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中国俗文化研究概览

俄罗斯中国俗文化研究概览（共7篇）

篇1：俄罗斯中国俗文化研究概览

俄羅斯中國俗文化研究概覽

李逸津

（天津，300387，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

內容提要：俄羅斯漢學一貫關注中國民俗研究，自18世紀初就開始大量搜集中國民俗文化材料。現代俄羅斯新漢學的奠基人瓦西里·米哈伊洛維奇·阿列克謝耶夫(Vasily Mikhailovich Alekseev)院士在搜集和研究中國俗文學與民間藝術方面，做出了巨大的開拓性的貢獻。他的研究特點是熱愛中國文化，對中國文化懷有平等精神，對研究對象持客觀科學態度，以及研究視野的宏觀性與整體性。旅華俄羅斯僑民學者施古爾金（Shkurkin）的《中國歷史上的傳說》和巴蘭諾夫（Baranov）的《中國人的信仰與風俗》，也是俄羅斯中國民俗研究中值得重視的著作。當代俄羅斯漢學家李福清從神話學和民俗學視角研究中國古典小說，司格林以其得天獨厚的語言條件研究中國民間說唱文學，為中國民間文學與文化研究做出了重大貢獻。

關鍵字：俄羅斯 中國俗文化

研究

概況

特點

An Overview of Popular Chinese Culture Study in Russia

LI Yi-jin(College of Literature,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Abstract：As early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18th century, Russian Sinology began to focus on popular Chinese culture study and has gathered a collection of materials for this study.Vasily Mikhailovich Alekseev, the founder of Russian Sinology,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and Chinese folk art.He has a passion for Chinese culture.Th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his awareness of equality for Chinese culture and his objective attitude bring him a magnificent research perspective.Legend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written by Shkurkin, an overseas Russian scholar, and Chinese Beliefs and Customs written by Baranov are both valuable works to the research of popular Chinese culture in Russia.LI Fu-qing, a modern Sinologist, studies the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from a perspective of folklore and mythology.Another

描繪的是戲劇場景的民間年畫，並且是今天不常見的“青底畫”。①現在已成為喀山大學人類學博物館世上獨一無二的寶貴收藏。在1880年出版的瓦西里耶夫主編《中國文學史綱要》（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中，以專門的章節論述了“中國民間文學”，其中包括《西廂記》、《列仙傳》、《搜神記》、《太平廣記》、《聊齋志異》、《水滸傳》、《紅樓夢》、《金瓶梅》、《品花寶鑒》、《好逑傳》、《玉嬌李》等戲曲、小說作品。瓦西里耶夫還在1883年親自翻譯了《聊齋志異》中的《阿寶》、《庚娘》、《毛狐》等故事，在1894年發表了唐代傳奇小說《李娃傳》的俄譯。曾於清光緒十三年（公元1887年）至十五年（公元1889年）任清政府駐俄使館隨員的繆佑孫②在其《俄遊日記》③中，提到他有個學習中文的俄國朋友顆利索甫（克利索夫）曾告訴他在俄國漢語學校里的所用的教材：“其書之合滿漢文者，半為康乾時官書，亦有私家所刊《西廂記》等。其譯成俄文之中國書，則有《古文尚書》、《孝經》、《三字經》、雜小曲。”可見當時俄國在引進中國經典、應用書籍之外，也同時引進民俗文學，以為漢語學習的教材。這些都是早期俄羅斯漢學搜羅中國民俗文化資料的初步成果。

一、瓦·米·阿列克謝耶夫院士對中國俗文化研究的開拓性貢獻

現代俄羅斯新漢學的奠基人瓦西里·米哈伊洛維奇·阿列克謝耶夫（В·М·Алексеев，1881-1951）院士在搜集和研究中國俗文學與民間藝術方面，做出了巨大的開拓性的貢獻。還是在學生時代，阿列克謝耶夫就對中國木版年畫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盡管他的這一興趣在當時受到包括“中國老師”在內的大學裏許多人的輕蔑和不解，但他始終沒有放棄自己對中國民俗文化資料的搜尋和研究。1906至1909年，阿列克謝耶夫被派往中國學習，期間他隨法國漢學家沙畹在中國華北進行了4個月的旅行。這次中國之行使阿列克謝耶夫搜集到大量的民俗學材料，僅民間年畫就大約有3000多幅④，其中包括北京、上海、廣州、山東等地畫匠的作品，但數量最多的是天津楊柳青木版年畫。

阿列克謝耶夫的中國俗文化研究的特點，或者說他在這一領域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有以下四点：

首先是他對中國文化的熱愛、景仰之情。對中國古老文化的熱愛與崇敬，像一條紅線，貫穿在阿列克謝耶夫一生的漢學研究活動之中。在他1907年的中國之行中，他曾寫道：“我被人類文化和人類藝術的偉大所震撼。是的，中國藝術是世界的藝術，可以作為一種巨大的新事物對西方文化產生影響，盡管它與西方藝術有許多差別，但同樣是具有人道精神的通用藝術。„„蘊涵着巨大能量和無盡可能的中國藝術與歐洲藝術發生碰撞之後，將會產生許多嶄新的、陌生的而又震撼人心的東西。”⑤這種對中國文化的崇敬與熱愛，使他能打破長期以來西方學學者的傲慢與偏見，認真發掘和探討中國文化的奧秘與精華。

其次是阿列克謝耶夫對中國人民和中國文化所懷抱的平等精神。大約是由於 ① 即灰黑色背景的畫。見李福清、盧多娃《中國民間繪畫·序言》，《中國民間繪畫——在民間繪畫中的舊中國精神生活》，莫斯科，蘇聯科學院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總編室，1966年版，第6頁。②繆佑孫：生卒年不詳，清外交官。曾於清光緒十三年（公元1887年）至十五年（公元1889年）任清政府駐俄使館隨員。③見上海著易堂版《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三秩，杭州：杭州古籍書店1985年影印本，第3冊。④ 李福清、盧多娃《中國民間繪畫·序言》，《中國民間繪畫——在民間繪畫中的舊中國精神生活》，莫斯科，蘇聯科學院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總編室，1966年版，第6頁。⑤ B·M·阿列克謝耶夫《1907年中國紀行》，閻國棟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8-69頁。

遷和對他的崇拜》等6個專題。曾經被認為難登大雅之堂的中國民間年畫，竟由阿列克謝耶夫挖掘出如此重大與眾多的研究題目，從中可見這位世界級漢學大師的探索精神與問題意識的可貴。

二、旅華俄僑學者對中國俗文化的考察與研究

俄羅斯是一個重文化、重教育的民族，即使是遠離祖國、流落他鄉的僑民，也沒有忘記自己的文化承傳，沒有放棄文化和學術事業。許多移居中國的俄僑文化人，除了從事傳統的俄語教學與俄羅斯文化學術活動之外，還自覺投入對中國民俗文化的考察和研究，以期更好地融入中國人民的生活，更好地在中國生存。這方面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П·В·施古爾金（Павел Васильевич Шкуркин，1868-1943）①的《中國歷史上的傳說》②（1922）和И·Г·巴蘭諾夫（Ипполит Гаврилович Баранов，1886-1972）③的《中國人的信仰與風俗》④（1920-1930）。

