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北京航校的点点滴滴美文

回忆北京航校的点点滴滴美文（共2篇）

篇1：回忆北京航校的点点滴滴美文

回忆北京航校的点点滴滴美文

1958年，我从北京师大附中初中毕业，考入北京航空工业学校。当时航空工业在我国还处于保密阶段，所以除了考试成绩外，还要通过严格的政审才能录取，当时能进这样的学校，同学们个个都感到光荣和自豪。

而且，这个学校不收取任何费用，学杂费、住宿费、伙食费、医药费全部由国家拨款，许多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又品学兼优的初中毕业生便放弃了升高中考大学的机会，而选择了既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又能快速成才的中等专业学校。按我的学习成绩，升高中考大学是十拿九稳的事。但是当时我家只有父亲一人工作，母亲是家庭妇女，我还有三个弟弟，他们也要上学。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我想初中毕业就找工作上班，1958年是大跃进的年代，许多工厂都招人。但是爸爸妈妈都不同意我辍学去工作。老师说：“你如果不愿意上高中，就报个中专学校吧，我这里有一个北京航空工业学校的招生简章，这个学校培养的是制造飞机的技术员，三年就能毕业参加工作”。爸爸妈妈听我说上这个学校不但不交学费还管吃管住，毕业还能造飞机，也就同意了。

当我到学校去报到时，学校大门的红色横幅上一行醒目的大字“为祖国的航空工业奋斗终身”映入我的眼帘。看到这条横幅，我那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我的入学通知书上注明，我的所学专业是“飞机设计与制造”。我们的校长陈谷音是在1930年上海音专毕业后就参加革命工作的老革命干部，我们入校后首先接受的是革命传统教育。他不但亲自给我们全校同学上大课，还经常请自己过去的战友来学校给我们讲革命战争时期的故事，鼓励我们要发扬革命传统，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和专业技术，成为航空工业战线的技术人才。学校执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下课后到食堂吃饭要排着队去，按班次8个人一桌，值日生负责给每桌打饭。

因为我们学校四周都是农村，所以学校经常在农忙季节组织同学到人民公社参加劳动。有一年，我们班被派到一个种稻子的生产队去帮助插秧，稻田里的水没过了膝盖，而且水里还有一些黑色的小虫子。这种小虫子软软的、滑滑的，有10厘米左右长，叮咬在腿上下不来，女同学被吓得哇哇叫。农民告诉我们这种虫子叫蚂蟥，叮咬在腿上千万不要拽，要用手轻轻地拍腿，蚂蟥就会松开嘴自己退出来。被蚂蟥叮咬过的腿上会留下一个小洞，有的还会流血。开始大家都很害怕，但是看到农民都习以为常，我们也就壮着胆子走进稻田里去了。有几位胆小的女同学不敢下稻田，就让她们留在岸上干别的活儿。我虽然是女生，但是胆子大，又有力气，人送外号“假小子”，所以我自愿和男生一起在稻田里干活儿。

1959年，国家进入了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开始定量供应，食堂里的菜也很少有荤腥，我们都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由于缺乏营养，有的同学身体出现了不同的症状。学校决定除坚持正常的课堂教学以外，停止体育课和一切体育活动。课堂的学习也是非常紧张的`，20多门功课一门也不能少，白天上课，晚上还有许多作业。有的同学经受不住这样紧张的学习环境，身体健康受到影响而中途退学了。

1961年7月，我们完成了规定的学习科目，顺利毕业。我被分配到江西南昌洪都飞机制造厂，我们专业的其他同学也被分配到远离北京的上海、陕西、四川、贵州、……等大型飞机制造企业。当时没有一个同学提出个人要求，我们的口号是“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同学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分别参与了歼击机、强击机、教练机、运输机、通用机……的设计与制造。现在，我们这些同窗学友们都已经过了古稀之年，真正做到了“为祖国的航空工业奋斗终身”。

篇2：回忆：学人的点点滴滴

明朝有意抱琴来

采访：孟宪章（著名碑帖收藏家）

2012年8月11日，在北京安定门的一处平房小院内，我们见到了著名碑帖收藏家孟宪章老先生。虽然先生今年已值82岁高龄，听力和行动都不如从前，且素来为人非常低调，不喜张扬，但一听说此次拜访他的内容有关启功先生，便欣然答应。当日京城小雨，怕我们找不到路，老先生竟独自冒雨站在巷口等候，此番真情实意，令人感叹。

