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批判精神之成因探析

刘知几批判精神之成因探析（共4篇）

篇1：刘知几批判精神之成因探析

刘知几批判精神之成因探析

在唐代,史学领域先后出现了一批光彩夺目的史学名著.《隋书・经籍志》著录史部之作共817部,13264卷,其数量占隋前图书(凡3 127部,36 708卷)的三分之一.对这些史籍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已经是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刘知几能独当此任,其博学多能固然重要,但博学多能之士并非只有刘知几一人,关键是他具有批判精神.

作 者：孙小泉  作者单位：临沂师范学院,法学院,山东,临沂,276000 刊 名：临沂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LINYI NORMAL UNIVERSITY 年，卷(期)： 29(5) 分类号：B0 关键词： 

 

篇2：刘知几批判精神之成因探析

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评论著作。二十卷。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撰，成书于中宗景龙四年(710)。

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举进士。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开始

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长安三年与朱敬则等撰《唐书》八十卷，神龙(705～707)时与徐坚等撰《武后实录》。玄宗先天元年(712)，与谱学家柳冲等改修《氏族志》，至开元二年(714)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四年与吴兢撰成《睿宗实录》二十卷，重修《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

刘知几不满于当时史馆制度的混乱和监修贵臣对修史工作的横加干涉，于景龙二年(708)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史通》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在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前已佚，全书今存四十九篇。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史通》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在编纂上的特点和得失，认为这两种体裁不可偏废，而在此基础上的断代为史则是今后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它对纪传体史书的各部分体例，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等，作了全面而详尽的分析，对编写史书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论述，这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它认为，“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主张对当时各种“杂史”应分别其短长而有所选择，对以往各种记载中存在的“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关于作史原则，《史通》鲜明地提出坚持直书，反对曲笔;其《直书》、《曲笔》两篇，在认识上把中国史学的直笔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展了。外篇的《史官建置》是一篇简要的史官制度史;《古今正史》叙述历代史书源流，间或也有一些评论;《疑古》、《惑经》承王充《论衡》的《问孔》、《刺孟》之余绪，对古代史事和儒家经典提出一些疑问，反映了作者对于历史的严肃态度和批判精神;《杂说》等篇本是读史札记，涉及到以往史家、史书的得失，有的地方也反映出作者在哲学思想上的见解和倾向。

《史通》对史学工作也有一些论述。如它把史学家的工作分为三个等第：一是敢于奋笔直书，彰善贬恶，如董狐、南史;二是善于编次史书，传为不朽，如左丘明、司马迁;三是具有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如周代的史佚、楚国的倚相。刘知几第一次提出了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的论点。史学，是历史知识;史识，是历史见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长”必须兼备，而史识又是最重要的。史识的核心是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史有“三长”之说，被时人称为笃论，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最早的从理论上和方法上着重阐述史书编纂体裁体例的专书，是对中国唐初以前的史学编纂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史学家从撰述历史发展到评论史家、史书和史学工作的开创性著作。唐人徐坚认为，为史者应将《史通》置于座右。明、清以来，《史通》流传渐广，注、释、评、续者往往有之，现代史学家亦有不少研究《史通》的论著。它是8世纪初中国史坛和世界史坛上的一部重要的史学评论著作。《史通》也是有缺点的。它对史书体裁的看法，仅仅局限于对过往的总结，未能提出新的设想;它说的史书编纂超不出编年、纪传二途，亦不够全面。它过分强调史书体例的整齐划一，以致要求以生动的客观历史去适应体例的模式，因而对已往史书的批评亦往往失于偏颇。

篇3：刘知几批判精神之成因探析

关键词：校园文化,批判精神,大学使命

校园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种亚文化, 目前学者们还没有对其概念达成共识。但是总的来说, 校园文化同社会文化一样, 其内涵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校园文化是学校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 包括了学校的科研设备、教学内容、校容校貌、规章制度、价值观念、精神氛围等。狭义的校园文化是指学生的课外文化活动。本文从高校校园文化活动开展与大学生批判精神的关系方面探讨建设批判性的校园文化的合理性问题。

