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观点看待家乡的变迁

历史的观点看待家乡的变迁（共7篇）

篇1：历史的观点看待家乡的变迁

历史的观点看待家乡的变迁

讨论人：环艺131：何昱儒、俞佳敏、李荔、赵天予、张飘翔。

环艺132：程旭、董纯瑜、韩惠、何淑依

网新131：裘陶烨、王晨燏、王琰玥、陈俊延、朱思远

我的家乡是一浙江一个普通的县城——缙云，而缙云最美丽的景色是仙都的顶湖峰，最有名的小吃则是麻鸭与烧饼，素有“中国麻鸭之乡”，还是一个“革命老区县”。仙都风景区被评为国家4A级风景区，鼎湖峰号称“天下第一奇峰”。这些都是我们缙云人的骄傲。但在改革开放初期，未抓住机遇发展，空有资源而不知运用。后实行“开放兴县、工业强县、生态立县”三大战略，发展几乎日新月异，每年都有新气象，逐渐拉开了与工业强县间的距离，家乡也变得越来越美丽。

黄山市是一座历史悠久而又十分年轻的旅游城市，黄山是徽商故里，是徽文化的发祥地。黄山市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文化的源头可追溯到距今5000多年前，从歙县、祁门等地出土的文物表明，黄山市一带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先民生活。

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先属吴，吴亡属越，越亡属楚，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为会稽郡属地，南朝时开始设置新安郡。

黄山的开发建设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1.明末清初宗教开发时期2.中华民国初步建设时期3.建国初期恢复建设时期4.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时期。

从古至今，黄山一直在不断发展，一方面，黄山发展的越来越现代化、国际化。另一方面仍保留了一部分优秀的传统文化习俗。总之在历史的长河中黄山市发展地愈加繁荣。（网新131王晨燏）

湖州是“丝绸之乡，鱼米之乡”。辑里湖丝闻名遐迩，产生过南浔”四象八牛七十二条金黄狗”这样的丝商群体。“苏户数，天下足”，湖州有着悠久的稻作文化，湖笔文化。

吴越文化在此交融，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乱导致人口大迁移，加速文化融合。王羲之、王献之、苏轼等名门望族曾任湖州太守，促进湖州文化艺术发展。古有书法家赵孟頫，诗人孟郊，今有科学家钱三强，文学家北岛，以及《甄嬛传》作家流潋紫。

湖州传统文化创新思维不足，观念保守。改革开放后，相对浙南，计划经济比重大，丝绸产业发展进入窘境。湖州因地制宜，发展江南古镇南浔、中国竹乡安吉旅游业，探索私营经济发展，形成童装城织里，以及香飘飘、老娘舅等知名企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菰城传统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复兴加快了湖城的繁荣步伐。

福建龙岩是中国著名的革命老区中央苏区，也是享誉海内外的客家发祥地之一。龙岩曾是远古时代“古闽人”的天堂，文化交融之地：河洛文化、客家文化、土著文化相互融洽。1928年至1934年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相继解放，1950年龙岩改为专区。至1981年，龙岩撤县，设直辖县级龙岩市。龙岩市从古至今吸引过个大名家来此游览居住。如纪晓岚、扬州八怪、徐霞客、毛泽东、陈毅等。自2000年以来，龙岩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发展，如采茶灯、花卉文化等，体育建设也在不断加强，诞生林丹、何文娜、张湘祥等世界级冠军。2000年紫金矿山的开采，大幅增加了龙岩的GDP,为龙岩现代化建设创造新的机会。我的家乡的变迁过程如同一条小溪，不长也不短，无论时间的变化，历史的喷泉会一直在涌动，充满着整个岩城。

我的家乡是绍兴，是一个历史非常久远的城市。最久远可追溯到大禹。历史发展的痕迹非常的深。

相传4000多年前的夏朝，大禹为治水曾两次躬临绍兴，治平了水土，故至今尚存禹陵

胜迹。春秋战国时，越王勾践建都绍兴，卧薪尝胆时，“越池”一度成为我国东部政治文化中心。汉代置都稽州，隋朝改称吴州，唐朝又改称越州，南宋时改为绍兴府，沿袭至今。绍兴人杰地灵，历史上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政治家、革命家、文学家，如秋瑾、鲁迅、蔡元培、周恩来等。绍兴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绍兴以悠久的历史文化、秀丽的山水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闻名于世。可以说历史的客观发展，家乡越发现代化，尊重历史，不忘历史中常给我们的启发，使得家乡更加繁荣。

