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银行信贷集中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对当前银行信贷集中问题的调查与思考（精选6篇）

篇1：对当前银行信贷集中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对当前高校德育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摘 要:大学生道德品质发展总体情况较好，但一些问题也突出存在：大学生道德主体迷失；大学生对高校德育课程淡漠；高校德育队伍建设存在偏差等。相应的对策：加强高校德育实践活动，找回迷失的道德主体；构建合理的高校德育课程，唤起大学生对德育课程的热爱；优化高校德育师资队伍建设，为德育高质量实施提供保障。

关键词：高校德育；道德品质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2-0132-03

《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高校德育的本义就在于满足个体道德成长的需要，促进个体精神境界的提升而成就德性。当前我国高校德育取得了发展，思想道德及价值主流是健康向上的，但是在新形势下，高校德育呈现出许多新特点，也面临着困境，表层的、容易引起警觉的有赌博、暴力等社会恶习的蔓延，深层的则是社会的“道德底线”难以坚守［1］。因此必须加强对高校德育问题的研究。

一、当前高校德育的困境现状

本文的研究对象：以重庆市某高校（以下称A校）本科生为主要调查对象，共抽取被试805名，涉及大一至大四的所有年级，年龄段为19-25岁，平均年龄21．91±1．3。该校的办学背景以及学校道德教育情况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与代表性。

（一）大学生道德主体迷失

一些大学生道德行为存在失范。表1的情况表明，该校大学生的道德品质基本情况较好，这与笔者在实地观察以及访谈的情况较为吻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心理素质、法制纪律素质得分偏低，而得分较高的是专业知识素质和政治素质。

一些大学生道德主体迷失。大学生面对多元文化的价值，而又受传统道德教育资源的封闭以及教师对教育过程的限制，一些学生缺乏选择的能力，不知该何去何从，甚至随波逐流，实则是面对多元的价值，缺乏自觉能力、独立自主性、目的自主性，即道德主体的迷失［2］。

同时，由于主流价值观的弱化和主流价值体系尚待重建，带来了现实道德混沌和在道德选择上的茫然。主流价值观还必须时时吸收各种价值观中相对合理的成分以补充、改造和反思主流价值取向，在不断地选择和扬弃中逐渐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体系。在这“选择的时代”中生活的人，必然需要有强烈的自主选择意识、自主选择需要、自主选择能力，清晰地明了自己的权利、自由和相应的责任［3］。本调查也发现，一些学生对道德问题认识的迷茫，例如，“你认为目前大学生考试中，考试舞弊行为的情况如何？”认为“极少数”的8%，“一般”占31%，“很多”占61%。

（二）大学生对高校德育课程的淡漠

调查中发现，一些大学生对高校德育课程淡漠，甚至厌倦。不少大学生在上德育课时却在做其他课程的作业，或看英语等书籍准备考研究生、出国、考“证”等。

上海大学滕云教授在对“两课”教学有关问题的调查发现：从传统指标来衡量“两课”教学的质量是令人满意的。但在对数据的进一步分析中发现，只有50％左右的学生对课程的时事性和知识性感到满意或较为满意，不到25％的学生对课程的新颖性和趣味性感到满意或较为满意。另有调查表明，“认真读过教材”的大学生仅占13%，学生普遍反映教材的说教味太浓，脱离了现实生活［4］。本调查发现德育课程在授课形式上也存在问题，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占48.7%。而以“案例分析，讨论发言”等形式授课则较少。

（三）高校德育队伍建设存在偏差

调查中还发现，高校德育工作队伍状况与强化德育工作要求不相适应。一是，主要德育工作者，包括了两课教师以及辅导员所占专任教师的比例不高，见表2。二是，德育工作者的职称、学历往往是最低的。而国外很多高校的德育工作者不少具有博士学位，且经过严格的训练，职称也较高。笔者的调查表明，2003－2004学年，该校德育工作者中，见习期教师和助教职称152人，占学校德育工作队伍人数的82％，而具备教授职称仅2人，占1.1％。2004－2005学年，见习期教师和助教职称167人，占学校德育工作队伍人数的81％，而具备教授职称只有4人，占1.9％。

二、当前高校德育困境缘由分析

（一）大学生道德主体迷失的原因分析

造成大学生道德主体迷失有多方面原因，然而就其整个德育环境和深层次的原因而言，其一，“由于主流价值观的弱化和主流价值体系尚待重建，带来了现实道德混沌和在道德选择上的茫然。”一些大学生面对多元的价值，选择艰难，迷茫不已，甚至误入歧途。其二，反思我们的高校德育可以发现，在教育方法上，不少高校的德育存在着重“共性”轻“个性”的倾向，平常对学生共性制约多，而充分发挥学生的个性，培养创造能力的机会少，不利于及时发现问题，疏导学生心理，防患于未然。而学生的需求是多元的，学生在民族、文化、地域、年龄、性格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其道德伦理水平的差异及需求的多元性。其三，作为德育主体的大学生缺乏道德实践。现行高校德育尽管进行了不少的改革，但仍然没有摆脱知性德育的桎梏。学生很少有参加德育实践的机会。笔者的调查表明大学生参与道德实践的机会少。该校德育活动主要途径：课堂学习占55％，政治学习占24％，道德实践占12％，其他占9％。

（二）大学生对高校德育课程淡漠的原因分析

一方面，德育课程的最重要载体，即教材内容，其最大的弊病莫过于脱离生活实际，脱离生活实际的教材，让学生觉得空洞、乏味，甚至造成学生在课堂上一套，背后是另一套的“知行脱节”的情况；另一方面，基于这种脱离生活实际的教材，进行的是“知性德育”，强调知识的灌输，缺乏对道德个体的情感体验，生活感悟。教师不可能代替学生思考，教师不可能把德育内容直接装进学生的脑袋里，即使能“装进去”，装进去的也只是“关于道德的概念”而不是“道德概念”，因为德育内容的内化过程需要体悟。久之，渴望了解社会现实，渴望体验生活的大学生对德育课程逐步淡漠，德育效果自然不理想。

（三）高校德育队伍建设存在偏差的原因分析

高校德育队伍建设存在偏差，其主要原因如下：一是德育工作平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德育工作者的地位不高，待遇偏低，评职称滞后，分配住房难，难于安心工作。二是德育队伍不稳定。不少从事辅导员和共青团工作的老师，纷纷要求搞专业教学，担任了班主任的老师也不愿意真正投入这项工作，履行好职责；有调查表明：66％的教师平均每周课余联系学生、参加学生课外活动的时间是2小时以下。与学生交谈的主要话题依次是：专业学习（占76％）、人生道路（占56％）和升学择业（占37％）。而学生调查的统计结果显示，只有5％的学生在大学学习、生活、成长过程中遇到困难或问题时，最愿意找班主任、辅导员、任课教师和心理咨询教师倾诉和寻求帮助［5］。三是德育工作队伍的素质参差不齐。多数班主任属于传统的管理型、不善于做新时期的思想教育工作，而从事德育工作的老师往往由于其他工作纠缠于身和缺乏经费等原因而很少有学习进修的机会，难以通过有效的途径提高自身素质，与专门从事教学或科研的教师相比他们又缺少一技之长，因而感到出路渺茫；四是德育工作者“单打独斗”，忙于应付，未能形成整体合力。

