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更执行人申请书（共14篇）
篇1：变更执行人申请书
变更申请执行人申请书
申请人：XXXXX公司
住址：XX市XX区XX路X号
法定代表人：XXXX
申请事项：
变更M公司为（2003）X执一字第XX号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事实与理由：
XX年X月X日，贵院做出（2003）X执一字第XX号执行裁定书，将（2002）青民四初字第XXX号民事判决书的申请执行人变更为N公司。2011年10月申请人受让了上述债权，2011年10月12日，N公司发布债权转让公告，确认我公司已经享有该债权。为维护我公司利益，特向贵院申请将（2003）X执一字第XX号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变更为M公司。
此致
XX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XXXXX公司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九日
篇2：变更执行人申请书
申请人：XXXX（身份证号：）住址： 申请事项：
变更申请人xxx为 号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事实与理由：
年 月 日，贵院作出 号执行裁定书，确认启动 号民事判决书的强制执行程序，原申请执行人为xx。2016年 月 日，原申请执行人XX与本人协商一致，将享受的上述债权转让给本人所有。为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特向贵院申请将 号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变更为申请人。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篇3：论刑事执行变更程序的人权保障
刑事执行变更, 是指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裁判, 在执行过程中, 由于出现了法定情形, 而依法改变或者调整原判刑罚的执行方式或执行内容的一项刑罚执行制度 (1) 。刑罚的变更发生在行刑阶段, 是刑事诉讼的最后环节, 也是刑罚目的的最终实现阶段, 承担着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双重任务。
自从2004年将人权保障正式写入宪法第四条修正案中后, 刑事诉讼理论界有关人权保障的讨论日益丰富。围绕着人权保障这一中心思想, 确立了一系列的基本原则。然而, 纸上的权利如果不能落实到实践中, 不能转化为现实的权利, 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权利。因此, 如何落实人权保障成为我们面临的难题。
首先, 何谓人权, 在实体法上难以明确定义, 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更新。具体到刑事诉讼方面, 人权的表现形式是多样化的。在侦查阶段, 人权可能表现为犯罪嫌疑人的沉默的权利。在审判阶段, 人权可能表现为无罪推定原则。在刑罚执行阶段, 刑事执行的变更本身就是人权的体现。刑罚的变更执行, 通过对刑罚的灵活运用, 彰显了刑罚人性化。它意味着以发展的眼光看人, 将人看作是主体, 而非犯罪的客体。人权在刑事诉讼中, 可以是具体化为某一种权利, 也有可能表现为一个原则。虽然在实体法上, 规定了保障人权的原则, 但是, 人权是一个兼容性的概念, 它的内容往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丰富, 如果无法将人权细化为一项具体的权利, 就不能将人权保障变为现实。
其次, 人权保障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要历经三个阶段:应然的人权, 法定的人权和实然的人权。在刑法当中写入保护人权的原则性规定, 离人权的真正实现还有很大的距离。实体法的不周延使得人权极易停滞在法定的状态而无法前进。于是, 刑事执行变更程序, 就成为实现人权保障的必要途径。刑事执行变更程序与人权是天生的一对。一方面, 人权保障为刑事执行变更程序提供了形式上的合理性, 是衡量一个程序正义与否的准绳。另一方面, 人权保障, 是刑事执行变更程序的题中之意, 是刑事执行变更程序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刑事执行变更程序设置的不周延, 必然会导致对人权的侵犯。反之, 科学合理的刑事执行变更程序的设置, 是实现人权保障的必要手段。
二、我国刑事执行变更程序人权保障的现状
(一) 立法概况
自1979年, 刑法将刑事执行变更制度正式规定在刑法里之后, 刑事执行变更制度在实体法上得以认可。随后, 在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中, 就刑事执行变更的程序性问题, 做出了相应的规定。1994年的《监狱法》, 对刑罚的变更程序做了更加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既细化了刑罚变更的条件, 又明确了审理刑事执行变更案件的程序、期限等问题。在此期间, 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就此问题, 分别颁布了司法解释和条例。1997年,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司法部颁布了《关于办理罪犯减刑的工作程序》。
可以看出, 有关刑罚变更的实体性的规定归为法律, 而程序性的规定大多被纳入司法解释或者条例之中, 使得程序法位于实体法的下位。刑事执行变更程序是人权保障的依托和载体, 如果程序得不到相应的重视, 那么人权保障就无法落实。刑事执行变更程序法的位阶有待提高。而且, 现行法律将刑事执行变更的权力行政化。刑事执行变更被定性为国家权力。刑事执行的变更, 是国家对服刑人员的奖励, 而非罪犯服刑人员的权利, 将刑罚的变更执行看作是国家的恩惠。但随着理论界对人权的关注, 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 刑罚的变更执行是服刑人员的一种权利。将减刑权、假释权等视为罪犯的权利, 罪犯有权依据一定的理由向国家要求给予减刑与假释。
