问责官员复出的法律规范

被问责官员复出不应该由“人”决定, 而应该用“制度”说话。要根本上杜绝和避免被问责官员复出过程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 首要的紧迫任务就是要健全被问责官员复出法律制度, 填补被问责官员复出相关法律的空白。国家的立法机关应该整合现有的法律法规, 提高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基础上, 出台《被问责官员复出法》, 对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条件、复出程序、复出职位等内容进行全方位规范, 确保被问责官员复出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切实提高官员复出的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水平。

(二) 对被问责官员进行分类化管理

应该对被问责官员承担的责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因为自己的直接责任造成社会危害巨大、影响恶劣的重大事件, 这些官员被问责后就丧失了复出的资格。对于那些不作为乱作为被追究法律责任的问责官员, 已经没有了作为领导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不应当再复出。对于那些基本条件较好, 因工作不力或失误, 承担道义责任和领导责任的被问责官员, 在进行深刻反省, 改正自身错误, 并且经过一定的考验期限后, 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复出。

(三) 进一步规范被问责官员复出的条件程序

问责官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复出并不是必然复出, 对于基本素质低、工作能力差、责任意识不强的官员, 在其被问责后原则上不应该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只有那些确有政治才干和综合能力的官员, 在被问责后洗心革面, 改过自新, 真正认识错误而且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一定贡献, 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 才可以考虑复出。这样的程序设置, 可以防止被问责官员因一时失误, 而永远失去发挥自己才能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公正的结果往往体现在公正的程序中, 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必须依赖于建立公平、公正、规范化的复出程序。②被问责官员的复出要严格遵循民主推荐、组织考察、讨论决定、任职公示、任职试用等党政领导干部选拨任用程序。复出官员在公平公正严格透明的程序中复出, 才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 同时自己也更有底气, 不需要处处受到质疑, 影响正常工作的开展, 这对于政府、社会公众和复出官员而言都是高度负责任的做法。

(四) 提高公众参与度

权力一旦离开监督, 必然导致异化。公众在诸多社会管理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官员复出机制, 必须增强公众的监督意识, 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第一, 要应理清公众的概念。凡是涉及重大事件, 社会影响强烈的, 问责官员复出就需要向整个社会作出交代;如果只是关乎特定利益的群体, 则只需要在特定范围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即可。

第二, 要确保公众的知情权, 畅通公众参与的渠道。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启动后, 应通过官方网站、政府新闻发布会以及广播电视报刊等的方式通报, 便于公众知晓。公开事项应该包括拟复出官员的姓名、原任职岗位、问责事由、处罚种类、问责后的履职情况、拟任岗位介绍等情况。对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要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进行解释, 给予回应, 并且作为官员能否复出的一项重要参考依据。

(五) 健全被问责官员的跟踪考评机制

应该建立被问责官员复出的考核评估制度, 设立一个考察期限, 制定科学规范的考核指标体系, 量化考核标准, 注重时效性和可操作性, 对其德、能、勤、绩、廉进行考核评估。通过跟踪和考评, 在该期限内复出官员经考察符合任职的各项条件, 在新岗位上表现确实比较突出的官员, 可以继续任职。在考察期限内达不到规定标准或者出现再次被问责情形的官员, 将按法定程序不再任用。

(六) 建立违规复出责任追究机制

为坚决防止不符合复出要求的庸官重新获得职位和权力, 必须建立被问责官员复出的责任追究机制, 减少个人主观因素对被问责官员复出所造成的影响。一旦查出被问责官员系违规复出, 对此事相应的负责官员, 比如参与复出推荐、考察与评价、任用等环节的官员都要被追究违规责任, 根据责任大小和违规情节的严重程度进行相应的处罚。

被问责官员复出是行政问责制的深化和延续, 直接决定了问责的效果。只有对被问责官员复出进行科学理性的制度设计, 使问责官员复出更加规范化, 才能更好地推进诚信政府、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建设, 进一步促进我国新时期民主政治文明发展。

注释

1周亚越.行政问责制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

篇4：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初探

摘要：随着行政问责制的推行，被问责官员的复出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公共管理领域的热点问题。当前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存在公开性和透明度不够、程序不规范、操作弹性大等问题，造成许多负面影响。这就需要我们从完善行政问责制本身、加强监督等方面来完善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

