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犯罪特点及原因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犯罪特点及原因（精选6篇）

篇1：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犯罪特点及原因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犯罪特点及原因经济犯罪突出是一个国际行问题，无论在我国还是其他国家，经济犯罪都是一类常见多发的犯罪。经济犯罪因其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动摇社会经济基础，各国刑法历来都将其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过程中，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呈现上升趋势，并且，与经济体制变革相适应，产生了许多新的经济犯罪形式，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争执、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日新月异，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各种社会冲突、社会矛盾也不同程度的存在。伴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社会财富的分配格局，社会阶层的组织结构、社会交往的方式方法、社会观念的形式内容均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犯罪的特点：

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经济犯罪较之过去，在案发范围、犯罪主体、犯罪手段、犯罪后果、犯罪查处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犯罪已经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有些经济犯罪在地域上已经扩展、延伸到了其他国家或地区。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犯罪特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经济犯罪发案居高不下，犯罪金额越来越大。近十几年，为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目标，中国的经济政策分阶段逐步进行了重大调整，在前计划体制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下曾一度收敛的经济犯罪又猖撅泛滥。尤为突出地表现为贪污、盗窃、诈骗、行贿、受贿、挪用公款、偷税抗税、走私贩私、制造伪劣商品等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犯罪形式。在经济犯罪案件增多的同时，犯罪金额也越来越高，大案要案不断出现，犯罪金额在几十万元以上，甚至数百、上千万元的大案时有发生，而且引起世界关注的政府县处级以至更高级的党政领导干部的经济犯罪案件和腐败资金外逃情况严重。

②经济犯罪种类和手段不断翻新增加，隐蔽性和智能性增强。现阶段，除走私、贪污、贿赂等原有的经济犯罪案件不断增加外，又出现了一些新型的经济犯罪，特别是证券欺诈和操纵市场、盗窃商业秘密、制作虚假广告、侵犯著作版权以及利用信用卡诈骗、伪造倒卖增值税发标、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侵占公司财产、洗钱犯罪等等。行为人往往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披着合法的外衣进行经济犯罪活动。他们不仅拥有高度现代化的交通、通 1

讯工具，便于作案前后的联络、指挥和逃离，而且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掌握现代经济运作和管理的专门知识，通晓和能够熟练运用电脑、电信等高科技手段，作案过程诡密、巧妙、快捷，不留痕迹，隐蔽性极强。

③职务经济犯罪以及非职务人员与经济领域工作人员相勾结的共同犯罪呈上升趋势。犯罪分子利用从事政府的公务或在经济领域工作的职务之便实施经济犯罪，其犯罪手段具有相当隐蔽性，社会危害也较其他犯罪更为严重。目前这类犯罪首先是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利条件进行经济犯罪的案件数量最为突出，而高层领导干部的经济犯罪事实最为惊人;其次是经济犯罪主体规模从高龄化和低龄化到各个年龄层次都有增长趋势;再次是经济犯罪案件盘根错节，群体性经济犯罪越来越严重。

④单位犯罪已成为当前经济犯罪的显著特征。单位经济犯罪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比较多的是走私罪、生产销售伪劣商品、侵犯知识产权、妨害国家税收管理以及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等等;犯罪的主体既有法人也有非法人单位;犯罪金额较高。经济犯罪危害后果严重，查处十分困难。近年来，随着经济犯罪案件的逐年增多，大案、要案也在逐年上升，涉案金额越来越大。经济犯罪涉案范围的加大、犯罪主体身份的复杂化、犯罪手段的智能化、隐蔽性等特点，导致司法机关对经济犯罪的查处阻碍重重，十分艰难。经济犯罪分子肆无忌惮的侵吞社会财富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正常、有序的进行，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中的一大社会公害。

二、经济犯罪产生的原因：

从历史的角度看，经济犯罪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犯罪形式。但是，不同历史阶段，经济犯罪产生的原因也有其不同的特点。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刚刚开始进行市场经济建设的中国，经济犯罪产生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体制设计存在缺陷，短期内结构性经济问题难以避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一方面，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尚未完全被打破;另一方面，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尚在发育之中，制度变迁过程中，两种体制之间的碰撞与矛盾，转型中特有的经济成份的复杂性，带来了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并在客观上为经济犯罪提供了土壤。80年代初的改革战略，国有经济以外的多种经济成分的活力被激发出来，并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90年代的中国中央又先后明确了计划和市

场都是手段。并宣布，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大还明确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而我国实行的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多元化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即辅之以按资分配利润、按股分红，并承认风险收入和其他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但我们对于市场经济既缺乏实际的经验又缺乏理论的深入研究。于是政策的短视带来的负面效应问题就突出出来。

