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答疑

2024-07-02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答疑（精选6篇）

篇1：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答疑

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与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一）受教育程度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较高。根据抽样调查, 1986年农村外出劳动力中,小学教育水平占37.2% ,初中占21.2%。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末期,农村外出务工经商

1的劳动力中,初中水平的比例上升到50%以上,且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另有调查数据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 , 比老一代的24.2%高出14个百分点。从数据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普遍享受了义务教育政策，所以，其所受到教育的程度有所提高，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都完成了义务教育，更有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职业培训。同时，由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城市化的进程加快，社会开放程度加深，新生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容易获取知识、信息，更容易地了解国家、社会情况，使其在进入城市进行工作时，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具有目标性和目的性。同时，由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的适应能力有所加强，与老一代农民工相对比，他们更容易接受和适应社会的变化，更快地进行社会化。同时，教育程度的提高，提高了其对职业的期望，也加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这导致其在寻找职业之时，更加注重薪酬的高低，自我权益的保护，更加关注自我的实现。

（二）女性比例增高，年龄集中并普遍较低。根据《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中所调查的结果表明，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比例从在第一代农民工总数的34.3%，提高到现在在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的53.9%。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状况也发生了改变。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分布集中，在《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中的统计数据表明，外出农民工的年龄主要集中在16-38岁之间，其比例占整个外出农民工的89.2%。

2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占45.9%，平均年龄为20.8岁，标准差为26岁。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主要集中在18-22岁之间，年龄相对集中。因此，从数据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和性别结构正在转型中。过去由于农村“重男轻女”、“男主内、女主外”的传统思想，第一代农民工中，男性居多，但如今，随着社会思想的解放和受教育程度的增高，使新生代农村工中，女性农民工比例开始上升。同时，也使新生代的农民工的年龄趋向年轻化。

（三）普遍处于未婚状态。据《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中的调查可知，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10.2%的未婚率，新生代农民工中，总数83.7%都处于未婚状态，初婚有配偶的也只占总数的16.2%。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大部分是体力型、服务型工作，一般情况下他们工作时间较长，认识异性的机会相对较少。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 年的调查显示，进城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29 天，平均每天工作8.93 小时。其中，每周工作7 天，没有休息日的农民工占46.9%0 这客观上减少了新生代农民工和异性接触的机会并造成男女关系的3疏离，对新生代农民工择偶制造了障碍。所以，新生代农民工未婚的特征也应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四）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与城市的工人相比,农民工做同样的工作却往往是同工不同酬,农民工的收入和工人的收入差距很大,农民工务工月均收入只有职工工资月均收入的六成左右;而且随着年份的累积,全国职工工资的增长幅度约为29% ,而农民工工资的增长幅度仅为18%。此外,大多数农民工少有节假日,不被尊重,甚至受到歧视。不少企业也没有为他们提 12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6年版。

丁志宏：《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上海 100081)3 长子中：《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困境》（中国社会报/2010 年/1 月/13 日/第003 版）供相应的保险和社会保障。而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在不断加强。深圳东莞塘厦镇的调查分析显示, 99.39 %的人感觉在城市打工遭受了歧视, 73.62 %的人认为政府应该保护他们的基本权益不受损害, 41.72 %的人有加入工会的愿望, 100 %的女

4性都知道妇联可以起到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知道自身的权益，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忍气吞声，他们懂得通过抗议、法律等合法有效的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

虽然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无论在受教育程度、维权意识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和改善，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的大背景在，仍然需要面对许多困难和困境，他们的前路并不好走。

一婚姻：难以走进“围城”

根据2008年2月21日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公报显示，2006年外出从业劳动力中，20岁以下占16.1%；21岁-30岁占36.5%，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婚恋的黄金年龄，但受限制，处于难以走进“围城”的困境。

受职业限制找不到爱情。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尤其在建筑业、加工制造业方面几乎都是新生代男性农民工的就业首选。这些工作脏、累、苦，工资待遇不高，风险大，很难获得女孩的青睐，也难以获得与女孩相处的机会。

同样，在一些玩具加工业、电子产品组装服务业、纺织制衣业等厂子里则是新生代女农民工成群结队，同样苦于“恋爱无人”。这些单位新生代女农民工占绝大多数，加上她们在恋爱上一般比较矜持，不好意思主动和厂外的男性接触，所以她们的婚恋也成了老大难问题。此时，职业搭起的围墙正束缚着这些青春萌动的新生代农民工。

