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信息化发展历程

教育信息化发展历程（精选8篇）

篇1：教育信息化发展历程

“兰州－西宁－拉萨”的光缆工程胜利开通的这一天，将永远铭刻入中国电信网建设的史册之中。至此我国光纤干缆通信网通达全国22个省会城市。一个覆盖了大江南北，祖国各地的信息高速公路网已经形成，这就是“八纵八横的光缆工程”。更让我们骄傲的是；在这个工程中，80％的光通信设备都产自国内。20年前，就在两个间隔不到十米的小屋间，武邮的科学家们利用自己生产的光纤完成了中国的第一次光通信试验。他们还算了这样一笔帐；如果用光缆代替全国长途干线上的电缆，那么份量会减轻，而通话量增加。这一增一减让当时的人们看到了它将给中国通信带来的变革。如果形象地把光纤比作一条信息大路，那么这条路能修多宽则取决于修路者的技术水平。光通信理论上我们和国际基本同步，然而产品的技术水平上却和国外有一段差距。中国的信息大路亟待拓宽。为了能让光纤从实验品转化成为产品，科研人员把工作场所一分为三；实验室、生产车间和市场。产品本身出现问题，或者不符合市场需求，就拿回实验室重新设计。随后再拿到车间和市场去检验。光纤能容纳通话量的带宽指标不断加宽。和国外的差距在日益缩小。在武邮的影响下，全国各研究所之间出现了科研和产品上的双竞争。一旦出现新技术、新成果各个研究所会马上作出反应。这让我们迅速完成了光通信技术的更新换代，大大缩小了和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技术上的完善带来了建设上的迅猛进展，与此同时，传输手段从地上的光缆、电缆、微波站发展到天上的卫星，一个天地一体化的信息传输网已经初据规模。建设者们并没有就此满足，他们明白，在未来的信息高速公路上，疾驰的不仅仅是声音，还会是数据甚至图像。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电信联盟会议上，中国代表提出的利用电信网传送数据的建议被大会采纳。这意味着中国人在未来网络建设上第一次成为先行者。当覆盖全国、连通世界的通信网日渐成型的时候，一个和世界互联网相连的数据传输网开始悄悄地延伸到我们的身边。今天就连生活在深山密林里的云南少数民族同胞们，也能通过因特网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农产品，甚至进行网上交易。在传输功能日趋完善的网络上，中国人充满自信地实现着自己的信息化之梦。1998年由我国提议建设的一条欧亚信息高速公路，欧亚陆地光缆正式开通运营。中国有了和欧洲相连的信息通道。1000多年前，漫漫黄沙中的“丝绸之路”穿越了大漠戈壁，给西亚和欧洲带去了古老的华夏文明。100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在建设着另一种意义上的丝绸之路，这是一条大容量、高质量、数字化的高速信息公路。在这条不断延伸的信息大路上，我们分明看到一个充满希望的信息化中国。

篇2：教育信息化发展历程

1997年6月23日，四川梁山彝族同胞们象过火把节一样，欢天喜地地庆贺当地2000门程控电话正式开通。从这一天起，全国各大县、市的老百姓们都用上了程控电话。我国的电话交换机总容量突破一亿门，中国的电信网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通信网。要发展电话通信，离不开电话交换机。它作为整个电话网的心脏，对各个用户的互连、转接起着关键作用。20年前我们的电话交换还是人工和机械的结合。交换效率低，通话容量小。对于那时的老百姓；打电话难，装电话更难。而此时，国外则在尝试着利用计算机控制电话交换，程控交换技术应运而生。通信技术的突飞猛进已容不得我们按部就班地发展。中国的决策者们果断决定；跳过交换技术发展的中间过程，直接向程控交换迈进。让中国的通信技术来一个跨越式的发展。对于习惯了传统设计思路的科研人员来说，要实现技术上的跨越，更需要的是一种大胆的创新精神。搞了大半辈子计算机设计的邬将新，突发奇想；早先的程控机是由计算机部分控制电话交换。如果反过来想，完全可以把交换机看作一台能自动完成交换任务的计算机。沿着这样的思路，邬将新和他的同事们拿出了国内第一台万门程控交换机，04机。04机创新的设计思想和独特的系统结构，让国内外的厂商觉得不可思议。但它实用的功能却让人信服。和国外的交换机相比，04机不但性能稳定，还有易操作的特点。中国的产品在市场上也有了一席之地。巨龙这种创新精神鼓舞了国内厂商，使他们相信靠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程控交换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就在巨龙成功不久，大唐、中兴集团也推出了自己的产品。不到两个月，华为吸取各家技术生产出了08机。技术上的进步反过来又大大增强了国内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到1997年底国产交换机已经占到市场份额的90％。正是这种大胆的创新让中国的企业充满生机，为我们带来了技术和市场的共同突破。国人骄傲而自豪地宣称；这是一次“巨大中华”带来的“群体突破”。这种“群体突破”迅速扩展到整个电信领域。当移动通信技术日益成熟的时候，大唐开始了移动通信机站的开发，在当年产品投放市场。随后的半年内巨龙、中兴、华为也拿出了自己的产品。今天我们的通信设备已经开始向国外大量出口。从当年的引进来到现在的走出去，中国正逐步融入国际竞争的潮流当中。

篇3：教育信息化发展历程

2006年4月13日-15日, 首届“北京教育信息技术高峰论坛”在香山饭店召开。以“网络安全管理与技术研讨”为主题, 会议围绕《网络流量管理技术》、《主动式入侵检测技术》、《终端安全管理技术》、《上网内容管理技术》、《安全网络融合技术》、《校园IT安全体系》等六个专题展开研讨。

2007年4月19日-20日, 第二届“北京教育信息技术高峰论坛”在香山金源商旅中心酒店举行, 会议以“音视频技术与网络技术的融合趋势”为主题, 组织了《IPTV及其在教育行业的应用》等六个专题发言和讨论。

2008年4月24日-25日, 第三届“北京教育信息技术高峰论坛”在香山饭店召开。以“建设现阶段数字化校园, 实现教育资源与应用的整合融通”为主题研讨数字化校园建设与应用。

2009年5月14日-15日, 第四届“北京教育信息技术高峰论坛”在北京九华山庄举行。以“虚拟化及无限技术与教育信息化—亲近绿色, 未来无限”为主题, 研讨了面向未来教育的信息技术与服务, 探究教育领域的热点问题。