说起来，孟老与启先生算是旧相识。孟老从16岁起开始学习书法，买字帖、逛旧书摊是他的一大爱好。

“那时候，在安定门内大街路西有个旧书摊，摊主刘振海先生经营古旧书帖。大约是在1960年，他迁住我们院内。不久，富强书局的章熙庭先生也住了进来。这两位都与启先生有交往。我平日常去琉璃厂和各书店，经常能与启先生相遇。”

一来二往之间，彼此开始熟络起来，由于大家都是“同道中人”，于是当年这所小院里，时不时地就能见到启功的身影。

在碑帖收藏圈内资深人士的眼中，“保守”的孟老绝对是顶尖的收藏家。特别是后来，通过启先生的书，更多人知道了孟老，慕名前来。不过，能从他这里借走东西的，至今也只有启功一人。

“因为启先生口碑好，我信得过。这与名气无关。即使当年东西多，但收藏是种缘分，有缘你才能遇见，不是有钱就能买着的。

启先生曾经在《论书绝句百首》中提到过‘如今只爱张神，一剂强心健骨方。’指的就是张猛龙碑。看起来他非常喜欢张猛龙碑，因为论书绝句里，有6首都是关于这个。他有一本张猛龙碑，也很好。这件东西他曾经拿到我家来，搁了好几个月他也放心。真好，启先生人好，脾气也好。”

几十年的旧相识，两人早已互相信任。尽管如此，启功向孟宪章借东西时却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某种“原则”，或者在他看来，这种遵循是对朋友的一种尊重。

“他不借拓本，贵重。一般都借印本。有一次住院，跟我借了4本印本的小楷。这个不大好买，当初出了4集，4本一集，凑全了得经过好些年，名字就叫《楷帖四十种》，当中包括题跋都印上了，很有参考价值，现在恐怕连一集都买不着。这套藏品是民国初年文明书局印的。启先生借这套印本，为的是住院的时候消遣用。”

对于眼光独到、学识渊博的启功，孟老敬佩不已。他告诉我们，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个例子，就是最鲜活的证明之一。

“当时，我有五六本《争座位帖》，启先生借过一本，题跋过4本。这当中有一本，七八个人都题跋为明拓本，但启先生改题南宋拓本。他说，题不同的地方只在‘几微之间’。于是我一本本地找、对比，终于明白了！其实就在当中一个‘名’字的那一笔上，不注意的话根本看不见。可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一笔，相当关键。《争座位帖》是宋朝刻的，在明万历时已然模糊、看不清楚字了。然而今天市场上常见的，字都很清楚。根据‘几微之间’，可以鉴定当前所流通的《争座位帖》的大约年代，真高！”

两人的友情一直继续到启功先生去世，甚至就在启功临终前不久，还专程打电话给孟老，请他把自己给题跋过的东西带去家中，“想再看看”。尤其是他最为得意的明袁刻《阁帖》的题跋。

“我收的这本袁刻《阁帖》，当时在北京挺有名的，题签都是宋拓。后来请启先生看了，他说是明拓。我当时就想‘坏了’，不过他却说‘不坏’，因为这件东西本身没有多少流传，都是零残本，多数已化为了宋拓，找全十本的还没有，偏偏我这个是全份。他立即挥笔题了长跋并作了签，当中写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最后提出，不以虚号宋拓为尊荣，应以的确是袁刻而可贵。他说在他的晚年，能见到这件东西并改题，这是此帖的幸运，也是他的幸运。”

如今斯人已逝，对于故友而言，此生值得回味的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这份真正的君子之交，它一直不曾散去。

深宵追忆，哽咽书之

采访：孟宪钧（著名碑帖鉴定家）

“我曾经很惊讶地问他：‘您的记忆力怎么这么好，简直跟电脑似的。’”陷入回忆的时候，孟宪钧先生脸上的表情完全是一位谦虚学子面对昔日恩师的模样，敬佩、崇拜。此情此景甚至让我们暂时忘却了，面前这位已年过花甲的老先生，现在是国内著名的碑帖鉴定专家。