收入水平偏低影响爱情发展。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6年调查，从收入水平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总体不高。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在1501元-2000元之间的占16.9%，1001元-1500元的占21.6%，701元-1000元的占26.6%，501元-700元的占23.4%。其中能准时或基本准时拿到工资的占75.3%，偶尔拖欠的占17.4%，经常被拖欠的占7.3%。经济是一切的基础，新生代农民工的爱情与婚姻，同样需要经济条件为基础，爱情尤其是婚姻不能建立在“空中楼阁”上，这也影响到新生代男性农民工未来的择偶。

二身份：非城非乡

崔江红:《新生代农民工20年初长成》,《神州》2005年第11期。从职业上讲，新生代农民工已是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根据统计，目前农民工数量上已远远超过原有城镇户籍的公有制二、三产业的职工，达到我国工人总数的2/3以上，作为生产主体支撑着国家的工业化，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全国总工会2007年组织开展的第六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中的分布占64.4%。从行业来看，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其中制造业所占比重最大，占全部职工的31.9%，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分别占9.4%和9.1%。而城镇职工中在制造业中就业的比重只有22.8%。2008年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当代农村进城务工青年价值观研究———基于江苏省苏南、苏北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抽样调查》显示，7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属于工人群体，定位为产业工人，仅有8%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民。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差、流动性强，多数企业都还没有把他们当作稳定的产业工人；另一方面，他们承担着城市最累、最苦、最脏、最险的工作，他们与城市产业工人相比，享受不到应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福利待遇，不能同工同酬同权，处于城市里的社会底层。

从地域上讲，新生代农民工常年生活、工作在城市，是市民。新生代农民工熟悉城市生活，向往城市生活。与老一代农民工“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灰暗生活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要寻找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泡网吧、下迪厅、染头发、穿时髦服装，对攒钱并不十分看重。他们讲究的是“心随我动率性(彰显)自我”。新生代农民工通常也会在春节时回家一趟，但那仅仅是“礼节性的仪式”，对家乡的乡土认同更多的是包含着对亲人的感情，对农业活动则缺乏浓厚的感情和兴趣。他们更倾向于改变现状，想在城里有喜欢的工作，买房子，娶妻生子，真正融入城市。2007年发布的《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显示，有27.4%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城市买房成新“客家”；50.2%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干得好，愿意待下去”；“再干几年回家”或“想尽快回家”的加起来只有不到2成《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他们手机的拥有比例高达72.9%，绝大多数人的通讯方式都很现代化。但城市显然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依然是“经济接纳、社会拒入”。

从法定身份上讲，新生代农民工仍然是农民。当前受户籍限制，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定身份仍然是农民。新生代农民工一部分是在城市里出生长大，一部分是初中或高中毕业后直接进城打工，他们没种过地，不会种地，更不愿意种地，普遍存在着农民不爱地，农民不爱农，农民不识农，“轻农、厌农、弃农”意识严重。虽然户口在农村，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为城市人，压根儿就没准备再回农村，出来长见识的同时，希望能够和城市人一样“体面地活着”。

三就业：高不成低不就

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父辈，就业期望甚高，但仍面临困境。

就业期望高与敬业精神差。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岗位比较挑剔，怕吃苦，常常不能踏实工作。一项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敬业精神差，且职业流动率是最高的，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而50年代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仅为0.08次，其跳槽频率是其父兄辈的近6倍，即使能够做到“敬业”，也很难做到真心“爱岗”。这其中，近一半的人是因为“生活、生产环境和闲暇时间不足”而跳槽，17%的人提出，“自己不喜欢那个工作”或者只是“想换个环境”。并且新生代农民工在获得工作的同时还要求享受生活，得到尊重，在文化、娱乐、健身等精神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强。新生代农民工以独生子女为主，他们从小就被父母寄予了非常高的期望。这种期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不切实际的就业意愿，即只希望找那些社会地位高、条件好、工资高的工作。加之有父母做其强大后盾，生活压力小了很多，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跳槽，主动选择自己想要的工作环境。

就业期望高与职业技能低。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对农民工的素质需求也发生着变化。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初中文化程度占70.1%，高中文化程度占8.7%，比以前高出8.54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但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仍然较低，缺乏必要的专业培训、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不了解工业生产或现代化服务业的基本规范，同现代非农行业对劳动者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仅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占76.4%。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84%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参加技能培训对找工作有帮助，但是仍有六成外出农民工没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显示，有高达62.6%的新生代农民工未来有做老板的打算“有自己的事业”是他们中不少人的最高理想。他们不愿像上一代农民工那样承担城市里低端的重体力活，又无法胜任复杂的技能型和知识型工作，难以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定位，基本上只能从事体力运输、建筑小工、工业加工以及低层次服务等劳动密集型、重体力、低报酬行业。同时过于频繁跳槽，使得他们对每个行业、岗位只能作蜻蜓点水式的了解，每一项职业技能也只能停留在“学徒期”的水平。如此周而复始，也形成恶性循环。没有过硬的职业技能，他们很难融入城市，并且体面地生存。