关键词：问责制；复出机制；被问责官员

自2003年非典时期中国政府启用对官员的问责机制，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官员引咎辞职或被免职。随着行政问责事件的不断增多，全国各地纷纷出台问责办法，使行政问责逐步走向制度化。行政问责制确实达到了推进责任政府建设，促使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忠实履行职责的目的。但随之而来的被问责官员复出问题，开始逐渐引起民众关注。鉴于我国历史上的用人传统、问责事件的复杂性、被问责官员被问责时的特殊情况以及人才难得和爱护人才的考量，官员被问责后如果能认识错误，及时改正，可以经过合法合理的程序复出。但经调查发现，近年来很多被问责官员下台后，又通过各种途径迅速复出。并且复出的理由、过程、条件等关键性的问题，都没有对外公布。这类现象引起了公众的愤怒，并大大损害了政府的形象与威信。鉴于此，本文拟对当前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形成原因及解决办法做些探讨。

一、当前被问责官员复出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对最近几年被问责官员复出的诸多个案的调查和研究，我们认为，当前被问责官员复出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复出过程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

对官员问责是因为该官员对某些事故负有责任，官员不管是引咎辞职还是被撤职都是政府及政府官员对该事件负责的一种表现。可是被问责之后又悄悄复出，复出的原因、复出后的任职状况，甚至复出的消息本身都不对外公布，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难免引起腐败现象，从而使行政问责制有形同虚设之嫌。

（二）复出的操作程序和标准不规范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对被问责官员进行适当安排，以及被问责官员在新岗位实绩突出给予其复出的机会。这些规定都很笼统，所以操作起来随意性就大。虽然这体现了制度的理性，却给被问责官员“走后门”、“钻空子”提供了便利。

（三）官员复出过程中“人治”现象严重

当前的被问责官员复出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比较笼统，给相关部门在决定被问责官员的复出问题上提供了相当大的弹性空间。但即便如此，当前的官员复出，超出法律法规之外行事的状况任然大量存在，很多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或是时间不符合条文规定，或是程序上不合理，甚至有相当一部分是“官官相护”乃至“钱权交易”的结果。由此可见，当前被问责官员复出过程中，法治不足，人治严重。

二、造成被问责官员不规范复出的原因分析

我国的问责制刚刚起步，无论重特大责任事故，还是日常工作失职，将会有更多的官员被问责。鉴于官员不规范复出所造成的巨大的负面影响，我们需要对其原因进行分析。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一）行政问责制本身先天不足

我国的行政问责制本身就有很多缺陷，导致被问责官员的复出问题重重。现有的行政问责制问责主体范围都过于狭窄，缺乏内部驱动力，对操作程序的规定又很宽泛，这些缺陷对被问责官员的规范复出造成了许多不利影响。现阶段的问责仅局限于行政机关内部的上级对下级同体问责，缺乏人大、群众等异体问责，更缺乏对上级的问责。而且操作程序的规定宽泛，那么操作起来就很随意，弹性也大，这就为被问责官员不规范复出大开方便之门。

（二）官员被问责后缺乏分类管理

对被问责官员进行问责还需区分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对于承担政治责任和承担法律责任的官员，分别应该遵循怎样的处分期限，分别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起复条件，都需要条分缕析，对号入座。但由于目前的法律法规对官员的法律责任有明确规定，但是却缺乏对官员政治责任的认定，在现实情况中我们常常从法律角度来认定官员的责任，忽视了问题官员的政治责任。另外，有些事故的出现其实和主要官员并没有什么关系，出于道义责任，该官员才引咎辞职。不分清这些责任，按照这些责任性质的不同，情节的轻重来规定官员复出的条件、年限，对于那些被问责的官员是不公平的，对于我国法律的完善和法治国家的建设也是不利的。

（三）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由于对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使得被问官员的复出行为难以规范。纵观我国各个法律政策文件，只在《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找到些许官员复出的依据。但是这些法律法规中的相关规定却很不明确，“适当安排”、“实绩突出”等都没有明确详细的说明，那么怎样适当安排，如何才算实绩突出就难以界定，操作性、程序性不强。因此，我们需要一部全国性专门的行政问责法律，而不是一些行政制度和散见于相关法律的规定碎片。