2010年5月13日-16日, 第五届“北京教育信息技术高峰论坛”在九华山庄召开, 以“面向未来教育的信息技术与服务”为主题, 探讨了与主题相关的新技术趋势, 并组织了部分人员参观了成都科技大学新校区的数字化校园工程和相关信息产业园区。

2011年5月12日-13日, 第六届“北京教育信息技术高峰论坛”在北京稻香湖景酒店召开, 以“打造智慧校园, 创新教育价值”为主题, 分《新技术助力服务新模式》、《新技术引领数字校园新发展》和《创新教育信息化应用》等三个子论坛进行相关主题的探讨。

2013年论坛主题演讲嘉宾——

篇4：会计信息寻租理论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寻租；会计寻租；理论；发展历程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3）12-0175-02

一、寻租与信息不对称

最早系统阐述信息不对称的是阿克尔洛夫的旧车市场——“柠檬市场”理论。该理论认为，在旧车市场上，卖方往往比买方更了解车子的质量信息，如果买方在购车时无法通过其它渠道检查旧车的质量，那么市场的运行就会出现问题。假设市场上有两种车：好车和次车，卖主知道车子的质量，而买主只知道市场上有一定比例的好车和次车，卖主希望以高价出售好车，但买主不知道买的车质量是好是坏，所以在买的时候，总希望以最大折扣购买车子。如果市场上提供次车的比例大到一定程度，卖主能给的折扣也相应变大。结果导致卖主不愿意把好车放在市场上卖，而市场上只剩下次车。

该模型告诉我们，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可能导致市场运行的无效，在上述模型中，如果有人愿意以高价购买好车，结果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却不能把好车提供给卖主，市场是失灵的。这种市场失灵具有“不利选择”或“逆向选择”的特征，即卖主不愿意把好车投放市场，市场上只剩下劣车，也就是人们经常通常说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把信息不对称作为寻租产生的根源之一的，主要是“市场失灵论”的观点。巴托在《市场失灵分析》一文中指出：“市场失灵是指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即使在比较满意的理论价格市场制度下也不能达到合意的活动，或不能阻止不合意的活动。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会计信息披露监管制度还不够完善，并且信息搜寻需要花费成本，因此，会计信息还不可能达到对称的程度，具有信息优势的人可以利用其信息优势迎合政府的管制进行财富的非生产性转移。

二、寻租与会计的经济后果性

会计的经济后果学说是1978年美国学者斯蒂芬·A.泽弗在他的《“经济后果”学说的兴起》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他在文章里提到会计具有经济后果性，而这种经济后果性主要表现在会计报告能影响相关利益者的决策行为。

会计可通过资本市场来改变资源配置结果本身就表明会计具有经济后果性，然而在会计的经济后果学说提出之前，人们更多的将其注意力集中在会计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效率而已。自从美国学者斯蒂芬·A.泽弗提出会计的经济后果学说以后，人们为了使出台的会计准则对自己更有利，开始广泛关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的公开、公平，并试图在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施加影响，这样便演变成各个利益集团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寻求租金的博弈。博弈的结果大致有两种可能：当参与博弈各方实力对比相差比较悬殊时，会计准则制定的内容会更倾向于实力较好的集团；当参与博弈各方实力对比不差上下时，会计准则制定的进程相对会比较缓慢，它需要综合考虑各方的利益，最终可能出现折衷的结果，即准则内容的可选择范围较大，可供各利益集团挑选适合自己的政策。

由此可见，会计的经济后果性和会计信息寻租存在因果关系，会计经济后果是诱因，会计信息寻租是逻辑结果，会计的经济后果性是会计信息寻租的逻辑起点，而会计信息寻租的直接结果导致资本市场上资源配置的改变。

三、寻租与产权理论

产权理论认为，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完全了解事物的有用特征需要极高的成本或者根本无法做到完全衡量事物的有用特征，总有一些有用特征还处在“公共领域”。换种说法，只要有权利存在的地方，就有一部分有价值的资源被留在公共领域，因为权利不可能被完全界定。于是，那些被留在公共领域的有价值的资源，将会引发所谓的“寻租”行为，人们会尽可能的采取一些手段以获得这部分利益。由于参与人有着互不相同的寻租成本，在考虑是否花成本去获得这部分利益时，各个参与寻租主体需要衡量寻租的利弊得失，只有那些扣除寻租成本还能获利的行为主体才会努力去追租。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有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各个行业领域的龙头老大，相对非上市公司而言，有着比较强的竞争力，资金也较雄厚，往往还能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向全国乃至更广阔的领域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司具有以上优势，使得其在资本市场资源配置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相对于其他寻租主体，上市公司对公共领域租金的评价往往比其寻租成本大得多。这也使得上市公司较其他行为主体更容易获得公共领域的资源。因此，无论是在会计准则的制定还是执行过程，上市公司都较其他行为主体更广泛存在寻租行为（见下图）：

寻租行为的出现通常与公共领域的大小有关。公共领域的大小反映了产权的清晰程度，即公共领域越大，产权越不清晰。在交易成本很高的情况下，人们会发现与其进行生产活动，不如争取公共领域的利益获利更大。目前，我国证券发行还带有行政审批的色彩，证监会依法对其进行审核。上市公司若想获得股权再融资资格，也需要满足政府等监管部门的融资管制规定。正是政府等监管部门人为的干预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功能，使得股权融资资格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只要符合资本市场融资管制，都有机会获得这一稀缺资源，即资本市场上存在公共领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产权不清晰是产生租的来源，也是造成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寻租行为的原因所在。要解决寻租问题，就要使产权清晰，就要限制公共领域扩大。

四、寻租与政府管制

前面我们分析，会计及会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性，但寻租是一种人为的、主动的行为。会计的经济后果性为会计信息的寻租提供了某种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如果要转换成现实性，这就需要有会计管制的出现，但会计管制的出现则往往会以会计信息市场的失灵从而导致政府介入为前提的。随着会计信息在资本市场资源配置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会计数据逐渐成为控制的工具之一，政府将会扩大对会计的管制规模，从而会计信息寻租问题的严重性将会加剧。但由于存在社会其他因素的影响，二者并非呈正比例关系。

