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功能检查与儿童哮喘

肺功能检查与儿童哮喘（共8篇）

篇1：肺功能检查与儿童哮喘

肺功能测定仪检查的适应征和禁忌症

肺功能测定是临床了解肺脏呼吸功能最直接的无创性检查技术，为适应临床需求，今年初，我院引进了肺功能测定仪。

我院肺功能室已经开展的检测项目有：通气功能：肺活量（VC）、用力肺活量（FVC）、每分钟最大通气量（MVV）、分钟通气量（MV）。上述检查项目基本覆盖了内、外科的常规需求。

肺功能测定的适应征：

1、呼吸功能的评价：利用肺功能检测结果可对受试者呼吸功能进行评价，明确其呼吸功能是否减损、减损程度、减损类型等。

2、疾病的诊断、病情评估、干预策略的制定。如呼吸困难的鉴别、外科术前评估、内科慢性支气管肺病干预治疗后的疗效判断等。

3、肺切除术及上腹部手术前肺功能评估，规避手术风险。

4、康复方法的选择或运动处方的确定。

5、职业病伤残等级评估及劳动能力的鉴定。

6．长期吸烟的人也要做肺功能检查，以观察肺功能受损的情况，督促病人戒烟。

肺功能测定的禁忌症：对有下列情形者，不能进行肺功能检查：活动性咯血；活动性肺结核；未经胸腔引流的气胸；心血管疾病，用力呼吸测试可能会加剧心绞痛或者引起血压改变，或者最近有心肌梗塞或肺栓塞；胸部、上腹部或者头颅的血管瘤(胸内压增高会引起破裂的危险)；近期的眼部手术，如白内障。

篇2：肺功能检查与儿童哮喘

术前肺功能检查对腹部手术风险及并发症评估的研究进展

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腹部外科手术的操作技术和围手术期护理都得到提高，但术后肺部并发症(postoperative pulmonary complications，PPC)远较心脏异常更为普遍,其患病率平均约为30%[1]，是围手术期病死率增加的重要因素。许多腹部手术患者有吸烟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病史，肺功能受到程度不等的损害。因此，通过术前肺功能检测来评估判断患者的手术耐受能力、预测围手术期内风险及术后并发症相当重要。本文拟就肺功能检查对腹部手术风险和术后并发症的评估做一综述。腹部手术相关因素对肺功能的影响

外科手术是有创治疗，不同的手术操作方式、手术部位及手术时间及麻醉选择等，均可能引起患者呼吸生理紊乱、有效肺通气及换气功能下降等肺功能障碍，造成轻重程度不一的术后并发症。1.1 手术方式对肺功能的影响 1.1.1 开腹手术对肺功能的影响

开腹手术对患者肺功能产生不利影响的原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术后仰卧位、肥胖、腹水、腹膜炎等导致功能残气量(FRC)的下降，以上腹部明显；②手术影响隔肌功能,可持续术后1周时间,进一步加重功能残气量(FRC)的下降；③上腹部手术后常常呈现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的特点,其肺活量(VC)和第1秒最大呼气容积(FEVl)可以减少50%～70%；④术后患者多呈现低氧血症[2]。

开腹手术容易出现肺容积、呼气流量的下降，膈肌功能减弱，通气血流比例失调、肺内分流低通气量等改变，尤其是上腹部手术者，肺功能改变更明显，从而引起多种肺部并发症[3]。国内大量的研究表明开腹组较腔镜组术后并发症多、拔管时间延长、平均住院日长；这与开腹手术的肺功能改变相符。1.1.2 腹腔镜气腹对呼吸功能的影响

与开腹手术相比，腹腔镜手术具有创伤小、恢复快，术后并发症少等优点。但CO2气腹时，一方面体内过多的CO2使肺清除的负荷增加；另一方面，增高的胸腹内压力对肺有直接的影响。UmarA [4]等研究表明,腹腔镜手术时,建立CO2气腹,腹腔内压力、呼吸道压力升高,可致肺顺应性降低,肺阻力明显上升,通气功能明显下降。同时建立气腹期间，腹膜吸收CO2增加,使更多的CO2进入血液,动脉血PaCO2不断升高,并持续到手术结束后，这势必降低机体的pH值。不少作者认为腹腔镜手术能降低手术后肺氧合功能及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发生；Hemmes Sabrine NT[5]等发现机械通气模式对术前有肺部疾病者的老年人氧合功能有很大影响,且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发生率比无肺部疾病的老年人高。1.2 手术部位对肺功能的影响

腹部手术根据手术部位可分为上腹部和下腹部手术。手术后肺功能的改变与手术部位的关系密切，上腹部手术对肺功能影响显着，术后肺部并发症发生率较下腹部手术高[6]。因上腹部手术部位临近胸腔、创伤刺激、神经反射和炎症反应对膈肌、胸腔、肺部产生的影响较大，会引起不同程度的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7]。另上腹部术后膈肌功能减弱，使肺活量和功能残气量显着下降,术后肺容积下降持续时间较下腹部或其它手术明显延长。既往国外大样本研究剖腹手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危险因素，认为手术部位及手术方式的不同会对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发生率有明显的影响，由高到低依次为胃十二指肠（43.2%）、结肠（34.4％）、小肠（28.9％）、肝胆胰（24.9％）、其它（23.5％）、阑尾（5％）。1.3 手术时间对肺功能的影响

随着手术时间的延长，对患者的损伤亦随之增加，机体的抵抗力则随之下降，细菌等微生物的侵入屏障降低，感染发生可能性更高。林建贤[8]等对腹腔镜辅助远端胃癌D2根治术的患者分为手术长时间（T≥202分钟，119例）和手术短时间（T＜202分钟，213例）组，结果长时间组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高于短时间组(16.0%比8.5%),且住院天数 [(14.26.3)天比(12.57.0)天]也较长。Shander[9]亦认为手术时间延长(＞3小时)是全麻腹部手术后肺部感染发生的独立因素.1.4 麻醉方式对肺功能的影响

腹部手术主要采用硬膜外麻醉和全身麻醉这两种方式。早在1992年，北京协和医院对胆囊手术患者进行全身麻醉与硬膜外麻醉术后肺功能影响的研究中发现,全身麻醉和硬膜外麻醉下患者术后肺功能均受到影响,表现为术后即刻的低氧状态和术后24小时、1周的肺功能仍未完全恢复。另腹部手术后疼痛、膈肌功能异常和呼气相腹部、下段肋间肌张力增加等因素可明显降低术后肺功能；结合麻醉的选择，对肺功能损害程度产生影响。