(二)法制建设和政府行政管理水平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近年来，我国政府为规范市场经济行为，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相继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但是，应当看到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旧的经济运行机制仍在起作用，而新的市场机制远没有健全，配套的法律制度还远没有完成，许多法律制度还有待于不断的完善。这就在客观上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中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的种种弊端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来。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习惯于凌驾于法律之上，直接干预和插手经济事务，而政府行政管理机关权力过于集中，又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制衡机制。特别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等问题的普遍存在，更是助长了经济犯罪的发展事态。在新旧体制交替并存时期，自然导致某些素质不高的国家公职人员滥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作为寻租的工具，各种腐败现象和职务犯罪层出不穷。各种权利寻租手段公开盛行，严重破坏了社会公德心和政府形象。如最近查办的交通部多起副部级干部经济犯罪便是明证。

(三)对市场经济的失灵效应认识不足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我们理想化地认为市场经济自然就是公平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就是规范经济，就是损益经济。因此，强调减少计划指导，尊重市场机制的多，对市场存在的失灵或局限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市场经济中物质和金钱的巨大诱惑，使有些人经不住为满足私欲挺而走险，以身试法，大肆进行经济犯罪。有些人缺乏真正的竞争能力，为在市场经济中站住脚跟，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并不惜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其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

而在现阶段，由于缺乏对市场经济失灵的足够认识，导致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对由市场失灵引起的经济犯罪的敏感性不强，对一般的经济犯罪的处罚阻力较大，威慑力较小。

总之，在我国现阶段，经济犯罪之所以猖獗，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有密切关系。欲有效地治理经济犯罪，就必须充分认识其产生原因和经济犯罪给社会带来的的久远性、猖狂的暂时性和危害的严重性，进而才能探求出治理经济犯罪的有效途径。

篇2：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犯罪特点及原因

看图答题：

漫画《三代人赶集》

（1）漫画《三代人赶集》说明了什么？（两个方面即可

4分）

（2）分析发生以上变化的根本原因和主要原因是什么？（三个方面即可

6分）

答案：

（1）漫画《三代人赶集》说明了：

一、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英明领导下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的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由温饱到总体小康的跨越式发展。

（2）发生以上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党领导我们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巩固完善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篇3：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犯罪特点及原因

1992年之后, 随着邓小平的南下, 意味着市场经济正式在国内发展。1992年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最快的一年, 也是我国犯罪活动猖獗的一年。全国刑事犯罪案件立案总数量158万多起, 虽然与1991年的236万起相比, 减少了78万件, 但这种减少主要原因是盗窃犯罪立案追诉标准的提高 (1992年以前, 农村盗窃立案标准为40元, 城市80元即可立案。1992年则按照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地区确定为300元、400元、500元、600元才能立案) , 1992年全国各级公安机关受理的报警案件, 仍然高达453万多起。刑事案件实际上没有减少, 反而是增多了。 (1)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常常伴随着犯罪的增长。 (2) 由全国的犯罪数量统计可知, 1950-1980年间, 平均每年的刑事案件发案数量约为50万件, 发案率约为万分之六, 1990年以后, 刑事案件的发案数量猛增, 平均发案数量约为200万件, 发案率约为万分之二十。这一时期我国刑事案件始终呈高发的趋势, 不仅出现了许多新型犯罪, 传统的刑事犯罪在作案方式、恶性程度、组织形式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变化。

这一阶段犯罪的特点有以下几点:

第一、侵财型犯罪发案率大幅提高, 且恶性案件频发, 犯罪数额呈不断加大的趋势, 成为影响群众安全感的主要因素。

第二、故意杀人、强奸、故意伤害等传统的暴力犯罪向恶性化、团伙化发展, 持枪、爆炸、挟持人质等严重暴力手段频繁出现, 对社会的危害日趋严重。以张君为首的犯罪团伙就是暴力犯罪恶性化、团伙化的典型代表, 该犯罪团伙持枪作案20余起, 打死打伤50余人, 犯罪所得500余万。

第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犯罪大幅增加, 特大经济犯罪案件频发, 涉案金额巨大, 且不断出现知识产权犯罪、证劵犯罪、金融犯罪等新型经济犯罪。根据2008年全国法院工作报告:2003年至2007年, 审结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走私、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等犯罪案件8万余件;审结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2962件, 比同期上升1.33倍。

第四, 毒品犯罪蔓延发展, 已成为社会一大公害。截止至2014年4月, 全国登记在册吸毒人员已达258万人。仅2013年, 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5.1万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16.8万名, 缴获各类毒品44吨。

第五、有组织犯罪显著增加, 不断出现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 暴力性、结伙性、跨地区的流窜作案现象突出。

