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生守则》演变历史

《中小学生守则》演变历史（通用8篇）

篇1：《中小学生守则》演变历史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 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 形态转化。1867年（同治六年）福建创办了船政学堂。虽然，船政学堂是专门培养造船技术人才和海军人才的学校，但在学校的课程中已开设了一画法”科目，这是中国新式学堂里最早开设的“绘画课”。随后，上海广方言馆、上海格致书院、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武备学堂、江南水师学堂等同类学校的课程中都没有“图绘”“图画学”“制图”等科目。但是，当时的绘画保与现在的美术课不同，实际上是“几何作图”课。

1904年1月13日（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也称“癸卯学制”。“癸卯学制”第一次肯定了图画和手工在学校 教育 中的地位，其目的是“以养成其见物留心，记其实象”“养成好勤耐劳”“练成可应实用之技能’”。培养学生毕业后“以备他日绘画地图、机器图及讲求各项实业之初基”，因此，当时的图画和手工课的重点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实用专门技术之人才，教会学生一些“实用之技能”。这是“西学为用”的原则在美术教育中的具体实施。

1912年中华民国诞生，标志着国家 政治 体制由两千年封建帝制向新兴民主共和体制的转变。同年9月3日，中华民国第一个《学校系统令》公布，史称“壬子学制”。与清末“癸卯学制”中的图画和手工课相比，民国初期的中小学图画和手工课除了“使儿童观察物体，具摹写之技能”以及“使详审物体，能自由绘画”，掌握一定的美术技能外，已经提出培养学生“养其美感”“涵养美感”的审美能力。由此可见，美术教育中的审美功能在民国初期的学校教育中已开始得到重视。

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这时期，中国教育界出现了一股 学习西方教育的热潮。1923年6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颁发了《小学形象 艺术 课程纲要》和《初级中学图画课程纲要》，其中小学的“图画”课改为“形象艺术”课。而初中美术仍称“图画”课。与民国初年1912年颁布的图画和手工课的规定相比，1923年颁布的中小学美术课程纲要的学习领域开始拓宽，其中包括欣赏、制作、研究 等三个领域。说明这时的美术课已不是单纯的一门技能课，同时还应该强调审美的教育作用。1932年10月以后，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小学美术课程标准》。这个标准较1923年公布的《小学形象艺术课程纲要》又有了改进，如：欣赏领域明确包括欣赏 自然 美（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和艺术美（绘画、雕刻、塑造和其他美的物品）两方面的 内容。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开始。1940年12月，教育部颁发了《修正初级中学图画课程标准》和《修正高级中学图画课程标准》。修订的初、高中图画课程标准的主要目的是启发学生审美本能，涵养其性情；提高学生的观察力和描绘的技能；甚至提出图画“与其他各学科应有相互之联络”，这些在今天来看都还未过时。并且把“图画”又改称为“美术”课。总之，“五四”运动以后，由于新文化运动的 影响，国民政府借鉴了当代西文发达国家美术教育中的成功经验，把西方美术中的色彩学、透视学、.解剖学，以及设色、明暗等画法，以及设计、工艺制作中一些新的理念引进了中小学美术教育之中；普及了美术教育。因而，美术教育已与清朝末年把绘画仅仅作为“为了照图制造机器零件，或造船体”的“几何作图”有了本质上的区别。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956年9月教育部颁发了《初级中学图画教学大纲（草案）》，同年11月教育部又颁发了《小学图画教学大纲（草案）》。教育部先后颁布的这两个图画教学大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套完整的中小学图画教学大纲。两个大纲都明确规定了美育在学校全面 发展 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图画是中小学进行美育并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学科之一。小学图画教学的目的是教给学生掌握绘画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技巧，使他们能正确地真实地描绘物体的形象、颜色和空间位置；培养学生初步的审美能力及对美术的兴趣和爱好，发展他们在这方面的创造才能，并使他们对现实主义的绘画和我国工艺美术的优良传统有所认识；使学生知道图画在人们社会生活实践中的意义，并能把在图画课中学得的知识、技能和技巧 应用 到其他学科的学习中去，日常生活中去，社会公益活动中去。

初级中学图画课教学的目的是通过图画教学，使学生认识并练习表现自然界和现实生活环境中的美好事物；培养学生的美感和对造型艺术作品的爱好。大纲还非常注重在整个图画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促进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在此基础上再发展学生的审美能力。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由于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的教育体系上还缺乏经验，因此，借鉴了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1956年教育部颁发的《初级中学图画教学大纲（草案）》和《小学图画教学大纲（草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套完整的中小学日画教学大纲，由于当时“美术”改为了“图画”，因此，美术课的内容主要以写生画、图案画、命题画为主，但它对新中国中小学美术教育的健康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使我国学校美术教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0年中，由于“美育”在新教育方针中已被去掉，中小学美术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被逐渐削弱，特别是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和“教育革命”运动，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思潮的影响，图画课时被削减，图画课的教学目的被局限在狭隘的为政治服务的范围内，图画课的审美功能被淡化。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小学美术课与其他科目一样被停课。学校美术教育遭到严重摧残，给艺术教育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篇2：《中小学生守则》演变历史

熊德琪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使用货币的历史长达五千年之久。中国古代货币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六次重大的演变：

一、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演变在中国的汉字中，凡与价值有关的字，大都从“贝”。由此可见，贝是我国最早的货币。

随着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货币需求量越来越大，海贝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开始用铜仿制海贝。铜贝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一次重大演变。

随着人工铸币的大量使用，海贝这种自然货币便慢慢退出了中国的货币舞台。

二、由杂乱形状向规范形状的演变从商朝铜贝出现后到战国时期，我国的货币逐渐形成了以诸侯称雄割据为特色的四大体系，即：铲币、刀币、环钱、楚币(爰金、蚁鼻钱)。

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一○年颁布了中国最早的货币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规定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

圆形方孔的秦半两钱在全国的通行，结束了我国古代货币形状各异、重量悬殊的杂乱状态，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杂乱形状向规范形状的一次重大演变。秦半两钱确定下来的这种圆形方孔的形制，一直沿续到民国初期。

三、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演变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刘邦建汉后，允民私铸钱币。豪绅富商和地方势力乘机大铸恶钱而牟利。文帝时“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元鼎四年(前一一五年)，汉武帝收回了郡国铸币权，由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从此确定了由中央政府对钱币铸造、发行的统一管理，这是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一次重大演变。

