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银行业的形成和发展

新中国银行业的形成和发展（共6篇）

篇1：新中国银行业的形成和发展

新中国银行业的形成和发展

1949～1956年：银行业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

对资本主义银行的接管及整顿 1.接管官僚资本银行

以“四行二局一库”为主体的国民党官僚资本银行，形成了一个垄断体系，从资金上掌握了旧中国的经济命脉。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对官僚资本银行和保险公司进行了接管

2.取消在华外资银行的种种特权

政府指定有信誉的外商银行代理中国银行买卖外汇，并代理国外汇兑业务，在业务经营上受到中国银行的监督与指挥

3.整顿私营银行和钱庄

通过银行同业公会和钱业公会，宣传政府对私营银钱业的方针、政策，允许私营银钱业在遵守人民政府法令的条件下继续经营，鼓励他们开展正当业务。同时，要求私营行庄呈报组织状况和业务报表，办理登记，增加资本。规定其业务经营范围。

对私营银行和钱庄的社会主义改造 1.积极引导私营行庄的资金投放和业务经营

（1）组织私营行庄成立联合放贷银团，支持生产和商品流通。成立银团的过程也是对私营行庄进行教育改造的过程

（2）成立利率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参与议定利率，配合市场的稳定引导利率逐步下降，掌握市场利率的主动权

（3）通过新华、四明、中国实业、中国通商等公私合营银行，组织运用私营行庄的资金。2.组织联合经营和联合管理

实行“联营”，“联管”以后，各地合营银行均受其总管理处和当地中国人民银行的双重领导。3.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

私营行庄实行全行公司合营后，对银行资本家除定期发给股息外，某一行庄或某一系统的代表人物，均在联合董事会及其下设的财务、设计委员会和研究室给予一定的职位。

建国初期银行的活动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协同有关部门，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经融物价（1）、统一货币发行，让人民币占领市场。（2）、打击投机倒把，稳定金融物价

（3）、贯彻执行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在贯彻这个决定中，银行通过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资金，实行现金管理，使分散在国家机关、企业的大量先进集中到了银行。

2、支持国营经济恢复生产和开展物资交流。中国人民银行以数量较大、利率较低、条件较宽的贷款，大力支持国营经济的发展，在对公营企业的放款中又以国营贸易部门和供销社为重点。

3、公私兼顾，复制私营工商业。人民银行本着公私兼顾的精神，在增加对国营企业贷款的同时，也相应地增加了对私营工厂的贷款，以支持他们如期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

4、配合土地改革，支持农业生产。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建立统一的金融市场，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恢复。1949年9月，将中国人民银行纳入政务院的直属单位，确立了其作为国家银行的法定地位。这一时期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任务为：一是发行人民币，支援解放战争；二是建立独立统一的货币体系和统一的国家银行组织体系；三是接管官僚资本银行和整顿金融业；四是积极开展存款、贷款、汇兑和外汇等银行业务，促进国民经济恢复，为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做准备。

1953～1956年，我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为全面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银行业则实行信用集中原则，中国人民银行编制的综合信贷计划纳入国家经济计划。1956年公私合营银行纳入中国人民银行体系，形成了“大一统”的银行体制。“一五”期间，国家银行各项存款年均增长12%，各项贷款年均增长21%，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的建设。

“一五时期”高度集中的银行体制

1、形成高度集中的银行体制。

（1）、撤销大区、加强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对全国金融活动的同意领导和管理。

（2）、公私合营银行纳入中国人民银行体系。公司合营银行最初主要经营对私营工商业的经融业务，由于私营工商业逐步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加强了与中国人民银行的业务联系。公私合营银行就转为代理中国人民银行办理储蓄业务。

2、建立纵向性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即全国银行的信贷资金，不论是资金来源还是资金运用，都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统一管理，实行“统存统贷”的管理办法。

3、取消商业信用，集中信用与国家银行。当时认为，商业信用扩大了企业流动资金的占用，不利于国家对流动资金的集中管理和资金分配假话的贯彻执行，不利于银行对生产和商品流转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因此有必要取消商业信用，集中信用与国家银行。

4、建立现金出纳计划制度，加强对货币发行的管理。

1956～1965年：银行业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

1956年我国开始转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阶段。1958～1962年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严重自然灾害，银行的业务制度和原则遭到破坏，导致信贷投放失控，现金发行过多。这一时期，国家银行各项存款年均增长25%，各项贷款年均增长20%。

大跃进时期银行体制的变革

1958年—1960年的“大跃进”时期，“左”倾思想在经济领域的严重发展和泛滥，使经济决策的指导思想发生了许多重大失误，其中包括对银行体制进行盲目的、不适当的变革。

1、下方银行信贷管理权。实行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在农村实行“两方（放机构，放人员）、三统（统一政策、统一计划、同意流动资金的管理）、一包（包财政任务）”的财政贸易体制。

1.许多地区把商业和粮食部门归还的贷款，大量挪用于工业，并随意抽出流动资金用于基本建设、商品赊销和预付货款。2.许多地区的银行存款数字不实。“水分”很大。

2、改革经融规章制度。原有的规章制度制度破除了，新的规章制度又没有及时建立，结果造成了银行工作上的混乱，尤其是正常的会计工作秩序被打乱，造成了各地银行错账错款的情况相当严重。

3、充分供应信贷资金。

4、鼓励吸收存款和收回贷款“放卫星”

1963～1965年，中共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整顿。经过整顿，国民经济基本恢复正常，金融工作也步入正轨。这期间，国家银行各项存款年均增长5.5%，各项贷款年均增长6.8%，基本解决了“大跃进”时期遗留的通货膨胀问题。

1966～1976年：银行业遭受“文化大革命”重创的10年

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里，党、国家和人民蒙受了重大的灾难和损失，银行的制度被废除，业务活动无法正常开展，银行的作用被削弱，货币被批判，商业性金融机构被撤销，中国人民银行并入财政部。

新中国成立以来银行工作所取得的成绩被否定，社会主义银行被视为“”经济衙门“，银行管理体制上的统一集中被当成“条条专政”来批判，把坚持银行信贷工作的原则斥为“管钱不管线”。“见物不见人”，把多年来行之有效的财政金融规章制度与专业管理想结合的工作方法，斥为“依靠专家理财”，并且把一些传统的经融业务活动划到了资本主义的范畴。这种是非上的混淆，给银行工作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历史的伟大转折，银行系统开始恢复

1976年10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银行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整顿规章制度和各项金融工作，认真贯彻经国家批准的信贷计划，取得了显著成效，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1977年12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银行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银行独立的组织系统，强调要发挥银行的作用。

改革开放前我国银行体制的特征

1、金融机构上的大一统单一格局。各类金融机构的集中统一，各种金融业务只能的集中统一，银行内部上下级的集中统一。

2、中国人民银行既是金融行政管理机关，又是具体经营金融业务的经济组织。商业性的表现1.遵循信用的偿还2.利息3.全国的结算中心

3、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把银行变成了“出纳机关”

篇2：新中国银行业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形成和发展研究之十六 【作 者】金炳镐/汤金松/龚学增

【作者简介】金炳镐(1950-)，男（朝鲜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民族理论政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理论政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理论政策研究所，北京 100081；汤金松(1973-)，女（满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理论政策研究所法学硕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理论政策研究所，北京 100081；龚学增(1945-)，男，中共中央党校社科部民族理论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理论、宗教理论研究。中共中央党校社科部，北京 100091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明确提出了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在红军长征时期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政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非常重视宗教工作。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在曲折中发展。进入90年代以后，党的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有了新的发展。【摘 要 题】民族政策

【关 键 词】少数民族宗教政策/形成和发展/90年代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02)03-0021-04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 1.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认识和政策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有关宗教的初步的主张和政策。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案》提出：“只要是赚工钱的工人，不论信仰，都须加入工会。”[1]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首次在党的文件中正式提出宗教信仰问题，并把它与“种族”并提。这一文件规定隐含着宗教信仰自由之意。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案》提出：“为工人们目前利益的奋斗，我们共产党人要随时与国民党、无政府党甚至于基督教合作。”[2]这是很重要的政策策略主张。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首次提到“教育与宗教绝对分离”，[3]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提出的很重要的宗教政策。而且这里提出“绝对”分离，强调了我党对这一主张的强烈性。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在“基督教、天主教传播势力所及之地，应特别鼓动农民反对教堂霸占田庄，反对教堂勾结地痞欺压良民”。[4] 1927年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破除迷信观念和反对神权。他说迷信观念的破除，“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5]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和影响范围主要在大城市和汉族地区，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接触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宗教情况和宗教问题，并提出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

2.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态度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联合各阶层革命力量，针对当时反帝、反军阀的斗争目标，对宗教和教会采取慎重态度。

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虽然提出为了工人的利益可以与基督教合作的主张，但是认为教会是用金钱来收买人民信仰的一种宗教组织，其性质是欺骗和压榨人民的。因此，在政治思想宣传上，坚持对基督教不做让步。“如果遇着教会明显的为恶（如霸占田庄、强买民房、包搅词讼等）的时候，我们便须鼓动公愤，群起反对，我们在此时努力参加。”[6]也就是，我党对基督教采取了既可以合作，但在原则问题上“不做让步”的策略。关于对教会学校的态度，采取“只能攻击教会教育，不必攻击教会学校，更决不能攻击整个的教会学校的学生。”[7]这里把教会、教会教育与教会学校、教会学校的学生严格区别开来，表明了政策的严谨性和态度的慎重性。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宗教的态度处于不确定阶段，对宗教的政策处于初步提出阶段。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形成的重要时期，大体分两个阶段加以论述，即：中华苏维埃时期(1927.8-1934.10)和红军长征时期(1934.10-1937.7)。