一、目前高校校园文化的同质化趋势

校园文化是一所大学的精神状态的集中反映, 学生、教师以及其他学校管理人员都是校园文化的活动参与主体。一所大学具有怎样的精神面貌, 对学生的健康成长, 全面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同时对一所大学的未来发展质量也有很大的决定作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同质化趋势让大学的人才培养和人文精神的传承都受到了影响,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校园文化活动模板化, 缺乏创新意识。

无论是高校的课堂教学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社会实践活动、文体娱乐活动、科研学术活动和党团建设活动都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活动方案和模式, 不管是参与的学生或者是老师都是年复一年的按照固定的模板去开展各类校园文化活动。这种做法严重地扼杀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使学生的创造才能不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这样就失去了锻炼学生组织动手能力、创新精神和团队合作意识的作用。学生的思维方式被模板化, 失去了对各种社会现象、问题的思考反思意识。对一切事物他们只是被动地去接受, 按照大多数人和事先设计好的程序去执行。学生的行为被异化为工厂流水生产线上的一道道工序, 他们总是在重复同样的行为模式。

2. 校园文化活动形式化, 学生缺乏主动参与意识。

校园活动的模板化直接导致了内容的形式化, 活动的开展流于表面形式, 忽视了形式和目的的统一, 即全心全意为学生的成才发展服务这一宗旨。活动形式只是内容的载体, 活动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 组织形式是否得当科学, 对于活动目的实现也有很关键的影响。但是很多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忽视了活动目的的存在, 为了形式而形式, 而不是为了目的而形式。而活动的形式化又进一步强化了活动的模板化, 活动的参与者失去了参与的激情与主动性, 活动的开展方式也日益僵化。学生被迫参与活动就失去了开展活动的本真意义, 不利于学生责任感、荣誉感和主人翁意识的培养。

二、大学生批判精神缺失的原因分析

面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问题, 每一个参与者都不能再做沉默的大多数。大学作为人类文化精神的主要创造者、引领者, 我们没有理由不发出呐喊的声音, 独立思考的能力、批判精神不能够缺失。笔者从外因内因两个方面分析大学批判精神缺失的原因。

1. 媒介文化的冲击。

媒介文化的影响力来自于大众传媒, 随着大众传媒产业的发达, 特别是电子媒介技术的日新月异, 使得媒介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对当今社会文化的构成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媒介文化凭借其强有力的传播手段和社会流行趣味相结合成为当下社会真正的大众文化, 拥有着最广泛的受众。但它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众文化, 媒介文化消解了传统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立界限, 使各种文化划分标准都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无法想象, 今天如果没有这些传播媒介和它们携带的媒介文化, 我们的生活将如何进行下去。媒介文化跟从潮流, 屈从市场, 瓦解传统的审美标准, 追求感官体验。媒介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 面向当代社会生活, 参与媒介文化的大众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人们从大众媒体获得的信息影响力大有超过家庭教育、传统文化和学校教育影响力的趋势。它在主宰着我们的视听, 潜移默化地决定着我们感知外部世界的方式, 我们的“世界观”越来越受媒介文化的左右。媒介文化在于向人们提供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 传播经验、知识和技能, 造就人的心理和人格的同时, 也在扼杀人的理解力和创造力, 让人们仅仅满足于感官的体验和“知道”的满足, 而缺乏实际的社会行动, 模糊人们的知和行的界限, 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 造成受众的孤立化、被动化。面对媒介文化弥漫的校园, 校园文化建设应该坚持批判立场, 一方面挖掘媒介文化的积极因素, 利用媒介文化资源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提升大学生媒介文化品位, 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另一方面要科学开展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 注重媒介技能传授和媒介素养提高的统一, 培养大学生的媒介批评意识, 辩证看待媒介文化影响, 引导大学生合理利用媒介资源, 促进媒介消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2. 大学人文精神的遮蔽。