此后，历代铸币皆由中央直接经管。铸币权收归中央，对稳定各朝的政局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秦汉以来所铸的钱币，通常在钱文中都明确标明钱的重量，如“半两”、“五铢”、“四铢”等等(二十四铢为一两)。

唐高祖武德四年(六二一年)，李渊决心改革币制，废轻重不一的历代古钱，取“开辟新纪元”之意，统一铸造“开元通宝”钱。开元通宝一反秦汉旧制，钱文不书重量，是我国古代货币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

开元通宝钱是我国最早的通宝钱。此后我国铜钱不再用钱文标重量，都以通宝、元宝相称，它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后的“民国通宝”。

五、由金属货币向纸币交子的演变北宋时，由于铸钱的铜料紧缺，政府为弥补铜钱的不足，在一些地区大量地铸造铁钱。据《宋史》记载，当时四川所铸铁钱一贯就重达二十五斤八两。在四川买一匹罗(丝织品)，要付一百三十斤重的铁钱。铁钱如此笨重不便，纸币交子就在四川地区应运而生。交子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金属货币向纸币的一次重要演变。

交子不但是我国最早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六、由手工铸币向机制纸币的演变清朝后期，随着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逐渐传入，光绪年间已开始在国外购买造币机器，用于制造银元、铜元。后来，广东开始用机器制造无孔当十铜元。因制造者获利丰厚，各省纷纷仿效。

清末机制货币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手工铸币向机制货币的重林演变。

篇3：《中小学生守则》演变历史

一、计划经济时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

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不是在校园里凭空和孤立存在的, 计划经济时代的大学生价值取向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一) 单一价值取向

新中国成立以后, 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实行土地改革, 公有经济开始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1956年以后, 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 个体和私营经济基本灭绝了。同时,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 消灭了剥削与压迫,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人民的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 得到了人民的衷心拥护, 于是, “爱国、爱党、爱集体、爱社会主义”成为全体社会成员一致的价值取向。大学生沐浴在社会主义的阳光下, 其价值取向与社会主导价值观保持高度一致, 很少有不同看法。

(二) 重集体轻个人

集体主义是共产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内容, 是正确调节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道德行为原则。中华民族原本就具有重群体本位的意识传统, 加上公有制下集体与个体互相依赖的结合关系, 强化了集体的道德观念, 形成了以集体为轴心的社会生活。因此, 建国后不久, 集体主义很快成为中国人民的普遍社会心理。但是由于计划经济的过分集权统一, 在人们新的道德价值取向上出现了偏差。在个人与社会、个人与整体、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上, 出现了过多强调集体利益, 忽略个人利益的倾向。当时青年的人生价值取向是与社会主导的人生价值取向相一致的。个人为社会、为他人作贡献的大小, 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和共产主义理想道德准则作为价值的唯一评价标准。

在计划经济时期, 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与当时的社会条件相适应, 反映了时代的特点,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总体上讲, 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但是, 过分统一的教育也使当时的青年学生缺少自身创造力及个性的发挥, 不利于其健康成长。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

由经济基础与道德观念的辩证关系决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然要引起人们价值取向的变化。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 市场经济的发展, 使自然经济社会的价值观念受到了猛烈的冲击, 随之也引起了价值观念的根本变化, 这种价值观念的转换必然导致人们新的价值取向[2]。

(一) 主体性

青年学生从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过程中发现了个体独立的主体地位, 从而构建了以个体能力为本位的价值观念。在价值取向上, 他们努力使自己主体选择不与社会规范发生正面冲突, 选择自我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价值取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在观念上, 他们认为在竞争激烈、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大潮中, 必须完全凭借自我的主体性、能动性和独立性, 方能达到自我设定的价值目标, 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实现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 在行为取向上, 他们特别看重自己的个性和兴趣, 甚至总是从自己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在回答“您认为下面对大学生的评价哪些符合实际”的问题时, “独立意识强”、“有社会责任感”、“关心切身利益但不理会社会事务”三项比例较高。大学生对自身评价的选择和定位, 应该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他们自我意识的状况[3]。

(二) 功利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以个人利益的获取作为自身的行为准则, 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日趋明确。在毕业分配时, 变过去的“老三到” (到边疆、到基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为今天的“新三到” (到国外、到三资企业、到赚钱最多的地方去) [4], 这一变化从表象上看表明了积淀在大学生的行为价值取向中个人小目标与社会大目标的相互撞击, 但从更深层的心理因素来看, 则充分说明了大学生价值取向中严重存在重实惠、轻理想、价值目标短期化的倾向。这种具有强烈功利色彩的价值取向, 是导致大学生政治热情、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淡化的重要原因。

(三) 不确定性

大学生价值取向表现的不确定性, 即大学生价值取向的表现具有各种可能性、可变性。大学生正处于思想活跃的时期, 受外部环境因素影响较大, 易冲动、易情绪化。这一特点, 使大学生价值取向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一方面使人们难以正确地把握它的全貌, 在分析、评价它时出现偏差;另一方面, 又容易使人受局部现象的左右, 对价值取向作出片面甚至错误的评价。

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 青年道德社会化的主要方式已经由家庭、学校和同辈群体转移至现代大众传媒。在多元化的文化产品和高频率信息交替的世界里, 青年学生人生价值规律的选择和判断极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 处于不稳定状态。部分学生对同一问题的判断, 会因为听了一场英模报告或遇到一件不顺心的事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这也说明青年学生的道德教育有很强的可塑性。

(四) 低整合性

决定大学生行为价值取向的要素主要包括价值理性、价值情感和价值实践。整合性是指某一事物或现象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趋于一致的程度或状态。目前在大学生中往往存在价值理性、价值情感和价值实践的不一致性, 从而形成了低整合性特征。如大学生们在价值理性上认同竞争, 但往往在价值实践中又是用不公正的手段参与竞争。价值理性、价值情感和价值实践的不一致性, 必然使得他们的行为价值取向经常处于矛盾状态和飘忽不定之中, 因而在价值上难以显示其持久一贯的特征。从宏观上看, 大学生群体行为价值取向的多样化也使得在他们中难以形成占优势地位的价值取向。市场经济条件下, 许多复杂的事物不断涌现, 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是与非、好与坏, 社会公众舆论往往莫衷一是, 这种社会总体评价上的摇摆性和不确定性, 势必影响到大学生的价值取向, 从而呈现出价值评价标准多元化、行为价值取向多样化的格局。

