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县涉林案件的调查报告]刑事案件调查报告

[对我县涉林案件的调查报告]刑事案件调查报告（通用8篇）

篇1：[对我县涉林案件的调查报告]刑事案件调查报告

涉林案件的特点

从已发生的涉林案件看，具有以下特点：

一、滥伐林木数量大，森林资源破坏严重。少则超指标滥伐数十立方米，多则超指标滥伐数百立方米。如犯罪嫌疑人姚某某，系县扶罗镇常委副镇长，分管经贸林工作。20xx年11月至20xx年7月间，姚在经营并兼任县振扶开发公司法人期间，因开采重晶石矿需要木材撑洞和做矿架等用，于是利用职务之便，采取“先上车后补票”或“不补票”的办法，先后委托矿农在蒙冲盖林场铁岩山、黄爪湾、仙人坡肢、蒙冲湾等11处山场采伐了云溪要八孟组、老田组的、讲溪组的、岑坟组的、皂溪村利寨组的、平乐组的、铁榜组的及丈溪村的与镇企业办联营的股份林场杉木823侏。经聘请林业工程师鉴定，该823侏活立木蓄积121.9015立方米，扣除有证部分杉木活立木蓄积29.2308立方米，超伐杉木活立方蓄积92.9707立方米，计滥伐林木价值30020元。

二、发案村多为偏远山村。这些地方交通不发达，经济落后，群众经济来源是“以农为主，靠山吃山”，传统农业模式典型。山区立地条件差，发展经济受制约，而森林资源相对丰富。

三、森林失火案件增多，多发在清明节前。近几年气候等方面的原因，森林失火案件增多，造成毁林面加大，给集体带来了较大的损失。如被告人吴代学于20xx年4月4日下午五时，进到狮马冲的责任田将一个星期前吹田坎时砍下来的柴草归堆在水田坎边，并堆在一起，用随身带去的气体火机点燃杂草。结果造成森林失火，过火林地面积276亩，烧毁林木蓄积393立方米，烧毁幼林6500株，直接经济损失达52140元。

四、绝大部分法律意识淡薄，林业法律法规知识欠缺，对滥伐林木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滥伐林木案件中，有的涉及村组干部，有的涉及乡镇领导，他们均认为超指标砍伐不要紧，林业站发现了最多罚点款，或者认为为了村组或乡镇集体利益超指标砍伐一点林木只有这么大的事。更有其者，有的对超指标滥伐林木的认识到了离谱的境地。如有人认为树是村集体的，自己有权砍自己的树，不管林业部门的事，对林业部门工作人员的制止置若罔闻。有的因涉林犯罪被逮捕后，感到非常纳闷，并质问办案人员其为了集体的利益，为何要其个人承担责任。如被告人杨清权，系县茶坪乡林业工作站站长，于10月至20xx年9月期间，多次组织村民无证砍伐乡管林木，执法犯知法，共滥伐林木675株，于20xx年以滥伐森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2万元。

涉林案件增多的原因

一、林业管理人员的渎职行为助长了涉林案件。一方面，林业管理人员工作不负责任，不按操作规程办事，在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不了解采伐地点资源状况，把采伐地点定得不具体，甚至只规定到村到组，无法进行作业设计或根本不搞作业设计，造成采伐混乱。另一方面，林业管理人员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后，没有进行必要的监督检查，不检尺，有的甚至连砍代现场都不去，任由村民砍伐，直到木材运输检尺后才知道已超砍。

二、执法欠力度，打击不到位。由于诸多原因，林业公、检、法的经费始终没有解决，办案费用均是自理，并有创收任务，因此，严重存在“以罚养警”现象。致使对犯罪分子打击不力，处罚不到位。相当一部分案件被林业公安以罚代刑消化，起诉到法院的案件也因经济利益的驱动，绝大部分犯罪分子被从轻处罚，其中更多的是被判处了缓刑。根本起不到“杀一儆百”的作用，致使村组干部滥伐林木案件屡屡发生。

遏制涉林案件的对策

一、法律宣传要深入，形式要多样化。《森林法》虽已实施十多年，但在广大农村尤其是偏远山区，群众对该法的内容知道得少，只知道有这么个法，对违反该法要受何种处罚，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有关森林的法律法规的宣传要进一步深入，不要停留在拉拉横幅、写写标语的形式上，而要深入到村、到组、到农家，形式多样化，使广大群众真正了解林业政策和法律法规。同时可以采取到乡镇，到林区集中公判一批涉林犯罪分子的作法，以案说法，以案宣传，用群众身边的事身边的人教育群众，必然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二、保障办案经费到位，加大打击力度。由于办案经费紧张，装备落后，办案手段原始，不仅严重挫伤了广大林业政法干警的工作积极性，而且产生的一系列后果，有油水的.案件争着办、无油水的案件不办、拖着办或查而不力。查办的案件大部分不是被消化了就是交了钱被从轻处罚。因此要努力保障办案经费，以便充分调动林业政法干警的工作积极性，加大打击犯罪分子的力度，严肃执法，杜绝以罚代刑，以费代刑的现象，做到有案必查，查必从快从严，慑于政法部分的威力，滥伐林木的现象必然得到遏制。

三、加强林政管理，强化林业行政执法监督。加强林业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培养，加强林业部门的干部队伍建设，使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做到依法行政，严格按照法定规程操作，依法发放采伐许可证，加强林木采伐的监督管理，严格检尺制度，从源头上堵住滥伐林木的发生。同时，林业主管部门对林业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不护短，依法严惩，确保林政管理到位，工作人员尽责，防止滥伐林木的发生。

四、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提高防火意识。森林失火多发生在乡村，多发在边远村组，且时间多集中在清明节前。因此，宣传工作要到位，要细致，采取走村串户地进行把工作做扎实，对重点户要跟踪督促。此外，还要重打击，对造成影响大，损失大的犯罪嫌疑人要从严查处和惩治。

篇2：[对我县涉林案件的调查报告]刑事案件调查报告

当前，受土地利用经济效益好及栽种树木利润高等原因影响，村组涉林行为不规范密切，造成村民之间、村民与村组、乡镇等机关涉林矛盾十分尖锐，涉林纠纷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成为法院审判工作的难点。为此，××法院以受理的涉林案件为对象，开展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分析原因，提出对策。

一、涉林纠纷案件的主要特点

1、涉林纠纷案件数量逐年增多。近几年，特别在国家减免农业税后，涉林纠纷案件呈增长态势。××法院2005年受理涉林纠纷案件6起，2006年受理18起，2007年1－4月份已受理15起，其中2006年以来受理涉林纠纷执行案件14起，涉及村民近千人。

2、涉林纠纷案件以涉林地纠纷为主。涉林案件主要分为涉林地和涉林木两种，而又以涉林地为主。涉林纠纷相对集中于道路林地和水利堤坝林地。涉林地纠纷案件主要表现在部分村组林地发包过程中未依法定程序即将土地移交他人使用；林地权属不清，界限不明，村民抢占林地、抢栽林木及阻止他人栽种林木情况严重；部分乡镇由于历史等原因无偿占用村组等集体土地不愿意归还，但村民要求归还，从而引发矛盾等。

3、基本农田植树影响农业生产引发村民之间矛盾。少数农户出外经商或打工，无能力养蚕，又不愿意将桑园转包或交于村集体，就在桑田栽树；少数农户无力种植承包地，又不愿意将承包地流转给他人经营，就在承包地里直接栽杨树。在农田中种树违反了国家保护基本农田的法规，影响了周围农田作物的生长。为此，利害方容易发生纠纷矛盾，甚至发展成暴力性事件。当事人以相邻权受到侵害等理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排除妨碍或赔偿损失。

4、电网架设及其他基本建设过程中围绕砍树补偿产生矛盾。供电及其他部门为顺利完成供电设施的架设及其他基本建设，可能会经过部分村民拥有使用权的宅基地、堤坝、田埂等，栽种其上的林木必须砍除，供电等部门一般要求村民自行砍除树木，给予其一定的补偿。但在砍树过程中，由于补偿数目或者在操作环节出现问题，纠纷矛盾时常发生。如供电等部门将补偿款统一发放到村级组织，村级组织因种种原因未及时发放给村民，村民因而不及时砍树。供电等部门即到法院申请先予执行，而村民则以未获得土地补偿款为由阻挠执行。

