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完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建议

关于完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建议（精选6篇）

篇1：关于完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建议

关于完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建议

随着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管理创新的不断发展，政府不仅需要用经济和行政手段更需要用法律手段管理社会事务，特别是在全市“赶超发展，浙中崛起”政策指引下，政府认真探索和实践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及金义大都市国际化现代化城区建设和发展，将面临日益增多、日趋复杂、不断创新的法律事务，这就需要一批法律专业人士为其提供法律服务，而执业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是一种发展方向。但随着形势发展和变化政府法律顾问制度需要不断完善和规范。

一、我市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的状况。

近年来，市本级及各县（市）区政府和部分政府部门，精心选聘律师担任本级政府及各级部门的法律顾问，组织法律顾问参与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涉访涉诉及其他法律事务处理等工作。法律顾问在推进依法行政和协调政府事务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政府聘请法律顾问存在诸多问题。

1、从数量上看，政府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数量较少，有的根本没有聘请。从初步统计分析，全市执业律师有1000余人，律师事务所120余家。金华市本级和下属各政府部门中涉及主管经济实体的政府部门有40多个，聘请法律顾问不到十分之一。

2、从作用上看，有的政府部门聘而不用，法律顾问仅仅是一种摆设，作用发挥不好，法律顾问制度流于形式。目前，政府法律顾问主要服务于党政领导接待日、解决涉访涉诉事件、陪同政府领导下乡参与解决基层问题，根本没有参与政府重大事项论证、规划和决策，也没有为政府经济建设提供法律服务，以致浪费和闲置法律顾问资源。

3、政府聘请法律顾问程序不规范，没有将执业经验丰富、法律知识渊博的律师聘请为政府法律顾问。同时，政府要求法律顾问无偿提供法律服务，也是一种缺陷。

二、政府法律顾问应服务于政府重点工作。

1、参与政府重大事项的决策，参与政府法律法规论证和制定，监督政府政策的落实。

目前，政府规范性文件大多由政府职能部门起草与讨论。如果政府法律顾问参与起草规范性文件，可以从理论和实务角度及立法技巧方面保障规范性文件的合法、合理性。同时政府重大事项决策，可以邀请政府法律顾问参与论证，提供建议。前几年律师参与市政府城乡公交一体化建设的论证和落实，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2、为政府经济发展提供法律咨询和论证等优质法律服务。目前，在市委确定“赶超发展，浙中崛起”新战略布署前提下，市政府将担负着社会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建设的责任，这些政府项目投资大、周期长，涉及法律关系众多，且往往关系到百姓的根本利益。因此，政府项目建设法律论证尤为重要。法律顾问可以作为项目的专项顾问，对政府重大投资项目进行法律可行性分析论证，起草相关法律文书。同时，政府法律顾问也为参与新金华建设的国内外客商提供投融资、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优惠政策、进出境及关税等全方位优质法律服务。

3、积极参与政府部门依法行政，创造和谐执法环境。

依法行政是政府管理社会首要任务和职责。政府法律顾问参与行政管理，一方面为政府代理参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另一方面针对政府违法行政提出意见和纠正方案。这样既可以树立政府依法行政权威又可以妥善处理违法事件，创造和谐执法环境。

4、进一步帮助政府解决涉防涉诉案件，减轻党政领导工作负担，为和谐社会建立作出贡献。

在政府决策与公民利益的冲突时，律师作为政府法律顾问参与，利用法律智慧和丰富社会经验，能够提出合理、合法、符合各阶层诉求的建议，理顺广大公民的情绪，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前几年，律师作为政府部门助手妥善处理沉积多年的53起涉访涉诉案件，就是典型事例。

三、完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建议

1、政府应对法律顾问的聘请和使用形成常态化的制度，不因政府领导的更迭而变换法律顾问。

政府法律顾问应当相对固定和连续性，在需要的领域选择最有经验的律师，发挥法律工作者的专长为政府提供法律服务。通过设立法律顾问团方式，为法律顾问提供便利、创造条件，实现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常态化运作。建立有效运转机制，在重大决策、重大投资、重大项目建设、重大事项实施等先期论证时需邀请法律顾问参与，及时听取法律顾问意见建议。

2、建立政府法律顾问与党政领导“一对一”工作机制或律师组建团队对党政领导专项服务。

结合政府领导分管工作，安排专业对口的律师为政府领导提供定向服务，在必要时法律顾问应陪同政府领导进行考察、调研、检查和信访接待，并及时向领导提供律师专业意见，使领导在处理具体事务时有法律政策依据。

另外，政府法律顾问人员配备要根据政府工作特点选择不同专长的法律人才，同时还要根据工作需要及时吸纳新成员，便于政府法律顾问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3、拓宽政府法律顾问的服务领域。

政府法律顾问工作内容应进一步拓展，将由原先单一诉讼和涉法涉诉事件处理转向为政府经济和社会管理创新提供多方面、多角度的法律服务。法律顾问应当协助政府依法行政，对政府行政工作提供法律咨询及专项法律论证；对政府重大项目包括工业、商贸、城建、科教等投资设计法律框架，起草相关法律文书，同时也可以参加政府的招商引资等大型项目工程的谈判，并出具合同、协议等法律文件的文本。

4、完善政府法律顾问聘任制度。

行政机关聘任法律顾问，应当采取由律师主管部门推荐，实行公开、公平地竞聘上任，由政府领导自己参与聘用的方式，按照预先设定的法律顾问聘任条件及法律顾问的人数，确定聘任人选，颁发聘书，并报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和市司法局备案。政府法律顾问每届聘期应在聘任合同中约定，一般以三年为一个周期。

5、完善政府法律顾问日常工作经费保障机制。

政府部门聘请律师为法律顾问，实行有偿聘用制度。法律顾问依律师收费标准协商确定合理报酬，由政府出资购买专业法律服务的新形式，让法律顾问成为打造法治政府，建设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法律智囊团。

篇2：关于完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建议

发布时间：2012-08-14 11:37:21 政府信息公开，在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就被确定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2008年5月1日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更将这一政策性的制度上升为政府的法定义务、公民的法定权利，这是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一个里程碑。

至今，条例实施三年多，我们欣喜的看到它对于保障公民知情权、促进政府依法行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北京、河南郑州、安徽阜阳、湖南汝城等地政府信息公开案实践的展开，法律规范与社会现实存在较大的反差。公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遭到许多冷遇与尴尬，一些地方政府以“信息不存在”、“影响公共利益”、“不属于公开范围”等理由把申请人拒之门外。司法机关也以“无先例可循”、“不属于受案范围”等借口慎吃第一支螃蟹。事实证明，我国以《条例》为主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亟需完善。

一、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重要意义

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政府信息公开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必须及时、准确地公开发布。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有利于推进依法行政进程，促进民主法治建设和民主施政，充分实现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有学者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以及规章授权和委托的组织，在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过程中，通过法定形式和程序，主动或依申请将政府信息向社会公众或特定的个人或组织公开的制度。

政府信息公开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行政约束性。政府信息具有行政性，政府信息公开同样具有行政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公布和实施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和约束，充分体现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行政约束性；

二是权利性。政府信息公开尽管具有行政性，但是，信息公开是以公民获得政府信息的权利为基础的，而不是以行政权力为基础，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有效权利；

三是例外性。并不是所有的政府信息都是可以公开的，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政府信息是不可予以公开的。政府所掌握的很多信息是具有“秘密”等级的，这是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

四是载体多样性。政府信息是无形的，它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体现出来，一定的方式实质就是一定的载体的表现形式。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通过查询、阅览、复制。

