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之坠观后感（精选5篇）
篇1：信仰之坠观后感
《信仰之坠》观后感
根据纪律教育学习月的要求，和区纪委《关于开展典型案例警示教育活动的通知》要求，我局于9月12日上午，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观看了《信仰之坠》警示教育片。
教育片通过对我区原区长梁靖的违纪违法案件的深入剖析，反映了在利益和诱惑面前逐步丧失信仰、迷失方向、产生病变的党员领导干部最终走向违法犯罪道路的全过程，十分令人警醒和深思。
通过这次学习，我们在心灵上受到了强烈的震撼。片中罪犯原先作为党的领导干部，无视党纪国法，一步步走向堕落腐败，以至违法犯罪，其教训值得每一位同志，特别是党员干部认真反思。大家纷纷表示，认识到加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教育和锻炼，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一定要以警示片的内容为镜、为戒、为训，坚定自己的信仰，从自身做起，从细节处着力，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法纪法规和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将切实转变作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篇2：信仰之坠观后感
全书共分十个部分, 收录了虞永平教授近十年来发表的六十余篇论文, 涉及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学前教育基本理论、幼儿园课程基本问题、教师专业化发展等诸多方面。作者想要通过这几十篇文章, 向读者说明其对“幼儿生活、幼儿生命、童年幸福及其与幼儿园课程的关系的基本立场”。
在学前教育事业发展问题上, 作者强调“没有质量的受教育机会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也不能真正促进学前儿童的发展”。“普及学前教育, 实际上蕴含着不断改善学前教育的条件, 不断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 不断提高保教质量, 不断促进学前儿童有效发展的意义”。
作者把“教育应该促进儿童生命的成长”视作幼儿教育的基本立场。作者把幼儿的生命、生活和教育紧密相连, 认为“关注了幼儿的生活, 才能真正关注幼儿的生命, 让幼儿幸福生活就是让幼儿的生命得到成长。”
关于幼儿园课程, 作者的基本立场是“幼儿园课程就是幼儿园能让幼儿获得有益经验的一切活动。”“幼儿园课程的设计就是创造条件, 让幼儿做适宜的事;或者说, 让适宜的事在幼儿身上发生。”
对于幼儿教师, 作者的基本立场是:“教师队伍的状况决定了课程改革的内容, 也决定了最终成效, ……忽视广大教师的感受和发展的课程改革是无法真正实现课程发展的。”
这些基本立场为全书奠定了“真诚、务实”的基调。所谓“真诚”, 作者不去炫耀辞藻的光鲜和理论的深奥, 而是用最诚恳的态度和读者讨论真实的问题。在针对“特长班”“兴趣班”等一些乱象时, 作者指出, “学前教育首先应该关注幼儿的需要还是成人的需要, 这是学前教育的一个价值立场问题。”“当一个领域里外行在其中呼风唤雨的时候, 说明这个领域的科学准则有待提高, 这个领域的质量有待提高”。在讨论教师专业化发展问题上, 作者解读了幼儿园教师“童心永在”的双重含义, 指出“要让早就在职业生涯中习惯了明了、具体、感性与直观的幼儿教师从生活的宏大背景出发思考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引导我们去思考对幼儿教师提出怎样的要求是合理的, 是否关心了幼儿教师的思维方式, 采取真正适宜的措施去帮助幼儿教师, 而不是不切实际地要求教师成为研究者、管理者, 而背弃了其应该首先成为一名好教师的基本要求。
“务实”体现在作者对于幼儿园课程深入而持续的研究中。在关于幼儿园课程的一系列论述中, 作者不仅论述了课程的目标是促进幼儿的生命成长;课程的内涵是为幼儿提供有益的经验, 提供做事的机会;课程成效的最终检验标准是幼儿是否具有幸福感;更在实践层面通过对幼儿园课程资源开发和利用的研究成果, 帮助教师理解“学前课程的编制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个广泛的游戏结构的展开”。文集还就幼儿园课程中普遍被关注的主题、网络核心、课程审议、托幼一体化、园本课程、课程文化建设等问题展开了论述。这些论述无不与幼儿园课程实践紧密相连, 引发学前教育工作者对自身工作的直接反思。
篇3：四种不是信仰的“信仰”
一、是神话的信仰, 还是理性的信仰?
