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贵资本主义

权贵资本主义（共6篇）

篇1：权贵资本主义

什么是权贵资本主义？

“权贵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简单地说，就是体制性的以权谋私或“权力寻租”（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表述）。在这里，“体制性”一是指“权力寻租”这样的行为在这个社会中普遍存在，二是指在制度和政策层面，缺乏对这种行为的制约和惩罚。

一些人认为，“权贵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国家权力大规模、公开介入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过程，这是不确切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通过国家权力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但没有私人或利益集团“寻租”的动机，因而不能说是权贵资本主义。

还有一些人，如吴敬琏和近几年比较活跃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青年经济学家姚洋等人，把权贵资本主义解释为“腐败”，这种理解也有偏差。“腐败”在许多国家都存在，现在的发达国家在发展历程中的某一阶段，甚至比较普遍，但也说不上是“权贵资本主义”。因为，“权贵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它的主要特征是一种 “制度性的权力资本化”，而不仅仅是有人去腐蚀“政府官员”。

可以简单举几个比较典型的“权贵资本主义”的例子。

比如：“组织部”的职能本来是管理干部队伍，同“经济”毫无关系，是吃 “皇粮”的。但是，这个部门为了提高自己的经济利益，就可以以 “加强干部学习”、“组织培训”等名义，印发“学习材料”，开办种种“培训班”，合法地“组织预算外收入”。

再如，一个房地产公司要开发某处房产，需要十几个政府部门盖章，而每盖一个章都向开发商索取一笔费用，对这些这些部门来说，政府的行政权力就“合法地”成了一种有价物品。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政府部门收取的费用，通常不会由“学习人员”或开发商来支付，他们会把这些费用转为对消费者的收费，最后，为这些政府部门的“寻租行为”买单的，还是普通消费者。

二、“权贵资本主义”为什么不好？

人类的经济活动已经有了几千年历史，只是到了两三百年之前，主流文明才认识到了市场经济是最好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究竟好在那里呢？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最核心的是等价交换：生活在这个体制中，如果你需要多少价值的东西，你就必须拥有同样价值的东西去交换。通过这个机制，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就被激发出来了，形成社会财富不断涌流出来的局面。因此，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同一个的国家国民的富裕程度是联在一起的。

反过来，如果一个社会不是按照等价交换原则来组织社会经济活动，那么，人们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就不需要花费在创造社会财富上面。人类学的研究证明，历史上曾有过一些民族是靠劫掠临近民族的财富维持生存的，在这样的民族，人民就以好勇斗狠作为生存训练的主要内容，以增长蛮力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中国社会曾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古训，不是因为中国古人天生就喜欢读书，而是因为社会的主要激励机制是“科举入仕”，平民子弟在这条路上最有可能大幅度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因而精英都去啃“八股”。

“权贵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权力资本化，因此，它所产生的社会激励就是要人们去谋求权力，去做官。因此，“权贵资本主义”必然导致一个缺乏创新精神、缺乏科技进步能力、缺乏效率的社会。

不久前，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批评现在一些青年科学家不安心搞科研，一心想做官。殊不知这正是这十几年“官本位”回潮产生的激励效应，做官和搞科研之间的比较利益如此悬殊，一个理性的人要追求官位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了。

不仅如此，近些年遍地开花的，无视公共利益和经济效益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还证明，“权贵资本主义”不仅无效率，而且反效率。

由于“权贵资本主义”诱导人们去求官，但是，相对于人口规模来说，一个社会的官位毕竟是极为有限的，这样一来，官场的倾轧就在所难免。在中国这样的官本位的国家，官场政

治产生的社会效应其大无比，当跑官要官勾心斗角的事愈演愈烈时，社会风气焉能不坏？商品经济使社会各利益集团结成一个具有共容利益的网络，而权贵资本主义的主要利益集团是靠掠夺，而不是靠创造来获取社会财富，因而无法同其他利益集团形成共容利益，因此，权贵集团必然又是反社会的。

至此，我们可以简单概括权贵资本主义的弊端，那就是：反效率、反社会、扭曲社会的激励机制，从而必然产生一个缺乏公正、社会矛盾丛生并不断激化的社会。因此，一旦形成权贵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党和政府关于“科教兴国”、“以德治国”、“亲民为民”等等战略，都可能在运行中落空，甚至是南辕北辙。

三、三大经济现象必须引起严重关注

第一，以公权力为依托的利益集团“权力寻租泛滥”成灾。

为了节省读者的阅读时间，我们不必去罗列当前普遍存在的高收费、乱收费，以及在经济开发中指定开发商等行为，只要看看国家审计署2003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所公布的数据，你就可以看出当前的权力寻租有多么普遍，有多大的规模！需知，国家审计署披露的主要还仅仅是中央一级的情况，由此不难想象地方政府的寻租规模有多大！除此而外，还不说企事业单位中管理层同一般职工收入差距逐年拉大至数倍乃至数十倍，是否经过了什么公开透明的合法程序？

第二，在经济活动中，处于强势的利益集团单方定价普遍存在。

关注社情民意的人都知道，“下岗工人买断工龄、政府征收农民承包地、城市居民动拆迁”是这些年来引发社会冲突的几大热点。

在一个发展市场经济的国家，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有一些工人要失业，这原本是很正常的事；随着经济发展，工业或者其他经济用途的用地增加，需要征地，需要动迁，这些也是很正常的事。而在当代中国，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引发激烈矛盾甚至死人呢？问题的症结全在于社会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竞价机制，供求双方之间没有个公开透明的竞价平台，也没有超脱于双方利益，尤其是超脱于强势一方利益的第三方监督机构，总是由强势一方单方定价；这样的定价机制怎么可能保证当事人的利益均衡？。而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权力运作不受制约，恰恰容易为这种行为提供合法性。

