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政策人口增长影响情况调查报告

二孩政策人口增长影响情况调查报告（精选5篇）

篇1：二孩政策人口增长影响情况调查报告

二孩政策人口增长影响情况调查报告

1月1日起在全国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为了解新乡市人民的“二孩”生育意愿，12月新乡市统计局主动设计调查问卷，在包括红旗区、卫滨区、凤泉区、牧野区、高新区和经开区在内的市辖区范围内，随机成功抽取4002名居民进行电话专项调查和访问。调查目的在于了解居民是否愿意生育“二孩”、愿意生育“二孩”的人群特点、愿意生育“二孩”的原因、不愿意生育“二孩”的理由、以及居民对政府工作的建议等。具体调查结果如下：

一、“二孩”政策了解程度高，但只有近三成居民的“二孩”生育对后期人口增量产生影响

(一)国家政策知晓度高，超八成居民了解“二孩”政策

本次调查的4002名居民对国家大政方针比较关注，比较了解。针对国家出台的“二孩”政策，有3414人表示有所了解，占全部被调查人数的比重超过八成，达到85.3%;只有588人表示不了解，占全部被调查人数的14.7%。对国家“二孩”政策不了解的这588人中，以工人(或服务人员和业务员)、无职业者和自由职业者居多。其中，工人(或服务人员和业务员)不了解“二孩”政策的有198人，无职业者有95人，自由职业者有91人，三者合计有384人，占不了解“二孩”政策的人群比例为65.3%。

(二)超五成居民愿意生育“二孩”，但只有近三成居民的“二孩”生育对后期人口增量产生影响

被调查的4002名居民中，已婚人士有3310人，占82.7%;未婚人士有692人，占17.3%。

从“二孩”生育意愿来看，已婚人士当中，超半数愿意生育“二孩”。其中，有1725人表示愿意生育“二孩”，占已婚人士的52.1%;有1562人表示要一个孩子，占已婚人士的47.2%;有23人表示不要孩子，占已婚人士的0.7%。

未婚人士当中，只有四成愿意生育“二孩”。其中，有279人表示愿意生育“二孩”，占未婚人士的40.3%;有267人表示要一个孩子，占未婚人士的38.6%;有146人表示不要孩子，占未婚人士的21.1%。

已婚人士和未婚人士二者合计，愿意生育“二孩”的人数刚好过半。总共有人表示愿意生育“二孩”，占全部被调查人数的50.1%。而表示要一个孩子的有1829人，占全部被调查人数的45.7%;表示不要孩子的有169人，占全部被调查人数的4.2%。

不过，2004名愿意生育“二孩”的人群中，目前已经有1204人育有“二孩”。如果刨除这方面的影响，在尚未生育“二孩”的2798名居民当中，愿意生育“二孩”的有800人，所占比重不足三成，只有28.6%。

(三)“二孩”政策放开后，新乡市辖区新出生人口每年将会增加3000人

由于市辖区有近三成居民要生育“二孩”，因此，全面实施“二孩”政策之后，新乡市人口增量会较以前有所增加，但新增数量不会太大。

20以前，新乡市辖区内的人口出生率在10‰左右，人口死亡率在5‰左右。按照市辖区相较以往每年多出生三成人口计算，市辖区内的新出生人口每年将会增加3000人，人口出生率将会达到13.2‰左右;而人口死亡率基本上每年都维持在5‰左右;因此，“二孩”政策实施后，市辖区内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应该会有所提高，但上限不过8.2‰。同时，由于市辖区范围之外的地区，即各县所辖区域，在“二孩”政策放开前，生育“二孩”的现象相对比较普遍，所以，“二孩”政策放开后，推升人口增长的主力主要集中在市辖区。

由此推算，“二孩”政策放开后，新乡市每年的人口出生率将会由过去的11‰左右提升到12‰左右，人口死亡率应该继续维持在5.5‰左右，因此，人口自然增长率将会由过去的5.4‰左右提升到6.6%左右。

二、政策放开后，有意愿生育“二孩”的人群特征

(一)以年龄划界，40岁以下想生“二孩”的人较多，而40岁以上想生“二孩”的人很少

本次调查时未育“二孩”居民共计2798人，其中800人有生育“二孩”的意愿，占未育“二孩”居民总数的28.6%。从年龄来看，未育“二孩”居民40岁以下的有2205人，其中775人有生育“二孩”意愿，所占比重为35.1%;未育“二孩”居民40岁以上的有593人，其中25人有生育“二孩”意愿，所占比重仅占4.2%。如果再对40岁以下未育“二孩”居民进行划分的话，16-20岁期间的人群生育“二孩”的意愿最高，21-30岁期间的人群次之，31-40岁之间的人群第三。其中，未育“二孩”的16-20岁期间居民60人，有24人有生育“二孩”意愿，占比高达40%;21-30岁期间居民1499人，有573人有生育“二孩”意愿，占比38.2%;31-40岁期间居民646人，有178人有生育“二孩”意愿，占比27.6%。可以看出，21-40岁之间的人群是生育“二孩”的主力，年龄段处于这个区间的居民有2145人，占未育“二孩”居民总人数的76.7%;800名有“二孩”生育意愿的居民中，有751人的年龄处在这个区间，所占比重超过九成，达到93.9%。

40岁以下想生“二孩”的人较多

(二)以收入划界，收入越高的人群越有意愿生育“二孩”