1.中华苏维埃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的主要内容(1)政教完全分离，真正信教自由。

1930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规定：“对宗教问题是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一切公民可以自由的信教，但一切宗教不能得到国家的任何保护及供给费用。”[8]

1930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工作计划大纲》中提出了“内蒙的民族政纲草案”的内容11条，其中第10条规定“政教完全分离，信教自由”。[9]这是我党根据1930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提出的有关宗教的规定，为少数民族地区制定的对少数民族宗教的政策。而且根据当时内蒙古蒙古族信仰喇嘛教比较普遍的情况提出政教“完全”分离的问题。1931年11月7日、1934年1月，第一、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都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为目的，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宣传之自由，帝国主义的教会只有在服从苏维埃法律才能许其存在。”[10]

(2)信教和不信教的工农民众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享有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汉、满、蒙、回、藏、苗、黎和在中国的台湾、高丽、安南人等）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为使工农劳动群众真正掌握着自己的政权，苏维埃选举法特规定：凡上述苏维公民在十六岁以上均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和政治事务。”[11] 我党提出对宗教职业者“应各依其成份分别待遇，不得一律取消选举权，或者一律不分土地。”[12]

(3)没收寺庙教会的土地归农民分配使用。

1930年5月，根据中共六大的“十大要求”制定的《中国苏维埃的十大政纲》第四条规定：“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庙宇、教会、祠堂占有的土地与反革命的富农的土地，分配给无地与地少的农民使用。”[13]

1930年8月14日，《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提出中国革命的总要求29条，其中第16条规定“没收一切教堂、庙宇及各种公地”。[14] 中国共产党把上述的有关宗教团体土地的政策贯彻到民族地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措施，成为我党对少数民族宗教政策的一部分。1930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工作计划大纲》中规定：“没收一切王公地主垦牧公司寺庙教会的土地归农民分配使用”，“没收王公寺庙的牲畜归牧民分配”[15]等。(4)帝国主义教会服从苏维埃法律才许存在。

在1931年11月和1934年1月的第一、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明确指出，“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宣传之自由，帝国主义的教会只有在服从苏维埃法律才能许其存在。”[16]这一政策在1934年4月20日《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中予以重申。

2.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宗族政策的主要内容 红军长征开始后，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和已提出的我党的宗教政策，结合当时各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的实际情况，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指示、决议和布告，制定了比较完整的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

(1)宗教与政治必须分离，宗教不得干涉政治。1935年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中提出：“宗教与政治必须分立”，又重申：“政教必须分立”，“喇嘛寺绝不能干涉政权机关”。[19]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把政教分离的原则具体化为宗教与政治、政权分离，宗教不得干涉政治和政权机关，而且强调“必须”分离，“绝不能”干涉。这与少数民族地区宗教信仰的普遍性和宗教影响深重有关。(2)宗教信仰自由，当喇嘛听其自愿，不愿当喇嘛的准许还俗。

1935年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康藏民众宣布：“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20]在红军长征经过四川时，进一步强调：“彝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信教自由，准许人民信奉菩萨，不愿当喇嘛的准许还俗！”[21]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政治部的宣传口号也指出，“回人信教自由”[22]，“番人信教自由，念经、敬佛、当喇嘛听其自愿。”[23] 1936年5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对番民的策略路线的提纲》中提出了对于番民中几个实际问题的策略，其中关于宗教问题，我党和红军提出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5.宗教问题：(1)保护喇嘛和喇嘛寺以及经书神像；(2)喇嘛寺土地不没收，可以出租；(3)信教自由，不得强迫信教，已当喇嘛的，有还俗的自由，并可分得土地；(4)政教分离，喇嘛寺不得干涉政府行政，但喇嘛个人有参加政权的权利；(5)在法律上，僧俗一律平等，喇嘛犯法一样依法处理；(6)改进喇嘛教；(7)宣传无神论（但不要伤害番民的宗教感情）。”[24]

从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涵义逐渐全面、完善。

此外，我党还提出争取接近宗教上层人士、团结信教群众，保护清真寺及其财产，建立喇嘛改进会。

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具体、详细地分析了蒙、回、苗、瑶、黎等民族的宗教状况，制定了切合实际的宗教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全面正确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逐步深化对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认识，分别在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习惯、允许各派宗教存在、保护遵守人民政府法律的宗教信仰者以及保证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等方面予以强调，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既保护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也保护各派宗教信仰者正当的权益。

1938年5月20日，周恩来专程拜访了基督教人士吴耀宗，指出：“马列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并愿意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25]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特别提到要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等等。确定“凡十八岁以上的公民，除犯罪者外不分阶级、男女、民族、信仰与文化程度，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国家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并在政治上物质上保证之。”[26] 1939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提出“尊重蒙回民族之信仰、宗教、文化、风俗、习惯，并扶助其文化的发展。”[27]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向第二届边区参议会报告与建议书》提到“在回民建立清真寺时，政府给予土地经费，各方面之帮助与便利”。[28] 上述文件规定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理论上尊重各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而且在物质上还予以援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宗教的真诚态度。2.正确处理宗教土地政策

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用地的政策有了比红军长征时期更全面的规定。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决定的附件》规定：“宗教土地（基督教、佛教、回教、道教及其他教派的土地），均不变动。”[29] 3.加强对少数民族宗教职业者的文化教育，团结宗教上层人士

1940年4月的《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1940年7月的《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提出这一主张。[30] 4.保护正当的宗教活动及宗教活动场所

1940年2月的《抗战建国中的回回民族问题》和1941年4月的《回回民族问题》以及1941年11月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向第二届边区参议会报告与建议书》中，对此作了具体规定。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较全面地论述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且在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第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适用的对象是“人民群众”，而不只是“工农劳苦民众”。第二，强调了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宗教或那种宗教的都有自由，并且提出外国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从事宗教活动。第三，强调宗教信仰自由是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和民主权利之一，必须作为一个原则予以坚持和贯彻。[31]

四、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贯彻执行既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除了更加系统地分析少数民族的宗教状况外，对于宗教政策的规定也进一步完备了。

中国共产党结合这一时期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对少数民族制定了更加具体的宗教政策、措施，涉及到保护宗教职业者、保护合法宗教活动及宗教场所、宗教寺院土地处置等方面。1.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团结信教群众 1946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回民工作指示》中提到：“回民民族他的特质是在宗教形式下保存起来的。”“对于宗教和生活习惯是尊重的，……不要在这些地方刺激群众的民族和宗教的感情。”[32]“对汉民干部应消除其大汉族主义，歧视回民和讥笑其生活习惯，避免对其宗教正面批评。”[33]

除了对回族的宗教政策，中国共产党针对东蒙地区的工作实践，总结经验，制定了相应的宗教政策。1947年4月27日，内蒙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中规定：“内蒙古自治区域内蒙汉回等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互相尊重风俗习惯、历史文化、宗教信仰、语言文字。”[34]还明确规定：“实际信教自由与政教分立，保护庙宇，提倡喇嘛自愿投资经营农工商业与各种合作事业，奖励喇嘛自愿入学与参加劳动、行医、识字。”[35]除一般意义上的对蒙古民族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外，在保障喇嘛人权、财权方面，在提倡喇嘛自愿投资方面，在奖励喇嘛自愿学习、工作方面都作了规定。2.保护合法宗教活动和宗教场所

1947年9月，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回民问题的通知》中规定：“不得侵犯各地清真寺，军队不许住清真寺，汉人不得利用清真寺集会。”[36]“保护清真寺、拱北及回民一切文物古迹。”[37]

在解放西北的战争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尊重回民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因此积极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对保护清真寺和拱北、回教经典、礼拜等方面，都作了详细的规定，产生了良好的作用。1949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制定的《回回工作简要手册》，就对这些方面作了最完善的规定，在回民居住区的宗教工作中起了重要的参考、指导作用。3.妥善处理宗教土地

1946年9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中，明确规定：“凡祠堂、庙宇、天主教、基督教的土地，应根据当地情况，农民公意及族人意见妥为处理。如农民要求分配时，除留下一些地作为祭祀、传教和居留人维持生活外，其余一律分配。凡清真寺的土地应以回民公意解决之。”[38]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十三条就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39]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乃至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的总结和概括。

五、新中国建立初期宗教政策的制定及实践 1.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宗教政策

1950年10月1日，周恩来在庆祝建国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对于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其他群众性的风俗习惯，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坚持不干涉的原则”。同年12月2日，政务院发布通令：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三大节日（尔代节、古尔邦节、圣纪节）食用的牛羊免征屠宰税，并放宽检验标准。1951年5月23日，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的协议》中规定，对西藏现行的政治制度不予变更；对**喇嘛和**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应予维持。1952年11月22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重申“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宗教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总之，新中国一成立，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就明确宣布了充分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的政策，这不仅表现在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言论之中，而且载入有关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文献之中。2.新中国建立初期宗教的工作实践

为了贯彻实施新中国的宗教政策，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第一，在各族群众，特别是信教群众中广泛深入地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加深他们对宗教政策的了解，消除反动势力散布的“共产党是消灭宗教的”谣言。第二，为了全面正确地贯彻宗教政策，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设立宗教事务工作机构。为了更好地开展宗教工作，团结广大信教群众，1952年和1953年，由伊斯兰教界和佛教界知名人士发起，相继建立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中国佛教协会，在这些宗教团体的协助下，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步得到贯彻。第三，制定了一切从少数民族实际出发的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如果在宗教问题上急躁冒进，就会严重影响民族关系，甚至会引发事端，造成严重后果。这在新解放的地区，尤须特别注意。