笔者认为, 上述的观点都倾向于将刑事执行变更的权力一元化, 这显然不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 在这种权力结构之下, 服刑人员和被害人的人权是难以得到保障。刑罚执行的变更, 不应当是一个单向的流线结构, 它应当是一个多面的立体结构。因而, 在立法上, 不可仅仅将其定性为罪犯权利或者国家权力。
(二) 实践问题
任何制度, 其价值都要依靠一定的程序为载体而得以外化出来, 程序的良莠是制度精神得以充分彰显的必要条件。在现行的刑事执行体制下, 程序的疏漏给刑事执行变更的作弊留下了温床, 其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 监狱掌控着刑罚执行变更程序的启动权。只有监狱有权提请减刑、假释, 在经过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后, 才可以提交到罪犯服刑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在此过程中, 服刑人员只有接受调查的义务, 而不能作为程序主体参与进来。监狱绝对性的控权滋生了司法腐败, 致使本来具有促进改造作用, 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良好的行刑制度化为乌有。
其次, 被害人被排除在程序之外, 剥夺了被害人的话语权。被害人与诉讼程序的结局有利害关系。刑罚的执行不仅是被追诉人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还体现在被害人权益不圆满状态的消失或者获得补救。刑罚执行的变更, 也就意味着被害人所期待的结果未能得到充分的实现。罪行实施者的受惩和被害人的权益恢复圆满应当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说程序结局是正义的。日本学者谷口安平说过:“与程序的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 或者可能因该结果而承受不利影响的人, 都有权参加该程序并得到提出有利于自己的主张的证据以及反驳对方提出之主张和证据的机会。” (2) 剥夺被害人的参与权, 就是剥夺了被害人的基本的人权。
再次, 刑事执行变更的裁判过程封闭, 裁判方式流于形式。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刑罚变更执行权由刑罚变更执行的司法权性质所决定的。现行法律规定的事后书面审查方式几近剥夺了检察机关的程序参与权, 法院对刑罚变更执行的书面审理方式更是使司法裁判权沦为强行政性的裁判权, 缺乏基本的程序正当性, “在公正的程序之中, 当事人的主张或异议可以得到充分表达, 互相竞争的各种层次上的价值或利益得到综合考虑和权衡, 其结果, 不满被过程吸收了, 相比较而言一种最完美的解释和判断被最终采纳。这样作出来的决定极大地缩小了事后怀疑和抗议的余地。” (3) 但是, 现行的审判方式是以案件笔录材料为中心的裁判方式, 这种审判方式极易导致司法行政化, 使得司法审判演变为行政审批。而且, 现行的审理过程中, 缺乏证据证明过程。法院直接以监狱提供的证明材料作为裁判的依据, 省略掉了质证环节。仅仅凭借单方提供的证据, 就作出关系到服刑人员的人身自由的裁判, 是对服刑人员人权的严重侵犯。
三、改革路径
与西方社会相比, 国人的人权观念淡薄。长期以来, 人们习惯于国家强权控制, 人们对国家权力的崇拜心理导致人们对权力的盲目信任。因此, 必须在立法上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加以切实的保障, 才能将人权保障落到实处。
(一) 赋予服刑人员与被害人话语权
刑罚的变更乃是强大的国家机构, 在裁判者面前针对相对弱小的被执行人所展开的法院裁判的结果。刑罚的变更直接关系到被执行人的人身自由。如果使得监狱部门主导和掌控整个操作流程, 法院极有可能沦为权力或者武力的替代。所以, 通过赋予服刑人员相应的权利, 以限制监狱机关权力的膨胀, 就显得尤为必要。
同样, 依照程序主体性理论, 当事人在国家创设的并由审判权运作的纠纷解决办法的空间内所具有的能够受到尊重, 并享有权利保障其自我决定的自由原则。刑事执行变更, 也关系到被害人强烈的追诉和惩罚犯罪的愿望是否充分实现, 以及被害人物质和精神补偿的要求是否得到满足。被害人在刑事执行变更程序的启动、证据材料的查明等方面具有任何主体都不能替代的功能和角色。因而, 在刑事执行变更程序中, 其结果的决定过程中应当听取被害人的声音, 被害人有权获得及时的通知、参与庭审或听证、表达自己的主张以及主张不被接纳时附理由的说明, 对执行变更的决定不服提出异议或者申诉, 使被害人的参与成为刑罚执行和变更程序中一种制度化的监督和制约力量, 以有效防止司法腐败, 保障司法的公正性。
(二) 设置合理的权力制衡体系
充分有效的权力制衡体系应当包含三个层面。首先, 在国家机关之间进行分权和制衡。在现行刑事执行变更程序中, 权力制衡体系同刑事诉讼相同, 既包括法院的裁判权, 也包括监狱机关的提请权, 还包括了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但在时间操作过程中, 法院的裁判和检察院的监督往往流于形式, 三机关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互相配合的关系。虽然司法改革着重于提高法院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地位, 但鉴于这三种权力均掌握在国家机关手中, 都是国家强制力的工具的这种共性, 仅仅从权力的分立上来制约是不能充分保障人权的实现的。
因而, 第二个层面, 就是借助于其他的力量, 即以权利制约权力。如上所述, 赋予服刑人员和被害人参与权和知情权, 以此来制约国家权力的膨胀。
从第三个层面看, 刑罚执行变更应当在保护被告人与保护被害人之间保持合理的平衡。刑罚报复仅仅是手段, 社会关系的修复和社会秩序的恢复, 才是终极目标。在正义的天平上, 对被执行人和被害人进行衡量, 最终达到可致的平衡。
(三) 提高程序透明度
要保证裁判过程的透明度, 这里不仅仅是说其他服刑人员的监督必要的。同样的, 法庭让刑罚执行变更过程公开化, 也可以最低限度地避免社会公众对裁判结果产生暗箱操作的猜疑。公众对刑事执行变更过程的了解, 可以进一步强化被执行人的自律。目前有些法院不愿将庭审过程完全的公之于众, 一方面也是处于对司法权威性的保证, 使得法院被舆论所牵制。但事实上, 错误言论的产生, 恰恰是源自于人们对审判的无知。信息的不对称, 导致公众极有可能被个别错误的言论蒙蔽了双眼。所以, 我们不但要倡导刑事执行变更程序的公开, 还要加强对公众的引导。普通的道德是社会的基础, 普通的民心是法律的基础。因而, 能够得到公众理解、认可和接纳的, 才是真正的以人权为出发点。
结语