《歷史中的傳說》一書共157頁，分為《鬼穀子》、《張道陵》、《三個朋友》（劉備、關羽、張飛三人結義的故事）、《獵戶的腰帶》⑤（關於唐玄宗李隆基、楊貴妃和安祿山的傳說）、《保護人》（岳飛、李自成故事，以及清廷選關羽為保護神的傳說）、《沒有被安葬的皇帝》（吳三桂叛亂和清世祖福臨的故事）、《復仇》（康熙皇帝傳位於雍正，以及關於雍正暴死之謎的傳說）等七個專題。最後一章中有意思的是施古爾金所記述的雍正之死極為撲朔迷離，其殺手沒有確指，但影影綽綽似乎是一個嫁給了王氏書生的蕭姓女子，不是我國民間一般所傳的呂四娘。不知是他另有所本，還是與發生在康熙時代的《鴛鴦刀》故事中的俠客蕭半和相混淆。此外，這段故事中還附記了俄國曾於1725年前向中國派出50名使臣，伊利里亞伯爵薩瓦·魯基奇·弗拉基斯拉沃維奇於1727年來到北京，與清廷簽訂恰克圖條約，以及修士大司祭普拉特闊夫斯基率領的第二屆東正教使團於1729年來到北京等中俄交往的史實，可為研究清代中俄關係提供佐證材料。

П·В·施古爾金在該書序言中闡述了他寫作這本書的目的，他說：“在這些被稱作‘野史’的歷史中，經常能看到民間故事、傳說等等，‘野史’所寫的有時要比有教訓意義的官方正史有趣得多。”他說：“我絕不是以寫中國歷史為目的，我只希望，按能力和可能的限度，使俄國讀者在一般特點上了解中國歷史的一些時期，以及不只是在官方的解釋中，而且是在“野史”、也就是歷史故事和劄記 ① П·В·施古爾金，1868年出生於哈里科夫州。1888年畢業於莫斯科第四武備學校和亞歷山大三世軍事學院，1889年被派遣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服役。後來又被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東方學院學習漢語，1903年畢業，任符拉迪沃斯托克警察局副局長，參加過日俄戰爭。自1913年起任哈爾濱中東鐵路管理局翻譯，以後還在哈爾濱各種俄國人學校任漢語教師，編寫過一些東方學教科書。他在哈爾濱出版的中國民族學與歷史學著作有：《中國故事與傳說》（1917年）；《中國傳說》（1921年）；《歷史中的傳說》（1922年）；《細柳：適合夫人和紳士的中國短篇小說》（1922年）等。1927年移居美國，1943年逝世於西雅圖。② 哈爾濱俄羅斯外阿穆爾軍官協會“OЗO”（Общество заамурских офицеров）公司鉛印與石印印刷廠印制。③ И·Г··巴蘭諾夫，1886年出生於托博爾斯克州，1911年畢業於托博爾斯克神學院，隨後進入符拉迪沃斯托克東方學院漢滿語部。1911年12月移居哈爾濱，任中東鐵路局總會計處的漢語翻譯。1912-1925年任哈爾濱男子商務學校漢語和經濟地理學教師。以後在哈爾濱一些俄國人開辦的學校任教，1932年獲得漢語編外副教授職稱。東北解放後於1946-1955年任哈爾濱工業大學漢語教研室主任，1958年6月回國，1972年卒於阿拉木圖。④ 曾於1920-1930年間以單篇文章在哈爾濱《滿洲通報》等俄文雜志上發表，1999年由莫斯科螞蟻出版社結集出版。⑤ 文中穿插了一段楊貴妃指着天上銀河邊三顆星星為唐玄宗講說牛郎織女故事的情節。過去有人認為這“三星”就是西方天文學中所說的“獵戶的腰帶”，故作者用為本節標題。

不能說是高水平的研究著作。

三、當代俄羅斯漢學家對中國俗文化研究的繼承與拓展

傳統俄羅斯漢學對“民間”的關注，蘇聯時期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藝路線對“人民性”的提倡，以及中俄兩國歷史、地理、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特殊聯繫的現實需要，使得俄羅斯漢學傳人始終保持對中國民俗與民間文化的研究興趣，並不斷加以拓展和深化。這中間首屈一指的中國俗文化研究專家，當屬在俄羅斯漢學家中學銜最高的俄羅斯科學院院士鮑里斯·利沃維奇·李福清（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 Рифтин，1932-）。

李福清出生於列寧格勒（今聖彼得堡），1950年入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學習中文。在學期間，他曾利用暑假，兩度到中亞地區一個叫“米糧川”的東幹人（Дунгане）集體農莊去考察。東幹人的祖先是來自中國甘肅的回族人，他們至今保持着許多中國傳統生活方式和中國民俗文化。李福清在那裏學習漢語和搜集中國民間傳說材料，利用這些材料，他在上學期間就開始發表論文。如他在四年級時寫的論文《東幹傳統民歌初探》，1956年發表於《蘇聯東方學》。1955年大學畢業後，李福清被分配到蘇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工作，專門從事中國民間文化與俗文學研究，迄今已逾半個多世紀。其代表性論著有《論長城故事和中國民間文學的體裁問題》（莫斯科，1961年版），《中國的歷史史詩和民間文學傳統——口頭與書面版本的〈三國演義〉》（莫斯科，1970年版），《從神話到長篇小說——中國文學人物描寫的演進》（莫斯科，1979年版），《中國神話故事論集》（北京，1988年版；臺北，1991年版），《關公傳說與〈三國演義〉》（臺北，1997年版，1999年再版），《從神話到鬼話——臺灣原住民神話故事比較研究》（臺中，1998年版；北京2001年增補版，改名為《神話與鬼話》）等。李福清的這些論著，以材料翔實、角度新穎、觀點獨特為世界漢學界所矚目，也受到中國本國學者的好評。

李福清為В·С·馬努辛（Манухин，1926-1974）1977年出版的《金瓶梅》俄譯兩卷本（節本）撰寫的題為《蘭陵笑笑生和他的長篇小說<金瓶梅>》①的長篇序言，充分顯示了他深厚的漢學功底和對中國民俗文化的熟悉。如他分析《金瓶梅》女主人公月娘的服飾說：“她出生在„„八月十五。因此給她取名‘月姐’——‘月亮姑娘’。在中國人的概念裏，月亮是陰的象徵。月亮上生活着一頭搗制長生不老藥的神兔。這就是月娘頭上那頂貂皮鑲邊帽圈上繡着一頭兔子的原因。”②他說月娘在盛大場合裏總是穿紅襖，那是因為明朝皇帝姓朱，朱即紅色，因而“紅”是一種高貴的顏色，所以“月娘穿紅衣裳可能與她是富家大太太和她在小說裏規定的象徵作用有關。”③同時李福清又指出，潘金蓮在李瓶兒生日那天穿的是“深紅色嵌金坎肩，”這說明她“千方百計突出自己在其他幾房妻子面前④的優勢。”又比如，李福清特別提醒讀者注意《金瓶梅》第27回“李瓶兒私語翡翠軒，潘金蓮醉鬧葡萄架”裏“花瓶”的象徵意義。他分析書中西門慶阻止潘金蓮折花，因為他“早已摘下幾朵來，浸在一只綠色碎磁膽瓶內”這一細節，指 ①② 中译文载我国《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4期，第80-84页。白嗣宏译。

李福清《兰陵笑笑生的长篇小说〈金瓶梅〉》，《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4期，第81-82页 ③ 同上，第82页。④ 同上，第82页。

“研究南方的民間說唱體裁來同北方體裁作比較，創立它們在其萌生之處的相互聯繫，有可能找到它們起源的共同源頭。”①

司格林的上述兩點概括是符合實際的。首先他以西方傳統的“三分法”視角對中國說唱文學“譜系”的梳理，確有獨到之處。以文本語言特點和表演方式，②即“唱”（Бесенный сказ）、“念（誦）”（Поэтический сказ）、“說”（Прозаический сказ）③來劃分種類繁多的中國曲藝門類，符合西方讀者的理論思維習慣，便於他們的理解和把握。其次，他以其獨有的對漢語語言的熟稔掌握和自己切身的欣賞經驗來談論中國說唱文學語言幽默的奧秘，確實令一般外國學者難以望其項背。比如他對中國相聲經典名段中涉及到的中國地方方言、俏皮話、歇後語、民間口語、俗語、俚語④等等的翻譯和解釋，能夠把它們准確地譯成俄語，並向俄文讀者講清它們的中文原意，分析出它們構成語言幽默的原因，實在是難能可貴。司格林教授的創造性工作，不僅對俄國讀者了解當今真實的中國和中國人、學習活在當代中國人民口中的鮮活靈動的漢語，具有極為實用的價值；而且對於中國俗文學與文化走向世界，也有極大的推動和促進作用。所以，無論俄國還是中國，都應該感謝他的卓越貢獻。