5、学校撤并后原土地及栽种其上的林木成为争夺对象。由于撤并等原因，一些乡级中学、部分农村小学被撤并，被撤并学校土地及栽种于其上的林木成为争夺对象。当前，争夺主体主要为提供耕田用于建校的村组村民、撤销学校的主管部门及乡镇政府。

二、涉林纠纷产生的原因分析

1、利益驱动。国家取消农业税，农民利用农田经济效益大大提高。树价不断上涨，栽树的效益好。在利益面前，农民为林地和林权经常发生矛盾和纠纷。

2、发包行为不规范。部分村组在发包林地时未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如对本集体经济组织外的人进行发包时未经村民集体讨论通过，存在暗箱操作嫌疑。特别表现在试行清财化债过程中没有经过公开招标，就将一些圩堤使用权以协议的形式抵给村组债权人。群众对村组不规范发包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反映强烈。

3、法律规定不完善。对基本农田进行保护的有关条例中的条文对基本农田从事果林业生产行为如何处罚缺乏相互协调性。如规定禁止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但在法律责任上却没有明确规定对在基本农田植树如何处罚的条款。导致农民在基本农田中植树，有关职能部门进行处罚缺乏有关依据，也是发生矛盾的原因之一。

4、普法教育不到位。林地、林权所有权有明确规定，如流域性、湖堤防属于全民所有，中沟、斗渠、林权属乡镇。但依然有村民抢占林地或抢砍、抢栽林木，职能部门对有关规定宣传不到位，部分群众并不知道以上林地、林权的归属。

5、农村基层组织作用有限。在调处涉林纠纷中，一些村组干部年龄偏大，精力有限，实际发挥作用有限。当前一些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济实力不强，没有能力帮助农民解决实际困难。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村组等基层组织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没有具体事权，群众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需要村组干部解决问题，降低了村组干部的号召力、影响力。因此，本该由地方消解的纠纷大量地涌入法院。

6、涉林裁判执行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部分涉林案件败诉人，在履行法院裁判文书时讨价还价，法院则更多地考虑涉林纠纷案件在当地的社会影响力，执行时多做说服调解工作，但部分群众认为法院的裁判文书履行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并在实际中确实也有人得到了一定的利益，周围群众受其影响，遇到类似情况也同样处理，从而导致了涉林纠纷案件数量增多体现的地域性特点，即部分地方涉林案件较多。

三、解决涉地、涉林纠纷的对策

1、开展林地确权工作。县、镇政府应加强林地确权工作。林地和林权权属确定工作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它能从源头上减少涉林案件纠纷的发生，是治本之策。

2、加强学校撤并后林地的协调工作。对于学校撤销后的土地归属问题，法院从化解案结事了的角度出发，尽力组织争议组织或个人进行协调，妥善处理此事，化解社会矛盾，确实无法协调解决的，应依法及时作出判决。由于这类案件体现了群体性的特点，法院可以采取就地开庭，以案讲法的形式，讲清讲明涉林法律规定，使群众知法懂法，避免部分群众不明规定，在少数人挑动下，盲目参与其不应参与的活动。

3、针对农田植树问题依法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基本农田植树的规定还不完善，对于村民在基本农田植树行为应该怎样处臵，法院在依上位法作出裁判时，应及时向基本农田保护主管部门提出司法建议，建议完善相关规定。

4、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高村组干部的素质，提高调解能力，充分发挥社会调解的作用，分流社会矛盾纠纷，减少法院案件数量；定期组织普法，把《土地管理法》、《村民组织法》等与农民群众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作为重点内容加强村组干部的宣传教育，引导村组干部在进行涉林行为时，规范，公开、公平和公正。

5、加大法律宣传力度。加大对土地、水利、公路等涉林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加强信访法律宣传工作，引导群众依法信访或通过诉讼渠道解决涉林问题。

篇3：对当前小金库案件的调查与思考

一、小金库存在形式的类型和特点

1. 小金库存在形式的类型。

一是虚列支出、套取账内资金。虚列支出主要是指通过虚列支出转移资金和虚列项目骗取国家补助的形式套取账内资金。如某单位利用提修车款、养路费、汽油费、房屋维修款、公杂费、低值易耗品购置费、各项补贴等机会, 利用假单据大肆套取账内资金, 形成“小金库”资金, 在不到3年时间里, 就套取账内资金11万余元;某扶贫办于2001年1月至2005年4月, 采取虚列项目套取账上划拨资金等的手段私设小金库37万余元, 并违反财经纪律, 向职工乱发奖金和医药费12万余元。二是账外有账、截留非税收入。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形式。一些行政事业单位通常利用非正规票据或自制票据将收取的房租、管理费、废品变卖收入等体外循环的形式组织小金库资金。如某单位, 在2002年1月至2003年12月两年时间里, 采取上述手段, 将收取的检测费、人防费、价调费、营运证费等收入不入正式账簿, 由单位财会部门单独保管, 截留收入10余万元设立“小金库”;某站在1998—2007年, 违反收支两条线规定, 截留应纳入财政专户的事业性收入740多万元, 并违规开设多头基本账户。三是多收费用、违规占用资金。一些行政事业单位利用手中掌管的收费权力对管理对象或者下属单位收取规定之外的费用多收多占。四是管理混乱、收支账目不清。如某校于2004—2005年期间, 财务管理混乱, 收支账目不清, 将学杂费、各种手续费回扣款等19万余元转入私设小金库 (小金库总额21万余元) , 用于发放职工奖金、津贴, 集体私分。

2. 小金库存在形式的特点。

通过调查发现, 当前小金库问题愈演愈烈, 突出表现为四大特征:一是资金来源多样化, 主要是骗取和截留;二是资金走向私密化, 主要用于正常开支所不被允许或受到限制的科目, 如请客送礼、行贿、送人好处费等;三是存在形式实物化, 由现金型向实物型小金库转化;四是涉案金额膨胀化。从破获的案件来看, 小金库涉案金额呈现上涨势头, 由十多万到数百万, 逐渐增加。五是涉案主体普遍化。涉案主体广泛, 从企业经营性单位到行政事业性单位, 从机关行政单位到党群团体甚至到村委居委, 不一而足, 呈现普遍化趋势。

二、小金库造成的危害和原因分析

1. 小金库造成的危害。

一是造成了财务收支信息的失真。通过截留收入或虚列支出而形成的小金库, 造成单位会计资料所反映的财务收入和支出失真, 不仅会造成使以会计资料为基本依据的各项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 而且财务收支信息失真无法真实反映单位的经济活动、经营成果情况, 最终会造成经济管理失控, 严重影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决策和落实。二是扰乱了单位的正常经济秩序。财政部早有明文规定, 单位的各项收入和支出应全部纳入财务部门统一管理, 统筹安排使用。小金库之所以有其生长的土壤, 关键是单位内控制度不严、检查监督不力而造成的。有些单位将本应统一纳入单位财务管理的各项收支, 放任由各处室自行收取和管理, 给私设小金库开了方便之门, 致使出现两本账甚至假账。这必然会造成整个单位的经济管理失控, 资金管理失调, 扰乱了单位的正常经济秩序, 上交国家的资金和单位的收入减少。三是造成了国有资财的私分流失。一些单位私设的小金库资金大多是国家资金以各种渠道流入的, 有的违反“收支两条线”管理的规定, 隐瞒应上交国家财政的资金;有的截留应纳入国家预算外管理的资金和销售款;有的打着为小集体谋福利的幌子, 名曰节余、劳务留存的资金等等。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多种理由明目张胆地滥发钱物, 将国有资财流入个人腰包, 结果是单位或部门的小集团和个人得利, 造成国有资财的流失。四是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小金库不仅为少数领导违规使用资金提供了条件, 而且往往成为贪污挪用或集体私分的对象, 甚至会导致某些部门单位腐败问题层出不穷。