第三，也是最为严重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轻率动用国家暴力对待利益被侵害的弱势群体的合法维权行动。

在没有公开透明的竞价平台和监督机制而引发的利益纠纷中，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不是作为维护公正的“守夜人”，而是往往以“维护安定团结”为由，凭借国家暴力，对处于弱势一方的维权者进行严酷镇压。近年来许多群体性事件的突发，都与这种轻率动用政权机器有关。上述几点足以证明，当代中国，权贵利益集团严重影响着社会经济生活。尽管中央政府和许多高级官员也对此种现象表示不满，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刹车艰难，现象愈演愈烈。

四、回溯改革历程，问题出在哪里？

从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历27年。在这27年中，举世公认的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以家庭承包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第一步改革都是成功的。说它是成功的，可以用福利经济学的一个术语来描述，那就是这个改革实现了“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是指一种变化，即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对当时中国农村有所了解的人，相信对此都会有所体会。

农村第一步改革为什么会取得成功呢？回溯那一段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首先，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把生产的决策权以及与此相关的分配权下放到了经济主体------农户身上；其

次，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撤消了作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这实质上是改革了中国农村的行政体制；第三，当时的学术界、理论界和媒体比较活跃，媒体经常组织实事求是，注重实证的公开讨论，为农村改革顺利推进提供了很好的思想氛围和舆论氛围。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也由于当时整个中国学术界缺乏必要的理论工具，理论界和媒体没有实事求是地研究分析、宣传农村改革成功的真实原因，甚至错误地把农村改革的成功概括为“一包就灵”。殊不知，权力向农村的经济主体承包同向城市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承包，不仅在激发效率方面，而且其社会效果也截然不同！

用理论语言来概况，我们可以说，农村第一步改革成功的全部奥妙在于她是以“完善个人权力”作为支撑点，后来在城市推行的“资产经营责任制”及其后的种种“企业管理改革”之所以效果不好，则是因为它把经济活动的支配权给了“看守人”而并未落实给城市的经济主体——工人、店员、普通干部和广大市民。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带有“悲惨式增长”的色彩：广大劳动者的直接受益越来越小，人均税赋却越来越高；工资成本在要素成本中的比例越来越低，财富也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披露，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财政部官员曾透露，银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存户手里。另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扩大至0.458，而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0.4。

最近，已任北京某大学付校长、当年曾经参加十四大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研究报告的中共中央党校的学者，在接受香港大公报采访时承认，“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就值得重新研究了。”

问题出在哪里呢？

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私有产权是能够使激励和约束有机结合起来的产权形式。因为，一个理性的产权所有者，必然具有使自己的财产不断增值的冲动，剩余价值学说对其中的道理做过细致的分析。不过，私有产权的约束功能又容易导致产权所有者压低劳动力必要成本而扩大利润空间。因此，在私有产权的社会，除了国家制定最低工资法等办法限制产权所有者的这些不良手法之外，还通过工会对资方的制约来保护劳工的权益。

而十四大以后，是在启动产权改革的同时提出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就是说，是在对政府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们没有建立起任何经济性约束机制、而由于在“放权让利”的改革模式中，原有的对企事业单位主管人员的行政性约束也消解的条件下，不仅把收入分配的行政权力从政府手中下给了管理者们，而且还鼓励他们要“拉开差距”！这样一来，怎么可能不出现“监守自盗”式的疯狂掠夺？

我想特别指出：获得成功的农村第一步改革着眼于经济主体个人的权利，而十四大所着眼的则是强化管理者的权力。奥尔森在《权力的逻辑》中指出：“拥有最高水平的人均收入的国家------发达民主国家------同时也是个人权利得到最好保护的国家。”“如果个人的权利足够广泛，政治和行政方面的自行其是必然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 奥尔森揭示的这个道理的逆定理同样存在：反过来，如果缺乏个人权利，“政治和行政方面的自行其是”就很难受到有效制约。中国改革的二十多年历程证明事实正是如此：当改革背离了充实个人权力这个基点之后，就必然演变成为管理者“监守自盗”的恶作剧！而且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

五、隐患严重，应全力防范

二十多年前，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十几位饥寒交迫的农民出自求生的欲望，秘密签下了一份“托孤”的契约，不少人认为那是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起点。这种表述是否准确姑且不论，可悲的是，在后来兴起的“改革开放”大潮中，个人权利被模糊了，最终，曾经有过“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儿女”惨痛经历的中国人，又再次体验了“改革吞噬自己的儿女”的悲剧！------二十多年前，中国的改革以把土地承包给农民以缓解他们的生存危机为起点，而今天，据官

方公布的数据，“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已达4000万人！

早在二十多年前，发端于南美洲的权贵资本主义就遭到了国际社会普遍诟病，并引起了中国理论界的关注。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改革却走到了权贵资本主义的边缘，执政党是否需要反思：面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权贵资本主义的隐患，我们这个体制该怎样趋利避害？如果对后者的制度性制约和防范不尽快提上日程、落到实处，我们的“科学发展观”就很可能被种种权贵利益集团的利益掏空，我们的经济发展就可能蜕变为一场高歌猛进的抢劫掠夺，而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人民开启的勤劳致富、守法致富、科学致富、民富国强的光明大道，就可能被权贵资本主义的风暴摧毁殆尽！因为，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依靠欺压和掠夺手段，建立起一种稳定的经济秩序！

