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保护传承--北京市燕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年度发展报告

科学发展、保护传承--北京市燕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年度发展报告（通用7篇）

篇1：科学发展、保护传承--北京市燕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年度发展报告

科 学 发 展、保 护 传 承

——北京市燕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年度发展报告(2009年卷)

撰稿人：燕山文化馆副馆长

高雪松

2010年1月

科

学

发

展、保

护

传

承

——北京市燕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年度发展报告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对于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2009年，我们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和新任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实践科学发展观理论，贯彻十七大精神，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燕山地区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努力在创新中实现保护与发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注重解放思想、创新观念、尊重规律、协调发展。

一、2009年燕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开展情况

2009年燕山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在北京市文化局非遗处和非遗保护中心的指导下，按照燕山工委办事处和燕山文卫分局的统一部署和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各项工作目标，坚持联系燕山实际开展活动，组织工作人员开展深入普查、完成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工作及各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工作。

1、深入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

近年来，燕山地区经过认真细致的开展普查工作，截止到2009年底，确认填表的非遗项目有65项，其中有20项进入区级普查名录。2009年我们根据燕山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数量与特点继续深入开展普查工作，对重点项目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确定了推荐“张金龙风筝制作技艺”和“田氏阴阳八卦掌”参加第二批区级和第三批 市级名录申报工作。2009年5月，根据普查和申报工作需要，由燕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牵头，由燕山文化卫生分局副局长张炳霞带队，组织燕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人员及项目传承人赴云南考察“田氏阴阳八卦掌”的历史及传承关系。在云南当地文化部门的配合下，通过积极地寻找线索，我们找到了“田氏阴阳八卦掌” 第六代传人田富清（道号道清道人），在蒙自县活动过的文庙、武庙遗址，并且对当地知情人进行了采访，被访者回忆了田富清云游云南期间在蒙自县的一些轶事。在蒙自县新安镇文化站，还发现了1989年蒙自县武术协会主席郝安国对于“田氏阴阳八卦掌”的传承关系及田富清（道号道清道人）在蒙自县活动过的证明情况的亲笔签名记录。

此次云南考察共拍摄照片1000余幅、视频资料将近10个小时，为“田氏阴阳八卦掌”进一步的申报工作提供了大量佐证。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拥有大量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地区的非遗工作人员通过和当地文化部门相关从业人员的交流，并对大理、丽江、泸沽湖等地的民族文化进行实地考察，拓宽了视野，拓展了工作思路。

2、组织重点项目参加各级申报。

为顺利的完成并通过申报，燕山文化馆多次召开会议组织项目负责人、项目传承人、及资深专家，对项目进行前期论证。非遗工作人员认真仔细的准备了论证报告，并在燕山工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制作了申报片。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6月3日，燕山推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张金龙风筝制作技艺”、“田氏阴阳八卦掌”，参加房山区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专家论证会，顺利通过论证进入房山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 田氏阴阳八卦掌”项目，受到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吕韶钧的肯定，并由专家组一致向市级推荐。9月3日，“田氏阴阳八卦掌”项目参加北京市向文化部申报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审核工作会议。

3、重点加强业务知识培训

业务培训工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基础。面对普查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工作量大，而且要求高、标准细、资料全的实际要求，许多项目的调查都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才能完成，因此积极开展对于普查员的政策法规以及业务知识方面的培训十分重要业务培训工作对普查质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关系到整个普查工作的成败。2009年我们把业务培训工作作为一项长期的重点工作，对主管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及工作人员、普查员进行培训交流，在培训和交流中开阔眼界、开拓思路、提高能力。年初燕山文化卫生分局组织非遗工作人员及社区非遗志愿者参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燕山文化馆组织非遗工作人员到房山佛子庄“二月二”民俗活动现场采风；6月份燕山文化馆和燕山摄影协会组织相关人员赴蔚县进行古民居和蔚县剪纸的考察采风。10月份，我地区派出主管非遗工作的副馆长和非遗工作人员参加了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培训班。通过参加各项培训、交流、观摩活动，提升了我地区非遗工作人员整体素质。在提高从业人员素质的同时，我们还面对基层社区开展非遗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基础知识的培训，使社区居民对于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为我们能够更好的开展和推进燕山地区的非遗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4、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队伍建设。

根据非遗工作的实际需要，我地区利用各方资源，壮大队伍力量。充分利用社会人才资源，鼓励和吸收广大热心非遗保护的志愿者加入普查行列，聘请热心于非遗保护事业的有识之士担任普查员。发挥社区文化中心和居委会资源优势，参与普查和提供线索；

5、加强非遗档案管理

随着普查的深入开展，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档案。2009年我们在建立纸质档案的基础上建立电子档案，把所有普查形成的文字材料全部录入电脑，对录入的数据实行电脑管理。同时建立照片档案、音像档案。对普查项目进行数码照相，全年共拍摄照片5000余幅。共完成调查项目录音、录像30小时。

6、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开展“燕山元宵灯会”大型民俗节庆活动

燕山元宵灯会自1985年开始举办，一年一次，到2009年先后举办了24届。2009年燕山元宵灯会由燕山办事处燕和山石化联合举办，主题为“辉煌中国 跃动燕山”，将传统文化活动与喜庆祖国60华诞结合起来，将富有时代气息的元素和传统灯彩艺术结合融入灯展中。在主灯区燕怡园，共有12组大型彩灯，分为“世界文化遗产”、“城市标志性建筑”、“中华民族风情”三个主题。在燕怡园青年园，两条金龙威风凛凛、强健有力、气势恢宏，展示了新世纪燕山儿女驰骋向前的精神和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朝气与活力。作为燕山元宵节大家乐灯会的传统节目，2009年的书画笔会于正月十四到正月十六在燕山文化馆开展，内容、形式较往年更为丰富，更加注重对于民间民族文化的传播。增加了学术交流、水墨山水画讲座、民间艺术作品展览等内容。书画笔会还邀请著名书法家和燕山书法爱好者现场挥毫泼墨，抒发对祖国灿烂历史文化、大好河山的热爱和赞美，充分展示了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

作为京西南重要的民间文化和民俗活动，燕山元宵灯会以传统节日“元宵节”为契机，大力弘扬民间民族文化，客观反映了不同时期燕山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以及社会民俗文化的发展历程，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人文价值及艺术价值。

二、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在2009年我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虽然取得一定的成绩，但很多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1、宣传力度不够，社会对于这项工作的认识不足。伴随着燕山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们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企业的发展，拥有很多原住民的自然村面临着搬迁，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我们对非遗工作宣传力度不够，社会群众，及个别单位的领导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不了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还不足，造成整体的保护与发展意识比较淡薄。

2、资源情况还未明了，普查任务仍然艰巨。尽管全地区共摸查出了10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项目，但这并不意味着普查工作已经完 成。目前，对项目的整理、分析、归类工作刚刚起步，对于大部分项目的普查只停留在初级阶段，评估认定和挖掘研究工作尚未全面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亟待建立，保护与发展平台也需抓紧构建。这些都是完善普查工作体系必做的事项，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性工作。

3、相关保障机制未建立健全。一是经费投入机制未建立，财政投入不足且渠道单一。燕山财政2009年下拨工作经费10万元。用于全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认定、申报和宣传工作，而对于后期的保护与发展的资金还没有到位。此外，社会力量未被有效调动和发挥。政府主导、各方参与的多元化投入保障机制尚未形成。二是传承激励机制不健全。由于传承激励机制没有及时建立起来，使得我地区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后继乏人。三是人才培养机制还不完善。我地区非遗工作办公室仅两名工作人员，并且还担负着此项工作以外的诸多其他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所急需的传承创新型人才和研究管理型人才，我们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培养机制急需建立和完善。

三、对未来工作的展望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个命题日益引起越来多的人们重视的同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与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也逐渐被社会所关注。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非物质文化如何在保护的基础上发展，如何在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发挥更深远的作用，如何充分发挥其民族性、大众性和时代性的特质，使其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更好地推 动先进文化的前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面对燕山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现状，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探索保护与发展的对策，以下是根据当前燕山地区非遗工作的发展形势制定的规划和目标。

1、继续深入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组织专门力量对前期普查的资料进行系统分析、归类，建立和充实档案资料数据库，全面了解掌握我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对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要制定科学的保护计划，明确保护责任主体，进行有效保护；对现有珍贵、濒危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系统性的抢救保护；对濒危项目传承人和年老体弱的传承人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艺进行抢救性的记录、整理；对那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原始资料和实物遗存，积极征集，妥善保管；对一些具有深厚文化积淀和广泛群众生活基础的项目，要结合时代特征，进行合理开发、利用，创新表现方式和手段，使其形成品牌。