人文精神是一个人对于人的命运, 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人的自由与解放, 人的幸福与发展等有着深切关注与思考的内在品质, 人文精神的培养应在大学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大学的人文教育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有着重要的作用, 大学生不仅要掌握服务社会的专业技能, 而且还应该有社会责任感, 有历史担当, 有勇于拼搏、敢于挑战的魄力和勇气。正如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谈到高等教育改革时所说, “大学过于功利, 大学校长过于功利, 对社会将是一个祸害”。当下的社会对知识和技术的崇拜已经超过了对思想的崇拜, “然而知识也是双刃剑, 比如化学家可以合成药物, 也能合成毒品, 大学过分追求技术主义, 对国家并非有利。撒切尔夫人曾有个论断, 认为中国不会成为世界强国, 因为近代中国没有独立的、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的确, 中国近代开始就没有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家了, 我们输出的只是制造业的产品, 而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流的思想家, 这会是个悲哀。”人文精神和公民精神的培养无疑对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成长有重要的作用, 但是现在高校的人文教育课程体系设置还不够完善, 高校的“两课”教育变成了纯粹的知识传授, 而没有起到启迪思想的作用。授课方式采用灌输式、大班制的模式, 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 为了应付考试而去死记硬背一些条条框框的知识点。实践证明, 讨论式、引导式和启发式的教育方式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的学习能力, 培养学生的民主思想、公民意识。在讨论式教学过程中, 可以培养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反思去发现真理, 辨别谬误。这样得来的知识才能真正内化于学生的心中, 成为行动的指南。

三、建设批判的校园文化的合理性分析

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 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之所在。其深层根基在于对人类实践活动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本性, 在于对人类实践活动内在矛盾的深刻把握。校园文化建设活动作为文化实践活动的一部分, 也要具有批判精神。

1. 批判精神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动力之源。

批判精神是对一切事物、感知对象和思想观点的一种敢于和善于怀疑、反思和超越的科学态度和思维勇气。它不承认任何绝对、永恒、神圣的东西, 但批判精神并非否定一切, 而是辩证的否定, 是批判与创造的统一。批判的目的不是为了打破, 而是一种着眼未来的更好的发展。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过, “所谓大学者, 非有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 从历史角度客观分析梅贻琦先生的“大师论”, 我想梅老先生并非在否定“大楼”在学校建设中的作用, 而是在强调“大师”在学校建设中的精神超越性。正是由于“大师”的存在, 才有了大学的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底蕴。大学的批判精神包括自我批判和社会批判两个方面, 这是由大学的本性所决定的, 大学从出现那一天起就渴望独立思考、学术自由、超越现实, 挑战未知, 也就是要具有批判精神。个人和社会的发展需要批判精神的推动, 个人需要安身立命之本和精神寄托, 社会进步需要发展动力和精神支持, 人类社会就是在对人们的生存状态的不断批判中得以发展的。大学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组织, 更是一种精神的存在, 大学之所以能够作为人类历史上的最为经久不衰的一个系统和组织存在, 大学精神是其安身立命之本, 而批判精神就是大学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推动社会进步和自身的发展是大学永恒的双重使命。建设批判的校园文化, 培养校园文化参与主体的批判精神, 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是大学的责任和使命。批判思维推进校园文化建设不断反思、创新与超越, 让一所大学打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化品牌, 因为特色文化是大学的生命力所在, 大学只有不断地创新与超越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2. 大学文化和社会文化之间应有必要的张力。

大学校园文化具有传承民族优秀文化, 整合过滤时代文化, 创新引领社会文化的作用。大学文化完全迎合社会文化, 大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现代大学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机构, 需要科学的管理理念和体制才能走上长久发展之道。作为大学的管理者们, 他们的办学理念和精神境界对大学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正如陶行知所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 要评价一个学校, 首先要评价她的校长”。大学校园文化建设需要一支具有丰厚文化修养和高尚师德品质的专业教师队伍, 作为学生的传道、授业、解惑者, 他们为人师表和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 对学生和整个的校园文化建设都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作用。大学文化不应该依附于大众媒介文化, 也不应依附于主流意识形态, 三者之间应该保持适当张力, 大学文化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话语模式和批判意识。总之, 让大学对市场保持适当距离, 让大学文化对社会文化保持适当的张力, 保持对自身和社会文化的批判意识, 建设批判性的校园文化环境, 对于大学自身的发展, 大学社会功能的发挥以及促进大学生的成长成才都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王革, 等.校园文化建设——大学发展的战略使命[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7) :1-8.