将本次调查时未育“二孩”的2798人的月收入，按元以下、-3500元、3501-5000元、5001元以上四个阶段划分，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有843人，2001-3500元的有1103人，3501-5000元的有560人，5001元以上的有292人;可见，市辖区范围内绝大部分未育“二孩”居民的月收入低于3500元。月收入3500元以下的未育“二孩”居民1946人，占69.5%，所占比例接近七成;而月收入超过5000元的未育“二孩”居民较少，只占10.4%。从各收入阶段来看，未育“二孩”居民的“二孩”生育意愿，月收入5001元以上的最高，该阶段有43.5%的人愿意生育“二孩”;月收入在3501-5000元的次之，该阶段有32.9%的人愿意生育“二孩”;月收入在2001-3500元的第三，该阶段有28.3%的居民愿意生育“二孩”;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居民最低，该阶段有21.0%的居民愿意生育“二孩”。整体来看，月收入在2001-5000元之间的人群是生育“二孩”的主要力量，月收入处在这个区间的居民有1663人，占未育“二孩”居民总人数的59.4%;800名有“二孩”生育意愿的居民中，有496人的月收入处于这个区间，所占比重达到62.0%。

收入越高的人群越有意愿生育“二孩”

(三)以学历划界，学历越高的人群越有意愿生育“二孩”

其中，高中(含中专)及以下学历人群有近四分之一的人愿意生育“二孩”，大专或本科学历人群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愿意生育“二孩”，研究生学历人群有近四成的人愿意生育“二孩”。本次调查时未育“二孩”的2798人，按学历划分，高中(含中专)及以下学历人数占比不足五成(44.9%)，而大专或本科以上学历人数占比超过五成，达到55.1%。其中，高中(含中专)及以下学历人群有1257人，该学历人群有23.2%的人愿意生育“二孩”。大专或本科学历人群有1478人，该学历人群有32.8%的人愿意生育“二孩”。研究生学历人群有63人，该学历人群有38.1%的人愿意生育“二孩”。但是，综观调查的各学历人群发现，学历处在高中(含中专)及以上至本科及以下区间的人数最多，有2314人，占未育“二孩”居民总人数的比重超过八成，达到82.7%;800名有“二孩”生育意愿的居民中，学历处于这个区间的有681人，所占比重达到85.1%。

(四)以职业划界，军人生育“二孩”的意愿最高，而离退休人员的意愿最低

本次调查时未育“二孩”的2798人中，军人12人，其中有生育“二孩”意愿的有7人，占58.3%;学生115人，其中有生育“二孩”意愿的有49人，占42.6%;医务人员有90人，其中有生育“二孩”意愿的有33人，占36.7%;离退休人员93人，其中有生育“二孩”意愿的有2人，占2.2%。除此以外，其他各种职业，有“二孩”生育意愿的人数占该种职业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总体相差不大。同时，在调查涉及的各种职业中，企业管理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工人(或服务人员与业务员)、自由职业者和无职业者这四类职业的从业人数相对较多，每种职业的从业人数都在250人以上;这四类职业从业人员合计有1792人，占未育“二孩”居民总数的64.0%。

离退休人员的意愿最低

同样，这四种职业合计，有“二孩”生育意愿的人数达到509人，占800名愿育“二孩”居民总人数的63.6%。

三、政策放开后，愿意生育“二孩”的考虑及不愿意生育“二孩”的理由

(一)愿意生育“二孩”居民的考虑

愿意生育“二孩”居民的考虑

政策放开后，未育“二孩”的.2798人中，有800人愿意生育“二孩”。为了解他们愿意生育“二孩”的原因，我们设置了八个选项，受访者可以多选。从选择的结果来看，这八个选项的选择次数累计有1080次。不过，从受访者对各个选项的次数累计可知，愿意生育“二孩”的第一位的原因是一个孩子太孤独，不利于孩子的成长，所以生“二孩”，给他(她)生个弟弟或妹妹，让孩子有个伴;该选项次数累计有527次，占八个选项次数累计的48.8%。第二位的原因是再生一个，让养老更有保障;该选项次数累计有161次，占八个选项次数累计的14.9%。第三位的原因是喜欢小孩，所以愿意再生一个;该选项次数累计有103次，占八个选项次数累计的9.5%。第四位的原因则是中国传统的多子多福与传宗接代观念;该选项次数累计有74次，占八个选项次数累计的6.9%。

(二)不愿意生育“二孩”居民的理由

未育“二孩”的2798人中，仅仅有800人愿意生育“二孩”，而有人表示不愿意生育“二孩”。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群不愿意生育“二孩”?我们也设置了八个选项，受访者同样也可以多选。调查结果显示，这八个选项的选择次数累计有2441次。不愿意生育“二孩”的第一位的理由是经济条件不允许;该选项次数累计有954次，占八个选项次数累计的39.1%，基本接近四成。第二位的理由是年龄太大，不想做或不想让妻子做高龄产妇;该选项的次数累计有296次，占八个选项次数累计的12.1%。第三位的理由是觉得一个孩子挺好，不想再要第二个;该选择的次数累计有233次，占八个选项次数累计的9.5%。第四位的理由是生了孩子没人带;该选项的次数累计200次，占八个选项次数累计的8.2%。

四、目前未育“二孩”居民对政府进一步做好工作的意见或建议

在电话对居民进行调查访问之时，为进一步了解居民对政府工作的诉求和“二孩”政策放开后对政府做好工作的建议，此次调查中专门设置了开放性的问题，征求居民的相关意见或建议。从调查结果来看，目前未育“二孩”的2798名居民中，有477位居民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比较明确的意见或建议，具体有八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做好教育工作，主要有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科学划分学校覆盖片区、降低幼儿园教育收费、增设公立幼儿园、以及解决外地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等。提出这个意见的有271人，占对政府提意见或建议居民总人数的56.8%。

二是进一步做好医疗工作，主要有政府要支持医疗发展、设立学生医疗专款、以及加大医疗费用报销力度等。提出这个意见的有100人，占对政府提意见或建议居民总人数的21%。