2、制定中长期非遗保护规划，进一步明确我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总体目标、重点任务、推进计划和保障措施，争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规划一批重点非遗项目，对其进行分析整理，作为我地区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重点申报项目。充分利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成果，对一批确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且普查资料完备的非遗项目进行开发和保护。采取保护与教育相结合的方法，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年轻人进行传统文化教育 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功能和作。把本地区优秀的、体现民族精神与民间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作为学校特色课程资源编入教材，强化对少年儿童的历史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3、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力度，唤醒全社会对保护工作的自觉意识。在文化遗产日用宣传标语、大屏幕、报纸等手段进行宣传；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知识讲座；举办全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览，举办全地区传统手工艺项目展示；建立建全燕山地区民间艺人艺术档案。在各项民俗节日当中举办活动、引导群众加强对于民间民族文化遗产的认识，针对青少年开展符合青年学生的活动项目；制定《燕山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丛书》的编纂计划，力求融知识性、通俗性、权威性、普及性于一体，系统全面地反映我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和保护成果，弘扬燕山优秀传统文化。

4、建立和完善传承激励机制。一是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方法的总结和研究，用以指导传承实践。二是采取命名、授予称号、资助扶持、表彰奖励等方式，鼓励和扶持传承人进行传习活动，对列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代表性传人，建立详细传承档案，按照轻重缓急原则，有计划地提供资助，确保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的保护。四是引导鼓励社区、街道开展创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活动、为开展非遗工作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目标与归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终目的在于促进人与 自然的永续和谐，推动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我们历史演变发展的轨迹，就是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文脉。保护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重大切实举措，是文化工作的重中之重。在2010年的工作中，燕山将继续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保护方针，突出政府主导，鼓励社会参与，加强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的宣传和教育，发动社会长期关注和投入，全面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篇2：科学发展、保护传承--北京市燕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年度发展报告

一、加强调研分析,奠定生活化保护工作基础

1. 调研摸底,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流变性,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更要在传承中延续、在发展中保护。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活化保护这一新课题,需要我们全面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调研工作,梳理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及保护现状、传承脉络等情况。尤其是对历史文化遗存丰厚的古镇、古村落、历史街区等,更要关注当地老百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关联程度。

2. 分析研判,挖掘生活化保护项目潜在优势

通过对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析研判,适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活化保护的项目其潜在优势主要有三方面:一是项目业态集聚初具规模。如苏州市姑苏区西北街以制扇技艺为代表的传统工艺美术,观前街的餐饮类老字号,齐门路、园林路、粤海广场等地的玉雕等,无论是行业内还是在普通民众间都颇具影响力,有的已形成海外市场销售网络;二是传承人骨干力量较强。就苏绣而言,目前苏州有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8名、省级13名、市级16名,工艺美术师以上的专技人员数百人,从业人员更以数万计,形成了一大批由老中青相结合的传承人骨干人员;三是项目生态链比较完整。以百戏之祖——昆剧为首,在苏州至今仍保存着一条比较完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链,如令人惊艳至极的剧装戏具,带动了苏绣、缂丝、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以及桃花坞木版年画、苏州剪(刻)纸等多个项目的发展。

3. 分类保护,确定适合生活化保护项目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在保护工作中要注重因类而宜,实施各不相同的分类保护措施。一是根据项目的存续状况:对存续状况较好、有一定的消费群体,具有市场潜力和发展优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就比较适合生活化保护。二是根据项目的类别情况:传统美术、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这些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生活化保护关注的重点。

二、构筑载体平台,健全生活化保护有效机制

1. 建设主题生活馆

通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生活的原貌进行有机整合,以老百姓熟悉的生活场景整体呈现,这样的主题生活馆更能拉近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姑苏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活馆尝试还原客厅、戏台、书房等生活场景,巧妙地把区域内的9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融入生活场景进行布展,既唤醒了老苏州人的深深记忆,又让新苏州人身临其境感受到了“苏式生活”的雅致经典。这种以“生活馆”的方式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更能够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生活密不可分。

2. 融入传统节庆活动

传统节庆活动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兼容性与实用性,它既是一个文化空间,也是一个立体的展示平台。以农历四月十四苏州“轧神仙”庙会为例,目前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展示平台,如雷允上六神丸制作技艺、道教音乐、皮老虎制作技艺、梅花糕海棠糕制作技艺等,融吕祖传说、道教仪式、传统医药、民间技艺、花市、民间小吃、表演等为一体,参与群众遍及苏州,并辐射到江浙沪其它地区。

三、引导传承发展,拓展生活化保护发展空间

1. 打造品牌,扩大影响

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在传承,应根据时代的变迁,在保留核心要素的基础上,推动项目在当今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以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这种活态发展对传统美术和传统技艺类项目尤为重要,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在长期的手工劳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而来,也只有在生产实践的具体活动中才能得到展现和发挥,需要针对市场需求,在内容题材、表现形式、技法等方面不断推陈出新,从而在生产实践中得到积极保护。杨曦玉雕、王健扇庄等工作室虽然规模不大,但是传承人结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使作品更具活力,既树立了属于自己的品牌,又获得了可喜的经济效益、扩大了社会影响。

2. 创新思路,扩展业态

在近几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样式不断创新、质量不断提高。如通过开发新品,使苏钟有了“变戏法钟”;通过设计日用品,使发绣走入酒店的软装修行列;苏州剧装戏具合作公司除了对口传统剧团外,还不断开拓市场,牵手日本的宝冢歌舞团、韩国的影视集团等现代影视娱乐企业,传统戏剧和影视服装各占半壁江山,培养各行当继承人达近百人。不断创新,给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注入了更高的文化附加值,扩展了业态、拓宽了市场。

四、促进文旅融合,赋予生活化保护更多活力

1. 展现区域文化特色,进一步提升旅游品质

非物质文化遗产历经沧桑,承载着该地域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内涵,带给人们的是一种精神的震撼和身心的愉悦,它能有效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品味,拓宽旅游视野,充实旅游的人文内涵。如苏州两大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平江路和山塘街,江南民居、古街小巷、小桥流水令人流连,除了美景怡人之外,耳畔不时传来弦索叮当的评弹曲调亦令人沉醉,还有前店后坊的工作室,常常使得游人一探究竟驻足忘返。

2. 不断丰富旅游产品,推动文旅双赢发展

在门类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适宜旅游开发利用的,如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和民俗等,都有很强的表演性和观赏性。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具有原生态的文化特征,作为某区域或某群体所特有的优秀文化遗存,蕴涵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如宋锦、苏绣等,被重新设计包装,开发成手提包、笔记本、手机袋等旅游产品。围绕旅游“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转化成旅游商品,极大地丰富了旅游市场,由此衍生出与之相关的产业集群,推动了文化与旅游产业的共同发展。

摘要：“后申遗时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核心从“重申报”转为“更重保护”,要融入相关地域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在传承发展中使其得到积极有效的活态保护。本文从加强调研分析、构筑载体平台、引导传承发展、促进文旅融合四个方面,阐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开展生活化保护。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生活化保护

参考文献

[1]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修订版)[M].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

[2]刘锡城.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M].学苑出版社,2009.

[3]肖曾艳.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困境与突破[J].学术论坛,2012(1):70-73.

[4]胡惠林,王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生产性保护”转向“生活性保护”[J].艺术百家,2013(4):19-25.

篇3：科学发展、保护传承--北京市燕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年度发展报告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苗族鼓舞；传承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一种活态文化，蕴含着浓厚的文化底蕴，展现了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意识、思维方式和精神价值，与物质文化遗产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1]。当前在社会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的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严重冲击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致使许多珍贵的资料实物与精湛的传统技艺遭到破坏，因此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苗族鼓舞概述

（一）起源

苗族鼓舞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多流传于湘西苗族村寨，受节令和时间的限制，其具有诸多的称谓，深受苗族人民的喜爱。自古以来，湘西苗族人民的生活环境多是深山老林和崇山峻岭之中，生活和文化相对封闭，生产条件不高，这些都使得苗族祖先的精神文化生活十分落后，为了振奋族群精神，调节情感，往往以击鼓为乐，从而形成了苗族鼓舞这一文化艺术。从当前的苗族鼓舞内容和动作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出先祖们的淘米煮饭、种地插秧、耕地犁田等生产生活情境，这表明苗族鼓舞产生于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深深根植于苗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

（二）现状

苗族鼓舞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传承方式落后。苗族鼓舞传承方式基本为师徒传承或家族传承模式，人口组成和形式较为单一，受众规模小，虽然能保证被传授者的技艺质量，但是参与人数少，难以形成规模化和大众化的传承与发展，不利于苗族鼓舞的生存及发展。

