狠抓四项工作目标,完善“大调解”基础建设(司法所)

2024-04-19

狠抓四项工作目标,完善“大调解”基础建设(司法所)（共4篇）

篇1：狠抓四项工作目标,完善“大调解”基础建设(司法所)

狠抓四项工作目标

完善“大调解”基础建设

一是加强网络建设。在全乡范围内，成立了以乡党委书记任组长，政府乡长及分管政法的领导任副组长，司法所、党政办、综治办、派出所、信访办、民政所、计生办等各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矛盾纠纷调处工作领导小组，建立“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在各村、组基层中，调整充实村、组调解委员会组织。建立维护社会稳定的群众义务调解员，发挥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治安积极分子的积极作用，排查反馈存在基层群众中的各种不稳定信息，积极化解矛盾，从而形成上下联动，协调一致的工作网络。二是加强阵地建设。在司法所建立了“大调解”接待室、调解室、档案室，添置了各项办公设施，做到了有办公桌椅、电脑、电话等良好办公条件。在村、组中，则普遍形成了“信访、人民调解、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运行机制。三是加强队伍建设。为避免出现当事人“申诉无门”而引发上访闹事现象，有效防止纠纷激化和群众性事件发生。我乡着重加强信访信息阵地、调解人员队伍建设，让群众来访有门进，群众意见有处讲，矛盾纠纷有人调。为此，专门成立信访办，并配足信访人员，每天安排1—2名信访人员接待来访群众，倾听群众意见和要求。四是加强制度建设。人民调解委员会均建立起了矛盾纠纷登记制度、共同调解制度、矛盾纠纷排查制度、岗位责任制度、文书档案管理制度等，促进了人民调解不断规范化、制度化发展。

2012年6月26日

篇2：狠抓四项工作目标,完善“大调解”基础建设(司法所)

一、强化职能创特色，以“有为赢有位”争取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长期以来，我区基层司法所存在的体制不顺，职能不强，队伍弱小等薄弱环节，成为制约我区司法行政工作全面发展的瓶颈。为改变这一状况，局党组决定从强化司法行政职能入手，充分发挥基层司法所在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矛盾纠纷等方面的职能优势，以作为求发展，以发展求地位。

一是以乡镇规范化调解室建设为突破口，赢得乡镇、街道党委和政府的信任。省厅邳州现场会后，局党组一班人一致认为，在全区乡镇建立规范化司法调解室，是强化司法行政职能的需要，也是打开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新局面的突破口。在确定泰东、九龙为试点乡镇后，我与分管局长王成寅、基层科长周广明反复跑乡镇找党政“一把手”协商，落实司法调解室的办公用房与资金。经过努力，从XX年2月我区第一家乡镇规范化司法调解室在泰东镇建立，到10月份所有乡镇全部建立，标志着我局在规范化司法调解室方面迈向了新的起点。司法部、省委政法委以及市、区有关部门领导先后视察了司法调解室，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市局为此召开全市司法调解室现场会总结推广“**经验”。有了这次成功经验，XX－XX年，我们先后把建设乡镇司法调解室的成功经验与做法，分别向街道和村（居）延伸。目前，我区已建成规范化调解室107家，建成率92.2％。调解室建成后，在维护社会稳定、调处矛盾纠纷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先后调处了120多起重大疑难纠纷，调处成功率98％以上，减少了大量信访、集访事件，有力地配合了乡镇、街道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同时也为下一步推进基层司法所规范化建设打开了局面。