三是出台补贴、补助和增加福利的政策措施。提出这个意见的有73人，占对政府提意见或建议居民总人数的15.3%。

四是涨工资。提出这个意见的有59人，他们反映目前工资水平低，生育“二孩”，最基本的就是要涨工资，占对政府提意见或建议居民总人数的12.4%。

五是出台“二孩”优惠政策，主要是成立“二孩”基金、出台“二孩”补贴、生育补贴、做好保健知识普及、多多照顾大龄妇女和延长产假等。提出这个意见的有25人，占对政府提意见或建议居民总人数的5.2%。

六是进一步健全养老机制，特别提出针对独生子女家庭，要给予相应的养老补助或救助。提出这个意见的有23人，占对政府提意见或建议居民总人数的4.8%。

七是降低物价，主要是降低奶粉价格。提出这个意见的有19人，占对政府提意见或建议居民总人数的4%。

八是就业，主要是解决好就业问题。提出这个意见或建议的有5人，占对政府提意见或建议居民总人数的1%。

篇2：二孩政策人口增长影响情况调查报告

全面放开二孩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人口结构和老龄化问题，据测算到2030年我国的65+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7%，比2014年增加7%，仍需为未来的老龄化社会做好准备

【研究结论】

1.生育率的整体性下滑和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性的大趋势。如果说生育率的整体性下滑从增量角度导致人口增速下降；那么全球性的老龄化趋势则从存量的角度导致了人口结构的失衡。

2.我国总和生育率从1996年起开始低于1.6，至今已10年，根据日韩经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提升作用有限。

3.此次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影响到的目标育龄妇女人群在8000万人左右，政策实施第1年带来的新增人口大致为500万。此后逐年递减，短期人口增量可能会在未来5年逐渐释放，共计1500-2500万。

4.此次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短期来看，加剧了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压力；长期来看，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低年龄段人口比重，但不会逆转我国的老龄化趋势。到2030年我国的65+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7%，比2014年增加7%。我们仍需为未来的老龄化社会做好准备。

一.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是全球大趋势

二战后，全球进入长时间的整体和平与经济繁荣，人口总数随之从30亿左右缓慢增长至超过70亿，但增速趋于下滑，从前半程（1970年前）的2%左右逐步下降至后半程（1970年后）的1%左右。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成为全球大趋势。

1．经济发展会带来生育率下降（与人均GDP、教育负相关）

联合国的数据表明，整体上而言，各国人均GDP、女性受教育水平都与总和生育率负相关（见图

1、图2）。即随着人均GDP以及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总和生育率会不断下降。从1950－2015年中取四个不同时间段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全球及主要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中国、印度、越南、韩国下滑最为明显，2010-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不及最高峰时期的40%（见图3）。

2.世界人口结构趋向老龄化

如果说生育率的整体性下滑从增量角度导致人口增速下降；那么全球性的老龄化趋势则从存量的角度导致了人口结构的失衡。

战后，随着医疗科技水平的进步，人均寿命也逐步提高。随着1946-1964年婴儿潮中出生的一代人逐步进入高龄，全球性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日趋严重。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15-2050年，全球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从8%增长一倍，至16%，人口年龄中位数也将随之从29.6岁上升至36.1岁。全球及主要代表性的10个国家中，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20%的国家数量也将从目前的2个国家（日本、德国）增至9个国家，只有印度例外（见图

4、图5）。

二.全面二胎政策对提高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作用有限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开始快速下降。究其根源，生育水平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国家的生育政策，二是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行为。

1.计划生育政策的基本情况

从国家生育政策角度看，整体上是一个计划生育制度逐渐趋严到近期逐步放松的演变过程。计划生育政策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酝酿，70年代基本形成并逐步推行，80-90年代走向严格执行且无重大调整，进入21世纪之后，才逐渐在局部有所松动。

由于多民族大国的特殊国情，中国的生育政策是多元化的，城镇汉族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农村和少数民族相对宽松，近年来，随着人口结构是失衡日益严峻，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下，各地区对现行生育政策进行了一些微调，比如“双独二胎”、“单独二胎”政策（表1）。

表1 主要生育政策及其微调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期间，我们人口出生率从1987年的2.33%最低下降至2010年的1.19%，降幅接近一半。新出生人口从1990年的2621万骤减至1999年最低的1150万（见图6）。近年来，在计划生育政策微调及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的建国后第三次婴儿潮逐步进入育龄期的影响，人口出生率及新出生人口都有小幅回升，但依旧低于2%，在死亡率基本保持稳定的情况下，作为两者差值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相应呈现长期下滑的趋势，从1987年的1.66%骤减至2010年的0.48%，不及原来的1/3。

持续下降的人口出生率，已经使得作为生育基数的育龄妇女数量，在保持长期增长趋势后，自2010年开始出现下降，2015年育龄妇女比2010年骤减1461万，育龄妇女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下降1.78个百分点（见图7）。

2．总和生育率下滑

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人口发展规律相似，在中国，作为生育乘数的总和生育率水平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自然下降趋势，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严重加剧了其下降幅度。

尽管近年来国家逐步放松了生育政策，但并未扭转总和生育率的下降趋势（见图8）。根据学者周长洪的测算，基于我国2010年生育政策规定下的预期终身生育率估计值为1.452人，但实际上除了广西、海南、贵州、新疆四省，其余省份的生育率均低于该估计值（见图9）。并且，尽管各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松紧程度有差别，但是各省的生育率差异到2010年显著变小。这说明居民的实际生育意愿随着经济的发展在规律性走低，政策的刺激并未使其出现大幅变动。