三、全球化时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

全球化背景下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与市场经济时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在内容上有一定的交叉, 有相似性。将重点对全球化时代明显而在市场经济时代不太突出的特点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一) 多样性

目前, 中国经济成分和社会阶层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 并且随之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 体现在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的选择上就呈现出了多样化。当代大学生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处在成长期, 他们心理、思想的不成熟性和社会实践的局限性, 使他们的人生价值观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另一方面又随着自身的成长不断加以调整。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和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 有的大学生构建了积极向上的价值体系, 有的却滑向了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全球化加速了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和两种价值观念的碰撞, 大众传播事业特别是网络这一新兴媒体的蓬勃发展使西方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影响的渠道和机会大大增加。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非常活跃, 他们求新求异意识比较强, 喜欢接受新事物、新潮流、新观念。内外因素的双重作用就必然造成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的多样化特点。

(二) 兼容性

伴随全球化和由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利益主体多元化, 整个社会正以更加宽容的态度接纳一切积极进步的东西, 在倡导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基础上, 允许多样文化和多元价值观的存在。青年学生开始追求进取务实、协调并重的价值选择, 表现出很强的兼容性特点。当代大学生对各种文化和价值观大都能给予认同和接受, 不以自己的文化标准和价值观念去评价和要求别人。如大部分大学生认同婚前性行为, 有52.3%的人表示“可以理解”, 18.5%的人表示“正常行为”, 另有18%的人表示“说不清楚”, 仅有11%的人表示“道德堕落”[5]。但当代大学生对文化和价值观中的先进与腐朽、精华与糟粕等, 却由于自身价值观念的模糊或认识水平的不足而缺乏应有的鉴别意识和是非观念。西方国家借全球化之际, 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高科技优势, 通过卫星电视、互联网等媒体, 大肆推行西方的价值标准和社会文化。这对于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大学生的影响更加直接和强烈。

从对计划经济时代、市场经济时代和全球化时代大学生价值取向的分析可以看出, 大学生价值取向呈现单一向多样、务虚到务实、封闭到开放、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趋势。而且, 从大学生价值取向的变迁中我们也可知道, 大学生价值取向是同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的变迁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 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的变化反映的是整个社会价值观演变的趋势。

参考文献

[1]许纪霖.智者的尊严——知识分子与近代文化[M].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1.

[2]中共第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3]詹万生, 等.时代的脉搏: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演变轨迹[J].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7.

[4]阳智明, 陈延斌.当前大学生价值观的特征分析与教育建议[J].中国青年研究, 2006, (9) .

篇4：《中小学生守则》演变历史

关键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大学生； 历史演变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2）03-146-001

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经历了60年的发展过程，对大学生影响的历史演变进程其实也是从一个侧面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历程的回顾。可以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分界点，分为前29年和后31年，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大学生影响的历史演变分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这两个时期进行审视和总结。

一、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大学生的影响

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大学生的影响概括而言是“一元化”的，对当时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起到了很多积极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重视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成为了国家的意识形态，得到广泛的传播。党和国家尤其特别重视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要求大学生不仅要通过课堂和书本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更要将其从书本中解放出来，在生活中也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来看待问题、解决问题。

2.重视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为了确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党和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高等学校试行政治工作制度的报告》《关于开展培养青年共产主义道德、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工作总结报告》等，进一步明确了在新形势下加强高校和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意义。

3.牢牢掌握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正确引领大学生的思想意识

二、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大学生的影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国策的确立，多种社会思潮也慢慢地进入我国，打破了“一元化”封闭的意识形态格局，呈现出“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趋势，对大学生的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邓小平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思想对大学生的影响

1.1恢复高考，为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基础。“文化大革命”我国的高考制度不得已而中断，迫使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放下书本、中断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投身到阶级斗争中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拨乱反正，提出恢复高考制度，继续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使得大学生又可以回到校园、走进课堂、拿起书本，继续学习文化知识和从事科学研究，为新时期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了基础。

1.2提出“四有新人”的培养理念，为大学生成长、成才确立目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求大学生要积极参与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来，要努力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四有新人。

1.3要求大学生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在思想领域曾一度出现了一系列过度渲染社会主义阴暗面的宣传报道及文艺作品，对大学生的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了社会主义信念和理想的作用，尤其是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大学生一定要“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產主义信念”，摒弃那些同时代和人民对他们的要求背道而驰的、不健康的思想和作品，确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思想对大学生的影响

2.1大力培养大学生的民族精神。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以一种“强势”文化的姿态在世界各地推行，我国传统的文化底蕴和价值观念受到一定冲击。面对这样的局势，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大学生要胸怀民族的安危，身系国家的发展，增强民族使命感和爱国主义精神。

2.2积极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取向。随着经济改革的发展，拜金主义、个人享乐主义滋长，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假冒伪劣，欺诈活动、腐败现象成为社会公害，这些消极方面必然对大学生产生不利影响。

2.3严格要求大学生要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江泽民同志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要求作为未来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大学生，要实事求是，认真学习好先进文化，与时俱进，把握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样才能学有所得，学有所用。

3.十六大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思想对大学生的影响

3.1帮助大学生明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在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奋斗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精髓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3.2普及大学生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同时，也给道德领域和社会关系带来复杂而深刻的变化。

综上所述，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一个艰辛曲折的过程，其发展的不同时期都对大学生产生了重要的、积极的影响。研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大学生影响的历史演变进程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并根据存在的问题，探索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大学生吸引力的有效途径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篇5：商会的历史演变

一、古代商会的演变

据史料记载，在西方近代商会产生之前，我国各地已有为数众多的商业行会和手工业行会。商会起源于行会(GUILD)，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早期的商人、手工业者为了互相帮助，维护同行业的利益而建立同业性组织。

应该说，我国的行会组织起源很早，上可追朔至唐朝以前。从6世纪末叶起，隋、唐、宋朝的市肆中已经有了“行”，行业组织为首者有“行头”、“行首”、“行老”之称。当时的“行”已具有商业行业和“工商业者组织”的含义。