然而，全身麻醉对肺功能影响的研究更为普遍。CanetJ[10]等人的研究表明,全麻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发证率可达5%,这些肺部并发症包括肺炎、肺梗塞、全麻期间吸入性肺炎、手术引起的气胸或者胸腔积液等[11]。老年病人全身麻醉对肺功能的影响是苏醒期间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老年人肺功能的退行性改变;长时间手术及机械通气影响了老年患者气道的正常纤毛运动;老年患者无力咳嗽,使得肺内的分泌物得不到有效的排出,这些都增加了术后肺不张的可能。其次腹部手术影响膈肌运动和伤口疼痛的刺激均可在一定程度上使腹式呼吸减弱,加上麻醉药残余作用的影响,老年患者肌力恢复更加迟缓,使得患者不愿呼吸或者通气量不足,均可影响呼吸功能的恢复[12]。既往研究表明，腹部手术老年患者中,术后肺功能均较术前有所降低,主要表现为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同时合并有阻塞型通气功能障碍。肺功能的改变以术后第一天最为明显,直到术后第十天仍未能恢复到术前水平。过高的潮气量,高气道压力,长时间的机械通气均可引起机械性肺损伤[13,14].硬膜外麻醉时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发生率是否低于全身麻醉,对此一直存在争议。许多研究发现应用硬膜外麻醉和止痛可改善膈肌功能、降低术后低氧血症的发生率，减少肺部并发症。于2012年的全国麻醉年会上，岳飞[15]提出硬膜外麻醉对腹部手术可降低肺部并发症及感染的发生率，促进胃肠功能的恢复，与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一致。患者自身因素对肺功能的影响

除手术方式、手术部位及麻醉等因素对肺功能的影响外，患者自身因素也对呼吸功能造成影响，如高龄、肥胖、长期吸烟及基础肺部疾病等。患者由于个体、健康及吸烟状况的差异，其对手术的耐受力有所不同。2.1 年龄

随着年龄增长，各级呼吸中枢的功能降低,胸廓及肺组织硬化,呼吸肌收缩力减弱,小气道变窄,肺泡扩大,支气管树的叶状结构减少,残气量、功能残气量增加，肺和胸廓的弹性阻力、呼吸道的非弹性阻力增加,肺功能降低.老年患者手术时的通气、换气功能均大幅度受损，通气/血流比例严重失调，呼吸功能恢复较慢；术后卧床时间较长，膈肌反射和咳嗽能力减弱进而出现排痰困难、呼吸道分泌物滞留，加之老年患者对刺激的反应较差，易出现反流、误吸的不良事件，故更易继发肺部感染，进而导致呼吸衰竭的出现。由于生理机能的减退，老年人若术后合并严重并发症，死亡风险相当高[16]。因此，认识到老年人生理变化，做好术前评估和预防手术并发症极其重要[17]。但也很多学者认为,年龄并非腹部手术的绝对禁忌,而更要注重的是患者有无心、肺肝、肾等重要脏器的功能不全；而当高龄和心肺等功能不全两个因素同时存在时,更需要慎重手术,否则术后极易出现肺部并发症。2.2 吸烟

长期吸烟会刺激呼吸道粘膜腺体增生,并使其粘液分泌大大增多,同时令纤毛柱状上皮萎缩,部分纤毛变短甚至出现运动障碍,最终导致分泌物难以排出而造成阻塞；长期吸烟还会诱发肺实质广泛的炎性细胞浸润,释放大量的细胞因子等炎性介质,严重损伤组织结构,甚至出现鳞状上皮化生；另外,烟雾中大量毒素物质会抑制免疫细胞的吞噬、杀菌作用,降低局部的抵抗力,易导致感染的发生[18]。美国医师学会在非胸心手术术后肺部并发症预防指南中明确指出吸烟是增加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危险因素[19]。即使没有COPD病史,吸烟病人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发生率也将增加2倍,而且手术前2周内仍然吸烟的病人危险性最高。戒烟超过6个月的病人与非吸烟者的危险性相似。2.3 肥胖

肥胖（尤其是重度肥胖BMI＞27kg/m2）对呼吸功能的影响已被国内外学者们所认同.但其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明确。Littleton S.W[20]认为，肥胖者过多的脂肪在膈肌、胸壁和腹腔内沉积，使肺和胸壁的顺应性下降，使得呼吸肌做功增加和气道阻力增加，而肌肉内脂肪含量增加又影响到呼吸肌的工作能力，这些既妨碍呼吸深度，又影响到单位时间的呼吸频率，并且前腹壁和腹腔内内脏脂肪组织的增加会妨碍膈肌的运动，在吸气的时候会使肺扩张减少，周围肺泡不完全开放，导致肺通气-灌注异常和低氧血症。叶泽慧、黄英[21]等认为肥胖可促进肺部炎性细胞（以巨噬细胞为主）的聚集，但因肥胖系一种慢性隐匿性疾病，在一定代偿范围内，并不引起肺功能的改变；随着肥胖时间的延长和负面作用的不断积累，脂肪组织在气道周围、膈肌、胸壁的过度堆积，超过机体呼吸系统的代偿能力，肥胖最终会引起肺功能的改变。Cheryl [22]等认为肺通气功能的改变和肥胖程度相关，程度越严重，相应的肺通气功能改变越明显。Astrid van Huisstede等认为，对于病态肥胖者（BMI＞35kg/m2），即使腹腔镜手术前也应常规肺功能检查[23]。2.4 肺部基础疾病

术前有肺部基础疾病的患者，术后更容易发生肺部感染、甚至呼吸衰竭、死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动脉高压及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等呼吸系统基础疾病均使手术后肺部感染发生率增加[24]。其中，COPD是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COPD患者特征性病理改变包括粘液高分泌、纤毛功能失调、气流受限、肺过度充气、气体交换异常、肺动脉高压等，更易出现肺部感染。尽管如此，仍然不能仅仅根据既往肺部疾病史确定病人是手术的禁忌证，需要对手术的必要性和风险进行权衡。术前肺功能检查对腹部手术风险和并发症的评估