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机制可以毫无障碍地运行，市场也有其“失灵”的地方，权利机构对会计信息揭示融资管制的开始，就意味着会计信息寻租活动的产生，因此，会计管制过程和会计信息寻租活动是交织在一起的。但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个前提，即存在于完全市场经济的“最小政府”和完全计划经济的“最大政府”的两极之间。在完全市场经济下，政府配置资源的作用最小，我们设定为0，而在完全计划经济下，政府配置资源的作用达到极限，我们设定为1，那么，寻租现象的产生就存在于最小政府与最大政府之间。租和寻租现象的出现正是因为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承担一部分职责，或者说是因为政府利用手中的权利能够影响资源拥有者支配和使用其资源。而租金的多少、寻租活动的活跃程度以及规模大小与政府对经济的管制程度相关，并呈现出某种与拉弗曲线相类似的非线性关系。

篇5：教育信息化发展历程

一、简介

黑龙江省斯达造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达公司或斯达)是以黑龙江造纸厂为基础，于1997年4月组建成的多元投资的国有整体控股、外资相对控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总资产9.5亿元人民币，员工2700人。目前浆纸年综合生产能力10万吨，主要产品是U精制牛皮纸为主导系列的工业技术用纸，在国内市场有较大的覆盖串。企业1999年末通过了IS09002认证，并荣获中国质协授予的“全国用户满意单位”称号，2000年9月15日被国家人事部、国家轻工业局授予“全国轻工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2001年3月被国家科技部命名为“国家863计划CIMS应用示范企业”，是全国轻工百强企业。

二、案例背景

斯达公司的前身黑龙江造纸厂是1968年建厂的省直属老国企，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八九十年代以后，由于受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和转型，原材料大幅度涨价，企业之间三角债增加、税赋加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仅1993年和1994年两年就累计亏损5719万元，外欠8000万元。黑龙江造纸厂虽然长期亏损、企业资金短缺，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负担很重，但企业有好的产品，有好的市场前景，尤其精制牛皮纸是专利产品，市场潜力很大。

1996年以董鹰厂长为首的企业新领导班子上任。在当时大环境和政策背景下，新的领导班子决定对黑龙江造纸厂进行资产重组，剥离不良资产。在黑龙江省企业工委和经贸委的领导大力支持下，企业两度寻求合资伙伴，终于成功地实现资产重组，盘活存量资产，减轻了企业负担，将原黑龙江造纸厂改组成了后劲十足的斯达公司。针对工厂中存在的观念落后、管理粗放、亏损严重等现实问题，企业提倡创新精神，在制度和流程方面实施改革，在销售、生产、财务、质量、能源、物资、仓储、合同、工资制度、价格控制、款项往来、原材料验收、人事制度管理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斯达组织学习邯钢经验，向全体员工灌输市场观念、效益观念和成本管理意识．开展目标成本管理，运用邯钢倒推法对各车间、部门提出降低成本硬指标，提出不换思想就换人。

资产重组不但为斯达引进了外资，解决了企业资金短缺的困难，而且引进了先进技术、先进机制、先进管理经验。利用外资投入和国内的多元投资改造了能替代进口的轻定量牛皮工业技术用纸生产线——3150纸机系统，释放出了前端技改积蓄的4万吨制浆能力，形成规模效益。经过大力改革，到1996年底实现利润209万元，一举扭转了多年亏损的局面。斯达公司改革之后的数年中，在工业总产值、浆纸产量、碱回收、碱自给率、产品销售收入、上缴税金等各项指标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公司实现利润逐年增长，吨纸成本逐年下降。到2001年，实现利润4107万元，吨纸成本又得到大幅下降。

三、企业信息化改革

斯达改革之前，由供应处一个部门承办采购计划、合同、验收、仓储，质次价高、缺斤少两现象屡见不鲜，暗箱操作使产品成本居高不下。营销人员和客户联手对付企业，销售领域不透明，企业高层经理往往受制于营销人员。生产过程更是若明若暗，产品成本控制滞后，每月一次财务报表分析，数据传递不及时，1周期太长，不能实施实时管理。

管理者对管理对象、管理过程的各个环节清楚有数是管理的基本要求。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可以迅速传递、交换信息，可以打破黑洞、提高透明度。只有重塑生产、经营和管理体系，建成责权清晰、制度规范、机制灵活、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形成一套构筑于信息技术基础上严密的决策、控制、约束机制，才能有效地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

(一)组织结构改造

斯达公司改革之初，机构臃肿庞大、部门职能重叠、职工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下。全厂有13名厂级领导、136名处级领导和411名管理人员，有49个分厂、处室，各系统分成条块，每个厂级领导各管一摊，部门局部利益的意识很浓，相互沟通困难，扯皮现象时有发生。虽然过去也曾多次精简，但始终没有跳出精简——恢复——膨胀的怪圈。

合资后的斯达公司通过实现企业全面信息化来提高业务处理效率，利用软件程序来替代重复作业的职能，压缩了冗员，将原49个分厂、处室减为24个，管理人员由411个减为199个，厂级领导干部减为5人，处级干部减为47人，生产经营性员工由3800人减到2300人。组织结构上取消了过多的中间层，采取事业部制结构，分别是生产部、技术开发部、财务部、企管部、销售部和事务部。各事业部之上设有由高级经理所组成的，并有8名参谋管理人员、13台计算机支持的总经理办公室，下设两个中心(数据管理中心、文件管理中心)，协助总经理管理这些多功能的事业部。全公司建立了以总经理为首的决策中心，以总工程师为主的技术管理中心，以总经济师为主的经济控制中心和以总会计师为主的资金运作中心。经过这些改革，斯达成功实现了组织的扁平化。

(二)内部流程改造

斯达在原来职能分工管理体制下，企业按照生产经营的顺序设置开发、供应、生产、销售和财务等管理部门。这种分割式管理方式存在着众多问题：既无法灵活处理突发性问题，又易于造成物流周期延长和服务水平低下。比如，企业中，尤其是采购和销售环节，吃回扣、损公肥私等暗箱操作现象严重，存在各种违规和不规范操作。企业对于顾客需求和各种市场信息反应迟钝，不能适应外界的各种变化。由于管理混乱，造成公司库存和流程所需时间严重超标。缺乏有效的成本控制体制，产品成本居高不下。

斯达认真分析现状，本着增值、简化、整合、自动化、可控的原则，按照供需链的基本要素，即信息流、物流、资金流、价值流和工作流，对内部流程进行重新设计。与此同时，对企业内部资源进行深度开发，在科学配置物流、资金流的基础上，对供应、生产、销售、财务、人力资源等十几个企业内部系统进行信息化改造。