元明时期已经流传“一百二十行”、“三百六十行”的熟语，到清代康熙、乾隆、同治、光绪年间，已出现许多手工业行会组织，如湖北黄陂制袜业公会、广东佛山制鞋业的福履堂和儒履堂等。同时，商业行会(多称为公所)也应运而生。如上海的钱庄、面粉、杂粮、呢绒等行业，分别组织了公所。1918年，北京农商部公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将同业性组织定名为“工商同业公会”。

在明清时期，商业活动范围得到进一步扩大，正是由于在那一时期经商人员的不断增加，“行”的称谓已被“会馆”或“公所”所取代。为了保护同业、同行或同乡的利益，他们或以同乡联合成立会馆，或以同业联合成立公所。总之，按某一行业或某一地域划分帮口，甚至一业之中还有以乡谊划分领域，各立门户，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各有自己的行规帮约，其共同特点就是垄断市场，排除自由竞争。这种封建行帮保守排外、反对创新、控制市场。

这个时期的商会表现形式为：

西周———肆

据史载，中国的行会最早出现于春秋时代的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前后。从西周开始，我国手工业已经比较发达，分工也逐渐细化。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加上城市的出现和繁荣，产生了行会的萌芽，《论语》中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这里的“肆”，指的就是中国最早的行会组织。

先秦时代———行

这个时期的行会被称为“肆”，汉代称为“行列”、“市列”，隋唐代后则称为“行”。据《中国史稿》记载：大都市经营同一行业的店铺增多，就产生了同行业的封建性组织———行。行由行首或行头主持本行的事务，在行内负责贯彻有关官员和市场的规定，向政府交纳税收，办理与官府的交涉关系事项等。封建政府则利用“行”这一特别的组织和“行”头加强对各行的控制。

手工业者和商人组成行会，一方面是为了限制竞争，另一方面是为了应付官府的差遣，便于行会会员共同承担应尽的义务和分摊各会员应付的份额。从官府来看，行会便于其统治和管理手工业、商业者，可以简便地有效率地通过行会征徭役、派官差和推行各种经济政策。

明代———商帮

在明代以前，我国商人的经商活动多是单个的、分散的，是“人自为战”，尚没有出现具有特色的商人群体，也即有“商”而无“帮”。自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商品数量和品种的增多，在商业中具有“龙头”作用的行业在一些地区兴起，传统“抑商”政念的转变，商人队伍的壮大，商业竞争的激烈，以致在商业战线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喧闹局面。最明显的是，在全国各地先后出现了不少商人群体———商帮，他们是驰骋于商界的一支支劲旅，操纵着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商品贸易。

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发展最后阶段的开始。

它的活动在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商业史中，山东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徽州商帮等十大商帮，在明清300余年中，都是称雄逐鹿于商界的商人群体。一个商帮，是一方经济势力的代表。他们的活动，除与整个社会有一定联系以外，更主要的是影响一个地区的方方面面。

明清朝代———行会

行会在宋代有了一个较大发展。进入明清朝代，行会则因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文化领域，开始分别以行帮、帮会、会馆和会所等不同名目和组织形式出现在社会生活中。这个时期各类行会的作用大致如下：

(一)通过制订行规行纪，用对会员强制的办法，限制行业内部的竞争，同时抵制来自外部的竞争。

(二)举办周济同业人员的贫穷、疾病、养老、送老等福利事业。

(三)承接并应酬官府的要求，保证本业人员所能承担的最低限度的征役，努力抵制官府的过分剥削和欺压。

二、近代商会的演变

从史料中能找的文献来看，西方国家最早的商会萌芽形成是同欧洲中世纪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扩大，特别同贸易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是以特有的西欧行会制度形式出现的，商会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

近代意义的商会，萌芽于欧洲封建社会的商人行会，即商人基尔特。产生于16世纪的法国，1599年法国的马赛商人自发组成商会，法国是世界上最早成立商会的国家，是近代商会的发源地；继法国之后，产生商会的是德国，1665年成立的汉堡商会是德国第一个商会；加拿大于1750年出现了全国性商会；英国的第一个商会于1768年在泽西岛成立，随后1813年在伯明翰也成立了商会；美国于1768年在纽约成立第一个商会；日本于1878年在东京、大阪、神户分别成立了“商工会议所”。

“商会”的舶来。据记载，英国早在1834年8月就在中国的广州设了英国商会，1836年，在此基础上，组织了包括在广州的全部外商的洋商总商会。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外国资本和商品的汹涌输入，引起了中国经济和市场的急剧变化。1847年，各国商人在上海联合组成了上海洋商总会。1861年，香港的68家外商行号在英国驻华公使的直接支持下，组成了香港洋商总会，即现在的香港总商会。1887年天津的各国外商也成立了天津洋商总会。在1904 年之前，外商在广州、上海、香港、天津成立了6个商会。

中国自己的商会(完整意义上的商会)，应该说出现得相对很晚，最早的商会始于清末。戊戌变法时，张寮赛、任之善、徐润等首先在上海设商学会，但因变法失败而解散。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袁树勋在上海联合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事长严任，邀请各行业商董，于1902年成立了上海商业会议所，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人自己办的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个商会。

从法律意义上而言，中国商会制度建立的过程，也是近代意义上商人身份确立的过程，是商人组织有序化的过程。与当时西方的民间商会相比较，它更具官方色彩，更依赖于国家法律的制度催化。这种制度的催化作用的成效十分显著，它相当迅速地改造、吸纳了各种形式的传统商人组织，成为具有主体性的利益集团。中国早期的商人组织的结构、形式与功能都比较单一，几为纯商人间的封闭型组织。

明代中业后具有龙头作用的行业在一些地区逐渐兴起，传统“抑商”政策的削弱，商人地位的提高，人们从商意识的转变，其必然的结果之一就是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少商人团体——商帮。这些商帮作为中国行业组织的雏形，一直维持到清朝。在清朝康乾盛世后，各地出现了许多手工业行业组织。同时，商业行会、或称“公所”等应运而生。