2. 小金库形成的原因。小金库问题由来已久, 屡禁不止, 可以说是一个“顽症”。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小金库本身具有诱惑性。小金库实际上就等于是领导干部或管理人员的一个可以任意支配的小钱柜, 具有保管的隐蔽性和使用的随意性, 因此某些不法人员会想方设法设立小金库, 中饱私囊, 任意挥霍。二是对小金库危害认识不足。有的领导干部设立小金库主要是用来“打点”各方面的关系, 总认为只要是为了工作, 不是中饱私囊或侵占私分, 就不能算是违纪。三是管理制度不严存在漏洞。财务管理上存在漏洞, 使某些别有用心者轻而易举地截留上缴款、收钱不入账和虚报开支, 为设立“小金库”提供了条件。四是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监管。现行体制是单位一把手负责制, 各单位虽然设置了监督员, 但由于种种情况和压力, 这些监督员根本起不到监督作用, 有的甚至合伙作案。现行会计管理体制的不完善, 会计的任免、奖惩都由单位做主, 所以财会人员在发现单位有违规违纪现象时也不能坚决抵制, 有的甚至同流合污。五是处罚不力纵容了小金库。因为存在小金库问题的大都是行政事业单位, 对小金库的查处多是经济处罚 (处罚单位最高5万元, 对责任人可处5 000~10 000万元的罚款) , 对当事人没有什么触动, 且经济处罚也经常不能到位 (这些经费来源于财政拨款, 罚款没出处) 。特别是对私设的小金库一收了之, 更是对再设小金库的一种鼓励, 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一些部门和单位“顶风违纪”的不良风气, “小金库”现象难以得到有效遏制。六是行政经费来源体制原因。行政事业单位经费来源实行财政拨款与部门自筹的“双轨制” (除了财政拨款之外, 还依赖自身的所谓“创收”) 。这种经费来源格局存在导致小金库在所难免。同时, 有关专家认为, 预算内收支、预算外收支和制度外收支, 三种收支状况衍生出三种管理状况。预算内收支的管理比较规范, 有统一的制度规范, 纳入预算;但是, 预算外和制度外的收支, 属于非规范性收支, 其支用与个人、部门利益脱不了干系, 相当一部分会进入小金库, 成为个别领导的私房钱, 直接用于正常经费预算报销不了的开支, 甚至通过各种渠道转化为个别领导的贪污对象。

三、小金库综合治理对策

近年来, “小金库”不但屡禁不止, 反而更严重了, 也更隐蔽了。有专家介绍“小金库”案件一般得有举报线索才能去查, 否则根本无从下手。因此, 从实际出发, 坚持标本兼治、堵疏结合、惩防并举、综合治理的方针, 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小金库”综合治理体系, 是从根本上解决“小金库”问题的必由之路。

一是抓好教育使人不想设小金库。首先, 加强典型案例教育, 引导各级领导干部从思想上认清设立“小金库”不仅违纪, 而且违法, 突出小金库的严重危害性———它会随时把相关人卷入违法违纪案件, 损害的不仅是单位的利益、集体的利益, 还有个人的前程及家庭的悲欢荣辱。其次, 加强思想道德教育, 使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 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 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实现单位领导干部不想设小金库的教育目的。二是抓好制度使人不能设小金库。首先, 完善财务制度, 在源头上斩断小金库的资金来源, 使那些想搞小金库的人搞不了, 搞不成。其次, 建立和完善责任追究制度。明确规定各单位各部门一把手是小金库问题的第一责任人, 一旦发现小金库, 除对当事人进行处罚外, 直接领导必须承担领导责任, 实行责任追究。最终建立单位领导干部不能设小金库的制度。三是抓好监督使人不去设小金库。首先, 把监督关口前移, 加大对违规行为的监督, 不失为从根本上治理小金库和防止腐败的重要举措。其次, 严格财经纪律, 完善规章制度, 从规范行为入手, 对项目、资金等重要事项实行公开, 提高财务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使资金取之有道、用之有度。第三, 加快会计人员委派, 充分发挥派驻会计对单位收入、支出的监督。最终实现杜绝和减少私设小金库的可能性, 使人不去设小金库。四是抓好疏导使人不愿设小金库。小金库涉及到部门行业之间和内部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五是抓好惩处使人不敢设小金库。首先, 纪检、监察、财务、审计、干部等部门要密切配合, 采用专项清理和集中整顿相结合的方式, 逐步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小金库体系。其次, 对发现私设小金库的现象或行为, 无论小金库资金的大小、走向如何, 是否有无贪污、私分痕迹, 都应加大处罚力度, 始终保持严打的高压态势, 使各级领导干部不敢设置小金库。六是抓好体制改革根除生存土壤。要加快财政改革和制度创新 (包括明晰国有产权制度, 建立经费保障制度以及财务公开透明制度等) , 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财务监督管理体制和财税监督机制, 强化财会和预算管理, 根除小金库存在的土壤, 为彻底杜绝小金库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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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涉林案件的特点成因及对策

近几年来，我局辖区内的涉林违法案件的发生成上升趋势，涉林犯罪对我国的生态环境和能源资源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此类案件也成了近几年来检察机关重点打击的对象。主要抱括盗伐林木、盗窃木材、毁林开荒、非法狩猎、主管林业领导和林业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等几类。这其中有历史遗留因素，也有现实因素、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总的看重视不够，执法不严规章制度不建全落实不全面，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１．涉林犯罪案件主要特点

1.1盗伐林木、毁林开荒、非法狩猎呈逐年上升趋势。

1.2盗伐林木、毁林开荒、盗窃木材背后有着利益趋动及执法部门执法不严以罚代刑的因素。

1.3在盗伐林木、毁林开荒的背后，林业执法部门在处理盗伐林木案件中，受经济利益或人情驱使以罚代刑情况时有发生，应当移交司法机关的案件没有移交司法机关，而是罚款处理，造成打击不力，因而盗伐林木、毁林开荒案件经常发生。

2.涉林案件犯罪的主要原因

2.1东方红林业局辖区内外来人口增多，而且无业人员多，无业可就的人员没有生活出路，常年到山上盗伐林木，特别是在冬季没事做时，就常上山盗伐林木，卖到附近的木材加工厂，东方红林业局，施业区内的木材加工厂，多是地方开办的，林业局无法关闭。辖区内村屯的农民土地少，靠种地保障生活不能满足生活需要，同时随着粮食价格的上涨，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在春季常去林中毁林开荒，这些农民他不知道林地是不能开地的，有些农民知道林地内是不允许开荒种的，但是抱着侥幸的心理也常上山盗伐林木，毁林开荒，农民在湿地内开荒种地，不受法律的追究，只是行政上给予罚款处理。因此盗伐林木、盗窃木材、毁林开荒的现象屡禁不止。林业局辖区内有着许多林蛙养殖点，在冬季因为要烧柴取暖，携带油锯见树就伐，将伐倒的树木当烧柴，也是常有的。

2.2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和管理森林资源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宣传不到位，2008年外来人员宋某，在东方红林业局，东林场下套子套野猪，将一只野生东北虎套死，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林业公安派出所对外来人员的管理不到位，对外来人员的法制宣传、法制教育不到位，也是不可忽视的方面，如果林业公安管片民警，经常对外来人员宣传法律常识，能及时发现宋某人有非法狩猎的苗头，并进行制止也不可能发生野生东北虎被套至死的案件发生，民警本人也不会受到法律的追究。在东方红林区周边村屯，许多村民法制观念，特别是环境资源保护意识淡薄。林业局周边的农民对资源保护、国有林木能否随便采伐、森林案件的立案标准等方面的法律知识几乎一无所知，认为没钱用时就上山伐树卖钱是应该的，没有从思想上给予足够的重视，导致有些人无意中触犯了法律。

2.3林业管理部门监管措施落实不到位

林业局各林场对本施业区的山林管理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盗伐林木及毁林开荒的不法分子，他们盗伐林木、毁林开荒有其规律性，林场对及规律性把握不够准确，比如盗伐林木的发案冬季多夏季少，毁林开荒发案春季是益发期，林场、林业局林业主管部门要在这二个季节加大巡防力度，制定出强有力的制度，并落实到实处。长期以来，受人力、物力、财力等条件制约，林业管理部门涉林法制宣传不到位，在重点区域的监护管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违法犯罪的发生留下可乘之机。

2.4执法不严对涉林案件打击不力

按照法律规定，滥伐林木如达到立案标准构成犯罪的，行政执法部门要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进行查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达到立案标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实践中，林业行政执法部门存在一罚了之、内部处理的简单做法，有的林业执法部门工作人员对有关盗伐林木、毁林开荒、盗窃木材违法和犯罪界限把握不准，该移送公安立案查处的不移送，个别的甚至压案不报，当保护伞，办关系案、人情案、以罚代刑，致使盗伐林木案件罚款多移送公安机关少。毁林开荒案件多伴量刑较轻，一般为拘役、缓刑刑期短处罚轻，毁林开荒所开土地，毁林开荒者在服刑期间由家人继续耕种，刑满后服刑人员继续耕种，而后向林场交土地承包费。