三、走出高校德育的困境

（一）加强高校德育实践活动，找回迷失的道德主体

树立“以人为本”的德育实践观。一是教师在教育中要强化教育的人本性。不要见物不见人，德育工作中如果忽视个体的特性，就会使学生失去自觉接受外在道德影响的内在动力,而且会使他们把德育视为一种外在的强加，最终会导致对德育的回避甚至拒绝。二是教师要确立学生在德育工作中的主体地位，正确地处理好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主体性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培养学生的道德认知能力，提升学生的道德推理能力和判断能力，促进学生人格的完善及道德终极价值关怀的实现。三是要把人作为德育的主体和根本，把人的发展作为德育的根本出发点，把德育服务社会和促进人的发展完善有机统一起来。

注重道德实践。高校德育工作存在着以智育模式解决德育问题的弊端,重道德认知,轻道德实践。然而“道德根本上是实践的”，道德的实践本质决定了道德教育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特征。德育实践活动是培养学生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行为习惯的锻炼，归根到底是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的统一。

组织与实施德育实践活动，从总体上要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教材为中心”、“课堂为中心”的情况，实现以“学生为中心”、“活动为中心”。调查表明开展高效的德育活动，是提高德育实效的有力途径。调查表明（见表3）：认为最有效提高大学生道德素质的德育活动，主要是进行课堂外的德育实践。其中青年志愿者活动排在第一，因为这类活动往往具有自愿性，最能体现大学生的主体性。

以德育活动开展德育实践。一方面，依靠“两个课堂”的有机结合开展高校德育实践活动。另一方面，走出课堂，让大学生在活动、交往中形成道德。学生道德是在活动和交往中形成的，活动和交往是学生品德形成的基础。而活动和交往的本质是实践的。

（二）构建合理的高校德育课程，唤起大学生对德育课程的热爱

一方面，“两课”教学改革要突破“以课堂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黑板为中心”的传统模式，变这些静态文本为动态文本，从而切实提高德育效果。同时，在专业课中渗透道德教育。通过各门专业课的教学，有机地贯彻道德教育的内容。

另一方面，构建合理的高校德育课程，应当充分开发高校隐性德育课程，通过各科教学、社团活动和学术活动进行德育，用校训、仪式、符号、神话等隐性课程资源来传递大学的核心价值，让学生在自主活动、自主管理中进行道德学习和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因为德育隐性课程资源以潜在的方式对教育教学活动施加影响，它具有间接性、潜在性、渗透性和作用持久的特点。

（三）优化高校德育师资队伍建设，为德育高质量实施提供保障

教师是开展高校德育工作的关键，教学不仅仅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更是培养其道德品质帮助学生成长的过程。

第一，要加强师德建设，树立教师良好的人格形象。创造各种学习条件，促进师德提高，如：讲座、研讨班、教育理论学习班等，同时建构师德监督网络，形成学校领导、同行、学生、家长以及社会为主体的师德监督机制，从而形成师德建设的大环境。第二，实施“人才工程”，引进高素质教师队伍。“在美国高校的德育队伍，主要由一批训练有素的高层次专业人员组成，他们大都是具有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专业的硕士或博士。”［6］第三，要突出抓好辅导员和班主任队伍的建设。一方面，应该将他们的工作业绩同职称的晋升、评优等结合起来，从而调动积极性，稳定高校辅导员、班主任这支队伍；另一方面，应该对这支队伍进行优化组合，实行传帮带，加强业务培训，提高队伍整体素质。??

参考文献：

［1］程方平.中国教育问题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64.［2］唐智松.网络文化中学生主体性的迷失与重塑［D］.重庆:西南师范大学，2004.［3］周建忠，张扬.良好的品德个性［J］.教学与管理，2003，（8）.［4］王少华，王梦华.大学德育“改造论”［J］.大连大学学报，2000，（10）.［5］王蔚.1999年上海高校教师思想政治状况调查报告［J］.思想理论教育，1999，（8）.［6］宇小兵.美国高校德育的几个特征［J］.高等建筑研究，1998，（1）.??

责任编辑：向 波

篇2：对当前银行信贷集中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在和谐社会的丰富内涵中，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安定有序是构件和谐社会的主要标志和基本保障。农村社会稳定问题对于处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洛南县显得特别突出。因此。如何实现大发展环境下农村社会的持续稳定，便成为打牢党的执政基础，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小康目标的重要课题。

一、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

社会改革使农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农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大幅度提高，初步形成了社会政治稳定、治安秩序良好、化解矛盾有效、教育管理规范、法制环境优良的格局。然而，在看到农村社会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出现了许多新的不稳定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村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在新形势下，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利益分配出现了深刻而广泛的变化，各类矛盾纠纷不断凸显出来，其范围包罗到群众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主要集中表现在：一是土地、山林的权属纠纷。如在农村土地延包过程中，三十年不变的跨度很大，因而不可避免地发生转包、退包、反包、继承或征用等流转行为，如处理不当，极可能引发矛盾纠纷演变成群体性事件。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土地为核心的资源要素价值越来越得到农民们的重新认识和维护。因此，在推进城市化和重点工程、重点项目的进程中，导致群体性事件苗头和事件时有发生。土地和山林的权属纠纷因涉及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并伴随有政策性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情况往往比较复杂，调处难度大；二是村级村务、财务及村干部素质问题。当前，农民的法制意识逐步增强，关心集体经济，要求参与村务、财务管理的人越来越多。在推进农村建设中，确有不少村干部为谋求村级集体经济壮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仍有少数村干部在村务管理中，财务收支状况不规范，重大决策不民主、不公开，因而容易造成村民误解，引发村民集体上访。更有少数村干部搞糊涂帐，甚至为政不廉、以权谋私。在处理问题上，认人唯亲，拉帮结派，亲亲疏疏，对农民的反映往往得不到及时处理。