晚清以来，由于情势变迁，使得商人的地位大为改观，商人组织的性质亦相应有所变化。传统的商人组织，如行会和善堂等形式的早期商人组织根据实际状况比较自然地开始转化为近代意义上的商会。1874年清朝同治末年，辽宁成立了“公议所”，据考这是我国最早的商会组织。1899年，出现了第一个有关商会的民间拟定章程《拟中国建立商业会章程》。

但真正的商会的广泛出现，则是在20世纪初，1900年光绪26年，盛宣怀任商务大臣时主张成立商会，他认为：“中国商业之不振，大率由于商学不讲，商律不谙，商会不举”，他提出：要“广商学以植其材，联商会以通其气，定专律以维商事，兴农工以浚商源，效法西欧，振起商战”，其中“尤以创设商会为入手要端。”

光绪28年正月十五日，即1902年2月22日，上海通商银行的总董严信厚组织成立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正式成立，这是近代商会的雏形。1903年，清政府设立了商部，作为统辖农工商实业的最高管理机构。1903年天津成立了商务公所，杭州成立了类似商会的组织。光绪29年11月24日即1904年1月11日，商部专门就劝办商会一事上奏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奏折大意为，西方国家重视商学，商人把经营贸易“视同性命之事，用能任重致远凌驾五洲”。日本的物产资源虽然远不及中国，但由于商业蒸蒸日上，“亦颇足以与欧美抗衡。”“纵览东西诸国，交通互市，殆莫不以商战角胜驯至富强。而揆厥由来，实皆得力于商会。”然后该奏折对商会的功能进行了难得的阐述：“商会者，所以同商情保商利，有联络而无倾轧，有信义而无诈虞，各国之能孜孜讲求者，其商务之兴如操左券。”使人刮目相看的是，奏折在分析了海禁大开（注：如同我国入世后的形势），“各国群趋争利，而华商势涣力微”（注：和我国企业的状况何其相似乃尔）的形势后，说“今日当务之急，非设立商会不为功”。1904年，根据商部的意见，清廷谕令颁布 了《察定商会简明章程 》、《商会章程附则六条》。此项法律文件成为商会成立的 法律依据。1905年1月13日，天津商会正式成立。到1906年，我国各地已建立商会、商务总会110个。到1908年，全国已有58个总商会（其中9个建于海外）和223个分会。1912年商会总数猛增至794个，1915年更激增到1262个。

1914年北洋政府工商部公布了“商会法”60条，规定各省城、各商阜及其他商务繁盛之区域得设立商会。同年，在上海召开了中华全国商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商会总机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这一年全国各地建立的商会、总商会已达1099个。1915年，参议院代行立法院职权，于第二期常会议定《商会法》，并于 12月予以公布。次年2月，又颁布了《修正商会法施行细则》。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重新修订了《商会法》和《商会法实施细则》。

1929年，工商部拟定《商会法》草案,同年8月15日公布施行。商会制度从创立时起，就是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的社团组织，与其他形式的社团比较而言，它是当时清政府最为重视也倡导最力的新型商办民间社团。到1930年全国各地的商会、商会联合会已有2046家。应该承认，这一时期是我国商会这种行业组织的形式发展的高峰。它与中国面对诸列强的从领土到经济的欺辱是分不开的，更是与广大中国民营资本试图团结起来共同抗击列强的侵略的民族愿望所分不开。必须指出，中国在此前后的行业组织均以“商会”为基本名称。也就是说，在中国，商会的历史远比行业协会这种行会名称绵长悠久。

这个时期的商会表现形式为： 鸦片战争后———同业公会

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在中国开始创办的近代工业，为中国第一回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随着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工场作坊和以军火工业为代表的近代企业的涌现，社会也需求与之相适应的行业组织。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性质的同业公会相继在清末民(国)初开始出现并发展起来，20世纪初在中国各地普遍开始成为“商会”。1902年，上海出现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即后来的“上海商务总会”，辛亥革命后，经改组称为“上海总商会”。

民国时期———同业公会、商会

同业公会在中华民国时期发展得很好。中国各地区每个行业几乎都组织有同业公会，如1943年3月成立的“中国全国工业协会”，1946年成立的北平市商会，1947年依照国民政府《工商会法》，北平市商会划分出机器制造业、面粉制造业、印刷业、剥革业等17个工业公会，建立了“北平市工业公会”。1948年上海市各工业同业公会也另行成立了“上海市工业会”，至上海解放，在工业会中有86个同业公会，在商业会下有215个同业公会。解放初期的同业公会在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以及促进公私合营、抗美援朝中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商会演变

新中国诞生前夕，中共中央及领导人就着手对旧商会进行改造，并商议成立新商会等重大问题。1949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会见原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时就表示，准备成立工商联组织。同年8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提出“工商业以合并成立工商业联合会”的制度构想。随后，许多市、县在新中国诞生后纷纷接收、改组旧商会和旧工业会，成立工商联。1952年6月，中共中央批准并由中央统战部发出的《关于改组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明确了工商联及同业公会改组的方针和原则，确立了工商联的组成、性质、组织机构和任务，这是新中国诞生后，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工商联的方针政策方面所发布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同年8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47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并于8月6日公布施行。1953年10月，全国成立了1955个各级工商联，同时，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也正式宣告成立。到1954年底，全国各级工商联组织发展到2005个，占全国行政区划总数的86．6％。1955年底，全国各级工商联组织发展到2032个，占全国行政区划总数的88％。1956年10月，全国各级工商联组织发展到2116个，其中县工商联1928个，占全国2110个县份的91．4％。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工商联组织的发展曾一度受到影响。1957年2月，中共中央批准并同意发布《关于继续发挥工商业联合会的作用的意见》。文件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工商联仍然需要存在，并且需要进一步发挥它的积极而有效的作用。”此后，工商联按照《意见》精神调整、巩固和发展，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国县和县以上工商联仍有2070个。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工商联名存实亡，其组织瘫痪达10年之久。