第四，加强领导，及时纠正工作中的偏差。这一时期，由于处理新社会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问题缺乏经验，在一些地区的宗教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主要是急躁情绪，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尊重不够。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慎重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指示，指出关于各地少数民族内部的社会改革，特别是有关少数民族的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改革，必须从缓提出，不经中央批准，各地党委不得作出并发布有关这方面改革的口号并进行宣传。同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乌兰夫、刘格平同志对处理新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正确意见，指出少数民族的宗教问题，是一个历史性、民族性的群众思想信仰问题，它与少数民族落后的经济、文化及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联。因此，对于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态度应该十分审慎，切忌急躁，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信教自由政策。在少数民族广大群众的觉悟未提高前，不要轻言改革。少数民族中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在有了初步的觉悟以后，往往产生一种盲目的反宗教情绪，必须加以教育和制止，绝不要把他们的这种情绪当作少数民族广大群众觉悟的表现。1951年11月，针对西北地区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偏差，中共中央指示，对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回族地区内的属于藏族、蒙古族、土族的喇嘛寺庙，一律不予征收，亦不接受寺方献地，寺庙过重的租额及苛索等可用协调及调解方式酌情减免。并同意西北局提出的对于伊斯兰教清真寺及拱北、道堂土地的处理意见。3.新中国建立初期宗教工作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

建国初期处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实践是整个民族工作的组成部分。1953年6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制定，1954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系统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几年来民族宗教工作的经验。

第一，首次提出关于宗教具有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等“五性”的重要思想。第二，突出强调在几乎是全民信教的少数民族地区，宗教问题是整个民族问题不可分离的一个重要部分。尊重了少数民族的信仰，就能在政治上取得主动，反之，则会被动。第三，对待宗教信仰问题，必须长期地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

第四，强调努力进行上层统战工作，争取、团结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少数民族宗教上层人物。

第五，对少数民族共产党员信仰宗教的问题要采取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处理的态度。第六，进行系统的调查工作和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党的宗教政策的研究。

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少数民族宗教政策在曲折中发展 1.中国共产党关于宗教问题观点的新发展

进入社会主义时期，面临中国宗教状况的新变化，特别是少数民族宗教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关于宗教问题的观点。

(1)明确表明在社会主义时期宗教还将长期存在。1957年8月4日，周恩来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指出，思想方面的变化，不会像政治制度的改革那样发展。思想变化的过程是最慢的，信仰宗教的人，不仅现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有，就是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了？现在还不能说得那么死。当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使宗教赖以存在的条件完全消失的时候，宗教是会存在的。

(2)在处理宗教问题时，汉族首先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1956年5月30日，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两国的伊斯兰教代表团时指出，汉族之中虽然也有很多人是信仰宗教的，但是由于汉族人口最多，而且不像有些少数民族几乎全民信教，这样，汉族首先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其次是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3)提出宗教在教义上有某些积极作用，对民族关系可以起推动作用的观点（见周恩来1956年5月30日接见外宾时的谈话）。

(4)首次提出在宗教问题领域，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已经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4月4日，李维汉在全国第七次统战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现在，由于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除个别民族地区外，宗教矛盾的矛盾背景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除个别地区外，宗教矛盾已经从既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又是敌对阶级的矛盾，转化为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矛盾。2.少数民族地区宗教制度的重大改革

为了顺应少数民族的要求，促进少数民族的发展进步，从1958年起，陆续开展了废除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中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制度的工作。

1958年5月，杨静仁在中央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回族宗族问题的发言。指出要消除宗教封建剥削制度的残余和宗教特权，逐步使宗教在人民中真正成为个人的思想信仰问题，真正实现宗教信仰自由。为了进一步研究宗教制度的改革问题，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958年5月和9月，先后分别召开了回族伊斯兰教问题座谈会和藏传佛教问题座谈会。李维汉就伊斯兰教同回族发展的矛盾、民族与宗教应当分开、宗教制度的改革等问题，作了重要的讲话，做好了改革前的准备工作。在宗教制度改革中，有关地区从当地民族和宗教的具体情况出发，采取了不同的改革方法、步骤，改革的具体内容有所增减。宗教制度的改革，总体上是成功的，但是由于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干扰，也出过一些较为严重的偏差。到1960年，宗教制度改革的基本任务全部完成。宗教制度的改革，使中国少数民族的宗教在使自己适应社会主义社会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对民族、对国家、对宗教自身都是有利的。3.“左”倾错误的纠正及宗教理论的深化 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最初几年，对少数民族地区宗教问题的处理进一步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宗教问题理论上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主要表现以下几点：

第一，全面完整地阐述了宗教“五性”论，以科学的语言表述了长期性、民族性、国际性、群众性和复杂性。这是在1958年12月至1959年1月召开的第十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汪锋同志《关于民族工作及少数民族地区宗教工作方面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讲话中论述的。第二，提出了无神论教育问题。1958年5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民委党组《关于在回族党员中进行无神论教育》的报告指出：无神论教育，首先要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中进行。其次，为了巩固宗教制度改革取得的胜利，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向群众适当地进行无神论的教育是必要的。

第三，重申宗教问题上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第四，提出要辩证地认识宗教的前途。

总之，从建国到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处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尽管有过一些曲折，但总的来说还是正确的、稳妥的，成就是大的。可惜，这种局面未能正常健康地向前发展。1962年以后，随着全国性的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10年间，少数民族的宗族工作遭到彻底的破坏。

“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等诬蔑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是“保护落后”，蛮横禁止少数民族宗教职业者和信教群众的正当宗教活动，甚至把大批寺庙和宗教设施加以毁坏、关闭或改作他用，对于少数民族中宗教上层爱国人士，统统当作“牛鬼蛇神”予以打击，其中有些人被迫害而死。

七、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少数民族宗教政策的恢复、发展和完善

从1978年到1982年，宗教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同时，中国共产党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在宗教问题上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在1982年3月印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即19号文件）中，全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宗教问题特别在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在全面贯彻19号文件的过程中，宗教活动逐步正常化。中共中央1982年19号文件，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纲领性文件。它阐明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观点和政策走向成熟，集中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重大发展。

第一，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过程。改变了以前把宗教仅仅看成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第二，全面阐述了宗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然长期存在的根源。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主要表现为，宗教信仰作为一部分人们的意识不会在社会制度发生根本变革后短期内彻底消除；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水平的提高，是一个长久的奋斗过程；某些严重的天灾人祸还会给人们带来种种困苦；一定范围的阶段斗争和复杂的国际环境对于宗教的发展还将产生着一定影响。

第三，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我国宗教的状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已经主要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处理好宗教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宗教工作的主题。

第四，要善于体察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区别和联系。在宗教同民族的关系问题上，各个民族和各种宗教有不同的情况。有些少数民族基本上全民信仰某一种宗教，如伊斯兰教和喇嘛教，那里的宗教问题基本没有联系。因此，要善于具体地分析各个民族和各种宗教的不同情况，正确处理好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区别和联系。

第五，处理好宗教问题主要反对“左”的倾向，又要防止和克服放任自流的倾向。第六，明确了处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一切宗教问题及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使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的目标上来，并强调，任何背离这个基点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都应当受到党和人民的坚决抵制和反对。并强调，任何背离这个基点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都应当受到党和人民的坚决抵制和反对。这就根本改变了在极“左”年代单纯把促进宗教消亡，甚至消灭宗教作为处理宗教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错误观点。

第七，重申和充实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全面完整地表述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涵义；强调保证信教自由的同时，也应当强调不信宗教的自由。绝不允许宗教干预国家行政、司法、学校教育和社会公共教育，不允许强迫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入教；绝不允许恢复已被废除的宗教封建特权和宗教压迫剥削制度；绝不允许利用宗教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国家统一和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争取、团结和教育宗教人士是贯彻执行宗教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合理安排宗教活动场所，是落实宗教政策、使宗教活动正常化的重要物质条件；充分发挥爱国宗教组织的作用，是落实宗教政策、使宗教活动正常化的重要组织保证；正确区分和处理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违法活动，以及不属于宗教范围内的迷信活动。

1982年以来，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不断推进，处理宗教问题的实践也进一步深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又提出了关于宗教问题的一些新观点、新论断。这些新观点、新论断和1982年19号文件集中反映出的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创新观点一起，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理论。

这些新观点、新论断主要是：

第一，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1990年12月5日李鹏总理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首先提出来的。这标志着中共中央将宗教工作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高度。第二，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信仰上互相尊重，是党和政府处理同宗教界朋友之间的关系的原则。这是江泽民总书记在1991年1月30日邀请各宗教团体领导人到中南海做客时的讲话中提出来的，是关于同宗教界建立爱国统一战线思想的新发展。第三，明确提出要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这也是1990年12月5日李鹏总理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首先明确提出来的。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是不违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而是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需要，是维护安定团结和各民族人民利益的需要。第四，以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论断，科学地表述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1991年，中央在一个文件中曾指出，要动员全党、各级政府和社会各方面进一步重视、关心和做好宗教工作，使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1993年11月7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论断。这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互关系的最科学的表述。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长期实践中，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中国的宗教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教理论。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一系列观点和政策。这些将指导着中国宗教工作，特别是少数民族宗教工作的实践进一步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收稿日期〕2001-10-31 【参考文献】

篇3：中国应用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应用语言学的事实同它从属的语言学事实一样源远流长。语言学长期从属于哲学, 是哲学的“婢女”。离现在大概二百年的样子, 欧洲的语言学首先摆脱了哲学的“婢女”的地位, 并从语文学中走出来, 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89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马建忠的语法书《马氏文通》, 这是中国形成独立的语言学学科的标志。中国语言学学科的形成比世界上晚了一百年。语言学里面有本体语言学是很重要的, 但是有时是不够的, 于是, 应用语言学又从语言学里分化出来, 成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19世纪末叶波兰语言学家J·N·博杜恩·德·库尔德内 (1845～1929) 提出了应用语言学这个概念, 而世界上独立的应用语言学学科形成的标志是1964年第一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在法国召开和国际应用语言学会成立。