二是以构建“大调解”工作机制为契机，大力推动司法所的基础建设。XX年是我区“创建‘平安**’、建设最安全地区”的关键一年。司法局作为重要组成部门之一，承担着建立大调解工作机制的重任。为此，局党组明确提出要两条腿走路：第一条是要在“大调解”上创出一些特色；第二条是通过“大调解”不断提高司法行政的基层基础建设。随着创建工作的逐渐深入，我局先后推出了民主恳谈会、治安民调联合调解室、百场法制宣讲等一批创新举措，成为全区“创安”活动中的“亮点”，为推进司法所建设打下了基础。同时，我局积极争取两办转发了《关于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的软、硬件标准，要求乡镇、街道及有关部门要在政策、人员、经费、物力等方面给予支持。去年7月区编委正式批复：同意我区6个街道办事处建立司法所，明确为区司法局派出机构，级别为股级，政法专项编制各2名（合计12名），6个街道司法所中有5个所解决了独立的办公用房，办公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全区5个乡镇司法所的办公用房也普遍由原来的1间增加到2－3间，设有规范化的调解室和调处服务中心，配备了办公桌椅、档案柜、“148”电话等基本的办公用品，有4个司法所添置了电脑、传真机、文件柜、打印机等办公设备。

二、强化管理求发展，不断提高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的整体水平

司法所是司法行政系统直接面向基层群众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是我局最容易出“亮点”、出成果、出经验的部门。多年来，我们在基层司法所实行双重管理的体制下，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加大垂直管理的力度，把加强对司法所的监督和管理放在重要位置来抓，推出了一系列强化管理的新举措、新方法。

一是加大对司法所的考核力度。从XX年开始，我局对司法所实行千分考核制。经过两年运转，我们认为千分制考核项目比较烦琐，操作性不强。XX年，在局党组书记、局长张胜建同志的提议下，我局开始推行百分制达标考核，将司法行政业务工作中需要加大力度推进的工作进行量化考核。XX年，我局结合“创安”和“大调解”建设，对考核细则再次进行了修改，把司法所规范化建设标准中不容易做到的和薄弱的环节纳入考核内容，如将司法所软硬件建设、调解室建设、调处服务中心建设、信息调研等列为考核重点。同时，将考核得分情况进行通报，与奖金福利挂钩，奖惩兑现。通过推行百分制考核，各司法所主观能动性和工作责任心显著增强。以信息调研为例，XX年，11个司法所全年仅报送信息12篇，无调研文章；XX年为信息119篇、调研4篇；XX年为信息133篇、调研12篇。

二是坚持司法所例会制度。为了加强对司法所日常工作的监督和检查，我局从XX年开始推行乡镇司法所长季度例会和街道司法助理员月度例会制度。通过召开司法所例会，较好的实现了上情下达和下情上传。局领导通过参加例会，能全面了解和掌控基层司法所的工作情况，迅速处理基层工作中的热点和难点，及时发现一些司法所好的经验和做法，经过总结推广，又促进了司法行政系统整体上水平、上台阶。如泰东镇的调解室建设，九龙镇的跨地区联片调解组织，东郊乡的造船行业调委会建设，以及城中街道、城东街道的民主恳谈会制度等，都成为我区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亮点。

三是建立科学高效的运行机制。首先，指导司法所完善各项制度。XX年，各司法所根据“创安”工作要求和局党组统一部署，全部建立了统一规范的20类台帐资料，普遍制定了例会、业务培训和学习、勤政廉政、服务承诺、纠纷调处等制度，并公布上墙，接受监督，保障了司法所各项工作规范有序运行。其次，建立内部管理监督机制。为全面掌握基层情况，我和分管局长及基层科的同志每年都要几十次深入基层抓指导、抓督办。针对街道司法所规范化建设这一薄弱环节，我局从去年开始推行局机关和街道司法所联系点制度，即局机关6个部门科室分别与6个街道司法所定点挂钩，定期不定期进行对接，以加强对司法所的指导、考核、检查、评比和奖惩。再次，建立社会监督机制。我局从社会有关部门聘请了8名行风监督员，定期召开座谈会，请他们对各基层司法所明察暗访，听取他们对司法所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促进了司法所的规范化建设。

三、强化作风树形象，努力增强基层司法干警队伍的综合素质

队伍建设是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的成效最终体现在司法所人员的整体素质和工作水平的不断提高上。为此，我局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提出的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司法队伍的要求，以强化工作作风为抓手，提出了加强“四个学习”、做好“四项服务”、树立“六种意识”的总体要求。