二是现代文明的冲击。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发展，电视和网络等不断普及，为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提供了极大便利，丰富了人们的休闲娱乐方式和精神文化生活，对年轻人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导致苗族鼓舞逐渐失去群众基础[2]。当前湘西大多数人较少参与苗族鼓舞活动，不愿意练习和学习鼓舞，并且部分人为谋生计而外出，无暇顾及苗族无辜，影响苗族鼓舞的传承和发展。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苗族鼓舞传承及发展的路径

（一）积极保护传承人

湘西苗族鼓舞的传承是以技艺精湛、经验丰富的老艺人开门授徒为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载体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因此保护传承人十分之必要。首先，给予传承人物质生活保障。湘西地区经济水平不高，文化和交通等相对落后，许多苗族鼓舞传承人因经济原因而被迫放弃技艺，导致技艺逐渐流失，因此政府可以为其生活提供物质保障，使其更好地传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次，提高传承人的名望和社会地位。政府可以支持和奖励为苗族鼓舞做出贡献的人，对其技艺加以肯定，为其提供才艺展示的舞台与机会，使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二）加大宣传力度

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传统文化的发展现状不容乐观。要想实现苗族鼓舞的传承与发展，需要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借助舆论导向优势来普及苗族鼓舞的文化及价值，营造良好的声誉。目前苗族鼓舞虽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没有深度挖掘其价值与内涵，缺乏强有力的品牌宣传力度，多是将其作为旅游宣传附属品，影响其传承与发展[3]。面对这种情况，可以利用平面广告和网络媒体，立体化、全方位宣传苗族鼓舞，将鼓舞的艺术特点和表现形式加以展现，积极宣传文化深层次内涵，使湘西民族特色与特有的神秘感相结合，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三、结束语

苗族鼓舞作为生态文化的一种重要体现，对其传承及发展的方式和规律进行深入探索，客观思考其发展现状与趋势，能够让鼓舞在现代生活中获得新生。当前苗族鼓舞在实际发展和传承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如传承方式落后、现代文明的冲击、传承危机等，这就需要遵循“以人为本、活态传承、合理利用”的原则，积极保护传承人，加大宣传力度，构建开发与保护相结合模式，从而有效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人类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实现世界文化的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罗婉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苗族鼓舞的传承与发展——基于湘西州的考察[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5：9-12+44.

[2]张学军，王悦，李芋杉.村落文化的变迁与农村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以渭源县麻家集镇羌蕃鼓舞研究为个案[J].浙江体育科学，2016，01：19-24+49.

篇4：科学发展、保护传承--北京市燕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年度发展报告

古镇安丰位于苏北平原中部, 范公堤和串场河贯穿其间, 为苏北地区目前仅有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安丰原为海滨斥卤之地, 早在西汉高祖十二年已经形成陆地, 为古扬州属地, 因濒临沧海, 常遭海涛侵袭, 初名东淘。南唐升元元年开始建镇烧盐, 曾为海陵监八大盐场之一。宋朝时范仲淹率领民众修成范公堤, 以挡海潮, 不仅为盐民创造了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生产、生活环境, 而且将“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播撒进安丰人民心中, 从此“东淘”更名为安丰。明代安丰成为闻名天下的“淮南中十场”盐场之一。明清时期, 安丰四方商贾云集, 店行坊馆星罗棋布, 极为繁荣。

明清时期繁荣的经济, 孕育了安丰灿烂的文化。中国惟一的盐民哲学家、明代中叶早期启蒙学派——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以及明末清初伟大的爱国布衣诗人吴嘉纪都出自安丰。与此同时, 佛教、道教等宗教文化也在这片“有容乃大”的土壤上脉脉相传。

二、七里老街的特色与价值

明清时期发达的盐业带来集镇的繁荣、商业的兴旺, 安丰古镇形成“两河夹一街”的整体形态。“街”即“七里长街”, 北起下灶星月桥, 南至盐盈宁桥, 遍布着“九坝十三巷七十二庙堂”的繁荣景象, 是安丰整体格局的主脉。七里长街虽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变化, 至今仍保留了传统街道的布局, 容纳了保存最为完好的历史建筑群, 是昔日安丰灿烂文化的见证, 记录了古镇发展的历史痕迹。

(一) 因水成街——沿河发展的历史脉络

安丰境内的海河和串场河为两条相互平行的河道, 海河为水路盐运要道, 串场河直达长江, 这两条河流是安丰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两河相夹, 形成七里长街 (见图1) , 街区内的道路和建筑均不是南北朝向, 而是根据河流的走向平行或垂直布置。主要街道七里长街平行于两条河流, 其余巷道间隔较为均匀的垂直于两河。老街路面皆砖石铺砌而成, 街道两旁屋宇鳞叠。明清时期, 远近商贾云集于此, 店、行、坊、馆遍设古镇, 街道两侧有东西贯通巷道13条, 两河之上架设16座桥梁, 交通运输十分便利。

串场河位于安丰镇西部, 镇区依串场河由西向东发展。随着老街的进一步发展, 镇区逐渐向东推移, 从今天安丰镇的布局中可以解读出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 老街是活着的历史。

(二) 特色传统民居——苏中、苏北、皖南融合的建筑风格

传统民居是体现古镇传统历史风貌的最基本的单元。明清时期, 老街上大量盐商来自扬州、安徽, 故建筑风格多为苏中、苏北、皖南交融, 既有徽派的典雅, 又有扬州园林的轻盈, 还不失苏北民居之淳朴。

其中, 位于老街王家巷内的鲍氏大楼最为典型 (见图2) 。历经百年风雨, 依旧巍然挺立的鲍氏大楼布局井然、营造精巧、雕饰质朴, 集中体现了古代徽州民间建筑艺术与扬州园林、苏北地方文化的相互渗透与融合, 为江苏地区所罕见。鲍氏大楼始建于道光30年 (1850年) , 现存共三进, 四周都有高耸的风火墙, 两山为圆式泰山结顶, 墙体由糯米汁和石灰浆砌成, 梁柱用材一律为硕大的杉木, 并附着精细的雕饰, 椽皆抛方, 梁、栋、窗、格及隔间板均油漆。天井及走廊均用白石铺平;室内地面, 外由罗砖铺成, 内由木板铺成。整座建筑虽然经风雨剥蚀显得斑驳, 但仍然透出豪迈之气。

(三) 文化内涵——文人辈出, 宗教兴盛

明清时期繁荣的经济孕育了安丰源远流长的文化。早在500多年前, 我国东南一带崇尚“家有王氏之书, 人传安丰之学”。“王氏”指的是安丰出生的明代盐民哲学家王艮, 即中国明代中叶早期启蒙学派——泰州学派创始人, “安丰之学”即王艮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以百姓日用之道为本”的朴素唯物主义命题, 其“中正”之道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张, 开创了思想解放的先河。明末清初伟大的爱国布衣诗人吴嘉纪也出自安丰, 他的诗骨气奇高、风格独特、感情真挚、语言质朴, 诗风直追杜甫。据《扬州府志》统计, 明清时期安丰区区小镇留下著述者就有22人, 成书30多部。与此同时, 起于南宋时期的安丰佛教、道教在安丰渐趋极盛, 形成独特的宗教文化。老街上吴嘉纪的祠堂——吴氏宗祠、东岳宫、北极殿等历史遗迹存载着安丰千百年灿烂的文化。

三、现状存在主要问题

(一) 物质性老化现象严重, 基础设施匮乏

老街大量的明清建筑主要以砖木结构为主, 最古老的房屋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由于年久失修, 其结构和设施已超过其使用年限, 结构破损、腐朽。很多传统建筑由于没有得到应有的维护, 破坏严重, 很多房屋已经成为危、旧房屋。该地区的物质空间形态是与过去时代居民的生活方式相一致的, 生活水平的日渐提高以及生活方式发生改变, 绝大部分传统建筑内部设施陈旧、简陋, 通风、采光条件及卫生设施均不能满足现代生活的要求, 而且功能零乱, 户型不成套, 私密性差。此外, 该地区基础设施及其匮乏, 路面排水不畅, 现有管网紊乱, 公共环境卫生缺乏必要管理。这些均表明, 老街现有的居住环境与日益增长的现代生活需要存在差距, 已出现较严重的居住功能衰退。

(二) 人口老龄化现象显著, 社会结构不合理

经过调查发现, 由于长期居住环境得不到改善, 住在老街富裕起来的居民和年轻人开始离开原住地, 实际生活在老街的以老人、小孩 (第三代) 为主。另外, 部分居民离开, 形成空置房屋, 从调查看来, 此类房屋损坏程度往往高于有人居住的房屋。生活在老街上的居民多为低收入阶层, 经济条件无法阻止建筑与环境的衰退。多数老人出于邻里情感上的牵制, 留在老街, 他们的生活延续着老街的活力, 年轻一代对老街的依恋减少。总之, 老街居住生活质量的低下, 导致了大量年轻人的外迁;大量年轻人的外迁又造成了老街居民社会结构的不合理, 加速了老街活力的丧失, 进一步导致了物质性衰退。