（四）复出过程缺乏强有力的监督

对行政系统的监督分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官员的问责和复出其实也适用。但实际上许多监督主体并没有发挥监督的作用，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尚未形成程序性的问责，致使在问责过程和被问责官员的复出中，谁来监督、监督什么、如何监督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就直接导致了被问责官员复出过程中的人治现象严重等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复出过程不可能真正公开和透明。

（五）相关官员对“复出”的性质认识错位

我国的官员普遍缺乏一种“失职就必须担责”的理念，对躲避问责心存侥幸，问责后不反省自己的行为。而上级机关也经常忽略问责制的本意，认为问责官员只是给公众一個交代，事件平息后又顾全袍泽之情，利益关系和同情心，让被问责官员轻易复出。同时被问责官员的复出也是一个再次选拔人才的途径。被问责官员都会接受相关部门详细的调查，复出前也会考察其所在岗位的实绩。通过这些调查，可以筛掉那些没有才能的庸官，让有能力的官员复出。但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官员对这一点认识不够，使这个过程流于形式，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四、构建与完善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

对于有才能、偶尔犯错的官员，我们应该给予其复出的机会，否则不论是对个人还是社会都是一种浪费。但复出不能草率，我们应吸取以往官员复出产生的种种问题的经验，构建和完善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

（一）完善行政问责制本身

现有的问责主要是针对社会影响较大的事件上，且一般仅限于安全事故领域。并且行政问责事由只是针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违法行政行为，而不针对无所作为的行政行为。这就容易造成该问责的没有问，不该问责的却胡乱问责。因此要对哪些事情必须问责，哪些事情要经过讨论才能问责，哪些事情不应该问责进行一个细致的划分，对于复出的标准程序也要明文规定。严格规定问责的范围，不轻易问责，不轻易复出。

（二）分类对待承担各类责任的官员复出

被问责官员的责任性质大体可以分为四种：政治责任、法律责任、道义责任和道德责任，而现阶段，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更多的关注法律责任，这可能会造成该承担责任的官员没有承担责任，或被问责官员所承担的责任有所错位，从而影响了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对于仅负有道义责任或因工作失误、工作不力的官员，可以经制定期限的跟踪考察后，确有才干，给予复出的机会。而违反职业道德和伦理道德失职或负有重大政治责任、法律责任的官员，不予复出。

（三）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

前文提到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都是中央文件而不是法律法规，对于被问责官员的复出也是以政策为导向，而且我国立法法并没把中央文件列入法的范畴。并且文件中关于被问责官员复出的规定过于笼统，以至于操作起来的弹性和随意性很大。因此我们应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确定该官员问责事件的性质分类，并且按照这些责任性质的不同，情节的轻重来规定官员复出的条件、年限。然后考察他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的表现和成绩，规定要达到怎样的标准才能复出。而且这一切都需要公示，这些信息都要提供给各监督主体，听取各监督主体的意见等等。

（四）加强对被问责官员复出过程的监督

对于加强对被问责官员复出的监督，笔者认为我们可以结合政务公开的机制。首先要设立一个公开透明的程序，建立公示制度，让公众和各监督主体了解被问责官員复出的流程。再辅以被问责官员的跟踪机制，跟踪机制的主体可以是新工作岗位所在地的人大或党组织，措施以定期听取被问责官员的工作汇报、听取群众的评价、深入实地调查等方式，配合官员复出公示制度，将跟踪调查情况公布并备案。此外还要充分动员如人大、政协、上级政府机关、公民、社会团体、新闻媒体等监督主体在政务公开机制、官员跟踪机制和政府提供的公示信息下，主动监督被问责官员的复出程序、流程。

（五）加强对官员的教育

我们应该加强对各级政府官员的教育，让他们认识到实行问责制是因为政府及其官员应该为重大事件负责，而复出是给那些真正有才干的人一个改正的机会。强化对官员的教育，使他们在复出的时候能够认清自己，形成正确的复出观，促进整个行政系统的良性循环，推动“责任政府”、“阳光政府”的构建。我们还要使决定被问责官员复出的上级领导认识到，让那些官员复出，是出于整个行政系统的完善与发展，出于对人民的责任，应遵循法定程序。

参考文献:

[1]李松.被问责官员复出存在制度软肋[J].领导文萃,2009（4）.