再造后的流程以顾客订单为起点，根据销售信息，自动制定出排产计划，同时系统可以根据排产计划同步给出质量标准、操作工艺、品种成本、物资需求、能源计划和作业计划等。

(三)实现企业信息化

完成组织结构的改造和内部流程重新设计之后，斯达着手信息化的实现，最终达到以数据信息为基础，通过网络把握两个市场，以旬成本电算化为中心，逐步形成两级控制、两级制约，促进定性管理向定量管理转变，静态管理向动态管理转变，事后管理向超前控制转变的目标。

1．硬件、软件支持

硬件方面，公司先后投入600多万元进行硬件建设，购买200多台计算机，购买高效计算机网络数据信息处理系统。软件方面，采用完全自主开发的方式，共编制程序1万多个，逐步扩展为包括旬成本电算化、生产管理、物资管理、销售管理、能源管理、质量管理、ID卡工资考勤、办公自动化及浮动工资考核等16个子系统。

2．信息系统结构

斯达管理信息系统逐步形成了数据管理中心和文件管理中心两个中心，局部工控计算机网络、监控计算机网络和管理计算机网络三个网络。

数据管理中心负责公司计算机网络的数据流向控制和公司大型数据软件的集中运算，为全国销售计算机网与总部实现通信，为公司主要领导提供在国内外远程拨号访问公司局域网络的各种办公服务，编制公司一级软件和维护系统硬、软件。

文件管理中心主要负责公司办公自动化的所有文件和网上文件传递的控制、公司预算文件的编码存档，总经理、副总经理等有流动办公室的高级管理人员在全国各地利用因特网办公数据的收发、整理、下发和上报文件的批报，以及生产基地与哈尔滨总部办公自动化的各种图像、文件、图表的流向控制。

局部工控计算机网络在主要机台实行数字控制，在电站、碱回收、制浆等主要分厂，利用计算机在工艺流程过程中进行产量、质量方面的控制，在个别分厂实现了以DCS、QCS和PLC集成的计算机集中控制系统，达到提质、降耗、高产的目的。

监控计算机网络的作用是在总调度室确定各生产线设备运行工艺参数，建立集中监测网络，使各分厂的运行参数都反映在总调度室的四台微机上，并设立了工业电视，对生产线上的重要参数进行监控，掌握并及时调整生产状况，使生产实现了最佳平衡。

管理计算机网络在数据管理中心和文件管理中心的统一控制下，以企管部为核心，对全公司的成本、销售、生产、财务、浮动工资、质量、能源、物资的采购、仓储与流通、合同、价格控制、款项往来、原材料验收管理、人事管理以及几千块现场仪表的各种数据进行综合统计与管理，在物资采购环节，通过微机网咨询、收集、对比采购市场质量和价格，制订厂内限价，货比三家，优化供货渠道。利用内控理论的差异分析有效地控制了各种消耗，大幅度降低了成本。斯达公司信息化管理大致形成了相互关联的集成信息系统，其基本内容包括以旬成本电算化为基础的成本管理系统，以订单为龙头的生产作业管理系统，以生产平衡为核心的监控调度系统，生产设备管控一体化系统，信息化的质量管理系统，信息化的采购管理系统，信息化的仓储物资管理系统，信息化的销售管理系统，信息化的财务管理系统，信息化的资金预算管理系统，信息化的标准化管理系统，信息化的计量管理系统，信息化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信息化的合同、定价管理系统，经济综合分析系统，信息化办公与决策系统。通过这个高效的集成系统，斯达经营者对外能够从容应对市场变化，对内能够掌握和控制公司运营，达到科学决策、科学管理的目标。

四、改革成果

改革之前的黑龙江造纸厂是20世纪60年代建厂的老国企，装备落后，辅助生产设施差。为了避免一味追求新装备导致的投资大、资金筹措困难、投资成本高、收效甚微，斯达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企业，挖掘现有企业管理资源的潜力，走出了投入少、回报大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利用适度的投资，采用新技术，针对

篇6：中国MBA教育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1991年至1996年，试办阶段，各个高校单独进行入学考试。

第二阶段：1997年至2000年。试办阶段，MBA开始实行全国联考。

第三阶段：2000年至2004年。结束试办，MBA招生院校达89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由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正逐渐向工业化迈进。最早由乡镇企业和个体企业蓬勃发展中产生的“老板”正悄悄的在向“企业家”转变。

也许人们还不曾想到“企业家”和“老板”的区别是什么，也许还有更多的人认为两者并没有区别。但给人的感觉是老板更带一些历史色彩、个人色彩、权威色彩和有钱色彩。而企业家则更多些现代的色彩，干大事业的色彩，与国际接轨的色彩。最起码在规模上，企业家一般是具有一定规模的现代企业的高层管理者群体。老板一般是自己一个人摸趴滚打闯出来的天下，而企业家给我的印象更多的来自高等学府的培养。现代工商管理教育就是培养企业家的摇篮。中国的MBA将会像哈佛大学辉煌的1947、1974届一样，在未来数十年内将中国的企业做向全世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国的MBA教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1年至1996年。这个阶段主要是各个MBA试办院校自主招生，其特点是规模小，社会知名度低，基本不为社会所认可。第一批试点院校是：

1、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2、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3、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4、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院

5、厦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6、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

7、天津大学管理学院

8、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9、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1993年，我国又批准了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南京大学国际管理学院为代表的17所院校作为MBA试点院校。至此，我国MBA试点院校达26所，招生人数从最初的几十人扩大到上千人，并逐渐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

开始试办之初，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就在《关于设置和试办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几点意见》中明确指出：“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是专业学位的一种，其特点是：

第一、工商管理硕士是务实型的管理人才，招生来源主要是在企业或其它主管部门工作过几年、有实践经验的现职人员，课程内容密切结合实际，加强实践环节，采用培养过程与企业密切联系或与企业联合培养、毕业后回到企业中去的培养模式。这与主要从应届毕业本科生中招收缺乏实践经验的人才完全不同； 第二、工商管理硕士兵既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又要求广博而全面的知识，结合企业管理的各种职能（如生产管理、财务管理、营销管理、人事管理、决策管理、经营战略等）学习多门课程，形成广博知识与较强能力的综合水平。这与理论研究型人才明显不同；

第三、工商管理硕士要有战略眼光，有勇于开拓、艰苦创业的事业心与责任感，能联系群众，有组织指挥生产的应变、判断、决策的能力。因此，在培养过程中要强调能力的培养训练；