除了上述兩位老一代漢學家之外，在當代俄羅斯中國俗文化研究隊伍中，還出現了幾位相對年輕的新秀，如著有《中國文化指南辭典》⑤的俄羅斯國立人文大學東方語言教研室主任Г·А ·特卡欽科（Григо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Ткаченко，1947-2000），主編《中國文化史》⑥教材的聖彼得堡大學哲學系東方哲學與文化教研室主任М·Е·克拉芙佐娃（Марина Евгеньевна Кравцова，1956-），出版專著《傳統中國的怨與讖：從古代到17世紀的“謠”體裁》⑦的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方學研究所副博士С·В·濟寧（Серг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Зинин,1957-）等。總之，俄羅斯的中國俗文化研究隊伍雖然目前不很景氣和壯大，但還算是後繼有人，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會有新的優秀成果問世。

——————————————

作者：李逸津，出生年月：1948年10月。天津市人。工作單位：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通訊地址：300381，天津市南開區紅旗南路仁愛濠景莊園利景園6-1-102。E-mail：liyijin168@126.com，電話：022-23951029，***.①② 同上，第301頁。

俄譯為“詩歌故事”，也就是強調作品文本的韻文性。我們按中國這類曲藝形式的實際情況及中國讀者的理解習慣，譯為“念誦”。③ 俄譯為“散文故事”，也就是強調作品文本的散文性。這裏按這類曲藝形式的實際情況，並採用中國傳統術語，譯為“說話”。④ 如“緔鞋不使錐子，針（真）好”（Прошивая подощву，не пользуйся шилом —игла лучше）；“狗攆鴨子——呱呱叫”（собака гоняет утку —сплошное кряканье）；“夾塞兒”（встревать в очередь）；“出漏子”（попадать в скандальную историю）；“吊兒郎當”（бить баклуши）；“這不結了嗎？”（вот это другой разговор）等。⑤ 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螞蟻出版社1999年出版。⑥ 聖彼得堡、莫斯科、克拉斯納達爾小鹿出版社2004年出版。⑦ 莫斯科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1997年出版。

篇2：俄罗斯中国俗文化研究概览

关键词：语言政策,课程设置,学习者经历,教师发展,教学法

1 引言

随着国内英语教育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 关于中国高校英语教学的研究也不断发展。本文通过归纳整理2004-2013年外语类CSSCI期刊发表的165篇相关论文, 对中国的英语教育现状及发展做整体性回顾, 着重对中国的英语语言政策和规划、英语课程体系的发展以及这些发展对于在二语或多语环境下学习英语的影响, 教师专业发展、英语学习者经历以及教学法等方面进行综述性研究。这些期刊包括:《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山东外语教学》、《外国语》、《外国语文》、《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外语界》、《外语学刊》、《外语教学》、《外语与外语教学》、《现代外语》、《中国外语》。

2 语言政策和规划

关于语言政策和规划的研究有8篇, 在综述文献中所占比重最小 (4.8%) , 主要包括国内英语教育政策和规划, 以及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对政策规划提出的意见。胡文仲 (2011) 指出中国英语教育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英语专业设置过多过快, 有的地区由于大量招生无法保证教学质量;二是英语高水平人才培养跟不上国家的需要。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就需要进一步的外语政策和规划。戴炜栋等 (2012) 根据2010年颁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的要求, 提出了八个方面的具体建议, 包括颁布实施外语专业规范、修订教学大纲、加强精品课程和教材建设以及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等。此类文章大多仅限于总结政策及其存在问题方面, 对于政策和规划的实施情况、可行性以及对于这些政策的反馈和建议的研究却很少。

外语教育政策关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双语教学, 目前中国内地的双语教学模式主要是沉浸式。但是不同于加拿大沉浸式双语教学 (学习者是青少年) , 中国的双语教学主要针对大学生 (学习者已成年) 。双语教学已成为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强大的推动力, 若成功推行将大幅提高大学生的外语水平。笔者认为, 对于双语教育如何实施及其实施成果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加强。

3 课程设置

有关研究课程实施的文章有47篇 (28.5%) , 其中包括课程设置、课程教学大纲及其实施情况、教材、测试等。教学大纲是组织教学、编写教材与评估英语教学的重要依据。大学英语课程由选修课和必修课两部分组成, 并且越来越多的学校在逐步减少大学英语必修课的学分 (王守仁、王海啸, 2011) 。对于这种英语必修课学分减少的情况, 有人提出了质疑, 认为盲目压缩大学英语学分是不合理的 (蔡基刚, 2011) 。许多学者对我国英语专业的学科方向展开讨论, 认为英语专业课程设置不适合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提出课程设置必须加强学生思辨能力和人文素质教育培养, 必须加强英语专业知识课程设置, 将英语专业调整为“通用英语专业”, 即语言技能加复合型知识。另一方面是课程改革, 即关于课程设置和大纲的改革。我国的英语教学原本是以考试为导向的通用英语教学, 在教育国际化趋势的引导下, 我国的英语教学也开始逐渐由原来的通用英语教学转向以国际化课程为导向的学术英语教学。因而, 未来的研究方向可以从区分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大纲以及各自的实施情况方面进行, 同时要关注课程改革的可行性。

在英语教材的编写和改革方面, 一种真正以内容为依托的大学英语教材成为学者的期待。但是具体如何编写以内容为依托的英语教材却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针对大学英语教材中存在的问题, 例如, 大学英语教材研究偏少;教材种类不平衡;系统的教材编写理论和原则探讨缺乏;对学习主体研究薄弱;教材评价不够客观等的问题。有学者提到教材对教师专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教材使用对教师的实际教学过程 (包括备课、课堂活动) 有着很大的影响 (国红延等, 2011) 。同时也有学者提出教材编写与学生之间的关系, 认为教材编写应该考虑到学生的兴趣 (余千华等, 2008) 。因此, 我国英语教材的编写和评估等方面的内容还有待完善和提高。笔者认为未来的研究着重于讨论完善英语教材的具体措施。

语言测试和语言教学的关系也是学界关注的问题之一。许多学者 (杨惠中、桂诗春, 2007;丁黎明, 2009) 对测试的正、负面反拨效应进行了剖析。他们认为当测试被应用于英语学习者的内因发挥积极作用, 测试将会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效果。但是, 主、客观试题的严重失衡和把握不当给专业教学带来了负面影响, 而且测试手段发展滞后, 主、客观测试失衡的突出表现就是客观试题的比重过大。上述情况可能对教学产生负面的反拨效应:对教学与测试产生误导;强化了应试教育的模式;导致学习方式的简单化;阻碍语言综合能力的发展。简言之, 测试对于教学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因此对于如何发挥测试对于教学的正面作用以及如何改革测试发挥其正面作用应该成为研究的另一重点。

4 学习者经历

关于学习者经历研究的文章有26篇 (15.7%) , 学习者经历主要涉及到学习者的学习策略、学习风格、学习模式、学习动机、学习观念等。对学习者经历的研究有助于促进教学改革的实现、进一步完善教育教学制度及其实施。