[2]沈小平.“问责官员”频繁复出凸显制度设计缺陷[J].特别关注,2009（6）.

[3]谢水明.“被问责官员”合理复出彰显制度理性[J].人才开发,2009（2）.

[4]薛瑞汉.被问责官员复出：问题及对策[J].当代行政,2009（8）.

篇5：官员问责材料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 课程前言

大家好！今天我们就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这一个专题讲座。在问责问题上我们常常看到政治家经常说的一句话，政治家常常说他要对历史负责，他要对未来负责。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大话，恰恰问责制才使得责任从空谈变为了现实。今天作为一个官员应该接受问责制的教育和训练，因为今天每一个官员都已经被纳入到公共问责制的框架中来，官员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弄的不好，他不仅关乎自己的形象，还关乎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所以问责这样一个动力机制恰恰使得领导干部在平时的工作中其权力的预防、出错、出事、出大事。也正是因为问责才使得领导干部真正的，并且主动地去工作，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正是在这一点上，2008年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意见》就指出：“健全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 去年5月，我们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加快实行以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正在加快推行对主要官员的问责制度。而今年6月30号，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的出台加大了对问责的力度，规范了问责的程序，而且实现了党政领导干部一体问责，问责面前一律平等的要求。

那么今天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到底有哪些亮点？就此我想讲述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我们首先来谈谈对于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在我们国家是怎么从个案走向风暴，今天走向制度化的道路。这一部分我们将花大约20分钟的时间做一个简要说明，然后进入第二个部分，那就是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应该贯彻哪些基本原则？对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基本规则是怎样的？这一部分大约花50分钟的时间做一阐述，然后进入第三部分。也就是在加快实行问责制的今天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运行机制是怎样的？这一部分大约花20分钟的时间。

一、官员问责：走向制度化

（一）问责制的正当性

好，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对官员问责是怎么走向制度化的。当我们大家在思考问责制度的时候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领导干部实行问责制的正当性在哪里？为什么要实行问责制度？ 而简要思考我们就能得出结论，对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全部正当性实际上就是五个字叫权为民所授。这体现的是一种什么责任理念呢？我们讲继续调查这件事情使它水落石出到目前没有否定原来的结论。

朱总理最后说，我今天向全国人民承诺一定从这件事情吸取足够的教训，完善和重申已经制定的法律，绝不允许学校进行有生命危险的劳动，如因此导致生命损失一定将县长、乡长、镇长立即撤职，并追究其刑事责任，对省长也应给予行政处罚。你看我们的总理回答记者的问题他从头到尾回答的是责任、问责，他说江西那里发生爆炸，国务院没有尽到责任。他说江西那里发生爆炸，不管事实如何，国务院和我本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说以后如果发生这样的生命损失，那么县长、乡长、镇长立即撤职，并追究其刑事责任，对省长也应给予行政处罚。

实际上就在这一年3月15号答记者问以后，过了一个月2001年4月21号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颁布实施，它的第15条就规定发生特大安全事故，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或者性质特别严重的，由国务院对负有领导责任的省长、自治区主席、直辖市市长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正职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

实际上对领导干部的问责立法其实恰恰是经历了2003年非典的教训。我们首先党内立法展开，非典结束以后2004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出台。2004年，《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颁布。其中，尤其是领导干部必须引咎辞职九种情形规定在《辞职暂行规定》中。

而在我们地方立法层面也值得我们大家注意，早在2003年《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它是国内第一个政府行政问责的办法。2004年，《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是国内第一个省级首长问责的办法。2003年，首钢集团颁布《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规定》，成为推行问责制度的国内第一家国有企业。随后，我们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各个地方的政府都在通过立章吏治去在制度化。

而在党内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基础上，统一立法也在展开。2006年1月1号，实施的《公务员法》对于公务员的问责有了明确的制度规定。而今年6月30号，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对于党政领导干部一体问责以及问责的原则、问责的方式、问责的程序有了明确的规定。

而在这里也值得我们注意，问责它和党纪政纪处分的关系。我们说问责不能代替党纪政纪处分，党纪政纪处分也不能代替问责。问责以后如果有必要也可以给予党纪整纪处分。当然，问责以后也并不都要给予党纪整纪处分。