第四、工商管理硕士可以招收有各种专业背景并有实践经验的大学毕业生，便于培养综合全面的复合型人才。经过研究生阶段系统、科学的培养教育，使他们毕业后能够胜任工商企业和经济管理部门中、高级职务所担负的工作。

我国最初培养的MBA严格来讲应该是在职MBA，大多数学生是定向培养和委托培养的。再加上中国MBA的培养是一项全新的工作，人们对其了解甚少，在教材、师资、教学管理以及行政管理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基本上是在原有研究生培养制度上再稍加借鉴国外MBA培养制度改进而成。入学方式也是由各个试办院校自行招生，标准很不一样。

第二阶段：1997年至2000年。MBA开始实行全国联考，全国招生人数迅速上升，试点院校达到52所，并在全国掀起攻读MBA的浪潮。

MBA经过六年的单独招生，虽说成绩卓著，但由于各个高校标准的不一，从而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因此，经过审慎的调查研究，国务院学位办决定从1997年开始，实行MBA全国联考，简称GRK考试，这对于中国MBA的发展来讲，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的MBA教育从此踏上了快速发展的快车，中国企业也开始真正关注和逐渐了解MBA。

第三阶段：2000年至2004年。2000年，全国MBA指导委员会组织专家对全国的52所MBA试点院校进行了评估，并宣布中国MBA教育结束试点阶段，开始正式培养MBA。至今，我国MBA培养院校已增至89所，每年的录取人数近万人。而且MBA的攻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批准了30所院校可以招收EMBA，也就是高级管理人员在职攻读MBA学位，这种MBA不用参加入学考试，主要以面试为主，这一点上有点像佛大学1947年招收MBA方式，而且实践证明，中国的EMBA群体是一群有着优秀管理潜能的管理者。十余年来，我国MBA教育事业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MBA培养试点院校从1991年的9所扩大到现在的89所在地，分布在全国30个省市，覆盖了20个部、委系统。1991年，全国首批招收的MBA学生仅86人。从1997年实行全国联考（GRK）以来，招生人数逐年增加，1997年招收2000多人；1998年招收6000多人；1999年招收8000多人；2000年MBA招收10000人；2001年全国招收12000人左右，报考人数达38000人；2002年全国MBA招生院校增加到64所，招生人数达到15000人，报考人数为52000余人；预计2003年招生人数将达到20000人，报考人数将超过80000人。到2004年6月，全国累计招收MBA学生将达到88000余人，在校MBA总数达到53563人。截止到2003年7月，我国MBA总数已经超过3.5万人。

开展MBA教育是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主动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为社会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重要举措。从总体上看，我国MBA教育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发展是健康、有序的，符合我国经济建设和各方面改革事业的要求，培养质量也在不断提高。MBA教育在我国已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朱镕基总理在1994年祝贺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成立十周年的贺信中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一大批掌握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熟悉其运行规则，而又了解中国企业实情的经济管理人才”。1996年，朱镕基同志又在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部的成立会上呼吁“管理教育，兴国之道”，并明确指出“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出，没有轻巧的道路可走，只有老老实实地研究改善经营管理，建立一套现代企业制度才行”。MBA教育正是培养这类经济管理人才、提高我国管理水平的重要途径。

管理和管理教育是与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制度、文化密切相关的。“以我为主，博采众长，事例提炼，自成一家”是我国管理教育引进国外先进的教育模式、方法的重要指导思想。有鉴于此，我国的MBA教育不仅借鉴吸收了发达国家工商管理硕士教育的长处，更重要的是结合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当然，我国目前的MBA教育仍然存在有不少的问题，主要有下面几个：

首先是管理教育研究生层次比例偏小。从现在各MBA培养院校内部情况看不起，多数学校管理类本科生招生人数过多，不利于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层次。

其次是先进教育方式和“软”课程缺乏。与国外一些先进的管理学院相比，中国多数MBA培养院校在MBA

教育方式上尚不能完全摆脱传统教育模式和教育观念的影响，存在首传授知识多，启发智慧少；课堂教学多，课外环节少；研究学术多，分享经验少；理论分析多，联系实际少；继承引进多，开拓创新少；关注教学多，提供服务少等现象。案例教学虽已经普遍开展，但多数学校案例教学比重偏小，适用的教学案例资源不足。在教学内容上，许多院校比较重视基础理论课程和职能管理课程，而对培训MBA学生综合素质和领导能力所需的“软”课程和整合性课程开发不够。

第三是师资力量不足。师资力量不足仍是制约中国MBA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就全国而言，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同时又有一定实践经验，熟悉MBA教学特点，熟练掌握MBA教学方法的高水平教师仍然缺乏。第四是国际商务沟通能力较差：由于受教学设施、师资、教材等因素的影响，从总体上看，中国MBA学生在国际商务沟通能力方面与国外MBA有较大差距。多数学校的MBA外语教学仍沿用公共外语教学的教材与教学方法，没有突出MBA教育特色。MBA教育管理有待进一步规范：一些试点院校在管理体制上没有完全理顺，难以在MBA教育中发挥整个学校或学科群的优势，管理中存在着某些漏洞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MBA培养质量。一些未获得MBA学位授权的学校或单位滥用MBA名义办各种以营利为目的的培训班，国外或境外办学单位未经批准擅自招收 MBA学生等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MBA教育秩序，影响了我国MBA教育的声誉。

第五是MBA培养体制方面。按照现行的MBA“委托培养”体制，名义上是学校受用人单位委托培养MBA，学生毕业后回委托单位工作，实际上随着中国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这种方式基本上已名存实亡，相当大比例的MBA学生是假委托培养协议，学校在为MBA学生提供就业指导服务时就有法律障碍。另外，许多MBA培养院校在MBA教育中缺乏服务意识，多数学校缺乏系统而科学的就业指导工作。

篇7：教育信息化发展历程

朱虹

袁长林

（云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云南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 云南 昆明 650092）

摘要：双语教育政策作为民族教育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搞好双语教育有利于民族教育的发展。本文从云南语言的使用状况、双语教育概念入手分析云南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的形成与发展，以期能为云南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提供政策依据。

关键词：云南；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发展历程

一、云南语言使用状况

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人口达5000人以上的世居少数民族共有25个，其中有16个位跨境民族。除了回族通用汉语外，其余23种民族使用着27种语言。多民族构成了与相应的多语种，25个少数民族，除回族、满族、水族使用汉语外，其余22个少数民族操26种少数民族语言。从语言上来看，云南25个少数民族的语言分别属汉藏语系、南亚语系，共有52种新老文字。