(三) 维修不当, 传统特色逐渐消退

由于保护观念的欠缺以及资金不足, 一些居民自发的无规划控制的维修及建设, 缺乏精心的设计, 采用现代化材料与形式, 与历史风貌不协调, 导致了老街空间形态混乱, 老街形象受到损坏, 传统风貌受到威胁。其中, 中段破坏情况最为严重, 二期城改中拆除了部分历史建筑, 而建成面貌千篇一律的灰盒子, 对老街的风貌产生较大的破坏。

四、保护思想及原则

(一) 保护与更新的原则

1. 人文精神——居民是历史街区的主人

老街的居民是老街的主人, 老街的保护应该以居民为核心, 保护的成效也必须建立在以居民为主体的评价机制的基础上。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 (A·H·Maslow) 将人的需要排列成五个层次。这五个层次从低到高分别为:物质的需求, 安全保障的需求, 爱与归属的需求, 受尊重的需求, 自我实现。处于下层的是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需求层次的提高意味着基本物质需求已经得到满足, 人们开始追求更高级的生活目标。在调研中发现, 在老街上, 建筑师、规划师及专家评价颇高的建筑及文化遗产对于生活条件亟待改善的老街居民来说, 并不能说是一种享受。金字塔的基础尚未打好就直奔塔尖是不合逻辑的。因此, 在保护整治的过程中应该以人为本, 首先关注老街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2. 可持续的保护原则——内生式发展模式, 提高地方活力

老街是居住功能的综合体, 不能像文物建筑一样被政府“养”起来, 理想的博物馆式的保全方式只对老街物质形态环境提出了保护终极目标, 回避了老街内低收入阶层主体、文化展示缺少经费支持等矛盾, 是一种不可持续的保护方式。由于受到资金、技术与施工的影响, 保护应采用小规模、逐步分期整治改造的方式, 从容筹措资金, 精心设计与施工, 分步渐进小规模地整治改造, 以免历史真实信息遭到无可挽回的破坏。

保护应是可持续性的保护, 给街区带来长久的保护作用, 即对历史街区的物质环境特色进行有效保护, 确保传统物质空间形态与空间中的人形成和谐的关系。在没有政府足够资金支持的情况下, 街区内部应能够产生经济效益来维持街区的基本维护与运作。只强调物质形态的保护是不够的。

3. 整体性的保护原则——单体与群体并重, 人工构筑与自然环境并重, 物质与文化并重

目前, 我国对历史文化保护的认识不断深化, 已经由“点”的保护拓展到“面”的保护, 但关注主要还是集中在对遗产的物质保护, 目前对整体环境和文化内涵的保护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七里老街环境风貌的价值并不在于单单一条街或者几栋历史建筑, 而是一个整体性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整体性的空间结构和街巷格局以及建筑群体等, 因此, 在保护过程中, 不仅要重视建筑单体的保护, 更要着眼与整体, 保护水——街——巷——民居的整体格局。

代代相传的文化资源虽然无形, 但确是老街的生命力所在。在保护中应该充分重视对文化资源的保护, 通过各种手段, 将历史和文化内涵显现和传承下去, 保护规划中要为这些文化传统的显现和传承提供空间载体。

(二) 保护与更新的目标

1. 老街居民生活环境改善方面

老街特有的“朴实、宁谧、诗意、和谐”的理想境界, 不仅具有文化性的观瞻价值, 而且符合现代都市人放松身心、颐养性情的需求, 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但是老街目前这些价值和特色因古镇区出现的物质性老化和功能性衰退, 以及周围环境污染等问题遭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和侵蚀。因此, 在以人为本原则的指导下, 依据马斯洛人的需求的五个层次, 切实改善居民的生活居住功能显得格外重要。

2. 老街活力提高方面

对于七里老街传统风貌的整体保护不同于单纯的文物建筑保护, 由于它要保护的对象不是一个个的文物古迹, 而是一片有生命力的正在使用的街区, 所以它的保护政策和单纯的建筑古迹的保护应该有很大的区别。它应综合考虑更为广泛的人文、社会、经济和建筑的以及未来开发利用问题, 应将整个历史街区的保护融入到古镇的经济活动, 不断有机更新, 提高古镇的地方活力, 使得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能够延续下去。

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安丰七里老街格局独特, 风貌完好, 是珍贵的历史遗产和文化资源, 不仅具有高度的历史文化和建筑美学价值, 而且有很高的市场价值。旅游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古镇历史文化资源优势的发挥, 改善老街居民的人口结构, 提高老街的活力, 带来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并与增强安丰镇具有竞争性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相一致。

3. 传统风貌特色强化方面

七里老街的特色和价值在于其完好的整体格局、传统的建筑风貌以及独特、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 在老街的保护中, 应着眼于传统风貌特色的强化, 包括生态环境、“两河夹一街”的整体格局、建筑风格及色彩的保护以及对安丰千百年来传统文化的展示和再现。

在传统风貌特色强化方面, 要谨慎处理好新与旧的关系。老街内部, 修整时应以“修旧如旧”为原则, 并加强整体化的空间环境设计, 提高设计水平, 努力保护反映地方特色的传统建筑环境标志和典型要素、宜人的空间尺度和古朴的建筑风格。老街与新区的发展必须采用交错的眼光, 老街的发展需要继续创造、推陈出新, 新区的发展建设中, 需要肯定某些价值准则, 奠定一个历史的基础, 在布局上与老街有机衔接, 形成相互促进的、良好的生长机制。

五、实施保护规划的措施

(一) 功能结构调整

七里老街有着得天独厚的历史资源和极富吸引力的传统特色, 加之逐步完善的物质基础条件, 具有巨大的内在旅游开发潜力和价值。经过研究和现状调查, 建议将其定位为集观光、购物和居住于一体, 充分体现安丰古镇特色, 并且具有浓郁历史传统风貌和文化氛围的传统商业、文化、旅游中心。

目前老街功能几乎为单一的居住功能, 沿街有少量店铺, 但也经营不佳。实施过程中应以历史风貌保护为着眼点, 对老街进行部分功能结构的转换, 增强功能公共性。增强功能公共性就是增强历史建筑归属公共感, 并且, 这种公共性的功能效应不断扩大, 可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 达到经济循环, 实现可持续保护的目的。

沿街可适当发展传统商铺, 经营传统特色商品。以“老字号”作为传统商业发展的依托, 对七里老街历史上的万盈茂酱园、周义盛布店、周同盛百货店、养和堂药店等多家“老字号”进行大力扶持, 并吸引其他地方的“老字号”, 形成规模经营。恢复历史上著名的茶社, 并再现当年喝茶听说书的当地传统生活方式。对于一些重要的历史场所或遗迹, 如北极殿、吴氏家祠等, 建议设立博物馆, 增加旅游与展示的功能。形成社会经济与历史文化的良性循环。但在开发过程中同时应注意“度”的问题, 避免过度开发而引起原有社会网络和生活方式的消褪。

(二) 物质空间环境整治

对建筑物采取四种措施进行改造:保护、修缮、暂留、更新, 这四种方式针对的对象不同, 采取的措施也不同。保护与更新过程中要本着保护传统历史风貌, 充分考虑现状和可操作性的原则, 根据建筑现状及价值, 采取分级保护和更新的方式。

对老街上建筑质量和风貌都较好的建筑物与建筑群, 例如鲍氏大楼、袁承业故居等文物建筑采取保护的方式, 对个别构件加以更换和修整, 修旧如旧, 同时保证其内外部风貌都具有原真性。修缮是指保存建筑的原有风貌, 并在保护历史风貌完整性的基础上改善生活条件, 对老街上大部分的民居均应采取修缮的方式。保留, 即暂时维持现状, 待以后条件成熟时拆除、改建, 主要是针对与老街历史风貌有较大冲突的“东淘新居”, 因其为新建多层建筑, 拆除或整饬在近期都很难实现。针对影响传统风貌较大的, 有条件拆除的建筑, 采用更新的措施。突出重点地段整治, 主要指北极殿、吴氏家祠、东岳宫等重要的文物景点, 作为主要的空间节点, 要做好小环境的设计, 强化传统风貌。