二是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引发的不稳定因素。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过程的推进，农村土地特别是农业用地被大量征用为建设用地后，由于土地征用补偿、征地后失地农民安置等相关政策相对滞后，往往引起农民的误解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另一方面，有相当一些农民用现在的眼光重新看待过去已被征用土地的价值,觉得自己太吃亏了。这些人在群体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再夹杂着个人权欲和利益因素，往往错误地奉行“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观念，从而采取冲击政府、堵塞交通、越级上访等极端方式，以人多势众和把事情闹大来迫使有关部门满足其不合理要求。此外，城市化过程中带来的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也影响了社会的稳定。目前一些企业由于思想意识以及资金、技术等问题，存在不同程度的随意排放废水、废气、废料现象，加上有关部门监管不到位，协调沟通不足，极易引发群众的不满。

三是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严峻引起的不稳定因素。随着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财富的不断增加，人民群众普遍渴望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洛南县创建“平安洛南”的工作目标以来，围绕建立维稳机制、调处模式、探索维稳格局，刑事案件、企业生产及道路交通等方面治安形势总体好转，但存在问题依然严峻，主要表现在：一是刑事案件中发案总数虽然得到了有效控制，但仍在高位徘徊，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二是道路交通、消防事故等安全隐患相当严峻。随着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车辆和驾驶人员大幅度增多，而相对的道路基础设施和交通安全管理措施无法在短时间内到位，势必给交通安全带来了很多的隐患。

四是“干群”关系紧张引起的不稳定因素。近几年来，围绕承包田、山地归属、邻里建房及家庭的纠纷逐渐减少，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主要矛盾，实际上已发展干群之间的矛盾，成为事实上的社会稳定焦点问题。尽管这些矛盾从总体上看属于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把握不好处理矛盾的时机、方式，就有可能演化成群体性事件。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看到，由于日积月累，相当一部分村民心不服、气不顺，导致“仇官”、“仇富”、“仇警”心理日益膨胀。近年来，发生非利益群体参加的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二、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原因 正确了解农村社会稳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需要我们从政府、社会及农村群众等方面相互关系中寻找原因。

（一）政府层面的原因。一是基层政府的职能定位问题。目前，镇政府作为最基层政府有三个值得关注的现状：⑴行政职能不全。由于设在镇的站、所基本上“三权在上”，经济调节的功能小；⑵自主权小。镇政府的决策受上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制约较大，自主权小，活力不够；⑶手段少。镇政府行政执法权、行政处罚权小，抓工作难以运用经济和法律的手段。但实际上，目前镇是“大而全”，可谓是“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中间还管空气”。这种责、权、利严重不统一，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镇、街道社会管理功能弱化，也导致了对农村社会稳定驾驭能力的弱化。二是基层干部的考核和人事问题。近年来，随着社会稳定问题的日益突出，干部考核中的社会稳定因素已占据了一定位置，而且往往是实行“捆绑式”考核。但这种考核的目标往往是以“不出事”为标准，也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这就使基层干部满足于做“太平官”，实行“无为而治”。另外，镇没有人事交流的权限，容易造成苦乐不均，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不高，出现机关化现象，管理的难度大；三是基层财政问题。当前，镇的财政问题比较突出，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城镇化建设的需要，社会事业的兴办，干部福利的攀比等，钱从何来?由于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基层政府为群众办实事成为一句空话。

（二）社会层面的原因。“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是新时期党对是社会工作的总体要求。从社会发展趋势和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经验来看，社会组织在维护基层稳定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当前基层维稳工作总体是喜忧参半。喜的是社会维稳组织比较健全，群众追求稳定的生产、生活环要求境迫切，维稳组织力量和手段有了新的发展。忧的是基层维稳队伍不稳、待遇不高，甚或有的维稳组织威信不好。特别是由于部分村“两委会”关系处理及村干部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造成了村组织的涣散和村民与干部的对立，在某种程度上使农村稳定丧失了第一道防线。

（三）基层群众层面的原因。在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推进中，农民的素质还没有相应的提高，更谈不上有较强的法制观念。尽管政府通过各种形式组织农民开展各种教育培训工作，开展农村文化建设，但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农民素质相对较低的现状。

三、实现农村社会稳定的思考

通过对当前农村社会稳定突出问题和存在原因的分析，我们认为构建安定有序的农村和谐环境要首先明确三方面内容：一是明确经济发展是稳定的最大要素。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不改革，不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只能是死路一条。经济发展是我们各项工作的中心，维护稳定必须服从、服务于经济发展。二是明确基层群众组织是农村社会稳定的力量源泉。基层的村治保组织、调解组织、护村队和企业治保组织等是最基层的维稳组织，他们熟悉社会面情况，拥有群众基础，发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对维护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三是明确执政的科学有序是维护农村稳定的关键环节。当前社会稳定问题的矛盾焦点在政府身上，这就要求我们着力打造法治政府、诚信政府、亲民政府，做到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和文明执政，最大限度地协调群众之间以及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各种利益矛盾，使公共管理活动取得群众最大限度的同意和认可。

具体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努力：

（一）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必须要切实解决好“农民”问题。解决好农民问题是维护农村稳定的根本。首先，要重视农民的就业问题。要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使丰富的农村劳动力转化为优势资源，否则就会成为社会经济秩序稳定的制约性因素。其次，要促进农民增收。农村稳不稳，根本在于能否创造一个促进农民增收，改善和解决群众生活困难的基础环境。要千方百计帮助农村发展致富项目，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广开增收门路，帮助农民增收致富，夯实农村稳定这个物质基础。再次，要大力提高农民素质。各级党委政府要不断地推动农民提高政治参与意识，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同时，要采用走出去、引进来、农民集训、科技示范等多种形式，在农村大力开展科技宣传培训工作，不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在农民中树立科学观念，自觉地应用新技术、新产品，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增加农民收入，有力地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二）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必须要做好农村社会治安工作。农村社会治安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到群众对政府的形象。搞好农村社会治安，着重要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一是充分发挥综治维稳工作站作用。要建立和完善村治保会、调解委员会、农村警务室、治安联防队及外来人口管理办公室等“五位一体”农村基层综治维稳的组织建设，形成治安综治维稳合力。同时，要以综治、司法、劳动等职能部门为主，建立矛盾纠纷调处工作机制，化解不安定因素，努力减少犯罪诱因和治安隐患，稳定农村社会治安；二是开展基层基础建设。要顺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形势和任务需要，大力开展信息警务建设，建立和完善治安预警制度，同时要切合农村实际，有针对性地推进物防、技防建设，特别是在有经济条件的镇村推行视频监控建设。三是强化重点打击和专项整治。以严厉惩治扰乱农业生产秩序、盗窃和破坏农业生产设备等毁农和涉农犯罪为重点，适时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专项打击和整治行动，特别是对跨区域的系列性案件和案件高发区域，要采取重点攻坚措施，强化侦查破案和重点整治，增强辐射效应。要加强宗教阵地控制，密切掌握信息动态，及时发现和取缔农村非法宗教活动，严密防范和打击各类邪教组织在农村进行渗透破坏活动。