2.5对滥伐林木犯罪刑事处罚较轻，震慑力不足

盗伐林木行为人大多是一次性盗伐林木数量少，多数案件刚够立案标准，往往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宽容，即使造成较大损失，但被判处实体刑少，适用缓刑、拘役多。由于犯罪成本较低、风险小，客观上助长了犯罪分子的侥幸心理和冒险心理，使得犯罪分子敢以身试法，为所欲为。

3.涉林案件犯罪的對策措施

3.1加大对林场、村屯普法宣传力度，形成重视资源保护的社会氛围

预防和遏制盗伐林木犯罪，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涉林普法宣传力度，特别是对林场干部、林场主管林业资源干部和群众的相关宣传。林业行政执法部门、政法部门特别公安机关森保大队，应相互配合，深入林场、村屯，采取发放法律知识小册子、选取典型案例以案释法、开展法律咨询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涉林案件有关罪名及立案标准等传播到群众的心中，不断增强林场居民、村屯农民及外来人口的法制观念和对违法犯罪危害性的认识，从源头上减少犯罪的发生。

3.2加强林业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素质和能力

加强林业执法队伍建设，在加大对林业执法的投入、充实基层执法队伍的同时，加强林业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培养、法律法规学习和业务知识培训，提高执法人员执法素质和业务能力，切实做到严格执法，不徇私情。

3.3加大林业执法部门的监管力度，促进依法履行职责

要充分发挥林业执法部门在保护森林资源、预防盗伐林木、毁林开荒、盗窃木材、非法狩猎等方面的职能作用。进一步规范执法操作规程，强化行政执法监督，严格执法责任追究，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对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林业执法部门要严格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森林法等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达到立案标准的要移送公安机关进行立案查处。检察机关要严肃查办涉林渎职犯罪，并结合办案，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和检察建议活动，协助开展行业整顿，促进依法认真履行，行政执法职责。

3.4加大打击力度，依法从严惩处

篇5：[对我县涉林案件的调查报告]刑事案件调查报告

一、滥伐林木、盗伐林木案件的特点

1、涉案人员以农村中的农民和农业人员为主。

2、涉案人员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多为初中文化以下的人员。

3、涉案人员多为单人作案向结伙形式作案转化。

4、此类案件多发生在林场和森林资源集中的偏远地区，查处有一定难度。

5、盗伐、滥伐树种多以集体林木资源中的经济林和杂木树种为主。

二、涉林案件频发的原因

1、涉案人员法律意识淡薄，法制观念不强。近年来，虽然在农村地区加强了与森林资源有关普法的宣传力度，但是普法宣传力度还待加强、普法效果还不明显，农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森林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还不十分了解，对依法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规定漠然视之，对盗伐林木、滥伐林木的违法行为不以为然。普遍存在先砍树，后办证，或者根本就没有考虑要办证的现象。直到森林公安或林业部门工作人员找上门来，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犯罪行为。如：黄某滥伐林木一案，黄某砍伐自己承包的林地上的树木卖给木材经营商，在明知木材经营商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仍旧和木材经营商一起砍伐林木，当森林公安人员找到他们时，才意识自己涉嫌滥伐林木，触犯了法律。

2、经济利益的驱动，间接地催生了滥伐、盗伐林木等涉林案件的发生。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农村的村民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经常以招标或拍卖的形式将属于集体的林木卖给或租给木材经营商砍伐，而木材经营商将钱交给这些村民后，自以为合法了，在没有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批和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就乱砍、甚至盗砍滥伐，以图不交或逃避应交纳的办证费用和森林税费。即使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批办理了林木采伐许可证，也时常出现不按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时间、地点、数量、树种进行采伐的现象。对于这些违法犯罪行为，一些村委会或村集体组织由于得了一些利益，也放任不管。如：陈某滥伐林木一案，陈某向本村购买一处林地进行砍伐，在向林业主管部门申请了小数额林木采伐许可证后，超材积、超树种进行超额砍伐，当地村委会也没有及时地阻止，当林业主管部门发现后，陈某超额砍伐树木将近150立方。

3、涉案人员生活贫困、就业渠道狭窄，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滥伐、盗伐林木等涉林案件的发生。在目前，我县的许多农村地区，特别是较为偏远的山区，农民靠单一耕田种地维持生活，没有更多的经营渠道，致使一些农民经济收入少，生活贫困，在生活压力和文化程度较低的现实条件下，一些农民就将目光转向了山上的树木，盗伐、滥伐林木的现象不断发生。如：胡某盗伐林木一案，胡某一家地处偏远山区，收入较低，生活贫困，没有向林业主管部门申请办理采伐许可手续就动手砍伐，且砍伐数量巨大，最终走上了犯罪道路。

篇6：对我市重复信访案件的调查与思考

重复信访是指信访当事人不服行政执法机关或司法机关作出的决定、结论或处罚，或举报违纪违法行为和犯罪嫌疑，以及为维护自身利益或权益，多次重复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有关党政部门和司法机关反映，要求解决相关问题的诉求行为。近年来，随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利益格局调整，涉法上访案件越来越多，重复信访案件大量增加，成为社会不和谐、不协调、不稳定的一大因素。解决重复信访问题既是公安机关践行“三个代表”，落实“立警为公，执法为民”思想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

一、重复信访案件诉求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一）重复信访案件诉求的主要内容

“大接访”中，全市共接待上访群众495人次，接访案件437起，其中重复上访224起，占51.25%。

诉求的主要内容：一是对公安机关做出的决定、结论或处罚不服而申诉的24起。其中，对伤情鉴定不服的3起，死因鉴定不服的8起，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3起，对治安处罚不服的2起，对行政拘留不服的4起，其他4起。二是反映公安机关和民警问题。其中，反映公安民警循私舞弊1起，反映公安机关不作为、乱作为3起，反映民警执法粗暴4起，反映民警执法不公19起，档案、证据材料缺失导致无法结案5起。三是举报违法犯罪11起，要求破案67起，要求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0起。四是要求办理户口、证照12起。五是要求退还保证金6起，要求赔偿损失11起，要求退还扣押财物5起、要求还债2起。六是不属公安机关管辖10起。上述信访案件中有的包含了1件案件多个诉求内容。

（二）重复信访案件的特点

从ＸＸ重复信访案件看主要存在“三多”、“三难”、“一长”的特点。

“三多”：一是涉及部门多。就公安机关而言，在“大接访”中上访人员反映问题涉及部门有派出所、刑侦、户籍、交警、治安、经侦、禁毒、政工、纪检等10多个警种和部门。其中派出所104件，刑侦60件，交警16件，户政8件，治安16件，经侦15件，禁毒3件，纪检4件。不属公安机关管辖10起。二是越级上访增多。在重复访中有90人越级上访，占重复信访量的40.17%，其中去北京上访4人，到省城上访5人，到市局上访81人。三是重复访的次数多。重复访次数少的也有3－4次，多的达近百次。

“三难”：一是沟通难。信访人因重复上访次数多，上访问题多年得不到很好解决，对公安机关的信任度降低，对办案民警有怨气，很难沟通思想，公安机关提出的解决办法很难得到认同。二是办案难。特别是有些要求破案的信访问题，由于发案时间久远，有的已经失去破案时机，有的案卷几经转手材料缺失，甚至一些当事人都已经不在人世，给继续调查增加了难度。三是停访息诉难。重复信访反映问题相对集中，群众往往就同一问题反复上访，而同一问题在不同时段的政策法规又不一样。有的信访人要求过高，超越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范围，公安机关不能违法办理，因而信访要求不能得到满足，难以停访息诉。

“一长”：就是上访的持续时间长。在“大接访”中接待群众反映问题时间最长的有54年要求平反的案件；持续或断续上访时间长的达到20多年，其中上访持续时间15年以上的6起，10至15年的15起，5至10年的25起，1至2年的142起，1年以下的15起。