信仰有神话的信仰和理性的信仰之分。初民时期, 人对神话的信仰是世界各个民族的必经阶段。如在古希腊, 神话“构成了信仰的‘日课经’”, 也是“这一群人集体知识的百科全书”。 随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全面和深化, 对神话的信仰逐渐被理性的信仰所替代。今天, 哪怕是从未进过学堂的农妇, 也不会相信水旱涝灾抑或风调雨顺是老天爷喜怒哀乐的结果。有人可能要问, 在科学发达的西方,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笃信宗教呢?其实, 这种宗教意义上的信仰, 与其说是是信神或信上帝, 不如说是信神或上帝的教诲。这种教诲往往体现了与某种超越的终极关怀联系在一起的普遍价值, 与自然科学无关。
几百年来, 与自然有关的神话一一破灭, 然而, 由于人们对美好社会的向往, 各种与社会有关的神话却你唱罢后我登场。这类神话一旦被哪个国家的政治野心家所利用, 不仅该国的国民被拖入深渊, 还可能祸害世界, 如希特勒德国。他们煽动仇恨、鼓吹暴力、杀戮同类、剥夺自由, 强迫全体国民无条件信仰他们虚构的神话, 而这一切都是在“建设美好社会”的名义下进行的。 这种信仰显然与以“爱人”为教旨的宗教意义上的信仰南辕北辙。作者说:“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已经有了太多的经验教训, 这样的信仰不仅是赝品, 而且更是危险品。它会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带到自我毁灭的边缘。我们不能饥不择食, 而把这样的赝品和危险品当成了信仰。”赝品终究会被识破, 神话也终究会破灭。如重建这样的信仰, 无非是把神话延续下去, 无非是把流感病毒从H1N1变异到HXNY, 真不知还有多少人将要被戕害。
二、是神道设教的信仰, 还是宗教自由的信仰?
为了进一步说明那个时代的信仰是个什么玩意儿, 作者引用了邓晓芒教授《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这篇文章的部分论述。 邓先生发现自古以来就有一种所谓“神道设教”的伪信仰, 起初的“神道”是代表自然法则的运行, 要求在位君主要顺应天命治理国家, 发展到后来, 却成为以特定的鬼神信仰, 强迫子民盲从迷信。在此传统的统治术基础上, 现代统治者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化的“神道设教”, 所谓“道” 就是统治意识形态, 而“教”则是党政国家机器。“它会具有某种能让老百姓爱听的自然之理和顺应民意的内容;它同时会用某种系统的说辞, 通过一整套的组织方式来统治并教育民众。因此, 顺应民意与教育群众是它的两个组成因素”。如希特勒德国, 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向德国人民作出美好许诺:消灭贫困、保障就业、民族复兴、国家富强, 而且它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履行了承诺, 但是它留给人们的记忆是什么呢?是世界大战和奥斯威辛集中营。今天的德国人民肯定不会希望希特勒的国社党再来统治一遭, 那么是他们的信仰缺失了吗?当然不是, 而是神道设教这种骗术在德国已经破产。
三、是“诚于恶”的信仰, 还是“诚于善”的信仰?