四落户：三壁垒”

根据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长期居住的愿望强烈，但高门槛限制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

经济壁垒。2006年3月27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发布后，经调查，许多省会城市都将农民工购房在60平方米之上作为落户条件之一。目前房价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对于收入微薄却喜欢大手大脚花钱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能够实现的积累非常有限，这种以货币构筑的以经济壁垒取代身份壁垒的新门槛对普通农民来说仍然是难以逾越的，这也是他们融入城市的一大经济障碍。

素质壁垒。目前不少省会城市落户要求农民工具有高中或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不少地方仍然要求达到大专文化程度。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公报显示，2006年，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90.0%。这对以初中为主要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也是进城落户的一大障碍。并且不少地方对农民工进城落户实行二元待遇。比如重庆市2006年8月1日实行了《关于解决进城农民工户籍问题的意见》，重庆公安局就指出，“本市农民工在主城落户的条件实际上大大降低，而在重庆务工的其他省市的农民工要落户重庆主城区，文凭“门槛”没变：仍需大专以上学历。且购买的住房人均面积达到30平方米以上，并实际居住。

社会福利壁垒。我国各地社会福利系统不兼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主要是以省级为改革单元，以城市为中心展开的。一些省份已在省内实行城乡户籍统一，但省际之间人口自由迁徙障碍依然较大。各地社会福利系统的不兼容是制约人口省际迁移的重要因素。解决矛盾还须深化城市改革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快速转型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社会优化与社会问题兼生，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共存。一亿多人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正处在适龄期，目前他们首要面临的大问题就是婚姻问题。《劳动合同法》出台后，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虽较上一代农民工有所进步，但仍然得不到维护。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职业期望高，受职业技能低的限制，即使有心摆脱卖苦力的低级打工状态，也普遍感到力不从心，只能从事城市人不愿干的脏、苦、累、风险大等边缘职业，就业环境差，劳动时间长，工作量大，劳动报酬低，基本权益难以得到应有的保障，享受不到应有的国民待遇。马克思曾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新生代农民工一旦进入城市新环境，乡村社会规范所具有的凝聚力失散，原有的道德行为失范(即自律性丧失)，这样，新生代农民工农村不愿意回去，城市又不能融入，他们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低于父辈，在城市陷入生活困境时，在职业技能低、经济收入差、无住房、受歧视、讨不到老婆等的连锁反应下，贫穷和光棍的结合，对城市社会的冲击将是巨大的。

另一方面，受户籍限制，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定位为城里人，但城市仍未作好接纳他们的准备。相反既有经济门槛，又有素质门槛和福利门槛，即使这样，他们仍不愿回到农村。它意味着，农村不是退路。也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必须依赖于城市的工作和生活，那种将农村作为“蓄水池”的政策概念完全过时了。这样，新生代农民工只能集中居住在房租低廉、流动人口集中的城市边缘区、老城区，交往的对象多为老乡，社会结构呈现单一化、封闭性的特点，形成一个自我隔离的孤岛。在那里，弱信息、弱发展机会、弱资源的再生性以及弱劳动力联系，贫困和孤岛的经济效应往往意味着缺乏发展的机会，与主流社会脱节。他们处于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境地，面临着双重边缘化的状态和贫困化不断加剧的境况中。

由于没有户籍，他们就业受限制，《劳动法》第3条规定的“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权利”很难从纸上权利转化为现实权利。入城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了工作，往往要付出比市民更高的代价。大多数农民工只能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寻找一些城市人的“剩余”工作。很难获得一种地位资源的积累，更不用说实现一种地位向上的流动。生活来源决定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无业便无依，将使这一部分人处于游动不定的状态，具有游民的特征，成为随时可能妨碍社会稳定和和谐的隐患。杭州市2008年的案宗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比例占70%以上，最近刚发布的广东三大监狱大规模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罪犯九成在26岁以下。并且由于信息网络媒介的发展，他们也更容易被组织起来共同发出声音，社会矛盾更容易被扩大和激化。如果继续将他们排斥在体制外，将他们边缘化，漠视他们的物质、精神文化和民主政治需求，他们更容易产生怨恨心理，不利于社会治安和稳定。这值得我们警惕！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的种种差异及面临的困境，对当下的城市管理政策提出了挑战。并且，这种挑战将日益变得清晰、紧迫。