云南的少数民族，由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语言环境不同，人口多少、聚居和杂居的情况也不同，各民族语言的情况和受其他民族影响的情况就有很大差异，因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从现代语言使用的情况看，大致是这样：有的民族基本只使用本民族语言；有的民族除使用本民族语言外，有一部分人兼通汉语或其他民族语言；有的民族除使用本民族语言外，有一部分人还兼通两种以上民族语言；有的民族本民族语言消失，已通用汉语。双语教育则是从云南各少数民族开始接受汉文化教育那天起就已经存在。至于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有一定规范的双语双文教育实验则是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开始的。20多年来，云南的双语教育获得了长足发展。

二、双语教育的概念界定

（一）双语教育

关于双语教育，在当前教育学术界仍无定论，有着不同的解释。国外对双语教育这一术语的涵义也是众说纷纭，较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或认同的则是著名的双语教育专家M.F.麦凯(加拿大)和从西格恩(西班牙)在《双语教育概论》中所下 1 的定义：“双语教育这个术语，指的是以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语的教育系统，其中一种语言常常是但并不一定是学生的第一种语言。”[1]我国著名学者严学宭认为“双语教育即使用两种语言，其中一种通常是学生的本族语言，作为教育教学实施的工具。”从上述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双语教育是一个包括母语和第二语言教学的整体过程，含有两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教学系统，即本族语言和第二语言教学的体系。”[2]总的来说，双语教育是使用两种语言进行教学的一种教育形式，对于云南来说，有时甚至是三语或多语教育。

（二）双语教育政策

由于双语教育，在当前教育学术界仍无定论，所以对双语教育的政策定义有所不同，国内陈振明教授关于政策含义的界定是指国家机关、政党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法令、措施、办法、方法、条例等的总称(陈振明，2002)。从这一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政策既是一个过程，又是某种准则或依据。《教育百科词典》认为教育政策是指“政党或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根据国家的性质和国情，参考国际发展的趋势，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需要所提出的教育工作发展的总方向，是国家教育基本政策的总括。”综合上面的定义，本文认为，双语教育政策指的是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协调教育内外各种因素，为实现双语教育的目标、任务而确立的一系列行动准则和依据，它包括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纲要。

三、云南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的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后，废除了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开创了民族平等、团结、共同发展繁荣的新时代。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得到了充分尊重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陇商会议共同纲领》，1951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1951年政务院批准的《关于第一次全国各民族教育会议的报告》，1952年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84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同年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民族中小学汉语文教学大纲》，1995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2002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都对少数民族学习、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平等权利做出了法律和政策上的保障，强调了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的重要性，并为少数民族地区双语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和法律依据[3]。

以国家的政策、法律为依据，云南省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条件，逐步确定了 2 民族语文与汉语文(双语)的关系，制定了少数民族以学习、使用和发展民族语文为主，同时又自愿学习、使用汉语文的语言政策和双语教育政策。回顾云南省50多年的双语教育政策发展历程，正如全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一样，整个云南教育事业是在一个动荡的大环境中发展的，具体发展过程可分以下阶段：

（一）云南双语教育政策的形成期(1950—1976年)

为了降低教学难度，采取有效的措施提高少数民族学校教育的质量，中共中央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制定并颁发了不少法律和政策，这些文件也就是云南推行双语（文）教学的政策依据，1951年9月中共中央在全国第一次民族教育会上明确指出：凡有现行通用文字的民族，小学和中学的各科教学必须用本民族语文教学。按当地少数民族的需要和自愿设汉文课。有独立语言尚无文字或文字不完全的民族，一面着手创立文字和改革文字，一面按自愿原则，采用汉语或本民族习惯用的语言进行教学。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云南依据国家相关的政策和法律，制定了相应的语言政策，突出了以民文为主、民汉两种语言并用的原则，同时提出了民汉互学语言的双语政策。“以民文为主”，即少数民族认真学习、使用和发展民族语文，这对于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切实贯彻和落实民族政策、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维护祖国统一、继承和发扬云南各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加速云南的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952 年根据国家建设需要，我省西双版纳傣文、德宏傣文、景颇文、拉祜文、藏文等5种少数民族语文依据开始试用于小学教育。云南省共出版了以上前4种文字的12种小学课本和扫盲教材，还有49种读物。[4]此后，哈尼文、佤文也试用于扫盲教育，文字率先进入学校，进行双语文教学，以后双语文教育逐步铺开。1955年，云南省教育厅成立了民族教材编译室（1957年后并入云南省民族出版社）。到1956年，全省民族小学发展到3778 所，在校学生31 万人；民族中学8 所，在校学生0.9 万人。[5]1957年，云南省教育厅决定从当年秋季采用景颇文、载瓦文、傈僳文、拉祜文、哈尼文、佤文、彝文等7种民族文字课本，在部分少数民族小学进行试教。1958年云南省组织语文工作者在1957年方案的基础上对文字方案进行了修改，并在群众中试行。同时，在创制民族文字和试行过程中，这些民族的双语教育开始进入初创阶段。从以上有关文件的内容来看，可以说云南的双语教育政策己初步形成。这对于加强民汉之间的文化交融促进民族团结、推进云南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1959年以后，随着对 3 “左”倾错误的纠正，民族语文工作中也纠正了一些错误做法，使双语教育一度重现生机。如1963年云南省召开全省民族教育工作会议，重申了党的民族语文政策，提出了在民族小学中继续加强民族语文教学的意见，云南个别地方出现了一直坚持民族语和汉语双语教育的典型。1964年后，云南省全日制少数民族小学，根据云南省民族教育学制问题座谈会的意见，实现“二三分段”及“三三分段”，根据教学少数民族语文的难易程度进行分段，为其学习升学做准备。同年，云南省教育厅拟定了《云南省边疆民族地区全日制小学教学计划（草案）》和《云南省边疆民族地区简易小学教学计划（草案）》，供实行少数民族文字教学的学校参考执行。新拟定的边疆民族地区教学计划（草案）规定：无论是全日制小学还是简易小学，都要在一、二年级开设民族语文和汉语会话课，周课时分别为7—