政府信息公开法律系制度的完善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趋势，而且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确立，对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建设阳关政府和服务型政府都具有重要意义。确立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如下。

（一）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政府信息公开是社会主义民主应有之义。政府统治是经由人民民意及授权而来，政府的权力源于人民，是人民的让渡与授予。在我国，现在人民有权要求政府公开其运作过程，及时公布相关信息，以便公众了解行政权力的行使状况，为评价政府行为提供基本信息支持，让公众能充分发表言论，提出意见和建议，以直接影响政府决策，保证政府忠实执行民意。政府迈向“信息公开时代”，向民主、法治迈出扎实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可以说，政府信息公开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法治政府、民主政府、透明政府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提高政府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能力和水平，建立行为规范、运作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二）有利于促进公民对政府的信任

政府信息公开能有效消除“民怨”，政府是最主要的信息生产者、控制者、使用者和发布者，政府掌握着主要信息传播渠道并基本垄断信息来源，公民很大程度上只能获得经过过滤和处理的信息。由于信息公开必然触及一些人的利益，所以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或抵制，包括公开地反对和消极怠工式的反对。正是由于信息公开不够，公民不知情就会埋怨政府损坏他们的利益，在对政府不信任，只有让民众知情才能消除他们的“怨气”。

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还处于政策层面，信息公开程度不高，信息公开的随意性大，缺乏连续性，走形式主义问题比较严重。信息公开多以行政权力为主导，而不是以信息权利需求为主导，想公开什么就公开什么，想啥时候公开就啥时公开，行政部门掌握信息公开主动权，广大人民群众只是政务信息公开的被动接受者。对于一些深度信息，或群众关心的信息公开，这也有利于促进公民的切身利益得到维护，加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

（三）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制约权力的滥用，尤其反腐倡廉。如果把政府权力的行使由个别人、少数人知情变为多数人知情，就能规范行政行为，把腐败案件的发生率降低到最低限度，唯此才能真正做到胡锦涛总书记所强调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改善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良好、稳定的内部环境。在信息时代，信息在社会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府信息公开是政府公信力的保障，关系到人们群众对政府的信赖程度，也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政府信息公开可以更好的应对突发事件。比如，“5.12”汶川大地震中，政府信息的及时发布，缓解了人们的恐惧，消除了各种谣言，引导着正确的舆论导向，使得大灾没有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凝聚社会力量团结一致，共度难关。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政府信息公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助推器”。

二、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有了一定的发展，正在向开放的政府转变，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总体上来看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还存在很多问题，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如下：

（一）效力等级较低，无法成为信息公开的基准法律规范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体系，是以条例为专门立法，以《保守国家秘密法》(以下简称《保密法》)、《档案法》、《统计法》、《安全生产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的有关规定为补充的体系。从立法效力角度分析，作为专门规制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的条例，仅是一部行政法规，与配套的法律所规定内容相矛盾时，不能发挥政府信息公开基准法律规范的作用。再者，作为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条例可以保证国务院有效地约束下级部门和政府，规制主体范围仅涉及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以及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未能包括在内，无法对审判公开、检务公开等加以限制。因此，条例不能规制所有国家机关的信息公开行为，信息公开方面的规制作用大打折扣，只能作为过渡性的法规。

（二）《保密法》等配套法律规定，限制了政府信息的公开

条例建立了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机制，规定行政机关在公开政府信息前，应当按照《保密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审查，但是1988年制定的《保密法》为核心的我国保密制度体系，为国家秘密的确定过于广泛，若按照其审查政府信息可能导致无事不秘密。当然，除了条例提到的《保密法》外，还有《档案法》、《国家安全法》、《军事设施保护法》等均是涉及到保密工作的法律法规。由于，制定时间较早，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保密有余，公开不够的问题。政府信息公开原则和保密原则之间关系不够协调，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与世界各国政务公开理念是一致的，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照的是，我国现行保密法和档案法规定的原则是“以不公开为原则，以公开为特例”。这就极大地限制了民众对政府信息的获得。

（三）豁免公开信息规范缺失，无法精准确定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

政府豁免公开的信息除了国家秘密之外，还有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国家秘密有《保密法》专门加以界定，而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目前却没有专门的法律规范加以界定，对商业秘密的规定仅散见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合同法》、《劳动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我国也没有指定一部统一的隐私权保护法或个人信息保护法，没有明确界定个人隐私的具体内涵，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实践中往往难以判断个人隐私的范围，申请人的知情权或者第三人的隐私权由此而无法得到切实的保障。同时，行政机关亦有可能以涉及他人个人隐私而作为借口而拒绝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的义务，使得个人隐私这个未能明确的法律概念成为行政机关堂而皇之规避义务的借口，对此政府的可操作性过大，从而造成有些政府部门常常以此项规定为由拒绝公开某项本应被公众所知的政府信息，同时这也阻碍了精准确定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

（四）信息公开程序不具体，阻碍公众对政府信息的切实获得

行政程序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所应当遵循的方式、步骤、时限和顺序。在现代法治国家，民主需要法治的规范和保障。因此，法律对公众参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加以规范是必要的，特别是相应而具体的法律程序制度是非常有必要建立的。否则，公众参与就难以有序、有效地进行。至少应在下述方面加强对公众参与政府信息公开的规范和保障：1.凡是相应法律、法规、规章所调整的事务具有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都应明确规定公众参与的范围、参与的途径和参与方式。2.通过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公众参与的程序、方法，以保障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与公正性。

而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缺位，也为政府信息公开带来了一些缺憾，只有零星的行政程序散见于行政法律法规中。国外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序性规定较为严密，主要有公民申请公开的程序、行政会议公开的程序，同时明确规定公众在其获取公共信息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可以通过行政和司法的途径来获得救济。在我国，即便是在有关于政府信息公开零散规定的法律中也鲜有信息公开的程序性规定，并且《条例》中行政程序过于粗犷，容易流于形式，同时在公民无法正常获取信息时也没有任何救济手段和途径，程序上的保障极其匮乏，而阻碍公众政府信息的获取。

（五）救济规则不完善，限制了公民知情权的实现

有权利就有救济。如果没有相应的司法救济作最终保障，个别行政机关肆意限制或剥夺行政相对人依法获得政府信息权利的行为就得不到纠正和遏制，公民也不能真正享受知情权。要使政府信息公开从纸面走向地面，从自律走向他律，必须依靠外部监督，特别是依靠行政诉讼来实现。

首先，条例将信息公开的主体扩大到行政主体之外的与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然而公共企事业单位若不履行公开信息的义务时，公民选择何种方式救济自己的权利就面临两难处境：若提起行政诉讼，公共企事业单位不具有行政诉讼被告的资格；若提起民事诉讼，公众就要承担谁主张谁举证的责任，对公众十分不利。其次，何种诉讼救济方式确定之后，仍然面临着审判能否公开的问题。最后，涉及行政机关应主动向社会公开而未向社会公开的信息公开案件，公众能否提起公益诉讼，我国相关诉讼法律尚未明确规定。

三、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不完善的原因

（一）政府部门的信息公开意识淡薄

姜明安教授曾指出，“政府信息公开至少要突破两个壁垒，一个是观念，一个是技术。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和运作，思想观念的障碍是最难突破，但有必须突破。”目前，官本位、特权思想依旧根深蒂固，民主法制观念淡薄，一些公务人员缺乏政府信息公开的责任意识，漠视公众的知情权，甚至把老百姓看成时政府的对立面。也有一些部门及其公务人员利用自身的特权地位对掌握的信息进行寻租，追求利益最大化，从而使我国政府信息公开难以真正步入正轨。理念是行为的先导，观念是制约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瓶颈，可以说，建立全面的信息公开制度首先应是一种观念上的改革。

