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的哲学思想

周敦颐的哲学思想（精选8篇）

篇1：周敦颐的哲学思想

周敦颐思想的廉政内涵

周敦颐，湖南永州道县人，中国宋代著名的思想家、理学家、哲学家，是中国理学鼻祖和湖湘文化的先驱，更是中国古代廉洁文化的奠基人。周敦颐在世仅57年，留给后世的作品只有6248字，但他“上承孔孟，下启程朱”，为中国儒家思想的发扬光大做出了突出贡献。王夫之曾称赞道：“自尧舜禹汤文周孔之传汉董唐韩总未窥先生项背，读诗书易礼乐春秋之旨张铭邵数无非参太极根源。”周敦颐的思想包括廉政思想主要体现在《太极图》、《太极图说》、《通书》、《养心亭说》及《爱莲说》等著作当中。究其一生，周敦颐主张重德治、立人极、倡正气、主廉洁、讲官德，其丰富的学术思想特别是廉政思想内涵，对当今的反腐倡廉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周敦颐思想的历史地位

（一）创理学一脉。宋代理学的产生，是中国儒学的第二次复兴（第一次儒学复兴出现于西汉时期）。儒家学说的最大优点，就是它自西汉以来，就不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其他学派，如阴阳、五行和释、道思想中能为自己所能容纳的东西来不断丰富自己。在北宋真宗、仁宗时期就出现了一批儒家学者以承接韩愈的“道统说”为引，开始了儒学的第二次革新活动。周敦颐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宋元学案·濂溪学案》记载：“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善微言，绝之久矣。元公（周敦颐）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张载）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这说明了周敦颐是第一个阐发“心性义理”学说的人，他打破了“孔孟而后道统中断”的千年幽暗，使儒家的圣学重放光明。周敦颐的学说在后来又被朱熹、张栻等人发扬光大，周敦颐被朱熹誉为“先觉”，被张栻尊为“道学宗主”。可见其在理学开创事业上的伟大贡献。周敦颐的理学思想，为尔后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学提供了核心和骨架，所以周敦颐被誉为“得圣贤不传之学”的理学开山鼻祖。

（二）开湖湘新风。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一个重要的分支，是三湘大地人才辈出的文化基础。关于其起源，许多人认为其源于周敦颐的濂溪学。清代大学问家王闿运曾作对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就点明了湖湘文化与濂溪学的渊源关系。著名学者梁绍辉先生曾说：“湖湘之学源自濂溪，创于胡宏而盛于张栻，流于明清而接续近现代，形成了以岳麓书院为中心的跨时代人才群体。”周敦颐的思想对湖湘文化及湖湘后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是“立诚成圣”思想。周敦颐认为，无论是做官，还是学道，都必须先立“诚”，要无私无欲。历史上的湖湘志士，不管政治立场如何，都 非常注重道德修养，并以一种强烈的政治热情投入到当时的社会运动中去。左宗棠、曾国藩、蔡锷、毛泽东、陶铸等，无不如此。二是刚正耿直的品格。周敦颐在南安任司理参军时为伸张正义与上司据理力争，宁肯辞官也不屈服，在合州任判官虽受冤屈而不卑躬屈膝等行为，无不是湖湘人刚烈性格的真实写照。三是兴学重教的思想。周敦颐每到一处为官，都身体力行地设教讲学。他在郴州任县令，首倡办学，写有《修学记》并在公斋里讲学；在邵州（今邵阳）建学馆修学舍，亲自主持开学典礼。明隆庆《永州府志》载：“里中人言学，永道间多亲炙其教”，在永州培养了一大批学有所成的儒生。周敦颐去世后，江南以濂溪或以濂为志而命名的书院比比皆是。

（三）奠廉洁文化之基。中国的廉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在《尚书·皋陶谟》中有关于“廉”的论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其中“廉”被看作为官的九种素质要求之一。《周礼·天官·小宰》记载：“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在这里，“廉”是一种考核官吏政绩好坏、裁断高下优劣的标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关于“廉”的论述亦十分丰富。孟子说：“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孟子·离娄下》）。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说：“所谓廉者,必生死命也,轻恬资财也。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心不偏党也。”（《韩非子·解老》）。法家的另一代表人物管子认为“国有四维”，即礼、义、廉、耻（《管子·牧民》）。可以看出，在当时的众多论述中，“廉”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政治评判标准出现的。而将“廉”与“洁”有机结合形成独立的廉洁文化，并且发挥其独有的教化功能，周敦颐无疑是第一人。他在其千古名篇《爱莲说》中以莲喻“廉”，以莲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高度概括为官之德与为人之德，使廉洁文化从此以一种独立的文化形式得到发扬光大，并且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为官从政者。

二、周敦颐思想的廉政内涵

（一）立“诚”以修身。周敦颐在其《通书》开篇就提出，“诚者,圣人之本”，“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在周敦颐看来,“诚”是“纯粹至善”的做人之本，是道德的最高境界，是儒家所主张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及一切德行的基础，是世间万事万物的行为准则。一个人，只有不断追求“诚”并实践“诚”，做到“乾乾不息于诚”，才能真正实现“圣人仁义中正”的目标。对于如何进行立“诚”修身，周敦颐认为有两条途径： 一是主静无欲。人非圣贤，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欲望。但君子要成“圣”，必须设法克制甚至 2 去除欲望。与孟子主张的“养心莫善于寡欲”不同，周敦颐认为，“养心不止于寡焉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养心亭说》），即通过养心达到无欲的境界，才能“诚立、明通”。是故“圣贤非性生，必养心而至之。”要养心必须做到一个“静”字，即“寂然不动”以至于内心安宁，让心性保持一种清净澄明的状态，通过不断自我反省和感悟，如此方能“立人极焉”。二是安贫乐道。在周敦颐看来，钱财名利等皆是身外之物，可有可无，但必须始终坚守做人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通书·师友》）因此，周敦颐认为“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通书·富贵》）意即只要尊道重德，自然会知足常安。也正是这个原因，周敦颐十分推崇颜回，“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通书·颜子》）周敦颐认为，颜子之乐才是一种超乎富贵追求的高尚道德境界，人人都应该学习他这种淡泊名利的精神，而不要沉溺于单纯的物质享受。