（三）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必须要进一步完善维稳工作机制。近年来，洛南县在着力构建县、乡、村三级维稳机制，在实践中取得了实效。随着农村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农村社会稳定出现的新情况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原来的维稳格局；一要完善县级维稳运行机制。我县已建立了县党政领导信访接待日及下访、回访制度，这对于解决社会矛盾，完善政策水平、提高领导干部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一制度在突出上级领导重视信访工作的同时，客观上却弱化了基层政权化解社会矛盾的职能，使群众产生基层不能解决问题，凡大小问题都应找上级的思想，从而造成上级领导忙于应付群众上访的问题。因此，如何划分县与乡镇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职能，是完善以上制度的关键。二要探索镇村调处社会矛盾新模式。随着我县镇机关运行机制的完善，实行镇、司法调解和综治维稳中心规范化建设后，调处矛盾纠纷的效果大大提高。三要积极探索村级维稳格局。建立和完善村级维稳格局，这是农村稳定最基础性的工作。为此，进一步健全基层网络组织，充分发挥村级调委会和治保会和综治、维稳信息员作用，要加强对治保、调解干部的各类培训，落实工奖报酬，充分调动工作人员在化解矛盾、调处纠纷、安全防范、维护稳定中的重要作用，达到稳定农村的最终目的。

篇3：对当前银行信贷集中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土地制度是农村最基本的经济社会制度,三中全会对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今年主要是在承包地确权登记、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等方面加强引导、稳妥推进。

1.开展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浙江有比较好的基础。2003年,浙江省组织开展了延包后续完善工作,96.2%的农户签订了承包合同,94.1%的农户落实了承包地面积、四至、合同、权证“四到户”。省农业厅负责同志反映,通过延包完善,已基本解决承包地面积和四至问题,目前的确权登记试点主要着眼完善承包地块空间定位、登记簿等。平湖市同志认为,如果确权登记要管长久,建议二轮到期后,把地调一次,然后登记并长久不变。我们认为,开展确权登记颁证,重点是解决承包地面积不准、四至不清等问题,是对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的进一步完善。对浙江省这类工作基础较好的地方,开展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应按照中央要求,“缺什么、补什么”,重点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进一步明晰土地权属关系,既让农民认可,又能满足当前和今后农村发展需求,要通过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财产性收益,夯实现代农业发展,特别是土地规模经营基础,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

2.土地流转中政府需发挥引导规范作用。宁波市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面临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导致土地撂荒问题,当地累计引进近10万外地种养能手来务农,约占当地农村劳动力总数1/4。到2013年底,浙江省承包地流转比例达到45%,宁波市62.9%,均居全国前列。从调研看,浙江省各级政府在规范承包地流转中,一是强化服务。全省91%的县、93%的乡镇和59.7%的村建立了土地流转服务组织。二是风险防范。平湖市出台文件,要求市、镇财政分别按每亩100元、流转经营主体按每亩300元缴纳保障金,用于出现风险时支付农户租金。同时,加大农业保险支持,全省已实现农户“零费用”参保。三是社会保障。不少地方探索建立土地流转农民养老保险制度,有的对整户流转土地的农户,给予每位老人每月50～70元的生活补助。总的看,浙江省这种服务不包办、引导不干预、规范不强迫,加强服务体系建设和完善流转机制的做法,值得各地学习借鉴。总之,土地流转既要充分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手段,同时考虑到承包地的特殊性,政府更需要加强引导,促进土地规范有序流转。

3.规模经营收入要与当地城镇居民收入相匹配。2013年宁波市种植粮食的家庭农场平均经营耕地在300亩左右,户均年收入可以达到20万元。相毗邻的上海市松江区,种植粮食的家庭农场平均为113亩,户均年收入约15万元。同样种植粮食,松江区家庭农场规模虽然比宁波小,但当地财政每年每亩给予200元土地流转费补贴,购买农机按总价50%～70%补贴,而且粮食烘干设备、水利设施等全部由政府投入,这些足以弥补土地经营规模相对宁波较小而带来的收入差距。总的来看,两地家庭农场人均年收入都略高于当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浙江省在家庭农场文件中明确提出,家庭成员人均纯收入要达到当地农民的2倍以上或与当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当。调研还发现,适度规模经营前提下,粮食产出率比普通农户高5%左右,但经营规模过大,亩均产量反而不如普通农户,这跟农户的管理能力、当地社会化服务配套水平等密切相关。实践中,一些地方将规模经营收入要与当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相适应,作为确定规模经营适度的重要因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既可以使规模经营主体能够放心投入和经营农业,又可以防止因规模无限扩大,影响农业产出率和农村社会稳定。各地在明确规模经营适度范围时,应把这个因素作为一项重要参考和依据。

4.土地流转期限长些对稳定粮食生产有利。调研发现,浙江省土地流转期限普遍在1～3年。平湖市勤耕家庭农场主介绍,该农场租赁了193亩地,主要种植蔬菜,已投入100多万元修建农业设施,但租期仅5年,如果期限能长一点,他可以更放心投入。宁波市农业局同志认为,农民不愿意长期流转土地,一方面是“恋地”,另一方面也有顾虑,担心土地长期流转容易失地等。省农业厅介绍,除鼓励通过公开市场流转、完善纠纷调处机制外,省里还通过政策和财政措施来支持流转,不少市县财政对流转期限5年以上的予以补贴,目前全省流转5年以上的土地已占流转总面积的42.5%。此外,一些地方大力扶持土地流转后种粮。平湖市制定了《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规划》,建设1000亩以上粮食生产功能区66个、14.7万亩;鼓励各村采取定价招标方式引入种粮大户,保护其种粮积极性。总的看,浙江省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手段来鼓励承包农户自愿长期流转土地,值得肯定和提倡。我们认为,承包期限长可以让承包农户能放心经营承包地并不断增加投入,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能力。随着土地流转加速,也同样需要采取措施让规模经营主体能相对稳定经营和放心投入。要在充分保障原承包农户权益的前提下,处理好转出转入两者关系,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关于农业经营制度改革

浙江省围绕构建新型经营体系,坚持多路共进、量质并举、多位一体,努力形成多元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融合发展的宝塔式新型经营体系架构,有一些成功的做法和可行的路径,同时也面临一些新的问题亟需破解。