显然, 对神道设教的信仰决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信仰, 但是, 单从“信仰”的词义本身来说, 这种信仰似乎也符合。那么, 怎样才能划分这两种不同的信仰呢?作者根据信仰的价值, 借用梁启超在《论宗教家和哲学家之长短得失》一文中的区分, 把信仰分为诚于善的信仰和诚于恶的信仰。宗教意义上的信仰即是诚于善的信仰, 因为它提倡用此岸世界的人类之爱去达到彼岸世界的美好社会。诚于善的也可以是世俗的信仰, 如对民主等一些普世价值的信仰。
诚于恶的信仰虽也有建设美好社会的口号, 但这只是作为幌子以售其奸, 它用的手段是把人划分成等级, 鼓吹某种族的优秀或某阶级的先进, 唆使一部分人去消灭另一部分人, 反对人类之间的博爱。为了使前一部分人甘愿受其调遣和后一部分人“死得瞑目”, 设教者必然要从精神上控制人, 剥夺人的信仰自由, 而且要“从娃娃抓起”, 使人从小就认识到“宇宙真理”只有它一家, 其他的都是“腐朽的”、“没落的”思想, 要“拒腐蚀、永不沾”。这样, 众人都成了他们的驯服工具, 前一部分人认为自己成为后一部分人的掘墓人是历史的使命, 后一部分人则认为自己确实有一种“原罪”, 就应该接受改造, 就应该“灭亡”。
所以, 诚于善的信仰把人放在第一位, 尊重人的自由, 包括信仰自由;而诚于恶的信仰则把人当作工具, 试图统一人的思想, 只许人接受钦定意识形态的教育, 实际上就是不允许人有信仰自由。
四、是“照着做”的信仰, 还是“想着做”的信仰?
正如作者所说, “一个民族或社会如果没有以自由为灵魂的信仰, 那么敌视自由的神道设教便有机会成为方便的信仰代用品, 不仅控制个人的精神和思维方式, 而且也渗透到整个群体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中去”。所以, 信仰的灵魂应该是自由, 即使是宗教的信仰, 一旦抽去了它的自由灵魂, 也会成为神道设教的工具, 如中世纪的基督教。神道设教的信仰不允许人们有自己的思想, 不允许人们怀疑, 只许“照着做”, 甚至乐意看到群众的狂热与狂信。真正的信仰应该是个人通过自由、理性思考获得的信仰, 结果可以是某种宗教或政治的信仰, 也可以是自由而理性地不相信某种宗教或某种政治意识形态, 不管哪种结果, 都应该表现为一些具有普世和恒久意义的价值, 如自由、平等、尊严、人权原则等, 最重要的, 这些都应该是自己独立思考得出的结果, 而不是“宣传、蛊惑、洗脑”的结果。
篇4：信仰之坠观后感
信仰是人们对某种事物或思想、主义极度尊崇和信服,并把它奉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和行为规则。中国社会的主导信仰是马克思主义信仰,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引导下,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才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式下,马克思主义信仰却遇到严峻挑战。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产生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 信仰状态自身潜藏的危机会导致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
当处在信仰状态时,人们会把其整体人格和自身的全部价值完全地、无限制地赋予信仰对象,然后期待信仰对象对其价值的实现。但是,这种期待所带来的结果必然也只有两种:或者是信仰效应没有辜负信仰主体的期望,即信仰主体与客体获得了肯定性的统一;或者是信仰效应辜负了甚至违背了信仰主体的期望,即信仰主体与客体发生分裂,甚至是对立。信仰主体和信仰客体发生的否定性分裂必然会导致不同程度的信仰问题,可见信仰状态本身就潜藏着危机。
信仰危机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这是因为信仰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实践关系,也不是认识关系,而是一种价值关系。这种价值关系是不同于人类其它的价值关系的,其特殊之处就在于主体和客体之间“无中介”,即信仰直接指向了终极价值。正是因为信仰这种追求终极价值的本性,使其一开始就想要走出感性与理性的魔圈,想要超越现实社会的约束,力求直接面向诸如人的生命的价值、人的存在的意义等等具有终极价值的问题。同时,虽然信仰具有追求终极价值的本性,但是信仰主体却是在一个经验的、现实的世界中去追求这种终极价值的,两者之间的内在矛盾必然会导致人们的信仰危机。
1.2 片面崇尚理性主义导致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
长期以来,我们在践行马克思主义时却片面地崇尚“理性精神”至上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简单的科学化、教条化,使得我们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观的一般特点——对未来世界的掌握。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同于宗教信仰之处并不在于宗教只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的信仰,而是在于马克思主义信仰观能够把信仰与理智完美的统一起来,从而使信仰不断地转成理智。仅仅把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观归结为有关科学知识的信仰,必然会导致两种后果:其一是否认了真理的相对性,从而导致窒息的发展产生了僵死的信仰;其二是没有信仰,真理的发展导致原有信仰的必然崩溃,这两种结果都必然造成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
1.3 我国转型期的社会变化导致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
社会是形成信仰的现实基础。而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市场经济对利益的倡导,多元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等,都在客观上加剧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无须讳言,改革开放在我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弱化。社会的发展给我们社会体系内部带来了很多新问题,如西方价值观念大量涌入导致人们产生了价值困惑,阶层之间分配不公导致社会矛盾加剧等等,种种问题和矛盾都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西方国家在输出资本的同时,也在加紧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念、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从而通过各种途径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和文化渗透,这也造成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抵触。