手术、麻醉及患者自身因素等相互作用并影响肺功能，特别是对于那些有基础肺部疾病的患者,可引起致命的PPC。如果术前通过一些简便而准确的手段评估手术风险、预测PPC的发生，将提高手术的安全及术后患者的生活质量。术前肺功能检测用于手术评估已有五十年历史，虽然早期在预计手术耐受力及术后肺部并发症的作用上仍有争议，但国内外大多数学者认为术前各种心肺功能检查是可以用来预测术后肺部并发症和评估患者对手术的耐受力。通过长期临床观察，认为以下患者有必要进行术前肺功能评估： ①胸部手术，②上腹部手术，③有长期吸烟史和咳嗽史，④全麻患者，⑤年龄大于70岁者，⑥有呼吸系统疾病史。

3.1 肺功能检查及指标 3.1.1 常规肺功能

肺功能检查的指标主要包括肺通气功能、肺容量、弥散功能等三个方面。肺通气功能主要包括：第一秒用力呼气量(FEV1)、第一秒用力呼气量与用力肺活量的比值(FEV1/FVC)，最大通气量(MVV)；肺容量指标包括：肺活量（VC）、用力肺活量（FVC）、残气(RV)、肺总量(TLC)、残气比肺总量(RV/TLC)；弥散功能包括：一氧化碳弥散量(DLCO)；小气道功能包括：75％肺活量最大呼气流量(MEF75)，50％肺活量最大呼气流量（MEF50）、25％肺活量最大呼气流量（MEF25）。郑劲平[25]认为肺通气功能检查既可反映肺容量的改变，也可反映气道通畅性以及气道反应性的改变，在临床上得到广泛采用，占到所有肺功能检查80%；其它检查如弥散功能测定、闭合气量测定、气道阻力测定、膈肌功能测定、运动心肺功能试验、气道反应性测定等，可对通气功能检查作不同程度的补充。

一般认为大手术病人术前FVC＜预计值的50%，FEV1＜2L,或FEV1/FVC%＜50%，MVV＜50L/min或预计值的50%，RV/TLC＞50%为高危者，术后可能延长支持呼吸时间或难以脱离呼吸机。MVV是反映呼吸储备、呼吸机肉强度和动力水平的指标,无论患者出现阻塞或限制性肺通气功能障碍都会导致MVV下降。国外学者对单纯MVV的意义颇为重视26,认为MVV%＞70%时无手术禁忌,50%~69%者应慎重考虑,30%~49%者应保守或避免手术, ＜30%者为手术禁忌。小气道的受损程度同样影响术后肺部并发症，然而国内外对小气道的指标与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关系的研究较少。3.1.2 动脉血气分析

动脉血气分析是肺功能检查的一部分，通过血气分析可以了解病人术前通气情况、酸碱平衡、氧合状况及血红蛋白浓度，还可了解病人的肺疾患严重程度、病程的急慢性和病人肺功能的基础水平。临床上常用PaO2、SaO2、PaCO2指标进行手术前后的血气状态的比较。有研究发现，50岁以上，特别是行上腹部大手术的患者，出现低血氧与呼吸性碱中毒较为常见。大部分学者均认为术前PaO2＜60mmHg或PaCO2＞45mmHg者，如果进行大手术则手术后的并发症和病死率显着增加。Ninan认为运动时血氧失饱和与PPC的发生率及病死率相关，术前PaO2＜50mmHg或PaCO2＞45mmHg者增加了PPC的发生，但单一测量值不能否定手术。腹部手术患者的低氧血症可能由术后肺功能明显下降所致[27]。某些患者由于低通气状态而发生肺不张和肺炎等呼吸系统并发症。行具有高危险因素手术的患者，加强术后血气分析监测有着重要临床意义。3.1.3 肺弥散功能

肺弥散功能(Pulmonary Diffusion Function)是反应肺换气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评价肺泡与肺毛细血管间气体交换能力，其测量值明显下降者术后发生呼吸衰竭的危险性增加。尤其对于老年患者，60岁以上者存在弥散功能障碍达25.8%[28]。郑劲平[25]认为当DLCO%＜40%预计值时，需谨慎估计手术的危险性，包括动脉血气分析、心肺运动试验及同位素肺扫描等来进一步评价手术的风险。3.1.4 脉冲震荡技术

脉冲震荡技术（Impulse oscillometry，IOS）是在强迫振荡技术(Forced Oscillations Technology，FOT)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测定呼吸阻抗的新的肺功能检测技术。通过呼吸总阻抗及其组成部分(粘性、弹性和惯性阻力)的特征性改变反映病人平静呼吸时肺通气功能的改变，尤其适用于老年人、配合不佳者和肺功能差的重症患者的术前评估。国内多项研究认为IOS较常规肺功能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气管哮喘、气道反应性测定等更为敏感[29]，能够早期对疾病进行诊断，进而为手术风险评估提供依据。目前国内外尚无脉冲震荡技术与腹部手术风险的相关研究。3.2 运动心肺功能检查

常规肺功能只是评估手术耐受力的初筛检查，其指标不能反映整个心肺和氧传递系统的功能储备。另外,心肺功能在负荷增加时可以相互影响和代偿,而上述指标亦无法反映这种关系。因此，要确保手术的安全,需有敏感性、特异性更高的运动心肺功能检查。国外运动心肺试验（Cardiopulmonary Exercise Test,CPET）用于腹部手术风险评估相当普遍，大多数学者认为运动心肺试验可以用来评估患者对手术的耐受力。

心肺运动试验（CPET）是通过监测机体在运动状态下的携氧量（VO2）、二氧化碳排出量(VCO2)、心率(HR)、分钟通气量(VE)等来评价心肺脏器对运动的反应。由于相关技术的发展，CPET已广泛应用于临床，围手术期的风险评估已成为一个广泛关注的课题。国外早期经过对大型腹部手术的老年患者的CPET进行回顾性分析中证明无氧阈值(AT)对确定术后心血管系统并发症发病率至关重要。近年，EACPR和AHA也认为相对最大携氧量(VO2max)而言, AT(无氧阈)更能反映肌肉线粒体利用氧的能力[30]。AT的测定反映循环系统维持氧运输的能力,且与患者的用力无关。它关系到围手术期ATP有氧代谢内环境的稳定。Goodyear等也认为术前AT＞11ml/kg/min可降低围手术期死亡率、住院费用[31]。另一方面，毛友生[32]等还认为,V02max/pred≥70%组与＜70%组术后心肺并发症差别有统计学意义,而且公斤摄氧量结果更有助于患者风险分层和手术风险预测。当VO2max＞20ml/min/kg，心肺并发症的风险很小；当VO2max＜15ml/min/kg，手术后常常出现并发症。4 展望

