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抵押贷款合同

车子抵押贷款合同（精选9篇）

篇1：车子抵押贷款合同

解除抵押协议

本人身份证号码

用的汽车作为抵押，向身份证号码借款现金人民币（大写）；(小写）,现已归还，特申请注销抵押登记！

抵押权人：抵押人：

受托人：受托人：

时间：时间：

篇2：车子抵押贷款合同

好车贷是安徽省长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推出的创新型的贷款业务，其中不押车贷款更是吸引了广大车友的眼球。目前，以汽车作为抵押物的贷款的用途，主要为汽车消费。在汽车抵押借款咨询服务平台中，好车贷是少数全面提供二手汽车抵押贷款、汽车变现、二手汽车典当、汽车质押贷款、资金周转、融资贷款咨询服务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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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行贷办理流程

过身份资质与车辆材料审核→照《操单通知书》操单→借款与安保手续办理→登记与放款→贷后监控与服务

抵押贷办理流程

篇3：车子抵押贷款合同

2008年6月20日, 王五向张三借30000元, 同时王五给张三写了一张借条, 具体内容是:“本人王五今天向张三借钱30000元, 为体现本人的诚信, 故将我父亲王大的房产证抵押给张三, 如果三个月到期后没有如期还钱, 任由张三自由处置房产证, 借款人王五, 2008年6月20日。”2008年6月20日, 王五的父亲王大同意王五的行为, 同时在借条上签了“同意”二字, 并署名王大。但是, 王大和张三都没去房产登记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后来还款期到后并经张三多次催缴王五还款, 王五仍不还钱并恶语相向。于是张三向法院起诉, 要求王五还款30000元以及利息300元, 同时要求王五的父亲王大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判决被告王五偿还原告张三的借款30000元, 以及利息300元, 同时判决被告王五的父亲王大对30000元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王大不服, 二审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五和王大给张三写的欠条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应当视为具有法律效力, 双方当事人应当严格按照借条履行。王大在借条上签字“同意”并署名的行为, 应当视为王大同意以自己的房产为王五向张三的借钱行为提供担保, 此房产抵押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但是, 由于双方当事人没有办理抵押登记手续, 所以依据有关的法律规定, 王大用自己的房产为王五的借款行为设立的抵押权并没有发生法律效力, 然而抵押权的不存在并不影响抵押合同的法律效力。由于双方的抵押合同合法有效, 所以王大应按照合同认真履行义务, 王大应当在所抵押的房产价值内对王五与张三的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故二审上诉法院判决:维持一审对王五的判决, 同时改判王大对王五与张三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为王大对王五与张三的债务以其提供的抵押房产价值内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本案看似复杂, 但实际就涉及两个重要的法律关系, 就是抵押担保关系和借贷关系。而笔者在本文讨论的重点是抵押担保关系。针对本案争议的焦点, 笔者拟从“房产证能不能质押?抵押登记效力如何判断?不动产权属证书和不动产登记簿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着手, 分析抵押合同和抵押权的成立, 探讨抵押担保关系。

2.房产证引发的相关法律问题的思考

2007年我国颁布的《物权法》对不动产登记簿、不动产权属证书以及不动产登记制度都有明确的规定。由于我国物权法采用的是物权登记生效主义, 所以不动产物权经相关部门登记后产生法律效力, 而不动产登记簿就是不动产物权生效的法律依据。不动产权利人手里的权属证书只是不动产登记簿的外在形式。不动产权属证书本身不能代表不动产物权, 它只能帮助不动产所有人向第三人证明自己对该不动产享有权利。

房产证是由不动产登记机关发放的证明房屋所有权归属的书面凭证。房产证上的信息具有社会公信力。“房屋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依法拥有房屋所有权并对房屋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利的唯一合法凭证。”这是《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对房产证的具体规定。此款规定似乎有理由让我们绝对相信, 房产证是确认房屋所有权的唯一合法凭证。其实这是把房产证的意义绝对化了, 是对房产证的误解, 没有真正明白物权公示的意义。

首先, 从房产证的内容来看, 大多数房产证都不能准确反映房屋权利的真实状态。例如, 祖辈遗留的房产虽已由晚辈支配使用多年, 但房产证上记载的信息却一直没有变更。此类现象在现实生活中相当常见。

其次, 在房产证的发放过程中也有出现错误的可能性。房管部门依据当事人的申请颁发房产证的行为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办理城市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或转移、变更登记手续时, 对证件不全或房屋所有权不清楚的, 暂缓登记, 待条件成熟后办理。”是《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对房产证办理的具体规定。从这一规定可知, 房产的权属清晰是房产管理机关颁发房产证的前提条件。房产管理机关对当事人所提供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后, 认为房屋权属清楚, 即可颁发房产证, 对房屋所有权作出确认。而在颁证环节, 因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或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 行政机关又没有对之进行实质性审查的客观技术条件, 房产证有可能出现错误。鉴于此, 法律也赋予了当事人诉讼救济的权利。如果相关利害关系人认为房产管理机关发放房产权属证书的行为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可以通过向法院起诉或向房产管理机关申请撤销该房产权属证书的方式救济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看出, 房屋权属证书并没有真正实行起到保护物权交易的作用, 它只是单纯的满足了房屋管理部门管理城市私有房屋的需要。我国现行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与真正意义上的物权法规范上的不动产登记在本质上存在重大区别。我国范围的房产交易必须以登记主义为要件, 才能发生房屋所有权的变动, 进而产生物权法上的法律效力。2007年《物权法》第十七条对不动产权属证书和不动产登记簿之间关系的明确规定, 即“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 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 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之外, 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可以看出, 房屋管理部门的登记簿上的房屋权属登记才是最具有法律效力的。房产证和房屋登记簿上记载的信息不一致时, 只有房屋登记簿上的权属信息才具有法律效力。这提醒我们, 在房产交易活动中不能依据房产证上记载的信息, 要到房屋管理部门进行核查, 以房产登记簿上的信息为依据。所以, 只有当房产证与房屋管理机关的房产登记簿上的信息记一致, 且没有利害关系人对房产证的效力提出异议的情况下, 才能真实有效的证明房屋的权利状况。在相关的利害关系人质疑房产证效力的情况, 只有法院对房屋所有权的确认, 才真正具有确权的意义。一旦出现房产证与登记簿上的信息不一致时, 必须到房屋管理登记部门请求确权登记, 只有登记簿上的信息变更才能发生物权法上的效力。