19世纪末到世界上应用语言学学科形成的过程中, 中国语言应用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 (1894甲午中日战争～1912中华民国成立) 。这是我国语言学进入现代语言学, 或者说从传统的语文学或者小学进入语言学的时期。二是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前 (1912～1949) 。这个时期主要是围绕白话文运动开展的。可以概括为三个运动: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五四时期和20世纪30年代的国语运动。上面三个都是运动。我们搞语文工作往往习惯搞运动, 是有历史原因的。这个时期, 延安整风运动涉及许多重要的语言应用问题。三是新中国成立到实行改革开放 (1949～1978《中国语文》复刊) 。这个时期主要是语文知识大普及。

本文主要是讨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应用语言学。

《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开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 并且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 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语法修辞讲话》和这篇社论有很大的功绩, 教育了一两代人。

1.语文知识大普及的社会背景

(1) 20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 解放区很重视语文学习, 全国解放是原来解放区的扩展, 全国重视语文学习。

(2) 全国逐渐转入建设, 语文是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

(3) 因为工作的需要和受苏联的影响, 重视对干部的语文要求。尤其是情况和有关精神的上传下达需要语言文字使用准确。

(4) 新中国成立, 在世界上要树立自尊的形象, 语文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国家的形象。

(5) 工农大众文化上翻身, 大量使用语文, 有的还要写文件、做报告甚至进行文艺创作, 迫切需要普及语文知识和纠正已经出现的一些问题。

2.社论的主要问题

(1) 不正确地说毛泽东、鲁迅的语言“一字不易”。

(2) 形成了规范化主要是“匡谬正俗”的片面化倾向。

(3) 对不少语言现象判断过严过早。

(4) 不正确地提出“纯洁语言”的口号。

正面和负面的影响都是深远的。 (于根元, 2006:132)

195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 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的语言应用研究进入了第一个黄金阶段。推广普通话确定了标准和工作方针, 现代汉语规范化确定了规范的含义、态度和主要任务。会议的文集和10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为促进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是珍贵的研究成果。语文教学进行了重要的改革试验, 汉语、文学分科教学1955年经过试教, 1956年在全国全面推开。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 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和试验很难开展, 1966年进入了长达十年的停顿和遭受破坏的阶段。

二

中国应用语言学科形成的标志是1992年2月15日《语言文字应用》杂志的创刊。

1978年之后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的发展为应用语言学学科的形成做了准备。那时候语言应用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关于语言美的讨论和研究, 语言学界几乎是总动员, 北京语言学会编的《礼貌和礼貌语言》以及陈章太和我的《语言美和精神文明建设》是突出的成果。那时候拨乱反正, 大家热血沸腾。推广普通话和现代汉语规范化等都有了发展。

1984年9月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成立, 为中国应用语言学学科形成做了极为重要的准备。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那时候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共同领导, 后来由国家语委领导为主, 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国家语委单独领导, 1998年归属教育部。

1984年前后的背景, 一是语言文字工作决策要进一步科学化;二是语言科学研究要进一步为国家建设服务;三是新兴的交叉学科要进一步发展。我国的语言应用研究跟上面三个方面的需要和发展同命运, 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同命运, 虽然学界和人们对它的认识还很不相同, 但它还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语言文字应用》杂志本是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成立不久就要创刊的, 但直到1992年才创刊。起初由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主办, 1997年归属国家语委, 一度属于教育部语言文字报刊社, 后来又回到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语言文字应用》的创刊, 使我国的应用语言学界有了发表学术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阵地。《语言文字应用》的创刊是中国应用语言学学科形成的标志。原因一是一本主要的学术杂志的创刊往往是一个相关学科形成的主要标志, 不仅仅中国应用语言学学科如此。二是《语言文字应用》杂志在中国应用语言学学科形成中具有重要的独特的地位。我们也不是在这本杂志一创刊的时候就认为它的创刊是中国应用语言学形成的标志, 这个认识是这本杂志创刊后不久逐渐清晰的。1996年《语言文字应用》创刊五周年回顾的文章里, 有一篇萧国政、李向农、汪国胜的《我国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的开拓与进取》。文章说:

她的诞生, 标志着中国的语言应用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里程。

5年来, 《应用》不仅给我国应用语言研究开辟了一个展示成果的大型园地, 而且卓有成效地配合国家语委和学术社团, 把我国分散的语言应用研究的力量, 初步地集结成有松散联系的浩荡研究大军, 拉开了中国学者共同向语言应用研究的几个重要领域进军的序幕, 并开始展现出一代新的语言研究学风。

更重要的是下面一段话:

有位学者如是说:如果不特别苛求理论性和系统性, 可以说, 以《应用》现有的探索编一部中国的应用语言学教材, 其实用价值、受欢迎程度、市场效应, 可能会超过目前已经在国内出版的任何一部应用语言学著作。

这里还要注意, 中国应用语言学学科的形成比世界上晚了28年。

我参加了这本杂志创办的工作, 头两年参加了负责工作, 1994～1996年还担任了主编, 后来一直担任编委。关于《语言文字应用》的性质、任务等问题, 我想谈谈我知道的编辑或者起码是编辑初期的一些认识。

1.应用研究

语言文字应用研究, 这是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任务, 是上级交下来的的任务。这也是同语言研究所的分工。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任务和《语言文字应用》杂志的任务后来进一步明确为三点, 大意是这样的:为我国语言文字生活的健康发展服务, 为研究、制订、实施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决策服务, 为语言文字应用学术的发展服务。为我国语言文字生活的健康发展服务, 是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建设者服务的体现。杂志的文章, 说发什么, 比较啰嗦, 换个角度说不发什么, 比较好说。本体语言学的, 本体语言学理论的, 不发。还有一个修辞学, 不发专谈修辞格的。换个角度说, 应用语言学各个方面的文章, 比别的有关杂志发得多和深。

分工, 是对应用语言学和杂志的爱护。例如谈语法的, 谈教学的, 有的跟语言文字应用有交叉的, 总要以应用语言学的成分为主。语法比较多涉及语言规范的, 语言理论比较多涉及语言观的, 修辞比较多涉及语言风格、作家作品语言的, 词汇学比较多涉及语言规范、新词语的, 发。文字部件、语音方面的文章, 也要往应用语言学方面靠。把应该属于应用语言学的、跟应用语言学关系密切的, 排除在外, 不好。过于扩大应用语言学的范围, 使得应用语言学成了什么都往里面装的筐, 模糊了应用语言学的外延, 同样不利于应用语言学的发展。

2.提高

《语言文字应用》的性质是提高。一个意思, 不是艰深, 而是站在前沿:站在思想、学术、社会科学学术前沿, 站在应用语言学学术的前沿。

第二个意思, 不是一定要定论。这里涉及自圆其说, 我在《中国语文》也工作了许多年, 《中国语文》的取稿标准里也不要求一定有定论。文章的缺口是开发点、生长点, 是通往上一层的路径。没有搞清楚的或者不利于自己论文的内容, 要如实地摆出来。

我们不能立刻判断学术上的对错, 但我们可以判断你学术上是否有新见。没有政治性常识性的问题, 学术上有新见, 可以考虑发, 有的组织讨论。编辑部有时候表示态度, 有时候不表示态度。

一篇论文, 一般很难说全对或者全错了。学术上, 历史上长期许多人认为这样的, 现在认为是那样了, 这样的情况并不少。学术上的事, 要由社会、历史来检验。往往站在很前沿的, 有不少部分不成熟。

学术气氛很重要, 要轻松, 要重在建设。如果气氛紧张, 动不动打棍子、找茬, 谁能轻松?谁能思想活跃?

3.涉及取稿标准

重视新见。不要那些似乎不错但是别人都说过的文章。学术刊物要贯彻百家争鸣。我们要整理不同意见的焦点, 引导深入, 繁荣和发展学术。

4.不是只看稿不看人

要培养、发展作者队伍。出人才比出成果更重要。既看稿又看人。杂志头两年, 我们大致统计了作者的平均年龄, 努力逐渐降下来一些。我们内部区分了取稿的不同作者的情况, 例如所里所外, 京内京外, 外国中国, 职务高低, 年龄大小, 我们往后者靠。我们的作者要经常有新面孔。优先、倾斜的主要办法可能是多提意见退改。有人说现在是后育时代, 我看我们《语言文字应用》还是互育吧。老中青共同携手, 但是向年轻人适当倾斜。于根元, 2003:5)

跟国外相比较, 我们的应用语言学比较注意研究各分支学科的实际问题和总规律, 而且认为应用语言学不只是理论的应用, 本身也有理论。在理论方面, 有从国外借鉴而有所发展的, 有主要是我国提出的。在分支学科方面, 尤其是语言规划、语言与社会文化、语言信息处理等, 我们也有许多特点。我国应用语言学学科一建立, 基本上就是取广义的, 在研究中跟语言实际紧密结合, 力求解决我国语言应用、语言教学和语言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我国的语言应用研究还跟本体语言研究密切结合。一个时期我国的本体语言学很受重视, 现在研究应用语言学的学者有一批是从本体语言研究中来的, 他们兼做本体和应用两方面的研究, 这对应用语言学的发展十分有利。有比较好的本体语言研究做基础, 这是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好传统, 也是我国语言应用研究的一个特点和长处。

三

20世纪跟21世纪之交, 中国应用语言学建设的重要成果, 同时还在教材建设方面。

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和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室共同策划, 陈章太和我为总主编的“应用语言学系列教材”2003年开始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已经出版的有:于根元主编、郭熙副主编的《应用语言学概论》 (2003) 、俞士汶主编的《计算语言学概论》 (2003) 、赵金铭主编的《对外汉语教学概论》 (2004) 、戴庆厦主编的《社会语言学概论》 (2004) 、袁晖和李熙宗主编的《汉语语体概论》 (2005) 、庄文中主编的《中小学语言教学概论》 (2006) 。