（二）法律体系不健全

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措施往往被视为一种政府办事制度，被看做是政府的一种职能，而不是一项义务，我国宪法和法律都没有对公民的知情权—政府信息公开的法理基础进行明确规定，至今没有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比较完善的政府信息公开法，也没有形成并实行全国统一的政务公开制度，这导致了政府信息公开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信息公开难以落到实处。虽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有力地推进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制化的进程。但是，公开条例只是行政法规，我们缺少一部统一的政府信息公开法，行政机关信息公开活动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所以，政府信息公开不能仅仅是地方性的政府规章，应该尽快制定出一部全国性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并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制度。

（三）制度构造不够完善

政府信息公开缺乏缜密的制度设计，导致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政府信息公开与否、如何公开、公开的措施是否到位等完全依靠行政机关的内部自觉和自我约束来实施，缺少外部的监督和审查机制的制约。对政府信息公开的保障更是极为匮乏，特别是政府机关如果拒绝提供信息，信息申请人没有获得相应的救济手段和救济途径。就举报这条救济途径来说，受理救济的职能部门是“信息公开办”但它同时享有组织信息公开的“执行”之权，集执行权和监督权于一身，求助于既是当事人，又是法官的信息公开办，其救济价值可想而知。

（四）缺少具体的保障措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机关应当予以调查处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对于一般公众来说，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程序较为陌生，时间经济成本可能都难以接受，所以这一规定相对来说对行政机关具有约束作用，但对普通公众来说操作性略微欠缺。

对行政机关的应当受到处分或者追究责任的情形缺少对“政府公布的信息不属实”的约束和制裁，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责任追究过于粗疏。

四、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对策 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是一个系统工程，《条例》的实施无疑是此项工程的良好开端，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实践绩效尚不尽人意，依法促进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尚有很长的路要走，面对实践中的困境，在考虑制度方面的因素，同时充分发挥《条例》的“倒逼”作用，推动相关领域的改革，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使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成为一个有效协调的体系。

（一）提高立法位阶，逐步拓展信息公开主体

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主要是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两类主体，此外，教育、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医疗卫生、计划生育、公共交通等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也制获取大量的社会公共信息，也负有信息公开的义务。

按照立法权限，行政法规不能给人大、法院、检察院设立公开信息的义务，实践中，地方各级人大、法院、检察院以及社区、村镇、企业等都在进行审判公开、检务公开、村务公开、厂务公开，甚至于校务公开和医务公开，这表明信息公开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然条例作为一个法规不能对这些方面的公开加以限制，而且在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相冲突时无法自动解决。着眼国家民主化进程的长远目标，经过逐步积累经验，在条件具备时，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实时制定国家机关信息公开法，不仅国家行政机关，基层行政机关应受到该法调整，党委、人大、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在内的其他国家机关，其信息公开行为也应受到该法的调整。

（二）细化《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信息公开的例外范围

目前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主要是针对政府主动公开的范围以及依照公民申请公开的信息范围做了列举性规定。并且《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在公开政府信息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审查。”此处以“国家有关规定”作为限制政府信息公开的一项审查标准，存在着致使政府信息免除公开的范围无限扩大的危险。而且，政府信息及其繁多并处于不断变化当中。仅以正面列举的方式确定政府应当公开的信息，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极其有限性。

因此，建议借鉴国外一些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中的例外规则，即确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理念，并将其作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原则性规范。根据该原则，细化《条例》第八条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例外情形，一一分项列出，规定所列例外情形之外的政府信息，均属于被公众所知的信息范围。对例外情形的详尽论述，有助于《条例》的实际操作，避免行政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改变以往只以公开的信息是否对自己有利为考量标准来任意扩大免除公开的范围。

(三）理顺政府信息公开原则与保密原则的关系

行政机关在公开政府信息前，应当依照保守国家秘密法和其他法律法规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在进行审查，是否可以公开，应当经相关部门确定。而我国现行保密法和档案法规定的原则是“以不公开为原则，以公开为特例”。

因此针对《保密法》、《公务员法》等法律对国家秘密的规定存在分类标准模糊，范围过于宽泛等问题，建议明确界定国家秘密的范围，对保密事项进行科学分类，以具体而明确的列举式立法加以规范。同时，对工作秘密的范围也以明确的列举式立法加以规定。对不列入政府信息公开的工作秘密，可以明确规定其范围：例如，与公众无关的机关内部人事规则或事务；行政机关决策过程中，机关之间或者机关内部在研、建议、讨论或者审议，一旦公开会影响决策过程或造成公众混乱的信息：与刑事执法有关，公开后会影响犯罪侦查、公诉、审判与执行刑罚，或者影响被告人公平受审判权利的信息；在特定情况下为执法目的而收集的信息等。

(四)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与协调

根据前述的分析，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法》的颁布实施，《保密法》、《档案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需尽快修改完善。对《保密法》的修改，除对国家秘密、工作秘密的范围作出明确、科学的界定以外，还应重点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完善《保密法》的立法指导思想，从政府信息公开原则出发，明确树立“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立法指导思想。其次，重新界定定密主体，规范定密程序。把国家秘密的定密主体界定为各级保密部门和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建立定密责任制，做到依法行使定密权。另外，可以考虑在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设立保密委员会，由保密委员会依法裁决哪些事项属于国家秘密的范畴。再次，建立强制解密制度，产生国家秘密信息的单位在确定密级的同时，还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规定保密期限和解密日期，强制性规定在一定时间内进行强制解密。审查后认为不需要在保密的即予解密。对有长于一般保密期限的特殊保密期限，限定最高年限，届时解密。另外，针对只定密不解密的情况，法律应明确规定解密的权限和程序。允许对定密解密有异议的个人和组织向有关机关提起诉讼。同时，对不按时解密的单位和个人，追究其必要的法律责任。

(五)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的监督机制，建立切实可行的救济制度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的救济，是指当申请人认为其知情权或第三人认为其隐私权或商业秘密受到侵犯时，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提出申诉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所体现的是没有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的思想，使申请人与第三人可以依法维护自己的知情权和其他权利。

特别是在政府信息公开中，要确立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即“基于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护社会成员正当利益的考虑，当社会成员对行政过程中某些因素的不便形成合理信赖，并且这种信赖值得保护时，行政主体不得变动上述因素或在变动上述因素后必须合理补偿社会成员的信赖损失。”目前，在政府信息公开的过程中，迫切需要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支持。由于信息发布的主体是政府，一般情况下公众会自然地对其产生信任感，但是一旦出现政府公布的信息不真实，不准确，对公众的信赖利益必定造成极大的伤害，也会破坏社会的稳定性。只有采用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当公民因政府公开的信息产生了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则允许政府随意变更或收回撤销该文件，而应当对受到伤害且无过错的行政相对人给与相应的补偿。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运用与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更有利于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遏制信息发布中的随意性，实现公众对政府信息形成的稳定期，形成建立公信政府的良好氛围。

我们应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扩大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切实把政府信息公开作为政府施政的一项基本制度来落实，要拓宽群众参与渠道。扩展保障人民群众监督的各种法律法规的制定，健全在言论、新闻、出版、监督等方面的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反腐倡廉作用的法律法规，针对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形成有力的社会性监督机制。在制度设计上，要尽快启动全面的政府信息公开，是政府信息能够为尽可能多的民众所利用，要建立和健全行政监督、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权利监督与权利救济机制。我们应结合我国行政实践，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促进政府信息公开的全面展开，最终实现阳光政府的宏伟目标。