袁凤识等 (2004) 对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学生的学习策略差异进行了研究, 得出结论, 非专业学生的记忆策略使用频率高于专业学生, 而后者其他学习策略的使用频率却远远高于前者, 因此作者建议非英语专业教学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的培养。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将学习策略的培养融入到教学活动中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郑玉荣 (2011) 发现英语学习策略的运用与语言学习成绩或水平之间关系的探讨不够深入, 各研究之间缺乏可比性。即对于学习策略和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个策略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值得进一步探讨。另一方面, 学习者的学习观念和学习策略之间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周大军等 (2012) 的研究表明学习观念与学习策略在语言学习过程中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因此, 在教学中除了注重学习策略的培养, 还要注重学生学习观念的改变。

学者关注的还有学习者的学习能力, 主要是自主学习能力。在我国的英语教学环境下, 学生自主英语学习是指学生在了解教学目标与要求的基础上, 能自己确立学习目标与制定学习计划, 并且有效使用学习策略并加以监控, 而且还能自己监控与评估英语学习的过程 (徐锦芬等, 2012) 。自主学习受学习者的内部和外部环境诸多因素的影响。在自主学习模式下, 英语教师应该帮助学生树立自主学习英语的信念, 帮助学生制订切实可行的学习计划, 结合课堂教学有系统地介绍学习策略和技巧, 引导学生思考并实践学习策略, 通过建立自主学习中心促进学习者自主学习等。因此, 笔者认为, 如何发掘出一套学习者动机、策略和自主学习能力相互促进的机制以提高学习效率和成果需要深入研究。

5 教师发展

教师的专业发展是教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于教师发展的研究有23篇 (14%) 。文秋芳等 (2010) 调查发现近年来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99年-2004年, 此阶段的研究涉及的主题包括高校英语教师应具备的职业素养、反思教学、行动研究、教学设计、教师话语研究等。第二个发展阶段是2005年–2010年, 有些研究者力图构建我国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模式、界定相关的内涵、探索我国大学教师英语发展途径等。教师发展是基于一定的需求。周燕 (2005) 对高校教师发展的需求进行了调查研究, 认为教师发展的需求是基于教师自身职业满意度的需求、教师知识结构的有限性、课堂教学的需求、教学理念和行为之间滞后现象的需求等, 因此对教师职业意识、科研能力等的培养成为教学的需要。

关于教师专业水平、科研能力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 而对教师职业意识的研究则相对较多。笔者认为, 教师专业水平、科研能力的发展是教师发展中最为关键的因素, 也是提高教学水平, 实现教学改革的关键因素, 因此, 更多的研究应该注重于目前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教学、学生需求是否相符, 如何有效地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和科研水平等方面。同样, 教师职业意识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教师职业意识涉及到教师教学信念、教学反思等方面。

教师信念是英语教师认知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楼荷英等的研究表明大学英语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与其教学信念大体相关, 但是由于受诸多因素影响, 教学信念与课堂教学行为存在脱节现象。不同于上述研究, 杨鲁新 (2010) 通过个案研究得出结论:教师的个人学习经历、教学经历以及工作态度直接影响其教学信念和教学实践, 而教学信念又对教学实践产生影响。综上所述, 鉴于教师信念对英语教学的影响, 教师发展有必要从教师信念方面进行。因此, 如何根据教学需要培养教师信念以提高教学质量应该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教学反思是教师发展的关键因素, 是促进教师发展的有效途径。徐锦芬和李斑斑 (2012) 对高校英语教师反思现状进行了调查, 并对不同性别、学历和职称的教师的不同反思水平进行对比分析, 发现男性教师在批判维度上的反思显著多于女性教师, 学历高的教师反思水平相对较高, 随着职称的晋升教师的反思水平也有所提升。笔者认为, 在不同的教学阶段, 针对不同英语能力水平的学生, 教师的教学反思应该从不同层面进行, 不仅包括意识层面也包括专业知识层面, 不能一概而论, 因此教学反思要因人因时而异。

6 教学法

有关教学法研究的文献有61篇, 所占的比例最大 (37%) 。首先, 教学法研究包括体验式教学和任务型教学。两者都强调学生的参与,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前者的核心理念是在整个教学过程中, 让学生通过真实或者模拟的语言学习活动, 获得语言体验、反思总结、增加信心、体验成功和快乐 (金艳, 2010) 。体验式教学法强调学生的参与, 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以及合作学习能力。而任务型教学促进语言学习的功效得到英语教学界的公认:学生在参与教师设计的任务型学习活动中发现问题, 找出规律和感受成功, 这对培养具有自主合作能力的目标语言使用者有着积极影响。还有建构主义模式下的支架式教学法、交际教学法、后方法教学法、多模态话语教学法、以形式为中心的教学法等。综合诸多教学法相关的研究, 笔者认为, 教学法的发展趋势是把课堂教学从以教师为中心逐步转化为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 研究者和教学人员越来越重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课堂参与能力的培养。而这些教学法的研究也无疑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学习效率, 促进了教学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这些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 仅对单一的教学方法进行研究, 缺少各教学法之间的对比研究以及相似性研究以及各种方法在教学中是否可以取长补短, 比如任务型教学法和交际教学法以及支架式教学法是否可以同时使用。因此, 不同方法之间的交叉使用以及怎样使用对于教学的促进性较大是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的。

教学法研究也包括教学模式的研究和改革。以学科内容为依托的语言教学模式主张结合学科内容知识和语言学习, 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 这与学习者经历的研究是相辅相成的。许多研究是对教学模式的新的探索, 例如, 将指导式教学与主题式教学融为一体的新的教学模式, 与计算机科技、电子邮件等高新科技融为一体的新的教学模式, 以及在教学改革基础上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模式的探索等等, 还有多元教学模式的探索。对于教学模式的探索也在不断的发展中, 同时注重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相结合以更好地促进教学质量的完善。

7 结论

篇3：中国古琴文化变迁概览

虽然古琴经历了封建社会的文化选择，文人逐渐成为古琴文化的主流群体，并赋予了古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机遇，但是随着时空的转移，进入现代社会的古琴在新的文化场域中受到了前所未遇的文化冲击。如果说古代社会的古琴文化主要是受到士阶层的影响并与之认同互证的话，那么在士阶层已经消失了的现代社会，影响古琴发展并与之形成对话的主要因素已经发生根本改变。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及时局的动荡，士阶层逐渐趋于消亡，古琴被排斥在主流话语之外，曾经的精英阶层文化符号在当时被视作历史的遗物，但诸多历史遗留下来的文人琴家出于文化记忆的坚持与兴趣爱好的延续，在士阶层正式消亡到建国前这段时间里组建了大量民间社团性质的琴社，如扬州广陵琴派（1912）、长沙南薰琴社（1912）、长沙愔愔琴社（1917）、济南德音琴社（1917）、太原元音琴社（1920～1921）、北京九疑琴社（1927）、南通梅庵琴社（1929）、汉口大同琴社（1931）、南京青谿琴社（1934）、开封中州琴社（1933～1937间）、苏州－上海今虞琴社（1936）等等，过去的士阶层群体以“化整为零”方式分散各地，看似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诸多琴社实际上正是传统文人阶层在面对文化身份危机时力图维护自我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的表现，古琴文化的社会性方面在这一时期则降至历史最低。但是，关于古琴音乐的打谱、律调、演奏、琴史等传统琴学问题的讨论研究仍在以个人及小规模的群体组织形式不断发展。