5.坚持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宁波市备得福菜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蔬菜生产加工销售的龙头企业,目前自建基地3000亩、合作社订单基地1.7万亩、市场收购方式辐射2万亩。该公司负责人反映,直接经营方式主要雇佣当地农民生产,可以有效控制原料品质,保证产品质量,但劳动监督成本和设施投入成本很高;订单方式通过组织合作社进行标准化生产和统一服务,既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又可以保证原料稳定供应;直接收购方式受市场波动影响大,但可以有效弥补加工产能和市场需求的不足。三种经营方式互为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当地蔬菜产业形成一体化经营体系。我们认为,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和不同环节,推进各类经营主体融合发展、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正在成为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有效实现形式和重要实现路径。哪些地方、哪种产业采用什么经营方式,要由农民自主决策,让市场发挥作用。政府要明确不同领域不同环节的优先培育方向和政策扶持重点,坚持多元化、多样化,因势利导、因地制宜,推动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创新发展。

6.农经系统在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可以大有作为。平湖市按照政府主导、专业合作、市场化运行的思路,积极整合财政资金,集中服务资源,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搭建育插秧中心、粮食烘干中心、农机作业和维修保养中心、农产品初加工等专业服务平台,构建起农业公益性服务、合作型服务和经营性服务有机结合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目前全市已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299家,农资供应连锁店214个,农机化服务中心22个,农民经纪人256个。新埭镇9个村领办了新联粮油专业合作社,提供“一条龙”综合性服务面积近10万亩。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省许多地方的农村经管部门在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和社会化服务发展中,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做到了主动入位、准确定位和有为有位,树立了农经部门很高的工作威信,也为我们在新时期强化农经职能和体系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启迪和有益的样本。我们认为,适度规模的众多经营主体和全程社会化服务相结合,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路径选择,也是今后工作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和政策突破点,在这方面经管部门责无旁贷。下一步要紧紧抓住经营性服务组织培育和社会化服务示范县创建这两个重点,积极争取有关部门支持,努力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动社会化服务取得新的发展,为构建新型经营体系奠定扎实的基础支撑。

7.高度重视职业农民的培养。余姚市对127个农业从业者进行了随机调查,平均年龄50.9岁,其中大学以上文化仅占6.7%,初中及以下文化占68.5%。针对这一问题,浙江省大力开展职业农民教育培训,通过“户改场、场入社、社对企”的方式,积极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合作社带头人、农民经纪人等新型职业农民。余姚市采取财政扶持的方式,引导和支持种田能手、科技示范户等农村实用人才和返乡农民、大中专毕业生兴办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目前全市已发展专业大户1389户、家庭农场743家、合作社357家。因此,创新农业经营制度必须始终坚持家庭经营的底线不动摇,一方面支持农户加强联合与合作,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多元互动、多元互补;另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农业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力度,探索制定新型农民培养规划和职业农民认定管理办法,构建农村实用人才培训、认定和扶持政策体系,加快培养一大批农村适用专业人才。

关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浙江省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起步较早,目前已有29.7%的村和31.1%的县(市、区)基本完成改革,并提出到2015年底全面完成改革。但在推进改革中也遇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难题,需要深入研究、统一认识,在有关政策中予以明确。

8.分类指导各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绍兴市柯桥区立新股份经济合作社,已基本没有耕地,收入以物业出租、投资为主,其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已基本纳入当地公共财政,因此不少村民主张不再保留集体经济。宁波市江东区惊驾村,2003年完成改革,2013年资产总额已达4.33亿元,收入5921万元,股东最高分红3.6万元,目前全村95%的村民希望要么进一步分块经营资产,提高运营效益;要么慢慢把资产分掉,落袋为安。调研发现,主张分光集体资产的村多是改革完成较早、城乡一体化水平较高、政府公共服务基本覆盖的经济发达地区和撤村建居地区。我们认为,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不是要把农村集体所有制改没了,而是要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区别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确定改革的重点、目标和路径。对于纳入城镇建设规划即将撤村建居或已撤村建居的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在改革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股权流转、重组等经营方式创新。对于已经完成改革,完全纳入城镇公共服务体系的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探索项目公司化、资产分块承包经营等多种形式,逐步向市场化过渡。

9.积极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为激活农村各类产权要素,平湖市将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升级为农村产权交易中心,8个镇(街道)均设立农村产权交易分中心,目前仅有经营性资产和资源的承包、租赁和转让,以及宅基地有偿选位权等统一进场交易,农民集体资产股权还不能进入市场。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整合农村集体“三资”服务中心和招投标中心,成立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但实际交易品种也仅限于承包地流转、集体经营性房屋出租和工程项目招标。权能不完整是当前制约农民集体资产股权顺利进入市场交易的根本原因。受现行制度约束,农民对持有的集体资产股权仅拥有收益分配和有限的处置权能,其终极所有权仍为集体所有,因此股权也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流转,具有明显的交易封闭性和价值低估化。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赋予农民集体资产股权有偿退出的权能,是破除股权流转封闭性,推动股权进入市场交易的关键。对于股权流转的范围,要在鼓励内部流转的基础上,审慎探索股权外部流转,原则上股权流转不能突破同一县域范围。对于股权流转的方式,可以在成员之间自主协商进行,同时要鼓励各地依托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或“三资”管理服务平台,积极建立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引导股权进入市场公开、公正、规范交易。

篇4：对当前银行信贷集中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关键词：商业银行 财务管理 相关对策

目前，商业银行业务发展较快，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常见的五大国有银行之外，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也得到迅速发展，业务范围越来越丰富，营业网点众多，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诸多的便利。当前商业银行正处于内部机制的转型期，因此在自身的财务管理上尚且存在着不足之处，针对于此，笔者展开了相关论述。

一、当下我国商业银行在财务管理上出现的不足

（一）就财务管理体系而言，相对滞后

我国商业银行在其财务管理上大多坚持传统的分级管理、分级核算的模式，通俗而言就是商业银行总行负责本行财务的核算与管理工作，而下属分行的财务管理人员负责本分行财务的核算与管理。这种分级负责、分级管理的机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导致了大多商业银行在财务管理的权力上相对分散。不利于总行对于下属支行的集中综合管理，同样也无法形成相对完整连贯的财务管理体系，进而使商业银行难以充分发挥整体上的优势。分级管理的机制，在权限下放的同时，也使得分行的财务权限明显过大，总行还没找到合适的制约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致使总行统筹能力削弱，导致系统内资源难以均衡，财务管理稍显混乱。

（二）就财务管理理念而言，缺乏创新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变革与完善，商业银行形成了众多的营业网点，极大程度上满足了银行客户的不同需求。业务的发展需要先进的财务管理理念跟进，我国商业银行核心理念还需要进一步创新。个别商业银行仍将利润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的目标，财务管理理念片面的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最终目的，而商业银行不同于企业，商业银行运营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决定了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最终目的是在保证商业银行资产负债安全性与流动性的前提下，最大可能的去实现银行的盈利性。一方面，商业银行高层领导在财务管理问题上存在着观念上的误区，即缺乏战略成本管理意识，因此导致了商业银行无法从战略经营的角度与统筹全局的高度同银行的收支状况相联系；另一方面，从上至下的成本管理理念很难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缺乏对于银行各项收支审核的执行力，开源节流的成本管理理念还需加强。此外，成本管理还未深入民心，银行内部员工普遍认为财务部门主导着成本的核算与管理工作，同自身工作无关，全面成本管理不能得到有效执行。