篇3：肺功能检查与儿童哮喘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1-12月笔者所在医院收治的4~6岁哮喘患儿108例为病例组, 所有患儿均符合2004年中华医学会儿科分学会呼吸学组修订的儿童哮喘诊断标准[2]。在同期来笔者所在医院体检的健康小儿中选择性别一致年龄相仿的108例小儿作为对照组。其中病例组患儿男57例, 女51例, 年龄4~6岁, 平均 (5.15±1.08) 岁;对照组男57例, 女51例, 年龄4~6岁, 平均 (4.18±1.05) 岁。两组小儿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使用肺功能测定仪按照儿童哮喘诊断标准分别检查病例组患儿急性期和缓解期及对照组小儿肺功能指标, 急性期哮喘表现为呼吸急促或轻度困难, 肺部可听见明显的哮鸣音, 缓解期患儿是哮喘患儿发作后吸入长效β受体激动剂及糖皮质激素等药物治疗后处于缓解期, 其临床表现为呼吸平稳、无哮鸣音。肺功能测定仪购选用比利时麦迪肺功能测定仪medisoft。注意在测试前需调节好室内湿度, 并进行环境温度及湿度校准20 min后行容积校准, 以避免检测数据出现不准确结果。另外肺功能仪由呼吸科肺功能室同一个专职医生操作, 每位受测者应给予正确的呼吸训练, 让患儿掌握正确的呼吸、屏气及用力呼气, 测试时要求受测者站直或坐直并松解过紧的衣服领口及腰带, 保持患儿头部自然水平, 给患儿夹上鼻夹, 口唇包紧口器以避免漏气, 重复检测3次, 由电脑自动分析处理, 医生给出诊断报告。

1.3 检测指标

患儿用力肺活量 (FVC) 、第1秒用力呼气量 (FEV1) 、一秒率 (FEV1/FVC) 、25%、50%、75%用力呼气流速 (FEF25、FEF50、FEF75) 及最大呼气峰值流速 (PEF) 。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8.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比较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病例组患儿哮喘急性期和缓解期与对照组肺功能指标测定结果比较

病例组中哮喘急性期患儿FVC、FEV1、FEV1/FVC、FEF25、FEF50、FEF75、PEF等肺功能指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相应检测值, 两组比较差异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病例组中哮喘缓解期患儿FVC、FEV1、FEV1/FVC、FEF25、FEF50、FEF75、PEF等肺功能指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相应检测值, 两组比较差异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详见表1。

2.2 病例组患儿哮喘急性期和缓解期肺功能指标测定结果比较

病例组患儿哮喘急性期FVC、FEV1、FEV1/FVC、FEF25、FEF50、FEF75、PEF肺功能指标均显著低于缓解期相应检测值, 比较差异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详见表2。

3 讨论

4~6岁儿童哮喘的诊断较成人相对困难, 主要原因是由于患儿配合力不足及这一时期呼吸道的生理、解剖位、患儿免疫等方面的特殊性及引起哮喘病因的复杂性, 全球哮喘防治组织也曾多次强调肺功能检测用于诊断病情、检测病情严重程度及药物疗效评价小儿哮喘具有重要的地位[3]。

肺功能检测是一种无创的检测技术, 该技术操作简单, 检查时只需患儿平静呼吸即可。其优点在于不仅能快速准确的诊断出患儿的疾病, 而且还能反映出患儿呼吸系统各项生理功能[4]。对于配合力不足的患儿而言, 肺功能检测仪可快速准确的分辨出是否为肺部感染, 可有效的避免诊断过程中的误诊或混淆, 是观察病情最直接的检测方法之一。

肺功能检测指标:用力肺活量 (FVC) 、第1秒用力呼气量 (FEV1) 、一秒率 (FEV1/FVC) 、25%、50%、75%用力呼气流速 (FEF25、FEF50、FEF75) 及最大呼气峰值流速 (PEF) 等在哮喘的诊断及治疗中是十分重要的, 用力肺活量 (FVC) 是反映气道阻塞的重要参数, 由于患儿支气管的水肿及黏膜渗出而导致气流量和用力肺活量减少, 而呼出相同容量的气体所需时间较正常人长;第1秒用力呼气量 (FEV1) 和FEV1/FVC是临床用于判断哮喘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动态观察患者病情进展、评价治疗措施及推测患者预防等重要指标, 其评估患儿气道阻塞程度比肺部听诊更为敏感, 可准确判断出阻塞程度;25%、50%、75%用力呼气流速 (FEF25、FEF50、FEF75) 也是反映气道阻力的参数, 其值不仅能用肺功能测定仪测得, 还可使用简便的呼气峰值流速检测;最大呼气峰值流速 (PEF) 在了解患儿气道的稳定性、判断病情严重程度、检测病情长期变化及衡量临床疗效等方面非常实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 上述肺功能指标在哮喘急性期均显著低于对照组相应检测值 (P<0.05) , 说明在哮喘病程中患儿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气道阻塞;病例组中哮喘缓解期患儿FVC、FEV1、FEV1/FVC、FEF25、FEF50、FEF75、PEF等肺功能指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相应检测值 (P<0.05) , 说明缓解期时患儿同样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气道阻塞;病例组患儿哮喘急性期肺功能指标均显著低于缓解期相应检测值 (P<0.05) , 可明确的反应患儿病情严重程度。