法律不能仅仅把人当成物, 当成手段, 而应当把人当成目的。刑罚的变更执行, 正是基于此理念。但是, 法律制度与司法实践的衔接往往不够充分, 这就造成了人权保障的裂缝。对刑事执行变更程序的科学设计, 是弥补这个裂缝的最为有效的方法, 也是实现人权的最佳路径。
摘要：刑事执行变更程序中人权保障是实现正当程序的一个重要方面, 而现行刑罚变更程序却由监狱机关主导和控制, 忽视了对服刑人员和被害人的人权保障。通过赋予被害人和被告人话语权, 改善权力制衡体制, 是实现人权保障的必经路径。
关键词：刑事执行变更,刑事执行变更程序,人权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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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变更执行人申请书
执行立案没多久，童兰就在一次极限运动中意外死亡。明芳发现，童兰的存款、股票、基金、房产均被其父母继承。于是在律师的建议下，明芳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申请变更童兰的父母为被执行人，要求其父母在继承童兰遗产的范围内履行还款的义务。
执行异议申请立案后，执行法官经过审查，裁定变更“明芳申请执行童兰一案”的被执行人为童兰的父母。由于童兰的父母不配合履行执行义务，执行法官依法采取了相应的执行措施，通过冻结划拨童兰银行账户存款及查封拍卖童兰房产的方式为明芳成功执结了100万元的借款及相应的迟延履行金。
[评析]根究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若债务人死亡，债务人生前拥有合法财产且已由继承人继承的，则债权人可以向法院申请追加继承人为被告，要求继承人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本案中，童兰死亡后，其父母继承了童兰的遗产，明芳即可以申请变更童兰的父母为被执行人。据此，明芳只需按照法律程序的规定再立一个执行异议案件即可助其在童兰死亡后实现债权。
篇5：变更执行人申请书
申请人：张XX
电话：XXX 地址：XXX 被申请人（原申请执行人）： XXX 电话：XXX 地址：XXX 被申请人（原被申请执行人）：XXX 电话：XXX 地址：XXX 被申请人：XXX 电话：XXX 地址：XXX
请求：变更申请人/被申请人为XXX（执行案号）的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
事实理由：XXXXXXX
此致 XX市人民法院
篇6：变更被执行人申请书死亡
此致
武汉市东西湖人民法院
申请人：
篇7：变更执行法院申请书
申请人：XXX
住址：
联系电话：
被申请人：
法定代表人：
被申请人：
法定代表人：
请求事项： 请求变更“代县中小企业局”为被执行人或追加被执行人，并与原公司承担连带偿付责任。事实和理由：申请人与原被申请人因借款合同纠纷，于XXXX年11月4日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XXXX)朔民终字第194号民事判决，裁定由原被申请人代县乡镇煤炭运销公司给付欠款、利息及案件受理费。申请人依法于XXXX年11月27日向朔城区人民法院提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发现：
1、被申请人是代县乡镇煤炭运销公司股东出资%，朔城区人民法院下达了(XXXX)朔城执字第2号执行裁定书。
2XXXX年原被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承包合同，原被申请人一次性缴纳被申请人承包费七十五万元。合同约定原被申请人不承担承包前的一切债务。(附承包合同书)
3、原被申请人在XXXX年因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条例，违规办企业、虚开增值税发票，《煤炭经营资格证》被山西省有关部门吊销，所有公章被代县中小企业局收回，公司随及被解散终止经营，自XXXX年营业执照未年检。
4、被申请人利用原被申请人营业场所(铁路专运线)重新注册新的公司进行营运。鉴于上述理由证明，被申请人是原被申请人的主管部门又是开办单位，同时收取了承包费，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所以变更被执行主体适用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0、81条之规定。
为了使生效的法律文书得到及时执行，充分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体现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3关于“在执行中，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名称变更的，人民法院可裁定变更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被执行人”之规定。申请人特申请变更被申请人“代县中小企业局”为新的被执行主体，并负连带偿付责任。
此致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XXX
篇8：变更执行人申请书
一、两年期满问题
学界对此问题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犯罪分子在死缓间故意犯罪, 无论何时都可以裁定或者核准执行死刑, 而不必等到二年期满以后。也有学者认为, 如果没有等到二年期满以后执行, 是否有违死缓的本质? 死缓的宗旨是给犯罪人以自新之路, 这就要综合考虑察犯罪人在二年缓期执行期间的表现, 没有等到二年期满就执行死刑, 是否有悖死缓的宗旨? 然而, 如果故意犯罪要等到二年期满后才执行死刑, 是否会因为故意犯罪与执行死刑的时间间隔长而出现根据法律应当执行死刑但基于情理不需要执行死刑的情况? 权衡利弊, 似乎故意犯罪二年期满后再执行死刑要合适一些。通说赞成第一种说法。我们认为就《刑法修正案 ( 九) 》而言, 也赞成第一种说法。《刑法修正案 ( 九) 》中规定“对于故意犯罪未执行死刑的, 死刑缓期执行期间重新计算, 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在重新计算之前要明确的一个要求是“故意犯罪未被执行死刑”, 也即这个新罪已经经人民法院审判过后, 且无论是否经历上诉、申诉、抗诉, 最终的有效判决均指明犯罪人有罪, 此外, 这个故意犯罪并未达到令死缓犯执行死刑, 那么, 只要这个要求达到了, 就应该进行下一个程序, 死刑缓期执行期间重新计算。因为, 该条文的两句话之间并没有限定二年期满以后的字眼。也就是说, 只要故意犯罪未执行死刑的, 即应该从判决确定之日起, 重新计算, 而不必等到二年期满。