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六条建议：

一是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

当前，必须加强严格贯彻执行《劳动合同法》和国家有关规定，推动各类企业同新生代农民工按照平等自愿、协商的原则，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严格实行《劳动合同法》及相关的带薪休假制度，保障外来民工休息休假权利，使其有更多时间和精力经营生活，交友恋爱。要保障农民工依法享有的民主政治权利，保障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要依法保障农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

二是进一步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

要转变管理理念，转变由过去主要面向和管理户籍人口，转变到同时面向和管理常住人口及流动人口，并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让农民工参与到城市管理当中来，增强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度。农民工流入地政府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对进城农民工“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政策要求，完善对农民工保护的相关法规，出台对农民工权益保护的专门规定，加大政府部门的执法力度，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三是改革劳动就业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要极探索建立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就业制度，打破城乡分割的劳动就业制度，将城市和农村劳动力视为一个整体，纳入城乡协调发展的共同政策框架下，采取一体化的就业政策和管理体制，让农民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上公开、公平的开展就业竞争。要创新农民培训转移机制，大力加强对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转移就业能力。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提供就业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

四是按照以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

当前要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户口管理结构，打破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身份限制，尽快改变目前农民工身份转换滞后于职业转换的现状，实行以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人在哪里工作、生活，就在那里登记，就纳入当地的管理范畴，建立以常住户口、暂住户口为基础的户口登记制度，实现城乡户籍一体化，实现户籍管理由静态化向动态化的转变。

五是要更多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要切实改进服务形式，让流动图书馆、流动电影院真正走进农民工中间；文化设施要向农民工开放；要积极扶持打工者文化团体，不要“让农民工融入城市”成了空话。六是积极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区生活

要依托集中居住中心、居(村)综合活动室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公德、法制宣传、市民素质等教育活动，积极引导和吸纳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区自治组织和各类学习型、服务型、文体型、公益志愿型等居民互助性的社区民间组织，使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融入社区生活和社区管理，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加速融入城市的大熔炉。

篇2：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答疑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困境：

（一）脏、苦、累的边缘职业

受职业技能低的限制，新生代农民工即使有心摆脱卖苦力的低级打工状态，也普遍感到力不从心，只能从事城市人不愿干的脏、苦、累、风险大等边缘职业，就业环境差，劳动时间长，工作量大，劳动报酬低，基本权益难以得到应有的保障，享受不到应有的国民待遇。

（二）迫切的婚姻问题

受职业限制找不到爱情。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首选通常是一些脏、累、苦，工资待遇不高，风险大的职业，很难获得异性的青睐，也难以获得与异性相处的机会。职业搭起的围墙正束缚着这些青春萌动的新生代农民工。

（三）非城非乡的身份

当前受户籍限制，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定身份仍然是农民。虽然户口在农村，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为城市人，希望能够和城市人一样“体面地活着”。但城市并未作好接纳他们的准备，相反既有经济门槛，又有素质门槛和福利门槛，这样，新生代农民工只能集中居住在房租低廉、流动人口集中的城市边缘区、老城区，形成一个自我隔离的孤岛，与主流社会脱节，处于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境地。

（四）矛盾斗争的心理

新生代农民工一旦进入城市新环境，乡村社会规范所具有的凝聚力失散，原有的自律性丧失，在城市陷入生活困境时，在职业技能低、经济收入差、无住房、受歧视、讨不到老婆等的连锁反应下，贫穷和光棍的结合，对城市社会的冲击将是巨大的。并且由于信息网络媒介的发展，他们也更容易被组织起来共同发出声音，社会矛盾更容易被扩大和激化。如果继续将他们排斥在体制外，将他们边缘化，漠视他们的物质、精神文化和民主政治需求，他们更容易产生怨恨心理，不利于社会治安和稳定。这值得我们警惕！

二、政府和社会需要采取的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的种种差异及面临的困境，对当下的城市管理政策提出了挑战。并且，这种挑战将日益变得清晰、紧迫。

（一）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

虽然被冠以“农民”两个字，实际上“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农民的关系已不是那么紧密，但户籍这堵墙，却如影相随，羁绊着他们融入城市，阻碍着他们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制约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社会的转型。所以，要破解“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民生难题，不妨先从户籍制度着手，赋予他们“新市民”的身份。实行以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人在哪里工作、生活，就在那里登记，就纳入当地的管理范畴，建立以常住户口、暂住户口为基础的户口登记制度，实现城乡户籍一体化，实现户籍管理由静态化向动态化的转变。

（二）改革劳动就业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探索建立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就业制度，打破城乡分割的劳动就业制度，将城市和农村劳动力视为一个整体，纳入城乡协调发展的共同政策框架下，采取一体化的就业政策和管理体制，让农民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上公开、公平的开展就业竞争。要创新农民培训转移机制，大力加强对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转移就业能力。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提供就业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