关于这一点，我们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第四条这样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受到问责，同时需要追究纪律责任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这就非常明确地表明问责与党纪整纪处分的正确关系。

实际上在今天的中国，在原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及《公务员法》颁布以后，我们国务院又制定了《公务员行政处分条例》。对于党政领导干部的党纪整纪处分有了较为完整的规定。而近年来，一个一个问责的案例催生了问责这项制度，而问责这项制度它和对党政领导干部党纪整纪处分是并行的关系。同时也可以交叉。

二、行政问责：原则和规则

那么对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到底应该如何问责？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问题，那就是问责应该贯彻哪些基本原则？问责的运行规则是怎样的？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的同志存在一些误区。比如说两列火车相撞事故发生了，老百姓的生命受到了伤害，我们有的同志说两列火车相撞，假如说我是铁道部长我哪儿知道，我是铁道铁路局的局长我哪儿知道？当我们思考我哪儿知道的时候，得出的结论必然是如果我们要问责他，那就是冤枉他了。那问责它的原则和规则到底是怎样的呢？是不是冤枉一个领导干部了呢？

（一）问责制的基本原则

我们首先来考察问责的基本原则。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坚持严格要求、实事求是，权责一致、惩教结合，依靠群众、依法有序的原则。”这些原则确立了今天我们党要从严治党，政府要从严执政的问责文化。那么这样的原则它包含哪些内容？

第一，关于严格要求、实事求是的原则。的确，在我们国家党政领导干部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责任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及公共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者造成恶劣影响的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既是严格要求，也是实事求是的体现。而党政领导干部不履行或者不正确的履行职责出事，甚至出大事了，他要承担的责任主要是两个责任。

一、岗位责任。岗位责任其实是一种过错责任。它包括第一，违法或者不当履行职责。第二，不履行职责或者履行职责不力。那么在工作中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要合法要依法办事，但是当出现违法办事的时候要求工作要合理行政，要按照比例原则去做到适当地行政，但是却出现不当履行职责的时候，还有今天的政府必须积极地履行职责去管理社会。而当出现不履行职责或者不履行职责，或者是履行职责不力的时候那么必须出来为此承当岗位责任。此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于领导干部来说除了有岗位责任以外，还有另外一个责任的担当，那就是领导责任。领导责任是在岗位责任的基础上，他还必须承担另外一种责任。因为作为领导干部其实有责任有义务使自己的下属对岗位负责，使自己的下属对法律负责，使自己的下属对人民负责。现在我们倒过来想一想，一个领导干部在工作中他的下级对岗位不负责任出事了，对法律不负责任出事了，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负责任出事了，那么领导的责任的确不可推卸。

甚至我们还记得三鹿奶粉事件出来以后，我们的胡锦涛总书记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暨省部班开班仪式的讲话中，指责有些领导干部对人民的生命安全麻木不仁。当我们的总书记指责有的领导干部麻木不仁的时候，我们说这样的领导干部必须出来承担领导责任。这是严格要求，也是实事求是的体现。

举个例子，我们大家都知道去年9月8号山西临汾市襄汾县新塔矿业公司尾矿库发生那次特别重大溃坝事故，死亡277人，失踪4人，33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害9619万元。

而经过调查事故的原因是企业违法生产和建库，隐患排查治理走过场，说明企业有责任。而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监督管理不得力，说明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有责任。

正因为有责任，我们注意到在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中除了这个新塔矿业公司的老总以外，襄汾县的县委书记、襄汾县的县长都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县委书记和县长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在被追究党纪整纪处分的责任人中临汾市的市委书记被撤职，临汾市的市长被撤职，临汾市的一位副市长周杰也被撤职。鉴于这次尾矿溃坝的隐患早就存在，所以我们也注意到原襄汾县的县委书记原县长也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注意到中央的通告里说鉴于省长孟学农同志对这次事故负有领导责任引咎辞职，而分管副省长张健民被免职。的确，今天面对人民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损失特大事故必须按照严格要求、实事求是的原则去加以问责。