(六)以电子政务为重点强化网络信息服务制度

通过电子政务的建设，可以将政府所有拥的信息资源实现高度共享，实现公共信息资源的价值利用；减少公众的信息查询申请和相应的成本负担：为政府和公众的沟通开辟了新的和更方便的渠道。政府网站被定位为政府信息公开的“第一平台”，一方面信息上网后，防止人为的干预，从而保证信息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另一方面，由于行政审批的程序都是可观的，有利于行政监督，降低了不确定性。此外，通过在互联网上发布政府信息，可以减少公众信息申请的费用，极大地降低了获取政府信息的成本。因此，除了使用传统渠道公开信息外，政府还要充分利用信息网络的优势，全方位、多途径的实现政府信息的公开。除此之外，我们应继续建臵网络工程设施，为政府上网提供基础环境；建立统一的电子公文交换系统，便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便于提高行政公文的处理效率；建立便民网点服务站，为公众提供更便捷的服务，特别是为了尽量减少信息服务的不平衡，保障公众随时随地可以获取到政府信息。

结语

实现政府信息公开既可以促进我国电子政务的有效发展，也可以促进政府于公民之间的互动沟通，使政府得到公众广泛的信任和支持。同时公民可以随时随地地参与政府的管理，对国家权力起到最有效的监督作用。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完善，事关整个政府的运作模式的根本转变，牵一发而动全身，各方博弈，过程殊为艰巨。目前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不断地探索与发展，在实践中逐步完善现有的法律制度，完善整个法律制度体系；需要政府工作人员尽快转变思想；还需要公众广泛，积极的参与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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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谢鹏程.公民的基本权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63

篇3：关于完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建议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 人类不断利用环境和资源进行生产经营, 促使社会经济迅速腾飞。同时, 工业生产所排放的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等也使环境污染加剧, 严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存发展。环境污染所引起环境纠纷不断, 迫切要求建立完善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 从而保障利益受损人和社会公众的权益。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 是指由于行为人的行为致使环境发生化学、物理、生理等特征上的不良变化, 对他人权益或者公共利益的损害, 行为人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的赔偿制度。环境污染造成损害, 必须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有侵权损害, 必有责任赔偿。

二、我国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缺陷

尽管我国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已被纳入民法、环境法及其单行法中, 初成体系。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结合事前预防, 弥补损失; 同时其诉讼时效延长一年; 采用了比较彻底的无过错责任立法原则, 但依然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

( 一) 立法上并未对因果关系推定规则以及举证责任进行具体规定。在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赔偿诉讼中, 对于因果关系的推定规则, 法律没有进行明确规定, 同时也没有司法解释可据。在举证责任上, 也并没有采用有利于保护受害人权益的举证责任倒置。由此所存在的立法缺陷, 易使案件判决缺乏科学性和及时性。

( 二) 精神损害赔偿被排除其外。大多数情况下, 环境污染不仅对受害人造成大量的财产物质损失, 侵害了其身体权和健康权, 同时也对受害人的精神造成了严重损害。而立法却将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范围之外, 法院在判案中通常也不予认定, 这显然不利于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保障。

( 三) 责任方式的相关规定仍存不足。首先, 在排除侵害方面, 对其成立要件无具体界定, 同时缺乏相关过渡规定, 如“代替赔偿”, “部分排除侵害”。其次, 我国对于损害赔偿责任的保障制度, 如损害赔偿基金、责任保险等, 仍然存在空缺。

( 四) 权益受害人救济途径尚存缺陷。首先行政调解不规范, 缺乏具体标准的操作程序。当前, 尽管大多数环境损害赔偿案件都由行政调解进行办理, 但在实践上的办案流程、处理时间、资金流向、执法权限以及调解机构如何组成均迫切需要规范完善。其次, 在我国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中, 仲裁这一快捷、方便、经济救济途径并未得到有效运用, 究其缘由则是我国并未对此之明晰规定。

三、完善我国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建议

针对我国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的目前存在的不足, 笔者提出了以下法律建议:

( 一) 制定明确的因果关系推定规则以及举证责任倒置

环境污染损害行为的因果关系错综纷杂, 并难以理清与查别, 为促使受害人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可结合我的具体国情, 学习外国的相关可行理论, 如“盖然性理论”、“间接反证理论”等, 从而制定在环境立法上的因果关系推定规则。

在环境污染侵权中, 被告通常即是加害人, 由于其熟悉生产环境, 了解污染排放缘由, 取证直接简便。而受害人则由于各方面原因, 如知情权受限、文化水平不高、商业技术保密等难以取证。因而, 举证责任倒置或转移规则在许多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得以广泛运用。我国也应在有关司法解释的基础上以立法形式对举证责任倒置加以明确, 才能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 二) 合理扩大损害赔偿的范围

环境污染侵权造成的损害不一定是直接的、即时的、显而易见的, 也有可能是潜在的、长远的和不易察觉的。在损害赔偿上, 不仅应对目前所造成的现实损害进行赔偿, 对于远期的潜伏损害也应予合理赔偿。此外, 由于环境污染侵权对人精神的损害, 将扰乱其正常学习、工作、生活秩序, 甚至严重地由遗传基因危及子孙后代, 因而, 有必要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合理范围。

( 三) 完善责任方式, 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机制与损害补偿基金制度

首先, 在确立完全排除方式的基础之上, 还应以立法确立过渡性的责任制度, 例如“代替赔偿”, “部分排除侵害”。如“部分排除侵害”、“代替排除侵害的赔偿”等过渡性质的责任制度, 从而促使司法机关在实践中针对具体案情采用适当的排除侵害方式, 保障和平衡各方利益。其次, 不同于一般的侵权案件, 在环境污染侵权中, 加害人通常都面临无法承受的巨额损害赔偿, 因为其污染损害极大, 不仅辐射地域面积广大, 而且受害人众多且不确定。因而, 为使受害人获得及时有效的应得赔偿。众多国家都要求对环境可能造成高危污染风险的企业进行强制性责任保险。如此以投保的方式, 将环境污染侵权损害所产生的巨额赔偿进行分散, 由个体转移到社会、多数企业、基金组织承担, 实现损害赔偿责任的社会化, 既减轻了企业承担赔偿的压力, 又能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为此, 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保险机制与损害补偿基金制度也应在我国得以建立和完善。

( 四) 借鉴外国经验, 完善仲裁制度与行政调解制度

由于仲裁具有灵活性、简便性、经济性, 许多国家都纷纷运用仲裁解决环境污染侵权纠纷。由于环境污染侵权本身的复杂性, 行政处理和调解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因此我国应借鉴外国经验, 以立法明确进行确认, 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环境污染侵权纠纷。

借鉴日本的相关法规, 制定详实的环境纠纷行政处理制度, 对受理范围、执法权限、执法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 从而促使主管部门有法可依, 秉公执法, 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吕忠梅.环境损害赔偿法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

[2]焦利果.我国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研究[D].山东科技大学, 2012.