2 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应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
2.1 信仰教育要加强理论基础教育
科学信仰的形成与发展也不例外,它要建立在人们“知”的基础之上。只有人们的理论知识越全面、越肯定、越深刻,其理想、信仰的确立才能越真实、越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必然要有一个发展过程,从感性到理性,只有(下转第235页)(上接第233页)到了理性阶段,人们才会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绝不仅仅是人们信奉的“主义”,而是“科学”。从社会主义诞生至今,遭受的怀疑、否定不断,只有通过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正确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质,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由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认识,才能够经受各种风浪的考验。
2.2 信仰教育的内容应体现出层次性
针对当前的信仰教育的缺失,应在两个方面做出努力:其一,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要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主动性。在信仰教育中确立个体的主体地位,促进个体的自我完善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其二,在处理现实与理想的关系时,要确立信仰和理想的层次。对未来的追求是理想,对现有理论的坚信不疑是信仰,信仰是对理想的认同和把握,它会在终极价值目标的实现上给人以精神动力和支持。而理想可以分为社会理想、道德理想、职业理想和生活理想四个层面,理想与信仰在一定意义上有着相对应的层面,因此,信仰教育应突出层次性要求,在对普通群众加强社会主义信念教育的同时,还应侧重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无神论的教育;而对党员干部则要经常进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侧重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教育。
2.3 信仰教育应重视实践环节
不可否认,信仰是一种精神活动,但同时信仰也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绝不应仅仅局限于单纯的精神活动,归根结底,信仰总是要通过主体的实践行为去实现其所信仰的“真理”。信仰在主体的精神世界中存在,在主体的行为中体现,并且在主体的社会活动中产生作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的信仰教育也应该坚持引导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体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以增强人们实践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信心。
总之,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产生有其不可避免性,但同时危机中也孕育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反思。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加深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增强人们对实践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信心,必然会迎来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实现马克思主义信仰在更高层次上的复苏。
摘要：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中国社会的主导信仰,但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当前所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从多个方面分析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产生的原因,并探讨如何通过加强和改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以应对信仰危机,实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复苏。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信仰,信仰危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
参考文献
[1]李晓林.对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探析[J].科技信息,2007(32):21-23.
[2]荆学民.论信仰与怀疑间张力的动势结构[J].人文杂志,1990(2):29-31.
[3]荆学民.论信仰的社会文化内蕴——“马克思主义信仰学”论[J].山西师大学报,2006(3):26-30.
[4]李明.对当前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哲学思考[J].山东社会科学,2006(1):61-63.