第六、更多的犯罪分子具有专业知识与较强的反侦察能力, 运用先进工具, 犯罪呈现智能化、技术化。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犯罪高发产生的原因

第一、经济因素。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带来的是社会财富的大量增加, 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社会活动呈现极度活跃的状态, 但是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 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错误的思想与手段, 这种偏差进而导致社会失范, 不断膨胀的私欲往往就会外化为具体的犯罪行为。如为牟取暴利就可能实施抢劫、盗窃、绑架等侵财犯罪。其次, 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是竞争, 国有经济、私有经济、个体经济、外资经济在同一个市场进行优胜劣汰的竞争。由于社会转型期间监管措施的不完善, 处于不利地位的经济主体, 为了生存和发展, 往往采取不正当手段进行恶性竞争, 如实施偷税漏税、走私、侵犯知识产权等犯罪行为。

第二、社会因素。社会转型带来的是大量的下岗、失业无业人员, 这些人员又无法及时得到及时合理的安置, 成为所谓的社会闲散人员, 为犯罪团伙提供了大量的潜在成员, 产生了一系列的不稳定因素。其次, 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距不断加大, 容易造成社会成员的心理失衡, 心理失衡在一定条件下往往造成行为失范, 使得社会成员的犯罪欲望扩张。这样就带来了恶性犯罪以及有组织犯罪的高发, 集中表现在侵财犯罪的大量增加。

第三、社会流动性加大。市场经济的开放性, 必然导致社会成员具有更大的流动性, 为各种跨地区的流动作案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其次, 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 以对常住人口管控为主的静态犯罪管控机制, 已难以适应流动的、多变的动态犯罪形势, 对犯罪的社会管控功能严重削弱。再次,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 大量居民涌入城市, 必然导致原有“熟人社会”的解体, 邻里关系淡薄, 无法起到守望相助的自然监督作用。

第四、科技原因。市场经济促进了科技的发展, 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专业知识, 获得高新技术设备。为许多犯罪分子实施犯罪带来了便利, 如同伙之间利用发达的通讯网络传递信息, 利用发达的交通网络迅速流窜逃逸, 极大地提高了作案能力, 加大了公安机关的抓捕难度。

第五、文化因素。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带来文化冲突, 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文化观念必然产生重大变化, 文化变迁导致文化冲突, 文化冲突外化为具体的社会规范与行为规范的冲突, 进而导致犯罪。

第六、国际影响。改革开放, 带来的不仅仅是国外的知识与技术, 也带来了国际间犯罪的便利。毒品犯罪、跨国犯罪等等, 无一不是基于开放所带来的便利。

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的犯罪现象规律

第一, 起伏率不平衡。经过几次严打, 迅速的将犯罪高峰期压下去, 但是又迅速的反弹, 起伏度比较大。如1983年严打, 严打前三年犯罪率累计上升66.36%。

严打期间犯罪率大幅下降, 累计下降42.25%, 上升和下降幅度都较大, 这说明社会上存在大量促使犯罪率上升的因素。严打结束后, 犯罪率在1985年就开始回升。

第二, 犯罪的传递性较快。90年代之前, 犯罪基本是从农村向城市蔓延, 从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蔓延, 但是90年代之后, 犯罪现象又产生了回流, 即农村的犯罪率与落后地区的犯罪率也开始上升。犯罪现象开始普遍发展。犯罪在城乡之间传递, 一方面是户籍制度的放松, 人口流动的加快, 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 加速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文化传递, 也带来了犯罪的传递;另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 城市化不断扩大, 城市经济迅速发展, 社会保障、公共设施不断完善, 而农村的经济却远远赶不上城市的发展速度, 农村的社会保障跟公共设施不配套, 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社会二元结构弊端日益显现, 所带来的社会冲突、文化冲突也愈发的严重, 这也就导致了城市与农村犯罪现象此起彼伏。

第三, 这一时期的犯罪现象规律主要是基于经济的原因, 更多的是经济与犯罪之间的联系。改革开放之后, 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 国民思想却无法同步发展, 社会保障不能完善, 人民的私念以及对社会财富的追求出现了一些行为偏差, 导致这个阶段犯罪主要是基于经济的原因, 侵财类犯罪、贪污受贿类犯罪居高不下, 同时因为经济原因带来的其他犯罪也是频频高发。

根据四川师范大学谢灵获与四川大学贾文的实证研究, 得出结论:影响犯罪的经济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贫富差距及开放程度等。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有利于抑制犯罪, 但贫富差距扩大和开放程度提高会刺激犯罪率上升。贫富差距对犯罪率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经济发展水平, 且城乡差距的影响远远大于地区差距。在开放度较大的地区, 城乡差距对犯罪的刺激效应弱于开放度较小地区, 这是因为城乡差距对犯罪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开放度的影响所替代。 (3)