所以, 我们应当明白并不是持有房产权属证书就能与拥有该房屋的所有权划等号的, 同时也不能说明现实生活中没有持有房产权属证书就不是该房产的主人。在房产交易中必须进行到房屋管理部门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回收卖方的房产证后, 由房管部门以买方的名义重新颁发房产证。可以看出, 房屋权属证书在房产交易中的作用是有限的, 而且还容易因此产生纠纷, 它的证明力与毕业证、学位证、合同书等证书的证明力不能比。

在本案借贷纠纷中, 王大将房产证给原告张三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呢?这种行为可以视为是将房产证质押给原告了吗?那现在有必要分析一下。

质押可分为动产质押、不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 我国担保法只规定了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权利质押, 是指以所有权之外的财产权为标的物而设定的质押。权利质押主要以债权、股东权和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作为标的物。《担保法》明确规定, 不动产不能进行质押。房产证作为不动产房屋的产权凭证自然就不能被质押。生活中经常会有人认为房产证可以当作一种权利被质押, 这是错误的。

经过以上分析作为铺垫, 现在我们开始探讨本案的抵押担保关系, 这一法律关系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抵押合同和抵押权的定性。

3.抵押合同性质的界定

我国关于抵押合同的定性上有三种不同的学说, 分别是物权行为说、债权行为说和折中说。抵押合同究竟是物权行为还是债权行为, 还是具有物权和债权的二重性?对此我们要依据我国具体的法律回答这一问题。

有关不动产物权的合同效力, 我国2007年的《物权法》有明确规定, 例如, “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 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 不影响合同效力。”依据此条法律规定可以看出, 在我国, 以物权变动为内容的合同仍受合同法的调整;如果该物权变动合同没有侵害社会公共利益, 也没有违反国家相关的强制性规定, 则抵押合同一旦成立就发生债权设立的恶法律效力。进而可以得知, 不动产抵押合同的生效不以抵押权的成立为前提条件。但是对于抵押权的成立, 我国《物权法》规定, 当事人设立不动产抵押权必须签订书面的抵押合同, 但是只有抵押合同也不能产生不动产抵押权, 当事人必须到相关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才能产生法律效力。通过这些可知, 对于不动产的抵押合同属于债权性质。而对于动产抵押来说则要另当别论了, 例如, 《物权法》中一百八十八条规定, 对于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正在建造的建筑物、船舶、航空器、交通运输工具的抵押权从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 如果该抵押权没有登记则不能对抗善意的第三人。从这可知, 动产抵押不同于不动产抵押, 它既具有物权属性, 同时还具有债权属性。

4.从上述法理分析中得出本案结论

由以上分析可知, 本案的关键点是区分抵押合同的生效与抵押权的生效。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范, 本案的房产抵押权的登记实行登记生效主义, 即双方必须签订书面抵押合同, 并到相关部门进行抵押登记, 抵押权才能成立。本案属于生活中常见的民间借贷, 双方当事人签订了书面的抵押合同, 据我国法律规定, 抵押合同成立;但是因房产属于不动产, 不动产需办理抵押登记, 抵押权才能成立, 而本案抵押当事人没有到相关部门履行抵押登记手续, 所以不能实现抵押权的成立愿望。经过上述的分析探讨, 笔者认为王五的父亲王大应当认真按照抵押合同履行相关的法律义务。

5.由本案引发的思考

从以上分析可知, 为了保证交易安全, 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 无论是动产抵押还是不动产抵押都应签订书面抵押合同, 并到相关部门及时办理抵押登记。法律清晰明了, 但现实生活却错综复杂, 生活中本案情形不断重复上演, 而且类似的借款经常发生在熟人之间。很多抵押当事人因碍于熟人的面子, 不严格的履行法定的手续, 以致抵押权不能实现;在某些情形下, 有的甚至连基本借款合同的合法权益都无法实现。

抵押权是担保物权的一种, 可以法定取得, 亦可约定取得。我国现行实务和立法为了保证当事人安全, 都主张采用书面抵押合同。可司法实务有时会混淆抵押合同的生效与抵押权的设立, 其实而这属于不同的范畴, 抵押合同的订立是物权变动的原因, 是当事人创设抵押权设立的有关权利义务关系;而抵押权则是物权变动的范畴, 它的设立是法定的抵押合同产生的效果。若要发生物权的变动, 除了签订书面的抵押合同外, 还必须要进行公示。

为活跃市场经济, 我国合同法对当事人合同行为实行当事人自治原则, 但是其中规定合同无效的条件, 是基于违背公序良或损害国家利益而言制定的。书面抵押合同经双方当事人协议签字即生效, 并未损害国家利益也不违背公序良俗, 用物权变动来约束不仅对双方当事人无利益可言, 也从法律上违背了合同与物权区别的基本原则。

综上所述, 我们必须依法理智行事, 不可感情用事, 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6:86。

[2]梁慧星主编.中国物权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28。

[3]曹士兵.中国担保诸问题的解决与展望———基于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59。

[4]王胜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解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7:15。

[5]郭明瑞.担保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36。

[6]黄松有.物权法条文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7:55。

[7]海林, 常敏.债权担保的理论与实务[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96。

[8]许明月.抵押权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78。

篇4：以房养老第三方抵押贷款合同初探

关键词：老龄化；以房养老；津工超市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情况及养老模式

联合国规定 65 岁以上的人口占比超过 7%的国家或地区称之为老龄化社会，1997年我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就已经超过了这一标准。2011年更是达到了8.87%。赡养老人的义务变得相当沉重，老年人的养老问题给子女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在這种形势下，如何让老年人安享晚年就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2013年9月1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大力开展反向抵押贷款。老人通过向银行或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抵押房屋产权，定期取得一定数额养老金，老人去世后银行或保险公司收回住房使用权。

然而，我国现在还不具备所有实施以房养老反向抵押贷款模式的应有条件，在法律规范、金融技术、伦理道德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少问题。以房养老反向抵押贷款模式的养老方式自2002年开始在我国学界广泛讨论，但我国的以房养老反向抵押贷款模式的理论基础还不是很成熟，以房养老反向抵押贷款模式存在着不少风险和阻碍。

二、以房养老第三方抵押贷款合同的概念及法律关系分析

在这种形势下，津工超市推出了一项叫做“养老幸福树”的计划。津工超市的“养老幸福树”项目启动于2012年10月，是一种新型的以房养老模式。“养老幸福树”计划的核心是：老人把房子交给津工超市，津工超市把房子集中抵押给银行，把银行贷款所得进行运营使资金增值，增值的收益扣除贷款本金和利息外，以津工超市消费卡、养老院专用养老金的方式返还给老人。老人在参与期间可自由退出，拿回房子，得到收益不需退还，津工超市承担所有风险。