二、死缓执行期间重新计算问题
死缓执行期间重新计算可以说是《刑法修正案 ( 九) 》的重大制度创新。但是这一制度存在着一些具体的情形需要考虑, 我们在此简单的予以说明。
情形一: 死缓犯在二年期满之内实施了故意犯罪且不足以执行死刑, 二年以后减为无期徒刑或者二十五年有期徒刑之后被发现了, 死缓执行期间是否重新计算?
情形二: 死缓犯在二年期满之内实施了故意犯罪且不足以执行死刑, 二年期满之内被发现了, 死缓期间重新计算从何时起算?
在情形一中, 我们认为减刑后发现新罪 ( 不足以执行死刑) 的, 死缓期间不重新计算。理由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 从有利于犯罪人的角度出发, 犯罪分子在关押期间犯新罪 ( 不足以执行死刑) 的, 其在原考验期内未被发现并非犯罪分子的原因, 主要是监管机关发现不及时的过错, 此处不能期待犯罪分子在新的犯罪实施完毕之后去自首, 这不符合常理。况且犯罪分子原考验期满以后, 已经减为无期徒刑或者二十五年有期徒刑, 再重新计算死缓考验期间程序上反复拖沓; 其二, 从限制死刑适用的角度来看, 对已经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的罪犯来说, 如果重新计算死缓期间, 增加了适用死刑的可能性, 不利于限制死刑适用。有学者认为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纵容了犯罪人, 不利于维护监管秩序。我们认为, 这种做法充分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要求。至于对再犯之罪的惩罚, 首先应当依法对再犯之新罪判处刑罚, 其次将新罪的刑罚与犯罪人减刑之后的刑罚进行并罚。另外, 对已经减为无期徒刑的犯罪人, 在并罚新罪刑罚之后, 仍执行无期徒刑。对已经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犯罪人, 在并罚新罪之后, 由于限制加重原则仍应执行二十五年有期徒刑, 但是, 应当对以后的减刑做严格限制。
在情形二中, 我们认为应该从判决生效之日起, 重新计算死缓期间。理由如下: 其一, 所谓判决生效是指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判决已经产生法律效力的, 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更改。判决生效的情形通常包括: 当事人没有在法定上诉期限内提起上诉; 判决适用第二审程序做出; 判决经由最高人民法院做出。因为重新计算死缓期间增加了犯罪人适用死刑的可能性, 因此, 必须从判决确定之日起算, 即判决程序上无争议或者实质上被犯罪人承认。其二, 从判决生效之日, 而非原期间届满之日起计算是对《刑法修正案 ( 九) 》第2 条的当然解释, 如果待原期间届满之日起重新计算, 则规定“重新”的意义不能体现, 不如规定“在原考验期上延长二年”清晰。所以, 此处规定“重新”就是指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另行计算二年考验期。
三、死缓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核准程序的启动主体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344 条规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处理死刑复核案件的不同情形。根据该条的规定, 核准程序的启动主体应该是针对死缓期间故意犯罪作出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 若生效判决是由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则中院是启动核准程序的主体; 若生效判决是由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则高院是启动核准程序的主体。
有学者对此持否定意见, 认为检察机关才是启动核准程序的适格主体。理由有三, 其一是法院作为主体违反了司法被动性原则; 其二是检察机关作为新罪的公诉机关, 在胜诉之后提出变更死缓顺理成章; 其三是检察机关提出变更死缓的申请有助于在复核程序中引入监督机制, 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具体做法是, 由公诉新罪的检察院提出变更死缓的申请, 层报到最高人民检察院, 再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启动核准程序。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不妥。理由如下:
其一, 司法权的被动性指司法权在行使过程中, 只能根据当事人的诉请中立地进行裁判, 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 不能主动启动司法程序。第二, 不能擅自变更当事人的诉请内容。司法权的被动性要求主要有三个功能一是防止审判权的专横擅断, 二是防治法官先入为主、确保裁判公正, 三是有利于当事人平等行使诉讼权利。这三个功能主要着眼于案件审判过程中的情形。根据《刑法修正案 ( 九) 》, 死缓变更死刑立即执行的条件是故意犯罪、情节恶劣, 然而, 已经认定了是故意犯罪、情节恶劣证明该犯罪已经经过了审判,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7 条: “凡需要提起公诉的案件, 一律由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第181 条:“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 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的, 应当决定开庭审判。”, 因此, 这不违背司法权的被动性要求。至于死缓变更死刑立即执行程序, 系死缓犯新罪审理之后的程序, 原则上不涉及司法权的被动性要求。况且, 现阶段的做法是由审理案件的中院层报最高法院申请核准, 核准的主体是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依据核准请求进行审理, 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的法官主动启动核准程序, 因此也不违背司法权的被动性要求。