类似情形也发生在上个世纪末的韩国。1995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63，为了刺激人口增长，1996年，韩国政府取消了计划生育政策，然而之后韩国总和生育率仍然持续下降，2000年为1.47，2002年为1.17，2005年甚至下降到1.08（见图10），直到2006年以后，韩国政府采取财政补贴生育，人口出生率才逐步企稳。日本从1952年开始实施计划生育，并在1974年开始进一步变严，经过近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从3下降到1.66左右。日本政府从1991年开始鼓励生育，2004年进一步实施财政补贴生育政策，但总和生育率长期低迷（见图11）。

韩国和日本的经历告诉我们，等到总和生育率已经进入1.6以下的低生育水平时再调整生育政策，其政策效果是不明显的。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96年开始跌破1.6，至今已经有10年时间，此次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提高总和生育率的作用有限。

三.中国全面放开二胎后的人口变化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育龄妇女数量和生育意愿这两个人口生育基数和乘数关键指标，进而影响新增人口数量；二生育率及新增人口数量的变化最终会对人口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1．预计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带来300-500万年新增人口

中国现行生育政策，根据育龄妇女的不同情况，可以划分为：城镇非农业人口独生子女政策，北京、天津、上海等6个省份的农村农业人口独生子女政策，其余农村农业人口采用一孩半或两孩政策，部分少数民族采用两孩及以上政策，双独两孩政策，以及单独二孩政策等6种主要现行生育政策（具体见表1）。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主要影响的是夫妻双方都为非独生子女的一孩儿家庭。以上海市为例，从1979年开始执行严格的“一孩政策”，“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90%以上的家庭都已经符合生育二胎条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影响面只有10%的家庭。

因此，我们在测算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目标人群时，必须先剔除现有符合“单独二胎”的人群。即将现阶段已经有一孩的育龄妇女数量减去可以生育二孩的育龄妇女数量，得出本次政策放松所能覆盖的育龄妇女人数。据此测算，此次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影响到的目标人群在8018万人。

2013年的单独二胎政策放开后，从申请二胎的比例来看，不同地区的比率从6－11.5％不等，全国平均水平为8.25％（申请数量除以对应符合条件的育龄妇女数量）。从申请数量的变化来看，呈现逐渐衰减的特征。统计数据显示，申请后实际生育比例，约5 ％。

根据以上实证数据，我们估算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实行的第1年带来的新增人口大致为500万。此后逐年递减，短期人口增量可能会在未来5年释放，共计1500-2500万。2．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不能逆转人口老龄化趋势

2010-2015年之前的中国，一直在享受人口红利带来的诸多实惠。整体而言，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从1950年开始就始终处于持续上升的趋势之中，从1950年最低的3.33亿人增长至最高2014年的10.8亿人，增长224%，而同一时期的少年人口（0-14岁）与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之和虽然也有所增加，从2.11亿人上升至3.61亿人，但71%的增幅远不及劳动力人口。

然而，随着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一方面，人口生育率持续下滑，少年人口持续下降，从1976年最高的3.65亿人下降至最低2011年的2.32亿，下降36.44%；另一方面，老年人口数量持续增加，从最低1960年的2352万一路上升至2014年的1.26亿人，剧增435%。因而少年人口抚养比持续下滑，从1965年的74.6%下降至最低2010年的23.4%；与此同时，老年人口抚养比持续上升，从1965年的6.1%增长至2015年的13%。

全面放开二胎意味着未来 5 年间，我们假设我国可能增加出生 1500-2500万人左右。这部分人群作为净消费者，会提高未来5-20年的儿童抚养比，从而进一步提高总抚养比。

从长期看，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增加了我国低年龄段的人口占比，2030年时，与初始政策相比，0-14岁的人口占比提升2%，但总体上对我国人口结构影响不大（见图16）。因此并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人口结构和老龄化问题，据测算到2030年我国的65+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7%，比2014年增加7%。我们仍需为未来的老龄化社会做好准备。

篇3：二孩政策人口增长影响情况调查报告

我国拥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名副其实的人口大国。人口问题与我国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建国以后,人们生活环境的极大改善、国家政策等原因致使我国人口出现高速增长。为了应对人口剧烈膨胀带来的经济、资源、环境等一系列问题。1971年7月,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并在1982年9月,正式将计划生育政策定为基本国策。然而,计划生育在得到有效实行的同时,政策实行的弊端也逐渐显现。200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标志着我国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我国面临着“劳动力供给不足”、“未富先老”、“赡养负担重”等一系列的挑战。对此,我国在2013年11月宣布实施了单独二胎政策,并在2015年10月,进一步推行了全面二胎政策。

我国的人口发展问题一直是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话题。田雪原(1987)指出我国有向老龄化社会发展的趋势,且这种趋势需要谨慎对待。另外,我们应该把握住人口结构变化这一时机,利用好廉价劳动力,让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发挥大作用。[1]刘红银(2008)依据1987-2005年数据实证分析得出人口抚养比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但影响可以说是非常小,并建议国家依照人口抚养比变化规律制定相关政策。[2]马磊(2012)指出我国总抚养比对人均消费及储蓄率的影响均不显著。[3]翟振武等(2014)提出实施全面二胎政策能够使得劳动力人口有显著的上升,明显减缓社会老龄化的趋势。如果推迟实行全面二胎政策将会使得生育势能降低很多。[4]吴信如等(2015)通过建立OLG模型和Panel数据分析得出一胎政策使得我国面临巨大的养老负担,实施单独二胎效果不明显,需要立即实施全面二胎政策来改善稳定人口结构。[5]

为分析人口结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探讨我国推行全面二胎政策的合理性。我们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加入了年龄结构因素,建立了扩展的科布·道格拉斯函数模型,运用我国1990-2014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以及对相关行业的分析来进行说明。

二、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二十世纪,美国的柯布和保罗·道格拉斯创造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解释了劳动力、资本投入量和技术资源对产出的影响。该函数在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上做了改进,引入了技术资源这一因素。原始函数可表述为:

其中Y表示产出,A为一个大于0的参数,用来衡量可用技术的生产率,L为投入的劳动量,α表示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β表示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

为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笔者将人口年龄结构引入到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中,建立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模型,对函数做如下改进:

其中S表示年龄结构,φ表示年龄结构产出的弹性系数。因为我们视技术为固定的值,该模型的建立主要运用于研究年龄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也可以反映出资本和劳动力数量对于经济增长影响。毫无疑问,劳动力与资本投入会促进经济的增长。我国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使得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迅速崛起。另外,用总抚养比来表示年龄结构,总抚养比为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0-14岁以及65岁以上为非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为劳动年龄人口)。总抚养比的增长可能会造成社会福利负担的加重,同时也有可能刺激相关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较为复杂,我们需要做进一步分析。

三、实证分析

为方便进行实证分析,我们将上述模型函数分解为多个变量的形式,在等式两边取其对数构建成如下的经济计量模型:

Y用经过价格平减的实际GDP来表示(以1990年为基期)。在这里我们将A视为一个固定值,即将技术看作在一定时期内不变的。L为就业人员数,K为消除了价格因素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S用总抚养比表示。μ为随机误差项,下标t表示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网,由于总抚养比在1990年以前数据缺失,我们选取了1990-2014年25年的数据利用Eviews软件进行分析。

我们将采取OLS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由表1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较好。经查表可知DW<dl,模型存在一阶自相关。为了避免自相关带来的影响,我们将采用科特伦-奥科特迭代法消除自相关。消除结果如下。

此时DW>du,即原模型的自相关已被消除。最终结果为:

以上结果显示,L、K和S的P值均小于0.1,L、K和S均对Y都有显著的影响。当劳动力增加一个1%,国内生产总值增加2.70%;当固定资本增加1%时,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52%;当总抚养比下降1%,国民生产总值增加0.44%。结果与我们的模型预测较为吻合,其中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为突出。可见1990年至今,劳动力的大量投入是促使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原因,相应的产业主要为劳动密集型。固定资本对经济增长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其影响相较于劳动力较小。总抚养比对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原因可能是社会负担的加重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同时劳动力人口相对降低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

四、未来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易富贤等(2014)将2015年实施二胎政策与2018年实施进行比较,发现总抚养比将在2020年左右从下降转为上升,主要原因是老年抚养比的快速上升。同时,如果在2015年开始实施全面二胎政策,抚养比将在2060年左右呈现平稳趋势。而在2018年实施,抚养比将会持续上升。[6]这表明相较于2018年施行全面二胎政策,2015年实行政策的总抚养比将会更小。这也意味着越晚施行全面二胎政策总抚养比持续上升的现象将越不能得到缓解。结合我们的第二部分的实证分析可知,总抚养比对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即抚养比的增长将引起经济的下降。这也说明立即实施全面二胎政策对经济增长更加有益。

全面二胎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不仅在于模型中所提及的部分。另一方面来看,施行“全面二胎”政策将会刺激相关行业的发展,从而对经济产生影响,如老年健康行业、母婴行业等。

图1中主轴表示2004-2014年中国老年健康服务行业市场规模,次轴表示老年人(65岁以上)的数量。数据来源为中国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统计年鉴前瞻产业研究院。明显看出,老年健康服务行业的产值近几年有显著的增长趋势,而相比较下,老年人人口则增长较小。分析原因可能是近几年国家对于养老健康服务行业的大力扶持以及老年人对于健康、休闲及养身等的更多关注。依据上图以及张再生(2014)的研究,未来一段时间内老年人口的持续上升以及目前我国老年行业存在较多问题的现状,均表明了老年健康服务行业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7]老年人相关产业的潜力亟待发掘以应对老年抚养比的增加所带来的社会负担重等问题,并最终实现老龄化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达到最小。

图2中主轴代表母婴用品整体交易规模增长率,次轴代表0-14岁人口增长率。数据来源为中国国家统计局以及艾瑞咨询公司。由图中可以看出,母婴行业的交易额增长率与0-14岁人口的增长率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且母婴用品交易额的改变幅度要远大于0-14岁人口的改变幅度,这也意味着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后带来的儿童人数上升也可以通过显著刺激母婴行业的发展、扩大母婴市场来促进经济的增长。

儿童人数上升同时也可以通过影响房地产、教育开支等来影响经济的增长。张然(2014)利用世代交叠模型来构建静态最优化模型,指出单独二胎政策会减少家庭当期生活消费,但减少量低于在教育、医疗等方面消费的增长量,得出了家庭总消费依旧会上升的结论。[8]因此生育二胎确实能够拉动当期的内需,由此促进经济的增长。

五、结论

笔者通过建立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模型,将年龄结构引入模型中进行实证分析。分析数据可得,劳动力及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正效应,而总抚养比对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负效应。我们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分析得出全面二胎政策的开放会带来出生人口的增加,即带来未来劳动力的增长,从而使得经济能够更好地增长。另一方面,从总抚养比来看,2015年施行全面二胎政策所得到的总抚养比相较于以后施行全面二胎政策的总抚养比更小。同时,全面二胎政策的开放刺激了老年健康服务业、母婴行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为这些行业注入了新的生机。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立即推行全面二胎政策的合理性。

全面开放二胎的益处还在于促进了人口红利的增加,使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减速,还减轻了社会养老负担重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空巢老人日渐增多的现象。同时,全面二胎政策的实行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问题。全面二胎政策会加大单个家庭的负担,同时加重了教育以及社会公共资源分配的负担,给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教育建设带来新的挑战。而政府与社会重点要解决的是二胎政策可能带来的环境、资源分配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在劳动力增长的同时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从而使全面二胎政策成为我国实现“中国梦”、走向复兴之路的成功一步。

摘要：为研究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引入年龄结构因素,建立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利用1990-2014年我国人口相关数据,并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总抚养比与GDP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劳动力数量、资本均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而总抚养比对经济增长有一定负效应。另外,依据我们的模型结论及其他学者的研究,从人口结构的变化及相关产业的发展等方面进一步解释现在实施全面二胎政策的合理性。

关键词：扩展的C-D模型,人口结构,经济增长,全面二胎政策

参考文献

[1]田雪原.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和宏观经济发展问题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1987(1):7-14.