二、产生重复信访案件的主要原因

（一）历史原因

一是权力思想作祟。一些领导把党和人民给的“官帽”看成是至高无上的权力，以权代法，官本位的思想严重，在出台政策和处理问题时，违背群众意愿，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积淀下来许多问题。对行政、司法中出现的错误拒不纠正，成为涉法上访的后遗症。

二是惯性思维影响。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长期以来养成了以管理者自居的思维定势，在办案或治安管理中，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重管理、轻服务。加之长期以来对群众信访问题重视不够，群众上访无路，告状无门，小事被拖大，易事被拖难，成为陈年老账。

三是信访法规立法滞后，信访无序的惯性助推。公安机关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特别是对偏远山区一些基层民警执法过错、执法犯法、执法不公的行为监督乏力，政法部门之间没有建立或完善信访处理互动机制，信访长效机制没有形成，对有理缠访、无理闹访、重复上访等情况无能为力。

（二）现实因素

一是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量的社会矛盾和不安定因素积淀下来并日渐突显，导致涉法上访问题和重复信访案件增多。近年来，党和国家实行亲民政策，畅通了信访渠道，敞开了信访大门，许多群众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和利益走上了上访告状之路。

二是群众法制意识增强与法律知识缺乏形成较大的反差。一方面，国家在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强调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法制宣传力度不断加大，公民法制意识、维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逐步增强；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的自我封闭，导致一些群众思想僵化、抱残守缺，不能很好地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知识，不能依法对待自身的信访问题，导致反复信访现象的发生。

三是信访人个人素质低，导致有理缠访、无理闹访。有的信访人要求过高，超越法律法规的规定，因而导致信访问题得不到解决；有的信访人存在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心理，多次上访，不达目的不罢休；有的信访人在长期上访中，总结和摸索了一套对付党政领导和公安机关的办法和经验，凡遇重大节日、重大活动就要上访，给党政领导和公安机关施加压力。

（三）主观原因

一是执法为民的思想还未树牢。在一些基层单位和民警中还存在伤害群众感情、漠视群众疾苦、侵犯群众权益的行为，引发了上访问题的发生。主要表现为：有的民警由于利益驱动，在办案中执法不公，以罚代法，不按规定收取取保候审保证金等；有的办案民警责任心不强，造成案卷材料和证据缺失，不作为、乱作为，或严重不负责任、工作粗枝大叶；有的办案单位互相推诿、扯皮，导致案件久拖不决等。

二是办案民警业务素质不高。主要表现为：民警执法办案水平和技能较低，导致执法过错；现场调查访问不到位、不细致、不深入，导致案件不能及时侦破，逃犯不能及时捕获；侦破疑难案件的技能缺乏，导致一些疑难案件久攻不破。

三是处理疑难信访问题的能力不强。主要表现为：一些基层单位领导和民警做群众工作的能力低，工作不得法，缺乏耐心细致的工作热情，有关问题没有向群众解释清楚，不会也不愿做群众工作，不能及时化解矛盾，加之不能很好与其他基层组织协调，导致治安案件和其他问题的发生。

四是存在片面的稳定观和政绩观。长期以来，公安机关片面追求“严打”立竿见影的短期效应，忽视了基层基础工作，疏于防范和管理，致使公安基层基础不牢，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后劲。一些基层单位和民警，满足于一时的、表面的、片面的稳定，把公安信访工作维护稳定的职能仅仅理解为重大政治活动期间的稳定工作，忽视日常的信访工作，使问题越积越多、信访量越来越大，增加了维护稳定工作的难度。

（四）客观因素

一是执法环境的制约。由于封建残余思想和计划经济的惯性思维，一些行政和司法人员的人治观念严重，群众法制观念淡薄，缺乏遵章守法的社会氛围，执法环境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地势偏远和经济落后的古、叙山区的执法形势尤为严峻。

二是执法条件欠佳。由于历史的原因，建设“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法制社会，还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加之前些年，公安机关承担了大量的非警务活动，诸如催粮派款、农税提留以及在处置群众性事件中大量动用警力，引起群众对公安机关的不满。还有一些地方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党政领导行政干预，给公安机关公正、严格执法带来严重影响，执法不公、违法办案的事情时有发生，以致影响了警民关系。

三是执法保障不到位。公安机关人、财、物保障严重不足，一方面“皇粮”不够吃“杂粮”，找钱弥补经费不足，出现以罚代法、乱收保证金等现象，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另一方面人少事多，忙于侦办大要案件，对一般案件侦破不力，有的案件久拖不破，同时对群众信访案件办理力度不够，群众不满意。同时，为了解决警力不足的问题，雇请了一些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的协警参与办案，而且还存在一人办案的现象，由于程序违法导致案件不能结案。

四是客观上存在破案难、追逃难的问题。一些案件由于时间久远，几经转手，失去了办案的条件和破案的最佳时机；改革开放以后，人、账、物的大流动，给案侦和追逃工作增加了难度；大量科技手段被用于犯罪，犯罪的智能化、现代化程度提高，反侦查伎俩增强，给侦查破案、抓捕逃犯增加了难度，而公安机关的科技手段和设备建设受制于经济而无法适应。

三、对做好公安信访工作的思考

处理公安信访问题要坚持统一领导、有关职能部门各司其职、齐抓共管、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要研究在源头上减少信访问题的治本之策，努力探寻解决信访问题的长效机制。

（一）充分认识新时期公安信访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增强做好公安信访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新时期公安信访工作在整个公安工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做好公安信访工作对于践行“三个代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各级公安机关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信访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公安信访工作，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协调发展。

正确处理公安信访问题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表现。要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公安信访工作，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和切身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好务，把公安信访窗口建成“民心工程”。

正确处理公安信访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是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的神圣职责。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各级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充分认识做好公安信访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做好公安信访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把抓社会稳定工作的成效作为对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作为重要的任期目标。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指导公安工作，保持政策、规定和各项公安工作的连续性，提高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性，加强对公安信访问题的源头管理，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和谐发展。

（二）高扬执法为民旗帜，规范执法行为，从源头上避免公安信访问题的发生

各级公安机关要紧紧抓住有利时机，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认真梳理、研究，从制度、体制、机制等方面深入查找公安执法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制定操作性强的工作规范，努力从源头上解决执法不严格、不公正、不文明的问题。

一是强化宗旨意识，确立民本思想。保障人权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执法为民是公安机关执法思想的核心。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在行政执法中维护和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一致性，对法律负责与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切实解决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来信来访反映问题大部分是合理的，要做好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在办理信访案件中体现亲民爱民，为群众服好务，坚决纠正高高在上，有错不纠，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带着对人民群众深厚感情去执法和办理每一件信访案件，努力清还上访群众的感情账、经济账、法律账。

二是规范执法行为，加强信访问题的源头管理。在“大接访”中接待的信访问题有70%是反映执法问题，主要集中在执法不公、不作为、乱作为和作为不及时，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规范执法行为。要认真梳理“大接访”中暴露出的执法问题，为“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提供依据，采取有力措施解决执法问题来解决和减少信访问题的发生。

三是建立执法监督制约机制，加强对执法办案的过程管理。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建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机制。在内部监督上，建立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机制；在外部监督上，建立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党政机关、检察、法院监督、警纪警风监督员的监督制度。通过执法监督促进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四是坚持依法处理群众信访问题，确保件件经得起历史检验。处理信访问题要符合客观事实，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符合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的规定，做到适用正确、处理得当；按程序办事，做到程序完备、公正透明，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五是要改善执法环境、执法条件和执法保障，为严格、公正执法提供保障。要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党政领导不要过多干预公安机关执法办案，让公安机关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和履行职责。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要坚持慎用警力、警械、武器和强制措施，坚决纠正公安机关执行非警务活动影响警民关系的问题，要为公安机关履行职责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和条件，并提供强有力的人财物保障。

（三）加强公安专业化建设，提高执法办案水平和能力，实现清理旧账不欠新账

一是加强专业化培训。面对日益复杂的维稳形势和刑事犯罪的智能化、职业化，根据实战要求开展岗位练兵，加强应知应会知识和业务技能训练，使广大民警人人适应岗位、人人精通本职、人人胜任职责，成为各警种岗位的“行家里手”。

二是加强法律法规知识培训。随着社会民主法制进程的不断推进，人民群众的法制意识、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对公安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求广大公安民警学法、懂法、依法办事，精通法律法规，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要加强法规教育和培训，提高广大公安民警的法纪观念和依法办事的能力。