其二, 检察机关作为新罪的公诉机关, 在新罪判决之后提起死刑核准程序属于司法资源的浪费。因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要求, 能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启动程序的只有最高人民检察院。由公诉案件的检察院层报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启动核准, 程序繁琐, 时间较长, 涉及机关较多, 浪费司法资源。由中院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是法院系统内部的程序流通, 可以节约司法资本。
其三, 《刑事诉讼法》第240 条规定: “在复核死刑案件过程中, 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由此可知, 检察机关已经参与到了死刑复核程序之中了, 可以行使监督职能, 不必非要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启动主体, 而且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启动死刑核准程序的“局外人”能更好的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因此, 我们认为, 死缓变更死刑立即执行程序的启动主体仍应是人民法院。
四、死缓变更死刑立即执行核准程序的审理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48 条规定: “复核死刑、死刑缓期执行案件, 应当全面审查以下内容: ( 一) 被告人的年龄, 被告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是否系怀孕的妇女; ( 二) 原判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 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 三) 犯罪情节、后果及危害程度; ( 四) 原判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是否必须判处死刑, 是否必须立即执行; ( 五) 有无法定、酌定从重、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 ( 六) 诉讼程序是否合法; ( 七) 应当审查的其他情况。”
我们认为应当在此基础之上, 死缓变更死刑立即执行的核准程序的全面审查内容应包括: ( 一) 被告人的年龄, 被告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是否系怀孕的妇女; ( 二) 原死缓判决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 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 三) 原死缓案件有无法定、酌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 死缓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 四) 死缓期间故意犯罪的生效判决事实是否清楚, 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 五) 死缓期间故意犯罪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 六) 由监管机关出具的关于死缓期间故意犯罪的犯罪人在死缓期间犯罪前的一贯表现, 犯罪后的认罪态度, 犯罪后的民愤大小的情况报告; ( 七) 其他应当审查的内容。
五、死缓变更死刑立即执行核准程序的裁决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238 条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 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缓期执行的案件, 应当由审判员三人组成合议庭进行。”第179 条规定: “合议庭进行评议的时候, 如果意见分歧, 应当按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 但是少数人的意见应当写入笔录。评议笔录由合议庭的组成人员签名。”这意味着, 如果合议庭的三个审判员如果有两个同意核准死缓变更死刑立即执行, 那么这个人将必死无疑。
对此, 我们认为, 有必要借鉴美国陪审团对是否执行死刑的一致裁决的做法, 只有三个审判员统一意见执行死刑的情况下, 才能执行死刑。
摘要：死缓变更死刑立即执行是我国独创的一项死刑执行方式。2015年11月1日开始生效的《刑法修正案 (九) 》第二条对死缓变更死刑立即执行问题进行了新的规定。本文就死缓变更死刑立即执行的几个程序问题, 结合《刑法修正案 (九) 》, 进行一个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死缓,重新计算,审理,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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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探索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
一是抓住计分考核环节，强化源头监督。为确保罪犯计分考核结果真实合法有效，前移监督关口，将计分考核监督作为一项常规性检察工作，采取一般审查和重点审查相结合的方法开展监督。对九类重点罪犯逐人建立刑罚变更执行信息资料库，实行重点监督。
二是抓住提请呈报建议环节，强化程序监督。派驻检察人员在对所有刑罚变更执行案件逐一进行书面审查的基础上，对发现的疑点，立即深入监区开展实地调查，通过采取查阅罪犯服刑改造档案资料、找监管民警、相关知情罪犯调查询问等方式进行，与书面材料相互印证，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纠正。