问责的第二个原则权责统一，也就是权责一致、惩教结合的原则。实际上我们的温总理始终强调有权必有责，权责一致这一原则的重要性在哪里？英国启蒙思想家密尔在他所著的《代议制政府》一书中有一句名言，让我们能够充分理解为什么问责能做到权责一致。密尔说如果能够将权力和责任统一起来就可以范性的将权力交给任何人。的确，只有权责一致了，那么行使权力的人才会面对责任的担当兢兢业业的去行使手中的权力。而权责一致、惩教结合要求我们做到这样几点。

第一，就是权责对应。权力和责任必须对应，在这里谁有权那么就问责谁。而问责谁是权责对应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其次，权责对应还要求问什么？什么事情要承担责任？而怎么承担责任，承担的是什么责任？这就是权责对应的要求。而为了做到权责对应，在我们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中有明确的规范。

篇6：官员问责材料

作为官员

2016年02月06日

2015年10月下旬至12月下旬，根据国务院大督查第三批核查问责的工作安排，河南省对民生领域跟踪审计和专项督查发现的19起问题进行了核查问责。河南省委、省政府对相关问题高度重视，责成有关单位和部门迅速组成调查组对涉及问题进行了核查，并对93名相关人员进行了问责。其中副厅级干部2人，县处级干部28人，乡科级及以下干部63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3人，诫勉谈话25人，约谈3人，停职检查处理1人，书面检查1人。

问题一：安阳市安阳县财政局违规使用廉租房销售收入问题。2名官员被问责。

2014年8月，安阳县财政局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资金(廉租房销售收入)中安排资金272万元，用于解决廉租房安居五期未办理工程相关手续所需行政处罚费用，违反了有关规定。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相关部门对安阳县财政局局长郭宝军予以诫勉谈话处理，给予安阳县财政局副局长刘献平行政警告处分。

问题二：安阳市住房保障工作管理处违规使用资金问题。1名官员被问责。

安阳市住房保障工作管理处挪用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48.20万元用于支付办公经费，违反了有关规定。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相关部门给予安阳市住房保障工作管理处主任刘斌(副处级)行政记过处分。

问题三：开封市基础建设工程管理中心挪用财政资金问题。1名官员被问责。

2014年开封市基础建设工程管理中心收到开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拨入保障房小区外部电缆建设资金后，该中心在当年专项资金中列支单位各项费用13.43万元。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相关部门给予开封市基础建设工程管理中心主任韩刚行政记过处分。

问题四：南阳市宛城区政府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挪用拆迁补偿款问题。3名官员被问责。

南阳市宛城区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存在从企业注入的拆迁补偿款中违规列支餐费、工作经费，违规借给宛城区城乡建设规划局等单位工作经费的问题。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相关部门给予南阳市宛城区副区长高波行政记过处分，给予南阳市宛城区政府党组成员、宛城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李德森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南阳市宛城区房屋征收办公室主任胡江山行政记大过处分。

问题五：南阳市卧龙区住房城乡建设规划局挪用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问题。2名官员被问责。

南阳市卧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局存在从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专户上列支款项用于购买局机关车辆燃油问题。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相关部门给予南阳市卧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局党委副书记桂永亮诫勉谈话处理；给予南阳市卧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局办公室副主任王文行政记过处分。

问题六：商丘市商务中心区管委会挪用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问题。1名官员被问责。

商丘市商务中心区管委会未按规定用途，将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用于人员工作经费。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相关部门给予商丘市商务中心区管委会主任苏孝志(正处级)诫勉谈话处理。

问题七：信阳市南湾湖风景区财政局将保障性住房资金存款利息转出专户问题。3名官员被问责。

2014年12月，信阳市南湾湖风景区财政局将保障性住房账户当年存款利息11.71万元作为非税收入转入区财政非税收入专户，纳入国库管理。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相关部门给予信阳市南湾湖风景区财政局局长朱明红诫勉谈话处理，给予信阳市南湾湖风景区财政局副主任科员雷林行政警告处分，给予信阳市南湾湖风景区财政局副主任科员万丽丽行政警告处分。

问题八：信阳市商城县住房城乡建设局挪用保障性住房项目资金问题。5名官员被问责。

2013至2014年，商城县住房城乡建设局从县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专项账户挪用专项资金69.49万元，用于支付县保障房建设项目部工作经费。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相关部门给予信阳市商城县政府副县长李明清诫勉谈话处理，给予商城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原局长卫东亚行政记过处分，给予商城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倪宏洲行政记过处分，给予商城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李鸿福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商城县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主任方运成行政记大过处分。