因此, 在社会转型, 市场经济起步阶段, 预防犯罪应当以经济原因为着手重点, 一方面, 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关系, 经济发展只是减少犯罪的必要而非充分原因, 犯罪的高发更大一部分原因只是基于贫富差距所产生。另一方面, 治理犯罪的经济根源在于缩小城乡差距, 现阶段, 社会二元化体质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 大量的犯罪都是基于城乡差距的愈发扩大, 贫富差距与城乡差距都是犯罪产生的经济原因, 但是后者是经济根源。 (4)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必须要重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这两个差距, 才是治理与预防犯罪的并要对策。

参考文献

篇4：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犯罪特点及原因

关键词 经济周期;外部冲击;内部传导

中图分类号 F120.3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0461(2010)03-0005-0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几次周期性的波动。如何防止和克服经济的剧烈波动,探索熨平经济周期的对策始终是学者及政策制定者关注和研究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在全球经济经历了金融危机的重创之后,对经济周期波动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有着更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从理论探索和实证分析两个层面对我国经济周期的特征及其成因进行研究考察,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特征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为了更准确地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的特征,本文将利用六个指标[1]从不同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个指标:峰位。它表明经济扩张时的强度。峰位大于或等于15%称为高峰型;峰位大于或等于10%小于15%称为中峰型。峰位小于10%称为低峰型。

第二个指标:谷位。它说明经济收缩时的力度。谷位为负值,称为古典型;谷位为正值,称为增长型。

第三个指标:平均位势。是指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它表明每个经济周期内经济增长的总体水平。平均位势大于或等于8%称为高位型;平均位势大于或等于5%小于8%称为中位型;平均位势小于5%称为低位型。

第四个指标:波动幅度。是指每个周期内峰位与谷位之差。它表明经济波动的剧烈程度,是衡量经济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指标,波动幅度大于或等于10%称为强幅型;波动幅度大于或等于5%小于10%称为中幅型;波动幅度小于5%称为低幅型。

第五个指标:标准差。用公式表示为:

=

其中,Y表示实际GDP增长率,为Y的算术平均值,表示一定历史时期内平均实际GDP增长率或长期增长趋势。标准差表明了经济对长期趋势的偏离度,可以用来衡量经济增长的稳定程度。标准差越大,说明宏观经济变量周期成分偏离其长期趋势的程度越大;相反,标准差越小,说明宏观经济变量周期成分偏离其长期趋势的程度越小。

第六个指标:扩张长度和收缩长度。是指每个周期内扩张期和收缩期的时间长度。扩张长度与收缩长度之比小于1的波动属于短扩张型;扩张长度与收缩长度之比大于或等于1的波动属于长扩张型。一般来说,扩张长度越长,经济增长越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

为了利用上述六个指标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的特征,笔者首先利用1978～2007年实际GDP指数的年度数据计算出1979～2007年的实际GDP指数的增长率,并用其表示1979～2007年的实际GDP的增长率,如表1所示。然后,笔者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上述六个指标进行了测算,得到的数据如表2所示。

分析以上数据,得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有如下总体特征:

(1)从峰位来看,只有第二个周期的峰位大于15%,而平均峰位为12.145%,属于中峰型,这表明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既具有增长的强动力,又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盲目扩张。

(2)从谷位来看,没有出现负增长,经济周期属于增长型,并且平均谷位达到6.779%,这表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具备了一定的抗衰退的能力。

(3)从平均位势来看,没有低位型,平均为9.347%,总体呈现高位型。这表明,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保持了较高水平的增长。

(4)从波动幅度来看,波动幅度均为中幅型,且从1991年以来有下降趋势,表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正在逐步增强。

(5)从标准差来看,前三个周期的标准差逐渐变大,后两个周期的标准差逐渐变小。说明前三个周期经济的稳定性逐步变弱,后两个周期稳定性逐步走强。

(6)从扩张长度与收缩长度来看,前两个周期为长扩张型,第三和第四周期为短扩张型。2008年由于我国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到目前为止收缩时间还不确定,因此无法确定第五个周期的扩张类型。但从2000年～2007年来看,经济以较高的平均位势连续扩张8年,说明这段时期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和较高的增长性。

总之,改革开放后,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性较弱,增长性和稳定性较强。尤其是市场机制建立以后,经济基本持续高位运行,波动幅度保持在较低的区间内,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波动性逐步减弱。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原因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经济周期作为一种极其复杂的经济现象,其形成因素多种多样,是各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笔者认为,我国的经济周期首先是由外部冲击引发,进而由内部传导机制使得经济体系内部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一)外部冲击是我国经济周期出现的初始原因