解放后———工商联合会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政务院的指引下，各地相继成立了工商联合会，并着手整顿旧的同业公会，将同业公会作为团体会员参加工商联，但是工商联的各项工作都是通过这些同业公会贯彻执行的。1953年，同业公会改为工商联领导下的专业组织。这时的这种专业组织与原来的行会或同业公会相比就出现了两个变化：一是改变后的这种专业组织不再或基本不再具有代表本行业企业利益和要求的义务，而是逐渐形成代表工商联与这个行业进行联系的渠道；二是这种变化使参加工商联的同业公会只是以个人身份直接加入工商联，而不再作为团体会员开展活动。1956年公私合营后，到1958年前后，作为私营工商企业的民间联合体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四、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会演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商联组织逐步得到了恢复。1988年11月30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工商业联合会章程》第1条首次规定，“中国工商业联合会是中国工商业界组织的人民团体，民间的对内对外商会”，赋予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以中国民间商会的法律地位。1991年上半年，有921个县及县以上行政区已经恢复建立了工商联组织。到1997年底，全国县及县以上工商联组织已发展到2925个，并建立了14076个乡镇分会或乡镇商会，形成了以行政区为基本单位、深入到基层的庞大组织网络。

1979年以后，随着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承担的工作范围继续扩展，不断增设新的机构，增加工作人员，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他城市增设了分会和支会。1986年5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在经过长期的筹备和吸收一大批企业会员、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的基础上，召开了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新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章程》，选举了新的委员会。1988年6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组建了中国国际商会，各地方分会、支会也相继组建了“中国国际商会”。从1988年起，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开始建立行业分会，以促进有关行业的进出口贸易，增进国内外同行业间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1994年5月，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第28届国际大会通过决议，正式接纳中国人会。1994年11月，国际商会第168次理事会正式通过决议，同意中国加入国际商会并组建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1995年1月1日，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包括中国国际商会在内的171家工商组织、经贸团体及企业作为创始会员，中国国际商会作为主席单位，该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中国国际商会，负责处理日常工作。目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已同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界建立了广泛的经贸联系，与160多个对口组织签订了合作协议，并同一些国家的商会建立了联合商会；同时，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还在15个国家和地区设有驻外代表处。在国内，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49个地方分会、600多个支会和县级国际商会，还在机械、电子、轻工、纺织、农业、汽车、石化、商业、冶金、航空、航天、化工、建材、通用产业、供销合作、建设、粮食、外企等部门建立了18个行业分会，全国会员企业近7万家。

1978年之后，随着我国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启动，在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同时，企业与企业之间特别是同行业之间的协调作用开始受到国家和企业的重视。以1978年成立的上海包装技术协会、食品工业协会为标志，一种新的由同一行业的工商业企业组织起来的行业协会，逐渐步入了当今中国的社会、经济舞台。1983年成立的中国汽车保修设备行业协会，是一家全国性的行业协会。1986年以后，由于政府权力的进一步下放和政府机构改革的需要，大部分具有行政和行业管理职能的公司、政府行业性职能管理机构或被撤销，或被改组，或被合并，由被撤销、改组或合并的行政性公司与政府行业性职能管理机构转化而来的行业协会相继成立，截至1987年，全国性的行业协会就达到71家。(23)在随后的几年里，原有的国务院属下的纺织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冶金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等政府行业性职能管理机构也相继进行了改组，一部分作为行业主管局合并到后来新设立的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现在的商务部），一部分组建为全国性的行业总公司，一部分即为新的全国性行业协会。1993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发展市场中介组织，发挥其服务、沟通、公证、监督作用。当前要着重发展会计师、审计师和律师事务所，公证和仲裁机构，计量和质量检验认证机构，信息咨询机构，资产和资信评估机构等。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的作用。中介组织要依法通过资格认定，依据市场规则，建立自律性运行机制，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并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行业协会的市场调控作用被中央决策层所重视，行业协会的改革与建设也已提上了日程。1997年，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下达了《关于选择若干城市进行行业协会试点的方案》，正式启动了我国行业协会的改革，行业协会由此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至1999年4月，工商领域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已达420余家。

篇6：苏东演变的历史教训

（一）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教训。

苏东剧变无疑是20世纪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虽然这一事件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空前重大挫折。但是，它也从反面教育了全世界共产党人，给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为了社会主义旗帜永远飘扬，社会主义国家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致力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以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其次，要缓解社会矛盾，关注民生，改善人民生活，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所关注的问题，调动人民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积极性，从而使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充满坚定信心。再次，要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并在实践中有所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不能照搬照抄。要把它的科学原理和本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努力寻找一条适合本国具体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最后，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二）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教训。

苏东剧变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曾产生很大影响，为了稳定国人思想，保持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1992年邓小平进行了南巡。他在南巡的讲话的谈话中，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做出了如下的简明概括:“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0]这句话是对苏东剧变历史教训的高度概括，时至今日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因此，为了消除苏东剧变的消极影响，避免重蹈覆辙，我们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改进：首先，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永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并在实践中进行创新和发展。其次，应坚坚持党风廉政建设，全力推进党建这个伟大工程。再次，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同时应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改善人民生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最后应坚持依法治国理念，完善宪法保障制度，探索构建社会主义新型宪政模式。此外，还应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时化解社会矛盾。

总结苏东剧变的教训，至少有下列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1、社会主义建设应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2、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践相结合，坚持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

3、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教育，防止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

篇7：地方志历史演变

方志这一名称由来已久，早在《周礼》中就有外史“掌四方之志”及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的记载。周秦以降，方志之称逐渐增多，并趋于普遍。如《后汉书·西域传》“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左思《三都赋》“方志所辨，中州所羡”，郦道源《水经注》“因其方志所叙，就记缠络焉”等记载就是。宋以后，方志这一名称就基本固定为地方文献的专用名词。此外，方志还有过不少别名异称，诸如图经、传、录、乘、考、书、簿等。方志的源头较多，如《周礼·职方》、《尚书·禹贡》、《山海经》是其主要源头，这些文献的内容和形式，都和后来的地方有一定源流关系，其内容不外乎记载各地山川、土地、户口、贡赋、物产、关塞等，其编纂形式或是按照四方邦国，或是按照九州土地，或是以山、海、大方为序，对有关情况加以记载，对后世的地方只有一定影响，但是它们还不算是地方志。

地方志的发端是秦汉之际的郡书、地理书、都邑簿。郡书记载一地的先贤、耆旧、节士的事迹，如《陈留耆旧传》、《兖州山阳先贤赞》等，地理书记载一地的疆界、区域、山川、道理、物产、户口、风俗等，如《秦地图》、《三秦记》等。都邑簿记载都邑城郭、官署、街坊、闾巷、寺院、古冢、坟墓等。如《三辅黄图》、《三辅宫殿名》等。成于东汉的《越绝书》，记载人物、地理、都邑，内容全面，可以认为是地方志发端的代表作。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志进入大发展时期，出现《豫章古今记》、《荆州记》、《华阳国记》，皆初具地方志模型。至宋《太平寰宇记》之后，受该书影响，地方志又有所变化。