余姚地处美丽富庶的长江三角翼，位于工商经济发达的平原中心，秦时置县，史有“东南最美邑”文献名邦之誉，是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

这里有华夏远古文明的源头之一“河姆渡遗址”；马步龙越窑遗址是古青瓷烧制的典型代表；“舜耕历山，禹藏秘图”，传说有佐；越王勾践屯军练兵寨基坪、秦始皇南巡至此“饮马于潭”，近年来，余姚正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结构调整为主线，进一步深化实施“工业立市”战略，加快推进有特色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步伐典据可证；还有古老的四明南词、余姚滩簧。

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淳朴的风土人情，秀丽的山水风光、丰饶的风物特产，使余姚成为浙江黄金旅游线上一颗耀眼的明珠。余姚正致力于把旅游资源大市建成旅游产业强市，将以河姆渡遗址开发为重心，以文化与旅游结合为特色，充分挖掘河姆渡遗址的文化旅游潜力，逐步形成余姚独特的以人文景点为主，辅之以自然风光的文化旅游网络，余姚先后推出河姆渡远古文化旅游区、四明山旅游度假区和姚东文化旅游带，不断把历史文化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杭州自古就有“人间天堂”的美誉。杭州位于钱塘江北岸，背靠武林山，西临西湖，湖光山色，风景秀丽，自古以来就是我国最负盛名的旅游胜地之一。在我国八大古都中，杭州不仅是一座最美的都城，也是位于我国最南面的一座都城。杭州处于河网交织的杭嘉湖平原上，大运河的南端，东有钱塘江入海口，地势平坦，土沃水肥，河流纵横，农业发达，物产丰富，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最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古都杭州的历史变迁复杂曲折，大致经历了五个时期，即初创期、孕育期、发展期、繁荣期和衰弱与复苏期。

50年来，杭州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的杭州，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国家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是浙江省的省会。杭州在工业生产上已具备比较雄厚的实力，门类比较齐全，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占有重要地位。农业科技力量和耕作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经过大规模的城市和园林建设，杭州的城市面貌已大为改观。杭州，名副其实地成为我国东南部风景名胜优异、人文古迹荟萃的名城。

湖州是一座具有二千多年历史的江南古城。楚考烈王十五年（公元前248年），春申君黄歇徙封于此，在此筑城，始置菰城县，以泽多菰草故名。隋仁寿二年（公元602年），置州治，以滨太湖而名湖州，湖州之名从此始。

湖州是中国蚕丝文化、茶文化、湖笔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市郊钱山漾遗址出土的蚕丝织物，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蚕丝织物。南浔“辑里丝”曾获1815年巴拿马国际金奖。长兴顾渚山曾建有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贡茶院，是“茶圣”陆羽进行茶事活动的主要场所。被列为“文房四宝”之首的湖笔产于湖州善琏，百姓尊秦朝大将军蒙恬为“笔祖”。湖州人才辈出，人文荟萃。在历史上既哺育了唐代诗人孟郊、元代书画家赵孟 頫、明代小说家凌濛初、近现代书画大师吴昌硕等一批名人，也吸引了王羲之、颜真卿、陆羽、苏轼等不少名流。

奉化市在秦汉时属鄞县，晋至隋先后属句章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奉化属宁波专区。奉化中部的溪口镇是中华民国前总统蒋中正、蒋经国父子的故乡。他们出生和成长于此处，并且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也经常来此居住。溪口镇旁的雪窦山上亦有多处与蒋氏相关的建筑和景点。附近的滕头村则被联合国命名为生态村。奉化是名人故里，历史名人蒋介石、蒋经国的故乡，涌现了中国首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革命先烈卓兰芳（曾任浙江省委书记）、红帮裁缝鼻祖王才运等一批杰出人物。奉化近代名人还有俞国华、王任叔（巴人）、邬华扬、邬维庸等。

瑞安为东瓯古邑。最早于新石器晚期，飞云江下游两岸已有先民繁衍生息，建立聚落。夏、商、西周、春秋为扬州之域瓯地。其后受时局变化，朝代更迭，行政所属动荡变化，直到三国吴赤乌二年（公元239年），始建县治，迄今为止已有1750多年的悠久历史。