篇4：关于完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建议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贸区；物流；物流保险

一、研究背景与动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生产专业化的发展，企业的运营和发展开始与国际贸易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际物流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与关注焦点。以《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协议》、《争端解决协议》等为代表，中国—东盟自贸区规则逐步构建出较为完善的投资法律制度。不过，当前自贸区框架内的协议依旧面临操作难度较大、执行不到位等瓶颈，中国—东盟自贸区物流保险法律制度方面也还是一片模糊区域，这些问题极大地制约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发展。相比于国际物流业的蓬勃发展，其所衍生出的相关保险法律制度还没有跟上国际物流业的发展脚步。

综上所述，中国—东盟自贸区物流保险法律制度的研究，对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稳定和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二、中国—东盟自贸区物流保险法律制度的现状与问题

（一）中国与东盟两地保险业的发展现状

1.中国保险业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步伐的加快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中国保险业正以一个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发展着。目前，我国保险业已经初步建立涵盖所有可保风险领域的业务和产品体系。逐步完善了现代保险监管体系，初步形成了偿付能力、公司治理结构和市场行为监管三支柱的现代保险监管框架。

但是，从我国目前已经建立的相关法律制度来看，还没有一部专门的、统一的物流法或物流保险法，国际上也没有一个关于物流保险的统一的国际公约。当前，我国调整物流保险方面的法律制度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及其他运输法规。

2.东盟保险业

东盟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别比较大，保险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保险业发展历史不长，有保险业发展十分成熟的国家，如新加坡；也有保险业发展落后、市场主体单一、保险产品匮乏的国家，如缅甸和老挝。但总体上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尤其是近十年。据《Sigma》统计，以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6个国家为代表的东盟保险业，近十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3.8％，高于世界平均3.46％的发展水平。2008年，东盟保费收人达到454.93亿美元。是1999年的3.65倍；保费规模在全球保险市场的份额为1.07％，比1999年翻了近一番： 保险深度为2.99％ ，与1999年的深度水平大致相当，十年来一直徘徊不前；保险密度85.1美元，是1999年28.2美元的3倍。目前，东盟十国的保险公司数量大约700多家，主要分布在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近年来东盟国家的保险业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东盟保险市场潜力也在不断加大。

（二）物流保险法律制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中国东盟保险业合作还处于初步阶段，合作水平不高，合作的深化还存在一些阻碍因素。一是两地保险业的合作基础还很薄弱。当下，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互设保险机构还太少，对彼此保险市场的渗透十分有限，两地保险业资源互补优势远未得到有效发挥。二是两地保险业的合作机制仍然缺失。目前，中国与东盟专门的保险业合作平台尚未建立，两地保险业的交流合作主要是民间自发往来，缺乏来自政府层面的系统和长远规划。三是国际金融危机给区域合作带来一些新的挑战。这些保险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体现在法律制度方面，主要表现为：

（1）对物流保险缺乏统一的法律调整。这样就直接影响了物流保险业的发展，物流保险条款措辞的使用、责任的界定均无法可依。

（2）物流保险法律法规的发展参差不齐，阻碍了物流保险活动的开展。现代物流强调的不是单一的运输方式，而是各种资源的整和和协调发展。所以，目前的物流保险制度已不能适应现代物流发展的需要。

三、完善中国—东盟自貿区物流保险法律制度的对策

（1）对双方保险机构的互相交流开展业务予以支持，从法律制度层面促进进一步扩大合作规模。各方政府应积极通过行政法规创造条件．适度降低保险市场准入门槛，鼓励和支持两地保险公司到对方设立分支机构或进行股权投资，积极开展保险业务，增强创新能力，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企业和居民提供更多、更丰富和更好的保险保障服务。

（2）对双方保险人才交流、专业研究予以鼓励。推动双方在保险监管合作、经营管理经验交流、人才培训、学术交流等各方面的相互合作，积极扩大合作成果，努力实现互利双赢和共同发展

（3）对完善合作机制提供充足的法律和制度保障。尽快搭建起专门的中国东盟保险业合作平台，将两地保险业的交流合作常态化、定期化，积极探索有效的合作方式与途径。

（4）对引进来自东盟国家，特别是保险市场相对成熟国家的战略投资者予以法律、制度和政策方面的鼓励。发挥广西的地域优势，促进两地保险业交流合作。广西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应充分利用自贸区建成的绝佳机会，争取东盟主要国家的保险公司率先来桂设立分支机构，为两地保险业合作提供平台创建的场地，成为两地合作交流的基地。

（5）应综合两地实际情况和客观的现实需要，尽快出台统一系统的物流保险法律制度，对物流保险行业从整体上加以规范。

参考文献：

[1]袁序成.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两地保险业发展与合作前景展望[J]. 区域金融研究, 2010 (001): 30-33.

[2]黄伟青. 论国际海运货物保险的保险利益[J]. 中国海商法年刊, 2001, 12(1).

[3]曾文瑞, 陳芊蓁. 国际物流货损责任保险契约之研究[J]. 高雄海洋科大学报, 2010 (24): 263-292.

[4]孔君, 纪晓东, 孟建国, 等. 中国物流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J]. 北方经贸, 2008, 3(39-41): 9.

[5]张湘兰, 张丽娜. 物流保险法律制度完善研讨[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10: 642-645.

作者简介：

王钊熙，（1991～）男，民族 汉，山西侯马，法学硕士，主要从事经济法方向研究，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13级经济法专业。

篇5：关于完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建议

为了共建一个绿色且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未来，我国必将为发展可再生能源做出自己的努力，因为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的完善可以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对于可再生能源的总量目标制度应以立法形式予以明确，并制定具有长远目标的发展规划与发展目标，尽快出台并网技术标准，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的落实，考虑立法的前瞻性问题，对分类电价制度与费用补偿制度进行“ 阶梯式” 立法。“近几年来，我国的能源消耗非常巨大，每创造1 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 3 倍，德国和法国的7. 7 倍，日本的11. 5 倍”[7]我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能源支持重要组成部分的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毕竟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参考文献。

[1] 金乐琴。 后危机时代中国新能源产业创新与发展的思考[J]。 经济问题探索， ( 11) : 24 - 27.

[2] 赵振宇，范磊磊。 可再生能源法规、政策分析及其对发电结构的影响[J]。 可再生能源，2010， 28( 4) : 5 - 9.

[3] 韩芳。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和前景展望[J]。 可再生能源，2010，28( 4) : 137 - 140.

[4] 薛惠锋，王海宁。《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的实施回顾及展望[J]。 中外能源， 2010， 15( 3) : 33 - 36.

篇6：关于完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建议

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自然资源。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我国野生动物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过度狩猎、栖息地丧失和贸易驱动，使野生动物生存受到严重威胁。现在，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未来社会将奠基于对自然资源包括野生动物资源的有效管理、深层开发和持续利用之上，我们需要从法制和理性两方面慎重思考和妥善处理野生动物所面临的生存危机。

当今世界，野生动物保护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如何实现野生动物保护和发展经济的协调统一，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已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从国内外实践来看，具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对野生动物保护有着非常重要而又不可替代的作用。利用法律来保护野生动物已成为一种国际趋势，很多发达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完备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制度。我国在野生动物保护立法上也取得了巨大成效，初步构建起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律体系，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完善野生动物保护立法。从当前野生动物保护现状看，保护形势严峻，各种破坏野生动物的现象层出不穷，正在将野生动物推向濒危甚至灭绝的边缘，我国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制度的局限性越来越突显。

本文基于上述背景，主要介绍了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制度现状、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完善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制度的立法建议等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制度现状。其中包括了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体系、野生动物保护刑事和行政方面的法律规定。

（二）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分析了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制度在野生动物保护范围、非法伤害、虐待、食用野生动物行为的法律缺失、立法处罚力度、栖息地保护、野生动物致害补偿、野生动物保护法与相关法律的协调关系、执法体制等存在的问题。