三是加强接访能力培训。要加强《信访条例》和《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的学习培训，实现依法接访。坚持新提拔的中层领导干部到信访办工作两个月的制度，亲自接待上访群众，一方面亲自倾听群众呼声，接受亲民爱民教育，进一步加深与群众的感情；一方面在接待群众上访中去学习和锻炼，提高本领，学会做群众工作，不断提高接待群众上访的能力，提高处置初信初访的一次成功率，避免或减少重复上访、越级上访。

四是要强化科技意识，提高执法办案的科技含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公安机关大力营造祟尚科学，重视科技应用的氛围。提高广大民警科学认知工作对象、把握犯罪规律、科学布置工作以及运用打击手段的能力和水平，装备先进的案侦技术装备，增强科技强侦效能，及时侦破群众关心的案件，及时解决群众提出的问题，减少信访问题的发生。

（四）正确处理集中接访与经常性接访的关系，真正实现公安信访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正规化

一是要弘扬“大接访”精神，坚持开门接访。“大接访”集中解决了一批突出的公安信访问题，为建立处置公安信访长效机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要继续坚持“一把手”亲自接待上访群众，一把手要动真情、动真格、使真劲、用真力，亲自倾听群众的诉求，亲自在接访登记表上签字，亲自组织调查，亲自研究解决信访问题，确保“人人受到局长接待，件件得到依法处理”的目标落到实处。

二是坚持对信访问题突出的地区和时期实行阶段性区域性集中整治。“大接访”是一项具有典型意义的群众工作，是执法为民的具体体现，深受群众欢迎，大量疑难案件得到了解决。要对信访问题突出的地区和时期实行阶段性区域性集中整治，坚持“言必行，行必果”，听民意、解民忧、办民事，以诚信高效的服务取信于民，确保执法公正，群众满意，在集中接访中探索建立健全处置涉法信访工作长效机制，把接待群众的工作经常化、制度化。

三是建立以责任制为核心的公安信访工作长效机制。实行接访工作领导责任制、警种部门责任制、办案人员责任制；建立与其他政法部门的协调配合机制；建立与党政机关、社会组织、基层单位的协调机制；建立信访预警机制，通过执法检查、信访隐患排查和纪检监督、警务监察等活动，发现和掌握信访问题的信息和苗头，及时预警报警，把问题解决在初始阶段；建立信访倒查机制，对信访问题形成的原因进行倒查，对因执法过错、不作为、乱作为，或严重不负责任、工作粗枝大叶等问题引发信访问题就要追究部门、警种和个人的责任；建立信访考核奖惩机制，对于一个时期上访量骤增、群众信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因查控不力引起越级上访等严重后果的单位领导要进行诫勉谈话，单位不得评先进；建立健全信访事项受理、转送、交办、督办、答复、通报等制度和“立案回复、结案回告、案后回访”制度；建立执法质量考核评估机制，坚持执法质量月月清制度，落实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篇7：[对我县涉林案件的调查报告]刑事案件调查报告

承德县检察院杨春光 段岩山

为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落实检察环节化解社会矛盾，我们采取个案调查分析的方法对承德县检察院2009年处理的11起发生在邻里之间的轻微刑事案件进行调查分析，以期有利于从实践方面推进此项工作的开展。

一、涉农邻里纠纷的基本情况

据统计，2009年，承德县检察院一共审查起诉有关涉农邻里纠纷的轻微刑事案件11件15人。其中涉及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多，故意伤害罪10件，故意毁坏财物罪1件。主体的基本情况：从性别上看，男性居多，涉案的15人中，有14名男性；从文化程度上看，涉案人员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绝大多数人是高中以下文化，其中文盲2人，小学文化的4人，初中文化的8人，高中文化的1人；从年龄结构上看，以青壮年为主，20—30岁的有4人，30—40岁的有8人，40—50岁的有3人，最大年龄为52岁。从主观方面来看，主要是在一时冲动的情况下故意伤害他人身体或者故意毁坏财物，无犯罪预备。大部分涉案人员事后都有悔过表现，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从客体方面来看，涉农邻里纠纷的轻微刑事犯罪侵犯的客体主要侵犯的是他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从客观方面来看，大部分是轻伤害案件，有9件，只有1起伤害案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 1

果。

二、涉农邻里纠纷的特点及成因

1、引起纠纷的原因比较简单。一是邻里口角，有7起。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很多邻里纠纷的刑事案件都是由小争小吵开始的。有的因为琐事发生争吵升级为暴力斗争；有的因排水问题发生矛盾；有的居然仅仅是由无端谩骂引发打架斗殴。二是房屋、宅基地、地块纠纷，有3起。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加快，农村新建、翻建、扩建住房的多了，房屋、宅基地纠纷显著增加。三是因占地补偿问题引起纠纷，有1起。这类案件工矿企业或公路建设部门与村民之间因为土地补偿问题矛盾比较突出。

2、矛盾纠纷从产生到激化时间较短，犯罪发生在瞬间。不少矛盾纠纷从发生到激化时间很短，三、五分钟内纠纷就转化为刑事案件。比如，在胡希志故意杀人一案中，被害人胡某某怀疑胡希志捋了自家的几颗玉米苗，后双方在地边发生口角进而厮打，胡希志最终将被害人一家四口残忍杀害。由此可见，纠纷发生后，当事人如果不能冷静处理，矛盾就会猝然升级，转变为刑事犯罪。

3、不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纠纷，采取以暴制暴的错误处置方式。农村宗族观念浓厚，以强欺弱现象时有存在，发生纠纷后，矛盾双方争执激烈，互不忍让，很容易激化矛盾，轻则动手殴斗，重则伤害、杀人。比如，贾某故意伤害一案

中，贾某欲迁祖坟，因事先未与本村的贾某某沟通，贾某某不同意并出来阻拦，后二人发生争执撕打在一起，最终导致贾某某轻伤住院。

根据分析，涉农邻里纠纷转化为刑事犯罪的主要成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发展引发利益冲突，导致纠纷产生。随着我县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工业园区建设，新农村建设，重大项目上马等，涉及土地征用、拆迁安置等问题，产生矛盾纠纷在所难免。农村居民收入增加了,新建房、扩建房等情况比较普遍，宅基地和相邻纠纷相应就增多了。

2、法制观念淡薄，不能用法律手段解决纠纷。有的群众不知法、不懂法、不用法，遇到矛盾纠纷，双方不能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商量解决办法，而是钻牛角尖，不管违法不违法，不管后果严不严重，以暴制暴，导致矛盾纠纷升级。

3、矛盾纠纷调处工作机制尚不完善。村级组织矛盾调处机制不健全，或者村级调解员因水平不高、威信不足不能很好的调处矛盾纠纷。有的地方地广人稀，矛盾纠纷的信息收集不及时，调处工作处于被动状态。在调处一些突发性的重大矛盾纠纷中还缺少有效办法，并存在信息不灵，调处不及时的问题。

三、涉农邻里纠纷案件的处理效果和应注意的问题 我院在处理以上10件涉农邻里纠纷的轻微刑事案件过

程中，均进行了必要的说理和解，犯罪嫌疑人均认识到了犯罪的危害性，并赔偿被害人损失、相互达成谅解。这些案件移送法院起诉后，因犯罪事实清楚、案情简单，犯罪嫌疑人自行主动认罪，有5件适用认罪轻案程序审理，2件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只有3件法院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庭审。在判处刑罚上，1人被判处免于刑事处罚，1人被判处管制，2人被判处缓刑，1人被判处拘役，5件被判处有期徒刑，最高刑期为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处刑相对较轻。

不论是在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在法庭审理阶段，检察机关始终坚持积极化解当事人之间社会矛盾的宗旨。对当事人而言，双方的矛盾得到了公正的化解，增进了邻里感情。对其他农民而言，他们在这些案件中获得了启发，受到了教育，学会了更好处理纠纷的方式，促进了农村生活生产的和谐，达到了办案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合理合法的处理好邻里纠纷对构建和谐农村意义重大，因此在处理涉农邻里纠纷案件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提前预防，将矛盾化解在基层。一要建立健全人民调解机制。有的邻里纠纷发生后，当事人首先想到的应该是申请基层组织进行调解，基层组织若能够开展卓有成效的调解工作，可以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避免刑事案件的发生。二要加强民间矛盾纠纷信息反馈工作，矛盾纠纷要得到及时