三是抓住监狱评审讨论环节，强化实体监督。监狱评审会是审核决定罪犯能否被提请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的重要平台，为确保监督的质量和效果，必须把功夫下在评审会前的日常检察中探索建立长效机制：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制度、巡查制度、谈话制度、检察官接待日制度构建问题发现机制；通过建立法律监督调查制度、监管场所职务犯罪案件线索移送制度构建纠正违法机制；通过建立提示预警制度、违规提醒谈话制度、警示教育制度构建预防违法机制。
四是抓住裁定决定环节，强化结果监督。审查减刑、假释裁定书和保外就医决定书是刑诉法规定的检察监督方式，也是监督的一道重要关口。为此，通过出席减刑假释公开庭审、审查减刑、假释裁定书、保外就医决定书等方式，强化了对裁判、裁定结果的监督。
五是抓住社区矫正环节，强化跟踪监督。为实现对社区矫正各环节的有效监督，防止脱管、漏管，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通过向假释、保外就医罪犯社区矫正地的检察机关通报情况、定期实地考察假释保外就医罪犯监外表现情况、保外就医罪犯病情鉴定情况、就诊记录等方式，避免了“一放了之”现象的发生。
篇10：追加(变更)被执行人申请
申请人：XXX，男，XX年X月X日出生，汉族，住址：深圳市福田区XX路XX花园X栋X房，身份证号：XXXXXXXXXXX。是本案的申请人/被申请人/案外人。
被申请（追加/变更）人：深圳市XXX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XX路XX大厦X栋XXX室。组织机构代码XXXXX。
其他当事人：（除上述当事人外的其他当事人，分别列出）。
申请事项：请求追加（变更）深圳市XXX有限公司为（2012）深福法执字XXX号案件的被执行人。
事实理由：
申请人与XXX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业经深圳市XXXX法院（2013）深福法民X初字XXX号判决，XXX公司应当支付XXX给申请人。由于XXX公司没有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申请人遂向贵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发现被申请追加人深圳市XXX有限公司是被申请人XXX公司的股东，出资后不久，即把出资款抽回，没有实际出资，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按照法律规定，深圳市XXX有限公司应当在其出资额范围内承担法律责任。因此，特向贵院申请追加深圳市XXX有限公司为（2012）深福法执字第XXX号案件的被执行人。
此致
深圳市XX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单位）：XXX
篇11：变更执行人申请书
申请人：东港新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东港市黄海路256号。联系电话：***(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吕志远，系董事长。
申 请 事 项
请求将申请执行人安合章与被执行人隋利劳务合同执行纠纷案的申请执行人主体，由安合章变更为东港新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申 请 理 由
申请执行人安合章与被执行人隋利劳务合同执行纠纷一案，贵院受理后正在执行中。现因申请人与申请执行人安合章于2014年月日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申请执行人安合章将其对被执行人享有的全部到期债权（具体以东港市人民法院（2013）东民初字第403号民事调解书为准）转让给了申请人东港新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据此，特向贵院申请将本案申请执行人主体变更为东港新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此致
东港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东港新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志远
篇12：变更与追加被执行人探析
生效法律文书进入执行程序后，常常遇到因当事人诉讼能力、法律地位等法律事实的发生而导致诉讼权利、义务的转移，由此产生对执行主体的追加与变更。现行法律只规定了被执行主体的变更和追加由人民法院执行机构来完成，但对操作程序并没有作出具体规定，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对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主体在理解认识上的不一致，存在执行措施不统一、随意性大、甚至有悖法律规定的现象。笔者认为，被执行主体的变更与追加，其实质是对当事人实体权利的改变，其后果是由变更与追加后的当事人直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而在执行程序中，应当有严格的法律程序，以保障当事人在被变更和追加为被执行主体时享有一系列的权利，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１、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主体应由当事人申请对在执行过程中需要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主体的，应当由申请执行人向法院执行机构提出申请。因为是否变更与追加当事人，是申请执行人对自己实体权利的的一种处分，必须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对申请的方式，可以有所区别，一是当事人自己掌握了需变更或追加的证据材料后，提交执行人员审查处理，另一种情况也是执行工作中经常出现的，即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中，发现了案件存在需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主体的证据材料。对后一种情况，实践中，往往是执行人员直接依据所调查的材料予以变更和追加，此举实质是剥夺了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的处分。