权贵资本主义的阴影正在向我们逼来，我们必须上下同心，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与之作最坚决的斗争。

篇2：权贵资本主义

6月11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家吴敬琏发表“新历史起点，新改革征程”的主题演讲。凤凰网大学问发表演讲内容，与广大读者分享。

吴敬琏认为，1984年是全面改革的历史起点。中国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中国仍然是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体制，甚至有演化成权贵资本主义的风险。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2014年迎来了全面深化改革元年。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吴敬琏认为，目前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意识形态的阻碍、特殊既得利益的阻力以及旧体制和粗放发展方式积累起来的矛盾和困难。

就如何深化改革，吴敬琏指出正确的方针就是在保持国民经济不至于发生系统性危机，不至于崩盘的条件下，着力推进改革，只有改革才能提高效率，从根本上解决碰到的困难。在新的改革征程中，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毫不动摇地捍卫改革开放伟大旗帜的政治决心和魄力，以及高度的专业素养和运作艺术攻坚克难。

吴敬琏：著名的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著有《转轨中国》等。

以下为演讲内容精编：

旧体制不改会导致权贵资本主义

首先我们要回忆一下20世纪改革所取得的成就，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决定，从此就开始全面改革。中间经过八十年代后期一个曲折，到了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这轮改革，使得我们在二十世纪的末期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筑了一个更高的历史平台，迎来了中国经济的崛起。

但是这仍然遗留了许多旧体制的因素，所谓旧体制我们通常把它叫做计划经济，实际上它并不是原来我们所理解的经过计划进行资源配置，它的特点是保留着原来的行政手段干预，所以准确的说它还不能叫做计划经济，人们通常把它叫做命令经济，或者叫统制经济，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半市场经济。所谓统制经济遗留下两个特点，一个是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另一个特点就是政府对经济活动有多方面的干预，这样就抑制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能够起的作用。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议，这个决议说我们的经济发展仍然存在许多体制性的障碍，所以要进一步推进改革来消除这种障碍。可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如今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全面深化改革，从一个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向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型，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

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是一种过渡型经济，既有过去的经济制度因素，又有未来的经济制度因素，存在此消彼长的问题。于是它就存在两种可能的前途，一种前途就是旧体制的统制经济的遗产逐渐被消除。政府从微观经济领域退出，去做它应该做的事情，提供公共服务的平台。那么经济体制就会逐渐完善起来，就越来越接近于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或者以法治支撑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性，旧体制的残余变得越来越猖獗，就会造成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叫做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在中国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道路，因为在中国的历史条件和政治文化背景下，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就会变成权贵资本主义。

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消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完善。但是经过这十年，回头看这个决议执行得不好。大多数人认为主要原因是人们陶醉于21世纪初取得的改革成就，觉得没有必要再进行改革，因为要继续改革就要舍弃旧东西，影响到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于是，就出现了改革的停顿，甚至在有些领域出现了倒退。所谓倒退就是说原来由市场起作用的领域被政府代替了。这样一来，旧经济因素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强化了，原来存在的两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一个问题是增长模式，或者叫做经济发展模式。1995年制定的第9个五年计划，要求从粗放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到靠提高效率，靠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模式转变。但是因为存在体制性障碍，这个始终没能成功转型，而粗放的经济经济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各种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从微观经济来说就是资源匮乏变得越来越严重，环境破坏变得越来越严重。从宏观经济来说，就是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率变得越来越高，蕴藏着系统性经济危机的风险。

另一个问题就是腐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因为有双重的体制、双重的价格，一部分价格是行政权力控制的，一部分价格是市场决定的，于是有权力背景的人利用这种双轨制寻租，叫做官倒现象。到了二十一世纪，政府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这种腐败的现象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强化。比如城市化加速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在目前的土地产权制度下，就使政府掌握了规模非常大的资源。利用土地出让和土地抵押取得的资金掌握在政府手里，这个寻租的制度基础就变得非常大。

政府加强了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管控，腐败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因为权力有价，所以发展出买官卖官的现象，腐败侵入到党政军的躯体之中，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满。

十八大做出决定，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这个决定要求通过十六个方面的336项改革，在2020年以前建立起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样我们在今年就迎来了全面深化改革元年。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那么，我们要做些什么事呢？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经济改革要达到的目标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就是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336项的大部分都是环绕这个任务做出的，这一句话里面实际上有五个概念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建立一个统一的市场体系。政府配置资源是用两个系统构建组织框架，一个系统是所谓条条，按行业的，另外一个系统是按块块的，按地区，这个一体化的市场，实际上是被条条块块所切断了的碎片化的市场。我们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市场的规模越大，效率就越高。所以要在一个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形成统一市场，但是中国的市场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的要求。要建立统一市场，就要消除这种条块的分割。

第二，它是开放的，我们现在的市场不是对所有市场主体开放的，是分等级的，有所谓的国企和集体企业享受政策支持，民企往往被看成异类。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对所有市场主题平等对待、一体开放的市场，他们能够平等地获取生产要素。

第三，就是竞争性，竞争性是市场的灵魂，但因为行政权力的干预，各种各样有行政背景的垄断出现，这个市场就缺乏竞争性，和权力的关系不同，在市场中不同主体的力量就不同，尤其是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更严重，所以要建立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体系。

第四，因为有各种权力的干预，中国的市场是无序的。经常是红头文件治国，而不是根据法律在统一规则的基础上进行竞争。所谓有序的市场就是说市场体系是建立在规则基础和法治基础上。最后一条，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还要进行其他各项改革。比如说建立法治，司法公正，审判独立，这些都跟建立这样一个市场有关。如果这些改革能够顺利，那么在2020年以前就能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