外部冲击是指打破经济均衡状态的外部因素,是造成经济周期的最初始原因,主要包括对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冲击。

1.对总需求的冲击

(1)模型分析。为了分析的简便,在分析总需求时,我们假定总供给不变。这样,通过AD-AS模型可以得知,产出决定于总需求,产出的波动就表现为总需求的波动。我们利用总需求函数分析那些外生变量的变动会冲击总需求从而造成产出的波动。假定经济是四部门,小写字母代表实际变量,总需求函数推导如下:

假定:消费:c=a+byd; 投资:i=e-dr;政府购买:g; 税收:t+ty净出口:x-my; 实际货币供给:;货币需求:=ky-hr;转移支付:Tr。

推导IS曲线得:

r=-*y(1)

推导LM曲线得:

=ky-hr (2)

由IS、LM曲线可以得到总需求函数:

=k+h**y-h*

(3)

在这个函数中,外生变量有:自主性支出a、边际消费倾向b、自发性投资e、投资对利率的反应程度d、政府支出g、出口x、进口占总需求的比例m、固定税收、税率t、转移支付Tr、货币供给量Ms、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h和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k。在没有外部冲击的情况下产出是稳定的。当外部冲击改变了上述变量时,就会改变总需求从而造成产出的波动。

(2)实际因素分析。纵观我国经济周期的历史,笔者认为,下述实际因素会造成上述模型中外生变量的变动从而造成总需求和产出的波动。

第一,制度因素。制度因素是造成上述实际变量变动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也是影响最为深远和持久的因素。制度是经济体系运行的基础,并决定经济运行的效率。回顾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过程,有两次比较重大的制度变迁。[2]第一次是1979年~1992年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在这段时期内,首先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快速发展。然后是市场机制的引入以及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改革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资源配置,激发了市场活力。但由于这期间实行的是计划与市场并行的双轨制,因此并不是一次彻底的制度变迁。第二次是1993年至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建设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期,双轨制在其运行过程中逐渐暴露出很多深层次问题,特别是计划与市场之间的矛盾,使得经济发展陷入困境。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正式确立,这次制度变迁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使经济再次进入扩张期。

上述两次制度变革几乎会改变所有冲击总需求的外生变量,但主要的有自发性投资e、投资对利率的反应程度d、固定税收和税率t、转移支付Tr,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h和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k。制度变革会影响经济体系的各个方面。从总需求角度来考虑,市场机制的引入以及确立会激发投资的热情,从而改变自发性投资;政企分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以及利率的市场化改革等会提高企业投资对利率的反应程度;税收制度的改革会改变固定税收和税率t;政府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促进民生方面的举措会增加转移支付;证券市场的建立、改革和不断完善使得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发生改变。当然,制度变革不是一次完成的,也不是一次改变上述变量的,而是一个渐进式的变迁过程。当上述变量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发生改变时,就会对总需求造成冲击,从而导致产出的波动。

第二,政策因素。政策因素主要是指政府重大政策的出台或宏观经济政策的改变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回顾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出现的重大政策变动可以发现,政策变动与经济周期存在明显的相关性。比如,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央调整了经济计划指标,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当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4.2%,连续几年经济增长率维持在两位数以上。后来,政府为了抑制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抑制通货膨胀,又采取了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并在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3]再比如,1997年下半年,针对亚洲金融危机造成中国出口下降以及国内需求不足,中央采取了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宏观政策:银行连续6次降息,财政扩大国债规模,增加基础设施投入。这些政策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我国经济没有出现大的衰退。2008年我国经济受到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影响,政府又出台了4万亿投资政策使我国经济再次摆脱危机的阴影。

我国政策的变动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外贸政策来体现的。财政政策的变动会改变政府支出和政府投资、固定税收、税率t和转移支付Tr的值。货币政策会改变货币供给量Ms,汇率政策会改变出口x,外贸政策会改变进口占总需求的比例m。当政策变动导致上述变量改变时,就会对总需求产生冲击,从而导致产出的波动。

第三,心理因素。心理因素主要是指人们对未来经济运行情况的种种预期对其行为的影响。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是惟一的决策主体,几乎决定了经济体系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消费者的日常消费量。心理因素在这段时期对经济很难产生影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企业、消费者的自主决策权不断放大,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开始对经济产生影响。比如,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人们普遍预期非公有制经济将进一步发展,并对未来中国经济看好。这种预期促使企业增加投资,从而推动了经济发展。