建国后，在传统琴学继续发展的同时，古琴的社会性方面开始以新的形式突显出来。1949年7月举行的“第一次中国文代会”，确立了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指导方针，一切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古琴推向了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下的“群众化、大众化”方向；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及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则以国家号召提倡的方式鼓励包括古琴在内容的各类艺术发展与学术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琴人的文化身份及社会地位开始发生变化，不少琴人陆续参与了官方文化部门的音乐工作，大规模、组织性、专业化的琴学活动陆续展开，如1956年国家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研究所组织的全国古琴普查活动，《存见古琴曲谱辑览》、《历代琴人传》、《琴曲集成》等重大琴学文献的编撰工作，都是以官方或文化部门的组织形式进行开展的。这一时期虽然古琴的社会性方面得到了提升，但是同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运动也削弱了古琴文化曾经具有的诸多特殊性内涵：琴人过去士文化阶层的定位转向了人民大众；琴曲创作及演奏趋向“大众文艺”化；随着新中国专业教育及学科建设的发展，原本自成独立体系的古琴文化无形中被区别为“专业”与“业余”的不同领域，现代社会分工使得“以琴为业”的现象得以出现；在琴学研究上，区别于“传统琴学”的“现代琴学”已经形成。

篇4：中国古代档案保护制度概览

一、完善的行政与立法保护

1. 专门的档案管理机构。

在夏、商、周三代, 档案主要由史官保管。西周出现了中央政府正规的档案机构——天府, 保管文书档案的正本, 负责管理天府的史官称“守藏史”, 而文书档案的副本则由秘书机构太史寮中太史、内史、御史等保管。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管理档案的官员名称不一, 赵国称御史, 齐国称掌书, 秦国称尚书。秦朝中央设三公、九卿, 九卿少府中的尚书是专管文书档案的官员。西汉御史府是中央政府主管文书档案的重要机构, 御史中丞主管宫中兰台图籍秘书, 令史是实际的管理人员。东汉时尚书台则成为主管文书档案的中枢机构, 档案由尚书主管。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央政府逐渐形成三省制, 并于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外另设“秘书省”, 主管历朝档案和本朝档案。隋朝在秘书省内设立了“史馆”, 是专门的档案机构, 唐朝档案管理机构已成一定规模, 三省是文书档案工作的最高管理机关。文书的拟定、审核与执行由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分掌。三省各设有甲库, 专门负责保管甲历档案。地方上, 各级官府部门也设有主管文书档案的人员。宋朝从中央政府各部门到各地方官府, 普遍设置了专门保管档案的“架阁库”, 其主管官员称“管勾”, 档案人员称为“守当官”、“勾当官”。元朝和明朝都继承了宋朝的架阁库制度。清朝中央和地方档案工作机构一般称为“清档房”、“档房”, 专门从事文书处理和保管档案的人员称为“书吏”。

2. 严格的立法治档。

立法治档, 把保护档案纳入法制范围, 是我国古代档案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考古研究证明, 我国很早就出现了有关档案保护的明文法令。如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的秦律竹简1000余支中, 有一批战国时代秦国的法律遗文, 其中《秦律杂抄》规定保存、看守文书档案的人, 不能出卖档案以牟私利, 否则就要撤换。秦律中还规定, 丢失文书档案的, 要依法治罪。汉代中、后期, 由于各种档案典籍空前增多, 相应的保管制度也进一步健全。在这些制度推动下, 两汉时期的档案保护工作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唐朝的《唐律·职制律》对档案保管者规定:“诸漏泄大事应密者, 绞;非大事应密者, 徒一年半;漏泄于蕃国使者, 加一等。仍以初传者为首, 传至者为从。即转传大事者, 杖八十”。还规定:“诸盗制书者徒二年, 官文书者杖一百, 重害文书加一等, 纸券又加一等。”宋朝禁令就更为周密, 宋朝对有关缘过文书都“密行下, 不得榜示。时政、边机文书, 禁止雕印”。明代禁令更多, 即便誊文书也有比唐宋更为严密的规定, 还经常“遣科道四出, 句查故案牍”。“凡缺少者, 泡烂者, 悉罚赔补”。清朝, 文牍必须摘由、编号、登记, “各衙门存贮档案之处, 应委笔贴式等官, 轮班人值宿、巡查”。至于“朱批谕旨, 俱著敬谨封固进呈。若抄写、隐匿、焚弃, 日后发觉, 断不宽宥”。

二、科学的档案保护制度

1. 集中存贮、分类归档制度。

我国档案归档制度在商朝已经形成。在殷朝都城 (今河南安阳小屯村) 发掘出的殷朝武丁时期的档案库窖, 就集中了甲骨档案1.7万片。这也表明至迟在公元前十三世纪, 我国古代的档案已经是集中保管了。商朝多数窖集中贮存一个朝代的甲骨档案, 也有积累几个朝代的, 还有甲和骨分别贮藏的情况, 说明商朝已有意识地按朝代、载体进行分类。周朝已建立以职官为标准的分类制度。秦朝对计书要求以实际收支年份登簿, 不得跨年度。宋朝档案一般都按文种分类, 普遍采用按年月时序排列、登记、编号、保管的方法, 后来还创立了“千文架阁法”进行分类上架排列。“千文架阁法”就是“以千字文为号”, “以岁月为次”, 给每一份档案设立存放和查找标号。清朝前期的档案按照文种、时序或问题分类整理, 到清朝末年, 发展为按地区、作者、问题和重要程度分类。

2. 重要档案修缮制度。

为使档案得以长期保存, 古代对年久破损的重要档案要进行托裱修复或重新缮写。托裱技术是古代传统技艺, 早在图书、诗画的修复中广为使用, 自然也逐渐应用到档案的修复工作中。由于修复工作所需人力财力巨大, 历代修复工作只限一些特别重要的破损档案。如唐代选官的甲历, 元和之时, 因“年月积久, 文字调缺”, 把大历十年到贞观元年间的甲历进行了修复。明代弘治三年, 也曾对赋役黄册进行了一次“酌情修补”。清代到乾隆年间, 远年档案开始破损, 乾隆四十年修缮了“满文老档”, 以后修缮档案衍为制度。嘉庆时规定, 军机处档案定期修缮, “凡清字汉字之档, 岁久则缮, 清字档每届五年, 汉字档每届三年, 均由军机大臣奏明另缮一份, 并原档一同存贮, 以备阙失。”

3. 库房档案定期晾晒制度。

在档案管理中, 历来注意防潮, 曝书是其手段之一。曝书, 即在每年的伏天或初秋, 把档案搬到室外晾晒。定期晾晒不但可以防止档案受潮霉烂, 同时能够利用强烈阳光杀死或驱赶纸张中的蠹虫。史载, 汉唐之际有曝书会, 届期, 朝中所存档案图籍都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晾晒。会场绅儒芸集, 盛况空前。清人厉鹗《宋诗记事》卷二四, 有钱穆父和人曝书会诗云:“天禄图书府, 芸签岁曝频, 幡经穷藏室, 赐会集儒绅。顾陆高标好, 钟王妙入神。可无丹椠吏, 来预石渠宾。”生动地描写了曝书会的热闹景象。明时, 京城各库都于农历六月晾晒, 项维贞《燕台笔录》载:“六月六日, 本非令节, 但内府皇史宬晒曝列圣实录、列圣御制文集、诸大函, 则每岁故事焉。”杨家麟《胜国文征》也记有明司礼监大藏经厂六月六日奏请晾晒档案图书之事。可见六月六日为明京城地区晾晒档案图书的法定日期。江南地区与北方气候不同, 一般在黄梅过后, 将届中伏之时, 择无风晴日曝晒。

4. 副本制度。

为保证档案的安全, 我国早在周朝, 就产生了副本制度。重要的档案制作稽查利用的档案副本, 交由各类文书的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保存。《周礼·春官·内史》载:“内史掌书王命, 遂贰之”。陆德明《经典释文》解释道:“王有诏、敕颁之事, 则当副写一通藏之, 以待校勘也”。又《周礼·秋官·大司寇》记载:“大史、内史、司会及六官, 皆受其贰而藏之”。另《周礼·秋官·小司寇》载:“内史、司会、冢宰贰之”。这种多套归档制度, 体现了周朝“利用副本, 保护正本”的档案保护思想。此后, 历代都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 建立自己的副本制度。到了清朝雍正年间, 副本制度更是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雍正七年谕:“内阁本章及各衙门档案, 皆应于正本外立一副本, 另行收贮。”“如章正本系红字批发, 副本则批墨本存案, 其他档案或用钤记以分别之。”这样, “不但于公事有益, 且可杜奸胥猾吏隐藏改换之弊。”副本制度的建立、保障了档案免遭自然灾害的侵袭, 客观上对保证档案的流传与保存历史遗产, 以及加强档案管理都有积极的意义。

我国古代档案保护制度, 产生于殷商, 积累于秦汉, 深刻变化于魏晋, 成熟于隋唐宋元, 理论总结于明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人们在继承传统的保护制度的同时也在不断探索完善保护制度, 使档案保护制度日臻发达, 保护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古代档案保护制度是我国古代文明的组成部分, 认真总结历史经验, 对今天的档案保护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李伟山.古代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经济探源[J].贵州社会科学, 2007 (4) .