克服意识形态和特殊既得利益的障碍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非常好，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个决议通过以后就万事大吉了。实际上我们现在走上了一个新的改革征程，有很多艰难险阻需要克服，这些阻碍大概主要是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来自意识形态的障碍，因为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是从苏联学来的经济体制，而反映这套经济社会体制的意识形态有非常深远的影响，至今没有经过认真地清理。虽然这种影响在逐渐地消退，仍有一些人因为物质利益上的原因，打这个旗号。

当然这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第二点，就是特殊的既得利益。应该说改革30多年来，确实有人在新的体制下靠他的努力获得利益，不管是勤于劳动还是善于经营，这种利益并不会造成进一步改革的障碍。但也有一部分人是靠权力取得利益，发财致富，我把它叫做特殊的既得利益，它肯定会变成进一步改革的障碍。

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权力正是他们发财致富的基础，或者说是他们的通灵宝玉，自然是不愿意放弃的。二十一世纪以来，他们的势力也变得非常强大，这就使得我们的进一步改革，一定会碰到这种特殊既得利益的阻力。

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一些实际的矛盾和困难。因为中国经济在带病的体制下运作了很多年，所以就积累起了一系列的矛盾，造成了现在经济发展和进一步改革的困难。

第一就是因为粗放的增长方式，大量的耗费资源，造成了资源严重的短缺，现在很多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进口依存度都变得非常高。另外因为这种粗放的增长模式，高耗能也造成了高污染，使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化，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空气和水都出了问题。

第二个就是需求乏力，一方面我们的货币流通总量过大，2001年货币流通总量才十几万亿，现在却超过110万亿。但在很多市场环节上都表现为需求不足，经济增速下降。第三个就是产能过剩，企业经营困难，政府大量投资的结果造成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大量投资造成了产能增长更快，另一方面投资率太高，消费率就太低，所以最终需求不足。现在主要的产品几乎找不到没有产能不过剩的了。比如唐山钢铁的生产能力超过了欧洲各国的总量，但是销不掉。所以钢厂普遍变得亏损，造成国营企业负债和地方政府负债。这个负债率根据去年的统计，国民的资产负债表或者叫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率就超过了GDP的200%，一般认为这是一个警戒线。所以存在一种可能性，就是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它会造成整个市场系统的崩溃。

所以现在有两种主要意见，一种意见说应该采取救市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认为不宜采取像2009年的强刺激政策。因为2009年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到现在还没能消化。如果是靠投资来拉动增长的话，投资的回报一定是递减的。从2009年、2012年、2013年的刺激政策效果看，它确实是衰减的。尽管如此，最近这几个星期主张采取刺激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了。

要解决这些困境，一方面要有很高的专业素养，同时还要有巧妙的运作艺术。我们现在跟1984年和1994年的改革不一样。1984年时，因为整个命令经济处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只要采取一点改革措施，它就马上能解放人们的创造力，提高人们的积极性。我们现在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一个市场经济体系，所以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而且不断有新的东西出现。比如影子银行、网络金融等问题，这都需要有很高的专业素养，因为矛盾错综复杂，纠结在一起，所以你还是要有艺术，不可能四面出击，而且要能够研究出问题本质是什么，重点在什么地方，要很快地形成一个制度和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篇3：凡人善举与高速权贵

同是在这一亩三分地儿, 高速权贵的拙劣行径, 利欲熏心、涂鸦社稷, 暴露了既得利益集团拜金主义的嘴脸, 裸现了其衣冠楚楚下的丑陋, 实属彻头彻尾的负能量。

小崔慷慨设宴疑似越殂代庖

京港澳高速南岗洼路段在北京“7.21”暴雨中受灾严重, 当晚154名农民工在高速公路救了上百名危在旦夕的游客。7月30日晚, 崔永元在北京丰台区南宫宾馆请参加7·21京港澳高速公路救援的154名农民工吃饭, 饭前默哀一分钟。韩红还特意赶来助阵, 为农民工献歌两曲!

台下的154位农民工, 是在河西再生水厂工作的建筑工人, 在北京“7·21”暴雨中受灾严重的京港澳高速南岗洼路段, 他们拿着救生圈、麻绳冲向一墙之隔的高速公路, 救了上百名乘客。

得知这件事后, 崔永元在微博上发起倡议:“我想请他们吃顿饭, 表示敬意, 本次饭局接头暗号:危难当头你伸手, 表示尊敬敬杯酒。”

韩红带着感冒来了。“本来说今儿这顿饭我来请, 我挣钱比崔哥多, 崔哥非不让我请, 非扛着, 宁可回家跪搓衣板, 也要请大家吃饭。我就带了我的韩红爱心团队来, 给大家带来了一些礼物。”

14400元, 18桌热腾腾的饭菜, 当崔永元刷卡为这顿饭买单后, 全场的农民工站起身来鼓掌感谢。“这顿饭, 吃得开心。”朴实的农民工兄弟, 话语不多, 说完嘿嘿笑了。

暴雨当晚, 这些农民工兄弟用30个救生圈、麻绳救出170多名危在旦夕的群众。“作为北京市民, 我得感谢你们!”说完这句话, 崔永元对着一起吃饭的154位农民工深深地鞠了一躬。

坐在第十桌的施工队长杜金荣今年41岁, 江苏盐城市盐都区薛舍村人。暴雨当晚, 杜金荣挨个到民工宿舍敲门, 组织大家去救援, 叫出100多人, 随后, 一直负责救援的协调工作, 比如救援物资支持、被救人员安置等等, 44个小时未睡觉。