(三) 加强和提高居民的保护意识

目前的保护与开发过程中, 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资金不足, 于是地方政府倾注全力广开渠道, 筹措资金, 却往往忽视了当地居民这一“社会参与者”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 老街保护中的传统建筑维护、旧屋拆迁补偿、住户重新安置、保护与更新计划的诸多方面均与老街居民的生活密切相关, 这些活动又直接影响着老街的整个风貌特色和居住环境。只要居民真正认识到自己居住的老街的历史文化价值, 他们就会加倍珍惜, 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事业中去。因此, 需要加强公众参与方式和途径的研究, 诸如通过多种宣传媒介广泛向古镇居民宣传老街的重要价值和丰富资源, 帮助居民增加对居住环境和老街珍贵价值的理解, 提高荣誉感和责任感, 增强居民热爱老街、保护老街的自觉性。与此同时, 应特别教育孩子们发现和认识物质和文化遗产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对文化遗产将来种种可能的发展选择加以思考, 使安丰古镇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真正成为深入民心的事业。

参考文献

[1].[美]　亚伯拉罕·马斯洛著, 许金声等译.　动机与人格.华夏出版社, 1997

[2].张松.　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文化遗产和历史环境保护的一种整体性方法.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

[3].阮仪三, 孙萌.我国历史街区保护与规划的若干问题研究.城市规划, 　2001/25

篇5：科学发展、保护传承--北京市燕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年度发展报告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文传承；科学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社会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角度出发推动非遗文化的保护，对于推动弘扬我国传统文化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新时期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从知识转移的层面来看，隐形知识是指难以用技术文档等书面形式表达、难以用符号化形式进行阐释的知识，如经验、技艺，等等。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恰符合隐形知识传承的基本特征，这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才能做到与时俱进且更加全面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笔者认为，我们应当从人文传承与科学保护两方面入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与保护开辟新的路径。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从全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发展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这种文化形式的发展有利于能够包容和尊重不同背景产生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

从我国文化发展的态势来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的是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表现力与感染力，是我国五千年来人民生产生活变迁的缩影，也是本民族智慧和创造力的凝练。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不仅仅是对鲜明特色的民族智慧的传承，也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国现代民族文化发展的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谈道：“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不仅有利于坚定文化自信，也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独立精神，从而建立更加和谐稳定的文化发展体系，促进社会和谐及可持续发展。

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逐渐纳入了我国政府工作并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2005年3月， 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在《意见》中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确立为“非遗”保护工作的指导方针。同年3月， 中宣部、文化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民政部五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同年12月， 国务院再次颁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1]。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两位一体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保护与传承的两位一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不可分割的，以传承推动保护，以保护维系传承，二者是有机统一的整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共时性的特征，是我们对于传承到当下的我国不同民族与地区风俗文化的保存与记录。而传承具有历时性的特征，是对不同时期同种文化流变与发展的追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能够帮助我们保留文化基因，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则能够帮助我们厘清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建立文化传承的血脉联系。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失去了传承，保护就失去了意义；失去了保护，传承就失去目标。保护本身就是一种传承，而传承本身也是一种保护。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人文与科学的两位一体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高度统一的结果。其中文化精神是传承的核心内容，物质文明则是非物质文化表现形式的载体。春节作为我国作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其中最具特点的节日形式就是贴春联。春联作为一种物质载体就成为了传承和表现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仅仅谈到精神的传承而忽视对于文化传播载体的实体保护。也正因为如此，为了给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就需要我们人文与科学两个方面来探讨“非遗”的传承与保护。

非物质文化保护的过程中，科学技术是保护的手段，人文传承是保护的核心，二者相辅相成。没有人文精神的传承只是将物品置于展台之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失去了文化内涵和精神意义，也就失去了文化传承的根本动力。没有与时俱进的科学保护方式，我们的保护就失去了倚仗，不同类型不同年代传统文化消失的几率就会增加，文化传承就面临断代的可能。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文保护与科学传承这两位一体共同构成了我国传统文化保护体系。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文传承——以人为本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

我国非遗文化的传承主要分为两种形式：群体传承与个体传承。群体传承主要是指群聚类的民俗活动。例如说庙会祭祀等礼俗仪式。个体传承又称为传承人传承。冯骥才先生曾说过：“历朝历代， 除了一大批彪炳史册的军事家、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以外，各民族还有一大批杰出的民间文化传承人，后者掌握着祖先创造的精湛技艺和文化传统，他们是中华伟大文明的象征和重要组成部分”[2]。个体传承主要是通过建立师徒关系，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對艺术表演、手工技艺、知识经验等文化进行传承的一种方式。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传承，传承的主体都是“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人”既能够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主体，又能够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主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独特技艺和创造力的凝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以“人”为核心的文化传承，而“人”作为传承的主体则直接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变迁的活态性。因此，在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时我们要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生态场。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刘魁立教授曾经提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存在的一些悖论。通常而言，我们所谓的保护是指维持或保持事物的现状不改变。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的创造力为核心、以人类社会为文化土壤培育出的文明之花，具有人类社会化的一般属性。而人类社会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其不断变化发展的特征。历史车轮的前进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的。文化在传播与传承的过程中必然经历不断地流变与融合，也经常会受到地域、民族、时代背景等文化因素的影响[3]。例如河南地方特色曲种河南坠子，经考证形成于清朝末年，距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然而追溯河南坠子的发展历史我们发现，坠子的形成也不完全发端于河南本土文化。它是由皖北道情、鲁东莺歌柳书，结合河南南阳三弦书经过长时间的合流演变而成的一种表演形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长时间动态化发展的过程，那么我们在谈到非物质文化保护的时候就应该将非遗文化置于一种动态的保护环境中去。所谓动态的保护环境，笔者认为主要要做到坚持与开放，坚持是指要把握好文化传承的脉络与核心，正确理解非遗文化的传承精髓；开放则是指是要尊重文化发展的自然规律，要以开放地心态接受文化变迁发展，而不是僵化的进行限制禁锢。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途径

综上所述，非遗文化作为人类独有的文化现象，在其世代绵延的传承过程中，活态性与流变性是其传承的主要特征。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常通过具象化或者物态化的形式呈现，但是其传承的核心却始终是人类构建的、以人为核心的活态精神文化。这种活态性在新时期的传承途径上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高校机构教育；一种是民间自发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要是技艺等实践经验的传承，这种传承的重点在于其动态的呈现。因此我们需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即“心口相传”形式结合现代教育方式，与时俱进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文化传承路径。鼓励开展“非遗”文化的高校普及教育，主要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我们鼓励民间艺人走进课堂，将自己的制作流程或艺术表演展示给高校师生，并与师生交流创作经验，心得体会，将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最真实的面貌呈现给高校学子，通过互动增强学生的审美体验，另一方面，高校教师在民间艺人进课堂的基础上，从学术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源传承、流变发展以及其艺术价值进行总结提炼，加深学生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和认识。这种互动教学的模式不仅有利于提升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传承保护意识。也能够进一步增强学生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体会，从而使我国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首先体现在信息保存的科学化及数字化数据库的建立。另外还应考虑通过推动传播平台的技术升级，以宣传促进保护，用传播推动传承，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推广发掘提供新的路徑。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据库建设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与保存方式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首先是口传心授阶段。纵览我国文化的发展历史，我们今天谈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最初阶段都是采取代代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承的，因而都具有鲜明的家族或民族特征。

第二阶段是纸质档案阶段。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为“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出版进行收集资料普查和收集。丛书按照省级行政区进行划分，收集文字、图片、曲谱等相关资料 50 亿字[4]，其中涉及大量各地区各省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档案。2009年我国开展了第一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活动，更加有针对性地对我国现阶段存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多种形式的档案建立。

第三阶段就是数字化数据库记录。在数字化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数字化信息存储技术以其海量的信息存储能力，快速的信息搜索速度以及精准的信息定位技术成为了现阶段规模化信息存储的最优选择。在第二阶段建立纸质档案的基础上，我国不同地区将已有纸质档案进行数字化格式转化，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增添补充新的数据资料，最终形成了从全国到各省各机构的多个非遗数据库，其中包括中国艺术研究院与文化部共同建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以及郑州大学创建的“中原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数据库”，等等[5]。

建立数据库对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数据库相较于纸质档案能够极大地延长档案记录方式的更迭频率，降低损耗提高效率，更加有利于信息的保存和传承。而从纵时性的角度来看，数字化的信息记录方式不仅能够作为保存记录的工具，同时也是资源共享和传播的平台。数字化数据库的建立不仅能够拓展非物质文化的传播空间、扩大传播范围，还有利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普及工作的开展。