（三）完善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议。主要从扩大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与相关法律的统一、增设有关罪名、规范驯养繁殖和经营利用、加大栖息地保护、完善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制度、健全执法体制和公众参与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

关键词：野生动物 立法 完善

目 录

引言„„„„„„„„„„„„„„„„„„„„„„„„„„„„„„„„„1

一、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制度现状 „„„„„„„„„„„„„„„„„„1

（一）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体系 „„„„„„„„„„„„„„„„„„1 1．国家立法 „„„„„„„„„„„„„„„„„„„„„„„„„1 2．地方立法 „„„„„„„„„„„„„„„„„„„„„„„„„1 3．国际公约 „„„„„„„„„„„„„„„„„„„„„„„„„2

（二）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规定 „„„„„„„„„„„„„„„„„2 1．刑法保护规定 „„„„„„„„„„„„„„„„„„„„„„„2 2．行政法律保护规定 „„„„„„„„„„„„„„„„„„„„„2

二、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4

（一）保护对象范围狭窄 „„„„„„„„„„„„„„„„„„„„„„4

（二）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行为追究责任过轻 „„„„„„„„„„4

（三）非法伤害、虐待和食用野生动物行为处罚存在法律缺失 „„„„„„5 1．故意伤害、虐待野生动物行为 „„„„„„„„„„„„„„„„5 2．非法食用野生动物行为 „„„„„„„„„„„„„„„„„„„5

（四）法律对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不力 „„„„„„„„„„„„„„„„5

（五）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制度缺乏操作性 „„„„„„„„„„„„„„„6

（六）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和经营利用规制措施有漏洞 „„„„„„„„„„6 1．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种源缺少监管 „„„„„„„„„„„„„„6 2．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场所监管有漏洞 „„„„„„„„„„„„„„6 3．野生动物经营利用制度不健全 „„„„„„„„„„„„„„„„6

（七）野生动物保护法与相关法律不协调 „„„„„„„„„„„„„„„7 1．与刑法不协调 „„„„„„„„„„„„„„„„„„„„„„„7 2．与《治安管理处罚法》不协调 „„„„„„„„„„„„„„„„7 3．与《行政复议法》不协调 „„„„„„„„„„„„„„„„„„7 4．野生动物保护法的配套制度滞后 „„„„„„„„„„„„„„„7

（八）执法体制不协调 „„„„„„„„„„„„„„„„„„„„„„„8 1．林业和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权限交叉 „„„„„„„„„„„„„„8 2．林业和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权限交叉 „„„„„„„„„„„„„„8 3.森林公安机关与公安网监部门不协调 „„„„„„„„„„„„„8 4．森林公安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 „„„„„„„„„„„„„„„„8

三、完善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议„„„„„„„„„„„„„„„„8

（一）扩大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 „„„„„„„„„„„„„„„„„„„8(二)增加处罚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行为的法律条款 „„„„„„„„„„„9 1．增加故意虐待、伤害野生动物行为的处罚条款 „„„„„„„„„9 2.增加对滥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行为的处罚条款 „„„„„„„„„9 3．制定非法经营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罪的司法解释 „„„„„„10 4．增设破坏国家或者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生息繁衍场所罪 „„10

（三）加强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 „„„„„„„„„„„„„„„„„„„10 1．建立湿地保护法律制度 „„„„„„„„„„„„„„„„„„„10 2．扩大自然保护区的外延 „„„„„„„„„„„„„„„„„„„10 3．加强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环境影响评价 „„„„„„„„„„„„10

（四）完善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制度 „„„„„„„„„„„„„„„„„„10

（五）规范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和经营利用 „„„„„„„„„„„„„„„10 1．取消野生动物“资源管理费”制度 „„„„„„„„„„„„„„10 2．实行驯养幼兽出生登记制 „„„„„„„„„„„„„„„„„„11 3．制定野生动物驯养场所管理制度 „„„„„„„„„„„„„„„11

（六）注重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与其他法律相协调 „„„„„„„„„„„11

（七）健全野生动物保护执法体制 „„„„„„„„„„„„„„„„„„11 1．构建统一的行政执法体制 „„„„„„„„„„„„„„„„„„11 2．明确森林公安的独立执法地位 „„„„„„„„„„„„„„„„11 3．加强部门之间合作 „„„„„„„„„„„„„„„„„„„„„11

（八）加强宣传教育，健全公众参与机制 „„„„„„„„„„„„„„„12 1．加强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教育 „„„„„„„„„„„„„„„„„12 2．积极发展野生动物保护民间组织 „„„„„„„„„„„„„„„12 3．加强群众监督 „„„„„„„„„„„„„„„„„„„„„„„12

四、结语„„„„„„„„„„„„„„„„„„„„„„„„„„„„„„„12 参考文献„„„„„„„„„„„„„„„„„„„„„„„„„„„„„„„„13 完善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议

引 言

我国的野生动物资源十分丰富，种类繁多，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多的地区之一。据统计，我国约有脊椎动物6266种，占世界种数的10%以上，鸟类1258种，爬行类412种，两栖类295种，鱼类3862种。其中有100余种珍稀动物属于我国特有或主要产于我国的珍稀物种，如大熊猫、金丝猴、白唇鹿、扬子鳄等。[1]从河北省来看，现有陆栖（包括两栖）脊椎动物530余种，约占全国同类动物种类的29.0％，其中兽类80余种，约占全国的20.3％；鸟类420余种，约占全国的36.1％；爬行类、两栖类分别有19种和10种，全省拥有国家和省重点保护动物137种。近年来，我国对野生动物保护日趋重视，各项措施逐步完善，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得到明显改观。但是，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越发强大，野生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和利益的矛盾日益突出，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制度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受到新的挑战。

在野生动物保护实践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棘手问题：如故意虐待、伤害野生动物，非法食用野生动物，非法经营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不力，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经营利用制度和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制度不完善等。上述这些问题是最具代表性的、经常发生的问题，但是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对此并未规定或规定不完善。这是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制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制度现状

（一）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体系 为了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国家和地方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初步形成了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体系，主要有国家立法、地方立法和国际公约构成。

1.国家立法。主要以《野生动物保护法》为基础，其它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还有《中国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国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国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国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国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国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中国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中国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国家林业局公安部关于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管辖及立案标准》[2]等。

2.地方立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后，全国各地方立法机关也制定了地方性保护野生动物的配套法规和措施。以河北省为例，针对全省野生动物物种资源保护的特点，我省颁布了《河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河北省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办法》、制定并公布了《河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河北省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河北省林业局关于划定禁猎区、禁猎期的通知》。

[3]的野生动物范围是“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和“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另外，以我国政府名义参加的国际公约、签署的双边或多边协定等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也属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的种类。

（2）关于野生动物所有权的规定。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条规定，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3）关于野生动物管理体制的规定。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林业、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主管本行政区域内陆生、水生野生动物管理工作；省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陆生野生动物管理工作。自治州、县和市政府陆生野生动物管理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水生野生动物管理工作。

（4）野生动物等级管理的规定。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九条规定，我国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实行等级管理制度和名录制度，即将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分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简称“三有”动物）。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分为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和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地方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不分级管理。受保护的非重点野生动物即“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分为国家“三有”和省“三有”陆生野生动物。野生动物保护法要保护的野生动物具体体现在野生动物名录中。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名录及其调整，由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公布。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指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外，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地方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名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并公布，报国务院备案。（5）栖息地保护的规定。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条规定，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在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主要生息繁衍的地区和水域，划定自然保护区，加强对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生存环境的保护管理。同时，要求各级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应监视、监测环境对野生动物的影响。规定建设项目对国家或者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建设单位应当提交环境影响报告书。另外，《自然保护区条例》、《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自然保护区土地管理办法》、《水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等，对自然保护区的保护也作了规定。