篇5：信仰之坠观后感
曾经兴盛于北方地区的狐仙信仰是中国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 其本身承载巨大的民俗和文化意义。而在狐仙信仰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对狐的情感态度经历了由喜至厌的重大转变, 形成了信仰与情感的“错位”, 这种“错位”为狐仙信仰增添了一层复杂而奇异的色彩。探析狐仙信仰与人们情感态度的错位关系, 理清狐仙信仰的兴起发展过程, 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理解狐仙信仰, 解析其所蕴含的民俗文化意义。
一、狐的妖化
(一) “祥瑞”之狐
在我国的先秦时代, 狐更多地以灵兽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人们对狐充满了崇敬和喜爱。先秦时期敬狐、爱狐情感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一方面可归结于狐本身习性中所显现出的“灵性”, 正如《现代汉语词典》对“狐”的解释:“性狡猾多疑, 昼伏夜出”[1], 狐狸生性多疑、狡猾谨慎, 因此才有了“狐疑”、“狐听”、“狐埋狐搰”等词语的产生。此外狐昼伏夜出的生活习性也为其增添了一份神秘之感, 再加之狐长尾、长脸、三角耳的形体特征和灵敏矫捷的行动特点, 使之在先秦时期的人们心中形成了灵异而不可捉摸的形象。另一方面原始图腾崇拜的影响不可忽视, 狐作为承载了诸多文化含义的灵兽, 其地位在原始社会就已确立, 狐在我国历史发展的早期即作为部落图腾而被先民所崇拜。对此, 先秦重要历史地理学文献《山海经》有载:“青丘国在其北, 有狐四足九尾, 一曰在朝阳北。”[2]对于文献中的九尾之狐的真实含义, 学术界早已形成了一致的解释, 即其为九个狐图腾氏族所组成的部落联盟。另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皇帝教熊、罴、貔、貅、貙、虎, 以与皇帝战于阪泉之野。”[3]文中所指的六种动物也同样为六个以该动物为图腾的部落, 而又根据《尔雅》的记载:“貔, 白狐”[4], 狐在此也同样作为部落图腾崇拜对象而存在。由上可见, 在原始社会狐曾作为重要的部落图腾而被广泛信仰, 是备受我国先民崇拜何信仰的灵瑞之物。
正由于狐本身的特殊习性及其部落图腾的崇高身份, 使得其在我国先民的心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牢牢树立起一个神圣灵异的形象, 以至于狐还一度在人们心中成为一种“祥瑞”的象征。对此《周易》“九二田”条中有:“三狐得黄矢, 贞吉。”[5]《穆天子传》中有:“甲辰, 天子猎于渗泽, 于是得白狐, 狢焉, 以祭于河宗。”[6]《尔雅翼》也有:“六月而壹, 见九尾狐。文王得之, 东夷归焉。”[7]出现时代较晚的《白虎通》中亦记有:“德至鸟兽, 则凤凰翔……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鸟下。”[8]在上述文献记载中, 狐无一例外地都作为一种“吉兆”而现身, “九尾之狐”、“白狐”的出现成为天降祥瑞的象征, 祥瑞之狐形象深入人心, 狐的灵性被无限放大。因此, 秦汉之前狐在人们的情感认知中是以积极正面为主的, 人们对狐的情感满怀崇敬与喜爱, 这样的感情态度也构成了我国古人对狐最初的情感基调。
(二) “妖化”之狐