这种类似于信托模式的以房养老方式，其本质上是一种第三方抵押贷款合同：第三方抵押人即老年人将自己的房产作为担保，向银行贷款，贷款所得归借款人即津工超市管理、投资的合同。不同于以房养老反向抵押贷款，以房养老第三方抵押贷款具有其独特的优点，例如老人房屋的产权归属始终不变、房屋的剩余交换价值不变、老人可以随时退出抵押合同等。

以房养老第三方抵押贷款是一种新型以房养老模式，是一种不同于以房养老反向抵押贷款的一种养老方式，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以房养老第三方抵押贷款合同包括三方主体：抵押方、借款方和贷款方。抵押方为老年人，借款方为企业，贷款方一般为国有商业银行。以房养老第三方抵押贷款合同本质为：抵押方把房子交给借款方，借款方把房子集中抵押给贷款方，把贷款所得进行运营使资金增值，增值的收益扣除贷款本金和利息外，部分或者全部返还给抵押方。在以房养老合同中，因为该项以房养老合同涉及到三方主体，且抵押方属于贷款合同的第三方，因此笔者将其称为以房养老第三方抵押贷款合同。

三、以房养老第三方抵押贷款项目的优势

以房养老第三方抵押贷款不涉及产权出让，也不影响老年人的正常居住，只需要使用抵押权。通过抵押房屋，借款方取得贷款，依靠规模较大的资金量获取较高的增值收益。

以房养老第三方抵押贷款属于一种投资理财方式，可以帮助老年人将房屋的价值最大化。将分散的个人房产集合起来，以规模化的房产融资理财，为每位参与者谋取利益，以合法合规的方式实现商业化运作。通过将房屋抵押，老年人每月可以得到一笔收益，作为养老资金来源，提高老年生活水平。在投资理财使资金增值这方面，则是投入的资金规模越大，获得的收益越高，从而，为参与以房养老项目的老年人提供的利益越多。

以房养老第三方抵押贷款有很多优势。第一，该项目可以创造抵押方、借款方、贷款方三赢的局面：抵押方按时收到收益金，增加自己的养老费用，提高自己的老年生活质量；借款方使用贷款，扩大经营，增设分店，开发新产品，提高企业竞争力；贷款方发放贷款的同时可以收取利息。第二，这种多方当事人共赢的养老方式可以在实现老年人养老的基础上，活跃市场，刺激消费，加强经济建设。第三，可以增加就业岗位，解决就业难题，进一步推动经济建设。

四、小产权房能否做为以房养老反向抵押贷款合同的抵押房屋

若老年人的房屋为小产权房，小产权房屋能否可以作为抵押房屋，这个问题在学界并没有达成一致观点。小产权房不是一个法律的概念，它只是民间的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所谓的小产权房是指城郊乡镇或村在集体土地上集中建造的住宅，本是用来满足本集体成员的居住需要。由于其只有乡镇或村委会所发的产权证明，没有国家房管部门颁发的合法产权证（俗称“大产权”），因而被称之为小产权房。①虽然小产权房并没有产权证书，但是在很多地方，小产权房交易市场火爆，非本村村民甚至城市居民购买者人数居高不下。多数学者认为，小产权房必须要去相关部门取得相应的产权才具有买卖资格和抵押资格，虽然小产权房交易市场使得小产权房“有市有价”，但小产权房的所有权应当归集体所有，村民买卖和抵押小产权房的行为都应当是无效的。②但是有些学者持相反的态度，认为从现有的法律规定没有正当的理由对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限制，只是我国长期以来的习惯做法，这种做法已不适合当前实际，亟需改革。农民与开发商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和权利，在村集体土地上建造的房屋和在国有土地上建造的房屋同样应有权属证明。③

笔者认为，以房养老第三方抵押贷款合同的抵押房屋，必须是拥有房屋产权的房屋，即“大产权房”。若老年人居住的房屋为小产权房，则需要去相关部门购买产权，使之变为“大产权房”之后才能进行抵押。小产权房的房主没有资格成为以房养老第三方抵押贷款合同的抵押方。

注释：

①曹俊英：《关于小产权房合法化的思考》，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8年版。

②韩松：《集体建设用地市场配置的法律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08年版。

③杨海静：小产权房拷问《物权法》，载《河北法学》，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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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车子抵押贷款合同

一、未办理抵押登记房地产抵押合同的效力

合同的成立和合同的生效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当事人就合同内容达成一致形成合意,则合同成立;而合同的生效则意味着法律是否认可当事人已经达成的合意,这需要根据合同生效的一般要件和特殊要件来判断。在合同生效的一般要件,即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合法三个要件都满足的情况下,合同的生效还需要看法律是否有特殊要件的要求,即《合同法》第44条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应当办理的批准、登记等手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 一 )》第9条对“批准登记”进行了区分性的规定,据此,合同的登记分为两种不同性质的登记,一种是影响合同效力的登记,一种是不影响合同效力的登记。当事人书面签署不动产抵押担保合同表明当事人就抵押担保事项形成了合意,抵押合同自此成立。那么,已经成立的房地产抵押合同是否需要登记,以及这种登记对抵押合同的效力影响又如何?这个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中有不同的规定。

《担保法》第41条和第42条规定,当事人以土地使用权、建筑物、林木、航空器、船舶、车辆、企业的设备和其他动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而《担保法》第43条规定:“以其他财产抵押的,可以自愿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当事人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显然,《担保法》第41条、42条规定的是抵押合同的登记生效主义,如果没有进行登记将影响合同的生效;而第43条规定的是抵押合同的登记对抗主义,如果没有登记不会影响合同的效力,只是不能对抗第三人。房地产抵押合同的登记属于前者,据此,已经成立但没有登记的不动产抵押担保合同不生效。以上《担保法》确认的抵押合同登记生效制度给实践带来了很大的混乱和困扰。如果把登记作为抵押合同的生效要件,就意味着只要抵押人拒绝登记,合同就不具有法律效力,合同当事人不仅没有抵押权,也没有根据有效合同设定抵押权的债权,债权人无权要求抵押人设定抵押,使抵押合同的目的落空。这种以抵押登记作为抵押合同生效要件的制度,等于允许当事人尤其是抵押人在抵押登记前随时可以任意地否认抵押合同,已经签署的抵押合同对其没有丝毫的法律约束力,为不讲诚信逃避责任的恶意当事人提供了保护伞,从逻辑上讲是荒谬的。