篇8：《中小学生守则》演变历史

1.1 十八般武艺的内涵

十八般武艺是指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镗、棍、槊、棒、拐、流星锤这十八般兵器。但根据目前整理的材料来看我国古代并不只存在十八种兵器, 其总量有400多种[1]。从古至今十八般武艺就是一个泛指, 旨在说明个人的基础扎实能力全面突出, 技艺精湛独到。既能让专业人士认同叫好, 又能让门外汉们鼓掌尖叫。这是不容易的事情, 这不单是纯技术, 还要有很高的天赋外加坚持不懈的努力, 来成就一个协调全面发展的全方位人才。

1.2 十八般武艺的历史演绎

十八般武艺的发展变更经历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950多年的时间。宋王朝建立封建政权, 由于担心皇亲外戚、宦官等篡权, 藩镇割据的重现。宋王朝最大限度的加强了军权的集中, 且出台了重文轻武的政策, 重新定位了武将的身份地位。南宋武状元华岳的《翠微北征路中》提到的十八般武艺, 其卷七记:“臣闻:军器三十有六, 而弓为称首。武艺一十有八, 而弓为第一。其紧切尚矣。”[2]其它十七种兵器是什么没有具体说明。但明初的小说《水浒传》中提到了十八般武艺的状况。如《水浒传》第二回中描写九纹龙史进从王进教头习武时说:“史进每日求王教头点拨, 十八般武艺, 一一从头指教。”[3]这也有力的为华岳的十八般武艺及宋元之前十八般武艺的说法提供了作证。华岳在《翠微北征录》中说十八般武艺的排名中弓为第一。元朝是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统治中原的封建王朝, 为确保其统治阶级的利益, 兵器在民间是不允私自铸造存放的。甚至连相应重量的铁块也不允许存在。习武更是明令禁止内容。元代有关十八般武艺的记载大多是在戏曲中听到了的。例如杨梓的杂剧《敬德不伏老》中就有[4]“凭着俺十八般武艺, 定下了六十四处征尘。”“他十八般武艺都学, 六韬书看的滑熟”的唱词。具体的内容不曾罗列。在历经了元朝的禁武的高压政策之下明代的武术发展相对是突飞猛进。明代唐顺之在[5]《武编》中也有“武艺一十八”的记载。明代无名氏所著《草庐经略》卷一有这样的记载:“一十八般武艺, 人虽不能全习, 亦当熟其—二。而弓弩枪刀, 则人人不可无, 又人人不可不熟。”[6]明代谢肇淛 (浙) 所著《五杂俎》卷五也记载:[7]“正统己巳 (明英宗十四年, 公元1449年) 之交, 招募天下勇士。山西李通者, 行教京师, 试其技艺, 十八般皆能, 无人可与为敌, 遂应首选。朱国祯《涌幢小品》卷十二[8]也同样有十八般武艺的记载, 清初褚人获的著作《坚瓠集》[9]中有关于十八般武艺的记载。谢肇淛《五杂俎》有关十八般武艺的记载不但排名与朱国祯的《涌幢小品》相同, 而且内容也只有十三“镐”与“挝”不同。然而清初褚人获《坚瓠集》关于十八般武艺又全部演化为十八种兵器。从华岳、谢肇淛、朱国祯、褚人获的记载来看, 十八般武艺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都有所变动, 但是“弓”的地位基本上都是第一位。明代的武举科考的科目中基本素质要求之一, 就是原地射箭和马射的精确度。满清王朝是后金游牧民族的后裔且又以弓马取天下。这说明冷兵器时代要培养士兵的不单是远距离的精确射杀, 而且还要有能够在战场上随手使用任何兵器的能力素质。伴随着武术走出战场走向民间, 兵器也由“单一化”走向多样化, 由“简单化”走向复杂化。所以, 仅仅清末至民国的这段时间里就有四种关于十八般武艺的说法, 其中前两种之间只有伐、抉、弓矢三种不同, 第三种说法是九长九短, 第四类为戏曲传说, 也是现在流传最普遍的。这样充分证明了明清两代武术发展到达了顶峰时期, 兵器也伴随着走向多样、多功能、多领域的繁杂时代。这也就是金庸武侠小说中出现的六大门派, 各成一家各有所长的历史原因。十八般武艺具体的名称及变更见[10] (见表1) 。

2 十八般武艺的本质及其引申意义

2.1 十八般武艺的本质

从《素问·三部九候论》中岐伯曰:“天地之至数, 始于一, 终于九焉。一者天, 二者地, 三者人, 因而三之, 三三者九, 以应九野。”[11]认为“九”是最高数, 超过九就要进一位了, 又回到“一”了。所以古人们习惯用“九”表示“多”, 后来又引申出多个意思如“高”、“厚”, 例如天之高远即“九天”、“九霄”;地之深厚即“九泉”、“九地”;数量之多为“九牛一毛”;身份尊贵“九五之尊”;国土面积、国家政权“九州”、“九鼎”等等, 比比皆是。后来人们还习惯用九或九的倍数来表示数目之多和气势庞大, “十八罗汉”、“三十六计”、“七十二变”、“九九八十一难”等等。结合文化史料对比发现, 这些数字不仅表示的是数词而且还有形容词的功能。因为古时人们都习惯用“九”、“十八”、“三十六、“七十二”等这些数字来给事物命名, 认为这些数字除了表示事物的数量和顺序能以外, 还表示“多”、“大”、“广”的意思。但它只是泛指事物的“多”, 并不是狭义地指具体的数量。从中可以看到十八般武艺中的“十八”只是一个泛指。其本质就是古时习武之人的武术基本功非常扎实、素质全面、武术技艺精湛, 且能熟练掌握运用技击理论, 拥有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意志力。