问题九：驻马店市平舆县财政局违规使用统贷统还资金问题。3名官员被问责。

2014年11月，平舆县财政局将保障性住房统贷统还项目资金未按规定用途拨付给平舆县住建局。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相关部门责成平舆县财政局局长王锦州向平舆县人民政府写出书面检查，给予平舆县财政局副局长程彦(享受副处级待遇)诫勉谈话处理，给予平舆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南小峰行政警告处分。

问题十：开封市文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违规取得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资金问题。2名人员被问责。

开封市文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河南汴京农村商业银行贷款的3000万元项目流动资金属于房地产开发行业贷款，但未享受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的优惠政策，该公司2010年至2014年期间也未在开封市承建任何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河南汴京农村商业银行工作人员温莎莎统计失误，误将此笔贷款列入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项目进行了统计报送。

按照人事管理权限，相关部门给予河南汴京农村商业银行信贷员温莎莎警告处分并调离工作岗位，给予河南汴京农村商业银行信贷管理部总经理邢际峰记过处分并在全行通报。

问题十一：信阳工业城珍珠路街道办事处套取保障房资金问题。7名官员被问责。

2014年4月，信阳工业城珍珠路办事处弄虚作假，未经征地拆迁居民签字确认，虚报居民补偿款和公共设施款83.86万元，并挪用230万元保障房专项资金用于其他项目建设。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相关部门给予信阳工业城管委会副处级干部卢世伟行政记过处分，给予信阳工业城管委会副主任李超美行政记过处分，给予信阳工业城管委会副主任杜卫国行政记过处分，给予信阳工业城珍珠路办事处主任徐宏行政撤职处分，给予信阳工业城珍珠路办事处副主任程方斌行政撤职处分，给予信阳工业城财政局局长王弢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信阳工业城财政支付核算中心主任刘洋行政记大过处分。

问题十二：信阳市光山县紫水办事处违规挪用廉租住房建设资金问题。5名官员被问责。

2014年8月，信阳市光山县紫水办事处从廉租房建设专项资金专户支出46.61万元，其中3.75万元用于支付办事处廉租房建设办公经费，42.86万元用于支付失地农民社保费用。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相关部门给予光山县副县级干部詹军诫勉谈话处理，给予光山县紫水办事处主任王冰行政警告处分，给予光山县财政局副局长张从群行政警告处分，给予光山县紫水办事处副科级干部李文忠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光山县紫水街道办事处财政所所长夏宗文行政记大过处分。

问题十三：焦作市沁阳市挪用保障房租金收入问题。4名官员被问责。

焦作市沁阳市第一中学收取的教师公寓公租房租金83.21万元和收取的学生住宿、学费等其他费用一起上缴财政非税收入专户，沁阳市财政将该笔资金作为本市教育经费投入全额返还一中，并未用于保障性住房项目。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相关部门给予沁阳市第一中学总务处副主任柴拥军记过处分，给予沁阳市第一中学校长刘高升警告处分，给予沁阳市房产管理中心副主任黄昆警告处分，给予沁阳市房管中心主任祁建军诫勉谈话处理。

问题十四：南阳市内乡县国营内乡万沟林场挪用林业危改资金问题。2名官员被问责。

南阳市内乡县国营内乡万沟林场存在违规从其危旧房改造项目专户列支4万元给现场质量技术监督员发放工资问题。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相关部门给予内乡县宝天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孙小波(副处级)诫勉谈话处理，给予内乡县宝天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纪检组长宋君安党内警告处分。

问题十五：周口市川汇区华耀城办事处违规使用棚户区改造资金问题。3名官员被问责。

周口市川汇区华耀城办事处在拆迁过程中，未能按规定及时将川汇区城市建设管理局拨付的国家建设征地补偿公益金上缴川汇区财政局非税收入账户，而是以临时借支形式从指挥部账户拨付的公益金中支付办公费用。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相关部门给予周口市川汇区华耀城办事处主任王学廉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周口市川汇区华耀城办事处财政所负责人马超行政记过处分，给予周口市川汇区华耀城办事处党工委书记李广肃诫勉谈话并责令写出深刻检查。