2003年, 由我主编、郭熙副主编的《应用语言学概论》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后, 这一套系列教材每一本的开头都有陈章太和我关于这套教材的总序。总序讨论了应用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应用语言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应用语言学理论、中国应用语言学的特色、中国应用语言学的发展和问题、关于应用语言学的教材。②

还有几部教材是很重要的。

1.冯志伟的《应用语言学综论》

刘海涛在《应用语言学的新天地》里评论说:“该书提出了应用语言学学科的新框架, 以语言规划、语言教学和语言信息处理为三大支柱, 涉及其他分支学科。这个新的框架比仅仅把应用语言学局限于语言教学领域的狭义应用语言学, 或者把应用语言学仅仅看成是机器翻译和情报检索, 或者把应用语言学看成各种学科的杂凑, 都具有更高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连接这三大支柱的是‘应用’……”

2.齐沪扬、陈昌来主编的《应用语言学纲要》

全书吸取当前应用语言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系统阐述了应用语言学的产生、发展、性质、学科地位与研究方法, 并集中介绍了应用语言学的八个主要研究领域:语言教学、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测试、中文信息处理、语言规划和语言调查、社会语言学、儿童语言学、地名学和人名学, 体现了应用语言学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3.陈昌来主编的《应用语言学导论》

该书为商务印书馆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系列教材之一。吸取当前应用语言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系统阐述了应用语言学的产生、发展、性质、学科地位与研究方法, 并集中介绍了应用语言学的主要研究领域。编者不仅介绍了国外应用语言学研究成果, 更侧重反映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成果, 关注中国语言应用实践。做到点和面、理论性和实用性等方面的结合, 体现了应用语言学的实用性和针对性。以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生为主要对象。商务印书馆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系列教材以赵金铭、齐沪扬、范开泰、马箭飞为总主编, 教材密切关注语言学 (特别是汉语语言学) 研究的最新进展, 全面吸取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以及外语教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着重体现语言规律、语言教学规律和语言学习规律。教材的教学内容力求贯彻“基础宽厚, 重点突出”的原则, 注重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既要加强基础理论的教学, 更要加强实践能力的培养等。

此外, 我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了可以给有关专业博士生做教材的《应用语言学前沿问题》 (2006) , 在华语教学出版社出版了主要给有关专业硕士生用的教材《应用语言学教程》 (2008) 。我主编、郭丽君副主编的可以做教材的《中国现代应用语言学史纲》 (2005) , 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四

中国的应用语言学, 当前特别需要在进一步为中国的建设和建设者服务中发展。中国当前的建设和建设者, 提出了许多跟应用语言学有关的问题, 需要中国的应用语言学来解决、来回答。如果中国的应用语言学较长时期对有关的一些问题不甚关注, 甚至不甚了解, 甚至解决和回答得很不好, 中国的许多建设和建设者, 也会动摇对中国的应用语言学的信心。

从大的方面来说, 中国的应用语言学, 第一阶段, 作为哲学的婢女或者是语文学的一部分, 注重综合、跨学科、宏观;但是比较空灵。第二阶段, 作为语言学的附属, 注重分析、微观;但是简单化、单打一、找精密的规则和模式, 习惯于搞运动、搞单一的标准和规则、搞低层次启蒙的而且是一次性的教育。第三阶段, 同哲学的再一次结合, 或者说是大语文, 是语言生活主体化、多样化的结合, 是跨学科、理论、本体、应用研究的结合, 方法上是综合、分析的结合, 纵横交错。可以说是大语文。目前, 我们处在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之间。已经踏入第三阶段了, 又有第一、第二阶段的长处、短处的推动和制约。我们身上有原来传统的长处, 又有当前丰富多彩的语言生活需要的长处, 但是也有过去的短处的影响。我们需要紧密结合语言生活, 在大语文的“大”上做好文章, 热情地主动地拥抱大语文, 这是我们学术发展的主要营养和主要动力。此外, 注重学习、研究理论, 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我们希望, 我们的语言学再次跟哲学结合, 既独立又不割裂, 即结合又不混合。

中国的应用语言学在注意社会价值的同时还需要有意识地注意本学科建设。总的来说, 我们的语言应用研究做得好不好, 语言应用研究者有没有尽好责任, 用两条来检验。首先看有没有满足社会的需要。其次看本学科有没有发展。就目前来看, 我国的应用语言学在理论建设、方法研究、队伍建设及学科的整体规划方面, 还存在不足, 学科的发展有一定的局限性。学科建设的任务很重。尤其是学科带头人, 在注意社会价值和学科建设两个方面的任务都很重。中国应用语言学的建设和发展是一番事业, 经营一番事业, 需要脚踏实地, 讲策略, 讲实效, 不迎合又不保守, 有科学工作者的品格, 有事业家的眼光。

中国的应用语言学, 目前面临着两个前途。一是迸发了一股热情, 热闹了一下而已。二是从而形成我国历史上语言应用研究的又一个光辉的时期, 适应、配合、保证和促使我国的应用语言学建设和语言文字工作、教学各个方面的大发展。我们力争第二个前途。

参考文献

[1]北京语言学会.礼貌和礼貌语言[M].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2.

[2]陈昌来.应用语言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3]陈章太, 于根元.语言美和精神文明建设[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5.

[4]陈章太, 于根元.应用语言学系列教材总序[J].语言文字应用, 2003, (3) .

[5]冯志伟.应用语言学综论[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

[6]齐沪扬, 陈昌来.应用语言学纲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7]萧国政, 李向农, 汪国胜.我国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的开拓与进取[J].语言文字应用, 1996, (4) .

[8]于根元.应用语言学理论纲要[M].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 1999.

[9]于根元.应用语言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篇4：新中国银行业的形成和发展

关键词：人权公民和政治权利经济和社会权利

中图分类号：D81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4－0045－07

自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问世以来，人权已经逐渐步入国际政治的前台。整个世界的人权状况在几百年来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但是围绕人权方面的争论不绝于耳。在人权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同话语的今天，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文明类型和区域国家都提出了各自对人权的看法，并都力图从自身传统文化资源中发掘出对人权的独立观念，以此为立足点来避免和反对他国就人权问题对其的指责。东方与西方之间、北方与南方之间、不同区域之间、各种非政府组织之间，就人权问题彼此争论不休，使得发展中国家人权观的研究显得愈益重要。

发展国家人权观的形成和演变

从字面上来看，人权是一个人仅仅因为是人而享有的权利。然而，这个看似简单通俗的定义，其实际意义要比其字面意义复杂得多。right一词在字典中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意思是“权利”，它可以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东西，即资格；fight的第二层含义是“正当的”，可用于描述一种讲道德的、正确的事情或行为，即正当性。一般人们提到人权时，通常是指人们可以在道德而非法律层面上寻求的权利，这些权利可以是非正面的，它们属于什么是应当做的，而不仅仅是什么是权利。只有当某些权利遭到否定、别无他法、且不能通过法律或其他手段予以实施时，对于人权的诉求才会出现。因此可以说，在各种权利中，人权是一种最终诉求。随着时代的变更，人权的内容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断丰富。

众所周知，早先的人权主张体现的是西方价值观及理念，即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优先。因此当把人权纳入外交政策中时，西方发达国家最首要关注的是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个人免受国家或政府侵犯的权利要求，而非生存、食物、医疗、就业等作为人应获得的生活水平的权利。

法国法学家卡雷尔·瓦萨克提出的人权发展“三代”理论广为接受。他认为，第一代人权形成于美国和法国大革命时期，旨在保护公民自由免受国家的侵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发展中国家的的要求和影响下产生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不再保护个人反对政府，而是要求政府利于个人的积极参与。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发展中国家独立为维护人权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促成了第三代人权的形成，即发展权、民族自决权、和平权、环境权等以集体权利为主的权利。

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尽管全球化刺激了全球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各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是在发展贸易、吸引投资和使用新技术等方面，穷国还是被“边缘化”了，出现了巨大的“数字鸿沟”。这对不发达国家所造成的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不仅阻碍了其发展进程，而且阻碍了人权的实现。要摆脱贫困就必须谋发展，因此，为了人权的普遍实现，所有国家必须在消灭贫穷这个重要任务方面进行合作。正因为这一点，1986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宣告，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对于个人而言，发展权意在于确保人的尊严。人的尊严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使自己及其家庭获得作为人应有的生活水平的能力。只有借助发展，人的食物权、衣着权、庇护权、医疗权、就业权和教育权才能得到充分实现；对于国家而言，人的发展权利意味着充分实现民族自决权。一个国家和民族光有政治的、经济的自决权是远远不够的。倘要更好地生存，就必须求发展，提高本国的经济实力，改善本民族的经济地位，追求社会文化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国际人权领域经受挑战。如果说冷战时期的人权之争是发生在两种不同制度的东西方国家之间，那么，冷战结束后国际人权领域的分歧可视之为南北之争。冷战后，发达国家推行并加强将人权问题与经济援助挂钩的方式，试图让受援国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人权标准。后冷战时期的发达国家企图通过利用或曲解人权的国际规范，来干涉或破坏一些非西方国家的主权，以此实现或促进他们的意识形态目标及其国家利益。以限制和贬义国家主权为主要特色的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大肆盛行，大众政治和公众舆论也出现了对国外人道主义灾难更多的关注，并且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其干涉意愿大幅度增加。