南朝至今，历代许多文人骚客来瑞。风流太守谢灵运数次游览仙岩，写下了“谁知苍莽千峰外，尚有仙山一点青”名句。南朝齐梁间号称“山中宰相”的陶弘景曾隐居瑞安陶山，有楹联为证：“六朝霸业成逝水，千古名山犹姓陶”，理学大师朱嘉曾游仙岩，会陈傅良，并手书“开天气象”匾仍悬挂在圣寿禅寺的山门上。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经过瑞安写下著名诗篇《过瑞安江》。还有方干、王十朋、陈昌时、俞樾、余绍宋等等文人学者都留下了不朽佳作。

瑞安山川秀丽、景点繁多。位于郊区的仙岩风景区，早在东晋之际已遐迩闻名。瑞安民间文化品类繁多，风格迥异。有鼓词、莲花、道情、唱龙船、打花鼓、排街、藤牌舞等数十种之多。

温州历史: 温州古代称瓯越。还在五六千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先民在这里劳动生息。战国时属越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设置闽中郡。汉惠帝三年封越王勾践后裔驺摇为东海王，建都东瓯，俗称东瓯王。汉顺帝永和三年置永宁县，东晋明帝太宁元年设永嘉郡，唐高宗上元二年改置州，因气候温暖，“虽隆冬而恒燠”，故名温州。

温州素以奇山秀水扬名海内外，境内雁荡山和楠溪江被定为国家级风景区。北雁荡山号称“寰中绝胜”，总面积460平方公里，有7个景区，500多个景点，奇峰怪石，移步换景，瀑飞泉涌，洞壑幽深，古人诗云“欲写龙秋难下笔，不游雁荡是虚生”。楠溪江100多公里曲折的江流，清澈澄碧，有36湾72 滩，滩湾风光四时晨昏变幻多姿，保持着田园式自然生态风光。沿岸还有古建筑和大若岩等著名景点。

中国山水诗鼻祖、永嘉太守谢灵运；宋代思想家、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叶适；明朝开国元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刘基；戏曲史上卓越的剧作家、“南曲之祖”高则诚；毕生致力于治学、兴业、办校的朴学大师孙诒让；词学宗师夏承焘；著名数学家、教育家苏步青；著名篆刻艺术家方介堪；著名文学史家、戏剧史学家王季思；卓越的考古学家、现代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之一夏鼐。松阳县始建于东汉建安四年(199年)，分章安县南乡置松阳县，属会稽郡，是丽水地区建置最早的县份。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撤处州军政分府，实行省县两级制，松阳县省辖。三年，置瓯海道，松阳为所属。十六年，废道，复为省县两级制，松阳仍为省辖。二十一年6月，置第十一县政督察区；10月，改置第二临时特区，松阳均隶之。二十四年6月，第二临时特区改为丽水行政督察区。二十年4月，又改称第九行政督察区，松阳属之。三十四年4月，改置第六行政督察区。6月，改称第七行政督察区，至三十八年5月，松阳均所属。

1949年5月松阳解放。8月，设浙江省第七专区；10月，改称丽水专区，松阳均所属。1952年1月，丽水专区撤销，松阳县属衢州专区。1955年3月，改隶金华专区。

1958年11月21日，国务院批准撤销松阳县，原辖境域并入遂昌县。

1963年复属丽水专区。

1982年1月30日，国务院批准复置松阳县，属丽水地区。现属丽水市。

松阳历史悠久，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名胜古迹较多。县内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建于北宋咸平五年的延庆寺塔（被称为“江南稀宝”）、建于明代弘治九年年詹宝兄弟进士牌坊，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石仓古民居，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汤兰公所、城隍庙、青云塔、黄家大院、寺口进士牌坊、三济桥等，城区内有不少文物保护点。

近年来，松阳县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以构建“和谐文化”为中心，以推动“文化繁荣”和“文化创新”为主线，努力践行舞台艺术精品化、群众文化品牌化、文博事业体系化、新闻出版规范化、文化活动经常化的总体思路，不断满足和谐社会建设目标需求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为我县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篇2：历史的观点看待家乡的变迁

一、调查的背景与动机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路线、方针指引下，全国人民不断深 化改革，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各项社会事业也得到全面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而在我的家乡，社会生活现状如何呢？对此，我利用暑假返乡时间，对我沈阳市各大区生活状况历史变迁情况进行了调查。