心理因素的变动可以影响很多外生变量。比如,当消费者对未来经济运行持乐观态度时,就可能会增加自主性支出a,当企业对未来经济运行持乐观态度时,就会增加自发性投资e。

第四,国际因素。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与世界其它各国的贸易联系越来越密切,进出口贸易量迅猛增加。特别是我国在加入WTO之后,净出口占总需求的比例越来越大。当一些冲击发生于我国的主要贸易国时,就会对我国经济产生影响。典型的例子是2008年当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时,我国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由于欧美国家是我国的主要贸易国,这些国家对我国产品需求的减少使我国出口大幅下降,很多出口企业产品没有销路,不得不减产、停产甚至倒闭。

因此,国际因素影响的外生变量主要有:净出口x,出口产品企业的自发性投资e,以及这些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反应程度d。

2.对总供给的冲击

(1)模型分析

为了分析的简便,在分析供给时,我们假定总需求不变。这样,通过AD-AS模型可以得知,产出决定于总供给,总供给的波动会造成产出的波动。我们利用总供给函数分析哪些外生变量的变动会冲击总供给从而造成产出的波动。笔者将采用布兰查德构造总供给函数的方法,并加入技术因素。[4]

假定生产函数为:

y=AL(4)

其中,A代表技术水平;L代表就业量。

工资制定关系为:

W=Pe * F(u,z) (5)

其中,u代表失业率;z代表其它所有影响工资决定因素的综合变量;Pe代表预期价格水平;W代表名义工资;函数F代表名义工资与失业率及其它变量的函数关系。

价格制定关系为:

P=(1+μ)W(6)

其中,μ代表成本加成率;P代表实际价格水平。

失业率计算公式为:

u=1-L/N (7)

其中,N代表劳动力人数,L代表就业人数。

将式(4)(5)(6)(7)联立方程组可以得到总供给函数:

P=Pe*(1+)*F(1-,Z)(8)

在这个总供给函数中,外生变量有:预期价格水平Pe、函数关系F(u,z)、成本加成率μ、技术水平A、劳动力人数N以及其它所有影响工资决定因素的综合变量z。在没有外部冲击的情况下,产出是稳定的。当外部冲击改变了上述变量时,就会改变总供给从而造成产出的波动。

(2)实际因素分析

纵观我国经济周期的历史,笔者认为,下述实际因素会造成上述外生变量的变动从而造成总供给和产出的波动。

第一,制度因素。制度变革不但会冲击总需求,还会冲击总供给,就我国的两次制度变革而言,制度因素对总供给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首先,在计划经济以及双轨制时期,工资制定关系是不存在的。因为工人的工资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由政府决定。其次,价格制定关系也是不成立的。因为价格也不是由企业根据成本、市场供求决定,而是由政府对价格进行管制制定。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后,工资制定关系和价格制定关系才成立。因此,本文认为,从总供给角度看,两次制度变革影响的外生变量主要有:工资制定关系中的预期价格水平Pe、函数关系F(u,z)和价格制定关系中的成本加成率μ。

第二,技术因素。技术因素主要指科学技术的新发明,生产工艺的改进或引进等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产品的附加值等,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引进了一大批较为先进的技术,并且加大技术投入力度,提高自身技术水平,提高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得到很大提高。本文结合总供给函数来看,技术进步影响的外生变量是技术水平A。

第三,心理因素。心理因素既是冲击总需求的实际因素,也是冲击总供给的实际因素之一。在这里,心理因素对总供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们对未来的价格水平的预期:Pe。

第四,劳动力供给因素。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资本要素相对稀缺,而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经济增长主要靠劳动力投入。因此,劳动力供给的波动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较大。90年代之后,由于增长方式的改变,国外资本的大量涌入,资本、技术等因素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有所加强。因此,劳动力供给的波动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有所减弱。从总供给函数来看,劳动力供给因素影响的外生变量是劳动力人数N。

(二)内部传导机制是我国经济周期具有内生性及持续性的原因

内部传导机制是指经济内部因素对外部冲击的反应和调整方式,是经济体系受到外部冲击后产生波动的内生原因。本文认为,如果没有外部冲击,产出会在长期趋势上运行。外部冲击使产出偏离长期趋势,而内部传导机制会使这种波动具有持续性。笔者主要利用乘数-加速数模型作为内部传导机制分析,说明经济周期的内生性及持续性。

设定乘数-加速数模型为:

Yt = γ(1+α)Y-αγY+ G(0<γ<1)(α>0)[5] (9)