[2]刘洪银.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8(1):1-6.

[3]马磊.人口抚养比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当代经济研究,2012(12):33-36.

[4]翟振武,张现苓,靳永爱.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J].人口研究,2014(2):3-17.

[5]吴信如,王静,王文婷.中国人口政策的经济效应:OLG模型和Panel数据分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93-99.

[6]易富贤,苏剑.从单独二孩实践看生育意愿和人口政策2015-2080年中国人口形势展望[J].中国发展观察,2014(12):58-74.

[7]张然.“单独二胎”新政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家庭消费的视角[J].消费经济,2014(6):83-87+94.

篇4：二孩政策人口增长影响情况调查报告

摘 要：本文建立了短期模型--指数增长模型和长期模型Logistic人口增长模型，预测了2014年到2040年中国的总人口情况。其次，运用Leslie模型探讨了中国未来几十年的人口分组，即人口结构问题，继而采用老龄化指数分析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及其发展。在对全国人口问题进行过探讨后，我们又以此为基础，以青海的实际情况为例，建立合理的评价体系。

关键词：出生率；死亡率；指数增长模型；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问题重述

调整生育政策，被视为缓解“人口老龄化”，保持合理的劳动力数量、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手段。于是，我国采取“单独二胎”政策来调节这种现象。但是，单独二胎实施后，我国未来几十年的人口结构及老龄化程度又当如何变化呢？建立数学模型，预测实行单独二胎后到2040年我国人口数及人口结构、以及老龄化程度。并阐明“单独二胎”对青海（人口、经济、住宅、教育等）的影响。模型假设

1、把研究对象看成独立封闭的系统，即不考虑迁入迁出的因素对人口的影响。

2、忽略各种突发性事件，如车祸、地震等对人口总数的影响。

3、忽略经济，社会环境，政治坏境，资源等因素对人口的影响。

4、假设一定时期内人口增长率保持不变。

5、假设平均生育年龄为24～34岁，且24～34岁独生子女人数占独生子女总人数的比例与总人口中24～34岁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相等。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3.1 用于短期预测（2014～2020）的模型

200多年前，英国人口学家T.Malthus（1766―1834）调查了英国100多年的人口统计资料，得出了人口增长率不变的假设，并建立了著名的人口指数增长模型。

另外，指数增长模型与19世纪以前欧洲的一些地区统计数据有较好地吻合，迁往加拿大的欧洲移民后代人口也大致符合这个模型，另外用它做近期人口预测可以得到较好的效果。

记时刻t的人口为x（t），当考察的地区范围足够大时，x（t）是一个很大的整数，为了利用微积分这一工具，将x（t）视为连续的可微分的。记初始时刻（t=0）的人口为x0。假设人口增长率为常数r，即单位时间内x（t）的增量dx/dt等于r乘以x（t），于是得到x（t）满足微分方程

0xx（0）rx，dx/dt==

由这个公式很容易解出

ert0xx（t）..=

为了估计指数增长模型中的参数r和x0，需将（1）式取对数，得

0lnxa，lnxy，arty==+=..以t为横坐标，y为纵坐标，利用Excel表格，选定数据（国家统计局），插入图表，具体选项为“XY散点图”中的“平滑散点图”。则得到以下图表：

由上图可知，2000～2010年，y与t有很好的线性相关，2011～2013年，y与t有很好的线性相关。在此，我们取2011～2013年的数据来估算指数增长模型（1）中的参数r。

以t为横坐标，y为纵坐标，利用Excel表格，选定2011、2012、2013年的数据，插入图表，具体选项为“XY散点图”中的“平滑散点图”。再在表格中“添加趋势线（线性类型）”，并在添加趋势线选项中选“显示公式”和“显示R平方值”，则在曲线图中自动添加出方程y=rt+a及R2。得到下图：

由上图得到方程：

y=0.0049x+11.811

由上式得到：r=0.0049

由第六次人口统计资料显示，截止到2012年，我国独生子女家庭突破一亿，总人口中25～34岁人数所占比例为14.87%，由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在生育阶段的独生子女，想要二胎的人群大约占50.1%，预测2014年独生子女家庭想要二胎的比例为：g*50.1%

因此我们得到：“单独二胎”政策实施后，2014年人口增长率的增量为：

8810*607250.1%）/1.3*g*10*（1r=Δ

所以Δr=0.00275

所以“单独二孩”实施后的人口指数方程为：

r）t（r0exx（t）Δ+=

3.2 用于长期预测（2020～2040）的模型

长期看来，任何地区的人口都不可能无限增长，即指数模型不能描述、也不能预测较长时期内的人口演变过程。当人口到达一定数量以后，增长就会慢下来，即增长率变小。因此，我们引入阻滞增长模型――logistic模型。分析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后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自然资源、环境条件等因素对人口增长起着阻滞作用。

阻滞作用体现在对人口增长率r的影响上，使得r随着人口的增长而下降，所以，若将r表示成x的函数，r（x）应该是一个减函数。

dx/dt0x）0（x，x）x（rdt/dx==

于是对r（x）做一个最简单的假设：

r（x）=r-sx（r，x>0）

为了确定s的意义，引入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所能容纳的最大人口数量mx，当人口到达mx时人口不再增长，即增长率r（mx）=0，带入r（x）=r-sx，得：

r（x）=r（1-x/mx），联立上面的方程得到：

0mx）0（x），x/x1（rxdt/dx=.=

将上式用变量积分法求解得到：

rt-0mm1）e-xx（1x）t（x+=

则实施“单独二孩”后，改造公式为：

t）rr（0mme）1xx（1x）t（xΔ+..+=

根据1991年，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发表的《中国土地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能力研究》显示，中国的人口容量约为16亿，所以xm=16亿。