时间：2011年8月1日至2011年8月7日。

地点：辽宁省沈阳市

方式：在沈阳市各区政府的支持下，我对沈阳市各区的工厂、学校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走访，并记录下所调查的结果。

内容：从经济、政治、文化等三方面对家乡社会生活状况历史变迁进行调查。

二、总体状况及分析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路线、方针指引下，全市人民不断深化改革，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在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的同时，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得到全面发展，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全市社会事业逐渐步入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新时期。

1、经济方面

沈阳市工业经济增长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年平均增长率为14.4%，比前30年高0.2个百分点。改革开放初期，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代。在此期间，工业经济完成了一个明显的增长周期。增长率由1981年的-1.5%上升到1985年的15.8%，最终回落到1990年的-1.0%。最大特点是平缓上升，平缓回落，仅有较小波动。这一时期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7%，增长相对缓慢。1992年邓小平南巡及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业经济体制改革才真正全面放开。整个九十年代，是工业生产要素大流动、大重组的时代，加之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导致工业经济增长波动相对频繁。大体有3个波峰，分别为16.8%、16.3%和22.6%;3个波谷，分别为8.8%、5.0%和6.0%。这一时期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1.7%。快速增长期（2003-2007年）。2003年以来，亚洲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确立并不断完善，国企改革攻坚基本完成。2003年国家做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决策。市委市政府抢抓机遇，在2002年提出“工业立市”战略决策，并于2003年起逐年推行“项目年”、“环境年”、“工业年”、“开放年”和“创新年”等一系列举措，沈阳市工业经济进入持续快速增长时期。2003年，工业增长率达到28.5%，创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高，之后4年增长更是高达45%左右，即使剔除价格变动因素，增速也在40%以上。5年间年平均增长率为42.0%。总体来说表现在两个方面：

(1)工业经济实现全面大发展。工业生产总量持续壮大；工业对社会的贡献不断提高，主要产品产量大幅增加；新老产品不断更替；工业开放进程逐步加快；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发生积极转变。

(2)工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经济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化；重化工业特征进一步深化，行业更加齐全且明显升级；工业区域布局基本形成，区县（市）定位逐步明晰。

2、政治方面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政治建设方面有了很大提高，政治体制 也有了很好的改善，法律系统也有了更全面，更健全的改革，各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提高。

3、文化方面

（1）教育事业成就喜人。教育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各级各类教育全面发展，学前教育，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教育投入不断增加，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2）文化事业成果丰硕。解放前，沈阳市文化事业十分落后，群众文化生活相当匮乏。全市公共图书馆仅3所，专业演出团体只有4个，电影院、剧场只有23处。城市里仅有的文化资源多为外国人和达官贵人所享用，农村几乎是一片文化沙漠。解放后文化事业获得了新生和空前的繁荣。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积极进行文化事业建设。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正确方针指引下，文化事业蓬勃发展起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沈阳市以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始终坚持党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路线方针，文化事业全面繁荣，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做出了积极贡献。

（3）卫生事业欣欣向荣。卫生是民生之急，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一环。解放前，沈阳市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与百姓的需求差距悬殊。缺医少药，而且费用昂贵，老百姓一旦有病，只有“小病抗、大病躺、重病等死亡”，人口死亡率高达3‰。解放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百姓身体健康，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不断投资兴建医疗机构，充实医疗设施，增加医疗人员，提高医疗水平，实行公费医疗和合作医疗。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沈阳市的医疗卫生事业不断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全市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

三、实践调查的体会

通过调查，我感觉到改革开放让沈阳重新又活了一次，让全中国人民知道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实力，沈阳的这一切的变化充分的证明了国家政策的正确性，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而对于我而言，作为沈阳的一名公民来说，可以在这样一个城市生活工作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

篇3：历史的观点看待家乡的变迁

任何制度都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 都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产生和消亡。商品经济制度也是如此。回顾近代史, 商品经济制度是为解决近代社会经济贫困这一重大社会历史问题而建立的。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是商品经济制度的历史使命。实践证明, 商品经济制度是一种可以大大激发人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积极性的制度, 是一种可以促进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制度, 是一种可以促进生产规模迅速扩大的制度。商品经济制度是近代以来发现的促进经济快速走向繁荣最有效的方法和途径。经过近300年的广泛推行, 商品经济制度使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它引领人类社会进入物质文明和科技文明时代。就物质文明的程度而言, 可以说现代社会已经实现物质极大丰富, 解决了人类社会物质匮乏这一根本性历史问题, 甚至还出现了产品过剩问题。就科技文明的程度而言, 当今时代的科技发展水平和生产力发展程度已经完全能够满足并且远远超过了全人类的基本需求。