综上所述, 哮喘患儿的各项肺功能指标在急性期和缓解期均存在特异性的变化, 用于诊断儿童哮喘、评估病情严重程度方面具有良好的评定效果, 具有一定的临床参考价值。

摘要：目的:探讨哮喘患儿肺功能检查的临床意义。方法:选取2013年1-12月笔者所在医院收治的46岁的哮喘患儿108例为病例组, 同时在同期来笔者所在医院体检的健康小儿中选择性别一致年龄相仿的108例小儿作为对照组, 采用肺功能仪测定病例组患儿在急性期和缓解期肺功能指标, 并以健康小儿作为对照分析肺功能指标变化情况, 明确哮喘患儿肺功能检查的临床意义。结果:病例组中哮喘急性期和缓解期患儿FVC、FEV1、FEV1/FVC、FEF25、FEF50、FEF75、PEF等肺功能指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相应检测值,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病例组患儿哮喘急性期FVC、FEV1、FEV1/FVC、FEF25、FEF50、FEF75、PEF等肺功能指标均显著低于缓解期相应检测值,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哮喘患儿的各项肺功能指标在急性期和缓解期均存在特异性的变化, 用于诊断儿童哮喘、评估病情严重程度方面具有良好的评定效果, 具有一定的临床参考价值。

关键词：哮喘患儿,肺功能检查,临床意义

参考文献

[1]吴雪郡, 黄英, 王莹, 等.619例儿童哮喘肺功能FEV1和PEF与小儿气道的关系[J].南方医科大学学报, 2011, 31 (11) :1900-1902, 1906.

[2]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呼吸学组.儿童支气管哮喘防治常规 (试行) [J].中华儿科杂志, 2004, 42 (2) :100-106.

[3]安淑华, 李金英, 张建霄, 等.潮气呼吸肺功能测定在5岁以下支气管哮喘儿童中的应用[J].疑难病杂志, 2011, 10 (8) :583-585.

篇4：肺功能检查与儿童哮喘

关键词：肺功能检查;支气管哮喘;诊断 【中图分类号】R56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8602(2014)03-0042-01

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是一种由多种细胞包括气道的炎性细胞和结构细胞（如嗜酸粒细胞、肥大细胞、T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平滑肌细胞、气道上皮细胞等）和细胞组织参与的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较为常见，主要的症状有反复发作的喘息、胸闷、呼吸困难和咳嗽等，尤其多发于夜间及凌晨。其危害也相当广泛，全球大约有3 亿患者。每年，世界范围死于哮喘的患者大约25万人。我国目前至少有2000万左右的哮喘患者。而且，根据近年来的统计数据表明，其患病率在全球范围内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为进一步提高本院对支气管哮喘疾病的诊断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水平，本人收集整理2011年至2013年在我院进行治疗的慢性咳嗽患者的数据（慢性咳嗽是指3周以上的持续或反复发作性咳嗽），深入研究分析肺功能检查数据及支气管舒张试验或气道反应性测定的结果，认为肺功能检查对支气管哮喘疾病的诊断具有积极作用，在临床上应予以大力地推广和应用。

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2011-2013年期间治疗的普通慢性咳嗽病患，筛选其中未做肺功能检查前全部经X线胸透或胸片检查,部分经心电图、痰液细菌培养检查,但病因不明，同时使用过多种抗生素,但疗效不佳,且仍有咳嗽、胸闷症状反复发作的患者380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238例，女性142例；其中最大年龄78岁,最小年龄14岁;吸烟史5年以上156例,有过敏性鼻炎史62例,变应原皮内试验尘螨阳性39例。

2 检查方法

要求患者检查前停用茶碱类、β一受体激动剂、抗胆碱药及吸人糖皮质激素12小时及停止口服糖皮质激素及抗组胺药物4 8小时后，按常规作肺通气功能检查。

2.1 若患者基础: FEV1<正常值（正常值为FEV1≥ 70 %）,则选择可行支气管舒张试验，以判断其气道阻塞是否具有可逆性。要求受试者吸入盐酸沙丁胺醇气雾剂，吸人后15分钟重复测定FEVl,若吸入后凡FEVl比吸入前改善率≥15 %,则认定为支气管舒张试验阳性，反之则认定为阴性。

2.2 若患者肺通气功能测定正常时,则进行气道反应性测定，进一步协助诊断支气管哮喘疾病。按气道反应性测定方法中的磷酸组织胺药物吸入激发试验步骤进行检查，若检查过程中FEV1、PEF较基础值下降≥20%，则认定为支气管激发试验阳性，反之则认定为阴性。

3 结果

肺功能检查380例慢性咳嗽病患中，存在不同程度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 (FEV<70%)的有283例,其中支气管舒张试验阳性162 例,舒张试验阴性 121例；另外肺通气功能正常的97例病患均接受磷酸组胺吸入激发试验,其中支气管激发试验阳性38例。

4 讨论

支气管哮喘疾病的临床特点为发作性胸闷、咳嗽，或典型的以呼气为主的伴有哮鸣音的呼吸困难，经肺功能检查后可准确认定为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以气道阻塞和气流受限等重度的小气道通气功能障碍为主要特点，并有残气量增高，通气，血流比例失调，气体分布不均等特点。380例病患经肺功能检查后确诊为支气管哮喘200例,其中存在吸烟史、过敏性鼻炎、变态反应原皮内试验阳性137例。患有支气管哮喘的病人几乎100%气道反应性增高，一些长期吸烟者或患有变应性鼻炎的人，初期仅有慢性咳嗽的症状，且肺功能检查正常，但做支气管激发试验若为阳性，体现气道高反应性的患者，则应加强重视，因为有气道高反应性的人很有可能患有哮喘，或以后发展为哮喘。气道高反应性可能是早期支气管哮喘疾病的唯一的临床特征和诊断依据，特别是长期吸烟者及患有变应性鼻炎的人，应定期检查肺功能，以便于及早发现支气管哮喘疾病。支气管哮喘疾病能引起不同程度的广泛的可逆性气道阻塞症状，且其气道对非特异性刺激物具有较高的反应性。而肺功能检查的数据恰巧可以将这些变化都体现出来。由此可见肺功能检查对于支气管哮喘的诊断、鉴别诊断、评价病情严重度和判断疗效均具有极大帮助，尤其是对于哮喘的预防和早期治疗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检查操作简便、安全、价廉,对支气管哮喘疾病诊断的具有较高临床推广价值。

同时采取综合有效地治疗，并在术后对患者进行随访可以有效地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减少患者痛苦，加快患者康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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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瑞等. 鼻内窥镜手术治疗慢性鼻窦炎126例临床疗效分析[J]. 基层医学论坛，2008，12(12)：1060-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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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胜. 慢性鼻窦炎鼻内窥镜手术治疗的疗效观察[J]. 医学信息，2010，23(12)：121-122.