“上世纪80年代，我在文物出版社工作。因为工作原因，能时常与启先生见面。他知道我喜欢书法、碑帖，也懂这些。再加上那时候迷恋于此的年轻人并不多，机缘之下这么一来二往，交往就多了起来。后来他还对我说：‘您尽管买，我给您当参谋’。”

虽然身为大师，但在孟宪钧的眼中，令他深感意外的是，如此学识深厚、见多识广的老人，竟然会表现得这样谦虚。

“大约在1986年，启先生跟我说，你学看‘黑老虎’，我给你推荐两位高人。一位是孟宪章先生，另一位是王靖宪先生。前者与启先生私交甚笃，所藏碑帖无不精善；后者是一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者。有启先生居高临下的教诲，加上二老指导，我不啻于上了国内碑帖鉴定学的‘最高学府’。当时我就想，如果不学出点儿名堂，愧对恩师。”

实际上，现在人们谈到启功，往往惟独容易忽略他在碑帖鉴定方面的成就。对此，孟宪钧感触颇深，在他心目中，先生绝对堪称当今碑帖鉴定界的第一人。

“宋代以来，碑帖鉴定就像是女皇王冠上的钻石，是顶尖的学问。这个行业，对人的要求特别专、全。启先生无论文史功底、书画实践还是鉴定目光都是顶级的，他是位全才！”

然而，再精美、无懈可击的艺术也难避免遭受异议，曾有人认为，启先生的书法面貌虽清劲，却少了金石气。

“前人把金石学分为鉴赏、考据、著述三派，先生几乎完全继承。启先生书法面貌看起来晋唐，实际上他非常精通金石学。他认为碑帖是刻石工人用刀刻出的效果，并不是书法家用毛笔写出来的。所以他说透过刀锋看笔锋，这是他的绝门功夫，其实是在精通了金石学后又跳出来看这个东西，并且以他的理解来将古人的传统很好地发扬。”

对于孟宪钧而言，能够师承启功，是缘分、是人生的幸事。而先生在教导他的时候，从不照本宣科。砖塔铭、十三行、千字文、张猛龙碑??对照实物一点一拨，便能让人顿觉醍醐灌顶。

“上他家，我帮他铺纸、研磨，先生指着藏品告诉我‘你看，这儿缺了什么，那儿少了什么’，简明扼要。直到现在，这些独家要诀，我屡试不爽。”

在孟家的客厅里，至今还端端正正地挂着一幅由启功亲笔题写的“小残卷斋”的字，仔细品味，雅趣顿生。

“我的意思是家里有几本破字帖、旧书本，与前辈相比，也就算是一堆破烂，不足挂齿。先生在题字后还题跋写道：‘??启功题于小零片斋’。他并没有这样的斋号，这是他独特的一种幽默方式，先生特爱逗，是特开朗的一个人。

2001年，我拿着友人所藏的宋拓欧阳询《化度寺碑》照片去请先生鉴赏并求签名，他本身对这件东西就情有独钟，曾搜集了多种不同拓本进行比较研究。那天他兴致很高，信笔就题写了百来字的题跋。午饭后，我扶他回家，一边走他一边背自撰的墓志铭。到家后又与我说起做学问。先生说‘旧学商量加邃密’，后来我查书，方知是朱熹《鹅湖寺和陆子寿》诗中句。这才明白先生是借此说和我一起商量国学旧闻，越研究越精密。其实我一介晚生怎么配得上呢，这是先生对我的期望和鼓励，此生难忘。”

在启功先生过世后，伤痛之余，孟宪钧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将香火继承下去，不负先生的一片厚爱。每每闲暇，他会从先生题跋过的碑帖中继续找寻蛛丝马迹，完善做碑帖研究学问的方法。

“近日再次翻看先生题李猛厂（葆恂）先生遗墨，大意是说昔日寒夜倾谈，恨当时不知珍重，故人离去后，只能深宵追忆，哽咽书之。其情之切切让我感触良多，于是自己也提笔写了一段文字，权当慰藉。”

在这段“跋上跋”最后，孟宪钧写道：“??今诸老已先后弃世，余年逾花甲问学无门，每至夜深人静，追忆前贤教诲情景，犹如前尘梦影，历历在目，能不怃然！”