（三）就财务管理方式而言，有待更新

就我国现有商业银行在其财务管理方法上同西方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明显落后，笔者认为这种落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一方面财务管理上依旧采用相对传统的会计方法，也就是财务会计方法，这种方法的弊端在于对于财务管理往往是一种事后管理，也就使得财务管理工作成为了一种事后报告与监督的管理，而对于财务问题出现之初却缺乏必要的监督，从而导致财务问题无法做到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在其成本预算方式上有待改善，笔者发现当前我国为数众多的商业银行依旧采用传统的预算增量法，对于银行财务的实际需求与现状却没有充分考虑，从而很容易导致预算过度，形成资金的浪费。

二、商业银行实现财务管理优化的对策

商业银行要想真正提升其经营管理水平，最为关键的对策就是财务管理水平的提高。当前我国各大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因此，商业银行唯有针对财务管理出现的问题提供专业有效的解决方案，方能够实现银行综合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

（一）不断更新商业银行的财务管理理念

商业银行财务管理水平的提升离不开科学财务管理理念的指导，因此，商业银行应当树立科学可行的财务管理理念，实现银行财务管理工作同现实中的财务管理实践相结合，并且切实将银行的发展战略理念同财务管理理念结合起来：首先，在银行财务管理人员的管理理念上，应当实现由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的转变，毕竟商业银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盈利，因此其财务管理工作不仅仅是会计的常规日报表，而是要对于银行的整个财务活动做到统筹兼顾，增强财务的预测与计划工作；其次，应当实现银行由分块核算理念到分客户、分项目、分产品等条线核算理念的转变，目的就是实现商业银行的财务管理工作能够贯穿整个过程，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再次，商业银行还应当实现对于财务风险管理理念的转变，积极树立科学的风险管理意识，加强财务风险防范，减少银行不必要的资金损耗。

（二）制定科学合理的财务管理目标

就商业银行在财务管理领域的核心工作而言，就是确立明确的财务管理目标，保证商业银行财务各环节的有效运转，为银行实现利润创收奠定基础。因此，应当针对于财务管理工作制定科学合理的财务管理目标，银行要根据自身的经营管理及财务活动现状，进一步明确银行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工作目标。股东财富最大化正是商业银行坚持产权科学运作的体现，同时这也是对于商业银行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一种尊重与保护。值得注意的是，明确财务管理目标之后应当切实处理好与银行经营目标、战略目标的关系，寻找银行利润同风险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充分兼顾银行短期利益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为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做好准备。

（三）进一步优化商业银行的财务管理体系

想建立相对完善的财务管理体系，首先应当对于银行各部门中的具体职能予以明确，坚持围绕银行的财务管理工作开展，进一步强调各个业务部门间组织架构的转变，从而形成一个权责明确的财务管理体系，实现财务的集中高效管理；其次，商业银行还应当构建双线管理与纵向管理的财务管理体系，切实维护财务人员的相对独立性，实现财务管理的人员管理以及控制职能管理；再次，商业银行还要逐步构建并进一步实现财务管理信息网络系统的完善，保证银行财务信息的准确及时，为银行领导以及财务管理人员获取相关的信息提供良好的网络保障。商业银行的网络信息系统还应提高财务管理信息及工作的透明度，最终实现其管理水平的提升。

（四）培育高水平的财务管理人才

商业银行的财务管理是一项专业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工作，并且财务管理在具体执行上相对复杂，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应当建立一支高水平的财务管理人才队伍，提高银行财务管理工作的专业化水平。一方面，商业银行应当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适当提升用人标准，对于财务岗位人员进行资质认证，选聘那些具有良好职业素养及工作经验的人才进入到财务管理的工作岗位上；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要对当前的财务管理人员进行定期培训，目的就是通过不断学习来提升财务管理人员的专业能力与业务技能，从而为塑造一支专业能力强、执行能力强、心理承受能力强的综合化财务管理人才队伍做准备。

综上所述，商业银行要想实现自身综合竞争力的提升首先要强化其财务管理工作，然而我国的大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对于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容乐观。笔者通过以上分析较为详细阐明了我国当前商业银行在财务管理工作上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完善财务管理工作的相应建议。

参考文献：

[1]姚诗凯.探索商业银行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 现代经济信息.2013（21）

[2]王艳阳.关于商业银行财务管理的突出问题及对策思考[J].时代金融.2014（14）

[3]周亚.我国商业银行财务管理问题及对策分析[J].企业导报.2012（03）

篇5：对当前银行信贷集中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就是指领导干部在执行职务过程中的法律精神要素，是领导干部政治素质的重要内容。由于领导干部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处于“为首”的地位，其法律素质的状况直接影响着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本文中笔者试图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状况进行评价和分析，为干部的法制教育和法律素质的提高尽些微绵之力。

为进行本项研究，我们将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分解为法律知识、法律评价、法律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四个方面，围绕这四个方面设计了包括29个封闭式问题的问卷，随后对某省的领导干部进行了抽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350份，收回251份，收回率71.7%.在收回的251份问卷中，地厅级干部34人，县处级干部59人，科局级干部158人，分别占被调查者的13.5%、23.5%和63%.一、当前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状况及特点

1.普遍认识到学法懂法的重要性，但知识准备不足。知识是素质的基础。领导干部法律知识的多寡，决定着其有无成熟的法律心理和观念，对法和法律现象有无正确的看法和评价，同时也是能否依法办事的重要条件。从调查情况看，当前领导干部已经充分认识到法律知识对于作好领导工作的重要性，有94.8%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有必要把具备相应的法律素养作为任用干部的基本条件，而且几乎所有的被调查对象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学习过法律知识。多数被调查对象对有关法律法规内容的掌握还是比较准确的。这说明经过十几年的普法，干部的法律知识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但是，调查中也发现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第一，对“三五”普法规划中要求的领导干部必须学习和掌握的法律法规重视不够。被调查对象中，除宪法外，系统学习过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的不足一半，学习过行政复议条例（法）和国家赔偿法的甚至不及30%（分别为26%和20%），系统学习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的仅有37%.调查中发现，有27%的领导干部竟没有学过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堪忧的现象。