（6）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的规定。《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四条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它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第十条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当地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补偿要求，经调查属实需要补偿的，由当地人民政府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给予补偿。

(7)野生动物猎捕的规定。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六条规定，对猎捕野生动物，一是实行特许猎捕证制度。因科研、驯养繁殖等特殊情况，需要猎捕、捕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向国务院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猎捕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向猎捕地的省级政府野生动物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二是实行猎捕证制度。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取得狩猎证，并且服从猎捕量限额管理。

款，对于罚款难以执行，只能没收实物后放人，而违法分子换个地方又继续作案，而不能给予其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违法分子的嚣张气焰。[10]又如，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未取得或超出省级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单位核定的经营利用限额指标，从事进行经营利用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只规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其授权的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而对于情节严重的，能否追究刑事责任，法律尚无明确规定。在执法实践中，我们在查处一些私自收购、出售麻雀案件（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涉案麻雀几十万只，数量非常大，但是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缺少法律依据，最后仅对违法人员进行行政处罚，这样对保护野生动物极为不力。[11]

（三）非法伤害、虐待和食用野生动物行为处罚存在法律缺失 1.故意伤害、虐待野生动物行为 2002年北京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先后两次把掺有火碱、硫酸的饮料，倒在了北京动物园饲养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熊身上和嘴里，造成3只黑熊、1只马来熊和1只棕熊受到不同程度的严重伤害。其危害后果与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行为相比，其情节显然要严重得多，然而要惩罚伤害虐待动物的行为，却找不到法律依据。该案最后法院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做出有罪判决，并免于刑罚处罚。2002年国庆节，广西某动物园14只猴子因吃了游客扔的不洁食物，患上出血性肠炎，一周内相继死去，也因没有处罚依据而未能实施处罚。2009年11月至2010年2月沈阳野生动物园11只东北虎死亡事件，后查明老虎死因是因为动物园经营不善，经济效益差，而老虎的食量又很大，成本很高，经营者养不起，所以就塞牙缝似的给老虎扔几只鸡架，用这种虐待的方式客观上慢性折磨老虎的身体，由于长期饥饿导致营养不良，而诱发各种疾病死亡的。[7]类似虐待、伤害动物的事件在全国各地屡有发生。在我国还有民间的“活熊取胆”、“吃猴头”等行为，更是惨绝人寰，然而以上这些行为并没有受到法律的明文禁止。[8]

2.非法食用野生动物行为

目前，吃“野味”的陋习在一些地方比较严重。据有关部门调查，深圳一天要吃掉10余吨蛇，南昌市有一条街每天销售青蛙达3吨。南宁市平均每天吃掉约3000余只麻雀。在餐厅、酒店出售“野味”，如果涉及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应以非法收购、出售定性，但是法律对消费者食用野生动物菜肴的行为，我国至今没有相应的法律进行约束。[9]

（四）法律对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不力

野生动物栖息地是野生动物集中分布、活动、觅食的场所，主要包括森林、湿地、荒漠、草原、海洋等五大生态系统类型，是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条件，一旦野生动物栖息地丧失、分割阻断或面积减小，都将直接引起野生种群的绝灭、濒危或减少。据统计，全球现已确定由于栖息地遭到破坏引起灭绝的物种有19种哺乳动物和20种鸟类，因栖息地遭破坏而受到绝灭威胁的物种在哺乳动物和鸟中分别占48%和49%，在两栖动物中则高达64%。由于乱砍滥伐，过度放牧，不合理的围湖造田，沼泽开垦等原因，导致野生动物栖息地被严重破坏。而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中，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力

致使野生动物与人工养殖的动物界定更加模糊，增加了野生动物利用管理工作难度。[13]

（七）野生动物保护法与相关法律不协调 1.与刑法不协调

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制定于1988年，当时对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主要立法依据，一是1979年刑法典，二是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惩治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补充规定》。但随着1997年新刑法的施行，《关于惩治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补充规定》已被纳入新刑法中，一些罪名已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的罪名。诸如《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一条规定，“非法捕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依照《关于惩治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补充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但是该补充规定现已被废除。该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而这里指的“刑法第一百三十条”系指1979年刑法，现已修订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该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出售、收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情节严重、构成投机倒把罪、走私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投机倒把罪是1979年刑法中的罪名，1997年刑法已将此罪名废除，取代之以非法经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等罪名。[14]同时，《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和《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均存在类似问题，亟待修订。

2.与《治安管理处罚法》不协调

《野生动物保护法》中有关治安处罚依据的是1986年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而该条例已于2006年3月废止，取而代之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另外，《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规定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应条款处罚的，在其规定的法规条例中也找不到相关的处罚规定。如《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了四种情形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其中第四条“未经批准猎捕少量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在该条例中找不到处罚依据，同时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也找不到有关处罚依据，这样就使执法人员在抓到不构成刑事犯罪的偷猎者后，也无依据进行治安处罚。

3.与《行政复议法》不协调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申请行政复议。而1999年10月开始实施的《行政复议法》规定的申请行政复议的期限为60日。[16] 4.野生动物保护法的配套制度滞后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禁猎区和禁猎期以及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和方法，由县级以上政府或者其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规定。[17]而目前多数省份并没有划定禁猎区、禁猎期、禁用工具和方法，有的地方虽然制定了但不够科学，没有操作性。以河北省为例，2013年3月，河北省林业厅划定了禁猎区和禁猎期，但是未划定禁用工具和方法。另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需要进行重新审核修订。20多年来，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少野生动物已面临濒危，急需纳入名录，以期得到重点保护。[15]

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理论”，忽视了每一种野生动物资源都有其存在的生态价值和功能。从保护生态角度出发，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应立足于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逐步实现由重点物种的抢救性保护向所有物种的全面保护转变。在立法目的上，应树立“生态中心主义理念”，承认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和生命共同体的一个普通公民，承认动物等非人类都有其存在的内在价值和功能，尊重其他物种生存和存在的权利，并以此为指导进行野生动物保护立法，在尊重自然规律、生态规律的前提下，修改完善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制度。[20]一是应在法律上明确野生动物的定义，建议将野生动物定义为：指生活于天然环境，或者来源于天然环境虽然经饲养但尚未产生显著进化和变异的动物。二是取消野生动物“珍贵、濒危”、“有益或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限制性规定。把野生动物的等级保护制度改为普遍保护制度，并且辅助以特殊保护名录制度和不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制度。普遍保护制就是对野生动物实行国家所有权基础上的普遍保护制。在普遍保护的基础上，辅以不保护野生动物种类名录（如苍蝇、老鼠等），就是在普遍保护的同时，经过专家严格论证，确定有害野生动物列入不予保护的名录。在野生动物的分类上，还应参照多数国外法律所认同的野生动物范畴，将野生动物划分为哺乳类、爬行类、鸟类、两栖类和昆虫类等，以类别代替名录，以便更好地适应生态系统多样性与完整性的必然要求。例如：在野生动物的物种中，确定鼠类等不予保护的名单，对其他动物则一概进行保护。以此为基础，根据受保护的野生动物的野生种群数量、栖息地面积的大小等来确定其是否处于濒危状态。属于濒危状态的，列入濒危物种名录并予以公布，并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对某些野生动物出现繁殖过快过量而给生物链造成一定损失的，在严格论证并公示后可以组织迁徙或捕杀。