或许，在另一个世界里，恩师也会颔首：只要你愿意，就用自己的方式记住我。

先生是文化大家

采访：王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著名的文字训诂学家）

很多人只知道先生的书法有名，就想当然的以为先生是艺术学的教授，其实是不然。启先生从进校开始直到去世，一都在文学院。当年教育部要给先生办一个书法学的博士点，启先生拒绝了。这是因为先生很反感人们称他是书法家，觉得很耻辱。先生说：“写字算什么事啊？写字还用得着招博士吗？”很显然，启先生对于现在这种把书写和书法混同起来的观点极不认同。启先生也从来不把自己的字当做宝贝，因此也从不吝惜。他总是不拘好坏，拿起笔来就写。此外，启先生对于把他当摇钱树，用他的书法去赚钱的作法以及当代书坛的很多不正之风也是深恶痛绝的。

一直以来，启功先生都不太满意人们对他的学术定位。因为按照我们学习苏联模式而设置的专业学科，先生的学识与学术就没法定位。这与他从小学接受的传统文化截然不同，没法去套合。比如，仅启功先生在语言文字学上的成就就是多方面的。他虽不是古文字学家，但是他对古代字体研究的十分深入，他对于文字本身的发展规律烂熟于心。启先生著有一本《古代字体论稿》，专门就讲字体的演变，他的这本书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人能解读得了。启先生目验过数以万件的古代书法文物，那些前人谈到的所有东西他都看过，再加之他自己又是书法家，所以他讲字体就讲得的很透彻。

启先生研究文字主张多看。他认为你可以不会写，但要多看、会看；不能只看生僻字，更要重视常用字，通过观察来了解字体。启先生还提倡对碑帖进行影摹，通过影摹去寻找书写的感觉。因此在北师大的中文系的很多教师虽然都不是书法家，但是影摹法书却是我们长期坚持的一项日课。

可是虽然先生在学术上有相当的理论深度，但他自己并没有通论性的文章传世，而是将各种知识都融汇在论述与谈话间。常常是先生在讲，我们在给他整理和总结。比如：先生提一个字体学，我就将他关于字体学的谈话整理出来，跟着做一个字体学的博士点；先生提一个书写学，我就又跟着做一个汉字书写学的博士点。

后来教育部在北师大成立了“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将北师大的三大传统学科结合了起来，即钟敬文先生的传统民俗学（算是底层文化），启先生的古代文学、文献学（算是上层宫廷文化），我的传统文字学（是载体与工具）。其实先生对于称他的学问是“文献学”也是不赞同的，他认为自己不是文献学。后来变通了一下，定为“典籍”，先生同意了，因为这里面包含有训诂的方面。所以说先生的学术是从我们这个文字学术研究中心开始走出去的也不为过。因此我们对启功先生的定位从来都是文化大家而不是书法家。

当代一诗家

采访：赵仁（中央文史馆馆员，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先生的成就不止集中在书画方面，他对于中国古典诗词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很多人只见先生的书画，而忽视了启先生的诗词和文学作品，或者说先生的诗词创作被书画盛名所掩盖，其实它是先生成就最重要的体现之一，这些诗词对于我们今天继承和古典诗词在当今怎么发展有很多的借鉴和启示。

先生的诗歌具有鲜明的特色，首先是他大量的“论画论书诗”。启先生论书的作品集中收录在《论书绝句一百首》中，论画的多散见于启先生对画作的题跋中。启先生通过题画诗寄托了自己内心的丰富感情。因此，这些题画诗已经不是简单的就画论画了，而是借画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

启先生诗歌创作的数量很大，大致可以分为咏史诗、戏谑诗和赠答诗。其中特别以写自己琐碎的生活经历与生活感受为主题的“戏谑诗”尤为世人所重，而这些诗又以写自己生病的作品居多。在诗中先生常常用一种诙谐幽默的口吻来自我解嘲，自我戏谑，表达了他的一种达观、乐观和疾病周旋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智慧。

就艺术风格而言，启先生在三个方面对传统诗词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第一是对传统诗风的创新与开拓。即诙谐幽默风格的建立。读者在看完他的这些诗后，在莞尔一笑之中却能体味到深刻的人生感慨。这种诙谐戏谑绝不是简单的插科打诨、更不是庸俗的油腔滑调，而是深具品格与智慧的幽默。这类作品在他的诗集中可谓比比皆是。