与此同时，虽然我国的非遗数据库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目前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数字化技术升级。我国的数据库内存储的资源目前仍然以文字、图片、录音、录像等形式为主体。然而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立体影像、全息拍摄、动态拍摄等记录手段以及云存储等保存方式的出现已经为数据库的升级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另外，由于目前深度神经网络的技术突破，模式识别技术已经能够帮助我们从历代名家的绘画作品中提取其艺术风格。因此，为了更加全面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存，保证我国历史文化基因传承的准确性，同时帮助我们深入地研究和分析多种艺术作品和文化形态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我们应当及时掌握前沿科技，并尽快将这些最新的技术投入运用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项目中去。

第二，数据库资源整合。我国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种类繁多且互不兼容，这就容易导致数据库的重复建设或者资料的重复收集，极大地浪费了社会资源。数据库的资源整合能够有效的减少资源重复浪费，数据库资源主要应从管理体系和系统化存储标准两方面进行整合，其中系统化存储标准是管理体系整合的前提和基础。由国家制定统一的数字化标准， 询，提升信息的流通效率，实现资源共享。而管理体系整合则是在标准统一的基础上对我国的数据库进行机构整合，由国家建立非遗数据化信息中心，并将分散在全国的各省各研究中心建立的数据库进行统一整合，方便资源调配，提升非遗信息存储机构的整体效率。

（二）传播平台技术升级

随着现代社会技术的不断升级，文化传播的方式也在经历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移动设备由于其便携性的特征，已经成为比电视和电脑更加深入人们生活的传播方式。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传播也应搭载移动设备的平台，利用现有的技术，将传统文化与人民生活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激发人们对于非遗文化的兴趣，普及传统文化保护的意义，以实现用宣传促进保护、用传播推动传承的目的。故宫博物院率先运用移动端将文化保护与科技相结合，这一做法走在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前列。2016年11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通过决议，将我国的“二十四节气”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故宫博物院开发的《每日故宫》APP采用将故宫藏品与二十四节气对应的方式，每日推出一件应景藏品，在起到日历功能的同时，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及宣传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平台，真正做到了将功能性与文化传播相结合。而故宫博物院开发的另一款名为《故宫陶瓷馆》的APP是运用了360度虚拟浏览的技术，将展品进行虚拟再现，同时点击藏品就可以将其时间轴进行定位，将故宫瓷器的发展以时间轴的形式展现在用户面前。这种形式的优势在于通过将非遗文化的相关知识进行可视化的转化，进一步增强用户体验效果，因此受到用户欢迎。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也不仅仅限于知识性的普及方式，在开发新型传播方式方面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些国外的先进经验。例如，Infinite Dreams Inc是一个独立的游戏工作室，其开发的陶瓷制作游戏《pottery》就是模拟陶瓷艺术品制作的各个步骤——从塑性到上色再到烧制。用户可以通过触屏操作与重力感应让用户进行艺术创作，极大地增强了文化传播的趣味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过程凝聚了创作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而相关手机游戏的开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用户体验到艺术创作过程中的魅力。

五、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一方面坚持以人为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理念；一方面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采用新的科学技术进行保护，采用人文传承与科学保护相结合的原则与办法，建立起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推动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荣启.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5）.

[2]黄永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模式研究——以湖北宜昌民间故事讲述家孙家香、刘德培和刘德方为例[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2）：95.

[3]刘魁立.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河南社会科学，2007，（01）.

[4]黃永林.数字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J].文化遗产，2015，（01）.

[5]李荣启.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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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科学发展、保护传承--北京市燕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年度发展报告

关键词：东寨遗址,西寨遗址,上宅遗址,北埝头遗址

兴隆洼文化遗存发现于1982年, 是我国东北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北到西拉木轮河流域, 南抵燕山南麓地区, 东达哲里木盟。通过本文, 笔者就燕山南麓兴隆洼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简单分析。

一、文化遗存的基本特征

1、河北省迁西县东寨遗址:

东寨遗址因破坏严重仅发现一条灰沟, 出土遗物为陶器残片和石器。陶片均夹砂陶。陶色以红褐色为主, 灰褐色次之, 黑色较少。陶器均为手制。纹饰有弦纹、坑点纹、柳叶状圆底纹等。石器出土数量较多, 石器器型主要有:石斧、锛、砍砸器、石容器等。

2、河北省三河县孟各庄遗址:

从地层上来看, 孟各庄遗址分三层, 第3层定为孟各庄第一期文化, 第2层定为孟各庄第二期文化。孟各庄第一期文化出土的生产工具数量很少。陶器以粗砂陶为主, 皆为手制。孟各庄第二期文化中, 石器的器类和数量较第一期文化都有增加。陶器皆为手制, 基本特征与第一期文化相似, 新出的器形有刮条纹折沿罐、正倒平行线划纹碗、“红顶碗”和枣核形器等。

3、北京平谷上宅遗址:

该遗址共有8个地层, 从叠压关系来看, 可以大致分为三期四段。上宅第一期为第8层, 上宅第二期为第4、5、6、7层。上宅第三期为第3层。从总体上看, 上宅遗址出土的陶器中, 陶质有夹砂和泥质两种。纹饰种类有刮条纹、之字纹、篦点纹、划纹等。器类有筒形罐、圈足碗、鸟形支脚等。石器器型有斧、锛、凿、铲等, 其中单面起脊斧状器、盘状器数量最多, 特色鲜明。

4、北京平谷北埝头遗址: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 北埝头的底层并不十分清晰, 出土的遗址按照房屋遗址来划分排列。陶器夹砂陶居多, 泥质陶很少。陶器均手制。在陶器上为缀合裂隙而钻孔的现象普遍。纹饰以压印之字纹数量最多, 其次为划线纹、刮条纹、篦点纹、戳刺纹等。器型有大口深腹罐、圈足器、碗、双系小杯、鸟首支架形器等。石器中, 大型石器有盘状磨石、石斧、石铲、磨盘、磨棒、石盘、石坠等。磨制为主, 其次为打制和琢制。

5、河北省迁西县西寨遗址:

西寨遗址大致底层为四层, 可分为两期。第3、4层为第一期文化, 第1、2层为第二文化。西寨一期中的石器:数量较多, 器型有斧、纺轮、砍砸器、球、泡形器。纹饰主要有压印之字纹, 戳压坑条 (点) 纹。陶器均为手制。西寨二期文化中, 石器较多, 加工方法与一期相同。陶器以夹砂陶为主, 泥质陶明显增多, 夹砂陶中同时掺有云母或滑石的数量锐减。纹饰主要有刻划的平行斜线纹、人字纹及少量之字纹、压印之字纹、蓖点纹等。陶器仍以手制为主, 器型明显增多。

二、年代与分期

在北京北谷上宅的文化类型中, 上宅文化第7层, 经碳十四测定为距今6540土100年。上宅文化第5层, 经碳十四测定为距今6340土200年和距今6000土105年。

在北京平谷北埝头遗址中, 根据出土遗物而推断出其相对年代为:上限:晚于河北磁山文化, 下限:早于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

东寨遗址在年代上应与兴隆洼、上宅第8层的年代大体相当。早于红山文化和西寨文化。

河北孟各庄遗址一期的相对年代大致接近于磁山遗址和新乐文化的一期。孟各庄遗址二期的相对年代大致后岗类型前后。

迁西西寨遗址一期的相对年代应稍晚于兴隆洼文化而与上宅中期早段及新乐下层文化的年代大体相相当。西寨二期的年代与赵宝沟大体年代相当。

河北安新庄遗址破坏程度较为严重, 从出去的遗物来看, 与地面上的采集品并无明显区别, 其大致年代略晚于红山文化。

根据以上数据, 笔者将这些遗址大致分为四期 (见表格一) 。

三、文化的溯源与传播

第一期从时间上与查海—兴隆洼文化年代大体相当。陶器上亦有类似风格。东寨遗址中包含有查海—兴隆洼文化遗存具有与查海遗址中期或白音长汗遗址二期甲类同类器风格。孟各庄遗址一期和上宅第八层陶器均为红褐或黄褐夹砂陶, 颜色不均匀, 器形绝大部分为外叠唇的筒形罐, 其通体施纹, 口沿下为数道凹弦纹, 其下再附一周附加堆纹, 主体纹饰有交叉状的菱形纹、短竖线纹、曲折线纹和之字纹。另外还有少量的钵, 口微敞, 腹壁弧直, 小平底, 与查海遗址晚期同类器特征一致。

第二期中的西寨一期和上宅中期早段与查海——兴隆洼文化四期有诸多相似。西寨一期陶器群中存在的圆唇直口、口沿下有一周附加堆纹的直腹之字纹筒形罐和圆唇腹壁弧收的钵、敞口斜弧收器壁的陶杯以及敛口圈足碗等, 包括横压竖行之字纹装饰, 均与查海——兴隆洼文化四期陶器群同类遗存类似, 应当是同时代文化间相互影响的结果, 表现出二者在相对年代上的一致性。