以2020年为0年，2021年为第一年，以此类推，求解2021～2040年的人口，整理得下表：模型的检验

1.对一元线性回归检验

此处检验了年份与总人口之间的相关性，下面以另外的一组年份与人口的关系为例说明检验方法。首先把收集到的1990年到2000年数据，画成“散点图”；接着，我们可以观察散点图上点的分布规律，拟合一元线性回归线。

从下图的拟合程度可知年份与人口呈线性关系，即可得出结论：短期内人口自然增长率几乎不变。

2.对指数增长模型的检验

为了验证指数增长模型x（t）=x0ert的准确性，我们查找了2000年到2005年的人口数据，进行了以下验证。利用x（t）=x0ert（经计算，r=0.0056）计算出2000年到2005年的拟合人口数，得下表：

有图可以看出，指数增长模型所预测的拟合人口接近于实际人口数，所以，指数增长模型所预测的人口总数准确性很高，其预测得出的数值可以令人相信。

参考文献

[1] 谢金星，姜启源，叶俊.数学建模（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63―173

[2] 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tjsj/pcsj/

篇5：二孩政策人口增长影响情况调查报告

一、生育政策调整模型研究

我国人口数量与我国的生育政策间存在直接关系, 是我国生育研究人员的主要参考依据。我国生育水平在改变的过程中将直接对社会及人们的生活产生明显影响, 主要是受到我国生育政策的约束。计划生育政策直接规定了我国人口数据, 但是人口学研究中主要都是对于妇女的整体生育率进行研究。

如图1所示, 我国生育政策的内容将直接影响我国人口数据的变化。由于独生子女政策, 造成我国有大量的独生子女, 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存在大量的育龄妇女。二孩政策全面开放主要针对的就是该类人群。想要掌握全面开放二孩政策后人口的变化情况, 就要对我国现有的育龄妇女进行统计, 判断我国育龄妇女的数量。人口数量在变化中经常会受到生育能力等因素限制, 人口数据较为稳定, 降低因不定因素造成数据中的错误。[1]

二、我国独生子女规模

在我国2005年人口普查中, 对于调查者的兄弟姐妹数量有着系统的统计, 这是判断我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过程中子女结构及其规模。

根据图2所示, 在2005年人口普查中, 在2014年到达生育年龄应该为7—35岁, 在本文的研究中, 都是以此数据作为基础, 对二孩政策全面开放的主要针对人群进行估计。我国独生子女政策在实施中并非全部是真正“一家一孩”的情况, 有一部分家庭符合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因此, 在2005年人口普查中调查的独生子女数据并不是真实的独生子女数据, 因为在人口普查后, 部分家庭可能会生育二孩。在二孩政策开放人口分析中, 需要将低年龄段的生育情况根据时间变化进行考虑, 全面分析二孩政策人口数据。[2]

对于二孩政策全面开放的人口学进行研究, 就必须对于2005年人口普查中的独生子女数量进行科学性调整, 让独生子女的数量与实际情况间存在较小差距。初步统计的人口总数为1.5亿。但是随着时间推移, 育龄模式将会根据死亡模式而作出改变, 在原有的基础上应该减少100万的独生子女数量。

三、立即开放二孩政策主要针对人群

二孩政策的开放中, 2005年的人口普查中的部分妇女将不再拥有生育能力, 根据这种情况研究二孩开放后的主要人群年龄, 就可以定为30岁以下的女性。在我国2010年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中的原始数据内无法获得, 因此仅能根据我国2005年进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的数据作为研究基础, 对于在2012年开放二孩政策主要针对的人群初步估计, 大约为1.53亿, 这是二孩政策开放中主要针对的人群。二孩政策开放后, 针对人群年龄分布间存在明显特点, 当妇女年龄在40岁以下, 针对人群的数量将跟随年龄的增加而呈现增长态势, 这种增长态势与我国妇女的实际生育年龄间存在一定关系。当妇女年龄超过40岁以后, 随着年龄的增加, 大体上呈现下落态势, 这是由于该年龄段妇女生育能力存在一定幅度的波动。[3]

四、对于我国可能出生人口及女性生育能力

(一) 我国可能出生人口

当二孩生育政策全面开放中, 国家人口变化将不再受到相关生育政策的约束, 但还是与妇女的生育意愿间存在联系。正常情况下, 我国夫妻双方间所希望的子女数量并不与实际情况相一致,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已经生育一个孩子的家庭要二孩的情况。对于育龄年龄段妇女的研究调查中发现, 妇女普遍具有要二孩的意愿, 在二孩政策全面推广的大环境下, 妇女生育情况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二孩政策全面的开放情况下, 我国育龄妇女就可能生育出1个多亿的新生儿。但是, 新生儿规模也会根据妇女年龄分布存在的差异而做出适当的调整, 不同年龄阶段的二孩新生儿规模间也会存在差距。如果二孩政策全面开放中, 并不将妇女的年龄因素进行参考, 研究出的数据与实际情况间将存在较大差距, 因此, 在实际研究中, 必须将不同年龄段妇女二孩生育意愿作为重点关注对象, 这样所研究出的数据与实际数据间的差距才会较小。