第二个大的成就在于对古典诗词的继承。先生的诗词写得非常典雅，并且对仗工整，用典巧妙，都有寄托的深意，这些都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自古以来，文人都愿意诗文写得典雅，用典能增加诗词的厚度和内容。启先生自幼饱读诗书，学诗又从唐音宋调起步，因此写起大雅之诗得心应手。

第三点是写出了智慧和性情。先生的诗有很多的人生哲理，把自己身心的感悟寄托于其中。我们现在把这种能力称为情商，即善于处理把握个人以及个人与他人交往的感情度，从而达到一种完美的沟通。情商高的人这方面都做的比较好，比如宋代苏轼，他的诗词在表达人情方面超过了李杜，启先生的作品有同样的特点，旷达的生命观，乐观的生活态度，让人一看就是他的诗儿而不是别人的，写出他的真性情。

除了诗文成就，先生对红学也极有研究。他的红学成就主要体现在《红楼梦》注释及几篇《红楼梦》的论文（包括对民俗的考辨）中。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程乙本红楼梦”，原想请俞平伯先生作注，但俞先生推荐了启先生，因为启先生对满族的历史文化、风俗掌故比较熟悉。可以说解放后读者所读的大多都是启先生所注的《红楼梦》。

再有一点，现在很多人一说起先生是国学大师，就想当然的认为他一定是喜欢京剧和熟悉中医的。其实不然，恰恰相反。启先生对中医不太认可，他认为中医很多都是糊弄人的。启先生对于京剧也没有那么热衷，先生特别对于有些票友对一些名角儿的疯狂崇拜很不以为然。他经常给我们举例子说，有两个老朋友为捧各自喜欢的名角儿，说着说着能动起手来，启先生觉着他们非常可笑。

但是先生对于传统曲艺很感兴趣，因为这属于民俗一块。其中启先生最看重的就是“子弟书”，他很喜欢子弟书，从小也喜欢听弟子书，也能唱几句。对清代的子弟书有比较系统的研究，在先生的文集中，专门有一篇《子弟书研究》，其中对于子弟书中一些比较有名的作品都进行了介绍。启先生甚至认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诗宋词元曲，清代就是子弟书，是清代一种最高的文学形式。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采访：倪文东（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书法专业的成立与启功先生有着莫大的关系。或者这样说，正因为有了启先生，所以北师大才有设立这个专业的可能性。北师大的校风一直都很正统，启先生主要搞版本、鉴定和文字学，书法对他来说是余事，他不是很看重书法教学。当年学校的其他老教授们和先生的看法一致，认为书法是没法设立一个专业的。

是当时还在中文系任教的秦永龙老师坚持在动员启先生开办这一专业。秦老师希望开办一个不是培养书法家，而是培养书法教育和书法研究工作者的专业。在对启先生详细谈及了这个专业将从文化史的角度去研究书法后，启先生才表态同意支持筹办。所以我们这个专业的创办比首都师范大学整整晚了10年。

虽然专业创办的晚，但发展却很快。启先生的支持带动了社会各界的支持，一些年轻教师补充了进来，同时我们还先后聘请了故宫博物院、北大、首师大的一些专家学者来给学生上课。至此，这一以继承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学科点基本建了起来。

这个专业，从开始制定学科特点到专业招生，启先生都给了很多的关照。他一再强调要把学生的文化基础打好，重视学生未来的发展。在专业设置上，启功先生强调要将典籍、文字、美术史、书法史等各方面的知识囊括在内。在启先生的指导下，学院的招生和其他美术院校书法专业区别很大，我们更看重学生的文化素质，力图培养精英人才，所以最初每年只招10个学生。

学院成立后，我们每一次搞活动、办展览，只要身体状况允许，90高龄的先生都必亲自参加。老先生每次来到现场，都会引起师生的轰动和聚拢。大家围绕着先生，陪着他看展览，听他讲评作品。先生高屋建瓴，深入浅出。对每一位同学的书法作品都认真观看，详加点评，语言活泼而生动，老先生的言行举止深深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位师生。有几次先生还专程到会议室给同学们做讲座，一讲一两个小时，主要讲如何学习传统，如何临帖，如何打好基础。启先生告诫大家要扎扎实实的学好传统、继承传统、不要好高骛远、不会走先想跑，只有这样今后才会有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