当然, 当今世界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国家处于极度贫困、落后、受压迫和受剥削的悲惨状态, 但这并不是因为当今世界物质匮乏和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 而是因为当今世界贫富两极分化和道德良心丧失。随着商品经济制度的发展, 当今世界贫富两极分化的差距还在继续扩大, 道德良心的丧失还在进一步深化, 由此而引发的各种矛盾斗争正在变得越来越激烈, 这种激烈程度正在突破人类忍耐的最大极限。现实表明, 现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在发生历史性转变。现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物质匮乏问题, 而是贫富两极分化和道德良心丧失问题。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和主要任务不应当再是继续扩大经济总量的增长, 而应当是消除贫富两极分化和道德良心丧失问题。如果人类社会继续按照商品经济制度这样一种模式发展下去, 无论科学技术多么先进, 无论社会生产力多么发达, 无论社会物质财富多么充足, 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当今世界贫富两极分化和道德良心丧失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现实问题, 都不能让人类社会进入到一种真正和谐、文明、平等、公平、诚信、友善的理想状态。商品经济制度已经不能再适应新的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商品经济制度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它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到了。

现代社会之所以会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和道德良心丧失等一系列问题, 是由于商品经济制度的固有缺陷所造成。这必须从商品经济制度的基本原理说起。商品经济制度的基本原理是:允许和鼓励人们通过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自由地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 (这在人类中古时代是严格禁止的) 。而利润的本质是差价, 是以少换多, 是不等价交换。这就造成允许和鼓励人们最大限度赚取利润, 其实质是允许和鼓励在人与人之间最大限度地发生不等价交换和财富掠夺。而这也正是商品经济制度的全部奥秘和动力源泉。为了最大限度激发人们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积极性, 商品经济制度对于各行各业以及各个岗位的利润率没有上限限制, 坚持市场自由调解原则, 而市场又并不总是及时、灵敏和有效, 相反常常表现为失灵、迟钝和严重滞后, 这就导致社会成员的收入长期出现相差百倍、千倍、万倍甚至更加惊人的情形, 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得以迅速发生。

商品经济制度强调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应当遵循诚信、公平、平等等道德原则, 这些原则被明确写入了现代法律之中。但这并不是无条件和绝对的, 而是相对和有条件的, 其条件就是“容许隐瞒成本、容许虚高要价、容许最大限度不等价交换、容许最大限度赚取利润”。这表明, 商品经济制度的最高价值取向不是诚信、公平、平等等道德原则, 而是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 商品经济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把经济繁荣作为最高目标和绝对目标, 把诚信、公平、平等等道德原则作为次要目标和相对目标来追求的制度, 是一种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和促进经济发展而宁愿以牺牲道德原则为代价的制度。可见, 商品经济制度是一种重利轻义的制度。在这种重利轻义制度的持续引导和熏陶下, 人类社会的道德风气的败坏、拜金主义风潮的盛行、各种丧尽天良骇人听闻的事情的发生就变得不难理解了。

篇4：用唯物辩证的观点看待德育工作

一、思想道德教育与社会物质生活的关系

从伦理思想发展的历史看，无论中外，总是从“天命”“上帝”或者是类似于神的“理论”那里去寻找道德的根源。在中国，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行之谓教”。在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成为主宰一切的东西，上帝成了一切事物的本源。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思想家抛弃了“上帝”的观念，到人性中去找根源，提倡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追求快乐和幸福，提倡伦理观念的根源不在于神的意志而是人的理性。但他们没有从本质上说明道德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从社会物质生活出发，特点是从经济关系出发，阐明了道德的本质问题。诸如，道德根源问题，道德的社会作用、历史性和阶段性等问题，这些思想为道德教育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内，片面理解思想道德教育同社会物质生活的关系，把道德教育的社会作用仅仅限制在为政治服务上。尤其是“文革”时期，只讲道德的阶级性，不承认道德的继承性，只讲社会经济关系对思想道德的决定作用，不讲思想道德教育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更不讲道德作为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甚至达到只讲“政治”不讲道德的地步。在这些片面、错误思想的支配下，思想道德教育走向了歧途，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马克思主义在肯定社会经济关系对道德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并不否认也没有忽视思想道德对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面貌所起的巨大影响作用。面对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所引起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精神面貌的变化，目前我们的学校德育工作还很不适应。因此，我们必须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理解德育工作，辩证地认识德育与社会物质生活的关系，做到德育工作既不脱离社会物质生活的客观实际，又要积极地提高德育水平，充分发挥德育的能动作用，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优秀人才，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思想道德上表现为言与行的关系。中国的伦理观讲求言行一致，主张“言必行，行必果”。要做到言行一致，把认识和行动很好地结合起来。首先，要切实加强政治理论课和各科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重点进行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不能一如既往地进行“政治说教”和“道德说教”。应当根据时代的要求，让学生参加富有教育意义的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活动中渗透德育内容。笔者认为，“知”要成为信念，“行”要成为习惯。没有切身的体验，没有反复的实践，思想道德教育便不能落到实处。实践可以提高认识，可以加深体验，还可以锻炼意志，形成习惯。当然，实践也必须以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否则就会成为盲目的实践。