篇5：对外汉语教学中国俗词语研究

本文结合《汉语水平词汇与文字等级大纲（修订本）》中列出的8822个词汇，找出其中的“非等值词语”，丁级3个，丙级词36个，乙级词16个，甲级词4个，共计61个。比较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国俗词语”的分布状况，越是核心词汇中的“国俗词汇”就越少，甲级词汇中的国俗词语最少，乙级比甲级词汇中的国俗词汇更多，丙级比乙级词汇中的国俗词汇更多。丁级词汇中的国俗词汇数量最少，是因为丁级词汇数量本身很少，所以不能作为比较的依据。这说明英汉两种语言的相通性是主要的，越是基本词汇，其相通性越大。但是汉语800甲级词是无法满足汉语学习者的学习和交际需要的，所以国俗词汇虽然数量不大，但对留学生汉语学习却具有重要的影响，王佐良先生曾说：“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地掌握语言。”

一、国俗词汇分类

汉语国俗词汇种类很多，主要可以分为五种：名物词语、制度词语、熟语、征喻词语、社交词语。第一类名物词语，是指反映汉民族所创造的特有的物质文化的词语，如筷子、旗袍、豆腐等，这类词语占词汇大纲中的国俗词汇的绝大部分。第二类，制度词语是指反映汉民族社会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制度的词语，具有较强的能产性，如“国民党”、“毛泽东思想”、“多劳多得”等。第三类，熟语包括成语、惯用语、歇后语和谚语，这类词语数量次于名物词语，但由于其意义具有双层性，即表面语义和真实含义，熟语的真实汉语又和独特的文化渊源有关，所以熟语教学具有一定的困难性。第四类，征喻词语，主要指具有修辞意义的词语，如“喜鹊”“红豆”“月亮”等。第五类，交际词语，即汉民族进行社交活动时所使用的独特的词汇，包括招呼语、称呼语、敬谦辞等。

二、国俗词汇教学中存在的难点

名物词语和节日名词是所有国俗词语中教学难度较小的一类。制度词汇由于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密切相联系，必须要求汉语学习者对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况有大致的了解才能理解这些制度词汇的真正含义。而且这些制度词汇往往能产性高，常常采用缩略的形式，这就更进一步加剧了学习这类词汇的困难。征喻词语本身的含义并不难以理解，但其在语言交际中的使用通常都伴随着其本身特有的修辞意义。而征喻词语的修辞意义在不同的文化中的相通性和相异性关系复杂，与不同国家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生活方式等都有密切的关系，这些复杂的文化因素自然也增加了学习的困难。熟语除了表面可以直接解读的一层含义之外，还具有另外一层在汉语中更常用的意义，与中国历史背景、生存的自然环境、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典籍有关，熟语中深厚的文化渊源是这类词汇学习的关键所在。

三、国俗词汇教学建议

（一）词汇教学的文化导入，文化内涵和语用条件

通过上述国俗词汇教学困难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国俗词汇的教学难点主要在于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所以在进行汉语语言教学的同时，我们应该兼顾文化知识的讲解，对词汇所包含的文化背景和内涵进行讲解。文化内涵广阔，本文立足于对外汉语教学实践的需求，采用张占一先生对文化的分类，将文化分为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是汉语学习者学习、理解汉语、使用汉语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时候需要掌握的那种“文化”，所以在进行国俗词汇教学中，虽然文化占据重要的地位，但是我们不能把与词汇相关的汉民族文化信息一股脑儿都传递给学习者，这样反而使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学习产生困惑。所以我们要在进行国俗词汇教学的同时，我们要选择的文化教学内容就是与国俗词语包含的或与其具有密切联系的交际文化。如学习“走后门”时，只需要将这一熟语的典故出处告知学生，由此引申出来的此熟语的深层含义，以及这一词语使用的语用条件。至于其他与本词语有关但不影响交际的文化，不需要加以讲解。

（二）利用多媒体教学，进行直观展示

国俗词语中名物词语的教学采用直观教学法非常合适。如“旗袍”、“筷子”以及一些中药材等都可以借助现代的多媒体教学技术，通过呈现这些中国特有事物的图片，使学生通过直观视觉感受，体会这类名物为何物。

（三）创造真实合理语境，展现词语的文化内涵和语用条件

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创造语境是一个非常重要和有效的方法，在进行国俗词语的教学中也不例外。利用语境，帮助学生理解词语的文化内涵和语用条件。创设一个真实的情景，引导学生理解、掌握词汇的词汇含义和文化内涵。通过上下文的限定，学生可以在自然的语境中感受到词汇的含义和使用条件，同时也能使学生更加准确和牢固地掌握词汇。

四、结语

汉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汉语学习者使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对汉语中的国俗词汇中文化因素的教学以及汉英国俗词语文化内涵的差异有助于提高跨文化交际的敏感性，词汇教学的文化渗透，可以弥补词汇教学和语法教学的不足，提高汉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同时，减少母语英语文化的负迁移所导致的语用错误和交际障碍，最终提高汉语学习的汉语交际能力。

[1]赵永新.汉外语言文化对比与对外汉语教学[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篇6：俄罗斯中国俗文化研究概览

关键词：俄罗斯媒体,国家形象,意义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越来越密切, 依存度越来越强。近年来, 中国政府也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重大部署, 努力向世界展示一个有能力、负责任的良好大国形象。2016年恰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15周年,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确立20周年, 两国关系现处于历史最好时期。随着两国新型国家关系的不断发展, 俄罗斯媒体也越来越关注中国的发展动态。因此, 从俄罗斯媒体的视角研究我国的国家形象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一、国家形象的含义

国家形象是综合国力的体现, 是一个国家极其重要的无形资产。国家形象通常反映在媒介和大众心中, 是对一个国家及其民众的历史、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印象, 其中既包含对国家的认识, 也包含理性评价和感性态度, 正面的国家形象可以增强人民的向心力与自信心, 使人们愿意亲近、理解和接纳该国及其民众的信息和行为;而负面的国家形象则会使人们对这个国家及其民众的所有认知和评价产生排斥甚至敌对心理。在全球化大背景下, 国家形象更加直接地影响着世界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公众对该国的态度, 影响着他们对该国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因此, 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对于在和平崛起道路上困难重重的中国而言意义非凡。

二、俄罗斯媒体下的中国国家形象

中国国家形象在俄罗斯媒体下不是一成不变的, 其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俄罗斯著名汉学家、俄外交部所属国际关系学院东亚和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亚·卢金认为, 中国国家形象在俄罗斯的变迁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十月革命前、苏联时期和后苏联时期。在这三个历史变迁过程中, 十月革命前和苏联后期, 中国在俄罗斯负面形象相对居多, 但随着历史的推移和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 中国在俄罗斯的国家形象越来越以正面为主, 而负面居于“支流”。这说明, 俄罗斯民众对中国的了解越来越全面、客观。众所周知, 《论据与事实》是俄罗斯主流媒体之一, 本文对其近年来数百篇涉华报道进行了阶段抽样, 得出以下结论。