（二）守“洁”以处世。周敦颐不仅自己一生为官清廉正直，勤政爱民，做人光明正大，胸怀坦荡，不卑不亢，表里如一，而且反复强调为官为人要始终洁身自爱。在千古名篇《爱莲说》中，周敦颐以莲的品格自励，认为人生在世当洁身自爱、守洁重节，如此方能保持独立的人格，立于不败之地。他的洁身处世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染不妖”的自尊意识。周敦颐24岁出仕为官，担任分宁县主簿。当时的宋朝建国已80余年，国力日强，但官场腐败之风也渐长、奢靡之风盛行，一般的士大夫阶层或沉溺于声色、或放纵于田园。对周敦颐来就说，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随波逐流、同流合污，要么洁身自爱而被同僚视为异类。周敦颐坚决选择了后者，“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充分显示了周敦颐“世人皆浊我自清”的强烈自尊意识。二是“不蔓不枝” 的自立精神。周敦颐为官31年，经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皇帝，历任知县、判官、通判、转运判官、提点刑狱以及知军州等，大多任判官，长期从事办案工作。当时科举取士制度虽已逐渐规范，但官场关系错综复杂，新党与旧党、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争斗此起彼伏，象周敦颐这样无根无基的官员稍不留神就会丢了乌纱帽。但他并没有如当时有些官员那样想办法找“靠山”、抱“粗腿”，而是依然故我、“不蔓不枝”，绝不趋炎附势、见风使舵，所以虽政绩显赫，但仕途坎坷，官位升迁缓慢。三是“不可亵玩”的自爱品格。周敦颐待人处事秉持公心，从不畏惧权势和强暴。在南安任参军宁肯辞官也要力阻上司滥杀无辜，在合州任判官身遭不白之冤却处之泰然，都充分反映他为坚持正义敢于抛弃乌纱帽，为人格 独立决不低身下气，坚守个人信念的高尚品格。这与他如莲花般“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品格是一脉相承的。

（三）奉“公”以为政。“公”是周敦颐从政的基本理念，也是他为官的最低尺度。他提出，“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谓也？’天地至公而已矣。”（《通书·公》），意即一个人只有时时事事处处持以公心，方可达到“圣人”的境界。而且，“公”不仅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够得上“圣人”的标准，也是天地间通行的法则。正是在“公”的法则指导下，周敦颐提出了从政为官的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克己奉公。“公于己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己而能公于人也。”（《通书·公明》）在他看来，为政者要在官员和人民大众中间推行“公”的思想，首先要求为政者自身要推己及人，发挥带头作用，以一己之“公”而求天下之“公”。否则，“公”理寸步难行。明朝郭允礼在《官箴》中所提出的“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既是周敦颐“奉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他“奉公”思想的最好注释。二是务实守拙。周敦颐认为，从政为官者要践行“公”的思想，一方面应当务实而不图虚名，即“实胜，善也；名胜，耻也。故君子进德修业，孳孳不息，务实胜也；德业有未着，则恐恐然畏人知，远耻也。”（《通书·务实》）另一方面要弃巧守拙。他认为，“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弊绝。”（《拙赋》）就是说，如果为政者投机取巧，就会为了掩盖弊端、盲目追求政绩而造成社会风气下降和秩序混乱；为政者弃巧守拙，就会出现风清气正、政通人和的大好局面。

（四）求“仁”以爱民。作为儒家思想的继承人和发扬者，周敦颐的“仁”思想在其廉政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提出，“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通书·诚几德》），“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通书·顺化》）这里，“仁”与“爱”是相通的，为政者施行仁政首要的就是爱民。一要重教化。周敦颐认为，对为政者来讲，教化是施行仁政的首要选择。古时之所以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是因为“古者，圣王制礼法，修教化。”（《通书·乐上》）通过教化提高百姓的素质，才能实现“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大和，万物咸若。”（《通书·乐上》）忽视教化，则“后世礼法不修，政刑苛紊，纵欲败度，下民困苦。”（《通书·乐上》）二要慎刑罚。与传统儒家所提倡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所不同，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审判办案工作的官员，周敦颐主张，一方面处理政事刑罚手段不可或缺，因为“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伦焉。故得刑以治。”（《通书·刑》）另一方面要谨慎地使用刑罚手段做到宽严相济，因为需要运用刑罚的案 件“情伪微暖，其变千状。苟非中正明达果断者，不能治也。”（《通书·刑》）除了执掌刑罚手段的人个人素质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天下之广，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通书·刑》）所以，运用刑罚必须慎之又慎。三要倡宽容。周敦颐提倡要宽容。他认为，“孰无过？焉知其不能改？改则为君子矣！”（《通书·爱敬》）所以，要允许人犯错误，只要他能改正，就要宽容，要让其自改为君子。

三、周敦颐廉政思想的现实意义

周敦颐在世时声名并不显赫，但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在其后近千年熠熠发光、泽被后世。特别是其“修身、廉洁、奉公、爱民”的廉政思想，直到现在，对于我们倡导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推动反腐倡廉建设，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必须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周敦颐作为一名封建官吏，尚且无论是从政为官还是退养山林，始终以“诚”立身，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对于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来讲，更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对党、对国家和人民伟大事业的无比信心。从近年来查处的一些腐败案件看，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之所以走向腐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忽视个人修养，对党和人民失去感情，对国家和个人前途失去信心，导致精神家园坍塌，最终滑向堕落的深渊。要加强党性修养，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一要加强理论学习。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新知识、新领域层出不穷。党和政府面临的新情况、新矛盾层出不穷。党员干部要适应形势需要，把学习作为一种觉悟、修养和责任，珍惜大好时光，减少应酬，排除干扰，挤时间多学习。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在政治上清醒坚定，在重大问题上旗帜鲜明，在关键时刻和重大事件中经得起风浪考验。二要加强道德修养。“百行德为首。”当前，西方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颓废道德观念以及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体制机制不完善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对党员干部的思想冲击很大，稍有不慎，就会被侵蚀。许多党员干部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大都是从道德观念沦丧、道德品质滑坡开始的。因此，作为共产党员，必须严格按照共产党人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行事，把道德修养作为自己终身必修的课题。三要加强作风养成。作风问题，事关全局。当前，少数党员身上仍然存在思想不正、作风不实、信心不足、行为不端等问题，不仅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也影响了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切实 5 加强和改进作风，下大力气解决突出问题，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以优良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形成凝聚党心民心的强大力量，有效预防腐败现象的发生。

（二）必须始终洁身自爱，做到廉洁自律。周敦颐一生为官始终洁身自爱，如莲花般“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以致临死前“视其家，服御之物，只一竹筐，钱不满百。”（潘兴嗣《濂溪先生墓志铭》）。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更要坚守立场、洁身自爱。一要守得住清贫。清贫是纯洁思想道德的“净化器”、防止蜕化堕落的“防火墙”、治疗腐败变质的“杀冲剂”，它能让人的思想、品质、人格得到磨砺，让人冷静、坚强、豁达，所以，我们要力戒贪图享受没，经受起灯红酒绿的诱惑和考验。二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住寂寞，就是要始终保持平常心，自己调节心态，寻求心理平衡，做到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要慎独自律，防微杜渐，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重视自己的道德尊严和人格形象，培养和坚持健康理智的生活情趣和积极向上的道德追求，珍惜自己的人格魅力和社会声誉。三要抵得住诱惑。面对金钱、美色和权力的诱惑，领导干部要明辨是非、克己慎行、去俗就雅，始终保持健康心态,养成很强的定力，不为欲所困，抵得住糖衣炮弹的攻击，切实做到金钱面前不伸手，美色面前不动心，利益面前不攀比，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经得起考验。