随着理论界对物权变动原因与结果的区分理论的逐渐认识和深入探讨,我国《物权法》成功区分了合同与基于合同的物权变动,从而对“登记”的法律效果有了清楚的认识。所谓区分原则,即在发生物权变动时,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物权变动的结果作为两个法律事实,它们的成立生效依据不同的法律原则。按照区分原则,物权变动的原因是指以发生物权变动为目的的基础关系,属于债权法律关系的范畴,其成立以及生效应该依据《债权法》、《合同法》来判断。而物权变动的结果是指发生了物权的设立、移转、变更与消灭,由《物权法》对其进行规定。根据区分原则,“登记”是产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结果的必要条件,而非不动产物权变动原因的要求。在不动产抵押中,“未登记”只影响不动产抵押权的设定,并不影响房地产抵押合同的生效。我国《物权法》第15条确认了区分原则:“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同时,《物权法》第180条和第187条规定:以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根据《物权法》的规定,欲基于合同行为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最低限度需要同时满足两项条件:其一, 当事人之间需要存在生效的合同行为;其二, 当事人需要采用法定的公示方法。不动产登记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方法,登记与否会影响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效力,但并不影响导致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即合同行为的效力。

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法律适用原则,《物权法》的上述规定取代了《担保法》的相应规定,理顺了登记在不动产抵押中的法律后果,即不动产抵押权的设立采取登记生效主义,登记是物权变动要求的公示形式,其产生的是抵押权这种物权发生变动的法律效果,登记与抵押合同生效没有关系,房地产抵押合同并不依赖于登记而是根据《合同法》独立地发生法律效力。未办理抵押登记的房地产抵押合同只要符合合同三个一般生效要件就是有效的合同。

二、未办理抵押登记的房地产抵押合同债权人请求权

对于生效但未办理抵押登记的房地产抵押合同,由于抵押权尚未设立,故抵押合同债权人(因为抵押权因未登记而没有设立,故对其不应称抵押权人,本文称其为抵押合同债权人。抵押权人适用于抵押合同生效并经过抵押权登记的情况,而抵押合同债权人适用于抵押合同生效但未经抵押权登记的情况)不能直接主张抵押权,但抵押合同有效故债权人可以根据生效的抵押合同向抵押人主张合同权利。抵押合同债权人可以向抵押人主张什么样的债权请求权?笔者认为,未办理抵押登记的房地产抵押合同债权人对抵押人享有以下请求权。

(一)登记请求权

所谓登记请求权,是指登记权利人对登记义务人所享有的请求其履行登记义务或协助履行登记义务的权利。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第12条、《土地登记办法》第7条和《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第30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登记以共同申请为原则。也就是说,不动产抵押登记的完成需要当事人的共同申请,倘若一方当事人不配合登记,则抵押权设立就无法完成,因此,赋予房地产抵押合同当事人登记请求权就非常有必要。对于登记请求权的权利人和义务人如何确定,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将“是否因登记而直接受利益”为标准来区分登记权利人和登记义务人,即因登记而直接受利益者为登记权利人 ; 反之 , 因登记而不受利益者则为登记义务人。而登记请求权即是登记权利人所享有的请求登记义务人协助其进行登记的权利。有的学者则认为 , 原则上登记双方当事人均可从登记中获利,很难根据是否从登记中获利来区分登记权利人和登记义务人。因此,登记义务人若无法律或合同的确定,双方当事人均负有办理登记的义务。换言之 , 当事人双方均享有登记请求权。

笔者认为,关于登记请求权权利人和义务人的确定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讨论,不能一概而论。由于本文讨论的是抵押合同债权人合同权利问题,故而在此不对抵押人的登记请求权进行讨论。从抵押合同作为设权合同的设定抵押权目的来看,不论抵押合同是否有登记请求权的约定,债权人对抵押人享有登记请求权。此种登记请求权, 由于系物权变动所必须, 故即使当事人未约定, 亦当然存在, 为合同的法定条款。

根据物权变动原因与物权变动本身的区分原则,抵押合同产生抵押登记的登记请求权,登记请求权的行使结果是进行抵押登记,登记以后才会产生抵押权,抵押合同并不会直接产生抵押权,可见登记请求权是抵押合同最主要的效力,也是债权人最主要的合同权利。如若抵押人拒不履行登记,债权人可以依据未办理抵押登记的抵押合同向其请求配合办理抵押登记,并追究违约责任。

(二)抵押物债权担保请求权

债权人主张登记请求权,往往是在主债权实现并还未出现不能受偿的风险时,通过要求抵押人协力完成房地产抵押物登记从而享有抵押权来担保自己债权的实现。而在主债权已经出现不能受偿时,债权人此时再去主张登记请求权——先完成抵押权的设定再主张抵押权的实现,显得程序冗长,那么,此时债权人对抵押人有没有除登记请求权以外的其他合同请求权?

有观点认为,这时仍然存在抵押合同上的担保权,在未办理抵押登记的情况下,抵押人与债权人之间所创设的这种担保权在性质上属于债权,是介乎保证与抵押之间的不规则担保,属于非典型担保之一。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笔者认为应当视情况而定,此问题需要讨论抵押合同没有办理抵押登记的原因,不同原因,可能有不同的结果认定。

如果抵押合同的抵押人已经履行了协助登记义务而债权人基于自己的某种考虑不去完成登记程序,根据抵押合同设权的目的,可以认定为债权人放弃了登记请求权或者说放弃了在抵押物上设定抵押权的权利,在没有其他证据表明抵押人仍然愿意以抵押物的价值进行债权担保的情况下,就不能认定债权人对抵押人拥有请求承担担保义务的权利。换句话说,不能因为抵押人承诺愿意提供物权担保,但物权没有形成时,就产生取代物权担保的债权担保。

根据合同自由原则,抵押人仅承诺“通过设定抵押权对债权人进行担保”,并没有承诺“以另一种债权担保方式对债权人进行担保”。但是,有证据证明,“不去进行抵押登记是债权人和抵押人的一致意见,同时抵押人也同意即使不办理抵押登记仍然对债权人以担保物负有担保义务”。这时可以视为双方将以设定法定抵押权为目的的合同变更为抵押人向债权人提供一种新型担保义务的合同。变更后的抵押合同可以看做是当事人之间就特定财产(即抵押物)履行债务所作的预先安排, 在不存在其它利害关系人的情况下, 这种履行债务的安排在当事人之间当然具有拘束力, 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时, 有义务按照抵押合同的规定, 以合同标的清偿债务。