[2]蒋原伦.媒介文化十二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7) :3-26.

[3]董小玉.大学校园媒介文化建设初探[J].新闻爱好者, 2009, (6) :42-43.

[4]郭峰.社会文化批判:大学文化不应该缺失的品格[J].山东社会科学, 2010, (1) :158-162.

篇4：刘知几批判精神之成因探析

在当代随着我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 对于《史记》和《汉书》的研究视角也越来越多。这其中包括从语言文字的角度, 从两书中相同人物刻画的角度, 从书中所反映的社会现象, 甚至从司马迁和班固的人品对比等诸多方面对《史记》和《汉书》进行比较。而我认为, 《史记》和《汉书》虽然各有千秋, 可是从批判精神的角度而言, 《史记》比《汉书》更胜一筹。下文以两书中对汉高祖刘邦的形象塑造加以论证。

无论是对《史记》还是对《汉书》而言, 汉高祖刘邦都是一个不能够绕过, 且极难下笔的人物。两汉的臣子如何刻画汉朝的开朝君主, 这本身就是史学家面临的一个较大的难题, 而刘邦却偏偏又是一个色彩斑斓、瑕瑜互见的人物, 其臧否抑扬的分寸更是难以拿捏。所以本文通过两本书中对于刘邦的形象塑造, 对《史记》与《汉书》中的刘邦正面侧面的形象进行对比, 从而论证《史记》比《汉书》更具有批判精神。

一、两书中对刘邦的称谓不同。

在班固的《汉书·高帝纪》中, 凡有提到刘邦的地方都称“高祖”, 无论是在刘邦称帝前还是称帝后都是一样的, 显得非常地统一而且恭敬有礼。司马迁的《史记》则不然。虽然在《史记·高祖本纪》中也有称刘邦为“高祖”的, 可是在记载刘邦自起义以至立沛公之前的事情时都是称刘邦为“刘季”。事实上, 季是刘邦的排行, 而不是字。司马迁作为西汉太史令, 能够接触到第一手的史料, 自然不可能弄错刘邦的名字, 以至于用刘邦的排行来取代其名。也就是他明明知道刘邦的字, 却以刘邦在家中的排名“季”来称呼刘邦, 仅从这一点看, 不仅仅有别于班固的毕恭毕敬, 而且流露出了司马迁对于刘邦未发迹之前的行为并不十分肯定, 而这一情感态度在《史记》中的其他许多地方也多有流露。