(二)增加处罚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行为的法律条款

1.增加故意虐待、伤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行为的处罚条款

故意伤害、虐待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它使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身体残缺，进而失去生存能力而死亡，与捕杀行为无异，西方一些国家早己将此规定为犯罪，并且扩大到一般的动物。如《美国模范刑法典》规定行为人故意地或轻率地使任何动物遭到残酷的虐待或者使任何由他监管的动物道到残忍的忽视；构成残害动物罪。《加拿大刑法典》也有类似规定。[22]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增加对伤害、虐待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建议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增加伤害、虐待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行为的行政法律责任；在刑法中增加伤害、虐待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状及其法定刑，以遏制此类行为的发生，有效地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2.增加对滥食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行为的处罚条款

我国对非法猎捕、杀害、运输、出售、收购国家保护的濒危、珍稀野生动物行为，规定了严格的刑事和行政处罚措施，但这些违法犯罪行为并未被制止，根本原因是存在野生动物消费需求的巨额利益。要保护野生动物，必须从控制消费入手。因此，建议通过立法明确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规定非法食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者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这样不仅有利于防止各类原附着于野生动物躯体的己知或未知病毒、细菌、寄生虫传给人类，而且通过取缔市场避免更多的野生动物被捕猎、杀害，达到真正保护野生动物的目的。[21]

租给商业性驯养繁殖和经营利用单位，对珍稀野生动物，国家只能租而不能卖。[23] 2.实行驯养幼兽出生登记制 为了防止一些驯养场所“洗货”，建议立法规定凡有珍稀幼兽出生，驯养单位应立即向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登记，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要为每只幼兽配发全国统一的电子身份证，作为以后发放经营证、运输证的唯一依据。[23]

3.制定野生动物驯养场所管理制度

由相关权威机构对驯养繁殖场、野生动物园资格进行认证，并规定饲养设施标准、营养标准、卫生标准、检疫标准等相关内容。严格外来物种的引进制度，严格防范外来物种对我国动物物种和生态安全构成的威胁或破坏。[24]

（六）注重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与其他法律相协调 野生动物保护立法应遵循协调原则，即保持野生动物保护法律体系内的法律条款相协调。为此应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中有关法律条款，完善与野生动物保护相配套的措施。一是应当将野生动物保护法中援引1979年刑法典和《补充规定》的条款修订为适用1997年刑法典的相关条款，并根据刑法中新增加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增加相应的刑事责任条款。二是调整《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九条有关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期限的规定，由15日调整为60日。三是应当将野生动物保护法中援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条款修订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条款。四是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配套措施。要及时科学地划定禁猎区、禁猎期和禁用的工具和方法，更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为实际执法提供法律依据。

（七）健全野生动物保护执法体制 1.构建统一的行政执法体制

明确执法主体、明确执法监督机关的职责和权限范围，并建立规范、稳定的协调机制。针对集贸市场中的野生动物由工商部门管，集贸市场以外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管，导致法律无法执行的不合理现状，建议修改法律明确一个行政执法主体（如森林公安机关）为陆生野生动物保护的管理机关，不再以“集贸市场”区分，统一由具备专业知识的执法队伍行使管理权。这样权属清晰，可避免权力交叉，平息部门间利益争夺，杜绝行政机关之间的责任推诿，减少行政权力不作为的发生。[26]

2.明确森林公安的独立执法地位

森林公安是公安机关派驻林业部门的武装性质的治安行政和刑事司法力量，肩负着保护森林和野生动物资源安全，维护林区社会治安秩序的职能。多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下，森林公安落实了政法专项编制，理顺了财政经费来源，健全了森林公安机构，森林公安队伍越来越壮大，打击各类破坏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犯罪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为进一步发挥森林公安在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安全的作用，建议修改法律赋予森林公安查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行政案件的行政处罚权，加强对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力度。[27]

3.加强部门之间合作

野生动物网络交易打破了行政区域甚至国界的划分，因此野生动物保护执法要强化合作，协同作战。一是建立高效的多部门综合执法、联合整治长效机制。加强森林公安、1参考文献：

1.王秀梅、杜 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2.万自明 孟宪林 刘敏 闵钠著：《野生动植物执法》，中国林业出版社，2004年第1版。3.孙国祥：《新刑法学教程》，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

4.许 岚 徐惠强：《从伤熊事件谈完善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的必要性》，载《江苏绿化》，2003年第3期。

5.梁从诫：《关于应尽早修订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政协提案，载《人民日报》2005年5月20日。

6.白煜：《论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的法律保护》，载《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6期。

7．颜士鹏、徐天石：《论我国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法律制度的完善》，载《法制与社会》，2011年3月（下）。

8．周建新：《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若干问题研究》，载《广西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第43页。

9.高聘荣、周建新、李雪岩、龙 耀：《对完善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的探讨》，载《森林公安》，2004年第1期。

10.黄柏祯 宋元喜：《林业行政处罚通解》，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11.张崇波、赵文清：《森林公安执法理论与实践》，中国林业出版社，2011年第1版。12.吴利华：《论破坏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载《林业经济问题》，第21卷第5期。13.宋蕾、秦天宝：《论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制之完善》，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第9卷第4期。14.吴献萍、胡美灵：《论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的刑法保护》，载《2004年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论文集》。

15.许岚：《江苏省野生动物保护法律体系现状及建议》，载《林业资源管理》2011年2月第1期。

16.焦福作：《野生动物保护法与相关法律应协调》，载《法制日报》，2003年9月18日.17.陈根长：《全国林业职工法律知识读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11月

黄锡生、晏晓丽：《论我国野生动物资源法律保护》，载《重庆邮电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18.耿永平：《应对网上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犯罪的几点思考》，载《全国森林公安机关刑侦工作研究论文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

19.张通：《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若干思考》，载《2010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论文集》。20．汪 娟：《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立法的现状与完善》，昆明理工大学，2005年。

21.张立保、闵纳：《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理论与实务》，中国计量出版社，2006年第1版。22.储槐值：《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3.周建新、李雪岩、高聘荣、龙耀：《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若干问题研究》，载《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7卷第1期。

24．孙佑海：《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重点，载《法制日报》，2003年7月23日．

25.赵宇：《论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的必要性》，载《2009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论文集》。26.饶 林：《论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立法的完善》，载《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院》2010年5月第23卷第3期。

27.丁海胜：《关于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活动的经济学思考》，载《全国森林公安机关刑侦工作研究论文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

致 谢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三年的研究生生涯已近尾声。在此搁笔之际，心里充满感激之情。希望能在此向所有给予我指导、帮助和鼓励的老师、同学、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首先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赵朴英教授。赵教授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诲人不倦的高深师德，严以律已、宽以待人的崇高风范，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对我影响深远。不仅使我树立了远大的学术目标、掌握了基本的研究方法，还使我明白了许多接物与为人处世的道理。本论文从选题到完成，每一步都是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的，赵教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此，谨向赵教授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今后在工作和学习中我将更加勤勉，以报答赵教授的培育之恩。

本论文最终得以顺利完成，也是与省委党校和省直党校老师的帮助分不开的，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参与我的论文指导，但在求学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使我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增长了才干。在此，向各位老师表示深深的感谢！同时也非常感谢所有关心、鼓励、帮助我的同学，感谢他们陪伴我渡过了短暂而珍贵的快乐学习时光。

最后特别感谢我的家人和单位领导，是他们无尽的支持与鼓励使我顺利完成了学业！

徐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