一是加强“四个学习”。即加强政治理论、文化科学知识、业务知识和政策法规学习。近几年来，我局以创建“学习型司法所”为载体，多形式、不间断地开展了行风评议、“执法清廉”、“公正执法树形象”、站所评议等活动。局基层科经常组织以涉及基层工作的法律、法规、政策为重点的业务培训，大大提高了广大基层干警的政治素质和执法水平。同时，我局鼓励司法干警积极参加学历教育，提供便利条件。目前，我区司法所22人中已有7人通过取得法律本科学历，11人获得法律大专学历，其余4人也均受过系统的法律专业培训。

二是做好“四项服务”。即服务中心工作、服务基层工作、服务辖区政府、服务社区百姓。为了提高司法所的服务能力，我局一方面积极加强与乡镇、街道党委政府的沟通与协调，加深彼此了解，努力寻求工作的结合点和突破口；另一方面我们要求各司法所牢固树立服务意识，把所学理论和专业知识应用于处理实际问题，积极探索为一方服务的最佳结合点，完善服务平台。如泰东镇司法所长夏长来制定的“三个八”服务举措，即便民措施“八落实”、硬件建设“八个有”、软件建设“八规范”，此举在全区司法所推广后，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

三是树立“六种意识”。即树立职能意识、服务意识、发展意识、创新意识、全局意识和亮点意识。在这“六种意识”指引下，司法所的同志积极转变工作作风，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坚持工作重心下移，做到工作到基层、服务到基层、各项措施落实到基层，涌现出一批典型的人和事。如东郊乡司法所长严文林同志，到任之初，所内各项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是典型的问题所。为此，该同志主动加强与乡镇党委政府的沟通，为乡镇党政领导出谋划策、排忧解难，先后解决了乡办造船厂工伤死亡事故等多起重大疑难纠纷，赢得了乡镇领导的信任和支持。短短半年时间就打开了工作局面，司法所的各项建设也上了新台阶。再如在全区率先建立调解室和大调解服务中心的泰东镇司法所长夏长来同志；建立“龙塘罡”跨地区联合调解组织的九龙镇司法所长袁志新同志；以及多次组织召开民主恳谈会为政府化解难题的城东街道司法所长陈曙清同志等等，都是我区推进司法所规范化建设进程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

篇3：狠抓四项工作目标,完善“大调解”基础建设(司法所)

天津市滨海新区司法局着力构建“大调解”格局, 以新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站为平台, 加强规范化建设, 开展提升受理时效率、调解成功率和医患满意率专项活动。

滨海新区司法局完善接待、受理、调解、报告、记录、回访等工作, 健全工作台账制度;积极寻求多方协作, 与法院、公证、法律援助、卫生行政及医疗机构加强协调联系, 促进医疗纠纷依法科学高效解决;加强对医疗纠纷的法律服务工作, 赴现场开展宣传、调解、疏导工作;建立“调防结合、以防为主”工作机制, 定期整理、汇总、分析、研究纠纷情况, 向医疗机构提出合理化建议, 提高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 预防医疗纠纷发生。

第一季度, 滨海新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站受理调解申请25件, 主持调解54场次, 调解成功18件, 出具法律效力调解书18份, 赔付金额达80余万元, 经调解疏导防止民转刑事件2起。

篇4：狠抓四项工作目标,完善“大调解”基础建设(司法所)

(一) 大调解的定位

1. 调解的释义。

中国的调解历史悠久, 一直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 虽然每个时期具体的制度设计有所不同, 但深厚的调解文化却始终贯穿于中国的社会发展。随着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完善, 调解制度也得到了发展, 这从中国相关立法演变中就能体现出来。所谓调解, 主要是指法制下的调解, 即双方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 通过中立第三方的介入、斡旋和见证, 协商一致和平解决纷争的一种机制。其中中立第三方主要包括人民法院、当事人所在单位或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 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其他组织及个人。