在秦汉之后, 人们对狐的情感态度发生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狐开始被逐步的妖化, 变为妖魅之物。对狐妖化得最早记载见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 在《说文解字》的犬部中有“狐, 妖兽也, 鬼所乘之”[9]。与其时代相当的《易林》中亦有记载:“老狐屈尾, 东西为鬼, 病我长女, 坐涕诎指, 或东或西, 大华易诱。”[10]上述记载中的狐已不再是传统的祥瑞形象, 而是为妖为鬼, 兴妖作祟, 妖化之趋势已显。
至魏晋时期狐的妖化进程急剧加快, 在魏晋的志怪小说及其他文学作品中, 狐魅形象大量出现, 妖狐魅人作祟的故事比比皆是。现举几例, 其中《西京杂记》记有“栾书冡棺柩明器朽烂无余, 有一白狐见人惊走, 左右逐击之不能得, 伤其左脚。其夕, 王梦一丈夫须眉尽白, 来谓王曰:何故伤吾左脚, 乃以杖叩王左脚。王觉脚肿痛生疮, 至死不差。”[11]陶潜的《搜神后记》记载:“吴郡顾旃猎至一岗, 忽闻人语声云:咄咄今年衰。乃与众寻觅岗顶, 有一穽是古时冢, 见一老狐蹲冢中, 前有一卷簿书, 老狐对书屈指有所计校。乃放犬咋杀之, 取视簿书, 悉是奸人女名, 已经奸者乃以朱钩头, 所疏名有百数, 旃女正在簿次。”[12]北魏人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记载:“市北有慈孝奉, 终二里, 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 赁輀车为事。有挽歌孙岩娶妻三年不脱衣而卧, 岩因怪之。伺其睡, 阴解其衣, 有毛长三尺似野狐尾。岩惧而出之, 妻临去将刀截岩发而走, 邻人逐之变成一狐, 追之不得。其后, 京邑被截发者一百三十余人。初变妇人衣服靓妆, 行路之人见而悦近之皆被截发, 当时有妇人着彩衣者, 人皆指为狐魅。”[13]
在上述的记载中狐的形象变为“奸人子女”、“截发作祟”的妖魅之物, 人们对其的态度由喜而厌, 狐再也不是“祥瑞”的象征, 相反它的出现开始被人们视为“凶兆”。《归潜志》载:“又吏部中有狐跃出宫中, 亦有狐及狼又夜闻哭辇路。每日暮, 乌鹊蔽天, 皆亡国之兆也。”[14]《宣室志》记载:“唐李林甫方居相位, 尝退朝至于堂之前轩, 见一狐其质甚大, 牛马而毛色黯黑有光。自堂中出驰至庭, 顾望左右, 林甫命弧矢将射之, 未及已亡见矣。自是凡数日, 每昼坐辄有一狐出焉。其嵗, 林甫籍没被诛。”[15]《太平广记》记载“天宝末, 有骑将李钦瑶者, 弓矢绝伦以劳累官至郡守兼御史大夫。至德中, 临淮与史思明相持于陕西。晨朝合战, 临淮布阵徐进, 去敌尚十许里。忽有一狐起于军前, 踉跄而趋若导引者。临淮不怿, 曰:‘越王轼怒蛙葢激励官军士耳, 狐乃持疑妖邪之物, 岂有前阵哉!’”[16]在上述文献记载和文学描述中, 人们对狐的态度已是厌恶至极, 躲之而不及, 在文学作品的推波助澜下狐的妖化已深入人心。至唐宋时期, 狐的妖魅形象基本确立, 狐在人们心中已被定位为妖魅惑人之物, 人们对狐的这一情感认同在后世基本保持稳定。
二、狐神信仰的蓬勃发展
与人们对狐情感态度的转变恰恰相反, 在人们对狐的态度由美化向妖化转变的过程中, 其对狐的崇拜愈演愈烈, 民间乃至官方的狐信仰悄然兴起, 至唐宋时期已成兴盛之势, 作祟人间的狐神开始堂而皇之地坐享祭奉。如《太平广记》记载:“唐初以来, 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 食饮与人同之。事着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 不成村。’”[17]从“无狐魅, 不成村”一句可见唐代狐的信仰已遍及各地, 足见当时民间狐神信仰之兴盛。至宋代狐神崇拜继续发展, 势力日盛。如《吕氏杂记》记载:“王嗣宗真宗朝守邠土。旧有狐王庙, 相传能与人为祸福。州人畏事之, 嵗时祭祀祈祷, 不敢少怠。”[18]《汴京遗迹志》载:“宣和七年秋, 有狐由艮岳直入禁中, 据御榻而坐, 诏毁狐王庙。”[19]可见在宋代狐神信仰又得到进一步发展, 狐神庙大量出现, 官方对其也不得不另眼相看, 以至于黄帝都要亲自下诏命来毁掉狐王庙。