第二，对法律知识的学习不深入，对有些重要问题的理解存在严重的偏差。例如，对于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这样一个宪法常识问题，回答的正确率仅有56%，除了1.6%的人回答不知道外，有17.5%的人认为地方各级政府是地方各级党委的执行机关，25%的人认为地方各级政府就是地方各级权力机关。当问及是否学习过行政诉讼法时，有49%的人作了肯定的回答，但能正确回答出在行政诉讼中主要应由被告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这样一个重要的证据规则的人，却仅有15%.另外，不少领导干部对“行政执法”的内涵缺乏正确的认识，对检查、处罚这类限权或剥夺权利的行政行为认为是执法，而对为公民法人登记、发放抚恤金这类赋权的行为则有相当多的人不认为是行政执法。

以上情况表明，领导干部虽然充分认识到法律知识、法律素养在市场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重要性，但自身的知识准备不足，尤其是宪法、组织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处罚法等有关国家体制、法治原则、领导干部职权的产生、运作、界限和法律责任等方面的知识和素养严重缺乏，对宪法和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基本问题了解不够，把握不准。

2.法律意识有所提高，但观念尚显落后。法律意识是人们有关法和法律现象的心理、评价、观念的总和。法律观念是高层次的法律意识，是人们对于现存的法律规范、法律活动和法律关系等法律现象的概括、抽象和总结。正确的法律观念的形成会指导人们对法和法律现象作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评价和采取正确的态度，同时也会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封建传统法律心理。

调查显示，经过多年的普法教育和法制建设的实践，领导干部的法律心理渐趋成熟，在立法目的、守法的内涵等一些重要问题上，有了较为理性的认识。尤其在“民告官”这个较为敏感的问题上，有了一种平等、平和的诉讼心理。但就高层次的法律意识――法律观念来讲，调查所显示的情况还不是令人满意的。例如在权威观念上，仅有67.3%的人认为，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应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最高权威，甚至还有8%的被调查者选择“法律的权威不能大于人的权威，尤其不能大于最高领导人的权威”这样一种人治论的观点。在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上，只有41.8%的人回答是公民权利产生国家权力，而42.6%的人回答是国家权力产生公民权利，另有15.6%的人回答“不知道”。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以及“国家公务员手中的权力是人民通过法律授予的”这样的法治观念在一些领导干部心目中还相当淡漠。有71.6%的被调查对象对“依法治国”的理解还仅仅停留在管理主义的水平，而对依法治国的核心问题是“依法治吏”采取认同态度的仅仅有25.9%.3.对实现法治国家寄予厚望，但对法制建设的现状评价不高。一个领导干部如何评价我国法治建设的现状和前景，这关系到他能否建立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定信念，这种信念又反过来影响他的法律观念和法律行为。因此，领导干部对法律现象的评价，应是其法律素质的重要内容。

调查资料显示，对我国依法治国的前景和现存法律制度的作用，被调查对象均作了较为肯定的评价，如在回答“您

注重法治精神、法治观念的培育，并且持之以恒，那么在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提高上就会事半功倍。

思考之二：对干部的法制教育是重“管理主义”还是重“控权主义”。现代法治是以法律对权力的限制、约束与规制为其逻辑起点的，没有对权力的一种制度化的理性约束与驾驭就很难有法治化。因此，法治的核心问题是控权，对干部的法制教育也不应该离开这个核心。在我国，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以控权主义为核心的法制教育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几千年来，我国一直是一个权力支配一切的社会，权大于法是中国典型的传统政治文化。由此产生法乃治民工具的认识和消极守法观念，也造就了一大批被动的法律承受者及一小撮滥用法律的特权阶层。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我们通过修宪，确立了权力须在宪法和法律控制之下运作的法治原则，但作为一种文化，尚未在人民心中扎根。本这次调查显示，相当多的领导干部还是在工具意义上看待法的价值和功能。对这样一种法律观，有学者称之为“管理主义法律观”。③这种观念的形成当然有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但是当前干部法制教育中没有突出“控权”这一建设法治国家的核心问题，也是造成“管理主义法律观”历经三五普法而“岿然不动”的重要原因。

思考之三：关于领导干部的法律信仰。这次调查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是领导干部对法治的理性认识与在实践中坚持法治原则的坚定性之间的落差。我们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领导干部缺乏对法律的信仰有关。什么叫法律信仰？法律信仰就是人们对现行法所持的一种尊重、信赖并积极认同的态度。法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行为规范，但仅靠国家强制力是不能实现法所蕴含的全部价值的。况且仅建立在强制力基础上的法其合理性和公正性也值得怀疑。国家强制力可以惩治不法，但无力塑造一种法治文化。真正能确立法律权威地位并保证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的，不在于国家强制力，而在于人们能理解并接受现行法律制度，在于人们对现行法的态度，“法若不被信仰，则形同虚设”④。有些干部在执行职务过程中，由于对法律缺乏应有的信仰，缺乏那种为法律而献身的精神，就很难顶住来自各方面尤其是上司的压力和干扰。可见，法律的至上权威，对宪法和法律的信仰还没有在领导干部心目中真正地树立起来。当前我国领导干部法律信仰失却的原因，据笔者调查中的体会有两个方面：其一，我国缺乏信仰法律的文化传统。在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以仁政为核心的德治等思想是占主导地位的，除一段短暂的秦代以外，法律只占辅助的地位。秦灭亡后，法律的繁苛被归结为其迅速灭亡的原因。所以在秦以后我国很少出现对法律依赖的思想。建国以后，由于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⑤等导师名言的极端崇拜和对旧法统的义愤，造成了长期的法律虚无主义。毛泽东同志甚至说：“法律那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⑥。在当时领袖对法律的蔑视所带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其二，是现行法律运行中的缺陷。一方面，处在由传统体制向现代化过渡中的宪法和法律缺乏应有的稳定性，法律体系的内在矛盾消融其内在的公正与效率，立法技术的粗糙使法律形同政策，缺乏应有的操作程序使执法者无所适从⑦。信仰本来是对一种稳定的、内在合理性价值的尊重与信服，而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现状，使人们不由不对其神圣性产生怀疑。另一方面，现行法律在实施过程中的不理想状态，也对人们的法律信仰产生了消极影响。可见，法治文化需要长期的实践来塑造，这就包括立法的规范化和执法严肃化，人们企盼着立法法和监督法的出台。

思考之四：关于干部法律素质与体制。具备了相应的法律知识和信仰，就一定能在实践中坚持法治原则吗？从调查的情况看，尚不尽然。调查结果还显示，领导干部们面对的问题越具体，其法治原则流失的越多。这种情况在基层，尤其是科局乡镇一级更为严重。这一级干部年青，其文化素质是比较高的。按一般规律而言，他们的思想中更少人治传统，而更多法治理念，对实现法治应有更强烈的渴望。但是，在权和法的较量中，他们表现的更易于放弃法治的原则而屈服于权势的压力。这是为什么呢？