（三）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

（四）进一步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

（五）更多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要切实改进服务形式，让流动图书馆、流动电影院真正走进农民工中间；文化设施要向农民工开放；要积极扶持打工者文化团体，不要“让农民工融入城市”成了空话。

（六）积极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区生活

篇3：新生代农民工激励问题研究

1.1 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

目前并没有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确定概念, 一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从年龄上来说:他们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 特别是80后、90后, 年龄18岁到25岁, 其中尤其是一些90后农民工, 对这些员工的管理, 逐渐成为企业的难题。

从成长背景上来看, 首先他们大多数接受过中学教育, 有的甚至是中专或技校毕业, 具有一定的知识水平。在这些外出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里面, 不乏很多优秀分子, 由于偶然的中考或高考失利、或虽已考入大学而家庭无力继续支撑其学业。其次, 在其成长过程中, 已经接受很多现代信息的熏陶, 从心理、思维等各方面已经具有开放性, 与城市人口的差异也在缩小, 由于接受了一定教育, 其对未来生活的预期, 也比第一代农民工要求高很多。

1.2 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表现

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这些特点, 这一群体在工作中也表现出以下特征, 首先是对工作的重复性和无聊性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感, 这与第一代农民工重点关注工资高低有一定的差异。其次是离职率居高不下;由于这部分群体对工作和生活具有较高的期望, 而单位所能提供的待遇, 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时, 他们很容易想到离职。据统计, 珠三角很多企业新招员工占到20%, 有的占到40%, 而且大部分公司常年都在招工, 这些主要还是由于高离职率引起的, 而在餐饮等服务业中, 员工的离职率更高。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换工作的频率是父辈的8倍。第三, 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对工作产生不满, 即使部分企业提供了一些保障和激励措施, 对农民工的吸引力也不大, 他们更容易关注工作中不如意的地方;而当对工作产生不满或出现劳资纠纷时, 他们会更懂得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

1.3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心理特点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 在工作中表现出来很大差异, 这与他们对职业有自己独特的认识有关, 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有一定的教育背景, 在成长过程中接受了较多的现代知识, 他们在工作一段时间后, 便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 关注自己的长远职业生涯, 并逐步把当前职业与未来的发展结合起来, 这使得他们对目前的工作衡量较多。另外, 为了考虑职业发展规划, 新生代农民工对技能培训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一项调查中, 有17%的新生代农民工有一定的技术技能, 75%的农民工有要求进行技能培训的欲望, 仅有8%的农民工没有考虑过。

1.4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消费特点

与第一代农民工往往将大部分收入寄回家不同,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很强烈的现代生活意识和消费观念, 尽管收入水平不高, 但他们大多数会将工资消费掉, 调查显示, 65%-70%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主要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 工资很少寄回家, 有近70%拥有手机或小灵通, 通信费用占总消费的比例很高, 一般高达15%-25%。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吃麦当劳了, 而老一代一般不舍得吃。已逐步成为市场上重要的消费力量。这种观念也会激励其对工作待遇有一定的要求, 希望能从工作中获得更多, 而且这种要求往往是不可逆的。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也会促使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注重工作的自由性。

2 新生代农民工激励现状

员工激励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个重要职能, 但人们往往误以为只有对白领阶层或知识型工作者才需要进行激励, 而对农民工群体只需要通过物质激励 (即工资) 即可, 这种观念在大量使用农民工的珠三角的一些制造型企业里普遍流行。这些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认识, 仍然停留在所雇佣的第一代农民工上, 所采用的激励方式无非是根据外部劳动力市场状况, 适当的变动工资。即使部分企业已经意识到了更多激励方式的重要性, 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但这些也仅仅停留在表面。

根据目前笔者对珠海市金湾区五十多家企业所做的调查显示, 除了普遍采用与工资挂钩相联系的绩效工资机制外, 企业经常采用的员工激励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日常工作行为奖惩。绝大多数企业都在规章制度中列举了员工可以得到奖励或惩罚的情形, 这起到了规范和约束员工行为的作用, 对良好行为还可以起到正强化作用。但同样的方法在不同企业却有这截然不同的效果, 究其原因在于奖惩措施的执行上。执行的公平性、及时性等都会影响到效果。

对老职工给予一定的工龄补贴。这也是很多企业都在采取的措施。但补贴的标准却差别很大, 在调查的企业当中, 最高的每工作一年给予二百元补贴, 最低的仅五十元。很多企业也只是在近两年面对“用工荒”时才采取措施。其实工龄补贴不仅可以使企业常年陷入招工难的困境, 更重要的是可以留住有经验的员工, 大幅度的降低用工成本。