据此,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债权人未受清偿时,债权人可以请求抵押人将提供的特定担保物折价或以特定担保物拍卖、变卖的价款受偿。根据契约自由原则,这种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可以得到法律认可。这不是一种像抵押权那样的物权担保方式,而是一种和保证接近的债权担保方式。这种担保与保证、抵押这两种担保方式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明显不同。与保证相比,两者均属于债权担保而不属于物权担保,但保证以保证人的不特定财产进行担保,而这种担保则将担保财产特定化,但是这种特定化的财产担保由于仍然属于债权担保,因此只能对抗债权不能对抗物权;与抵押相比,两者均将担保财产特定化,但抵押属于物权担保而这种担保属于债权担保。

总之,在房地产抵押合同债权人和抵押人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未办理抵押登记的抵押合同债权人对抵押人享有要求其以特定担保物的价值实现对债权人的类似于保证的债权担保的请求权。

三、结论

篇6：车子抵押贷款合同

一、经典案例

上诉人：东某，南某，西某;被上诉人（一审原告）：A公司。

一审查明：2007年10月至2009年4月， A公司先后与B公司签订了多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A公司于2009年5月将预付款400万元人民币支付给B公司。2009年9月，B公司向A公司发函表示因公司原因，合同无法履行，且就返还预付款事宜与A公司签订《协议书》。《协议书》指出B公司确认收到A公司支付的预付款人民币400万元，并将分期将该笔款项返还给A公司。同时，双方还约定B公司将位于某市的C房屋作为还款担保抵押于A公司，抵押期限为2009年10月至2010年10月止。2009年10月，A公司与东某（B公司法定代表人）、南某、西某及B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下称《担保合同》），约定东某等三人将其名下的位于某市的C房屋抵押给A公司，作为B公司返还A公司400万元人民币预付款的担保，抵押期限为2009年10月至2010年10月止。2009年10月，东某等三人在C房屋所在地的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了最高额抵押登记，登记证明上载明的最高债权限额为200万元，债权发生期间为2009年10月至2010年10月。后B公司未在约定期限内履行付款义务，A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B公司返还预付款400万元人民币;A公司有权以东某等三人抵押的C房屋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的价款优先受偿。

二、本案的审判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B公司应当返还A公司支付的预付款人民币400万元。对于东某等三人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因《担保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系争抵押合同中的房屋也已依法办理了房屋抵押登记，所以最高额抵押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在2009年10月签订的《担保合同》中B公司确认其欠A公司的预付款金额为人民币400万元，此系双方当事人于2009年10月对其之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新的确认，因此可以看成是债权的发生日期为2009年10月。A公司诉请的债权在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担保范围内，东某等三人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遂判决：1、B公司在限期内返还A公司预付款人民币400万元;2、如B公司履行期满仍不履行付款义务的，A公司可以与东某等三人协议，以某市C房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的价款优先受偿。东某，南某，西某三人对一审判决不服并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B公司应当偿还A公司已支付的预付款，但不动产抵押权因未登记而未设立，依法不发生法律效力。A公司与东某等人虽然签订了抵押担保合同，却并未就该房屋抵押依法进行抵押登记，双方虽办理了最高额抵押登记，但在登记的债权发生期间内未有债权发生，故A公司要求东某等三人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无法律依据。二审法院遂依法改判：1、撤销原判第二项;2、维持原判第一项;3、A公司要求行使抵押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三、综合分析

本案一、二审判决对A公司行使抵押权的诉讼请求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认定和处理。主要原因是对一般抵押合同与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界定產生了不同认识，并由此涉及对抵押合同的生效与抵押权的生效、抵押登记的效力等问题的认定。

1、一般抵押合同关系与最高额抵押合同关系

最高额抵押是为将来发生的债权作担保。在一般抵押中，抵押权的设定是以债权存在为前提的，抵押权是为担保已存在的债权而存在的。相比之下，最高额抵押权的设定，是对将来发生债权的担保，它并不需要以债权的实际发生为前提。

最高额抵押所担保的债权具有不确定性。一般抵押所担保的债权都是特定的，这不仅表现为债权类型是特定的，而且债权的数额也是特定的。但最高额抵押所担保的未来债权是不特定的，即将来的债权是否发生、债权类型是什么、债权额多少，均不确定。在最高额抵押的情形下，只有到决算期，其所担保的债权才能从不特定转化至特定，才可以确定所担保的实际债权数额。

最高额抵押是对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的债权作担保。与一般抵押是对已经存在的独立债权作担保不同，最高额抵押适用于连续发生债权的法律关系，不适用于仅发生一个独立债权的情况。

本案中，A公司于2009年9月与B公司签订《协议书》，明确B公司应偿付A公司的预付款为人民币400万元;双方还约定B公司提供位于某市的C房屋作为抵押。同年10月，A公司与东某等三人签订了《担保合同》，约定东某等三人将其位于某市的C房屋抵押给A公司，为B公司偿付A公司400万元预付款的担保，抵押期限为1年，从2009年10月至2010年10月。由此可知，《担保合同》中所指向的“A公司400万元预付款”与之前《协议书》所明确的预付款400万元是同一笔债权。庭审中，A公司与东某等三人亦确认双方签订《担保合同》的本意就是为B公司拖欠A公司的400万元提供担保。因此，本案系争担保债权在《担保合同》签订之前就已经存在，且双方之后并无交易发生。故双方合同名为《担保合同》，但其实质内容为一般抵押担保。

2、东某等三人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A公司与东某等三人签订了不动产抵押担保合同，则东某等三人是否应当承担不动产抵押合同下的担保责任。对该问题的认定关键在于判定该不动产抵押合同及抵押权是否已经生效。

抵押权的生效与抵押合同的生效不同。不动产抵押合同是要式合同，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双方在合同书上签字或盖章，合同即成立并生效。

但是不动产抵押权的生效与抵押合同的生效不同。不动产抵押权的设定需要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是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旨在设定不动产抵押权的抵押合同，其性质仍是债权合同;二是作为法定公示方法的，在登记机关完成的不动产抵押权登记。登记是抵押权的生效要件。

由于本案经过了最高额抵押登记，A公司能否要求东某等三人按此登记承担最高额抵押担保责任，则应当判断A公司主张的担保债权是否符合登记的担保范围。登记记载最高债权限额为200万元，债权发生期间为2009年10月至2010年10月。对此，二审法院认为，双方在2009年10月签订的《担保合同》中B公司确认其所欠A公司的预付款金额为400万元，此系双方当事人于2009年10月对其之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新的确认，因此可以看成是债权的发生日期为2009年10月。故A公司诉请的债权在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担保范围内。但依该推定，则当事人对债权债务的确认即构成发生一个新的债权，消灭一个旧的债权，此推定显然不符合债权债务确认的法律特性。二审法院认定系争债权在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范围比较牵强。由于在登记的债权发生期间内未有债权发生，A公司要求东某等三人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无法律依据。