俄罗斯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总体上友好, 认可中国崛起的事实, 但对中国深度认识不足, 合作与防范并存。具体表现为:政治方面, 俄罗斯一直视中国为“俄罗斯的东方伙伴”“友好可信的邻国”;经济方面, 对中国飞速发展、一跃成为“领头羊”的经济地位持肯定态度, 甚至希望俄罗斯的经济也可以像中国一样取得快速的发展;文化及旅游方面, 俄罗斯把中国看作是“神秘的中国”, 很多俄罗斯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大都停留在四大发明、孔子思想、中国功夫、中医等方面。俄罗斯媒体对中国的报道, 虽然大多是正面的, 但也不乏负面的声音, 如对于中国的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 一般以负面报道居多;面对中国的强势崛起, 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 仍然有不少声音对此持怀疑与否定的态度;在中国和平崛起道路上的每一步都会被一些人解读为对他们自己的威胁, 面对正在自己身边崛起的中国, 俄罗斯媒体中自然也不乏“中国扩张论”“中国威胁论”的论调。

从《论据与事实》数百篇涉华报道中我们发现, 其中的涉华专题多以正面的、客观的报道为主,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快速, 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益提高, 与俄罗斯等邻国的关系和睦, 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程度加深。《论据与事实》较客观地反映了这种事实, 它展示的中国形象也就相应的是正面、客观的。负面报道只是“支流”, 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现实的阴暗面, 这多数集中在中国社会问题 (自然灾害、交通事故、违法犯罪等) 的报道上。

三、俄罗斯媒体视角下研究中国国家形象的意义

在信息传播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 传媒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一定条件下, 它甚至能左右国际舆论进而影响国际公众心目中特定国家的国际形象。普京上任伊始就强调中俄关系的重要性, 他表示, “中国确实是我们的战略伙伴, 中国在俄罗斯同东方邻国的关系中‘占首位’, 中俄两国人民彼此是天生的伙伴”。此外, 俄罗斯作为世界大国之一, 其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在世界媒体中也具有代表性, 因此, 在其媒体视角下对我国国家形象进行研究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一) 有利于填补对近年来俄罗斯媒体涉华报道的研究空白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 我们发现国内不乏对俄罗斯媒体涉华报道的研究, 但大都局限于2010年以前的涉华报道, 2010年以后的几乎没有。随着中俄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不断提升, 中俄两国人民相互认知的不断加深, 俄罗斯媒体的涉华报道不少, 报道份额大幅增加。因此, 研究近几年俄罗斯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非常有必要, 这不仅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也有利于完善对俄罗斯媒体报道下的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

(二) 有利于为我国良好国家形象的塑造和提升提供一定的策略和建议

随着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全球的目光再次聚集在了这个正在崛起的东方古国身上, 不断增长的实力使中国以全方位的姿态展现在了世界面前。俄罗斯作为少数的世界大国之一, 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国, 在其媒体视角下对我国国家形象进行研究有助于全面了解俄罗斯民众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无论正面的、负面的乃至中立的, 都可以为我国进一步提升国家形象提供一定建设性的意见和策略, 从而进一步增强国家软实力, 让世界更加完整、更加准确地了解中国, 良好地塑造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国家形象, 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三) 有利于加深两国人民的互知互信, 深化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通过对俄罗斯媒体中涉华报道的研究, 总结出俄罗斯民众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从而了解俄罗斯民众对中国的了解程度, 有哪些深入和不足, 对了解全面的部分要加大力度继续传播, 不足的地方要想出策略有针对性地进行改善, 向俄罗斯民众乃至世界展示一个更加全面真实的中国国家形象, 进一步加深两国人民的互知互信程度, 从而促进两国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合作与发展, 提升中国在俄罗斯的社会形象。

(四) 有利于总结我国对外传播政策的优势和不足

相比西方传媒在国家舆论上的霸权地位, 我国的对外传播这些年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但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据不完全统计, 新华社的日发稿量为200万字, 美联社为1700万字。中国海外发行的报纸只有《人民日报》 (海外版) 等少数几家, 美国海外发行的报纸杂志有400多家。在国际传播中, 话语权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 我国媒体不能有效地控制对我国不利的国际舆论。通过对俄罗斯媒体报道中有关我国国家形象的研究, 可以了解中国在俄罗斯具有代表性的媒体中的形象, 从而总结我国在对外传播政策中的优势和不足, 引起我国传媒界的足够重视, 有针对性地充分了解跨国界、跨文化、跨语言的特点, 了解国际受众的特点, 争取话语主动权, 塑造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

四、结语

地域上的毗邻, 深厚的历史渊源, 中俄两国的关系千丝万缕, 紧密相连。加强两国对彼此的国家形象研究, 对深化两国关系的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认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大众传媒是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手段之一, 其常常反映国家形象。近20年来, 随着中俄新型国家关系的不断发展, 俄罗斯传媒中有关中国的报道不断增多, 在其媒体视角下研究我国的国家形象, 可以充分了解我国在俄罗斯大众眼中的形象和地位, 发现不足与问题, 有针对性地进行改善, 从而提升我国的国家形象, 进一步增强国家软实力, 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 向世界展现一个全面、负责任的良好大国形象。

参考文献

[1]张寅卿.2009-2013年间俄罗斯媒体中的中国形象研究[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4:14-23.

[2]马强.俄罗斯大众舆论中的中国形象[J].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 2012 (11) :45-47.

[3]李玮.俄国“熊”眼中的中国“龙”——基于中国文化软实力调查数据的分析[J].国外社会科学, 2012 (5) :82-87.

[4]杜雁芸.国家形象的内涵及中国国家形象塑造[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08 (4) :61-63.

[5]刘继南, 等.中国形象: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95-106, 229-232.

篇7：中国市场区划概览

任何企业的市场拓展，在空间上都是一个逐渐扩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先从哪个或哪些地区入手，占领脚跟后，再向哪些地区扩展。是每个企业都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原先区域的经验．只有在相似地区才有指导价值。因此，我们要按照一定的标准，将全国市场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地区。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多数企业在进行全国市场布局时，是按照行政区为单位进行区域营销分支机构设置的。因此，本文在进行中国—市场区划时，以省和直辖市为区划的基本单位。

二、指标体系

为了准确揭示中国市场的差异性和相似性，本文采取以下9个指标：人口密度，大中专学校毕业人数、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的纯收入、最终消费、人均消费品零售额、结婚总对数、货运量，房屋销售面积、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数。

三、指标计算

基于以上所选指标，本文依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版中的 2002年度的数据，采用比较排序法。计算出各地区标准化值，从而将中国区域市场划分为不同的层次。

中国市场单要素区划图

一、传播成本区划

每个企业在拓展一个地区时，总要进行广告为主的传播投放。在传播投放一定的情况下，人口密度越来越高低。同时，人口密度也直接影响地区内部商品运输成本。根据计算结果，按照人口密度的地区标准化值，我们将中国传播成本划为4个类型，即很低、较低、较高、很高。

从表1可见，超高密度省区有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在开发这4个地区时，区域内部的运输成本和传播成本将比较低。

战术指导，对于运输成本和传播成本比较敏感的行业或企业来讲，单纯从人口密度看，这4个省市是最合适的。

二、新增市场潜量区划

一个地区内部每年新增市场，是每个企业在拓展该地区时最需要关注的核心指标。考虑到我国目前各地的大中专毕业生主要在当地就业，因此，大中专毕业生数量可以很灵敏地反映地区内部新增购买力。根据计算结果，按照大中专学校毕业人数的地区标准化值，我们将中国新增市场潜量区划为4个类型（见表2）。