二、《史记》一书选取了大量不利于刘邦形象塑造的史实。

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颂扬了刘邦不少的功绩, 比如写到刘邦的顺应人心:“ (汉军) 与秦军战于蓝田南, 益张疑兵旗帜, 诸所过毋得掠虏, 秦人喜, 秦军解, 因大破之。” (1) 进入咸阳后, 刘邦还下了这样的政策:“与父老约, 法三章耳。杀人者死, 伤人及盗抵罪, 悉除秦法。” (2) 从中可以发现, 司马迁并不吝惜笔墨去写刘邦的雄才大略、任人唯贤, 善于收纳人心。可是, 司马迁并没有使《高祖本纪》完全沦为刘邦的赞歌。相反的, 他也直接刻画了一些揭露刘邦缺点的历史事实。如写刘邦发迹之前:“高祖……常有大度, 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 试为吏, 为泗水亭长, 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妪、武负 (妇) 赊酒……”而刘邦喜好美色这一点在《项羽本纪》中也有涉及, 借项羽之口说出了刘邦好女色这样的事实。刘邦出生在沛县, 县令家来了贵客大摆酒席, 官绅都去庆贺, 刘邦这个小亭长也去凑热闹, 送了个大大的礼金封贴, 帖面写着“贺万钱”, 但其实里面是没有钱的。在楚汉战争中, 项羽想要尽早结束战争, 于是和刘邦阵前对话, 威胁刘邦:“今不急下, 吾烹太公。”谁知刘邦却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 约为兄弟。吾翁既若翁。必欲烹而翁, 则幸分我一杯羹。” (3) 虽然说成大事者必须有所牺牲, 可是司马迁在描述此事的时候并不吝啬自己的笔墨, 反而把刘邦在项羽面前对父亲无所谓的态度与口吻刻画得惟妙惟肖。我认为, 史学家在撰史时掌握许多的材料, 司马迁在汉武帝时期担任太史令一职, 更能掌握到一手材料。可是对材料的选取和加工往往在于个人的选择。司马迁在刻画刘邦形象时把这些不利于刘邦形象树立的史料选取进《史记》中, 可以看出司马迁的直言不讳与不唯上的态度。

除去这一类直接把刘邦作为主要人物来刻画的篇目, 司马迁在其他的篇目中也多提到刘邦。在这一系列的篇目中司马迁也始终保持一种唯实的态度, 对于刘邦的不当行为予以间接的表现, 处处显现出《史记》所具有的批判精神。如在《史记·楚元王世家》中有这样的表述:“高祖微时, 尝辟事, 时时与宾客过巨嫂食。嫂厌叔, 叔与客来, 嫂详为羹尽, 栎釜, 宾客以故去。已而视釜中尚有羹, 高祖由此厌其嫂。”后来刘邦做了皇帝, 将秦朝短命的原因归结于秦始皇未行分封, 所以分封了大批的诸侯王, 可是刘邦嫂子的儿子、刘邦的亲侄子却迟迟未受到分封。后来刘邦终于将其封侯, 却给了他一个“羹颉候”的封号。

由这段材料不难看出刘邦的心胸确实有些狭隘, 即便当了皇帝, 仍是有仇必报之人, 这多少有失君王仁义忠厚的形象。而在《萧相国世家》中司马迁则写到了刘邦称帝之后对于开国功臣的猜忌。萧何跟着刘邦出生入死, 最后还是面临着刘邦的猜疑与不信任, 以至于后来不得不“自媚于民”, 可是即便如此委曲求全, 最后还是难逃囚于廷尉的命运。刘邦的做法多少是不大光彩的, 有一些行为甚至被后世称为流氓行径, 但是司马迁却敢于将其载入《史记》。他本着“究古今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4) 的心愿, 敢于直面事实, 敢于对汉朝的开国君主的不当行为进行揭露和批判。而班固写《汉书》, 很多都借用了《史记》, 有的甚至是完全没有改造过的照搬, 而在少数的地方进行了修改却处处显示出“为尊者讳”的特点, 与司马迁的批判精神相比, 确实略逊一筹。

三、班固为维护刘邦形象, 在《史记》基础上有意删改, 掩饰史实。

西晋傅玄曾经批评班固:“论国体则饰主闕而抑忠臣, 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 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 非良史也。”这样说虽然有些偏激, 却指出了班固作《汉书》时“为尊者讳”的特点, 而这一特点在刘邦形象的塑造上显得尤为明显, 由此更可以看出其批判精神大大不如《史记》。