钢筋工李川南来自四川南充, 他在雨夜剪开高速防护网, 从水中往高处救人, 第二天才发现脚被铁丝戳了两个窟窿。他说记不清从水里救上了多少人, 只记得这两天总是有被救的人来表示感谢。昨晚, 他在两位工友的搀扶下也来到现场。

这样的故事, 在暴雨当晚的京港澳高速南岗洼路段随处可见。当天, 获救者曾自发凑钱近万元向农民工表示感谢, 但他们拒绝接受。“该怎么向他们表示敬意?”有市民呼吁, 大家应该请这群农民工兄弟吃顿饭, “他们是最平凡的一群人, 却是最伟大的一群人, 也是暴雨中最可爱的人!”

小崔说, 自己曾开车前往京港澳高速事发路段, “换作我, 是肯定不敢下水的。没人能想象, 农民工下水救人时的心情, 也许他们自己也不明白, 这或许就是人内心向善的本能。农民工救人不是到游泳池游泳, 他们并没有多高的学历, 有的只是一种内心向善的动力。如果每个人都能这样, 社会就更美好了!”

“最感人的往往是最朴实的。”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导沈阳评价说。

有曰一:崔永元以前主持《实话实说》, 现在用实际行动表明, 公民行动可以走在政府嘉奖的前头, 也可以走在社会关注关爱农民工的前头。其实, 这些奋不顾身的农民工们为谁辛苦为谁忙?谁最应该站出来买单?大家心知肚明。

“7.21”之后, 政府、社区、企业乃至社会的方方面面, 都应该对那天晚上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进行表扬、表彰或奖励。一些被救者, 也应该主动到工厂对这些农民工表示感谢。可是, 到现在为止, 似乎少有听到看到关于嘉奖新闻。或许, 有关方面尚在紧张筹备中吧?

首发敷衍塞责事主求告无门

7月31日上午, 因为“7·21”暴雨被淹没在京港澳高速的约80位车主第三次前往首都公路发展集团“讨说法”。

“我们有的车主早上8点钟就到了, 我是9点多到的, 在雨中等待了两个多小时, 11点多, 首发集团总经理助理、运营部部长刘绍民才出面接待了我们。从7月21日暴雨至今, 首发集团从来没有主动联系我们车主, 解决问题, 无奈之下只有自己上门讨说法。”被淹本田飞度车车主袁女士吐槽。

首发集团的回应依然是:我们已经将解决方案上报相关部门, 现在在等待批复。我们会积极反映大家的要求。“对于已经上报的具体方案的内容他们说不能透露, 也没有告诉什么时候会有结果。”车主史先生对说, “我们这些车主天天都在想着车子的事情, 无法安心, 我们真的是等不起。”

7月21日, 北京遭遇特大暴雨, 位于北京丰台区的京港澳高速公路南岗洼路段积水严重, 长达900米的积水路段平均水深4米, 最深处达6米。大水导致3人死亡, 84辆车被淹没。

“当时我的车处于涉水比较靠前的, 由于前面积水堵塞, 排着长队的车都已经完全停下来, 但高速公路收费依旧照常, 首发集团没有封闭高速, 没有及时疏导, 对我们的损失应当负有责任。”史姓车主说。

据了解, 首发集团至今未提及暴雨中对南岗洼这样的深槽路段是否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亦未明确承认赔偿责任。官方态度是, 目前这种局面是特大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对于未及时关闭高速公路的质疑, 首发集团总经理助理、运营部部长刘绍民曾表示:“道路的管理、高速公路的开启封闭都是由交通主管部门决定, 我们是企业, 没有权利自己决定。”

上周, 车主们已经两次来到首发讨说法, 得到的答复和这一次差不多。

车主:旅行社的外地游客在北京有滞留的, 这么长时间了。还有私家车报废, 怎么处理, 有的车主不想报废, 送去修理厂修了, 还有就是误工的损失。另外一个最关心的就是时间, 方案什么时候能出来, 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拖下去。

刘部长:我们首发是在积极促进, 争取早日把这件事解决, 但主动权目前不在于我们首发集团。相关部门给我们首发一个说法, 我们给大家一个说法。

但是这番说法很难让车主满意。已经等了10天的他们有些愤怒, 再次提起7月21号当晚, 南岗洼路段积水高达6米, 首发集团照常收费、没有及时封闭高速路, 是否有责任?

车主:对于积水情况怎么规定?

刘部长:高速公路管理, 道路的封闭、开启, 是由交通主管部门确定, 我们是企业, 我们没有权利想开就开, 想关就关。

刘部长还说, 京港澳高速上像南岗洼这样的深槽路段有四处, 首发都进行了救援, 只是南岗洼出现了严重积水, 这是特大自然灾害所致, 希望大家理解。他一再强调, 救援有分工, 车辆情况首发集团不负责, 但他们会积极协调, 将车主的意见反映上去。

说到这, 很多车主火了起来。

车主:我们的情况您是否了解?您的解决方案根据什么报的?

车主:您还没有搜集我们的诉求呢?