如前所述，干部的法律素质是一种精神要素，其成长和发育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对于处在权力网络中的各级领导干部，其法律素质尤其是坚持法治原则的坚定性，往往被制度的不合理性所扭曲。王人博、程燎原两位先生指出：“任何法治观念在一定国家的传播及其对传统法观念的变革，都需要一种适当的制度模式和组织结构的支持”，“法治观的转变，必须以法律制度和组织结构的转换为依托；法律制度和组织结构的支持，是法观念变革与启蒙成功的条件。否则，那些具有合理性的新观念，只能被碰得头破血流”。⑧当我们透过上面的统计数字，把目光注视在体制层面时就会发现，官员们在权力和法律面前的选择既是一种诱惑，也是一种无奈。何增科先生曾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基层政权体制存在的弊端：第一，上下级政权组织之间“一手乌纱帽，一手高指标”的压力型体制；第二，人事制度上各级领导干部事实上的任命制；第三，财政体制上的权能脱节；第四，领导机关（党委）、执行机关（政府）和监督机关（人大、政协、监察、检察）之间权力和责任配置不平衡，等等。⑨在这样一种体制中，有些领导干部唯上是从，唯权是崇，地方保护，藐视法律，滥用职权就不足为怪了。尤其当屈从于权力可以获得更大利益，起码是避免更大损失的时候，法治信仰、法治原则都会在这种选择面前低下高贵的头。看来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不仅仅是个教育问题，以权力配置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对干部的法律素质发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以崇尚权力为导向的政治体制是抑制法治精神张扬，影响干部法律素质提高的主要原因。

篇6：对当前兵员思想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今冬的老兵退伍工作即将开始，全市消防部队共有到期兵员88人，三期1人、二期8人、一期25人，义务兵54人。按照总队的要求，支队今年拟选取士官41人，复员退伍47人。随着复退工作临近，兵员思想比较活跃，队伍管理进入了重要时期。为切实掌握全市部队兵员的思想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复退工作，确保部队的安全稳定，近日，支队组织人员对全体到期士兵的思想情况进行调查摸底。现对有关情况作一些分析和思考。

一、当前到期士兵的思想特点

（一）地方就业形势严峻，有留队意向人员的比例增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企业改制规模不断扩大，地方就业形势严峻。从今年开始，全国裁军20万，无形中增加了复员转业军人就业的难度。而士官特别是二期、三期士官的待遇相对于地方并不低，因此大部分到期士兵都想留在部队继续服役。从调查情况看，有55%义务兵想转为士官、72%士官想转为高一期的士官。

（二）本省、本市籍士兵想留在部队继续服役的增多。现有到期的88名士兵中，想留在部队的有54名，其中本省、市籍30,占55%。想退役的士兵有34名，其中本省、市籍的仅占29%。从了解的情况看，本省、市士兵认为，留在部队离家不远，回家探亲、找对象比较方便，能够就近照顾到家庭，在部队比在地方企业上班要强，愿意留在部队服役。

（三）一部分士兵想留在部队学技术、考学校。支队学驾驶的条件放宽到不同年限的士兵，使一部分无技术的士兵想留在部队找机会学门技术，将来回到地方有一技之长，好找工作。现在第三年的士官可以报考军校，因此个别第二年未参加考学的义务兵想转为士官，再找机会报考军校，继续在部队深造。

（四）农村籍入伍的和单亲家庭士兵想留在部队。按照《义务兵退伍安置规定》，农村籍入伍的士兵退伍后仍要回到农村自谋出路。且农村各项条件都比不上部队，在部队还有机会进入更高一期服役，退伍时可以“跳出农门”。基于上述考虑，今年到期的60名农村籍士兵中，有46名想留在部队，占想留队士兵总数的82%。目前到期士兵中有5名单亲家庭士兵，考虑到家庭实际情况，有4名同志想留在部队继续服役。

（五）一期晋二期、二期晋三期士官思想压力大。现有一期到期士官25人，二期到期士官8人。据了解，一期士官中，想选取为二期士官的有18人；二期到期的8名士官，全部想晋升为三期。而总队下达支队一期晋二期的计划数有限，有54%一期到期士官和25%的二期士官要退出现役。而在支队、大队机关和特殊岗位的工作的11名到期士官都不想退役。在基层中队工作的部分士官，由于受工作压力及与机关和特殊岗位工作的士官差别等因素的影响，不愿在部队继续干，想退伍回到地方找工作。想往高一期晋升的士官的思想负担和顾虑多，一定程度上影响工作。

（六）部分士兵因受家庭因素的影响，走留态度有一定的变化。

从6月、9月、10月3次兵员思想摸底情况看，有一部分士兵由于受家庭经济条件、父母意见等因素的影响，对走留态度有一定的变化。父母要求留在部队干，但本人不愿留在部队的有3人；本想留在部队，但考虑到父母身体、家庭状况等因素，又想退伍回家帮助家庭的有2人。

二、对做好当前士兵思想工作的几点思考

针对今年到期士兵思想特殊和想留在部队的多，但选取士官计划少的实际情况，要提前做好思想工作，采取有力措施，严格部队管理，确保复退工作顺利开展。

（一）加强教育，掌握政策。要组织官兵认真学习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让官兵了解完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给复退军人就业带来的广阔前景，必要时可以邀请驻地企业家来队为官兵讲解社会形势，增强官兵对退役的信心。同时，要组织官兵学习复员退伍安置有关政策、士官选取管理有关规定，使每名到期士兵都做好两手准备。给到期士兵讲清复员、退伍和继续为部队建设服务是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作为革命军人要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服从国家的挑选，积极为地方经济建设和部队发展作出贡献。

（二）严格考核，从严把关。作为有士官选取审批权限的机关，要充分听取基层单位的意见，严格士官选取对象考核标准，严格按照个人申请、群众评议、基层推荐、机关考核、组织审批的程序选取和考核士官。对现实表现差、技术不过硬、表率作用不强的士官选取对象，要从严把关，不得选取为士官。要敢于顶住“人

情风”、“关系网”，机关不得向基层打招呼、递条子、打电话，切实将士官选取的权利交给基层，保证士官队伍的质量。

（三）以情待兵，重点帮教。面临退伍，是到期士兵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要选择，在这个时期他们思想上产生一些想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基层管理干部既要正视这些问题，又要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帮助他们端正思想，提高认识。老兵们为部队建设和消防事业奉献了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的青春，部队要从生活中关心他们，从情感上贴近他们，切实做好有针对性的思想工作。对一些生活有困难、家庭条件不好的士兵，在不违反原则的条件下，有重点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感到部队大家庭的温暖，更加珍惜在部队的分分秒秒，自觉服从组织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