篇5：肺功能检查与儿童哮喘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0年2月至2011年7月我院呼吸内科收治的70例反复咳嗽患者, 其中男30例, 女40例, 年龄12~60岁, 平均年龄 (29.2±8.7) 岁;病程3个月~1年以上, 平均病程 (5.4±0.8) 个月。所有确诊患者肺部均末见明显感染表现。

1.2 诊断标准[2]

1反复发作的顽固性咳嗽, 体格检查无阳性, 胸肺放射检查无异常, X线胸片照射心肺正常。2无明显诱因持续咳嗽2.5个月以上。3突然出现的发作性咳嗽, 抗生素和止咳药物治疗无效。

1.3 方法

肺功能测定:受试者在发病期进行肺功能检测, 用德国耶格公司生产Master Screen型肺功能机测定肺功能各项指标, 首先将患者姓名、性别、年龄、身高、体质量等基本资料输入肺功能仪, 测定项目包括第1秒用力肺活量 (forced vital capacity, FVC) 、最高呼气流量 (peak expiratory flow, PEF) 、第1秒量 (FEV) , 用力呼出肺活量 (maximal mid expiratory flow, FEF25%~75%) 等。以上指标每项不少于做3次, 若三次先后波动差值>5%, 需重新测定, 若波动差值<5%, 则取FEV1较大值, 根据结果进行支气管舒张试验。

1.4 肺功能测定判定标准

肺功能测定结果由于受到个体间的性别和年龄等差异影响, 表达方式采用实测值占预计值的百分, FVC、FEV1占预计值百分比<80%, FEV1/FVC<70%为正常。支气管舒张试验:支气管扩张后FEV1增加≥129.6并且>200 mL为阳性[3]。

1.5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采用SPSS1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以 (±s) 表示,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选取2010年2月至2011年7月我院呼吸内科收治的70例反复咳嗽患者, 其中肺功能异常者有32例, 占45.71%, 见表1。通气功能测定中, 最高呼气流量 (PEF) <75%的患者28例, 进行支气管舒张试验阳性26例, 占我院呼吸内科就诊反复咳嗽患者总数70例中37.14%, 其他2例临床表现不明显, 男女两组阳性率无显著差异, P<0.05。经过对反复咳嗽的患者进行支气管舒张试验及结合临床治疗效果, 最后确诊咳嗽变异型哮喘23例, 其阳性率32.86%。见表2。

3 讨论

反复咳嗽是呼吸系统疾病中常见病和多发病, 它具有慢性、持续、反复发作的特点, 部分患者容易转变成咳嗽变异型哮喘[4]。经我呼吸内科收治的70例患者观察发现, 患者反复咳嗽主要原因是呼吸道造成感染, 其症状主要临床表现为反复咳嗽、流鼻涕、发热等。近年来, 学者对反复咳嗽患者进行追踪研究报道发现[5], 造成反复咳嗽的主要病因可能是咳嗽变异型哮喘、上气道咳嗽综合征等。由于反复咳嗽发病率较高, 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 临床症状表现不明显, 缺乏典型的喘息表现, 故误诊率较高, 常被误诊为慢性支气管炎和支气管炎等疾病[6], 造成长期应用抗生素止咳化痰药和镇咳药物治疗, 不仅病情得不到有效控制, 还有可能导致病程延长甚至恶化, 如胃肠道、心血管、呼吸系统和泌尿生殖的并发症等[7]。所以肺功能检查和结果判断是诊断咳嗽、反复咳嗽、慢性咳嗽、哮喘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8], 同时也是了解引起反复咳嗽、哮喘等疾病的肺功能特点, 从而减少误诊率和肺功能损害,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从2010年2月至2011年7月我院呼吸内科收治的70例反复咳嗽患者的结果中看出, 肺功能异常者有32例, 占45.71%, 其中以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最常见, 占31.25%, 其次为轻度肺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 占21.88%,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加轻度肺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总例数17例, 占53.13%。说明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是导致咳嗽病变的重要特征之一。本研究中70例反复咳嗽患者经通气功能测定, 观察发现28例患者肺活量 (FEV1) 最高呼气流量 (PEF) <75%, 进行支气管舒张试验阳性26例, 阳性率37.14%, 其他2例临床效果不明显。因此临床医师对26例患者初步诊断为咳嗽变异型哮喘 (CVA) , 临床上给予CVA治疗, 23例患者咳嗽症状得到显著控制, 其余3例患者给予咳嗽治疗, 病情得到了良好控制。由此说明CVA诊断中气道反应性测定是非常有效的方法。患者变异性哮喘发病机制可能是气道存在持续性炎性反应, 其炎性介质直接作用于咽喉、气管, 从而引起咳嗽。其病理变化常导致气道黏膜水肿, 如果气道炎性反应因素长期存在或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等, 将会发展为典型哮喘[9]。因此, 当临床表现中反复咳嗽被怀疑是CVA的患者, 应及时进行肺功能和支气管或舒张试验测定, 争取早发现、早治疗, 从而提高反复咳嗽中CVA的诊断率。患者反复咳嗽的病因确诊后, 应立即进行治疗, 临床中一般给予抗感染治疗、止咳以及糖皮质激素等药物治疗, 部分患者在清晨或夜间、遇冷空气导致病情加重者, 用支气管舒张剂进行缓解[10]。

综上所述, 反复咳嗽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 因缺乏典型的临床症状, 容易被人们忽视和临床医师误诊, 从而导致患者转变成咳嗽变异型哮喘, 因此, 对于怀疑CVA患者应结合患者病史进行肺功能检查, 从而提高反复咳嗽中CVA的诊断率和正确判断其病情严重程度, 使其尽快得到有效治疗, 避免发展成为其他更严重的情况, 同时减少患者不必要经济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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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卢竞.儿科疾病误诊误治与防范[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1:46-47.