（三）必须正确对待权力，做到权为民用。权力是把双刃剑。秉公用权，可以造福百姓；以权谋私，就会祸害人民。领导干部如果在权力观上出现偏差，把权力当作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私利的工具，就必然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出现滥用，造成公共权力的异化，最终也使自己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周敦颐为官多年，始终信守“天地至公”的理念，以“公于己者公于人”的精神，推己及人，率先垂范，从不以权谋私。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更要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一方面，要明确权力来源，为人民掌好权。马克思主义权力观认为，权力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作为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一切权力源于人民、一切权力必须为人民服务、一切权力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的观点，始终保持高度警觉，保持清醒头脑，以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惕性，自觉维护权力的尊严，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另一方面，要正确行使权力，自觉接受监督。要按法律和制度规定用权，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明晰法律与纪律的“高压线”、公与私的“警戒线”，防止手中权力商品化、庸俗化。同时，要自觉接受监督，保证权力干净运行。要克服权力使用的随意性、专断性，特别要坚持民主制度，规范决策程序，做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提高权力运行的廉洁高效。

（四）必须强化宗旨观念，坚持以人为本。周敦颐是民本思想的优秀践行者。他任广南东路提点刑狱时巧施计谋，通过上奏朝廷减轻端州百姓负担的做法就是一例。我们党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既是对古代民本思想的传承，更是新时期保持党的先进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领导干部强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要正确树立“三观”。一要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党员干部干事业，必须用“群众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来衡量。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二要树立正确的工作观。要以工作为重，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要勤奋工作，埋头苦干，以力争一流的气魄，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勤政为民，奋勇争先。三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制定政策，推动改革，应充分论证可行性，充分考虑社会影响，充分估计社会可承受的程度。要坚持与时俱进。敢于冲破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改变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

篇2：周敦颐的哲学思想

周秋光

今年是周敦颐诞辰1000周年。近期，全国各地举行了一些纪念周子诞辰1000周年的活动及相关学术研讨活动，我觉得很有必要，也颇具现实意义。周敦颐是北宋时期道州营道（今湖南永州道县）人，他生于1017年，15岁以前在家乡濂溪故里度过。从1040年23岁以后陆续地做到了州县一级的官吏，长达32年之久。周敦颐官虽做得不大，却是一位相当了不起的有历史地位和影响的湖南人。

周敦颐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周敦颐的地位和影响有三点：第一，他是中国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开创了宋以来儒学的新形态。他可以说是“上承孔孟，下启程朱”，是继孔、孟之后的第三位圣人。他对于理学的贡献表现在：一是开放的经典诠释态度。即将传统的汉唐笺注经学改造成为以哲学思辨为主的“心性之学”、形上之学，为儒学注入了新的思想元素，从而使儒学焕发生机，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二是生命化儒学的精神取向。即将传统儒学的价值理念内化为自身的人格修养，从而使自身的生命存在与儒学传统之间呈现出一种相互呼应的关系；三是融摄佛道的学术视野。即以立足于儒家的“仁义礼乐”来融摄佛道的精神境界。

第二，他也是湖南千年湘学的宗主。他是出生在湖南、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湖湘学人，是在屈原之后、王夫之之前的湖南本土人杰中的佼佼者。他的理学思想代表了湖湘文化在中古以后发展的高度。他对于湖南的贡献和影响：一是使得湖南在全国开始有了地位。湖南在唐代在全国尚居于落后状态，在中原人的眼里，还是一个未完全汉化的地方。同时这里“炎热”“卑湿”“风俗夷僚”“蛮越杂处”，当时普遍被视为安置贬官谪吏的去处。如王昌龄、刘禹锡、褚遂良、张说、元结等人都是被贬来到湖南的。直到宋代，因为他著述了《太极图说》和《通书》，开创了宋明理学，才改变中原人对湖南的观感。二是他所开创的理学，在湖南有着很好的传承与发展。最先把他的理学在湖南传承并创立湖湘学派的是南宋时从福建迁居入湖南的胡安国与胡宏父子。之后有张栻、朱熹、王夫之都在传承与发展他的学说。在王夫之之后又有陶澍、魏源、曾国藩、郭嵩焘、曾纪泽、谭嗣同等人。其传承与发展可谓千年一脉，不曾中断。

第三，他的影响及于东亚一些国家，被这些国家誉为“亚圣”。正因为周敦颐有如此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所以2016年5月17日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到的中国思想家湖南籍的6人（周敦颐、王夫之、魏源、李达、翦伯赞、吕振羽）中，第一个便是周敦颐，第二个是王夫之。

周敦颐的思想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哲学思想。其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一个“诚”字。“诚”是他关于天道、人道、天人合一之道的最高境界的表达。“诚”主要分为天道本体论和心性本体论两方面。在周敦颐看来，“诚”首先是宇宙存在的根据，是宇宙的本体，即天道本体论。在《太极图说》中，他认为人与万物同样都是二气交感所化生出来的，而其源都是太极，再由太极推及到了人极，也就是把人的道德、人性看成是与宇宙生生过程相同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的过程，这样，周敦颐便为他的诚的理论奠定了宇宙论的基础。“诚”所体现的心性本体论一个突出的表现便是人的伦理道德。周敦颐如此推重“诚”，就是坚信人类具有真诚善良的本性。他发挥了《中庸》关于“诚”的思想，从宇宙论进而推演出人道观，建立了以“诚”为本的伦理道德学说。

二、教育思想。其教育思想包括三方面，一是“教人向善，进德修业”的教育目的。周敦颐认为人性向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师之教。二是“六经为主，以诚为本”的教育内容。他十分重视儒学经典，始终将“诚”放在育人最显要的位置，反复阐述，在《通书》中“诚”字的出现就高达20次之多。三是“自学为主，重在启发”的教育方法。始终坚持开明的教育方法，除了邀请当时的学界名流来讲学，采用学生自学为主，特别注重启发原则。

三、社会政治思想。可以归纳为德治与刑治两个方面。一是德治。体现在修圣德、重师道、推礼乐三个方面。修圣德，周敦颐称之为立人之道，“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义修而万民感化。重师道。周敦颐认为，使天下人从善而不为恶，唯一的办法就是重师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推礼乐。周敦颐认为：“礼，理也；乐，和也。”礼的实质在于理，“理”的本意在于治。二是刑治。周敦颐的刑治思想体现在他的德刑观和慎刑观上。在周敦颐看来，刑治是为弥补道德的不足而采取的万不得已的选择。他指出圣人以天道为法则，主要是以政养万民，德治是最好的养民方法和手段。他主张“慎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轻易使用刑治。

千年之后追怀周敦颐的价值和意义

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中国传统文化面临来自域外佛教文化的巨大挑战，两种文化碰撞的本质实际是宗教信仰与意义信仰的较量。周敦颐所极力主张的不是宗教信仰而是意义信仰。意义信仰就是对于人的生命价值意义的追寻。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提出“人为天地之灵秀”，它排除了以宗教方式解决人的生死问题的途径，也提醒人们不要将人格降低到缺乏自我意识的水平。强调人要不断地修养自己，有所作为。他的这种重建意义信仰的生命化儒学的价值取向非常了不起。为了重建意义信仰，他努力为学钻研、开拓创新，写出了《太极图说》和《通书》两篇著述，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本规模，助推儒学走出困境、第二次转型发展，达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这之中所付出的辛劳是可想而知的。这种精神、毅力和效果更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弘扬。