A公司与B公司签订了《协议书》，约定了抵押C房屋作为还款担保。之后，A公司与B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东某等三人签订了抵押担保合同。故该不动产抵押的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但A公司与东某等三人办理的抵押登记为最高额抵押登记，双方并未就抵押合同所约定的一般抵押担保办理抵押登记，故本案不动产抵押权因未办理登记而未生效。A公司要求东某等三人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依法难以支持。

本案当事人为约定的一般抵押担保办理了最高额抵押登记，由于抵押权登记生效主义以及抵押登记的公示公信原则，使得当事人无论是按一般抵押担保还是按最高额抵押担保主张权利均难以依法得到支持。

（上海浦瑞律师事务所吕涛、高超群供稿）

篇7：车子抵押贷款合同

一、“面谈面签”风险及危害

“面谈面签”的风险类型多种多样, 其危害程度也非常深刻。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笔误与漏签, 其主要风险及危害是贷款手续 (合同) 有瑕疵, 容易产生纠纷。二是代笔代签, 其主要风险及危害是容易孳生冒名贷款, 危害极大, 这类风险也是目前困扰我们农村信用社的主要症结之一。三是恶意欺诈, 主要是外部欺诈, 由于借款人的贷款动机就是欺诈, 在“面谈面签”时就设好了“陷阱”或“圈套”, 最终造成贷款纠纷或损失。四是信贷人员业务水平及风险意识较差, 工作责任心不强。这将造成贷款手续不合规, 签订成无效合同等。五是信贷人员政治思想素质, 职业道德缺失, 内外勾结作案, 最终给信用社造成损失。六是操作规程缺失风险。由于贷款“面谈面签”没有相应的制度和流程, 会出现逆程序面签现象, 比如:先签字后填写合同要素等。

就目前农村信用社的实际情况而言, 贷款手续若不能认真落实“面谈面签”, 将可能导致“失职渎职”、“冒名贷款”、“贷款诈骗”等违规违法行为发生, 其最终后果是导致贷款纠纷, 严重者将造成贷款损失。

二、“面谈面签”风险的防范措施

针对各种各样的贷款“面谈面签”风险及危害, 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予以防范和控制。

1. 建立“面谈面签”制度。

针对“面谈面签”的操作风险点要紧贴业务完善内控制度, 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 规范操作流程, 用制度控制可能出现的操作风险, 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建立完善的“面谈面签”制度和风险评价体系, 使“面谈面签”有规可循。同时, 必须严格落实制度的执行。

2.“面谈面签”流程化、专职化。

贷款手续 (合同) 的签订从贷前调查岗位中分离出来, 使面签人员专职化, 实行“双人面签”, 面签真实性承诺等, 使面签过程“无缝化”, 力求避免逆程序操作、笔误遗漏、代笔代签、补充条款意思表达不到位等因素造成的风险, 同时, 避免信贷人员“面谈面签”的道德风险。

3. 增加科技投入, 提高技防水平, 防范冒名、代签等风险。

在条件许可的信用社, 客户签字时必须要求在规定地点进行面签, 一是利用录象、摄象、监控录象等设备进行图象采集, 备份影象资料。二是利用身份证信息核查系统确认客户身份的真实性。三是利用远程监控统进行“面谈面签”授权管理。

4. 实行签字真实性承诺及担保制。

客户首先要对自己的签字作出书面承诺, 并要求对签字的真实性提供担保。对于信贷人员不认识 (不熟悉) 的客户, 在无法确认身份时, 要求提供担保人, 担保人可以是贷款的调查人、贷款的介绍人、贷款的担保人或其他认为能够确实身份的第三人。

5. 对“面谈面签”进行公证。

“面谈面签”手续及程序到司法公证部门进行公证, 防止面签风险, 确保手续和程序上公正、合法。条件许可的, 公证部门可上门进行法律服务。经有权公证部门公证的贷款手续, 如果发生纠纷时, 不再经诉讼程序即可直接到法院申请执行。

6. 提高信贷从业人员素质。

一是提高业务技能素质, 防范操作风险;二是加强风险意识教育, 提高对风险及其危害的认识;三是加强政治思想素质教育, 防范道德风险。在素质提高措施上, 一是鼓励自学;二是组织针对性培训;三是送高校进修学习。

7. 实行信贷从业人员资格审查制度。

篇8：车子，请开往春天

放学虽说没有拖堂，可天色已与夜晚无异，昏黄的路灯耐着严寒发出微光，我一个人走到车站，打算搭车回家。而每每这个时候，也正是下班高峰时期，人人都是归心似箭，交通自然拥挤得不成样子。

“好冷啊！”我在心里暗自叹道，同时也用力缩了缩脖子，努力地想使下巴尽可能处于高领毛衣的保护之中。风，还在吹，脸上冻得像要裂开了似的，而身上，则是冷得连一点知觉也没有了。我很艰难地原地跳了几下，沉重得像龟甲一样的书包也随着我的节奏剧烈上下，使我的肩膀倍感吃力。抬头看看天际，天厚重得像要垮下来，好像要压得每一个人都直不起腰身才肯罢休。

车站的人大都目光呆滞面无表情地望着远方，等车来了，就不顾一切冲上去。周围时不时传来几声小贩的叫卖与吆喝，然后，很快便可以传来一阵夹杂着香味的热气，任由人们贪婪地大口呼吸着。也许这样可以使人们暂时忘却周遭的寒冷，与早已咕咕作响的肚腹。

车不急不慢地开了过来，车后扬起一道长长的雾气。因为近视的缘故，每当我看清车次时，车门前早已被围得水泄不通了，尽管车厢内的人早已摩肩接踵，可司机依旧吆喝着：“大家伙挤一挤，往后走，后面还很空啊！”而且还是有些意志力极为坚定的，决不轻言放弃，依旧把自己臃肿得像个球一样的身体往那扇小小的车门里挤，直到司机确定车里已经完全饱和，人站在里面甚至会呼吸困难，才把车门缓缓关上。这时，没上车的人才会愤愤不平骂上两句，并怒气冲冲地重回车站加入到继续等车的队伍中去。

车，来了又去了；人，聚了又散了。

终于，我咬着牙上了一辆徘徊在超载的边缘的车。要知道，这种天气，能上得了车就应该很知足了。

车上安静得吓人，只听见一些凝重的呼吸声，没有笑声甚至没有谈话声，每个人的脸上都是一副别人欠了钱的样子。大家都木然地望着窗外的车水马龙，想想也难怪，这样的天气，这样的黄昏，谁还有闲情逸致去谈笑啊！