在受灾车辆中, 不仅有私家车还有出租车、大货车、大巴车, 部分外地车主为了得到确切说法, 只能在北京等。其中, 山东某旅行社的负责人说, 他们车上游客的行李全部丢失, 还有伤亡情况, 如果首发不给出赔偿方案, 没法回去交代。

首发集团给出的回复是解决方案早已上报, 因为是国企, 方案需要上级部门批准, 他们也希望尽快解决, 但车主不满首发集团的表态以及没征求车主意见就上报方案的做法。几经沟通, 首发集团让每一位受灾车主写下损失以及希望得到的赔偿, 承诺会尽快把事情解决。

不过, 一位首发工作人员说, 每辆车的受损情况不同、价格不同, 车主误工、受伤情况也不同, 每个人的诉求都不同, 还有人是想借机发一笔, 报废旧车, 让首发赔新车, 解决方案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唐红新表示, “车主经收费处进入高速公路后, 便与首发公司形成合同关系。首发集团作为高速公路管理部门, 有义务和责任保证车主高速、安全行驶。”

唐认为, 此次大雨中受损车辆的车主, 可依据《合同法》或《侵权责任法》, 向首发公司提出索赔。当然, 这次首发公司很可能会以“不可抗力因素”来抗辩。为此, 他建议车主最好选择侵权责任诉讼, “只要证明首发集团在事件中有过错, 并且过错跟车主的损失有直接关系即可”。

据当事者指证:当天气象部门已经发布了预警, 水也不是说一下子涨到6米, 而是从1厘米、2厘米, 到10厘米到1米, 期间首发集团在干什么?他们没做到合理地通知、疏导, 还在那里收费, 没有及时阻止其他车辆进来。

有曰二:水漫车轮, 高速公路收费依旧照常, 收费方首都公路发展集团必然成为众矢之的。没有比生命安全更珍贵的存在, 所有的利益诉求都应该为其让路。披着“国企”袈裟的高速权贵, 顽硬如斯的逆行, 刺激着世道人心。

高速公路不再姓“公”, 本应该有血有肉的高速工作人员成为强大吸金机器上的牢固一环, 且不无痞气地对自家行为极力解脱。这不仅显现出此种行为之荒谬, 更尽显于强大的收费机制下, 既得利益集团的霸气与无良、冷血与冷漠。而漠视公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高速权贵, 必须要承担围观者的不齿与骂名, 甚或被推上历史的审判台。

篇4：警惕权贵资本主义

大概从1998年开始，我就提出了权贵资本主义问题。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点，是自由的、自主的交换，如果始终有强大的行政力量在控制，如果强势的政府强化到主导经济资源配量的程度，那就不叫市场经济，而叫权贵资本主义了。

80年代，我还用过一个词，叫“原始资本主义”，也就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不能叫市场经济。你看了亚当·斯密的著作就会明白，《国富论》就是批重商主义的。你要强化重商主义，贫富悬殊就不能避免。

现在贫富分化特别严重，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增长方式，主要靠投资拉动的增长，一定会造成依靠劳动收入的比重下降，这是马克思已经讲清楚了的问题；再一个是体制上的原因，就是重商主义、普遍寻租这个体制基础。当然，贫富差别扩大也跟市场经济有关，但扩大到如此程度，则不能归于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回顾90年代初期，那时我们太天真了，以为只要市场经济发展起来，政府就会自动退出，就可以很平稳地过渡到市场经济了，不知道这里存在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如果政府有很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干预企业的权力，就会相应产生一个很大的寻租空间。所以，你要政府退出它应该退出的领域，就触及到许多官员的切身利益了，做起来就很难，这也是腐败之所以出现“前腐后继”的体制原因了。

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从近期看，2003年第四季度经济开始出现过热，于是用行政手段加强“宏观调控”。哪几个行业过热，就用各种行政办法去“压缩产能”，这个单子越开越长，政府的手也越伸越长，政府宏观调控就变成了微观干预。2003年以后，加强所谓“宏观调控”实际上是加强了审批制度，比原来的审批还要厉害，这就又扩大了政府权力，扩大了寻租的基础，导致起腐败的蔓延和贫富差距的扩大。

但也不能说政府的调控就是一无是处，有的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比如，我们最近到山西永济考察，茅于轼、汤敏在那里做的小额贷款实验就非常令人鼓舞。农民都说，3~6个月还了贷款以后，他们的净收入是贷款的100%。我们到他们家里去，他们住的比我们城里人好多了，文化生活也很丰富。从小额贷款覆盖的范围，能够看到一个新农村正在出现，证明只要把金融自由这个基本人权还给农民，民间的力量，市场经济的力量，就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贫困和农村的面貌。但那家富平小额贷款公司资本还很少，现在只有一千几百万元，跟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比较起来，还是沧海一粟。如果我们扶贫的资金，还有农村的信贷机构都做这样的事，我们就能把这个势头加快，把新农村的面扩大。这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一个积极的力量。

新世纪以来，社会上有两个愈演愈烈的趋势值得特别警惕。一个是腐败的趋势。新世纪以来的城市化过程，出现了一个新的寻租空间即政府垄断的土地资源。据专家说，因为土地被征用，农民损失的价值。换句话说，政府能够拿到的土地价值是20万-35万亿元，这么大规模的财富被政府控制，可见寻租空间有多大！所以跟土地有关的一些贪腐官员，腐败必然会是前仆后继。

另一个是贫富悬殊的趋势愈演愈烈。我们现在的基尼系数，大致在0.5左右，这样的贫富悬殊在世界上都是前列了。

但这两个趋势的愈演愈烈还不是最可怕的。如果能够认真地、理性地讨论，我们应该能够找到理性解决的办法，不會没有出路。但是又碰到了另一个不好的势头，即在两个愈演愈烈的趋势出现之后，一些人并不认为问题的症结是政府权力太大，反而认为是政府管得还不够，希望用扩大政府权力的办法去解决矛盾。问题越多越强化政府权力，政府权力越强化问题又越多。这样的恶性循环就愈演愈烈，直到最后出现国进民退这个现象，路径依赖就到了一个死胡同。但我们现在还来得及，要上下同心来解决问题。所以我在90年代提出，我们处在一个赛跑中，结果要看腐败和法治的市场经济哪一个跑得更快。