从第三期开始至第四期结束, 遗址点中的陶器从材质到器型均有很大的变化。材质上, 泥质陶明显曾多, 器型上有盂、钵的出现, 均可能与北辛文化和磁山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

西寨二期陶器以大量的泥质陶红顶钵和小口壶等为代表, 与冀南地区下潘汪遗址二类陶器比较, 我们认为西寨二期陶器主要是受冀南地区后岗一期文化的影响, 同类陶器的对比也证明了这一点。对于盂这种器型, 磁山文化中数量颇多, 在此亦不排除文化交流传播的可能。

在整理的资料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泥质陶的迹象, 而且在第三期和第四期明显增多。在查海—兴隆洼文化遗存中是不见泥质陶的。由此表明, 泥质陶应该为外来因素, 非东北地区传承而来。在北辛文化中, 虽有泥质陶的出现, 但是数量极少。在磁山文化二期中, 我们可以发现泥质陶数量的增加。因而, 河北地区西寨二期、上宅中晚期和北埝头地区出现的泥质陶有可能是受到磁山文化因素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河北省文研所:《迁西西寨遗址1988年发掘报告》, 《文物春秋》, 1992年增刊。

[2]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 《文物》1989年第8期。

篇7：科学发展、保护传承--北京市燕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年度发展报告

讨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分析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和学术前沿问题；提出正确处理好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专业性研究与综合性研究、重要基础研究与重大专项研究、科学技术创新与成果推广转化等方面的关系，是当前文化遗产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由此探讨了相关的各项强化措施和进一步发展方向。

文化遗产保护是指针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调查、认定、研究、展示、利用和传承，对文化遗产本体的保存、保全和修复，以及对相关环境的控制与整治等。文化遗产保护科学技术是指综合和专门地将一切有利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现代科学技术，以及已认知的传统技艺，施用于从调查到传承全过程的一切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由于时序的单一方向性，见证某一阶段人类文明历程的文化遗产，其本身都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而城市化、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又加剧了它们损毁的速度和程度，因此决定了文化遗产保护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支撑。

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

进入21世纪，新技术革命发展势头迅猛，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以及生命科学、能源科学，特别是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为人类认知客观规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展现出新的前景。所有这些发展与进步，都将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和方法带来深刻影响，一切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都会被考虑应用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回顾文化遗产保护的历程，现代科学技术的介入往往对文化遗产保护水平的提高起到决定性作用。

近年来，世界各国对本民族的文化遗产保护给予高度重视，无论是在人力和物力投入方面，还是在资金的注入方面都较过去有了显著提高，文化遗产保护已经上升到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例如意大利启动了“文化遗产保护特别项目”；法国实施了“文化遗产国家级研究计划”；美国制定了“拯救美国财富计划”；印度也于2003年提出，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全部潜力来保护、保全、评价、尊重和利用印度的悠久文明。这些计划的实施，充分采取科学技术手段，有效地推动各国文化遗产保护的进程。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科学技术发展是文化遗产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文化遗产保护的科学技术含量不断提高，而现代科学技术和传统工艺的有机结合，则是文化遗产保护科学技术发展的核心内容。无论在广度和深度，在针对性和普适性，在安全性和可靠性等方面均提供了新的思路、方法和手段，甚至彻底改变了原有的模式。在文化遗产保护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呈现出活跃与多样性的态势。

当前，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科学技术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 科学技术保护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科学化、制度化、标准化的氛围得到提升；发挥政府主导、协调作用，打破部门、条块界限，组合多学科联合力量，聚焦攻克保护技术难题已成共识；以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大需求为牵引，“基础—应用—推广”融为一体相互促进的科学研究体制不断强化；科学技术保护人才队伍建设得到进一步重视，协同世界优秀科学技术资源参与地区保护工作的国际合作机制正在形成。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科学技术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时期，从宏观到微观，从广度到深度，都有较快的发展。同时，现代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管理学科功能的日益强大，引发人们对传统保护技术进行理性思考，重新审视，重新定位，在继承与创新的基础上，以新的理念推动保护科学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尽管中国文化遗产事业不断进步，但是与国外同行和国内其他行业发展水平相比，保护科学技术的总体发展仍然落后，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繁重任务相比，科学技术的有效支撑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预防性保护”观念相对薄弱。一方面，在频发的自然灾害和病害面前文化遗产往往十分脆弱。雨水入侵、风沙危害、生物虫害等自然破坏使不可移动文物面临诸多挑战；霉变、酥碱、起甲、变色、脱落等病害，使可移动文物难以长久保存。另一方面，普遍存在“重被动性抢修、轻预防性保护”的观念。对于文物建筑来说，注重安排重点修缮项目，缺少日常维护制度；对于博物馆来说，注重安排馆舍建设经费，缺少藏品修复预算。

“综合性研究”投入相对不足。一方面，在文化遗产调查、发掘、保护、研究、展示和传播中，存在忽视合理运用科学技术的倾向，甚至认为文化遗产保护不是一门科学，而仅是一项纯技术性工作，导致科学研究基础设施不完善、管理体制不适应、地域发展不均衡等多种功能性障碍。另一方面，科学研究成果较为零散，战略性综合研究明显不足，尚未形成针对各类文化遗产的集成性科学研究成果，在文化遗产保护的诸多技术难题面前，今天科学技术的贡献率尚不高。

“重大专项研究”成果相对缺乏。一方面，基础理论研究发展缓慢，应用技术科研成果匮乏，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造成对文化遗产价值的系统研究滞后，对传统技术的发掘整理薄弱，对科学技术前沿的发展动态缺乏了解。另一方面，缺少针对各类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大专项研究，尚未形成带动保护水平整体提高的支撑力量，科学技术基础条件共享平台建设亟需开展，多学科互动的科学技术保护体系亟需确立，技术标准和规范的建设亟需推动。

“成果推广转化”机制相对滞后。一方面，对科学技术保护的创新理论和技术研发支持不足，有效借鉴和利用科学技术和方法不够，致使困扰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应用的许多关键问题，未能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另一方面，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得不到有效推广利用，相当部分科学技术成果在鉴定、评奖之后束之高阁，尘封在档案柜中，没有主动积极推广转化，或仅仅局限在本地区、本单位应用，这种供需信息的断裂，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科学技术成果的推广转化。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科学技术的辩证思考

今天，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在结构布局、战略重点和政策举措等方面，存在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和学术前沿问题，既要顺应科学技术发展潮流，遵循文化遗产保护规律，又要紧密结合国情和文化遗产发展需求，选择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而正确处理好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专业性研究与综合性研究、重要基础研究与重大专项研究、科学技术创新与成果推广转化等方面的关系，是当前文化遗产保护科学技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

科学技术保护的目的是延缓文化遗产的衰老过程。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和人类不断地开发建设，破坏与保护的矛盾必然长期存在，人们面对不断变化的形势往往缺乏经验，矛盾经常变得异常尖锐。文化遗产保护科学技术属于文化与科技的结合，文化遗产资源是有限的，科学技术保护的手段则是无限多样的，保护工作者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全社会也都负有保护文化遗产的责任，这些构成了文化遗产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基础。

实践证明，真正要扭转文化遗产保护的被动局面，就必须在大量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向全面、规范的预防性保护转化。例如“阿嘎”土是藏式文物建筑屋顶和地面普遍采用的传统材料，但其抗水性能差，过去“年年打阿嘎，年年漏雨”。针对既要保持原材料的传统特色不变，又要提高“阿嘎”土的各项性能这一难题，科研人员研制出“阿嘎土改性外加剂”配方，大大提高了“阿嘎”土抗压强度、抗冻融性能及防水性能，并在西藏重点文物维修工程中正式启用。这一经验表明，在文物建筑维修工程中，可以通过提高保护工程的科学技术含量，实现“预防性保护”的目标。

坚持“预防性保护”，必须将具体实际与宏观战略相结合，近期任务与中长期规划相结合。例如晋东南地区是中国早期木结构古建筑的宝库，但是目前大多数文物建筑由于年久失修，保护状况令人堪忧。为此启动了系统保护专项工程，该地区木结构古建筑将在五年内得到有效保护，一些先进科学技术手段和保护材料将得到应用，木结构古建筑保护法规规章、工作程序、资质管理等将得以完善，建立科学保护的长效机制，实现“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的有机结合。

当前，要全力推进“预防性保护”重点科学技术攻关，在石质文物防风化、铁质文物保护、土遗址保护、壁画岩画保护、文物保存环境控制、生物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等方面，形成一批具有广泛推广价值的共性技术。例如加强科学技术保护修复应用基础研究，进行各类材质文化遗产在不同环境中的防治对策研究；开展保存环境和保护修复材料工艺评价标准的研究，实施保存环境控制关键技术攻关；提高保护修复工程的科学技术含量，特别是保护修复重度腐蚀以上珍贵文物。