天依然很冷，身上依旧没有知觉，只是希望人们的心不会变冷……

春天啊，快来吧！

篇9：车子抵押贷款合同

(一)性质比较

质押依其标的,可分为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所谓权利质权是指质权人(债权人)与出质人协商同意,出质人将其所享有的有形财产以外的可以转让的财产权利设质,在债务人不按时履行债务时,质权人可将该权利转让,以使其债权优先受偿。

人身保险合同质押就其性质而言,应当属于一般的债权质押。“一般债权是指债权人享有的,不以背书方式转让的非证券化的普通债权,又称为记名债权。一般债权质押也称为普通债权质押,是指为担保债权的实现而以一般债权为标的设定的质押。”[1]人身保险单是保险合同的书面载体,它记载了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表明了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特定权利,本质上是非证券化的普通债权。人寿保险单作为权利凭证,表明保单价值的权利人对出具保险单的保险公司享有一笔债权。以人身保险合同出质即在一个特定的债权上设定质权,以担保另一个普通债权的实现。其性质是以权利质权担保主债权的实现,因此人身保险合同质押在法律性质上应属于一般债权质押。

(二)风险比较

由于动产和权利质押“转移占有”的特性,给债权人带来了较大的安全性。尤其是在消费信贷等领域,质权的设定,移转标的的占有,使出质人丧失对质物和权利凭证的直接管理与控制,在其心理上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为保全质物和财产权利,债务人会尽力履行义务或是受到压力的驱动,促使其履行债务。并且质物的使用价值越大,移转占有而不能利用质物所带来的损失也相应更大。基于质物对出质人的主观价值,为保全质物的所有权,避免因质权的实现而遭受损失,出质人会倾向于选择通过履行主债权而消灭质权,收回质物。而保险合同质押标的为保险单所代表的现金价值,在质押行为存续期间,保险单所体现的现金价值在保险合同中仍然被债务人有效的利用,由于不能利用质物给债务人造成的还贷压力较动产和权利质押要小很多。同时,保险单所代表的现金价值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间由保险人管理并收益,债务人即使不设定质押,对这部分财产也无法实际支配。因此在债权人的质权实现时,债务人实际可支配的财产也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由此看来,以保险合同进行质押的风险性应当略高于动产与一般权利质押。

二、实务中的几个问题

(一)险种范围的确定

1. 财产保险合同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投保人以其财产及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进行投保,以期挽回风险发生时给被被保险人带来的损失,其本质是一种损失补偿合同。投保人购买保险的目的是出于对财产和其他相关利益的保护,而且合同的受益人对保险人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是否形成,也取决于保险事故能否发生。就其本身的特点而言,具有较强的射幸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财产保险合同本身所具备的现金价值是对所保财产及权益的一种保障,是投保人化解风险,避免损失的一种救济途径。如果将财产保险合同中的现金价值作为质押担保标的,则在当事人还贷履行不能,质押权人解除保险合同实现质押权时,势必会使投保人依靠保险合同规避风险的目的落空,在意外真正发生时丧失对受损财产得到补偿的机会。这既不利于整体社会财富的风险保障,也不利于个体财产利益的最大化保护。因此,财产保险合同不适合作为贷款的质押权利的标的。

2. 人身保险合同

中国《保险法》第68条规定,“投保人解除合同,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自接到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未交足二年保险费的,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在扣除手续费后,退还保险费。”人寿保险单所具有的这种确定的价值和有价证券的特征,使其具备作为担保标的的特征和条件。因此,在国外,人寿保险单可以如同有价证券一样背书或者设定质押[2]。对于国内的保险公司来说,人身保险合同质押贷款也早已有之。太平洋寿险在1997年就已开始作为长期险的一项附加功能在做了,平安人寿保险公司有66个险种可以实施保单质押贷款。中国人民银行(银复[1998]194号,1998年7月3日下发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寿保险中保单质押贷款问题的批复》正式明确保险公司可以开办人寿保险合同质押贷款业务。这为国内的各保险公司开展人身保险合同质押贷款业务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3]。

(二)质押标的和主体内容的确定

1. 质押标的的内容

在贷款质押标的的内容选取上,一般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可以将保险金作为贷款质押的数额标准,另一种观点则相反,不主张将保险金请求权作为标的,而只能是以保险单的既存价值请求权作为质押标的。保险单的既存价值即当保险合同解除、终止或无效时,保险人在扣除一定的费用后,应当返还给投保人或受益人的现金价值。有学者认为,在人身保险合同质押贷款中,借款人可以依照保险合同中约定的赔付保险金的数额为限进行贷款。

这种观点是值得探讨的。首先,质押担保要求所质押的标的必须是所属于出质人的切实可得实现的物或权利,并以此来保证质押权人权利的实现。而保险金的实现是附条件的,其一则依赖于保险合同的有效存续,其二则受限于保险金给付条件的完成。当保险合同无效、被撤销,或合同约定的给付条件尚未达成时,保险金的实现根本无从谈起。保险金给付落空,出质人没有了所质押的权利,那么质押贷款将以何为质呢?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保险金的请求权并不是毫无条件的属于出质人的完整权利,因此它也就不具备成为质押标的的资格;其次,以保险金为质押权利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如果借款人无法按期清偿债务,而此时出质人的保险合同尚未到期或成立保险金给付条件,也就是说,质押权人无法立即获得保险金来补偿损失。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质押权人将有可能为了及时得到保险金的补偿而做出对出质人不利的行为。

如果把保险单的既存价值请求权作为质押标的,则会避免存在上述的几项问题。当债务到期,借款人无法按期清偿时,质押权人可以基于质押权人与保险人事先签订的合作协议,行使权利解除保险合同,以退还的保险单价值补偿其债权利益。而且此时所质押的请求权乃是完全属于出质人固有的权利。其权利所指向的价值并不以保险合同有效、无效,存续或终止而发生变化,质押的效果要远远优于保险金的请求权。因此在保险合同质押贷款中,以采用保险单既存利益请求权作为质押标的为宜。另外,人寿保险单质押担保的效力仅限于设立质押时保险单的既存价值及该既存价值所产生的孳息,而不应包括因投保人继续缴纳保险费所增加的现金价值[4]。

2. 质押主体的内容

(1)投保人。人身保险单的既存价值是由投保人溢缴保险费积存而来的,投保人对此享有所有权,因此投保人可以设为质借权的主体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保险合同质押当中仍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投保人是否需要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二是投保人是否需要征得受益人的同意。