2. 如何界定大调解。

作为一种新的调解模式, 大调解在司法实务界得到了较快发展。所谓大调解大致是指人民调解、行政调解 (协调) 和司法调解的整合和联动。它综合利用当代中国解决纠纷的各种制度资源, 使各种调解在方式、原则和理念上相互影响衔接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纠纷解决机制。 (1) 不同角度审视大调解。对于大调解机制, 我们可以从多个视角进行理解, 主要是从主体上进行区分。首先站在法院的角度, 对内所称的大调解是全员、全程的司法调解, 除法院自己调解外, 还包括委托调解和协助调解;对外所称调解则强调司法调解与其他单位、其他调解的有效对接。在行政机关立场上, 大调解强调的是调解网络的构建, 以人民调解为基础, 结合行政调解和其他民间调解力量, 在司法调解功效显著的前提下使诉讼外调解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而在党委的角度, 大调解则指党政领导、政法综治部门牵头协调, 司法部门指导, 其他部门参与, 各种手段相互配合、相互协调, 纠纷排查和处理各种矛盾的机制。虽然每个视角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但总的来说, 大调解强调各种调解方式的内部完善与外部衔接之间的结合。 (2) 与传统调解的不同。大调解其实是中国传统调解理念的升华与革命, 其摈弃了传统调解的非理性手段, 与现代司法形式主义有机结合, 实现了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多部门的联动, 为传统调解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有学者认为, 与传统调解相比, 大调解具有如下特征:1) 调解观念由传统到现代;2) 调解对象由狭小到扩大;3) 调解的主体由单一到复合;4) 调解的方法由简单到复合。 (3) 本文的探讨视角———司法调解。正如上文指出的, 大调解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 可以从多角度理解。本文主要以司法调解为切入点, 在大调解这个框架下, 着重探讨司法调解的社会化与强制化趋势, 适当阐述其他的调解方式, 以期以司法调解为主线, 辅之以司法外调解, 从而了解大调解之含义。

(二) 大调解的设置价值

1. 社会自我消解纠纷能力下降。

社会的自我解纷能力是指私力救济和社会救济, 即在没有公权力介入的情况下, 纠纷主体自行解决纠纷或借助社会力量解决纠纷的能力。有学者把当前中国社会出现这一现象归结为两个表现:首先是社会内部调控和整合作用差, 缺乏充当社会自我整合剂的解纷机构, 无法为成员提供解决纠纷的有效渠道;其次是社会缺乏共同体公认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所以在国家提供有效救济手段的同时, 必须加强社会自身的救济能力。

2. 调解本身的功能。

调解具有辅助功能, 虽然当前中国司法改革出现专业化、职业化趋势, 但目前司法人员远不能满足实践需要, 为了提高解纷效率, 必须为审判方式提供辅助机制, 而调解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其次是调解的比较优势, 与审判相比, 调解适于熟人社会的纠纷解决, 这主要运用于中国广大的农村及经济欠发达地区。

3. 司法调解之外的其他调解途径的萎缩。

调解原应设计为可有效缓解司法资源的一项制度, 但由于各种调节方式中, 人民调解先天不足, 依赖国家力量的支持, 行政调解一般没有终极效力, 其他的调解途径也是杂乱涣散, 这无疑给司法调解增加了压力。所以目前司法调解的运用不见得减少了司法成本, 调高了司法效率。所以国家必须在整合各种调解资源的基础上, 以司法调解为主导, 充分发挥其他调解力量, 形成有效的纠纷解决网络。

二、中国大调解机制的运行弊端

缺乏理论的指导和经验的借鉴, 中国各地在探索大调解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 极大地阻碍了构建合理纠纷解决机制的进程。这些问题不容我们忽视。

1.各种调解机制存在衔接问题。大调解的设计是以各种调解方式为基础而构建相互补充的纠纷解决网络。但目前实践中往往出现, 民众对司法调解的信任度高, 因为司法调解结束后的调解书可以强制执行, 有国家强制力作为支撑。而其他的调解方式却没有强制的效力规定, 导致了司法调解的负荷工作, 这就背离了该制度设计时缓解司法资源短缺的目标。所以各种调解方式仍是各自为政, 只是冠以形式上的整合, 或者出现另一种极端, 即完全由行政权力支撑司法外调解, 并且在行政隶属关系上混乱, 有隶属于党委、政府的, 有隶属政法部门的, 还有的隶属综合治理部门的。