调处，纠纷信息必须沟通。矛盾纠纷发生后，有关部门或人民调解委员会得不到信息，也就失去了有效调处的时机。这种情况下矛盾纠纷就容易扩大、激化。因此要建立矛盾纠纷反馈机制，有关部门和人民调解组织在第一时间得到信息后，要及时介入、处置。

2、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做好刑事附带民事部分的调解工作。对邻里纠纷引起的刑事案件在审理中应当贯彻“当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的刑事政策。对一时冲动引发的刑事案件，事后确有悔改表现的，积极弥补被害人经济损失的，应当从轻处罚。而对主观恶性大，召集他人参与械斗的，则应当从严处罚，以发挥法律的教育、引导功能。对刑事附带民事部分的审理，则应当倾力做好调解工作，尽力引导双方达成赔偿协议，减少双方的对抗，实现“案结事了”。

篇8：[对我县涉林案件的调查报告]刑事案件调查报告

一、骚扰行为的违法性及其界定标准

(一)骚扰行为的违法性

性骚扰现象古已有之,但是一直到20 世纪下半叶女性意识的抬头方才使其引起世人的重视。 以美国为例,1964 年《民权法案》第七章的颁布,第一次使性骚扰防治获得初步的法律保障。然而, 《民权法案》第七章仅仅是禁止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并未将校园性骚扰纳入规范。[1]随后,工作场所的性骚扰概念也逐渐被扩张到校园中,成为校园性骚扰的规范基础。1972 年的《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章是美国规制校园性骚扰现象的重要法源。该法规定“在联邦财政补助的公私立教育机构、教育活动和课程中不容许性别歧视的存在”,这就为禁止校园性骚扰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2]

根据女权主义法学家麦金农(C. Mackinnon) 教授提出的主流通说———“宰制理论”,教师对未成年女生的骚扰是肇因于“结构性”与“个人性”双重因素。[3]所谓结构性因素,指的是师生伦理中的父权主义模式和两性关系的阶层化特征。换言之, 教师对学生拥有类似父辈对子女、男性对女性的管教权威。个人性因素则是指某些教师心理的异常与心态的偏差。值得指出的是,中小学不同于学术自由和自治氛围浓厚的大学,师生之间存在着“控制———服从”的权力落差。在权利不平等的情境下,教师更容易滥用工作或者教育方面的利益强势,对心智不成熟的未成年女生提出不当的要求。

美国教育部于1997 年对校园性骚扰做出的概念界定,成为行政部门和各级法院的权威依据。 校园性骚扰一般被称为“学术性骚扰”,其内涵既包括师生之间的骚扰,也包括学生之间的骚扰,外延从最轻微的语言挑逗、肢体接触一直到最严重的强奸。[4]教师对学生的校园性骚扰造成的侵害后果大致如下所述。

第一,构成性别歧视,即使女性受到歧视性待遇。根据“宰制理论”,校园性骚扰是教师借助教育管理权和社会性别权力的双重优势,提出违反弱势女生意愿的强制性需求,使其遭受损害。校园性骚扰反映的并非某个女生的遭遇,而是整个女生群体在男权社会中共同面临的不幸命运,因此属于“性别歧视”。第二,侵害人性尊严。人性尊严强调的是个人免受国家和他人侵害的自主、独立性。 教师对未成年女生的骚扰不仅违背受害女生的意志,而且使女生沦为肇事教师展现权力的客体和工具,因此严重侵害学生的人性尊严。第三,侵害受教育权。教师对未成年学生管教、施教的终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和健康身心,实现学生的受教育权。教师对未成年女生的骚扰有违教育目的,并会对被害人造成严重的身体和心理损害,侵害到学生的受教育权。

(二)非法侵害行为的界定标准

教师骚扰未成年女生案件的最大难点在于, 如何界定某种骚扰构成非法侵害行为?根据行为的性质不同,教师对未成年女生的骚扰包括如下两种类型。

1. 交换利益型,[5]即具有管教权力的教师对其学生提出不当要求,学生若接受要求就能获得学业、经济上的利益,若拒绝要求就可能导致学业或者经济上的不利待遇。根据1992 年“佛兰克林” (Franklin v. Gwianett County Pub Schs.)案判决,交换利益型骚扰的构成要件大致包括三项:[8]一是教师的骚扰行为违反被害人意愿,不受其欢迎;二是带有挑逗、要挟、利诱、恐吓或攻击性的肢体和言语动作;三是教师动用工作或者教育方面的权力,希望从学生处获益或者使其遭受“严重、持续、 客观的侵害”。这种类型强调肇事教师与被害学生之间具有直接的学业指导、教育管理关系。被害人往往伴随有学业、经济上的损益得失,她们的学业或者经济收入需要建立在默认、容忍肇事教师的非法要求之上。例如在索帕案(Soper V. Hoben)中, 教师以开除、留级、重修、考试不及格等手段威胁学生满足其不当要求。[6]又如在布莱克案(Black v. Indiana Area School Dist)中,教师对愿意满足其不当要求的学生给予优惠待遇,对其他学生给予不平等的学习待遇。[7]

2. 敌意环境型,即教师以不当评论、猥亵动作制造出一个令被害人感到害怕、受到诱惑、恐慌、 尴尬的敌对环境,影响其正常的学习或者生活环境。[9]敌意环境型骚扰的构成要件大致包括三项内容。一是骚扰行为不受被害人的欢迎。被害人对骚扰行为的反应包括“被害人主动邀请”、“未邀请但欢迎此行为”、“具有冒犯性但是可容忍”、“完全的拒绝”等四类。[10]其中,“具有冒犯性但是可容忍”、 “完全的拒绝”这两种反应属于不受欢迎。二是教师的言行具有性意味。[11]例如教师在课堂上说黄色笑话挑逗学生或展示让学生感到受侵犯的教学内容等。三是影响被害人的人格尊严与学习情绪。[12]敌意环境型的影响主要是在被害人的心理,但不一定会带来学业、经济上的损失。在判断骚扰行为是否构成敌意环境型骚扰时,行为必须达到“普遍且严重”影响被害人学习的程度。[13]对于“普遍且严重”的标准,早期的司法实务是依据常人眼光来判断该行为是否严重到“影响被害人的人格尊严与学习情绪”的程度。但是,批评者认为这种判断标准片面地基于男性立场,忽视了女性对骚扰的敏感和脆弱,因此有失公正。因此近年来,法院转而采取“合理女性标准”或者“合理被害人标准”。 其中,“合理女性标准”是依据一般女性的主观感受来判断该行为是否构成性别歧视。[14]“合理被害人标准”则是以被害人的主观感受来判断该行为是否产生敌意性、胁迫性或者冒犯性的环境。[15]

二、学校承担的法律责任

美国1972 年《教育法修正案》将校园性骚扰视为教师个人的非法侵害,因此将规制重点置于肇事教师的法律责任。肇事教师虽然受到行政处分、被解聘乃至刑事制裁,但是司法实务中一般不允许被害人提起赔偿请求和获得金钱补偿,这种做法显然有失公允。最高法院在1992 年“佛兰克林”案的判决中才首次承认了被害人的赔偿请求权。在该案中,一位中学女生连续三年遭到其体育教师的侵害和骚扰,校方管理者知晓该教师对多名女生的性骚扰情节,但却没有阻止其行为,并劝阻女生提出控告。后来该教师辞职离校,被害女生诉至法院,要求肇事教师和学校赔偿损害。最高法院指出1972 年《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章暗含着私人的诉讼权利,进而承认被害人有权提起赔偿请求。

学校作为教师的雇主,理应为学生提供适当的学习环境,因此校园性骚扰案件对学习环境的破坏可以视为学校的失职。但是,早期的司法判决一直将教师的骚扰视为是肇事教师的“自己责任”,不愿承认学校作为雇主的“代理责任”。直到1998 年“格波瑟案”(Gebser V. Lago Vista Indep), 最高法院才最终确立起学校的代理责任。[16]在该案中,多名女中学生长期遭受辅导教师的骚扰和侵害。校长在知情后没有及时干预和制止,被害人及其母亲遂将学校告上法院。最高法院判决原告胜诉。肯尼迪大法官在判决书中指出:学校对其理应知情的非法骚扰承担绝对的代理责任。肇事教师滥用职权说明学校主管部门的监督存在缺失和疏忽。只要学校明确将教育权限授予该教师,就应承担代理责任。[17]