2.2 十八般武艺的引申意义

不但十八般武艺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变动和更替, 而且还有云南“十八怪”、重庆“十八怪”、海南“十八怪”等等。这些都是因不同地理环境造就“异常”风俗和行为生活习惯。但是他们的本质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都是根据最有效的方法来利用客观环境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这些不同地域的“十八怪”其实就是社会实践获得并总结的各种不同的经验、能力、技能、知识等等。综合起来也是各种各样的素质, 这跟我们素质教育中的素质要求其实是一个道理, 只不过它们是在其特定地理环境中表现出来的素质能力。素质教育主要是以校园为平台的素质培养活动过程。而素质教育也是为个体未来在社会中更好地适应、生存、发展等活动而准备的前提。不管是十八般武艺还是十八怪, 从中所表达的都是素质要全面发展来适应社会的需要和个体的更好发展。

3 十八般武艺对当代体育大学生素质培养的启示

3.1 当代体育大学生素质结构

从1985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提高民族素质, 多出人才, 出好人才。”这成为素质教育实践的思想源头。至今国家教育部一共颁发了17次关于素质教育的文件, 强调的都是如何提高素质教育, 特别是大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培养。总结来看当代体育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就是能够独立地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能力。笔者认为当代体育大学生的素质应该是由体育人文精神、道德与行为规范、身心素质及专业技术和学科理论三类因素构成, 并综合地表现于人的社会活动过程之中。[12]其中, 体育人文精神具体又可分为关怀精神、正义精神、创新精神和团队精神四类子因素, 道德与行为规范可分为思想道德和行为规范两类子因素, 而身心素质及专业技术和学科理论则包括身体素质、心理素质、专业技术和学科理论四类子因素。我们称之为“三类十要素”素质结构。“三类十要素”中身心素质及专业技术和学科理论是当代体育大学生素质的特色和优势, 道德与行为规范是当代体育大学生素质的准则和保障, 体育人文精神是当代体育大学生的形象和风貌。

3.2 当代大体育学生综合素质培养路径

当代体育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是一项重大工程, 对提高运动技术和体育教学, 确保全民健身计划顺利实施以及体育人才的可持续发展, 对实现终身体育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健康, 而且还关系到整个民族素质发展和提高。体育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不但要发展身体素质, 而且要提高运动技能。更重要的是掌握科学的运动方法及原理、科学的训练健身方法和手段。为确立终身体育思想, 提高体育素质奠定扎实的基础。

3.2.1 调整当前的课程及内容设置, 提高当代体育大学生的专业技术和学科理论

应试教育课程设置的各种弊端已经彻底暴露出来, 取而代之的是素质教育。那是因为社会的高速发展对个体素质全面发展的需求。应试教育的知识面窄且孤立片面。另外, 大部分的体育高校“重武轻文”、重技术轻理论、重专业轻人文的现象普遍存在。素质教育就是要培养不仅有健康的体魄、发达的肌肉、矫捷身手, 还要有能讲解理论原理、科学设计并选择锻炼方案和方法的能力以及掌握一定的历史人文社会知识。所以教学目标和课程设置要有所调整。既要保证体育大学生运动素质的可持续发展, 还要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和巩固及人文素质的提高。

3.2.2 开展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 拓展当代体育大学生的道德与行为规范

加强思想道德课程的学习, 从中吸取优良的精神营养, 并把理论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 确切感受到正确行为的光荣性。组织学生参加道德与行为规范知识游戏活动, 例如模拟一段故事情节让学生来扮演不同的角色, 来体验在模拟环境中遇到一些与道德行为规范相悖的情况时应该怎么抉择。参加道德与行为规范的知识讲座、组织学习个人先进模范事迹。加大对模范道德与行为规范个人的奖励支持和宣传。例如带领学生观看感动中国的视频、先进个人的先进事迹, 观看完以后让每个人都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以及联想自己在实际生活中应该怎样做。党员、学生干部要发扬风格和精神, 不但为大家服务好也要做好模范带头作用。

3.2.3 组织多样的课外体育活动, 培养学生的体育精神

课程、课时设置是有限的, 而且课堂时间也是有限的。因此课余时间多组织校园体育活动有助于体育大学生体育精神的提升。例如组织团队和个人的体育活动, 这会有许多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聚集在一起。每个小组成员怎样分配任务, 怎样提高工作效率, 怎样维护团队荣誉等都是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小组内部会有不同的意见。为了共同的目的每个小组都会相互配合, 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这样就能把体育精神中的关怀精神、正义精神、创新精神和团队精神充分体现出来, 并在无形当中得到了培养。

3.2.4 社团组织好晨练、竞赛活动, 保证身体素质的发展

体育大学生的特长就是运动, 身体素质是运动的基础。反过来运动有助于身体素质的提高和持续发展。因此必须抓好各社团的运动训练与竞赛活动。例如武术协会, 早晨组织晨练主要就是练习基本功, 其中包括正踢腿、侧踢腿、里合外摆腿、弹踢、蹬踢、旋转等腿法以及基本组合动作练习, 提高学生的柔韧性和关节的活动度。也可练习长跑提高学生的心肺功能, 力量的练习和爆发力的练习等等。各社团组织好社团内部的竞赛活动, 例如第几届校园武术比赛设置专业组和非专业组, 鼓励参加, 给予奖励, 提高学生锻炼的积极性。

3.2.5 考试制度的合理运用, 确保素质培养的全面性

考试只是一种检验学生学习结果的手段, 是对学校体育教学的一种评价方式。并不能完全反应学生的学习成绩。而且在体育教育过程中对学生评价的手段有很多, 考试只是其中之一。所以对应试教育中的考试要加以改革。改变考试目的的唯一性, 内容的孤立片面性, 和考核方式的单一性。分层考核, 多使用纵向自我比较来评判, 不应统一标准一刀切。要结合自身的基础和能力来评判, 不至于打击学生的学生积极性又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还要结合运动技能、理论原理以及教育传授他人的能力来综合考核学生成绩。

摘要：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逻辑分析法对十八般武艺本质内涵的历史演绎进行分析, 结果认为十八般武艺的本质内涵就是基本功非常扎实、素质全面、武术技艺精湛。其内涵经过历史的演变引申为一个泛指, 指事物“大”“多”“广”等意思。结合十八般武艺本质内涵的演变, 给当代体育大学生素质能力培养提供对策。如调整当前的课程及内容设置、开展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组织多样的课外体育活动、考试制度的合理运用等手段来确保素质培养的全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