实践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实践活动也在不断地改变它的内容和形式。在新形势下，德育在理论和实践上应当有哪些新的要求，以什么为载体？应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这些都是理论与实践之辩证关系在德育工作中的具体表现，也是德育工作者必须解决的新课题。

中共中央关于德育工作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加强实践环节，而且要将实践课作为一门必修课列入教学计划，要增加公益劳动和锻炼等活动。为此，许多学校作了有益的尝试。譬如，年年举行艺术节、夏令营，增设现代科学技术和文艺欣赏等选修课程等等。这些措施充实了实践课的内容，既符合青少年的特点，也符合时代的需要。

三、教育与自我教育的关系

教育与自我教育的关系也是教育史上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如主内与主外之争、他率与自律之争等。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教育与自我教育是不能割裂开的，虽然在不同的教育对象或不同的教育时机中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在思想道德教育中，学生自我教育的特殊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将社会意识转化为自我意识。在转化过程中，没有教育者的指导，受教育者自发地进行自我教育固然不行，但只有指导没有受教育者自觉地接受和自我思想斗争，更是不可思议。因此，德育工作要遵循受教育者的发展规律而行。笔者认为，学生原有的思想状况是接受或拒绝教育的基础，教育者必须摸清学生的心理状态、道德水准，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创造教机、启发学生的自觉。通过学生的自觉认识、自我体验、自愿行动、自我教育斗争，使教育者的意图变为学生的自觉要求，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

关于自我教育、自我修养，在我国也有着古老的传统和丰富的经验，如自省、自强、悔过自新等，都反映出自我教育中的自我认识、自我检查、自我监督、自我评价、自我克制、自我思想斗争等多方面的自我修养功夫。

要解决好教育与自我教育的关系，还必须正确地处理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这虽然是个老问题，但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作为教育者，一要改变用自身经验来看待学生的思维定式；二要改变方法，不能一遇到问题就视为“代沟“，要有合理的期望值。

四、要做好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

1.首先应当正确认识学生，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要看到他们能够独立思考、对新事物接受快、对不良现象嫉恶如仇的优势，同时也应看到他们仍然幼稚单纯，对问题认识程度不深，往往被动适应，心态不稳，容易冲动。笔者认为，学生对教育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人过去的学习经验以及他们与教师的关系，克服他们思想上的遗留问题非常困难。所以，对待学生思想上的正当要求，要尽力满足，对于他们向学校教师所提的批评意见，更应该慎重对待，即使他们的意见不一定正确。

2.要改变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根据时代的特点、学生的爱好，确定我们的教育内容和方法。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只要求学生听话顺从，而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个教育者决不能把自己看成是万能者，要相信并牢记一点：只有受教育者接受你的观点和思想，才能使他们从内心深处得到启迪和教益，德育工作也才能收到效果。

篇5：以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看待灵渠申遗

中国许多少数民族的来龙去脉至今仍然是个谜。一些历史上曾经记载过的非常辉煌非常有影响的民族消失了, 像匈奴、鲜卑的去脉就很难说清楚;一些经过民族识别的今天的少数民族, 其最初的历史又很不清晰, 比如生活在湘江、珠江流域的上述许多民族。灵渠正好是湘江与珠江流域的枢纽, 毫无疑问, 它对上述两大语族十多个民族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应该可以说, 灵渠是古代百越民族、苗瑶民族相互融合的重要枢纽, 是上述十多个民族生成的重要媒介, 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贡献卓著。