在二孩政策开放中生育出的新生儿数量将与妇女的生育率间存在直接联系, 在不同年度出生的婴儿数量可以判断该年份中妇女生育率的水平。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的妇女生育年龄作为研究前提, 将2010年内的新生儿作为主要参考数据, 可以表现立即全面开放二孩政策后妇女的生育率水平。二孩政策立即全面开放中, 在5年的时间内妇女生育率将呈现明显上升态势,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妇女生育率也将逐渐呈现出较为平稳的态势。[4]

(二) 女性生育能力

女性的生育能力与女性的年龄间存在直接关系。在二孩政策颁布中, 我国年纪在40岁以下的女性将是主要的二孩人群, 该年龄段的女性生育能力及生育意愿较为强烈;40岁以上的女性出于自身身体及环境的考虑, 选择生二孩的可能性普遍较低。在二孩政策全面开放的过程中, 我国妇女就已经生育出将近9700万个孩子, 在这其中, 40岁的妇女占据将近99.4%, 仅仅大约有0.6%的40岁以上的妇女选择生育二孩。这种情况会随着二孩政策的不断建设与完善发生变化, 但是也可以反映出我国女性在二孩生育能力方面的体现。

五、立即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愿望

生育政策发生改变将对于社会中的总人口造成直接性影响, 对我国社会环境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在二孩政策全面开放的环境下, 我国社会人口走向及劳动力年龄都将发生明显变化。[5]

(一) 我国人口未来走向

二孩政策所主要针对的人群数量及规模较为庞大, 在这种情况下, 我国妇女对于二孩生育的意愿也较为强烈, 在短时间内我国将有大量的新生儿诞生, 为二孩生育提供巨大的能量。在二孩政策全面开放的背景下, 我国的出生人口及妇女育龄水平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甚至在某一时间段内呈现剧烈的波动, 这种情况对于我国未来的人口走向将直接影响, 决定我国社会中的总人数。在二孩政策保证不变的前提下, 我国在近几年的总人口都将呈现上升趋势, 并且这种趋势将持续十年之久。

在二孩政策长时间不变的情况下, 我国总人口数量到2016年间都将呈现一种较为平缓的上升趋势;到2026的时候, 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将达到最大值;在2026年以后, 我国的出生人口将呈现负增长的趋势, 并且出生人口的规模将不断下降。二孩政策的全面开放对于我国社会人口走向严重影响, 甚至可以改变我国在长时间内的人口发展趋势。二孩政策的背景下, 我国妇女二孩生育愿望较为强烈, 我国社会在短时间内将迎来大规模的人口增加, 让人口结构发生明显变化, 甚至可能呈现出金字塔状的人口结构。

(二) 我国未来社会劳动力

二孩政策的颁布对于我国社会建设中的劳动力压力将进行缓解, 所生育出的新生儿将成为社会在未来建设中的潜在劳动力。二孩政策在全面开放中将会迎来大规模的人口增加, 这是由于在长期独生子女生育政策下妇女的生育能力被释放, 这就意味着我国在未来将有较为充足的社会劳动力。二孩政策的开放不仅仅是为我国社会未来提供更加充足的劳动力, 也是让我国劳动力年龄不断下降的重要政策。在生育政策长时间维持不变的前提下, 在2035年我国社会劳动力将会多出将近5000万;而在二孩政策没有颁布的情况下, 我国在2035年的社会劳动力总人数将下降至8亿人左右。

二孩政策立即全面开放可以在未来提为社会供丰富的社会劳动力, 但是在这部分劳动力没有进入社会建设前, 生育政策的调整将对我国社会劳动力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直接造成影响。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出生人数的大幅度增加, 社会中的现有劳动力人数并没有发生变化, 因此造成劳动力在社会总人数中比例降低, 短时间内可能会增加社会压力。这种情况在二孩政策长时间推出的过程中将会发生改变, 当不断有新出生人口开始参与社会建设时, 社会中劳动力比例在总人数中就会呈现上升趋势。

(三) 我国未来人口老龄化

目前, 我国在社会经济建设中最为主要的问题就是人口在快速老龄化。在生育政策不改变的前提下, 我国在今后的三十年内的社会老龄化问题虽然可能得不到直接改善, 但是将直接影响老龄化人口在社会总人数中的比例。二孩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立即开放, 对于我国社会总人数的变化造成直接影响, 增加了作为社会总人数的分母数值, 延缓、降低了我国社会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从人口学的研究中发现, 在2020年我国社会中符合老年人指标的人群仅仅占据社会总人数的15%, 并且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在生育政策不变的前提下, 在2030年我国的老年人将会增加至24.2%。二孩政策使我国社会中的老龄化差距发生了进一步的改变, 将下降为22.1%, 比生育政策不进行改变下降了2.1个百分点。从数据中可以发现, 我国的二孩政策可以有效降低我国社会老龄化人口的比重。

六、结论

影响我国妇女生育程度的最为主要原因就是国家的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的制定将直接影响我国长时间内的人口走势。对于二孩政策颁布中, 研究最多的就是出生人口的改变, 在出生人口增加的过程中, 社会总人数也将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本文以2005年人口普查中的独生子女作为研究基础, 利用独生子女的数据推断出二孩政策主要的人群数量, 并对人口效应进行阐述, 全面反映出二孩政策在人口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在二孩政策开放中, 我国妇女的生育水平及生育意愿将是我国二孩政策推出中的主要影响因素, 二孩政策所带来的新增人口数量, 将对我国社会中的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压力等问题进行缓解。

参考文献

[1]易富贤, 苏剑.从单独二孩实践看生育意愿和人口政策2015-2080年中国人口形势展望[J].中国发展观察, 2014 (12) :58-74.

[2]梁建章, 黄文政, 李建新.人口危机挑战中国放开生育刻不容缓[J].决策与信息, 2015 (02) :10-61.

[3]穆峥, 谢宇.生育对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影响[J].社会学研究, 2014 (06) :124-147+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