冷战的结束将经济利益逐渐推向外交战略的首要位置，南北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是在经济领域，而经济竞争无疑会触及文化价值。以欧美为首的发达国家也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才频频利用人权砝码为其创造一个更有利的国际格局。而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权利，从“强调主权，反对干涉内政”，到“丰富人权观念，改善人权政策”，再到“深化人权认识，继续发展战略”，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由以上发展中国家人权演变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发展中国家逐步调整、形成了系统的人权政策，其演变既受到国家特性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具有连续的继承性；也因形势变化和实践加深而表现出变化的发展性。

继承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发展中国家人权政策的每个阶段，始终强调尊重国际人权条约的宗旨和原则，视促进人权为自己神圣职责；第二，对人权理念的理解以“集体人权”为出发点，一贯以争取和维护国家独立，支持民族自决权的形式进行。从初期侧重强调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到之后提出的生存权，进一步倡导发展权，都是集体人权的体现；第三，从把“发展权”写入《维也纳宣言》，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都表现出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致主张人权要以经济和发展权利的实现为主的理念。

发展中国家人权政策的各个阶段，在不同的时期也有所不同。其发展性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在理论上，其人权内容逐渐丰富全面。从早期主要关注殖民地人民的生存、独立、主权和民族自决，到重视发展权、和平权、环境权等集体权利，再到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倡导人权领域中的国

际合作。这都反映了发展中国家既捍卫了国家主权和坚持自身立场，又汲取发达国家人权主张中积极有益的结晶；在实践上，发展中国家的人权姿态从被动逐步走向主动。早期由于本国国内客观形势，在人权问题上存在较多不足。在发展过程中，各个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展开人权领域中彼此合作，以及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对话机制。从反干涉到提倡合作，其人权政策正在逐渐完善。

发展中国家人权观的主要内容

与发达国家主题高扬的自由主义式个人权利不同，发展中国家认为，首先，在解决具体人权问题时，要考虑到这个世界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巨大多样性。在同一时期的文化中，某些原则为一些国家、一些文明所遵守，却不被另一些国家、另一些文明所接受。

其次，人权不可分割，既包括公民的政治权利，也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既包括个人权利，也包括集体权利。在提高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同时，扩大与完善公民与政治权利，这两大方面的权利缺一不可。

不可否认的是，发展中国家受到历史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公民政治觉悟等因素的制约，政治民主化程度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毫无疑问，以上观点与很多人，包括西方某些学者的论点截然相反。南方的人权理论是从开始强调国家的集体权利和民族自决权发展为当代重视经济和社会权利，包括亚洲和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重视人权中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表明他们更重视国家的作用。必须理解，由于生存和发展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所以把实现人权的当前重点放在社会、经济权利方面。无论一国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何，都没有有借口可以否认公民和政治权，只有当公民和政治权利实现后，才能开始强调经济和社会需求。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重视公民及政治权利。对待人权的正确态度应当是将西方人权理论、人权实践同历史文化传统及现实国情结合起来，寻找适合本国人权发展的措施，这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处于西方边缘和被西方遗忘的国家的立场。西方发达国家强调政治、公民自由权，是把其民族优越感强加在不发达国家身上，是对仍处于最低生存条件下的国家提出完全不可能的要求。

第三，生存权、发展权是发展中国家强调的最基本的人权，是享受其他人权的前提。塞内加尔法学家卡巴·穆巴依第一个提出发展权，卡雷尔·瓦萨克将其称作第三代人权或连带的权利(thesolidarity rights)而使得发展权在西方变得更广为人知；1979年联大通过《关于发展权的决议》，首次在联大范围内确认发展权概念。1981年制定的《非洲人权与民族权利宪章》写入了发展权(第22条)。1986年12月4日联合国大会41/128号决议通过《发展权利宣言》，正式确认了发展权的基本内容。该宣言确认“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联合国大会、人权委员会、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等组织一再宣布发展权这一事实本身，以上足以证明其存在。

最后，人民的自决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是享受其他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基础；实施人权的首要责任在于各个国家，不得利用人权作为干涉别国内政的手段；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和使用双重标准，反对将人权作为提供经济援助的条件等都是发展中国家人权观的主要内容。权利的要求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通过经济而影响到政治、法律和文化，进而再影响并制约人权的实现。

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人权观的

分歧及其原因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不同人权观的最大分歧是，公民、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权利两者之间，孰先孰后?

如今各国在对人权之必要性或人权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上并不存在争议，但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要求保障的人权重点不同，它们在这方面存在着“价值鸿沟”。尤其是对人权各权利之优先性争论颇多，其中最主要也是争论最激烈的就是经济、社会权利与公民、政治权利何者具有优先性、孰先孰后。上述两种观点的差异到底有多大?两种观点之间的争论的意义何在?

其实我们可以看出，两者间真正的分歧不是来自于经济发展，而是国家角色的不同。一些权利(比如政治和公民权利)会限制国家的权力，然而，另一些权利(比如经济和社会权利)又会推动国家的发展。事实上，个人从传统社会压制下解放出来其实是与现代国家的发展分不开的：国家政府机构的发展、给国民提供从贫穷走向富裕途径的使命使得国家之存在被证明是正确的。反过来，政治是社会主体对稀缺性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国家的发展建设也威胁到个人作为自治体的能力，以及群体的独立、国家内部文化多样性的机会。权利的两种类别，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和社会权利，需要的是国家的审慎对待。每一种权利，无论它被称为政治权利还是经济权利，事实上需要的是国家不应或者克制自己做某些事情，提供某些事物。我们以及政府的责任是尽可能多地达到所有目标，而不是在一开始就人为地划分出公民权利、政治权利或经济权利、社会权利。

发达国家的人权研究虽已颇为可观，但主要是从他们的利益、处境和观察角度立论，其局限性自不待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人权问题存在的不同立场，显然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根源，反映了各自不同的世界地位、发展水平、价值体系和国际问题关注重点等。争论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在人权问题上有不同的优先考虑，因此他们要按照不同的方式来组织社会以满足这些不同的考虑。

首先是文化传统的差异。无论是英美文化，还是欧洲大陆文化都可以归结为一种个人主义文化，而中国文化以及受到儒家文化濡染的东亚文化，基本上是一种社群主义文化。就前者而言，且不说以人本主义为主要精神的古希腊罗马文化本身就潜含着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个人自主和“自我独立”这些后来被称之为“个人主义”文化拟子蔟之类的要素，即使以神本主义为灵魂的古希伯来一基督教文化也从一开始就潜含着类似的个人主义的文化“谜拟子”。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是逐步摆脱神权的束缚后，以及在自由资本主义的推动下，个体和个性意识增长的进程。正如康德所言，人就是目的。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主义的崇尚会使得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极大化，但是它在西方社会已经是大多数人普遍且欣然接受的信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以儒家学说为主干的思想中，深含着自我克制、自我拟制、自我舍弃、自我消解和自我牺牲的观念，社会和义务在个人和权利之上。儒家的这一思想也在塑造日本、朝鲜、新加坡等国的社会文化价值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于一个世纪的国运转换和具有强迫性的文化接触，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不断遭到质疑，使得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文化身份充满疑问。

发达国家的强势文化对我们而言成了必须认同的中心，这种在历史屈辱中成为被西方观察的“沉默他者”的地位，使我们意识到，当我们不自觉地受外来思想主宰而又不质疑其合法性时，就可能只会引入一种非审视非抗衡性话语。因此真正健全的发展中国家人权观，应当勇于对西方的观点进行剖析质疑，在这种接纳和拒绝中生成体现自我立场的人权关切。

其次是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之间的差异。发达国家坚持认为人权是发展的前提，基本的人权并不是由经济的水平来衡量的，贫穷只是不尊重人权的一个借口，允许言论自由、人身自由、宗教自由等权利不需要政府花费经济资源。

对此发展中国家的回应是，经济发展是充分实现人权的基本前提，发展权是最重要的人权之一，尊重和保护人权首先要保障不发达国家的人民实现生存权和发展权。发展中国家认为，在经济落后、资源匮乏，人民温饱得不到解决、生活尚无保障的情况下，在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不合理、贫富差距巨大的情况下，人权只是一个空洞的权利。如果人权的确具有其称谓所显示的意义，即所有人一律平等，所有人都享有权利，那么只关心不同政见者的权利但不关心大多数人的生存权利，会使具有双重标准的人权政策声名狼藉而遭人唾弃，因为它纯粹在为利益服务。

导致南北贫富的天壤之别有着深刻的历史和制度原因，即西方长期的掠夺和殖民统治所造成的不平等的世界秩序。实际上，发达国家的今天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其人均消费资源比发展中国家多30多倍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去掉这30多倍的差距，再看看他们的人权会是什么水平?而西方的财富中又包括了多少不义之财?西方在推销自己的“自由、民主、人权”时，很少提及其财富积累的真实过程。

在人权作为一种现实的机制以法律、制度等方式得以有效贯彻之前，需要观念的强化和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舆论，但其最终落实要依靠经济的发展。权利的要求也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要求保障的人权重点不同，它们在这方面存在着“价值鸿沟”。两者之间的分歧，显然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根源，反映了各自在世界地位、发展水平、价值体系和国际问题关注重点等方面的重大差异。从上个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实践来看，前者大多强调伦理道德的相对性，甚至可以说多少倾向于道德相对主义，尽管由于在现有国际秩序中所处的弱势地位，他们经常采用颇为尖锐的道德言辞表现出较为激进的批判锋芒；而后者则大多以存在普遍的基本道德原则为前提，带有某种绝对主义色彩。然而，这并非表明东西方或南北方之间完全没有共识，我们不能以它们之间确实存在分歧为由而放弃正当的行为。