从秦代至民国两千余年来, 成了岭南和中原唯一交通孔道。灵渠全长34公里, 分为南渠和北渠, 其中南渠全长33.15公里, 分四段, 大部分为喀斯特地貌, 利用的是天然河道, 人工只开挖了5公里;北渠的长度虽然只有4公里, 但它却是连通湘江和漓江的航道。如今灵渠景区有俗称分水台, 可谓是中流砥柱的铧嘴。整个景区古朴典雅, 能充分体会“行尽灵渠路, 兴安别有天”的意境。秦堤在兴安灵渠的南渠与湘江故道之间, 筑于秦朝, 用以防止南渠渠水泄入湘江故道, 保护南渠不受洪水冲击。堤自分水塘至大湾陡, 全长3150米。堤下1米多处开了“渠眼”, 丰水期可排洪, 枯水季节则溢出细流以灌溉农田。堤上古木成荫, 构成七里长堤风景道。飞来石在秦堤之上, 石高4米, 周长20米, 近正方形。石的上方, 平坦如台, 有级可登。平台上有两株桂花树裂石而出, 亭亭玉立。飞来石石质成分与周边岩石相差巨大, 独耸于湘江故道与南渠的二水之间。陡门是灵渠一大奇赏, 陡门是建筑在灵渠的南北渠中的一种通航设施。它的作用类似于现代的船闸, 只是比现代船闸建造简陋, 但操作则相当简便灵活。灵渠的陡门是最古老的船闸, 是世界上最早的通航设施。也可谓是世界古代水利建筑的明珠、世界船闸之父。

最近, 灵渠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已经成为桂林兴安最热门的话题。2014年2月14日, 桂林市人民政府获得通报, 兴安灵渠已被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确定为代表广西参加中国2016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提名项目。世界文化遗产的申请是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 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 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术及其它艺术。世界遗产公约的标志象征着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世界遗产分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混合体 (即双重遗产) 和文化景观以及近年设立的非物质遗产等5类。随后广西在3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广西壮族自治区灵渠保护办法》, 高度重视灵渠保护工作。该《办法》规定, 由自治区统筹安排灵渠保护专项资金, 用于灵渠的保护、管理和修缮;在灵渠建设控制地带内从事修路、兴建码头和市政工程等活动时, 应当同时制定保护方案;景区内的餐饮、娱乐、宾馆等经营服务性企业, 需采用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技术、设备和设施;景区的游客承载标准, 需经科学评估。

对于灵渠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来保护景区, 这充分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 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 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 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 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 但要求在严格控制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如今, 兴安县政府部门在开发之初以及后续项目运营中, 将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我们项目开发的一个重要原则, 考虑长远旅游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关注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保护环境。

篇6：历史的观点看待家乡的变迁

关键词：社会文化理论；最近发展区；支架理论

对于纠错式反馈在第一语言习得中的作用，各学者之间一直存在分歧。然而，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纠错式反馈却得到各学者普遍一致的看法，纠错式反馈在二语习得过程中有一定作用。

Rutheford和White认为负面评价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非常重要，尤其在自然环境当中由于正面输入不足而导致学习者不能很好地掌握目标语言的正确用法时。在这种情况下，学习者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的目标语言与他们所使用的中介语之间存在的差异。这种情况常会发生在学习者的第一语言所包含的语法规则更泛化，而学习者直接将这种规则应用于正在学习的第二语言当中。在这种情形中，某种形式的负面佐证十分必要，由此学习者可以将过度泛化第一语言的语用规定的应用从第二语言的情境中脱离。Carroll和Swain指出，由于第二语言学习者可得到的相关知识不完整，这些学习者需要被提供反馈。他们认为，反馈可以帮助第二语言学习者“使他们把这种由于信息不完整而导致的假设降低”。

然而，由于负面评价本身复杂的属性，第二语言研究者更关注这种评价的不同方面。结果就是，这个领域的研究产生了不同甚至相冲突的结果。在检验不同类型反馈在西班牙学生学习英语语法过度泛化的情况中所具有的相关效果，Carroll和Swain报告负面评价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提供的负面反馈的类型。这些研究者指出，反馈中指出错误的所在位置，并且给学习者提供相关语法规则的反馈比只给学习者提供某种形式的暗示的反馈，学习者只能通过推测来断定他们的话语中存在某些方面的错误的效果要好。