二、周敦颐诚学思想中的“立人极”，对于当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启迪作用。所谓“立人极”就是要做到 “中正仁义”这四个字：“中”就是要“惟中贵和”“尚中贵和”，就是要人们友善相处，共同维护和建设好所生存的环境，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正”就是“清正廉洁”“扶正祛邪”“出淤泥而不染”，他比较莲（君子）、菊（隐逸）、牡丹（富贵）三者之间的取舍，认为隐逸不可取，富贵不足道，只有清廉、高洁、正直、有为，才是士人的理想取径。这种寓意和提倡是为官者所应有的基本要求和必须守住的道德底线。“仁”就是要“以仁育万物”“爱人”“以民为本”，这是为政者必须始终坚持的基本立场、出发点和落脚点。“义”就是讲的“立人之道”，要求为人者必须注重品性修养，是加强主体人格自我完善、实现人自身（身与心）和谐统一的有效途径。

篇3：周敦颐的哲学思想

周敦颐,字茂叔,因其曾在庐山濂溪结庐讲学,世称濂溪先生。《宋史·道学传》亦将周敦颐列在首位,反映了其在理学中开山祖师的地位,而正是他确立的“无极而太极”的本体论思想确立了此地位。宋以前儒学之理论缺陷是“知人而不知天”(《宋史·张载传》),其本体论思想匮乏,而道家和佛家之本体论思想则比较丰富。周敦颐建构了“无极而太极”的本体论,把儒释道均使用的“无极”、“太极”与“阴阳五行”学说和儒家“仁义礼智”等相融合,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为融合儒、释、道开拓了道路。本文试通过分析周敦颐《太极图说》中“无极而太极”的本体论思想,进而揭示其价值所在。

一、“无极”、“太极”之思想渊源

《太极图说》曰:“无极而太极”。“无极”一词最早见于《老子》第二十八章:“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王弼注“无极”为“不可穷也”。《道藏·灵宝自然经诀》:“太上玄一真人曰:太上无极大道,无上至真。”此“无极”即“真常”,具有本体“道”之义。华严部《渐备一切智德经·初发竟悦豫住品》:“若能得立悦豫地者,成菩萨住,建立广大无极之道,如是景模无限。”此“无极”亦指“无穷”。可见,“无极”一词已普遍被道佛所使用,大抵指“无穷”和“真常”两义。

“太极”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大宗师》》:“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易传·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太极”即指天地未判之元气,是宇宙之本源。王弼注《周易·系辞》曰:“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不用一也。不用而用之以通,非数而数之以成,斯易之太极也。”把“太极”解作“一”,在王弼那即是“无”或“道”。而裴以“有”解“太极”,《崇有论》:“夫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以为“太极”是总混群有之本体。可见,“太极”亦主要有两种含义:在宇宙生成论中指阴阳未分之气;在宇宙本体论中是指万物之本,其中有本体“有”、“无”之分。

二、“无极而太极”的本质

笔者认为,“无极而太极”是周敦颐本体论思想之表述。“无极”和“太极”都是指宇宙本体,理学家多以“道”称之。在中国哲学中,“宇宙是一个总括一切的名词。万事万物,所有种种,总合为一,谓之宇宙。”“无极”意谓宇宙本体无穷无际无形无状,无可名状。“太极”指宇宙本体是最根本的实有,是为究竟至极之体。《朱陆太极图说辩》载吴草庐言“道也者,无形无象,无可执著,虽称曰极,而无所谓极也,虽无所谓极,而实为天地万物之极,故曰‘无极而太极’。”“无极而太极”,意谓“无极即太极”,而非“无极生太极”。“无极”不是指没有任何物质的空无,而是如《朱子论太极图》云“至无之中,乃万物之至有也。”“太极”即是“无极”的另一端“至有”。周敦颐“无极而太极”的本体,即是有和无的最高统一。

作为宇宙本体论的“无极而太极”,也具有生成论的含义。作为生成论而言,它是对宇宙的自然演化过程及其历史过程的根源状态的描述和高度浓缩的提升。《太极图说》曰:“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在周敦颐看来,太极具有动静两种性能,因动而彰显其生化功能,因静而归于其自身。动静两种性能互为其根,是太极作为宇宙万物的根源的内在规定性。当动静两种性能处于隐伏状态,二者统一于“太极”;当二者进入显发状态,则“太极”便衍生出阴阳二气,由此衍生出金木水火土五行。随着二气五行的运动过程的开展,“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无极而太极”既具有本体论之含义,亦具有生成论之含义,这表明周敦颐的思想体系处于由生成论向本体论的过渡阶段。正如余敦康先生所云,“无极而太极”,“这个命题的歧义一方面以浓缩的形式反映了中国传统思想关于本源问题的探讨一直是生成论与本体论纠缠扭结含混不清的历史情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理学开创时期力图从生成论向本体论转化过程中的困惑和目的。”

三、“无极而太极”的本体论价值意义

“本体论”一词是“ontology”之译名,“ontology”是关于“being”即“有”的学问,第一次给“本体论”一词作出定义的是17世纪的德国哲学家沃尔夫,他指出:“本体论,论述各种关于‘有’的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认为‘有’是唯一的、善的;这是抽象的形而上学。”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讨论西方传统哲学那样的形而上学问题的是“道”论。“道”即指宇宙万物之本质、本根。金岳霖先生指出,“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的目标。”

本体论作为一种对宇宙万物追本溯源式的探讨和追问,同时也是一种指向无限性的终极关怀。孙正聿先生认为,“哲学本体论具有三重基本内涵,即:追寻作为‘世界统一性’的终极存在;反思作为‘知识统一行动终极解释’;体认作为‘意义统一性’的终极价值。”而在以“道”为本体的中国传统哲学中,“他们的‘道’既是宇宙万物的根本,又是人们应该追求的理想境界,世界本体和价值渊源合而为一,‘体道’的‘至人’和‘法道’的‘至德之世’是最高的人格价值和社会价值。”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思想很好地表现了这一点,即本体论和价值论之统一。

当周敦颐赋予客观世界以价值意义的时候,“太极”即是天道性命的代称。圣人能够完全地、实在地通达、了悟宇宙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与天地合其德”,从而将人生的终极价值意义以最高原则的方式予以肯定,为社会人生立法。“无极而太极”产生了阴阳二气、五行万物和充满意义的人生世界,人的生存价值正在于,在获得生成的同时,同时获得价值和意义世界;人的使命亦在于通过对现实宇宙人生的客观图景和过程的了解,从而领悟其中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无极而太极”所张扬的价值意义。圣人境界即是人与“无极而太极”完全合一之境界。

结语

在三教融合的社会思潮下,周敦颐援佛道入儒,构造了糅合佛老、熔铸《易》、《庸》的道德形而上学,可以说走出了一条儒学改造的新路子。周敦颐之历史贡献正在于其大胆地吸收了佛、老的思想,创立了“无极而太极”这一富有开创性的本体论思想。周敦颐之后的宋明理学家如二程兄弟、张载、朱熹、王阳明等,都致力于构建“天人合一”的本体论的思想体系,不愧为开一代风气之先的理学家。

当今中国亦处于西方文化的极大冲击,如何吸收、利用西方文化的思想资源,使自身不仅能成功地融入世界全球化大潮之中,又能复兴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周敦颐的例子可以说是一个极好的启发。改革、整合文化思想、价值观念等就应有此创新意识。这是其深刻的现实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4.