中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经济上的转折就是蔡昉教授讲的“刘易斯拐点”，就是说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已经改变，劳动力供给从最高点下来了。人的价值因此得到空前提升，经济的增长不能再主要靠资本和资源的投入，而主要靠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技能）的投入来推动了。

中国还处在非常艰难的转型中，在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这个大方向下，各方的有识之士，不管是“左”一点的，“右”一点的，还是“中间派”，应当捐弃差异，团结合作，致力于共同的事业，警惕权贵资本主义的滋生，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国家。 ■

吴敬琏

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改革》、《比较》、《洪范评论》杂志主编；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

篇5：权贵资本主义

唐玄宗六十一岁那年，宠爱上了年轻的杨贵妃。据说，杨贵妃是个少见的美人，而且生得聪明伶俐，懂得音乐。唐玄宗把她的两个哥哥都封了官，三个姐姐都封为夫人。杨贵妃有个远堂兄弟杨钊（音zhāo，后来改名杨国忠），在蜀中穷得过不了日子，听到他堂妹封了贵妃，就带点礼物到长安找杨贵妃。杨贵妃在玄宗面前说了几句好话，杨国忠就当上了一名禁卫军参军。

唐玄宗早把政事交给了李林甫。有了杨贵妃以后，他更是经常留在宫里寻欢作乐，连每天例行的早朝也懒得出来了。杨贵妃想要什么，他就总想方设法给她办到。杨贵妃爱吃新鲜的荔枝。荔枝是南方出产的果品，长安在西北，哪来的`荔枝？唐玄宗为了讨杨贵妃的欢喜，专门下命令叫岭南官员派人骑着快马拼着命赶送，像接力棒一样，一站一站把荔枝运到长安。荔枝到杨贵妃手里的时候，还又红又香，味道没变哩。

唐玄宗、杨贵妃每天饮酒作乐，少不了叫人奏奏音乐，唱唱歌曲，但是宫里原来的一些老歌词都听腻了。他想找人来给他填点新歌词。

有一个官员贺知章在唐玄宗面前说，长安新来了一个大诗人，名叫李白，是个天才，无论做诗写文章，都十分出色。唐玄宗也早就听到过李白的名声，就吩咐贺知章赶快通知李白进宫。

篇6：权贵资本的鼻祖

纵观一下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种种腐败现象，窃以为其核心问题应定位在“官商勾结”，或者说“权钱交易”上，并且是日益地将权力货币化、资本权贵化，从而形成一个权贵资本阶层——这才是当今中国社会腐败之烈的症结所在。倘要追根溯源，这一腐败方式当追溯到一个半世纪之前的胡雪岩。对于此公，国人应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自改革开放，步入市场经济以来，这位当年的“红顶商人”是越来越走红了。为其立传吹捧的作家和影视家亦大有人在，还有不少学者专题研究“胡雪岩的经营管理”，且直言不讳地将其誉为“中国式管理”。似乎中国的商人，抑或说是中国所有的“经营管理”者都得以胡雪岩为榜样，向其学习步其后尘了。看来，这些作家学者对腐败的羡慕与推崇，与某些主流经济学家对腐败的理解与辩护，实在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胡雪岩（1823-1885）名光墉，徽州绩溪人，雪岩是他的字。从杭州信和钱庄的一名小伙计“发展”成为富甲江浙的大豪绅，按说是该有一些传奇经历的。但他的经历似乎并无多少传奇之处，更没有西方第一代创业资本家的那些冒险经历。胡雪岩之所以在重农抑商的皇权专制社会里，出类拔萃为一名不可多得的“成功人士”，窃以为，其秘诀就是他深谙中国的“国情”。对于经商之人来说，中国的“国情”是什么呢？简言之，就是官本位，就是重农抑商。要在这种不利于经商的环境里经商，并且伸开手脚打开局面，唯一可行的就只能是依靠官府，买通权力。胡雪岩不像沈万山，自以为富可敌国，竟然胆大包天，要出资为朱元璋修建南京城。这个土财主，他就不想想，他再富可敌国，可那财富也是“国家”的，也就是皇帝家的呀！结果，不仅全部家产被朝廷抄没，自己那把老骨头也被发配到了云南的蛮荒之地。胡雪岩则没那么傻，当然也没那么优越的条件。但他有一个独具心裁的秘诀，即他自己后来总结成功经验时所归纳出来的一条：“烧冷灶”。即不要等当官的权倾一时才去巴结和投靠，而应该在他们尚未得势而不久很可能得势时，就主动伸出援手。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提前进行“感情投资”——也许，这一说法正是源于胡雪岩的“烧冷灶”吧？

当年，候补盐运使王有龄在捐了这么个小官之后，再无钱进京“投供”。胡雪岩怀里正有一张信和钱庄的五百两银票，这是一笔“倒账”，讨不回来老板也不会怪罪他，于是他索性就将这五百两银子押上一注——慷慨地送给了王有龄。五百两银子在当时，无论官场还是商场，也许还算不上个大数目，可对王有龄却是雪中送炭。中国人一向是讲究感恩图报的，王有龄发迹之后，自然少不了回报胡雪岩。第一步就是与他共同谋划，抑或说成“合营”也未尝不可——于是，一个信和钱庄的小伙计就一跃而成阜康钱庄的大老板。随着王有龄的不断高升，胡雪岩的生意也就越做越大，其对王有龄的回报也就不在话下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胡雪岩就这样开启了中国式腐败的先河。