“专业性研究”与“综合性研究”

文化遗产的多样性以及毁损原因的复杂性，决定了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必然涉及众多学科。同时，繁杂的文化遗产类别具有的复杂性状，又对科学技术提出了更高和更大规模的需求。“宏观的事物是相互联系的，因而反映这些事物规划的各门学科也是相互联系的，而非彼此孤立。”1今天，许多前沿学科领域必须以文化遗产样本作为研究对象，主要体现在时间尺度大、与人类关联因素密切的领域。李政道教授曾经指出：“20世纪的文明是微观的，我们认为21世纪微观与宏观应结合成一体。” 2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吴良镛教授就针对加强城市研究中所涉及的社会结构的变革，以至由此推及城市物质空间的结构与形态的重构与发展的过程，倡导建立在“融贯的综合研究”(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上进行研究。3这种理论框架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跨学科”，而是以某一学科为中心，有目的地向外围展开，在有关科学中寻找结合点，以解决有关具体问题。这样，既可以扩大人们的知识领域，又比在目的不明确的情况下，一般地从多学科间的交叉来探索更为集中，因而有可能将学科的发展推向更高的层次。

今天，文化遗产保护科学技术的应用研究范围极其广阔，既包括各类文化遗产的调查评估技术，也包括各类文化遗产的保存修复技术等。在众多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将环境、气象、地质、物理、生物、化学、旅游等多种科学技术综合运用，进行广泛探索。同时，在文化遗产科学研究领域聚集了众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参与人员不但包括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建筑学等领域的学者，也包括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植物学，以及其他领域的学者，由此可见，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复杂的巨系统工程，需要众多学科的通力合作。

当前，文化遗产保护科学技术已经逐步呈现基础研究与应用技术并重、高新技术与传统工艺结合、学科交叉和技术集成相辅的发展趋势。例如“中国古代发明与创造的价值挖掘与展示”研究，以实证中国古代重大发明创造的文化遗产为工作对象，开展农业、水利、交通、制造、纺织等领域的系列专项调查；采用文献学方法、考古学方法、实验室方法、工程模拟方法、国际对比方法，多学科交叉渗透、多重证据相互印证的方法，从宏观上把握中华民族数千年间发明创造的概况和特点，重点解决目前尚不能科学和有效的诠释、展示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突出问题。

“重要基础研究”与“重大专项研究”

当前，面对不断变化的形势，应特别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基础研究，包括对文化遗产的属性与价值研究、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研究、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与代表性研究、文化遗产的材料与工艺研究等。例如敦煌研究院通过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结合，一方面，开展对莫高窟的调查、监测、分析、加固、修复、研究等工作，在壁画保护、土遗址加固、修复材料研制等方面成果丰硕。另一方面，开展石窟和文献的综合研究，对其所承载的信息和价值进行调查、整理、考证、解读，经过不懈努力，“敦煌学”研究取得重要成就。

文化遗产保护只有依靠科学技术才能取得突破性成就，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例如自然科学引入考古学领域之后，引发考古学研究范围、技术方法各个环节的进步，航空考古、水下考古、农业考古、环境考古、DNA考古等新技术的综合运用，多学科的交叉配合，扩展了以往考古学研究的领域，提高了考古学研究的效率及精确度。“在这一过程中，新问题的提出和对新的研究方法的获取，较之田野中的考古新发现，更加重要。考古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关键取决于我们学会如何提出恰当的问题，并寻求切实有效的方法对这些问题加以解答。” 4

要以当前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大需求为导向，以重点解决科学技术保护的热点、难点和瓶颈问题为核心，凝练重大科学技术专项，解决重点科学研究课题。例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以距今五千年前后的历史遗存为重点，开展中国这一重要历史时段文化遗产的综合研究。以田野考古调查为基础，在已有考古学成果特别是区系类型学说的指导下，进一步扩大和加深各部门、各学科、各地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分析各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发展脉络及相互关系，应用高新技术手段，强化和整合遗存信息的提取、分析与解读。

当前，要紧密围绕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管理与利用等主要环节，将技术研发、人才培养、基地建设、装备升级、体制机制创新等五个方面进行统筹考虑，以重大文化遗产保护科学技术计划为载体，积极推动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例如大型古代遗址综合保护研究，是以大规模区域和线型遗产地为保护研究对象，从解决建设性破坏、盗掘等突出问题出发，研究综合性、预防性保护的科学理念，积极开展以考古学及有关人文科学为代表的基础研究，有效支撑文化遗产的调查与评估，推动大型古代遗址的综合性保护。

“科学技术创新”与“成果推广转化”

加强和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学科的发展，必须建立起科学技术创新体系，并成为国家创新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建立科学技术创新体系，对于形成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之间的创新合作关系，形成保护部门、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创新合作联系，形成政府在科学技术创新中的政策引导作用，形成各部门、各地区在工作职能上的协调一致和集成作用，形成科学技术不断促进文化遗产保护，社会不断增加科学技术投入的良好机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当前，要紧密结合国家科学技术创新体制改革，以全面推进文化遗产保护科学技术整体创新能力为目标, 进一步优化科学技术结构布局，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加快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同时，要整合国家级科研机构、地方科研单位和有关高等院校的科研基础资源；建设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在内的一批行业重点科研基地及流动实验室；形成集国家级文化遗产保护科研机构、行业重点科研基地以及文物博物馆等相关科研部门构成的三个层次的科学技术创新及成果推广体系。

科学技术人员是科学技术成果的创造者，又是科学技术成果的推广者，因此，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是科学技术成果转化的关键所在。应加强科学技术信息服务能力，建立试验基地与大型科学仪器设备、标本资源、科学数据、科学技术文献、成果转化公共服务以及科学技术网络环境等六大共享平台，为广大文化遗产保护科学技术人员提供更加开放、高度共享的信息资源，进一步提升科学技术投入与产出效益，促进先进、适用科学技术成果的及时推广和转化。

应重视中国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以科学技术创新带动事业的新发展。“数字时代”的来临，为科学技术人员科学保护好文化遗产、深入挖掘其人文价值，带来了新的契机。以电子信息技术为载体，可以使有关文化遗产的数据实现永久保存、升级扩容，通过将网络技术与文化遗产资源嫁接，可以更加广泛地揭示其潜在的综合价值。今天，作为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战略，“把数字技术文化遗产化”和“把文化遗产资源数字化”，是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紧迫任务。

结 语

科学技术工作在国家文化遗产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是长期发展的原动力和基础。今天，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提高文化遗产保护整体水平，是极其艰巨而紧迫的任务。必须不断推进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经过不懈努力，使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更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不断做到理论有创新、政策有突破、实践有建树、学科有发展，全面支撑和引领文化遗产事业的进步。

“预防性保护”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方向，是延长文化遗产寿命的核心内容，也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更高目标，是更主动、更积极的保护。为此，首先应对保存环境实施严格控制和日常养护，注重改善文化遗产生存环境质量，着力解决环境控制水平低下、环境净化能力不足、环境监测技术欠缺等问题，优化保护环境指标，提高保护设施性能，为文化遗产提供稳定、安全、洁净的生存空间。

随着文化遗产保护新的概念兴起和扩展，需要传统保护方法的改进和更多学科的参与，提出“综合性研究”方案，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和条块分割局面，建立和完善开放、流动、竞争、协调的科学技术发展运行机制，集中国内外优势资源、实现国家与地方科学技术力量有机整合，发挥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重要作用，组合强势科学技术团体联合攻关，协同解决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问题。

要根据文化遗产保护的紧迫需求，对中国科学技术保护发展做出总体部署，统筹当前和长远，建设起一批科学研究基地，在统筹安排、整体推进的基础上，把在文化遗产保护中亟待科学技术提供支撑的方面作为重点领域，把在重点领域中急需发展、任务明确、技术基础较好、近期能够突破的技术群作为优先主题，开展“重大专项研究”，加快突破瓶颈制约，掌握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

科学技术成果推广转化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方面的问题及因素，各种问题相互交错，各种因素相互影响，因此，必须积极构建文化遗产保护科学技术基础条件平台，建成适应科学技术创新和事业发展的基础支撑环境，努力将科学技术成果推广转化水平整体提升到新的高度，形成一批具有引领、示范、应用作用的，真正能促进文化遗产保护科学技术进步的科学研究成果。

注释

1 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导论》，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pp.101—102。

2 李政道：《展望21世纪的科学发展前景》，转引自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导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p.102。

3 吴良镛：《北京旧城与菊儿胡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年版，p.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