[2]余敦康.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M].南京:学林出版社,1997:169-172.

[3][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89-191.

[4]金岳霖.论道[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6-17.

[5]孙正聿.哲学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231-235.

篇4：周敦颐的哲学思想

莲花作为一种长于淤泥之中而本身洁净的植物,由于其自身特有的性质,而被周敦颐所推崇,其推崇的原因在于他以莲花比喻人的心性本净无染,故为善;以淤泥比喻世间功利物欲,故为恶。《礼记·乐记》中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这一段话常为宋明理学家所引称,在论述人生修养时揭示清静本性与物欲之间相对峙的问题。同样在周敦颐的修养论中,他将修养的层次分为圣、贤、士,所谓“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而“圣”作为人生最高境界就应像莲花那样,长于淤泥之中,但心性仍不为之污染,这种境界是人人可以学而至之的境界,但唯有通过“无欲”“主静”的修养方能成就。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予谓养心不止于寡焉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是圣贤非性生,必养心而至之。”(《养心亭说》)

“或问:‘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闻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书·圣学》)

这里寡欲即节欲,灭人欲、存天理是儒家的人生价值理论的一贯主张,要成就圣人君子的人格,节欲、寡欲是必要的,周敦颐却认为仅仅是节欲与寡欲还不够,只有通过寡欲“以至于无”,并达到“一者,无欲也”的境界,才是圣人君子。在周敦颐看来,为圣之道以无欲为要,所谓无欲也就是静,心有欲则动而不静,心无欲则心虚自能静,于是由静生明,由明生通,这样就会做到公正、博爱。

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有之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人莫不有欲,然有可欲有不可欲。其可欲者,即善也。儒家的传统人生价值理论是寡欲,而周敦颐却倡导无欲,我认为此间并无矛盾冲突,无欲并非是自我克制,去除自身欲望,而是从更高层次去审视欲望,彻底摒除任何关于欲望之理念,回复清净本性,固守真心,达到物我两忘、大顺大化的境界,最终实现“无欲”。

“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 。”(《太极图说》)

“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通书》)

由于心之动静关系到“天理”“人欲”的此消彼长,因此这里周敦颐将静心作为心性修养的要务。人心是活的,常感于物而动,静心并非易事,程颢根据周敦颐“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的说法认为静心并非指心不应物,而是指心能超越动静而无将迎,无内外,保持心体大公无私的本然状态不变,即可廓然大公,心善万物和情顺万事,静不流于空寂,动不因物欲丧心病狂,以至于能“动亦定,静亦定”,从而超凡入圣。

以“无欲”为明觉本心的方法实现“主静”,就修养功夫而言,与佛教禅宗的止观定慧并无不同,只是在目的上有所区别。“无欲”“主静”的修养方法与最终实现自身的欲求并无矛盾,诸葛孔明言“淡泊明志”,周敦颐教人“志伊尹之志,学颜子之学”,“淡而不伤”,心之不淡多欲就不能明明德于天下,淡则欲心平,心平则气和,其所志所欲终得以达。周敦颐又言“和则释心躁”,诸葛孔明言“宁静致远”,曾子曰“任重而道远”,也是唯有静心可达。

反观当今社会物欲横流现象,大学亦是如此,知识青年所谈皆功利,未曾静心钻研一门学问,即先问:“此学何用?能助我日后升官发财否?”仿若除却功名利禄,人生其余尽属可鄙可弃,殊不知功名利禄岂是求之欲之即可得乎?人唯有安其心,静其心,排除一切物欲干扰,完善于人格,潜心于学问,则毕生可乐,而功名利禄之事亦不期而至,不召自来,此之谓静有动,动有静,即是一神妙也。

参考文献:

[1][汉]郑玄注.礼记正义,[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宋]程颢、程颐著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清]黄宗羲等撰.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冯友兰著.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5]钱穆著.宋代理学三书随劄[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2.

篇5：周敦颐的名言名句

1、天下之众本在一人。

2、思则睿，睿作圣。

3、争名逐利千绳缚，度水登山万事休。

4、君子乾乾不息于诚。

5、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6、花落柴门掩夕晖，昏鸦数点傍林飞。吟余小立阑干外，遥见樵渔一路归。

7、诚者，圣人之本，百行之源也。

8、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

9、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篇6：对周敦颐近年研究的综述

利用文献检索综述近年来对周敦颐的一些研究

摘要：作为“理学之宗祖”的周敦颐,出于对社会人生责任的担当,继承传统儒学“内圣外王”之道,发挥儒家《周易》、《中庸》思想,探天地之根、万物之理及社会人生何以立的根本原理,开启儒学发展新方向。综合起来，最近些年对周敦颐的研究主要如下。对周敦颐君子性格的研究，对其儒道佛三教合一思想的阐述，对其道教阴阳八卦图的探讨以及对周敦颐理学易学的研究成为主流的研究。

关键词：周敦颐 文献检索 最新研究

主体：

以人为本,关注人生,是中国哲学的特质。人生天地间,为什么而活?怎样活着才有意义?是我国古代思想家,特别是儒家学人所关注的主要命题。作为“理学之宗祖”的周敦颐,出于对社会人生责任的担当,继承传统儒学“内圣外王”之道,发挥儒家《周易》、《中庸》思想,探天地之根、万物之理及社会人生何以立的根本原理,开启儒学发展新方向。

周敦颐（1017.5.5～1073）字茂叔，号濂溪，宋营道楼田堡（今湖南道县）人，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两汉而下，儒学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明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随着最近几年对中国古文化的追溯与重新推崇，理学道学热成为一种潮流，而其中的对周敦颐这位理学开山鼻祖的研究自然成为一个热点。

综合起来，最近些年对周敦颐的研究主要如下。对周敦颐君子性格的研究，对其儒道佛三教合一思想的阐述，对其道教阴阳八卦图的探讨以及对周敦颐天地人和对当代的启示的研究成为主流的研究。

一、对周敦颐君子性格的研究

以《试论周敦颐的君子人格》为代表的观点 著者：周金华

作者单位；湘南学院 中文系 报刊名：湘南学院学报 30卷第三期 年卷期：2002年 08期 主题词：周敦颐君子；人格

先秦思想家们对君子的人格特征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和总结，并把它构建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理想人格君子人格。他们认为君子应该是一个举止得体、言辞优雅、学识广博、胸怀宽广、、是非明辨、正直无私、博施济众不过、深受人们敬重和爱戴的人。而周敦颐在其《爱莲说》一文中所后了的莲花亦即自己的象征由于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高尚品质而成为花中君子，宋学者史绳祖认为周敦颐《爱莲说》与屈原的《橘颂》一样，既是一种自我信纸的表白，又是一种自我人生的真实写照。