2.行政权力的扩权效应。人民调解作为社会自治的一种手段, 应该是缓解人民内部矛盾的第一道防线, 遵循的是一种自治秩序。但是这种机制在中国没有生存的自由空间, 行政权力的强大完全剥夺了其发挥作用的空间, 但反过来又要指出, 没有行政权力的强力支持, 人民调解根本无用武之地。因为人民调解从来就是与司法所、公安派出所等行政调解一起构成一个严密的调解网络的。它不仅在物质支援方面靠政府供给, 在解纷手段上也主要是靠政治话语进行“疏导”。所以, 大调解实质上是司法调解与行政调解的配合, 在中国, 司法调解之外似乎看不到没有行政依靠而能独自生存的调解方式。

3.司法调解强调高调解率, 趋于“零判决”。大调解提出之后, 曾有法院提出“零判决”的口号, 这甚至已经成为法官考核的一个重要标准。这种高调解率可以引发我们很多思考, 调解可能在个案中“完美”地解决了当事人的纠纷, 但是对于普遍适用的规则却存在忽视。即使实体法已明确规定了权利义务, 调解程序却使实体法大打折扣, 实体公正无从谈起。另外高调解率的强调使程序价值在我们这个传统“重实体, 轻程序”的国度里更加被贬低, 程序公正亦没有存在的空间。强调调解结案, 法院作为司法机关的功能必然会逐渐变异, 异化为非裁判机关, 所谓司法功能实际上被非司法功能所取代, 但是就法院的本性而言, 法院当然不是, 也不应当是国家的调解机构。

三、中国应具备的司法权力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基本要求是依照法律治理和管理国家, 这就需要一个专门的判断机关———司法机关。司法机关通过具体纠纷的审理和裁决来确认政府、法人、组织和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纠纷的司法解决还可以维护中国逐渐建立起来的以权利义务为体系的法秩序。没有纠纷的司法解决, 其他纠纷解决也将失去意义, 毕竟其他纠纷解决方式仅仅是替代性的。20世纪下半叶, 西方国家开始了一系列以简化诉讼为目的的司法改革运动, 这对于我们的司法实践有启示作用, 但我们必须在认清中国现实的基础上进行借鉴。中国法治还处于初级阶段, 实体法体系尚不完善, 在解决纠纷上, 我们还需依赖非司法机构, 借助政治、经济及道德的价值判断, 我们不仅不能弱化程序观念和程序正当性的意识, 还必须特别强调司法的职业化和专业化, 坚持法治所必需的形式化要求。在与其他权力共存的状况下, 独立、强有力的司法权力才能达到法治的目标。

另外, 司法机关在解纷手段上要处理好调解与审判的关系, 只有这样司法权力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季卫东教授认为在法制化进程中, 应当对调解和审判进行制度上的区分:一是法院内的调解应单独程序化, 而不要和法官的审判程序混在一起;二是人民调解的制度化应排斥行政和审判程序, 侧重于保护当事人的自主性, 以维持自发秩序的作用, 避免全面法制化的僵化。司法机关既要强调调解的法制化, 即在程序上规范调解机制, 又要坚持审判中调解优先, 但不一味要求高调解率, 只是突出司法机关审判之外的能动职能。

摘要：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 又正值司法改革的关键时期, 为充分快速解决人民内部各种矛盾, 大调解机制作为依托调解这种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的新形态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各地司法实践在探索中构建了不同的机制模式, 但鉴于没有统一正确的理论指导, 各机制运行效果并不理想。在借鉴国外相关制度的基础上, 端正及深化大调解机制建设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对解决纠纷、实现正义的意义重大, 同时也有助于国家的统治管理。

关键词：大调解,司法能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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