1862年，王有龄兵败，自缢身亡，左宗棠调任浙江巡抚。但左部在安徽时就拖欠了近五个月的饷项，饿死战死者众多，如今进军浙江，粮饷就是一个大问题。可这个问题对于胡雪岩来讲岂不是天赐良机？他在三天之内就为左宗棠筹集了十万石粮食。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胡雪岩居然完成了；于是又深得左宗棠的信任，一个新的靠山就这样接踵而来。1866年，他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左宗棠西征时，又是他为其筹措粮款枪械；在左调任陕甘总督之后，他还为左举借外债达一千二百万两。当然，他丝毫也没白忙活，依仗湘军的权势，胡雪岩在各省设立了阜康银号二十多处，畅通无阻地做着他的各种生意，包括倒卖军火，经营药材、生丝、茶叶、典当乃至地产等等，从而操纵了江浙一带的商业，资金最多时高达白银两千万两以上。一个当年拿出五百两银子资助王有龄的伙计，十几年的功夫，“反馈”回来的却是四万倍的资产；而且还有御赐的黄马褂，还有二品的顶戴花翎，甚至可以骑马步入紫禁城……这怎能不叫当今的某些官员和商家都眼红呢？那么，要想成为当代的胡雪岩，看来就只有通过官商勾结，进行权钱交易。走胡雪岩的道路——这就是结论。

笔者一向孤陋寡闻，直到大约十年前去杭州，下榻在吴山，一天无意中步入了附近的一家颇为堂皇的中药铺“胡庆余堂”，这才开始注意到胡雪岩这个名字，并略知了一些其人其事。而之后的这十年中，竟发现有关胡雪岩的书，是一部接一部地出。又是“商贾奇才”，又是“亚洲第一商”，又是“游走于官商两道的深谋大略”，又是“经世致用的处世运筹学”……总之，对这位亦官亦商的红顶商人不仅赞誉有加，艳羡之情更是溢于言表。笔者无意在这篇拙文中对胡雪岩做出总体评价，亦不想全盘否定在当时即十九世纪中叶的历史条件下胡雪岩的所作所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今天还能仿效胡雪岩吗？还能用胡雪岩的经营方式来发展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吗？不幸的是，如今把胡雪岩当作楷模而极力仿效的大有人在，否则也就不会有那么多吹捧胡雪岩的著作充斥书架了。虽然时代不同了，社会也变迁了，但这些似乎都不妨碍某些人去“运筹”胡雪岩式的“深谋大略”。比如，我们今天是不允许官员经商的，但一个人不能亦官亦商，不等于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不能亦官亦商。老子当官儿子经商总可以吧？老公当官老婆以及准老婆们经商总可以吧？而那些集团公司的大亨，尤其是那些房地产大鳄，一旦有了强权做后盾，有了足够的财力，虽说不能“捐官”，可在各級政协弄个委员甚至常委当当总可以吧？我们不妨试问一下：那些屡整不改的造假窝点、排污企业，哪一个没有当地的政府部门给罩着？那些擅自开发的违规项目、那些见不得人的肮脏交易，哪一样没有权力在其间作祟？中国人最讲究的就是一个“情”字，人要讲“义气”，要懂得“感恩图报”——这就是官商合营的文化基础，就凭这一点，便可以使权钱交易做得滴水不漏。于是一张中国式的腐败网就这样形成了，再加上某些作家学者的呐喊助威，这形成的就不是一般的网，而是如郎咸平先生所说的“官商学”三位一体的“铁三角”。三点成面，如此稳定的钢铁架构，有谁能奈其何？

笔者在这里之所以一再提出“中国式腐败”这个概念，正是由于某些学者把胡雪岩的经营之道称作为“中国式管理”。在笔者看来，若照这些学者的说法，这两个概念似乎已属于“全同关系”，甚至可以合二而一了。就像某些学者喜欢将包括纵横术、三十六计等在内的狡猾、阴谋与诡诈，美誉为“中国智慧”并力主将其用于“处事”和“商战”一样，把胡雪岩精于此道的权钱交易，称作为“中国式管理”，并用其来左右今天的市场经济，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不过，较之胡雪岩，我们今天的某些商人和官员则早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胡雪岩的发迹史上，胡雪岩本人无疑处于主动地位，他所巴结和投靠的官员从中捞了多少钱财和好处，虽不得而知，但绝不是个小数。更重要的是，胡雪岩与王有龄、左宗棠等人的关系大都摆在面上，人所共知并无多大忌讳，否则也就不会为今天的作家学者们留下如此丰富的撰写资料。而当今的官商就颇有些不同了，他们常常是处于互动双赢的状态；在权力寻租方面，官员往往还要更主动一些，用权力这只“看得见的手”去取代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不仅用商家的钱往自己的脸上贴金，还直接把商家的钱放进自己的口袋。君不见，如今拉一名贪官下马，必定拖出一批奸商；打击某些奸商，又必然会带出一批贪官。更重要的是，这些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行为，大都是暗箱操作，远没有胡雪岩们那么“光明正大”。往往是只有你知我知，连天都不知地都不知；即使查出来了，也只能作为“无法说明来源”的“巨额财产”不了了之。面对当今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腐败，面对当今权贵资本的既得利益者，胡雪岩倘若在世，小巫见大巫，恐怕只能自叹弗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