二、其儒道佛三教合一思想的阐述

以《北宋理学对传统经学承传贡献之我见》为典型 著者：龙井仁

作者单位；湘南学院 马列部 报刊名：社会科学家 年卷期：2009年 第8期 主题词：周敦颐经学贡献

《通学》跟《太极图说》是周敦颐的两部重要著作，后者对道教五行与阴阳的转换，天地的人和阐述了完整的体系；而前者对理学的贡献更大。总结起来，周敦颐对中国传统经学的突出贡献就在于以儒学为主，兼及到、佛二家之有益于当时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关系融合方面的见解，合三为一，形成了周氏宇宙式论哲学，是程朱理学的奠基理论。

作为理学宗师,周敦颐融合儒、道、佛思想建构的思想体系不仅对宋明理学具有开创性意义,而且为宋代及后代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周敦颐理学美学思想是对儒家美学、道家美学、佛家美学的融合与创新,是从哲学的高度对美学基本问题的阐释,是对中国美学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三、对其道教阴阳八卦图的探讨 以《探赜索隐太极图》为典型 著者：明赐东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报刊名：光明日报

年卷期：2009 年 3 月26日 主题词：周敦颐太极图 溯源

太极图是中国古代先民概括阴阳易理，探讨宇宙人生变化发展规律的图式。太极图起源何时？最早由何人之手绘制？学界对此各持己见，难有定论。常见的有四种说法。其中一说太极图为宋朝前后的大师如北宋周敦颐、五代宋初的陈抟、宋元之际的佛徒寿涯等人所绘。持这一说者颇多，有大量的古文献可以作证。它的产生除了得益于撰写周易的三贤对先民阴阳思想的概括、总结与诠释外，还来自于周易三贤对先民阴阳对称图形的领悟与研读。这样就肯定了周子在对道学代表太极图中里程碑式的作用，但我们同样不能过多的拔高周子的作用。

四、周敦颐天地人和对当代的启示的研究

以《论周敦颐李月思想的合理性及其局限性》为典型 著者：李明

作者单位；湘南学院 中文系 报刊名：湘南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9年 第1期

主题词：周敦颐 礼乐思想 合理性 局限性

周敦颐虽传世著作仅六千多字的《太极图说》跟《通书》二说，但其学识博大精深，深为后学所推崇。其中的李月思想，集中体现了周敦颐的政治社会思想；他倡导的天地人和与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的核心不谋而合，具有极高的借鉴意义。其学说继承了孔子的“以和为贵”加以发扬，与道教的“天行必有其道”结合，并表明以礼为和。对周敦颐的研究我想还会继续下去，从周子身上，我们还可以挖掘更多的精神财富。备注：

检索途径：利用万维网的网络搜索引擎，登录www.chinaqking.co“（中国期刊网），进行论文搜索。输入关键词：周敦颐 哲学，在弹出的搜索结果中继续进行高级搜索，直接输入检索式：K=周敦颐*哲学，其中“K”代表关键词，“*”作并且之意；接着扩展检索条件如下所述。

时间条件：2000年-2009年的所有相关书籍文章 专业限制：无限制，包括勾选社会科学经济管理科学 自然科学 期刊范围：全部期刊

图书情报教育农业科学医药卫生工程技术等数个领域。

参考文献：

1.周金华，试论周敦颐的君子人格，《湘南学院学报》，30卷第三期，2002年 08期

2.龙井仁，北宋理学对传统经学承传贡献之我见，《社会科学家》，2009年 第8期

篇7：周敦颐简介

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最重要的儒家学派，学者以“理”或“道”为哲学基本范畴，探讨“性命义理”，故称“理学”，又称“道学”。理学起于北宋，盛于南宋，宋理宗赵昀时，曾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官方哲学，后经金、元、至明末清初逐渐衰落。

唐中叶以后，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思想领域中儒、佛、道三家长期又斗争又融合的结果，为新儒学的产生准备了经济、政治和思想的条件。唐代孔颖达修《五经正义》，对汉、魏以来的经学作了总结，旧儒学走上了末路。从宋代开始，学者突破旧注疏的束缚，凭己意自由说经，形成了怀疑古代儒家经典的风气。此后，不少学者依据儒经，进而探讨有关宇宙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起源与构成的原理，各自建立起理论体系，形成了宋代新儒学的流派。理学即是其中的一个学派。

宋代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1017～1073)，道州(今湖南道县)濂溪人，也称濂溪先生。他吸取道家学说，糅合《周易》，初步建立了一套综合探讨宇宙本原、万物生成、人性、封建伦常等问题的理论体系，他的著作《太极图说》和《通书》后来成为理学家的经典文献。与周敦颐约略同时的理学家邵雍(1011～1077)，范阳(今河北涿县)人。他继承汉代以来的象数学，以阐发《周易》经义，又与道教结合，构成数的图式，形成了新的象数学。邵雍提出的天地运化，道在物先等自然观和宇宙论，为其他理学家所推崇。张载(1020～1077)，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字子原，世称横渠先生。著有《正蒙》、《经学理窟》等，融合自己对于《周易》、《中庸》、《周礼》等经义的解释，提出了关于“气”、人性、义理和封建伦常等理论。程颢、程颐兄弟，开始以“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提出了略为系统的理气说、有对论、人性论、格物致知说等。南宋朱熹主要继承和发展二程的学说，又吸取北宋其他理学家的某些学说，完成了集大成的历史使命。故宋代理学又被人们或称为程朱理学。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创立了“心学”学派，一度在学术上与朱学并立。宋宁宗时掀起过反“道学”的斗争，以韩侂胄为首的反道学势力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学派，只是从政治上对理学家进行打击。宋理宗以后约五十多年的时间里，程朱学说被定为官方哲学，获得迅速传播。其他学派或与程朱学说“会同”，或改变初衷，影响逐渐削弱。