13、1—2课时不等。

这一时期民族双语教育的主要任务是试行民族文字，开展民族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编写扫盲教材和民族文字的通俗读物。民族语文的使用大都限于社会教育范围，以扫除少数民族青壮年文盲为主，进入学校的还不普遍。有一些民族在小学开设了民族语文课，进行民族语文课的教学，其他课程仍沿用传统的汉文教学体系，使用汉文教材。还有个别民族用新创制的民族文字翻译了一部分小学汉语文、算术等课程的教材，供少数民族学生使用。这些照顾民族特点的做法，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新中国的建立，废除了民族压迫，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从建国到1957年这一阶段，政府大力帮助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为一些没有文字的民族创立新文字，对一些不完善的民族文字进行改革和改进。除了重视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外，还积极提倡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汉文，发展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从政策、语言文字建设、双语师资培养等方面，为后来的双语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创制和推行民族文字过程中，人们对民族语文使用的客观规律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并积累了有益的教学经验，为以后的双语教育研究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材料和经验。但1958年至1976年这段时间，双语教育受到严重挫折。虽然在60年代初曾重现一线生机，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少数民族双语教育遭到建国以来最大的劫难，双语教育从建国初期的黄金时代跌入了低谷。

（二）云南双语教育政策的发展期(1977—1990年)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走出了“左”倾错误的羁绊，步入正确发展的轨道，双语教育也走上了复兴和发展之路。尤其是自80年代以后，双语教育实验与研究开始蓬勃发展起来。1982年教育部制定颁发了《全日制民族中小学汉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中提出：“在使用本民族语言和文字进行教学的中小学中，学生首先应当学好民族的语文，有条件的也应当学好汉语，至于汉语课开设和学习的年限，可以根据实际条件，加以灵活安排”。同年国务院转发《关于加强边远地区科技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提出：“发展民族中、小学教育，一定要在教育体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适合少数民族的特点。”遵照以上指示，云南省积极进行双语教学和教改的实验。这一阶段取得的成绩主要有以下凡个方面：

1．恢复民族文字推行工作。从1979年到1985年，云南省有彝、白、哈尼、壮、傣、苗、傈僳、拉枯、佤、纳西、景颇、藏、瑶和独龙等14个民族恢复推行或试行20种民族文字或文字方案。1982年恢复景颇族载瓦文的试验推行工作，同年，对白文方案进行修订并试行，为了更好地发挥民族文字的社会作用，使民族文字更趋科学化和规范化，民族语文工作者继续对一些民族文字进行改进，使之完善，并尊重少数民族的意愿创制新文字。[6]

2.开展双语教育实验。自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开展了双语教育实验，实验广泛涉及了双语衔接、双语教学内容与方法、双语教导制、双语教育模式等问题：

(1)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小学“双拼注提”实验

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将“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教改方法运用到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中，从小学一年级学习民族语文，每周16课时，一年级下学期后半期民族语文课时减半用来学汉语拼音，采用“注、提”教材教授汉语文课，直至六年级，课时和教材份量逐年增加。一年级教学用语以民族语言为主，二、三年级民、汉两种语言并用，五、六年级以汉语为主，民族语言辅助教学。为保证质量，自1985年起州师范每年增设傣语和景颇语中师班，培养双语文教师，并编写了《民汉词语对译手册》，将小学统编五年制语文课本一至十册中的生字、生词解释和例句逐个按四行体进行对照，依次为汉语拼音、汉字、民族文字为汉字词句的意译和给民族文字注音的汉语拼音。[7]

(2)白——汉双语教育实验

剑川县西中小学的实验班按小学六年制的课程基本要求安排教学任务。

一、二年级语文课以翻译全国统编教材为基础，增编一些乡土教材。课本采取汉文、5 汉语拼音、白文三行体。三年级以后使用全国统编教材，配上生字、生词、例句和解释的《白汉词语对译对照手册》和白文民族乡土教材，数学课按全国统编教材进行翻译：体育、音乐除使用全国统编教材外，增加一些白族体育、音乐方面的内容。各学科教材中语言文字比重和衔接，按“先白后汉，白汉并重;以白带汉，白汉俱通”的十六字原则，结合“注、提”的方法来安排，把白文作为白族儿童学习第二语言的先导。[8](3)佤——汉双语教育实验

1982年，云南省沧源县贺南小学开始了佤、汉双语教育实验。学制为七年，教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佤语文教学为主，一年级主要学习佤文，能直呼音节，同时加授汉语会话，二年级学习汉语拼音，一、二年级使用自编的语文和数学教材，用佤语授课；第二阶段，过渡学习汉语文，三、四年级使用自编教材，每周佤语文4节，汉语文8节，使学生学会用佤语文和汉语拼音两个工具，通过汉语拼音注音、佤文释义逐步过渡到学习汉语文；第三阶段，以汉语文学习为主，在五、六、七年级使用全国统编教材进行汉语文教学，佤语文只作为一门课程。三个阶段中，以母语为先导，佤、汉双语文并举。[9]（4）载瓦——汉双语教育实验

从1985年9月起在西山区进行汉语载瓦语教学实验。实验班学制6年。第一年集中学习载瓦文和20以内的加减法，同时加授汉语会话课。后5年重点学习汉语文，采用5年制统编教材。到1988年，全县81所景颇小学，开设载瓦文的有60所，107班，占74%；在校景颇族小学生4347人，学载瓦文的2258人，占52%。用汉载双语文教学实验的有13个班。[10]（5）哈尼——汉双语教育实验

1984年云南省绿春县广吗小学开展了哈尼、汉双语文对译对比教学实验。开办一年学前班，学习哈尼文，要求学生会拼写哈尼文。升入一年级使用全日制六年制课本的双文对照教材，用哈尼文给汉文注音释义。两种语文的教学时间安排是：民族语文“从多到少”，汉语文“从少到多”，中高年级基本过度到以汉文教学为主。[11]

(6)纳——汉双语教育实验

1986年云南丽江县纳西族主要聚居地开始了纳——汉小学双语教育实验。实验计划是一年级第一学期学习纳西文拼音字母，第二学期加授纳西文会话和简单的数学知识。一年级纳西语文为语文课时的60%，汉语文为40%，以后民族 6 语文课时逐渐减少，到六年级时，只占9%，而汉语文课时逐年增加，到六年级时占91%。随后，丽江县陆续有些学校开展了双语实验，具体做法是学前班学习纳西文，一至四年级进行纳西、汉双语文教学，五、六年级实行单一汉语文教学。[12]