笔者认为，对后一种情况，执行人员可将所掌握的需变更或追加的情况告知申请，由申请人自己决定是否申请变更和追加当事人。２、执行机构进行审查和裁决无论是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还是执行人员自己调取的证据，都必须进行必要的审查。对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主体的审查程序，现行的法律尚未作出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可以借鉴民事案件审理中的相关规定，变开庭审理为执行听证，即由执行裁决合议庭组织申请人和将要变更或追加的当事人召开听证会，依举证、质证和认证的顺序进行，对当事人所提供的所有证据当庭进行质证，对可以采信的证据当庭予以认证。对经过听证可以变更或追加的，当庭予以变更或追加，对当庭不能认定的，可以给予当事人一定的举证期限，由当事人自己举证，对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所列出的需由人民法院查证的情形，经当事人申请后，可以由执行人员直接予以查证。３、赋予当事人申请复议权给予当事人申请复议权，是在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主体的裁定一旦发生错误的情况下的一种补救措施，也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在执行程序中的体现。法院裁定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主体后，当事人如不服裁定，有权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上级法院申请复议。在申请复议期间，为避免造成财产的不必要的损失，执行人员对被变更或追加的当事人的财产，只能采取控制性措施，而不能采取处分性措施。
篇13：变更执行人申请书
有观点认为:本案中,法院于2012年判决:“该房扩建部分未进行产权登记,不判决房屋归属,但属于家庭成员共同财产”。据此, B某理当是该房扩建部分的共有人。而当A某提出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申请后,登记机构在未对该房现所有权状况审核的情况下为A某单独颁证,造成了房屋登记薄记载的情况与事实不符。故而认为登记机构登记有误, 理当严格审查申请主体的变化状况。
另一种观点认为:《房屋登记技术规程》中明确规定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材料表中含“婚姻关系证明”,而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申请材料表中没有这项要求。本案中,登记机构在接受A某提出的房屋面积变更申请后,审核了A某的房屋产权证、建房执照和测绘部门出具的测绘报告,并在A某提交申请时就有关该房权利状况是否单独所有对A某进行了询问。A某填写的询问笔录为:“该房为其单独所有。”故登记机构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在A某一人名下无误。再因登记机构无权对实体民事法律关系加以审查,故而,在涉及对权利是否存在的审核时,登记机构无需审核实际的权利状态,而仅就登记簿记载的权利状态加以审查即可。总之,登记机构无权对申请人进行物权的确认。本案中,登记簿记载的该房原权利状态为A某单独所有,且建房执照登记在A某一人名下。登记机构在为A某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时没有义务审核申请主体的变化状况。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
首先,如果申请人在登记申请时刻意隐瞒权利状况改变事实,如本案中,A某隐瞒了法院对该房扩建部分判决的事实,登记机构无法查证申请主体是否发生变化。《房屋登记办法》实施后,如果房屋在事实上存在共有人,但因当事人没有据实申请登记, 而导致登记名义人与实际权利人有差异时,登记机构不应对此承担责任。对于实际共有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只能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要求处分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篇14：论刑事变更执行的检察监督
关键词：刑事执行；检察监督；定罪量刑
一、刑事变更执行检察监督的概念
刑事执行变更包括刑罚种类和刑期的变更以及刑罚执行方式的变更，前者主要以减刑、假释、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变更为代表，后者则以暂予监外执行为代表。依据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解释的规定，司法机关办理减刑、假释、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减刑案件的程序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执行机关确定拟减刑、假释罪犯，将案件报送人民法院；第二，人民法院对减刑、假释案件进行审理，依法作出裁定；第三，人民检察院对减刑、假释案件进行监督，决定是否提出纠正意见。在这三个阶段中，执行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按照各自的职能和分工，分别主导着案件的进程。监外执行则包括人民法院和监狱自主决定两种程序。这两种监外执行的决定程序是，由人民法院和监狱依职权进行审查，对于符合监外执行条件的，制作监外执行的决定书，并抄送人民检察院和罪犯居住地的公安机关。
“法律监督是指为了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法律的正确实施，专门的国家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运用法律规定的手段对法律实施情况进行检查督促并能产生法定效力的专门工作。”“刑事执行法律监督，是对刑事执行整个过程的监督，即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与裁定实施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其作为法律监督的下位概念，根据法律监督主体的不同而产生广义与狭义的区分。法律执行监督的范畴，是根据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得出，即对于刑事执法活动有监督权的机关是检察机关，也就是：“执行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执行机关执行刑事判决和裁定的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的监督”本文所讨论的监督范围是仅指检察机关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或裁定予以实施过程的监督。