宋代理学大致有以下特点：①学者探讨义理心性，蔚为风气，各派理学家的学说虽然有所差别，但使用的范畴大致相同。他们用“理”概括精神，用“气”概括物质，对理和气这一组高度概括的哲学范畴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从而迈入研究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乃至人类本质的新阶段，使人们对于宇宙和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超越了前人一大步。②理学家在事物矛盾运动的规律方面，提出了“无独必有对”或“一分为二”的新命题，指出“对”(矛盾)的普遍性，甚至指出有些“对”的双方可以互相转化，把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提到了新的高度。周敦颐开始模糊地提出事物成对的观点，张载进一步指出事物“有对”和“变”、“化”的普遍性，二程承认万物或万物之理都是“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朱熹更进一步指出“一中又自有对”，并用“一分为二”的命题表示事物的对立统一现象。③理学家在论述理气观、人性论、格物致知学说时，往往在基本范畴中贯注社会伦理原则，使这些哲学的论述以宣扬封建纲常伦理为归宿，即以封建纲常伦理来解释自然，既使自然道德化，又使道德自然化。他们几乎都把意识的“理”和封建秩序的“礼”相互等同，把“理”升格为“天理”，又把三纲五常说成是“天理”“流行”的必然结果，借以论证纲常的永恒性。④理学家大都以反对佛、道为己任，同时又吸收佛、道的许多思想内容，其中主要是佛教禅宗和华严宗的某些说教。但是，在南宋中期以前，各派学说尚处于探索、创新的阶段，相当多人的哲学思想前后曾有较大变化，并且在与佛教的思想斗争中不知不觉地败下阵来，而在晚年皈依佛教。程颐的高徒游酢、杨时、谢良佐、吕大临以及尹焞等，后来都成了佛教的信徒。直到南宋中期，朱熹建成精致而庞杂的理学体系，从各方面辟佛，才算从理论上暂时抵制住佛、道这两个“异端”。⑤理学家内部尚未形成壁垒森严、旗鼓相当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两大阵营。张载从未对二程学说进行争辩，也没有形成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二程和朱熹、陆九渊等则比较自觉地建立了各自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二程一再明确反驳张载等人学说中的某些唯物主义观点，至于朱熹则几乎对所有其他学派的不同观点进行了辩驳。

金初处于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阶段，只是逐步接受汉族封建文化，尚未有人提倡建立学派。世宗、章宗奖励儒学，邵雍和二程之学得以继续传播。金末王若虚著《道学渊源序》，推崇理学，以为宋儒“使千古之绝学，一朝复续”，但又指出理学“消息过深”、“揄扬过侈”。赵秉文也以程朱的道德性命之学自任，一时号为“斯文盟主”。王、赵在社会上广有影响。蒙古灭宋前，儒生赵复和姚枢、许衡、窦默在北方传播程朱之学。赵复和姚枢在燕京首建周子(敦颐)祠和太极书院，广收门徒，讲授理学。元朝建立后，理学家适应新的形势，由“用夏变夷”的传统观念演绎出“行中国之道即为中国之主”的政治原则。吴澄祖述周、邵、程、朱，但不再讲“尊王攘夷”，只讲伦纪纲常，以维护元朝的统治秩序；又力主“和会”、“和同”、“兼综”朱陆，对理学作通俗的讲解。许谦在元代讲学四十年，在社会上颇有影响，他着重伦常和修身之学，也赞成朱、陆合流。元成宗铁穆耳提倡理学，以朱熹等人疏纂的五经为科场考试标准，“定为国是”，使理学成为官学，其影响超过了宋代。

明承元制，崇奉朱学为正宗。明初理学家注重博学广识、考订典制，理论上建树不多。至薛瑄、吴与弼、陈献章等人，各自阐释朱学的理气观或心性学说。明代中期，王守仁远绍陆学，又兼融朱学的一些内容，脱颖而成“博大、精细”的王学体系(即阳明心学)。王守仁以“灵明”、“感应”说，使朱、陆关于心、物的分歧得到统一；以“致良知”说，使朱、陆关于知、行的分歧得到合一。一时王学“门徒满天下”，几乎成为统治哲学。与此同时，罗钦顺和王廷相对王学及程朱理学的某些方面提出了批评，又接受了程朱理学的一些观点。明末清初到清代中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启蒙主义思潮。王夫之和颜元、戴震等对理学展开了总批判，建立起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宣告了理学的终结。考据学派的兴起，进一步加速了它的衰败。李光地等编纂《性理精义》等书，未能挽救理学的厄运，反而成为理学走上绝路的标志。

篇8：周敦颐的哲学思想

一、传统儒家“慎独”思想

早在先秦时代的儒家就已创造了“慎独”的修身方法, 在《大学》与《中庸》两书中就有记载。《大学》中“所谓诚其意者, 毋自欺也。如恶恶臭, 如好好色, 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 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 如见其肺肝然, 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 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1]99这里两次提到慎其独, 意指道德高尚之人应该意念诚实, 不要自己欺骗自己, 在独处的时候, 要谨慎、坦诚地对待自己的内心, 不能随心所欲, 恣意妄为, 要规范自己的言行, 恪守道德准则。而只有那些没有道德修养的小人, 才会在独处的时候, 任意妄为, 毫无顾忌, 做出各种各样的坏事, 还企图欲盖弥彰, 以标榜自己似乎是一个具有高尚品德的人, 就像做过许多好事一样。但当每个人正视自己之时, 在直视自己的内心世界时, 自欺之人必定会感到自己底气不足, 那么这些小人的自欺又有什么作用呢?内心的想法会表露在人的外表之上。因此君子一定要直面自己的内心世界。正如曾子所说的:当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 要感觉有十只眼睛一直在注视着你, 就像有十只手在指着你, 这样的自我监督才能算严格, 没有这种感觉, 就容易自欺。所以做人, 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就必须诚心以对自己, 来不得半点虚假。同样《中庸》中也有关于“慎独”的思想:“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 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 莫显乎微, 故君子慎其独也。”[1]100此处的“道”指的是驾驭本性, 是片刻都不能离开的, 如果可以离开, 那就不是真正的“道”。因此, 君子就会对自己看不到的地方, 自己听不到的地方都格外小心, 生怕有疏漏。君子的小心谨慎体现在各处, 特别是那些不易察觉的地方, 只有这样才能展现君子的风范。君子, 必定是一个心怀坦荡的人, 他们不需要别人的监督, 他们之所以是君子, 就是因为他们能慎独。

晚清名臣曾国藩著名的“日课四条” (慎独、主敬、求仁、习劳) , 就是其一生处世经验的总结[2]140。这四个条目中, 他最看重的还是慎独, 因为慎独是根, 其他三个条目都是枝叶。从先秦至晚清两千多年的时间里, 士人都是以“慎独”为修身之根本途径。因而, 综上所述, 封建社会中的“慎独”就是指个人在独处时, 要严于律己, 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要谨慎, 时时防止在自己身上发生有违道德的思想和行为。

二、周敦颐对传统儒家“慎独”思想的超越

要全面地理解周敦颐《爱莲说》中的思想对传统儒家“慎独”思想的超越, 就需要先了解其创作的历史背景。周敦颐是北宋理学的开山鼻祖, 那么何谓理学, 理学与儒学又有何区别呢?所谓理学其实是融入了儒学、道学和佛学于一体的新的理论, 三合一的思想流派。因此, 周敦颐的学说中不可避免地会掺杂佛家的思想, 而莲花又是佛家的圣物, 它是佛家的象征意义。1072 年, 周敦颐来到江西创办了濂溪书院, 在此开堂讲学, 教书育人。书院的门前流淌着一条小溪, 他将其命名为“濂溪”, 并自号为“濂溪先生”。周敦颐平生酷爱莲花, 他在书院内设了一个爱莲堂, 并在堂前建了一个池子, 取名“莲池”, 以莲抒情, 寄托他的志向。周敦颐在讲学之余, 常会在爱莲堂前漫步欣赏莲之美, 后创作经典———《爱莲说》。