综合分析上述双语教育实验状况，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紧密结合当地语言功能的实际进行实验，聚居区双语教育侧重汉语文水平的提高，散杂居区侧重民族语能力的发展；第二，利用民族语文拼音文字的优势，促使学生的母语向汉语拼音的正迁移以及民文和汉语拼音向汉文的正迁移，汉语文与民族语文紧密配合，以母语为先导，先民后汉，以民促汉，达到民汉兼通；第三，将先语后文的语言学习和习得规律引入第二语言的教学之中，由汉语会话逐步过渡到汉文的学习；第四，利用学前儿童学习语言的天然优势，开办学前班学习民文，解决了小学低年级学习双语文负担过重的问题;第五，双语文并行保证了学生的双语兼通。

通过实验，人们从思想上统一了对民族语文和汉语文关系的认识，找到了在多民族、多语言文字的国情下，提高民族教育质量，培养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所需人才的根本措施，即实施双语教育。

(三)云南双语教育政策的完善期(1991年以后)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进入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信息化、一体化日新月异的变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使得少数民族对汉语的学习有了更加迫切的需求。这些变化，必然对原有的双语教育模式提出了调整和革新的要求。另一方面，随着国外双语教育理论的引进及国内外成功的双语教育实验的影响，云南的双语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双语教育理论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各类双语教育改革实验大规模开展，建立了相应的学术团体，形成了一支双语和双语教育研究队伍，编写了配套的双语教材，这些对自治区双语教育政策的完善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建立相应的学术团体，培养双语教育教学和研究人员，重视双语教材编译、出版工作。1993年成立了《云南少数民族汉语教学研究》，进行双语和双语教育研究，出版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双语教学研究书籍，为云南省双语教育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

1999年以来，云南省正式审定了11个民族的158本民族文字教材，正式出版了11个民族14种文字的60多本教材。全省实施双语单文教学的有12个州、市，46个县19个语种，9561所学校，47805个班级(1~ 6年级)近48万多名学生。7 实施双语双文教学的有10个州、市，22个县11个语种，707所学校，1249个班级(1~6年级)5.8万名学生，全省共有536392名在校生接受双语教学，这对提高学生的巩固率，降低辍学率稳定边疆加强民族团结发挥了积极作用。

经过教育部门多年的努力，云南省的民族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截至2001年，云南省共有民族高等学校1所，民族中专学校3所，民族师范11所，民族干部学校11所，民族中小学41所，半寄宿制高小3219所。有14个少数民族的21中文字或拼音方案进入学校，开展双语教学或民文扫盲。民族大学生数由1949年的没有一人增加到2000年的19503人，占云南省在校大学生数的21.57％，中小学民族学生人数由1952年的27.77万人上升到2000年的225.86万人，占云南省中小学生比例的34.33％。到2000年，全省78个民族自治县中，78个实现了“普六”，62个县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48个县基本实现了“普九”。

参考文献：

篇8：教育信息化发展历程

追溯日本中小学信息教育的发展沿革

日本中小学开展信息教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其发展可以根据信息教育培养目标划分成4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将信息教育引入到中小学学校教育的试行阶段,将“学科中信息媒体的教学应用和信息机器支持下的个别化学习活动的开展”统称为信息教育。

第二阶段是将计算机等基础设施整备到中小学的准备阶段。在“教学指导”到“学习支援”的教学观转变背景下,利用计算机促进学生积极参与学习活动。

第三阶段是信息教育逐渐走向体系化的起步阶段。在1997年颁布的《学习指导要领》中,根据不同学科以及不同的年龄发展阶段,分别对信息教育的具体内容做出了详细说明。

第四阶段是信息教育走向正规的发展阶段。为了应对信息化社会的快速发展,日本文部省2008年颁布新的学习指导要领,修订信息教育培养目标和学习内容,促进信息教育课程以及其他学科中的信息教育的实施,并鼓励开发新的教育课程体系或者“自主创造科目”。

保障日本中小学信息教育实施的指导要领

2008年1月,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报告中指出“根据社会变化进行学科改进”。同时为了面对信息化社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日本文部科学省颁布的新学习指导要领中强调了信息教育的重要性。

《小学学习指导要领》总则中指出,在各学科教学中利用计算机、视听觉媒体等手段充实学习活动,培养学生的信息道德素养。

《中学学习指导要领》总则中指出,在教学中培养学生利用计算机等信息手段充实学习活动,促进学生自主搜集、分析所需信息。并将信息教育与各学科融合。

《高中学习指导要领》中分为普通科目的信息课和专门科目的信息课。普通科目信息课由原来的“信息A”、“信息B”、“信息C”三个科目改为“社会和信息”和“信息科学”两个科目。专门科目的信息课由原来的11科目增加到13科目,除了每科细节内容的变化外,新增了“信息和问题解决”、“信息技术”、“信息媒体”。

推进日本中小学信息教育的创新课程体系

1.小学信息教育相关的创新课程体系

为了实现小学和中学信息教育的连贯性,研究开发学校探索开发将信息教育与各学科结合的指导内容和教学方法。新县上越市立大手町小学(2012—2014年文部科学省研究开发指定学校),将传统科目按照6大能力和资质培养目标划分为6大领域的教学课程(如图1),分别开发相应的培养信息活用能力指导内容和指导方法,制定信息活用能力的评价指标。

同时,针对缺乏与信息教育相关的课程体系这一问题,研究开发学校开设专门的信息相关科目,探索新的教学课程体系。京都教育大学附属桃山小学(2011—2013年文部科学省研究开发指定学校),开设“媒体交流科目”,培养学生信息活用能力和交流能力,建立信息科课程体系,提高信息教育的系统性。

2.初中信息教育相关的创新课程体系

尽管初中的信息教育与各学科进行了融合,但是并不能帮助学生应对当前快速发展的信息化社会对学生信息活用能力的要求,因此,研究开发学校可以自主设定信息教育相关课程。东京都茶的水女子大学附属中学(2014—2016年文部科学省研究开发指定学校)开设每周一节的“交流设计科目”,旨在开发“提高学生思考力、判断力、表现力”的教育课程,促进学生在其他学科学习中用文字、图像、影片、音乐等多种方式向其他人讲述自己的想法和学习成果的综合媒体表现能力。

3.高中信息教育相关的创新课程体系

为了能够为学生量身定制高中课程,试点高中允许学生根据发展意愿自由选择专业方向。以信息教育为特色的三重县名张西高中开设普通科、英语科和信息科。信息科的具体课程和学分设置如图2所示。信息科的目标不仅是培养学生作为信息和信息手段使用者的基本技能,还包括培养学生作为技术者和开发者所需要的技术、技能和态度。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