“刑罚变更执行检察监督是指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职权对刑罚执行过程中的执行方式及期限变更活动进行的全面检察监督制度”，是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的授权所实施的具有强制力的专门性活动。刑事变更执行的检察监督，是法律监督实践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刑事变更执行检察监督的体系
刑事变更执行检察监督的体系主要包括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主体、监督对象、监督方式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有机的统一。
1.刑事变更执行检察监督的主体
刑事执行变更法律监督的主体，是指依法享有对刑事变更执行活动进行监督的主体。我国《宪法》第129条明确规定对于刑事执法活动有监督权的机关是检察机关，所以我国刑事执行变更的法律监督主体是检察机关。该主体在法律条文中采用人民检察院的表述方式，但所称人民检察院并不是指某一具体的检察院，而是指整个检察系统。在具体的刑事执行法律监督过程中，根据所对应的刑事执行的主体和措施不同，检察机关也细化为不同的具体职能部门与之相对应。
2.刑事变更执行检察监督的对象及内容
刑事变更执行检察监督的对象是指在刑事变更执行活动中执行机关及其行为的合法性。由于我国刑事执行的主体范围宽泛，刑事执行法律监督的对象也较为广泛。“通常所说的减刑假释的适用，以及监狱工作人员是否存在违纪的可能性和贪污受贿的违纪行为都是在法律监督的范围之内。所以刑事变更执行的法律监督的范围是非常大的，也是非常庞杂的。”各检察监督部门对于刑事执行的对象的区域范围包括了各个监狱，各拘留所，以及劳动改造场所，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也涵盖了社区矫正场所。人民检察院在此范围内对于刑事执行人员的变更执行过程和程序是否合法都存在监督的可能性。
3.刑事变更执行检察监督的方式
刑事执行变更检察监督的方式，根据现存主要的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分类，可分成书面检察和非书面检察的监督方式。书面检察是最普通适用最多的检察形式，包括查阅被提请减刑、假释犯罪的案卷材料；查阅监区集体评议减刑、假释会议记录、犯罪计分考核原始凭证、刑罚执行部门审查意见；审查被呈报暂予监外执行的病残鉴定和病历资料；查阅公安机关记录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犯罪违法违规情况的相关材料；查阅刑事判决书等法律文件中确定的监外执行罪犯的刑期、考验期等。非书面方式有派驻检察官和约见检察官两种形式，这是两种主要的监督形式。
三、完善刑事执行监督的对策
1.完善财产刑执行监督机制
一是建立法律文书备案制度。即具有财产刑执行内容的刑事裁判生效后，法院应当将判决书、裁定书（包括执行变更、执行中止、罚金刑减免等裁定）、执行通知书副本等法律文书，在法定期限内移送检察院备案。二是完善检察监督程序。检察机关收到相关法律文书后，审查判处财产刑的数额是否适当，是否规定交纳期限，期满后是否移送执行，应当委托执行的是否委托，执行变更、中止、终结的裁定是否正确，采取强制缴纳时是否有违法行为，是否有职务犯罪行为等，并及时纠正执行中的违法行为。三是充分运用控告申诉机制。被执行人认为执行违法时，可以到检察机关控告或申诉，检察机关应就此展开调查，并根据具体情况，运用检察建议、纠正违法和立案查处等手段实施监督。
2.设置合理的权力制衡体系
充分有效的权力制衡体系应当包含三个层面。首先，在国家机关之间进行分权和制衡。在现行刑事执行变更程序中，权力制衡体系同刑事诉讼相同，既包括法院的裁判权，也包括监狱机关的提请权，还包括了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但在时间操作过程中，法院的裁判和检察院的监督往往流于形式，三机关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互相配合的关系。虽然司法改革着重于提高法院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地位，但鉴于这三种权力均掌握在国家机关手中，都是国家强制力的工具的这种共性，仅仅从权力的分立上来制约是不能充分保障人权的实现的。
因而，第二个层面，就是借助于其他的力量，即以权利制约权力。如上所述，赋予服刑人员和被害人参与权和知情权，以此来制约国家权力的膨胀。从第三个层面看，刑罚执行变更应当在保护被告人与保护被害人之间保持合理的平衡。刑罚报复仅仅是手段，社会关系的修复和社会秩序的恢复，才是终极目标。在正义的天平上，对被执行人和被害人进行衡量，最终达到可致的平衡。
3.完善暂予监外执行立法，解决立法冲突和疏漏问题
一是明确暂予监外执行的鉴定医院、适用对象、法定情形、病残标准，审批程序和期限，收监执行的主体、情形和时限等。二是在刑罚体系中引入刑罚执行暂缓或是刑罚执行中止制度。判决生效后交付执行过程或刑罚执行过程中，对患有严重影响刑罚正常执行疾病的罪犯，可以由法院作出暂缓或是中止其刑罚执行的决定，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批准其暂予监外执行，交有关部门监督管理，在监外医治疾病，待疾病痊愈后，再由刑罚执行机关收监执行其原判的刑罚或是继续执行其剩余的刑罚，罪犯暂予监外执行期间不计人刑罚执行的实际期限。这样既可以杜绝利用保外就医变相释放罪犯，也可以有效解决保外就医期间罪犯外出不归的刑期计算问题。三是完善交付程序。暂予监外执行裁定作出后，法院应在法定期限内向执行机关送达法律文书，执行机关在法定期限内将罪犯押送居住地的公安机关，并办理相应的交接手续，使交付执行的各个环节责任明确。四是明确规定保外就医的办理期限，使符合保外条件的罪犯能够早就医早治疗，避免久拖不决侵犯罪犯的合法权益的现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