部分企业会支持员工进行技能培训。支持的方法主要通过资金支持、工时调整等提供各项文体活动, 丰富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虽然很多企业都热衷于此类项目, 但收到的效果却不明显。事实上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时间较长, 比较辛苦劳累, 而下班后自主意识较强, 往往有自己的活动安排, 对企业的活动设施兴趣不大。

3 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分析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以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状态研究, 发现他们的心理需求已经超越了生理和安全需求, 他们更多的是寻求情感、归属感、尊重的需求, 在一定程度上期望能达到自我实现。根据对他们的调查, 显示他们除了对工资待遇、劳动环境等刚性因素比较重视外, 还比较看重工作中以下几点要素:一是良好的人际关系。他们希望在工作中得到组织和同事的认同和关心, 得到他们的承认。即使是一些很少与同事打交道的工作岗位, 人际关系的好坏也影响到这些职工的工作表现, 进而影响到这些职工在企业中所供职的时间。二是希望在企业中得到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对正常利益诉求、参与企业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们希望在企业日常管理中受到公平对待, 希望雇主遇到工伤等情形时得到合法保障。

上述这种需求会成为他们理想中的一部分, 但现实往往给他们造成很大的障碍, 一方面来自于社会的不公平性, 另一方面来自于其自身的不足。所以他们也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弥补这种不足, 以消除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但是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在于美好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之间有一道鸿沟。大学生群体也会受到现实问题的各种困扰, 但他们绝大多数有足够的基础和能力来提升自己, 以适应现实, 实现自己的某些目标, 缩小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 但这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来说难度却较大, 即使他们也想通过参加培训、自我学习等方式来提升自己, 但由于受教育程度不足、工作压力较重、精力不足等原因, 导致这一途径对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来说难度较大。因此, 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 以及难以找到缩小差距的方法, 成为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出现心理问题和犯罪现象的重要原因。

4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激励方式的建议

鉴于新生代农民工独特的个性心理特征, 企业必须意识到当前激励方式的不足, 并应该对这一群体加强关注, 充分针对这一群体的正当利益诉求, 改变传统的粗放式激励模式, 采用精细化的激励手段。

4.1 关注员工的发展, 提供个性化的培训。

将员工的岗位与其职业生涯规划结合起来。事实上新生代农民工的上进意识还是很强的, 与在校大学生相比, 他们更加务实, 更加意识到自己的不足, 欠缺系统学习一门学科的条件, 所以企业如果能通过聘请职业规划专家, 首先, 为其提供职业生涯规划的正确理念, 再对他们进行专业技能方面的培训。同时如果能在农民工内部形成互相学习的风气, 将有利于发挥榜样的力量。还应该将员工未来的职业发展与目前的培训相结合, 建立农民工技能学习的奖励机制, 与薪酬适当挂钩。

4.2 构建和谐、良好的企业人际关系。

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特点和心理特征, 他们有着较强的心理归属需求, 所以企业一方面应该继续探索职工文体活动的内容和方式, 为广大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充分交流的平台。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另一方面, 从企业文化构建的角度出发, 将和谐、良好的人际关系融入到企业文化中, 给员工切实的体验, 感受到被尊重和公平对待。加强对职工的团队性激励。

为农民工提供保障措施。企业提供的社会保险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 尤其是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 可以消除农民工的后顾之忧, 成为留住和激励他们的重要因素。遵守国家和地方有关劳动合同的法律规范, 避免出现恶性的劳资纠纷, 善待工伤员工。

4.3 提供公平、畅通的升职渠道, 满足新生代农民工自我成长的需求。

在员工入职之初, 企业公布员工的升职路线以及晋升依据, 并提高这些政策的执行力度, 让员工对自己的职业前景和发展有明确的认识。

4.4 对农民工进行人生化的管理。

提高农民工在企业里面的参与度, 同时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福利待遇, 实现工人的“体面劳动”。新生代农民工迫切希望融入到城市当中, 希望身份得到切实转换, 并最终在城市落户, 有的还希望能拥有自己的住房, 所以企业应该在这方面给予适当关注。

总之, 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激励, 探索适应这一群体的管理模式, 已经越来越成为大量使用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的面临的重大问题。伴随着社会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和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 他们的正当利益诉求将逐步得到重视和满足。

摘要：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逐步成为农民工群体中的主体, 但这一群体与第一代农民工, 在工作生活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如何对这一群体进行激励, 成为各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本文通过对这部分群体特征的研究, 总结了当前企业所采用的激励方式, 提出了企业应该从提供个性化的培训机会、安全稳定的工作保障、营造和谐的员工关系氛围等多个方面进行有效的激励。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诉求,员工关系,激励

参考文献

[1]孙瑞灼.新生代农民工的“困惑”[J].人力资源, 2010 (5) :31-32.