(一) 有意增删史料, 维护高祖形象。

在《史记》、《汉书》的对照中可以发现, 《史记》与《汉书》记载相同人物的有49篇, 而在这么多的人物刻画中, 有许多描写是完全相同的, 有的段落甚至是一字未差。而在一些有差别的地方, 往往是班固“为尊者讳”而做出的有意的改动。在《汉书·高帝纪》中可以看到对于一些不利于高祖形象的事情班固往往轻描淡写而过。例如鸿门宴一事, 比较熟悉汉史的人都知道, 当时刘邦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如若不是项伯救之, 或许早丧命于项庄之手。我认为此事件是刘项争霸白热化的象征。《史记·高祖本纪》曾记载:范增对项羽说, 如果今日让刘邦活着回去, 他日项羽军中人必为之俘。对于这样重要的一件事情, 司马迁用了1500字来描绘, 可以说刻画得十分精彩。然而到了班固的《汉书》中却被删减成了大约500字, 去掉了近三分之二, 只留下对事件的一个大致刻画。这不能不说是无意的。此外在这段史实的刻画上, 班固对于有损刘邦形象的地方, 如“项王、项伯东向坐, 亚父南向坐, 沛公北向坐”都删去, 而把彭城之战、陈平问楚、彭越韩信会兵垓下等楚汉相争的重大事件, 从《史记·项羽本纪》里面抽出, 写进了《汉书·高帝纪》中。这样一来, 班固增删史料的意图就显得非常明显, 就是维护刘邦的形象。而对于那些反映在楚汉相争中, 刘邦处于劣势、项羽独掌乾坤的相关史实, 班固则有意地进行压缩, 增加了能够突出刘邦英雄形象的史料, 如安排了刘邦世系和斩蛇的神话, 还引用了他的父亲班彪在《王命论》中称颂的刘邦“其兴有五, 一曰帝尧之苗裔, 二曰体貌多奇异, 三曰神武有征应, 四曰宽明而仁恕, 五曰知人善使。” (5) 的句子, 来树立统治者的光辉形象。而《史记》中许多不利于高祖形象塑造的段落都被删去。如《史记》中有“项羽和宋义北救赵”的一段倒叙文, 也被班固删去。就连《史记》中简单的一句:“沛公病, 还之沛。”班固也将“病”字删去, 可见其处处小心谨慎, 为尊者讳的行文特点, 其批判精神也难以同《史记》相提并论。

(二) 打压竞争对手, 树立高祖形象。

在写刘邦时, 还有一个不可绕过的人物, 那就是项羽。《史记》和《汉书》对待项羽的态度明显不同, 《史记》有《项羽本纪》, 可汉书却作《陈胜项籍列传》, 将项羽和陈胜放在一起列为一传, 可见对其地位的不重视。司马迁作《项羽本纪》, 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由秦亡到汉朝建立, 中间共有5年时间, 这5年时间在很长的时间里处于攻势、控制局势的是项羽, 所以司马迁实事求是, 将其列入本纪。但是班固却将其列为列传, 而且和陈胜同传, 有明显贬低的意味。当然, 班固这样处理对其自身而言有两个好处, 首先, 将项羽列入列传自然就抬高了高祖刘邦的地位。其次, 这样处理还可以避免出现把刘邦这个开国君主放于他人之后的情况。这样的处理方式和对项羽的态度可以反映出班固为朝廷服务的心态。班固更多接受的是一种传统的观念, 自己认为司马迁“是非颇异于圣人”。 (6) 可见班固的是非观是与圣人保持一致的, 也就是一种正统的封建史学观, 从这一方面讲, 其针砭时政的批判力度是远不及《史记》的。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 《史记》比《汉书》更具有批判精神。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了这一结果呢?我认为主要是由于司马迁和班固生活的社会背景, 撰史的性质和目的, 家族的影响, 以及个人价值观和史学观点不同。班固的《汉书》是官修史书, 自然处处都有所忌讳, 无法像司马迁一样就事论事, 批判求实。可尽管如此, 我们也不能否定《汉书》的价值所在。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 都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鸿篇巨制, 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司马迁和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界的发展都是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 1999.

[2]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 1999.

[3]赖汉屏.史记评赏[M].三民出版社, 2006.

[4]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M].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4.

[5]赖汉屏.史记评赏.三民出版社, 2006:40.

[6]冯家鸿.论司马迁班固之孰优[J].金陵职业大学学报, 2000, (4)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