虽然对于人权的定义、来源、性质等尚存哲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上的探讨，但人权观念在全球社会中的牢固树立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仍是一个正义的可以展开国际对话的平台。更重要的是，双方实际上都不认为有关人权领域的争论具有现实意义。在理论的层面上，大多数人一般都同意，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系，甚至不同国家在不同时代或不同发展阶段上都有不同的道德观。一国不应将自己的价值观念体系强加给另一国，国家间价值观平等，是彼此权利和义务平等的必要条件。世界各民族的互相理解、适应和协调，是国家间和平共处、平等交流和人类生存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鉴于此，更准确的说法应当将争论解释为一种文明内部的分裂，而不是两种文明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

结束语

就人权的普遍性而言，其定义告诉我们一个人仅仅因为是人就拥有权利，依其本质在形式上是普遍的，具有道德和规范普遍性。尽管一步到位的实现普世意义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权准则是不现实的，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普遍人权命题的提出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人在本质上是社会的产物，普遍的人权受制于种种不同的正当理由。人权普遍性原则不是抽象的，它需要通过人权的特殊性表现出来，必须同各国国情相结合。各个国家由于其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同一个国家由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的不同，在人权价值的排列以及人权实现的方式上势必呈现出不同的特性。

根据常识我们都知道，由于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个国家在实施人权时，所采取的措施、方法、形式、政策必然有所不同，不可能有统一的人权模式和标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权冲突的根本原因就是发达国家忽视了发展中国家迫在眉睫的问题，发达国家以自己的人权标准来要求发展中国家，甚至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或作为援助的附加条件。一些西方国家不顾人权实现的特殊性，对事关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命与尊严的生存权、发展权漠不关心，却用自己的人权模式作为唯一的标准，强加于人，横加指责。人权问题也经常被当做某种政治活动的借口，基于此类暗含的动机和伪善的态度所表现出的装腔作势式指责，并非真正出于对促进人权的关心。政治化、双重标准及差别待遇只会造成怀疑和不信任，阻碍改善人权进步的努力。更为重要的是，对人权的国际关怀不应当是简单的谴责，抽象地强调人权的普遍性，势必损害人权原则的完整性，而是应该旨在消除发生侵犯人权的根本原因。

发展中国家认为，人权普遍性原则必须与各国的国情相结合，公民和政治权利应让位于一些当前更重要的权利，生存权、发展权是实现其他权利的前提。各国都应有自己的人权观和人权模式，要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和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国际社会应该关心人权的遵守情况，但不应当谋求把一些仅适合于某些国家的标准和制度强加给发展中国家，将人权用作侵犯各国国内管辖权、破坏主权的跳板。另一方面，任何国家也都不应当利用主权来否定其公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并期待国际组织对些保持沉默，不应当用不干涉内政原则为挡箭牌，企图大规模或有计划地侵犯人权而不受到惩罚。

尽管存在不同的观点，但是人权已经被纳入世界政治议程这一点已经毋庸赘言。人权的观念虽然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却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和人类的交流中得以发展和丰富。就当今国际社会而言，国家被承认为主权国家或按照民族自决原则成为民族国家是不够的，它必须在国内做到不侵犯其境内个人和集体之基本权利。目前的问题不是是否应该促进人权，而是应该怎样促进。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找借口来规避自己在人权道德上的责任，但是，在现实国际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是，我们可以真正赋予所有权利同等的重要性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何种权利是最基本的权利问题也就不存在一致性了。即使我们在优先促进哪种权利问题上达成一致，我们能把人权看作是各种优先权利中的优先者吗?

面对各种争论和不同立场，毋庸置疑的是人权理论可以从批评中汲取营养及自我完善，黑格尔对自然权利理论的批评丰富了人权理论，马克思对公民和政治权利的批判促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和政治权利。如往常一样，在实践中我们必须努力寻求一些调和。假使富国不再在意识形态方面同穷国就人权或者权利的某些不同看法进行争吵，而是通过真切关注侵害人权的状况来展示各国都致力于保障人权；假使发展中国家不再将经济不发达作为侵犯某些人权的借口，因为允许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不需要政府花费太多的经济资源，那么东西方或南北方之间拥有的共识就可以进一步得到巩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联合国人权机构牵头对主权国家的人权状况保持一种人道主义压力，在哈贝马斯”商谈伦理”(discursiveethics)的启发下，各个主权国家应积极在全球相互融合与冲撞的现状下，努力扩大人权话语的共同空间，加强人权维护机制的建立。孤立或敌视只会导致对方充满敌意，扩大各方的合作领域并同时以尊重对方的态度面对分歧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可行之道，持久的人权进步才能实现。

毋庸赘言，无论东西方之间或南北方之间对人权思想存在多少分歧，各国的领悟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和社会环境的过滤。考虑到国际共同体的成员们各自都有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及文化传统，要想给人权下一个可以得到国社会广泛认可的定义是十分困难的。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探讨人权在不同文化价值体系中的差别及其产生这些多元观的原因，并试图就人权问题在实践中遭遇的两难问题，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提出看法，为各国的人权政策寻求共识。所以，知道人权在思想上存在一些共识，在实践中争论颇多已经足够。

篇5：新中国银行业的形成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中应用的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正确结合的科学概括，即正确结合中形成的创新式的、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 内容简介 1.毛泽东思想

六个方面的内容：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还有活的灵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全书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总论——概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两大理论成果及党的思想路线。第二部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新版基本不变）

第二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第三章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第四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第三部分（5-12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又可以分为四个相对独立的内容（新版变化较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基本问题（5-7章）：

总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社会主义本质与根本任务；

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

祖国完全统一和外交政策（9-10）：祖国完全统一的战略构想和实践、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和领导核心（11-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参考资料

中共十九大报告

中共十八大以来重要会议和文件

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 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 1．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党史频道—资料中心《党史资料库》链接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234123/index.html 2．中国共产党历史网。党史学习、党史著作在线阅读、党史研究、党史影视资料、党史工作动态等，http://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 http:///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零星介绍：1898年，上海广学会翻译出版的《泰西民法志》（柯卡普《社会主义史》）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社会主义学说。

1899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大同学》，提到马克思及“安民新学” 国内各派对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

传播：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李大钊等人的传播，为中共的成立奠定了思想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一）形成和发展的背景和实践基础

（1）时代的要求——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和世界发展新趋势

（2）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

建国后头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

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

（3）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经验教训

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有极大弊端

（二）形成和发展过程 1.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1）开始产生、形成主题：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理论形成的起点

篇6：新中国银行业的形成和发展

追溯历史,我国银行业改革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84年至1993年,是专业银行改革阶段,一元银行体系演变为多元银行体系；

•第二阶段为1994年至2003年,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阶段,通过设立政策性银行和颁布《商业银行法》,专业银行转变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

• 第三阶段则起源于2003年底,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进入改革阶段,中行、建行成为股改试点并注资450亿美元成为该阶段的起点,而银监会的成立则为该阶段改革奠定了基础。

•2006年我国银行业改革将主要从四个方面开展:稳步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推进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为重点的农村金融改革；推进邮政储蓄体制改革；推动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改革。

开放:寻求共赢

•第一，从银监会的政策看。从银监会“互利共赢”的政策信号来看,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从引进资金转向引进技术、从业务合作转向股权合作,这两个“转变”的监管思想不断深入并全面细化中国银行业发展,改革始终伴随着开放,刘明康主席明确表示:“外资银行不仅为金融业带来了良性竞争,促进了产品的多元化和服务效率的改进,也促进了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和重组”,他明确地强调,"我们继续鼓励外资银行的发展。

•第二，外资进驻中国银行业市场，如花旗等外资机构入股广发、渣打汇丰等外资银行的进驻。目前，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的城市从18个增加到25个。此外,共有20个国家和地区的71家外国银行在中国设立了238家营业性机构。在华经营的外资银行机构中,已有138家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15家获准开办网上银行业务,41家获准从事衍生产品交易业务,5家外国银行分行获准开办托管业务。除营业性机构外,另有40个国家和地区的173家银行在我国23个城市开设了238家代表处

•第三，国内银行的重新组合，如深发展和平安的组合。截至2005

年底,我国有40家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标准,占全部商业银行总资产的73%,银行业总体实力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1、上海国际集团持有浦发银行33.895％的股份

2、初具金融控股集团之形的上海国际集团，旗下有信托公司(上国投)、基金公司(华安基金)、银行(上海银行、浦发银行)、货币经纪公司(上海国利货币经纪有限公司)等。

3、花旗将进一步增持浦发股权至19.9％，双方将加强战略合作关系，以协助浦发5年内发展成为优秀商业银行 •

4、中国工商银行依照市场惯例,经过严格的内部评审程序,确定由美林集团、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投行团、瑞士信贷集团、德意志银行与工商东亚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协助工行完成上市相关工作。他们将分享最近7年来全球最大IPO项目,工行此次IPO募集资金预计高达100亿美元,承销收益将高达3亿美元。工商银行还聘请了雷曼兄弟公司担当该行IPO财务顾问。

2006年,中国银监会监管工作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督促银行业加快与国际接轨, ；二是实施对内开放战略,改进市场,准入监管吸纳更多民营资本。

•随着国有商业银行陆续海外上市,中国银监会引入国际先进理念,要求上市银行必须以市值增长为主要目标,并落实战略合作的成果。

今年四大创新工作重点

•推动小企业贷款、银行零售业务、发展中间业务、“综合经营”问题，特别是外包业务，如ATM机的外包业务。

•金融创新已成为银行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金融创新是提升银行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的关键之举。而创新的关键则在于观念的改变,这其中有监管者的,也有被监管者的。

•在银行零售业务方面,银监会强调将引导发展有利于扩大消费的零售业务,包括完善汽车贷款管理办法和房地产贷款风险管理指引,支持面向一般客户的消费类产品和服务创新,满足广大公众的需求。

•此外,银监会还要求推进以发展中间业务为重点的资产结构调整和盈利模式转变。引导商业银行重视和拓展低风险、低资本消耗及资

产转让业务,推动扩大咨询服务类、投资融资类,及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类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中间服务的业务量,形成规模效益。