从表2可见，江苏、山东、河南、湖北、广东这5个省区，大中专学校毕业生数量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就意味着这5个省区每年都有很高的新增需求或消费。

战术指导：以青年人、家庭为主要目标市场的企业，在布局中国市场时，首先应该集中拓展这些地区。

三、个体潜在购买强度区划

个体潜在购买强度是指不同地区内，消费者个体潜在的购买能力，即在能力购买，但也可能选择存款而实际不购买。该地区的个体潜在购买强率越高，重复购买或接受高价产品的能力越大。而人均收入是衡量一个地区个体潜在购买强度最直接的指标。考虚到我国城市和农村的差异，按照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来分别进行区划。按照计算，将我国个体购买强度划分为4类地区（见表3A、表3B）。

从表3A可见，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地区上的差异，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只有8个省市，即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天津、福建、江苏、西藏。这说明这8个省市城镇居民具有很高的购买力。而其他8个省市的城镇居民购买国；和水平虽然整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具有很大的潜力，包括山东、湖北、湖南、广西、海南、重庆、云南、新疆。

战术指导：对于那些需要很高重复购买率或以高档需求为主的企业来讲，第一类地区是需要优先考虑的，其次是第二类地区。

从表3B可见，农民人纯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有10省市、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福建、河北、辽宁、山东。说明这10个省市的农村市场中，农民的潜在购买能力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对于开发农村市场的产品企业来讲，这10个省市具有很高的潜在购买力。而有14个省市的购买潜力很大，包括山东、内蒙、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宁夏。

四、消费总量区划

每个地区都存在一定的消费总量，它是判断一个地区市场实际大小的核心要素。为此，可以采用最终消费额来测量，该指标是一个地区在一年内所有最终消费品的总购买额，是测量一个地区实际消费的最直接的指标。按照计算，中国消费总量区划为4个类型（见表4）。

从表4可见，最终消费额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有14个省市。其中，江苏、浙江、山东、广东4个省市消费总量水平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最高。而河北、辽宁、河南、四川、黑龙江、上海、安徽、福建、湖北、湖南10个省市的消费市场总量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战术指导：对于多样化经营的企业集团来讲，首先应该集中力量拓展第一类地区市场。

在表4中发现，4个直辖市的消费总量名次都比较靠后，主要原因是这4个直辖市尽管人口密度和个体消费强度大，但人口总量和个体消费强度的综合作用却比较低。

战术指导：我们建议多数企业特别是弱势品牌企业．在拓展地区市场时，应该避免把这4个直辖市作为首选地区，而应该考虑在第一类的4个省中选择一个地级城市作为突破口。

五、个体实际消费强度区划

个体实际消费强度是指一个地区内每个消费者实际发生的购买值。可以用人均消费品零售额测量。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和日用重复消费品，人均消费品零售额越高．表明该地区的消费者的实际消费强度越强，市场开发速度越快。根据人均消费品零售额指标的标准化值计算，将全国个体实际消费强度分为4个类型(见表5)。

从表5可见，有12个省市的个体实际消费强度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5个省市处于最高等级，表明这5个省市的消费者个体具有很高的实际购买能力。换言之，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这5个省市的消费者更愿意选择现在花钱消费。同时，也表明其工资成本和生活成本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战术指导：在这些地区设置营销分支机构，在初期阶段的人员应该从企业派出，如果从这5个省市直接大量招聘．工资费用将难以承担。

六、结婚消费市场区划

对任何一个地区来讲，结婚消费都是一个巨大的现实市场。结婚消费涉及到一系列产品，如家电、家具、服装。餐饮、美容。鲜花、首饰等。这些商品越来越受到结婚市场的左右。而通过结婚总对数的测算，可以很好地对结婚市场进行分类区划。按照结婚总对数标准化值的计算，我国结婚消费市场区划见表6。

从表6可见，结婚消费市场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有7个省市，即河北、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广东、四川，这7个省市的结婚消费市场具有很大的现实购买力。

战术指导：凡是以结婚消费为目标市场的企业，如家电、家具、服装、餐饮、美容、鲜花、首饰。婚纱、婚纱照等，可以重点拓展第一类省市，并且有必要进行品牌连锁经营。

七、物流市场区划

在进行地区市场拓展过程中，所有企业都必然要考虑该地区物流发育程度。物流越发达的地区，在该地区内部拓展二级地区市场的效率越高，物流费用越低。通过测算一个地区的货运量，可以直接反映该地区的物流市场的发育程度。同时，物流大小也是一个地区商品化程度的间接测度。按照货运量标准化值的计算．将全国物流市场区划分为4个类型地区 (见表7)。

从表7可见，物流发育程度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市有7个，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河南、内蒙、黑龙江、上海、安徽、湖南、四川、云南。其中山西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是煤炭运量较大，其他6个省市都是我国市场发达，特别是高速公路发达的省份。

战术指导：一个企业如果要在一个省市范围内采取精耕细作的区域市场策略，从省会城市即一级市场，逐步拓展到地级城市即二级市场．并最终深入到县城市场即三级市场，必须先从物流市场发达的第一类省市地区。

八、房屋消费市场区划

房屋消费市场的乘数效应极高，通过房屋的直接消费，能够极大地带动建材系列、装修系列、家具系列、通讯产品系列、家电系列、消防系列、机电系列、照明系列、纺织系列、花木系列、能源系列，食品系列等产品的消费。因此，凡是与房屋建筑消费相关的产品，应该特别关注这个指标。按照计算，将全国房屋消费市场分为4个类型地区(见表8)。

从表8可见，房屋消费市场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有7个省市．包括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四川。而辽宁。福建，重庆3个省市的房屋消费市场也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天津、河北、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这Q个省市的房屋消费市场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战术指导：对于直接或间接受房屋销售影响的相关产品销售的企业，可以重点拓展第一类地区和第二类地区。

九、内部企业竞争强度区划

当一个企业希望进入其他地区时．特别希望所进入的地区没有与自己相同的企业存在。因此，一个地区内部的企业数量．可以从整体上反映该地区内部企业的竞争强度。地区内部企业数量越多，竞争强度越强。按照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数量标准化值的计算，降全国内部企业竞争强度分为4个类型，即很高、较高、较低、很低(见表9)。

从表9可见，内部企业竞争强度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市有4个，即江苏、浙江、山东、广东，意味着这4个省份内部企业之间的竞争强度高，外部企业进入的难度很高。同时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省市还有上海、河南，河北、辽宁、福建。湖北。

战术指导：如果某个企业希望拓展这些区域市场，容易遇到这些地区内部同行业企业的强烈阻击。为此，在进攻一、二类地区时．必须特别注意产品的差异化，采取精确的扬长避短策略。

中国市场总体区划图

对10个指标的标准化值进行平均计算，可以得出全国市场综合区划结果。然后，我们将标准化均值划分为4个层次，这样就把全国区域市场划分为4个类别(见表10)。

从表10可见，从各项市场指标的综合区划看，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有5个省市，即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山东。这5个省市构成了中国第一级地区市场。这5个省市全部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带，其中，广东作为一个孤立地区处于东南沿海，而上海。江苏、浙江、山东4个省市已经连成一片，构成中国最大最重要的区域市场。占领了这5个省市市场，可以起到领先全国的作用。但是，必须看到，这5个区域市场也是我国内部竞争最激烈的市场，因此，在拓展这5个市场时．必须采取寻找突破口的钉子策略。

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10个省市，包括北京、河南、河北、辽宁、四川、福建、天津、湖北、湖南、安徽。这10个省市构成中国第二级地区市场。在这10个二级区域市场中，北京，河南。河北、天津、辽宁、湖南、湖北、安徽这8个省市也构成了连续的一片，成为中国第二个最大的连片区域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