问题十六：新乡市公共租赁住房建成5543套3509套未分配问题。30名官员被问责。

2015年8月末，新乡市公共租赁住房建成5543套，由于小区基础设施不完善，达不到入住条件，以及原定向使用公租房企业倒闭，分配方案未及时调整等原因，其中3509套尚未分配。新乡市相关部门在执行上级决策部署、落实公租房分配工作中，不积极主动履行职责，措施不力，导致63.3%的公共租赁住房未能及时分配，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相关部门给予负有直接责任的15人党政纪处分，其中给予新乡市保障房服务中心副书记崔增利记过处分、保障房服务中心综合科科长樊霞降低岗位等级处分，给予卫滨区城建局局长董国栋、红旗区城乡建设局局长孙成新、高新区房管局原局长牛昆(现任区城建局局长)、经开区建设局原局长宋哲(现任局总工程师)、凤泉区城乡建设委主任冯世民行政记过处分，给予辉县市房产管理中心主任王金贵、卫滨区城建局副局长梁谨、红旗区城乡建设局保障科科长王远、高新区房管局住房保障科科长张孙龙、经开区建设局副局长王辉、凤泉区城建委副主任张爱信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凤泉区城建委开发科科长申占旗、辉县市房产管理中心住房保障科科长王卫华降低岗位等级处分。给予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新乡市房管局副局长毕永刚，卫滨区人大党组成员侯青兰(副县级)、红旗区新东区管委会副主任牛军道(副县级)、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齐振田、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占国、凤泉区政府副区长王振锋行政记过处分。对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新乡市房管局局长聂玉国，卫滨区政府区长冯利霞、红旗区政府区长郑援越、高新区管委会主任王学胜、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刘思江、凤泉区政府区长高炜、辉县市政府市长张星吉进行诫勉谈话。对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新乡市政府原副市长刘森(现任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新乡市政府副市长刘尚进诫勉谈话。

问题十七：江河湖库水系综合治理专项资金12000万元结存问题。6名官员被问责。

2014年9月，河南省收到江河湖库水系综合整治专项资金12000万元。因部分项目县市工作推进不到位，项目可行性研究、统计核实等工作未能及时完成，截止2015年8月底结存12000万元。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相关部门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修武县水利局局长王胜新、登封市水务局局长刘超杰、陕县水利局局长李百军进行诫勉谈话；对负有领导责任的修武县分管副县长陶江山、登封市分管副市长马宏伟、陕县县委常委、分管副县长童志明进行约谈。

问题十八：中小学校舍D级危房未消除问题。10名官员被问责。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09〕34号)规定，到2011年底各地应完成中小学校舍D级危房集中重建，消除安全隐患。但是，个别县对中小学校舍危房改造工作重视不够、工作不力，个别人员对政策理解不透，为争取资金，将其他等级危房误报为D级危房，截止2014年年底，河南省中小学仍有94.2万平方米D级危房未消除。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相关部门给予沈丘县教体局危改办主任程自轩行政记过处分，县教体局党组成员李亚洲行政警告处分，对县教体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涛进行诫勉谈话；给予新野县教体局发规股股长王新泽党内警告处分，对县教体局纪委书记苗军进行诫勉谈话；给予安阳县教体局督导室主任牛艳清、计财股副股长袁永刚行政警告处分；给予博爱县教育局计财科副科长刘松伟党内警告处分，对县教育局副主任科员李晓红进行诫勉谈话，对县教育局局长杨国庆给予停职检查处理。责令沈丘县、新野县、安阳县、博爱县教体局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问题十九：鹤壁市浚县政府在政府网站发布已经废止的文件问题。3名官员被问责。

由于具体负责政府网站招商服务栏目内容更新工作的职能部门没有尽到职责，致使已经废止的《浚县招商引资优惠办法》未能及时进行撤换，造成不良影响。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相关部门给予负有直接责任的浚县外商投资服务局工作人员郭相前党内警告处分，给予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浚县外商投资服务局信息办主任张丰昌行政记过处分，给予在监管方面负有直接责任的浚县政府电子政务办公室主任张晓华警告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