一些研究者站在社会文化理论的角度来看待第二语言学习中的反馈问题。这些研究者相信这个理论可以给第二语言学习过程提供更重要的见解。从Vygotskian的社会文化角度出发，利用Vygotskian理念中的最近发展区理论，以Aljaafreh和Lantolf为例，他们认为纠错性反馈的重点应该放在交流场景中的社会关系以及通过这种方式的纠错性反馈会促进学習而不应该把重心放在区分纠错反馈的类型上。在这个框架下，纠错被认为是一项包含了共同参与以及教师和学习者之间进行的有意义的交流的社会活动。

Vygotskian的社会文化观点的基本核心是知识在本质上具有社会性，是在社会场景中通过学习者之间合作、交流以及交际而构建而成的。在Vygotsky看来，知识“是从心灵之间（人与人之间）向个人内心世界（在个体范围内）的一个移动”。事实上，对Vygotsky来说，任何形式的心智功能，从自发的关注到概念的形成和违反，在本质上都是社会化合作性质的，都是从个体与个体之间相当于心智间的活动开始，然后演变成个体的内部心智活动。

Vygotskian的框架有几个基本概念。第一个就是关于最近发展区（ZPD）的概念。对Vygotsky来说，学习是作为交流的结果出现的，但是这种交流在最近发展区范围内进行。最近发展区是“由个人独立解决能力的实际发展水平与在成人或者更有能力同辈合作下解决问题能力的潜在发展之间的距离”。与早期的理论相比，最近发展区现在看来并不只是学习者的一个固定特征，而是紧急的、敞开的，通过交流呈现出来的，通过提供最初没有预料到的帮助而表现出的学习的潜在水平。

Vygotskian框架的第二个重要理论是由更有经验的同伴（专家）向知识欠缺者（新手）提供的指导性帮助。这个观点，也被称作支架理论，指的是“一种场景，在这种场景中，更有知识的参与者创造出支持性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新手能够参与，并且扩展他/她的现有技艺和知识而使之具备一个更高水平的能力”。这个观点对第二语言学习有很重要的启发，其中一点就是学习者应该被给予支撑，而且这种支撑来自他们学习第二语言这个复杂过程当中与同辈或者与老师的交流之中。

支架理论是有别于传统教学中的提供帮助的环节。提供支架是一个联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建立在学习者的需要之上。它的功能得以发挥需要学习者和专家在学习者的最近发展区内操作。在这种情况下，帮助的条件是由新手和专家在社交场合下建立的。在这种观点下，纠错性反馈的效果并不主要取决于纠错反馈的类型，而是取决于纠错性反馈能融入交流的方式。

参考文献：

Vygotsky，Lev S.Thought and Lauguage[M].Cambridge：MIT Press，

篇7：历史教学中的观点新探

一、要深化对“史论结合”的认识

首先, 要正确理解史与论的相互关系, 这是解决好史论结合问题的前提。“史”作为历史材料, 是反映历史本体的内容, 其突出的特性是客观性, 它是进行历史理论思维的基本素材和对象, 离开了这些基本的历史材料, 历史理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历史理论教学也只能是空谈。学生以此得来的理论只能是僵死的教条, 而不是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武器。“论”是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而得出的观点和结论, 是有关历史本体的认识论内容, 是对史料的分析、概括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这里应突出的是理论性。正确的历史理论直接来源于史料, 又指导着对史料的研究。可见, 对史料的研究也只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才能真正认识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 实现历史教学、研究的真正价值。

其次, 要提高对史论结合重要性的认识。对考试而言, 既然考试说明对此也有明确的要求, 那么对史论结合问题落实的状况, 就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科能力。因此, 在教学实践中, 就必须在研究教学大纲与考试说明要求的基础上, 拓宽、挖掘教材内容, 并采取科学的教学方法, 把具体史料的学习与历史理论的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 提高教学效果, 落实能力培养。

二、注重理论教学, 史论有机统一

重史轻论, 理论分析不到位, 是目前中学历史教学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学历史教师在日常的教学实践中, 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去分析研究历史材料, 剖析教材的具体内容, 采取科学可行的教法对学生进行历史理论教育、强化史论结合的教学。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自觉地、经常地和有针对性地, 而不是被动地、偶然地和盲目地。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历史材料的表面现象去就事论事, 而必须体现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和观点和方法。

三、坚持理论从史料中来, 再到史料中去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