[2]栾明梅, 李小贞.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J].法制与社会, 2009 (11) :275-276.

[3]吴红宇, 谢国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利益诉求及角色变迁——基于东莞塘厦镇的调查分[J].南方人口, 2006 (02) :21-31.

篇4：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探索

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周岁以上、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民工群体通常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呈现出明显区别于老一代农民工群体的特点：文化素质整体较高，再教育需求也较高；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不再“亦工亦农”，半城市化状态和边缘性明显。虽然被冠以“农民”二字，但与农村、农业生产的关系已不是那么紧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阅历和社会认知直接从城市开始，与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基本无差。他们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希望在城市里扎根。但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壁垒，事实上将城乡两部分居民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新生代农民工沦为城市的“边缘人”，成为城市里的“灰色人口”。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存在的问题

职业发展期望值高，但技能水平达不到。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的浸染下，由生存成本所引发的一系列需求，使其在职业寻求方面更加注重工资水平、个人的未来发展、工作的人文环境，以寻求自己更加感兴趣的职业，同时追求幸福感。另一方面，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但其职业技能水平与许多行业的要求仍有一定差距。这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只能就业于对文化和技能要求不太高的加工制造业、餐饮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甚至是建筑业。

获取就业信息能力弱，就业机会少。在城市中过窄的人际关系，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机会的选择。和父辈一样，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信息的获取方式以社会资本中的家庭和家族网络、拓展的关系网络求职为主。也有少部分通过职业中介机构或者学校等培训机构，以及家乡政府部门组织劳动力输出等途径。是否能够便利地获取就业信息决定了农民工是否能够通畅就业。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也开始逐渐接受和了解移动网络技术带来的便利性，利用各种网络平台来寻求工作机会。但是，网络信息的不安全，而且网络招聘大多对求职者的要求较高等因素，使大多数人放弃了此途径，就业机会也随之减少，导致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出现了“干半年，歇半年”，一年到头收入还是所剩无几的现象。

制度壁垒导致城市农村双重绝缘，社会需求难以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农业的经验，不会干农活，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与城市居民基本没有两样，他们迫切渴望融入城市，能成为城市居民。但由于户籍问题，他们无法享受市民享有的医保、住房保障以及教育等各种社会保障。基于自身阅历和切身体验，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期望子女能在城市接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从而选择在务工地就业和定居。一些城市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女还存在收取借读费和赞助费等行为。户籍制度大大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入学以及住房安置。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从长远角度讲，是一件关系国家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全局的重要大事。考虑中国国情，需要分别从国家政策、企业支持和农民提高自身技能三方面共同努力。

国家政策方面，改革户籍制度，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是解决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关键所在。目前农民工问题的存在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解放初期，我国为了城市发展和工业发展，实行城乡“剪刀差”的政策，依靠农村支持城市发展。到现阶段，我国城市发展已经具备相当规模，城市综合竞争力也相应实现，但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还相对贫穷，农民生活水平相对较差。从二元劳动力市场观点来看，农民工群体进入的属于“次属劳动力市场”，该市场收入低，工作环境差。而造成这些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我国实行的二元户籍制度。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实现平等的劳动力待遇，给予农民工公正合理的社会地位，是新生代农民工获取市民化身份和权利的关键。

从企业角度看，深化产业结构升级改革，调整劳动力供需结构，拓展农民工就业空间，这就要求一方面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做好产业的升级，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岗位；同时做好产业链的升级，支持自主创新，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另一方面要积极提供条件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培训，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当成促进企业发展的一种投资。

从农民工自身来看，提高个人素质，制订职业规划，大力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是实现城市融入的有效途径。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职业技能普遍不强，甚至大部分不具备职业技能，只能从事体力劳动。通过制订职业规划，增加职业技能的投入和培训，从而提高农民工的自身素质，增强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并逐渐培养他们的敬业精神，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和企业的双赢。

篇5：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研究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90后农民工,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1]。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以往的农民工,具有更加明显的特点,如更加注重个人享受,更加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以及社会的认同,更加向往城市生活。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超过1亿人,该群体的逐渐壮大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渴望城市生活,希望能在城市里扎根落地,被城市所容纳,大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首先选择在城市就业,如何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值得全社会思考。