其中,Yt,Yt-1,Yt-2分别代表三个时期的国民收入,α代表加速数,γ代表t期消费占t-1期国民收入的比例,G0代表政府支出。

假定外生变量政府支出G0增加,即产生外部冲击。第一期,产出会增加;第二期,消费增加,在加速数作用下,投资成倍增加,通过乘数作用使产出成倍增加。第二期,消费再次增加,经过加速数的作用,投资再次增加,从而使产出在乘数作用下再次成倍增加。这样,每一期产出的扩张都会导致下一期产出的扩张,经济进入扩张期。但经济不会无限制扩张下去,当经济扩张达到顶点时,会受到一些因素的限制,产出会下降,从而消费减少,通过加速数,投资规模缩小,在乘数作用下,产出成倍减少,这样循环下去,经济进入衰退期。由(9)式我们也可以看出,产量是前两个时期滞后水平的函数,并且系数有正有负,表明经济系统存在内在加速力和减速力。这样,乘数-加速数模型就解释了经济周期的内生性及持续性。

三、政策建议

根据本文所述的我国经济周期的特征及成因,笔者提出以下熨平经济周期的政策建议:

(一)在应对外部冲击方面,制度变迁、技术进步和劳动力供给增加等外部冲击导致的产出波动不需要政府宏观干预,因为产出并没有偏离潜在水平。而其它实际因素的变动会使产出偏离潜在水平,因此,政府需要采取宏观调控加以应对。

具体来说,在应对总需求冲击方面,政府要在正确评价外部冲击对经济影响程度的基础上,采取逆外部冲击的财政或货币政策,并及时跟踪、反映政策效果。在应对总供给冲击方面,如果是预期价格水平变化导致的供给冲击,那么政府需要采取诸如通货膨胀目标制等货币政策规则的稳定化政策;如果是其它因素比如国际大宗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的供给冲击,那么政府最好不要采取逆外部冲击的政策,因为这些政策往往作用不大,有时甚至会加剧经济的波动。政府可以利用正向的供给冲击,比如鼓励技术进步、深化体制改革、鼓励竞争等,以抵消负的外部冲击的影响。

(二)由于内部传导机制决定了经济周期的内生性及持续性,因此熨平经济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力度和持续时间的选择上要依据我国经济周期内部传导机制的一般机理。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本身又是对经济的一次冲击,政策效果的发挥既具有时滞,又具有持续性,而二者都取决于内部传导机制。因此,为了实现稳定经济的目的,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考虑内部传导机制的影响,避免政策力度或持续时间的不适宜造成经济的再一次波动。当然,这对政策制定者来说难度相当大,需要正确评价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状态,及时对宏观调控的效果进行跟踪、反馈,准确预测未来的宏观经济形势来对政策进行修正。

综上所述,我国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性质(积极的或紧缩的)和时间上要根据外部冲击的类型和时间进行选择,在政策的力度和持续时间上要根据我国经济周期内部传导机制的机理进行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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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恒.当代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及形成机理研究(第1版)[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23-84,110-163.

[3]刘树成.中国经济周期研究报告(第1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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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蒋中一,凯尔文•温莱特.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第4版)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03-705.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Concrete Evidence Analysis of China Economic Cycle Characteristics and Reason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Deng Chunling,Qu Pengbo

(College of Economy, Northea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y, Dalian 116025,China)

Abstract: China’s economic cycl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contributing facto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are theoretically explored and analyzed with concrete evidence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believe that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nder the impacts of various factors, China’s economic cycle presents characteristics of properties of fairly weak fluctuation and of fairly strong growth and stability. Outside impact is the initial reasons of China’s economic cycle to appear, and inside conduction mechanism is the reason that China economic cycle possessing endogenous and sustained properties. When analyzing the outside impact, the article observes and studies the practical factors that make exogenous variables bring the outside impact and lead outside variables to change. When analyzing the inside conduction mechanism, the article explains the endogenous and sustained properties of China economic cycle using multiplier—acceleration mathematical model. According to these views a policy proposal to iron smooth the economic cycle is put forward.

篇5：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犯罪特点及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变化

一、主要农产品供求形势的变化

1、粮食种植面积下降，单产提高；

2、商品粮需求上升；

3、作物进出口量加大；

二、农业结构的变化

1、种植业生产的区域化布局形成：长江流域和东北三省水稻占比达；冀、鲁、豫小麦占比大；东北玉米，西北棉花；

2、作物品种品质优化；

3、规模化饲养成为畜牧业主要的发展方向；

4、渔业以养殖为主，海洋养殖发展迅速；

三、农民收入增长来源的变化

农业收入的增长空间缩小，非农产业和外出打工成为增收的主要部分

四、农村劳动力供求关系和就业格局的变化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从“供过于求”逐步转向“既过剩，又不足”，“过剩”指劳动力仍然是供大于求；“不足”指有技能的年轻的劳动力供不应求。