中国《保险法》第56条第2款规定,“依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不得转让或者质押。”由此可知,在一般情况下,保险人设定保险单质押贷款无须被保险人同意。理由是,根据《保险法》第57~59条的规定,中国人身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取回合同的既存价值。如果投保人解除合同无须被保险人同意,而以保险单进行质押贷款却须被保险人同意,则两种情形下投保人的权利明显不对称,这既不符合立法逻辑,也给投保人的权利强加了不必要的限制。但是为了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在以死亡为条件的保险合同所签发的保单出质时,需要征得其同意。当然,在保险合同效力停止而被保险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保险人的利益有可能遭受损害,所以,投保人应该在保险单设立质押贷款时通知被保险人[5]。

投保人在以保险单质押贷款时,是否需要受益人同意,美国法上认为,投保人以保险单设质时,保险人应审查保险单条款及记载事项,以决定质借是否应经受益人同意,若保险单明文规定投保人得任意变更受益人,则投保人为质借时无须获得受益人的同意;若投保人不仅指定受益人,且明言抛弃处分权或已将保险单让与他人,除非保险单有相反的约定,投保人非经受益人同意不得质借[6]。中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理论也认为,对于另有受益人的保险单之设质,受益人不得变更的,设质应经受益人的同意,否则受益人将对合同的现金价值享有优先取得权;如为可变更受益人的保险单,依法律规定设定质权者,质权人享有优先权。由此可以看出,保险单质押贷款是否应征得受益人同意,应当考察保险合同对受益人一项的具体约定。对于保险合同约定投保人可以任意变更受益人的,投保人进行质押无须经过受益人同意,反之则必经其同意。

(2)被保险人。在保险单质押贷款的实践当中,有的贷款人对质借主体的范围并没有严格限定,如中国银行在该业务中,既接受投保人作为质借人,也接受被保险人作为质借人。本文认为,此种设定是不妥当的。人身保险单的既存价值是因投保人溢缴保险费积存而来的,投保人应对该既存价值享有所有权,而非被保险人。因此在保险单质押贷款中,被保险人没有相对应的物或权利向贷款人质押,如果将其设为质借主体,当债务无法如期偿还时,受损失的只能是贷款人。

(3)受益人。受益人是保险合同中,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或投保人约定的保险金的接受者,在事实上处于一种纯获益的法律地位。但其只是对未来的保险金具有期待的利益,而并无保险单既存价值上的利益。如果以保险金为质进行贷款能够实现,受益人或许还有资格成为质借人。但中国《保险法》第58~60条规定,投保人可以随时解除保险合同;并且在第63条规定被保险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保险人,投保人在征得被保险人同意并书面通知保险人后也可以变更受益人。由此可见,受益人的法律地位是极其不稳定的,纵使其拥有取得保险金的期待权,也不足以成为保险单质押贷款的质借主体。

(三)风险的防范与处理

1. 贷款金额的确定

质押贷款金额的合理设置,是保证保险合同和贷款合同同时有效运行的重要条件。其确定的基本原则是:质押贷款的质借金额不得超过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但仅仅是不超过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是不够的,该金额还应当足以包含贷款合同存续期间内所产生的贷款利息。目前中国保险机构所限定的贷款额度一般在保单现金价值的70%~80%之间,比如新华人寿的“健宁还本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为70%,太平洋人寿的“太平盛世·万全终身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的规定为80%。

2. 保额控制

在保险合同质押贷款的实务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质押贷款合同生效并已履行之后,投保人有可能私下更改保险合同,使保险的额度降低,从而导致保险单的现金价值降低。保险单现金价值的高低,是衡量质押贷款额度的重要标准之一,是能否保证质权人债权利益的决定性条件。在贷款合同履行后,擅自降低保额的行为将在实质上造成对债务的不足额担保,在无形中增大了债权人实现债权的风险。因此为了避免这种风险,投保人在办理质押贷款之前,应当与保险人明确约定(当贷款人为其他金融机构时,应当与保险人和贷款人同时约定):若投保人降低保额或者更改计划,使保险单的现金价值降低,则该行为应当受到限制。当投保人的行为使得保单现金价值不足以安全的担保贷款数额及利息时,投保人原则上不得进行此类更改。但若投保人确实遇到急需资金的紧急情况,可以与保险人、贷款人共同协商,由投保人向贷款人提供其他形式的担保,在补足担保额度的缺口之后,投保人有权将降低保额所取得的相应现金价值取回。

3. 还贷期限到来前保险合同目的实现

在保险单所担保的债权清偿期届满前,存在着发生保险事故或被保险人生存至保险期满的可能。此种情形下,受益人依保险合同取得保险金时,贷款人有权依法向约定的机构提存保险金。在清偿期到来后,债权人在债权范围内以该保险金获得清偿。

三、完善监管体系的建议

(一)加强行业管理

保险合同质押在中国尚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目前国内的各家保险企业虽然大多都已开展保单质押业务,但由于经验的原因,对保险合同质押业务的具体操作仍未形成较为统一的做法。面对这种形势,国内的主要保险机构和贷款金融机构可以参考以往的经验,结合中国保险业的实际情况,透彻的总结出适合中国现阶段发展状况的保单质押规律,较为明确地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业务操作规范与流程,尽量规避保单质押业务中易于出现漏洞与冲突的隐患,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为国内的各个金融机构提供出明确与详尽的业务指导思想与业务流程。

(二)完善法律规范保障

保险合同质押相对一般质押担保是较为复杂的一种业务形式。不仅涉及到保险机构和其他贷款金融机构,还关系到投保人、被保险人和贷款人的利益。在目前的保险合同质押业务中,由于法律规范的缺失,常常会造成在保险质押贷款业务出现纠纷时无法可依,只能依靠民事法律和商事法律与该业务有关的部分的简单结合来调整关系,往往无法全面地保护业务各方主体的合法利益。

(三)加大司法保护力度

司法保护是保险合同质押中各方主体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最后一道屏障。因此加大司法保护的力度是完善与促进保险合同质押的最重要一环。首先,司法部门应当更透彻的了解保险合同质押业务的实质与运作规律,对保险合同和质押担保合同结合后的特殊性质更加明确。在具体的法律实务中不宜单纯的适用民事或商事法律,在保险合同质押业务尚无专门的法律规范之前,应尽量全面地分析矛盾的实质,在把握特殊性的基础上,根据现有法律公平合理的维护各方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其次,在司法实践的过程当中注意摸索保险合同质押业务中易于出现的冲突分歧与相应的法律空白和漏洞,为相关法律规范的制定在法律的高度上提供第一手的资料;最后,在专门性的法律规范出台后,在实体与程序上严格的按照法律的规定执行,做到切实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保险合同质押贷款的顺利开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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