1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面临的问题

1.1面临社会排斥

首先,物质条件的匮乏使新生代农民工只能居住在偏远的厂房或者廉价的出租房内,从而在住所上和当地的正式居民隔离,无法参加正式的社交活动,这种地理隔离对新生代农民工有心理和现实的双重影响,加剧了其心理上作为“外来人”的感觉,现实中则限制其获得当地知识和联系的机会,阻碍其在当地扎根并获得认同;其次,新生代农民工有强烈的愿望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却无法得到满足,政府往往对此持漠视态度,甚至有的政策还在加深这种差距。现行的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享有平等社会待遇,虽然有些城市正在改革地方户籍制度,允许更多的农民工落户城市,但是往往落户门槛太高,一般新生代农民工无法凭借自身力量逾越[2]。

1.2生活无保障,福利差

大部分人认为农民工对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当地经济发展的利益分配却是不对称的,由于受到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限制,没有当地土地股份或社会身份的农民工进入当地社会参与利益分配格局障碍重重,最基本的居住条件都不能保证。调查显示,有31%的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集体宿舍,18%居住在缺乏厨卫设施的出租屋里,15%居住在工作地点,10%居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15%在城里没有住所,只能往返于城郊之间回农家居住,只有11%居住在厨卫齐全的房屋里。在生活无保障或者福利状况较差的情况下,农民工容易积累恶性的不满,甚至通过极端的方法发泄,以致于有时会给当地带来犯罪等社会问题,从而使当地居民对其产生心理上的排斥,致使这种矛盾长期恶性循环。

1.3就业途径受局限,缺乏专业职介体系

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途径的选择中,熟人介绍、老乡介绍、亲属介绍3种途径所占比例较高,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就业方式,建立在相互信任和帮助的基础上,私人关系占据主流地位。学校推荐也是最近几年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主要途径之一,其优势是就业层次相对较高,跟新生代农民工所学技能有较高的关联性。但是,目前政府针对新生代农民工专门设置的职业介绍体系相对缺乏,缺少关注与引导,信息网络不健全,用工信息发布不及时,缺乏调控。新生代农民工集中反映的问题就是公办劳动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差、办事效率低;而民办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则又收费过高,信息不可靠。

1.4工作环境恶劣,劳动安全缺失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劳动超时现象十分普遍,加班加点问题普遍存在,周末双休以及国家法定节假日也难以实现。例如,在苏州的新生代农民工一般工作时间都较长,每天工作9~10 h的占38.0%,11~12 h的占54.0%。收入低是导致农民工文化生活匮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3]。调查发现,月均收入在1 000元以下的占21.0%,月均收入在1 000~2 000元之间的占62.0%。其次,在当前体制下,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其劳动价值得不到公平体现,许多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虽然从事和正式工同样的工作,付出相同的劳动量,却得不到同样的报酬,“拖欠”问题更是没能得到根本解决。此外,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缺乏最基本的劳动安全保护,有些企业只顾眼前利益,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不给其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也不对其进行必要的安全培训,导致其职业发病率和工伤事故发生率居高不下。

1.5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就业

大部分农民工选择城市就业,不愿意回到家乡从事耕种活动。但在一些地区当农村经济发展条件和水平得到改善后,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回到家乡,从事在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以后可以获得相对较高收入的农业劳动,如反季节养殖[4],因其需要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可以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因此吸引了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还有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后开始从事运输、餐饮等行业,进行小规模的个体户创业,或者有的利用外出期间所学习掌握的技能和经验募集资金进行创业,还有些则回到家乡的乡镇企业再就业。

2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机制探索

2.1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是制约中国农民工就业问题的首要因素,因此,要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必须进行户籍改革。其改革关键在于消除户口管理上的种种社会经济差别,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使新生代农民工与地居民在就业和其他发展机会上真正享受平等的待遇。然而,在户籍制度背后存在着大量由城乡身份决定的经济租金是制度改革在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的历史问题。目前,政府还没有出台相关的政策取消把公民划分为农业与非农业户口两大类,这就要求各地方可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用地域代替职位作为划分居民性质的主要标准,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享受应有的权利,被城市所接纳。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采取有效措施推进城镇化,让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城。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将在全省推介的中山市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办法,不以户口为标准,从而将教育、就业、社保、医疗等公共服务与户口脱钩,是引导进城农民工“软着陆”的科学机制,值得各地方政府学习。

2.2有赖政府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首先要解决就业问题,其次要解决住房、子女教育问题,这些均有赖于政府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期望较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期望都非常高,绝大多数人对子女学历的期望都是大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学历,三者合计达89.1%,其中希望子女将来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高达38.8%[5]。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经济适用房及廉租房是很多地方政府正在探索实施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家庭的团聚,有利于维持家庭的稳定,并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及其子女教育等提供了基本的保证,有利于其融入城市。2009年11月23日,河南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修改〈河南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的决定(草案)》提出,今后退回宅基地到城镇居住并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农民工,可以在居住地申请廉租住房或者购买经济适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