《爱莲说》中最出名的句子就是“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 中通外直, 不蔓不枝, 香远益清, 亭亭净植, 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经千年之传承, 仍脍炙人口。

欣赏此文, 我们可以看出, 周敦颐提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命题, 环境对于人的影响。古人早就提出了“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的见解, 也有孟母三迁的典故, 这些都是说明环境对人的影响。那么周敦颐提出的环境对人的影响与古人的见解有何区别呢?古人所说的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指人如果受到善的、好的环境影响, 那对人的成长是有利的, 环境能促使人向善、向学, 反之如果受到恶的、不好的环境影响则会使人抑善扬恶。也就是俗话说的, 看坏样学坏, 看好样学好。周敦颐在《爱莲说》中的那句“出淤泥而不染”影射着君子对自己的更高要求。他所指的这种君子比儒家所言的君子的自律程度更高。这种君子即使在坏的环境之中, 也能时刻保持清醒的意识, 不受环境的影响, 而独善其身。从这点出发, 我们可以发现, 周敦颐超越了古人的慎独思想, 突破了传统慎独思想的桎梏, 将这种思想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参照系中。周敦颐对这种思想的突破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第一, 君子所面临的环境已不是传统儒家学说所说的独处的环境, 而是更为恶劣的环境, 这种环境污浊不堪, 但君子处于这种环境之中, 仍然要坚持自己的操守, 坚守道德原则, 不随环境而改变自己。第二, 君子虽身处如此污浊不堪的环境之中, 不仅能够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 还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 颇有“举世皆浊, 我独清”的气势。第三, 正如俗语所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君子在此等环境之中, 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污浊之气的影响, 但难能可贵的是, 正如莲花一样, 虽生于淤泥之中, 但只要经过清水的洗涤, 也一样能够绽放美丽的花朵。同理, 君子经过“清水洗涤”也能露出其本心的纯净, 而不受玷污。传统儒家的慎独思想讲究君子必须时刻地与自己的心魔相较衡, 而周敦颐在《爱莲说》中所表达的思想则是, 君子不仅要时刻与自己的心魔作斗争, 还要与外部环境的不良影响作抗衡。在抵御心魔影响的同时, 仍不忘抗衡外部的不良影响, 真正做到保持君子内心的纯净。

三、《爱莲说》的人生哲学

《爱莲说》是周敦颐借以表达他自己人生哲学的作品, 他认为, 每个时代的士人对于花草树木的偏爱都表现出他们对人生的不同理解。如晋朝的陶渊明独爱菊花。陶渊明的一生坎坷多难, 五次仕宦沉浮, 最终选择归隐田园。虽说其是为了追求自由的生活, 但也有迫于现实社会的无奈。菊花表达了他避世的思想, 同时也是当时魏晋士人的表现。陶渊明最后在贫困交加中死去, 至死也不愿再回到官场中去正是其人生哲学的最好写照。周敦颐认为, 陶渊明对后世士人对菊花的看法虽然影响重大, 但当他死后, 真正像他那样如此爱菊之人却非常的少见。

《爱莲说》中周敦颐又拿牡丹作了对比。自盛唐以后, 士人大多喜爱牡丹。这是因为牡丹的生长特性与盛唐的繁荣昌盛有着非常相似之处。牡丹花开之时, 繁花似锦, 绚丽多姿。唐朝的都城长安在牡丹盛开季节, 当时的国人无不为之风采所倾倒。唐代诗人刘禹锡写诗道“:唯有牡丹真国色, 花开时节动京城。”北宋虽然军力羸弱, 但经济发展程度尤胜于唐。北宋文人也将牡丹称为“国艳”。唐宋以来, 牡丹始终被誉为繁荣昌盛的象征[3]54。牡丹花富丽堂皇, 给人以富贵之感。周敦颐在《爱莲说》中也写道“:牡丹, 花之富贵者也。”自此牡丹与富贵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第三, 牡丹还具有不畏权贵、高风亮节的特质, 与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相契合。《灌园叟晚逢仙女》的故事, 形象地描述了牡丹如何不畏权贵的优秀品质[4]241。周敦颐认为, 大多数的世人皆有追求荣华富贵之心, 而选择爱牡丹。但像他这样唯独爱莲之人却少之又少。周敦颐在文中描述了三种花, 隐射了三种不同的人生态度。爱菊代表人生态度的脱俗避世, 爱牡丹代表人生态度的追求荣华富贵, 而爱莲则代表人生态度的不慕虚荣、洁身自好。因而, 从文中, 我们可以体味出周敦颐的人生态度是积极的, 他的人生观是入世的。他既不赞同如菊花般消极、出世的人生观, 也不认同为了追求荣华富贵而带有极强功利性的人生观。他所追求的是一种像莲花般纯洁、高尚的品质, 身陷于各种各样的外部诱惑之中, 仍然坚持着自己坚定的信念。

消极避世的人生观是不可取的, 同样见利忘义, 一心追求荣华富贵的人生观也同样是不可取的。真正的君子应该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 正确、合理的人生观应该是义与利相互统一, 以义导利。莲不像菊花与牡丹那样绚丽多姿, 引人注目。君子也应像莲花那样淡泊名利。人生来两手空空, 去时也只是化作一抔尘土。因此, 金钱与名利也只是过眼云烟, 转瞬即逝。人与动物不同, 动物只求饱食度日, 只有物质需求, 而人在物质需求满足的条件下, 应该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人性的趋利性特征不论是在什么样的社会都是一种普遍性的现象, 是不可回避的, 只需将其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之中。传统儒家的“慎独”思想面对趋利性的社会环境时, 更多的是, 采用慎独的方法, 即自己独处, 严于律己, 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这种方式对于君子自己而言是一种积极的态度, 但是对于外部环境而言是一种消极的处世态度。而周敦颐在《爱莲说》中体现的处世思想则是, 即使处于污浊不堪的外部环境之中, 在坚守自己的理想信念的同时, 也能逆流而上, 成为一个积极入世的人。这是周敦颐通过《爱莲说》表达的人生观对传统儒家“慎独”思想的超越, 带给我们的思考。

摘要：早在先秦时代儒家既已创造“慎独”的修身方法, 即个人独处时, 自省吾身, 保持道德底线。周敦颐在《爱莲说》中表达的人生哲学超越了传统儒学的“慎独”思想, 积极面对外部环境的影响, 保持自身的独立人格。

关键词：周敦颐,《爱莲说》,慎独,人生哲学

参考文献

[1]孙海辉.由《大学》《中庸》看“慎独”释义[J].历史教学, 2007.

[2]刘铁铭, 曾长秋.曾国藩家庭德育思想研究[J].湘潭大学学报, 2011 (1) .

[3]王莹.论唐宋牡丹诗词的政治文化意蕴及其艺术表现[J].文学遗产, 2011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