就性质而言,学校的代理责任属于连带责任而非替代责任。换言之,对肇事教师的制裁不能免除对学校的制裁,肇事教师是侵权的直接加害人, 而学校的责任是没有善尽学习环境的安全管理义务。由此可见,与其说学校是为教师的行为负责, 倒不如说是对自身的监管不作为负责。

归纳起来,校方需要承担代理责任的条件如下:

第一,学校管理机构对非法骚扰应当知情。首先,这里的学校管理机构是指“适当的管理人”,即有权制止非法骚扰的纪检监察人员。[18]其次,对侵害行为“明知”或者“一推即知”。第五上诉巡回法院曾经提出过严格的“必须真正知情”标准,认为只有当学校主管部门真正知情却未加阻止,才对教师的非法骚扰负责。法院认为如果将雇主的代理责任套用于学校,就会导致学校必须为所有的校园性骚扰案件负责,未免失之偏颇。但是最高法院反对这种观点,主张对学校课予类似于雇主的严格代理责任。只要侵害行为是发生在校方原本可以控制的场合,主管纪律的校方负责人对肇事教师、非法骚扰发生的背景均有掌握的,就推定学校管理机构对此知情。

第二,学校管理机构在知晓非法骚扰后的反应是“故意冷漠”。[19]“故意冷漠”是一种超过疏忽大意的严重过错。第五上诉巡回法院在“杜尔”案(Doe V. Claiborne County Tennessee)中主张“故意冷漠”是指校方的反应迟缓、措施笨拙而不适当, 未采取迅速、有效而合理的补救措施。[20]如被害学生向校长告状,校长却置之不理,不闻不问。又如校方对学生举报的校车司机仍然怠于监管,未制止其继续骚扰。

关于学校承担的代理责任,最后还可以从抗辩免责的角度做出考察。也就是说,学校如果对教师的非法骚扰采取达到“合理关心”程度的事前预防和事后纠正措施,就可以提出抗辩而免于承担责任。[21]“合理关心”标准具体表现为:

其一,平时就向广大教职工和学生发布禁止校园性骚扰事项的书面声明,详细列举被禁止的诸多骚扰行为。学校应通过书面文件强调反骚扰政策,制定严厉的罚则警戒每位教职工。

其二,建立申诉监督的内部程序,并保障下情上达的及时、通畅性。同时,应当设立申诉者的安全保障机制,避免其遭到管理监督者的打击报复。

其三,对申诉进行迅速、客观、完整和保密的调查。一是认真和及时处理申诉,有效制止侵害事件的发生或蔓延。二是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和陈述,保证调查的客观性。三是妥善保存调查资料,对调查内容尽量保密,避免让被害人受到二次伤害。

其四,及时向当事人告知调查结果和决定。如果调查结果发现申诉不成立,或者证据不足以判断有无侵害事实,就会通知双方当事人,并重申反对侵害的立场。另一方面,如果调查发现存在侵害事实,就立即采取有效的制止措施。

其五,发现非法骚扰后采取的纠正和制裁措施妥当、及时。对被害人予以解救和补偿,并且依据情节轻重对肇事教师给予口头或书面警告、调职、降级、开除解雇乃至法律制裁。

上述抗辩免责的规定也促使广大中小学校积极出台反骚扰政策,进一步健全监督和惩治程序, 力争将承担代理责任的风险降至最低程度。

三、调查取证程序对被害人的特别保障

在判断非法骚扰是否成立时,受害者的行为表现是调查取证的重点对象。也就是说,需要依据受害女生的行为来证明教师的非法骚扰既不是由女生招惹或引发的,也不受其欢迎。根据《联邦证据法》第412 条和最高法院在“美驰”案(Meritor v. Vinson Sowings Bank)中确立的“整体环境理论”, 判断被害人是否引发、招惹或者欢迎骚扰行为有如下四项标准:[23]一是被害人必须大声、清晰、一直地表示抗拒;二是立足于男性观点,判断某些女生的挑逗行为是否存在不良取向;三是借助被害人的生活背景、生活经验等私生活情况,判断其是否欢迎和招惹骚扰;四是如果女生一直习惯于使用粗俗低下的言辞,就不能主张受到性骚扰。由此可见,女生自身的言行轻浮不当、服装具有挑逗性、 生活作风不良等信息,可以作为被害人欢迎、招惹或者引发骚扰的证据。[22]

这种做法导致肇事教师和学校管理机构常常调查和搜集原属个人隐私的私生活情况,并且以此作为被害人欢迎、招惹或者引发骚扰的证据。在实践中,被告律师经常当庭攻击和暗示被害人的生活作风不佳,并恶意透露其私人生活习惯或者言行,使被害人蒙受羞辱和二次伤害。调查现实, 高达90%的被害人都表示由于害怕报复或者失去隐私而不敢起诉。这种做法引起了学界的强烈反对和质疑。很多人认为被害人的平时表现、服装和言行与性骚扰案件毫无关系,不能因为被害人衣着艳丽、言行轻浮就推卸肇事教师实施不法侵害的责任。还有人批评法院没有认识到被害人之所以“愿意”,主要还是迫于教师的管教权势和压力。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美国国会于1994 年修改《联邦证据法》第412 条,增加了对被害人权益的特别保障。新条款规定,原则上不容许民事诉讼当事人提出证明被害人言行表现、服装和生活作风等证据。[24]立法机关希望借此保障被害人的隐私权、名誉权,鼓励被害女性勇敢地站出来。

然而性骚扰案件的调查举证问题相当复杂, 在某些案件中反映被害人品行、言行和生活作风的证据还是与骚扰行为的发生与否密切相关。很多人担心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会严重弱化被告提出抗辩的能力,增加被告举证的困难,产生新的不公平。有鉴于此,《联邦证据法》第412 条又增加了一款:如果当事人不提供被害人生活作风、服装、生活方式和言语等证据,就会对被告造成误判和冤枉的危险,那么就允许例外提供这些证据。《联邦证据法》的反复修改清晰地表明,立法在积极地谋求“原告的权益保障”与“被告受到公正审判”二者价值的平衡。

四、代结语:兼论对我国的启示

与美国的法制相比,我国的教师骚扰未成年女生案件及其防治机制存在着很多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很多学校对非法骚扰的申诉程序很难给被害人带来信赖感和安全感。如学校对教职工和学生不做反性骚扰政策的宣传教育,导致学生不懂得防范和应对策略。又如校方不愿认真对待和及时处理学生的申诉,甚至对学生的举报持怀疑态度。再如调查程序也难以保障被害人的隐私权和名誉权,导致其易受到二次伤害。 对此建议引入美国法中的“合理关心”标准,形成更及时有效的事前预防和事中监督措施。

第二个问题是学校对非法骚扰的处理模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由于教育管理理念的落后,很多学校管理者不重视这类案件的预防与处理,不愿及时上报有关部门,甚至为掩盖丑闻而隐瞒事实, 偏袒和纵容肇事教师,并对受害学生进行压制或人格贬损。另外,无论是学校还是司法机关都对肇事教师的制裁过轻,难以起到威慑效果。在这方面,美国从保障人格尊严和受教育权的角度出发,在短短40年间发展出一套发达的校园性骚扰法制,无疑可以作为我国的榜样和借鉴。

最后一个问题是有关校园性骚扰的立法规范显得过于粗放,难以解决教师惩戒与学生赔偿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当前的性骚扰立法侧重于对工作职场女性的保护,鲜见对教育场所未成年人的专门保护。校园性骚扰行为应当怎样界定、学校承担代理责任的具体范围、调查取证时应对被害人进行何种特别保障等问题,均有待立法的进一步澄清。美国的相关制度和学理可以使我们跳出泛泛而谈的窠臼,对上述问题做出类型化处理和精细化分析。

摘要：美国法律认为教师对未成年女生的骚扰是一种侵害人性尊严和受教育权的性别歧视行为,具体包括交换利益型骚扰与敌意环境型骚扰。学校作为教师的雇主应当承担代理责任,这种责任在性质上属于连带责任而非替代责任。为了对被害人进行特别保障,法律不容许学校和肇事教师调查和使用女生自身言行轻浮、服装具有挑逗性、生活作风不良等私生活信息来攻击原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