继唐宋之后, 终元明清三代狐崇拜持续发展, 至清, 最终形成了完备的狐仙信仰。无论官民贵贱奉狐都极为虔诚, 《山西通志》记载:“五月, 交城驻防兵集东关曹店将谋不轨。夜忽有火従东北突入店中, 与谋者皆死, 店屋无恙。乡民謡狐庙放太平火, 有司具牲醴以谢。”[20]狐神庙广泛分布于北方各地, 《山西通志》记有“狐神庙在石东都”[11]。而民间的家祭则更为兴盛, 北方几乎家家都供有狐仙牌位, 逢年过节都要祀以酒肉香烛, 每遇灾病祸难也必虔诚向狐仙供祀以求庇佑, 狐仙成为北方各阶层民众的“保家仙”。并且在狐仙信仰的基础上还形成了一个以狐的“代言人”自居的狐巫群体, 她们以“狐仙上身”的形式卜算过往未来, 狐仙信仰全面地渗透进北方人民的生活之中, 成了北方最主要的民间信仰之一, 其影响至今仍存。
三、狐仙信仰兴起的原因分析
建立在情感与信仰错位基础上的狐仙信仰, 其“错位”式的兴起和发展原因是复杂的, 既是情感态度与信仰的背离, 同时又是内在信仰记忆与外部现实需求的暗合。通过对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的梳理、分析, 初步认为这种“错位式”的狐仙信仰兴起的原因应该包括以下几点。
1.远古狐图腾崇拜的唤醒。
在远古时代狐曾作为部落的图腾神而被广泛崇拜信仰, 先秦时期人们之所以把狐作为“祥瑞”的象征正是这种图腾崇拜的某种延续。虽然先秦之后狐逐步被妖化, 但狐图腾崇拜的记忆并没有从人们的头脑中彻底消失, 到唐宋时代, 它又以新的形式被唤醒, 并迅速兴起。
2.狐自身习性中所特有的“灵性”。
狐是一种特殊的动物, 它感觉灵敏, 机智灵动, “狐假虎威”就是对这一特征的完美诠释;它生性多疑, 《水经注》载:“至三月, 桃花水至, 则河决, 以其噎不泄也。禁民勿复引河。是黄河兼浊河之名矣。《述征记》曰:盟津、河津恒浊, 方江为狭, 比淮、济为阔。寒则冰厚数丈。冰始合, 车马不敢过, 要须狐行。云此物善听, 冰下无水乃过。人见狐行方渡。”[22]这种多疑其实就是机警的表现。此外还有“狐死首丘”之说, 班固的《白虎通义》载:“狐死首丘不忘本也。”[23]狐的这些颇具灵性的生活习性使人们对它始终都怀有一种神秘感, 而这种神秘感只要被稍加附会和放大, 便可轻易勾起人们内心中的崇拜和敬畏之情, 促使信仰的生成和发展。
3.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心理。
两千多年来, 儒家中庸之道熏教下的中国人坚信“执其两端用其中”[24]的处世哲学, 不走极端, 一切以实用为标准, 在宗教信仰方面也并不例外。中国人之所以信仰、崇拜某种宗教或神仙, 往往并非源于内心真正的皈依, 而都是因为“有所求”, 或求祛病, 或求送子、或求仕禄、或求钱财等不一而足, “临时抱佛脚”一词就是中国人这种信仰心理的真实体现。以此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 狐神崇拜兴起原因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以国人的实用主义心理为出发点, 人们在情感中对狐的恶感与现实中为达到某种目的而产生的狐仙信仰是全然不相冲突的。狐仙、狐神的某种“灵验”足以让人们压抑内心的厌恶情感而去虔诚供祀, 情感的好恶在实用主义的理性下是全然无力的。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