篇6：谁需要做肺功能检查

40岁的中年妇女吴某，出现进行性喘息加重4年，最初是当作哮喘来治疗的，刚开始疗效还不错，但后来症状越来越重，药物的效果也越来越差，就来到医院进行肺功能检查，发现不管是呼气还是吸气都是一个“平台样改变”，医生考虑患者存在上气道固定性阻塞，给予三维CT重建发现在上气道有固定性狭窄，手术切除后证实为腺样囊性癌。

张女士连续咳嗽9个月、喘息3个月，在其他医院看病医生听到肺部有哮鸣音，诊断哮喘予以相应治疗，但效果不好，后来还出现了肺炎。张女士来到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做肺功能检查时，医生发现在她吸气末期和呼气末期气流突然下降，呈现双蝶型样改变，以此判断存在主支气管不完全堵塞。医生认真研读张女士的肺部CT，发现在其左主支气管内有个高密度影，经过支气管镜检查发现了一小块骨头。

70多岁的万大伯，使用呼吸机已经1年了，既往有“慢性阻塞性肺气肿”病史，但以前没有咳嗽、咳痰，也没有吸烟史。他最大的特点是一分钟都离不开呼吸机，只要离开就有吸不到气的感觉，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可以在一天之内由正常值升高一倍，反复观察CT未发现异常表现。医生争取患者的配合在床边给他做了一个肺功能检查，发现患者存在重度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这与前面提到慢性阻碍性肺气肿的肺功能表现完全不一样，所以推翻原有的诊断，考虑呼吸肌功能障碍，进一步检查发现患者外周神经冲动释放功能障碍。

57岁的孙阿姨，“反复胸闷2年”就诊。因为胸闷不适，孙阿姨之前就诊过多家医院，查动态心电图显示频发室性早搏，诊断为“冠心病”，用倍他乐克、阿司匹林、万力爽等药物治疗，但是症状似乎改善不明显。在询问病史的过程中，她告诉医生自己走楼梯会气急。2012年和2013年两次血常规单上的嗜酸细胞分别是10.1%和8.3%，而胸部CT是正常的。医生给她做肺功能检查后发现孙阿姨患有中重度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诊断哮喘。这几个例子比较特殊，但也体现了肺功能检查在诊断和鉴别诊断中的特殊价值。

肺功能检查的意义

首先是明确诊断。在日常工作中，医生发现有不少胸闷气急的患者可能首诊心内科，有些考虑心功能不全，但经过积极的抗心衰治疗下仍无改善；有的考虑冠心病，通过相应的治疗效果不理想，后来找到呼吸科，通过简单的肺功能检查，可以发现患者存在气流阻塞的改变，因此最终诊断哮喘或者慢性阻碍性肺气肿，明确诊断给予相应的药物后明显好转。

其次是鉴别诊断。通过检查能帮助医生有效地定位从而进行相应检查，也能帮助医生鉴别诊断寻找到真正的病因。

评估病情和疗效。对于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患者，定期的肺功能检查对于病情的评估和药物的疗效都很有价值，建议每3个月最好能进行一次肺功能检查。

什么样的人群需要进行肺功能检查

通常来说，有以下几类：

只要涉及到慢性咳嗽以及不明原因的呼吸困难或者胸闷的患者，肺功能检查是一项基本的检查，有些慢性阻碍性肺气肿患者可能处于疾病的早期，并不知道如何评估自己的病情，可以先评估自己走四层楼会不会比其他人走的慢或者吃力来初步判断。

有长期吸烟史或者在家中长期用柴火烧饭的女性建议体检中选择这一项检查以早期诊断采取干预措施。

慢性气道疾病如哮喘和慢性阻碍性肺气的病情评估和治疗疗效评价。

外科大手术患者的术前评估。

肺功能检查的注意事项

篇7：肺功能检查与儿童哮喘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①咳嗽变异型哮喘组 (观察组) :住院患者72例中, 男44例 (61.11%) , 女28例 (38.89%) , 平均年龄 (39.44±8.6) 岁, 病程3～9个月。发病原因:大多与接触冷空气、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理化因素刺激、过量运动、不明原因过敏原接触等有关。除外慢性支气管炎、心力衰竭、慢性咽炎、特殊职业病 (如油漆工) 等其他原因引起的慢性咳嗽;②支气管哮喘组 (对照组) :为同期住院的支气管哮喘患者89例, 其中男46例 (51.69%) , 女43例 (48.31%) , 平均年龄 (43.56±13.01) 岁。两组患者均处于症状发作期。两组患者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会2003年制定的支气管哮喘诊断及严重程度分级标准。

1.2 诊断标准

①顽固性刺激性咳嗽反复发作, 每次发作不少于8周;②肺部体格检查未见明显异常表现;③器械检查未见异常;④组织胺或乙酰胆碱支气管激发试验阳性或支气管扩张试验FEV1/FVC增加≥15%, 表明气道阻塞为可逆性。⑤予抗感染治疗及止咳化痰无效, 而激素治疗和支气管扩张剂对缓解症状有效。⑥排除肺外因素如胃食管反流 (GER) 、鼻后滴流综合征 (PNDs) 等。

1.2 方法

对两组患者行肺通气功能检测:①通气功能正常的患者行支气管激发试验。具有生物活性的介质组胺为常用药物, 吸入后直接刺激支气管平滑肌收缩, 同时也刺激迷走神经末梢, 反射性引起平滑肌收缩;②阻塞性肺通气功能障碍的患者行支气管舒张试验。吸入支气管扩张剂20 min后FEV1增加>15%以上, 且绝对值超过200 ml为支气管舒张试验阳性。表示气道反应性增高。经测定患者吸入支气管扩张剂前后FEV1的变化来判断气道阻塞的可逆性, 支气管舒张试验阳性主要用于诊断支气管哮喘。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0.0统计软件, 计量用均数±标准差$(\overline{x}\pm s)$表示, 对资料进行χ2检验, P<0.05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肺通气功能检测

咳嗽变异型哮喘组 (观察组) 第1秒用力呼气容量占预计值百分比 (FEV1%) 、用力肺活量占预计值百分比 (FVC%) 、反映小气道功能的最大用力呼气中段流速占预计值百分比 (FEF25%～75%) 、峰呼气流速占预计值百分比 (PEF%) 、50%肺活量时的最大用力呼气流速占预计值百分比 (FEF50%) 和25%肺活量时的流速占预计值百分比 (FEF25%) 均正常。与支气管哮喘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支气管哮喘组 (对照组) 小气道通气功能明显低于咳嗽变异型哮喘组 (观察组) (P<0.01) 见表1。

2.2 两组FEV1/预计值、支气管激发、舒张试验比较:

咳嗽变异型哮喘组与支气管哮喘组比较, 肺功能改变较少, 肺功能分级分布有明显差异, 但在FEV1/预计值在70%～80%时, 两组分布差异无显著性 (P>0.05) 。对观察组肺功能异常患者行支气管激发试验后, 观察组PEF%、FEF25%～75%有所下降, 其中FEF25%～75%下降明显。给予观察组短效β2受体激动剂后再次检测肺通气功能, 所有患者FEV1/FVC增加≥15%, 见表2。CVA组FEV1/预计值≥80%有33例, 行支气管激发试验阳性, 余38例FEV1/FVC<80%用支气管扩张剂后FEV1/FVC增加≥15%。

注:※两组比较P<0.05, ※※两组比较P<0.01

3 讨论

咳嗽变异型哮喘为无典型的发作性喘息, 临床表现为呼吸困难、出汗、心率快、血压下降等。肺功能检查无明显的肺功能下降。咳嗽变异型哮喘的病理生理表现与支气管哮喘相似, 但发作性胸闷, 气喘, 发作性呼吸困难, 发病体检时两肺布满哮鸣音等支气管哮喘的典型临床症状时常缺乏。气道高反应性和小气道通气障碍为咳嗽变异性哮喘和支气管哮喘肺功能的共同特征[2]。对于FEV1<70%预计值的患者, 当临床上怀疑哮喘时, 可进行支气管舒张试验。该试验适用于急性或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临床上对以慢性咳嗽、胸闷、喘息为主, 而肺功能FEV1正常, 支气管舒张试验阴性的患者, 常进行支气管激发试验测定, 以判断患者是否存在气道高反应性。

支气管激发试验有助于咳嗽变异性哮喘诊断。在支气管激发试验中, 支气管受到药物刺激后平滑肌痉挛, 支气管口径变窄。因直接测定支气管的口径比较困难, 通常是以肺功能的相关指标, 在剌激前后的变化来间接反应支气管口径的变化。最常用的肺功能指标为:FEV、最大呼气流量 (PEF) , 又称呼气流量峰值, 是指用力肺活量测定过程中, 呼气流量最快时的瞬间流速。咳嗽变异型哮喘在支气管激发试验之后则出现了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 尤其是小气道通气功能明显下降, 积极治疗气道高反应性对改善小气道阻塞情况有效, 如果诊断治疗不及时, 将会有部分咳嗽变异型哮喘发展为支气管哮喘。故支气管激发试验是诊断气道高反应性最主要的定性和定量方法[3,4]。它的临床意义在于反映呼吸肌的力量及气道有无阻塞。

根据哮喘诊断标准, 支气管哮喘诊断并不困难, 但咳嗽变异性哮喘肺通气功能损害程度较轻, 故诊断有一定困难且常被误诊或漏诊。咳嗽变异性哮喘常误诊为反复的上呼吸道感染, 急、慢性支气管炎, 抗生素治疗无效, 糖皮质激素吸入治疗有效[5]。临床诊治中根据患者病史, 对高度怀疑咳嗽变异性哮喘患者进行气道反应性测定, 行支气管激发试验对患者气道反应性进行评估。尽早作气道反应性测定, 提高慢性咳嗽中咳嗽变异性哮喘的早期诊断率, 可以使慢性咳嗽患者尽快得到正确治疗, 避免患者发展为支气管哮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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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肺功能检查与儿童哮喘

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官网数据显示，京西南区域点在2015年11月30日18时左右，PM2.5达到当日浓度最大值，接近1000微克/立方米。截至2015年12月1日8时，该区域点过去24小时PM2.5均值为745微克/立方米。

工业的发展让人类不得不面对空气污染，世界卫生组估计，全球十分之一的死亡与空气污染有关。前卫生部长陈竺等人在国际医学权威期刊《柳叶刀》发文称，中国空气污染造成每年35万到50万人过早死亡。空气污染对人类造成的健康伤害无法估量。

正所谓“同呼吸，共命运”，空气污染，谁都不能幸免。但更无奈的是，空气污染爱挑软柿子捏，对心脏病患者无疑是“雪上加霜”，对婴幼儿的伤害更是变本加厉。

空气质量改善能促进儿童的肺发育

肺的发育从出生开始，一直持续到20岁，在这个过程中，肺功能会不断健全。空气污染会引起咳嗽、哮喘等急性症状，还会对肺的发育造成持久的损害。

今年3月5日，顶级临床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一篇论文指出：空气质量改善能促进儿童的肺发育。

美国南加州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发展历程，为空气污染和儿童肺功能相关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源。作为美国最大的海港，南加州工业和交通都极为发达，再加上地处盆地，污染物不易扩散，曾经是空气污染的重灾区。得益于政府的强制政策，在过去几十年，空气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该研究选取了南加州的2120位年龄从11岁到15岁的儿童，肺功能发育最快的时期，分三个不同时间段（1994-1998年，1997-2001年，2007-2001年），年龄跨度为13年。

通过肺功能与PM2.5、PM10、二氧化氮和臭氧的相关性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肺功能的改善与低的PM2.5、PM10、二氧化氮高度相关，这种高相关在被研究的所有人群都清楚表现出来， 包括性别， 西班牙系，非西班牙系，是否有哮喘。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空气汚染会损害儿童的肺功能，但如果这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得到改善，对儿童肺功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也会缓解。

中国的数据

中国学者对空气污染与儿童肺功能损害的关系也有很多研究。

2009年，北京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和中国环境科学研究所在环境国际上发表了一项萃荟分析结果，一共分析了七个城市的总悬浮颗粒物、二氧化硫、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数据，以及7到15岁儿童肺功能，结论是总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损害儿童呼吸系统大通气道的功能，而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直接影响小通气道的功能。

2010年6月，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王欣北京大学学报发表的论文指出：大气PM10和PM2.5对儿童肺功能存在短期负效应，并存在一定滞后性，女性的大气道功能对于颗粒物质更为敏感。

中外多家科研机构均证实，空气污染严重影响儿童肺功能发展，这样的影响会增大儿童成年后患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几率，也是慢性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

笔者呼吁各企业严格执行环保标准，减少污染，普通民众也需思考，在政府治理空气污染，打响环境保卫战的时候，你会怎么做？是当一个破坏者，还是袖手旁观一味抱怨，抑或从自身做起试着改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