•创新工作重点则放在了研究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的措施,银监会透露将选择有条件的银行开展综合化经营试点。金融业务多元化或者说综合经营在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情况实际上也已经存在,比如,已经有了金融控股公司,像光大、中信等集团公司下面设有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基金公司等等；也有很多商业银行,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设立保险公司、基金公司和其他的金融机构。

•商业银行已经开始从简单模仿和复制新产品、增加业务品种向创新服务方式、服务渠道、交易工具和交易市场四个方向发展。

• 在服务方式方面,银行应以理财服务为代表,以提高客户忠诚度和优化客户结构为目的,以满足不同客户和客户群的金融需求为导向的多层次、个性化服务,这方面的创新将成为银行未来决胜的关键。

• 此外,在服务渠道方面,以电子银行和银行卡为代表的信息网络技术,为银行带来了无地域限制、无时间限制的全天候服务通道。

连续两年实现全行业整体账面盈余,不良贷款比例下降到15.9%,比2002年末下降21个百分点。

•其次,产业结构调整与产能过剩压缩过程中可能产生新增风险。鉴于2006年,我国将加强产业结构调整,扭转部分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从而在宏观层面给整个银行业带来系统性风险。

•对贷款按风险进行五级分类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即把贷款分成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个类别，后三类被归为不良贷款。2002年前，我国普遍推行的是贷款四级分类制度，即正常、逾期、呆滞、呆账，后三者被归为不良贷款，即常说的“一逾两呆”。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将于3月10日发布通告，宣布将于今年6月20日开始收取人民币小额账户管理费。目前，建行、招行已经开始正式收取小额账户管理费，交通银行将从9月21日开始收取费用，而工行、农行也已明确表示将于上半年公布收费标准。由此可以发现，银行对小额账户收取服务费已是大势所趋，银行的免费午餐也将越来越少。

•建行5类免收账户包括：持有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的客户，优惠一个活期账户；全日制中专及高等学校(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的在校学生；代发社保类账户；代发工资类账户；以及各种功能性账户，包括代收代扣签约账户、个人贷款还款账户、乐当家理财卡活期账户、贷记卡约定还款账户、银券通签约账户、外汇买卖签约账户、银证转账签约账户等9种。人民币升值 •3月1日，中国国家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8.0390：1，再次创下去年7月21日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新高，同时也是人民币汇率首次升破8.04：1这个心理关口。

•据测算，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较去年7月21日调整后，已累计升值约0.9%。

•央行对于人民币升值压力早有预期，并一直在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不懈努力。与此同时，作为人民币汇率市场机制基础工程的国内金融业改革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央行的努力目标，是在人民币汇率基本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加紧进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各项配套改革。

•2月份，针对新的一波人民币升值热浪，央行又出新招，发布了开展人民币利率互换(即利率掉期)交易试点的通知。这是内地首次引入利率掉期(interest rate swap)交易产品，业内人士认为，推出利率掉期将有利于促进债市发展。由于人民币兑美元的远期汇率，是受两种货币的息差所厘定，故利率市场化，有助加强利率套汇机制，并间接推动人民币汇率套算机制更加活跃，从而更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市场化定价因素。

•如果说最新推出的利率掉期交易产品对于人民币汇率的影响较为间接，那么今年以来开始推行的在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引入OTC方式与做市商制度、改进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形成方式，则是对人

民币汇率走向市场化定价迈出的实质步骤。综合分析，尽管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压力喧嚣其上，但是到目前为止，人民币汇率改革的主动权依然牢牢掌控在中方手中，而央行的一系列举措，一直遵循着去年6月26日温家宝总理提出的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三项原则。

信用卡在中国的发展潜力

•在个人银行业务中，信用卡业务的单体利润极其丰厚，是银行业最大的一块肥肉。信用卡业务的主要利润来源于年费收入、用卡消费手续费和透支利息收入，其中信用卡透支年息高达18.25％。相比之下，银行一年期短期贷款利率则不过区区的5.31％。所以，国际上的大银行信用卡业务收入占到了整个银行收入的30％左右。美国运通公司发行的运通卡，利润占到公司全部利润的70％。据麦肯锡公司于2002年公布的数据，虽然中国市场上的银行卡发卡量惊人，但是真正的信用卡拥有量不足1％，市场增长潜力大得惊人。

花旗入股广发行

•广发行的零售业务发展较好，在国内最早发行贷记卡，又是第一个宣布信用卡中心盈利的银行。广发行还是国内信用卡市场的老大，从1995年发行国内第一张“真正的信用卡”至2004年，广发行连续９年占据市场份额第一，信用卡的发卡总量在2005年年初突破了200万张大关，并在上个财务年度首度实现盈利，成为国内银行中第一家实现信用卡盈利的银行。可以说，广发行在中国消费者心目中的信用卡领导者、个人金融业务领跑者的定位已经基本形成。

•为了争夺控股权，花旗银行的竞标价是广发行净资产的2.27倍，这一价格甚至超过建设银行上市的定价。如果一切正常，花旗就会获得重组后的广发行的控股权，从而借助广发行已有的网点建设，全面进入中国银行业务。而花旗银行同广发行的优劣势正好可以互

补。

ATM机的市场状况

ATM市场状况

据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统计，截至今年６月底，全国加入银联网络的发卡机构已有１４１家，联网POS（销售点终端）３７万台，联网ATM（自动取款机）６．２万台。今年上半年，全国通过银联网络共实现跨行交易８．３亿笔，交易金额２９２９亿元人民币，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６２％和９４％。

●2007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三大ATM市场

●目前，美国每百万人约有1300台ATM；中国大陆每百万人约有50台

据了解，中国现有约七万多台ATM机，并以每年一万台速度增长，将成为全球第三大ATM市场。而全世界一百二十万台ATM机，日前，有权威市场研究机构发表分析报告，预期中国将于2007年成为全球最大的自动柜员机（ATM）市场。随着中国银行业装备现代化的发展，全球各地的ATM国际巨头，如NCR、德利多富、迪堡、富士通等都争相进入中国内地掘金，中国已成为全球竞争最激烈的市场之一。

目前中国内地每百万人约有42台ATM，但香港每百万人约有410台ATM，而美国每百万人拥有1250台ATM，世界平均百万人安装量也达到204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增长潜力。

据悉，中国最近几年ATM增长速度维持在10％以上，而世界其它国家ATM增长率大致为3％。至2007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ATM市场。但是，市场研究机构同时认为，我国今后几年的发展势头将较过去几年慢下来，不再维持过去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因为大城市的ATM拥有量已达一定程度，而二线城市的ATM则需要一定的配套设施方能开始高速度发展。

目前，国内ATM最多只有七八种功能，相对于其它国家，如新加坡，功能确实少一些。新加坡的ATM交易功能多达40多种。在发达国家，多种新技术应用于ATM，使ATM使用更加便捷，功能也更多。持卡人无需携带银行卡，虹膜识别、手纹识别ATM可通过识别客户独有的生物特征进行交易。借助无线通ATM，持卡人可以远程在手机上先行操作交易，并在ATM上按最后一个交易指令。另外，有的ATM可以打印彩色地图、销售电影票和邮票等。从技术上讲，这些最先进的ATM随时可以提供给中国的商业银行。但ATM是一个终端，其功能需要银行主机的配合。而且中国银行业正对外资银行加速开放，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今后一定会将最新的ATM带入中国。

国际著名自助终端厂商德利多富推出的一款ProCash1500xeATM机，可离行布置，而且增加了条码扫描识别系统，使居民可在ATM设备上自助缴纳水、电、煤气费等公共事业费及手机、座机费。

迪堡公司推出的“财富全通道”解决方案颇为引人注目。它采用气动式交易通道和双向互动的通信设备以及大型高清晰度彩色显示器，将理

财中心与后台出纳区连接起来。当VIP客人需要做现金交易时，只需在特定的“大户室”中，由银行客户经理启动交易请求按钮，客人的卡、票证及现金就会被“吸进”气动式通道传送到后台出纳区进行交易操作，操作完成后再由通道送回理财中心的“大户室”，一站式完成客人所有的交易。

本届展会上，NCR以“优„点‟尽揽，抢赢商机”为主题，向金融界用户和消费者展示NCR融合各式各样优“点”于一身，并适合配置在不同网“点”的现代化自助服务产品、创新技术和整体解决方案，协助金融机构在有限的空间内抢赢商机。此外，NCR还演示了ATM与最新移动通讯技术完善结合的应用。

国际厂商逐鹿我国自助终端设备市场如火如荼，国内厂家也毫不相让。

广电运通是近年来发展很快的自助终端设备企业。面对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挑战，广电运通把握发展机遇，加强战略应变，提升管理水平，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此次展会上，广电运通展示了其适合中国国情的DT－7000系列，包括DT－7000F12系列经济型大堂式取款机、DT－7000F16多功能大堂式取款机、DT－7000F13紧凑型大堂式取款机、DT－70002002C壁挂式自助充值机、DT－7000D93找零机、DT－7000E68L存取款现金循环机等。其中DT－7000F12系列经济型大堂式取款机有多种出钞机芯、钞箱配置供选择，适合银行以低成本大规模发展离行ATM服务。

深圳东南、东信、湘计算机等国内厂家也纷纷将自己的特色ATM产品展示给金融行业的用户。

除了打造品牌个性化，各厂家还注重ATM使用安全的宣传。记者

在NCR、迪堡和德利多富的展台看到，他们最新的ATM机上都装有反光镜和照明设备。据介绍，照明将使持卡人更清楚地看到周围环境，对犯罪分子起到威慑作用。持卡人还可通过反光镜观察身后是否有人尾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