五、我国农业与世界农业关联度的变化

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迅猛，进出口双向增长，但占全部进出口贸易总量的比重逐年降低

六、农村消费方式的变化

农村居民消费向注重追求生活便利、提高质量、健康方向发展；主副食消费合理搭配，主食消费比重下降，副食消费迅速增加；

七、农村金融供给和需求发生了重要变化

1、农业银行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力量正在减弱；

2、农村信用社成为贷款最主要的渠道

3、农户的生活性借贷占有重要地位；

4、民间借贷成为借款的主要途径；

八、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变化

1、土地制度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核心；

2、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重大调整；

3、保障农民权益时新时期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焦点；

九、农业、农村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地位的变化

1、农业产值比重阶段性下降，农村经济支撑近半壁江山；

2、农业二、三产业吸纳的劳动力快速增加（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建筑业、乡镇企业、交通运输、批发零售或餐饮业等）；

3、农村消费从六成比重下降到三成比重；

1、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劳动力转移

农村劳动力转移推动城乡二元结构转变，为农业现代化、富裕农民创造基本条件；近半数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转移劳动力稳定就业的程度提高；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促进因地而异；

提高农民和农民工就业能力；

2、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政策

加速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途径：

1、加速城镇化有利于农业的现代化；

2、加速城镇化有利于农村经济社会事业和乡村建设的发展；

3、加速城镇化有利于减少农民的数量，提高农民的素质；

3、新农村建设中的土地问题

土地在当前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1、土地成为快速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的助推器；

2、土地及其相关收入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3、土地成为撬动银行资金、城市基础设施及房地产投融资的重要工具；

1、政府过度依赖土地经营和融资；

2、对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缺乏尊重和保护；

3、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土地功能上的目标差异加大；

4、新农村建设与优化村庄布局

农村居民点用地现状特征：

1、村庄建设用地总量继续上升；

2、农村居民点布局零散，规模偏小；

3、宅基地占地面积大，土地浪费严重；

4、公共设施落后，基础设施难以配套；

优化村庄布局、引导农民集中居住的主要做法：

1、建设农民集中居住小区；

2、引导农民进小城镇居住；

3、建设中心村；

5、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农村减贫

基础设施建设会对中国农村减贫产生积极影响；

6、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义务教育

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对新农村建设意义重大：

1、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直接关系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

2、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直接关系农民收入；

3、农村义务教育发展还直接关系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

进一步推进完善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建议：

1、需要进一步调整完善投入体制；

2、加快推进教学内容和教育方式改革；

3、完善教育体系的组织和学习管理方式；

4、完善其他相关体制，形成合理制度衔接

7、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

1、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及农民技术培训，是提高我国广大农村劳动力素质的客观需要；

2、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有利于培育新型农民，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和新农村建设；

3、搞好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有利于我国二、三产业发展；

8、新农村建设中的政府公共服务

1、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仍然薄弱；

2、农民生活条件落后；

3、农村社会事业设施建设明显滞后，社会事业成为一条“短腿”；

1、用法律法规保障农村公共服务的实现；

2、进一步加大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投资的力

度，明确个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根据其拥有的财权合理分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责任；

3、改革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决策机制，使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充分体现民愿，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优先提供最急需解决的公共服务项目；

9、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健康保障和农村卫生服务体系

发展农村卫生事业对于农民增收、农村扶贫具有重要意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形成了以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网”为基本组织依托、“赤脚医生”为主要卫生队伍的比较健全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10、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与同地区城市居民完全统一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最低生活保障为中心，简化和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实行社会养老保险与农村其他保障方式的有机结合；

11、新农村建设与农民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12、支持新农村建设的财政政策

13、农村金融改革与新农村建设

农信社是正规借贷的主体，占据垄断地位；

14、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综合改革

乡镇机构改革难，改革前景不明朗；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低，农村公益事业投入缺乏稳定渠道；县乡政府财政困难，财政体制尚未理顺；农民减负增收缺乏机制保障；

着力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建立精干高效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健全农民自主决策的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机制；完善县乡财政管理财政体制；

15、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现代流通体系

农村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但城乡市场规模差距也呈扩大趋势；交易方式和流通业态逐步提升但仍然较为落后；

加大农村流通设施建设支持力度；大力发展农村现代流通方式；积极培育农村流通主体；加强农村市场流通服务体系建设；

16、新农村建设与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社区集体经济组织）

现状：发展已初具规模、广泛分布、多类型并存；顺应中国农村发展形势的需要，已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运行机制各具特色；合作经济组织的注册不统一，多数属于非营利性实体；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中不断出现新趋势和新动向；

促进（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1、坚持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2、坚持吧农民自愿、农民受益作为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出发点；

3、坚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4、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注重实效；

5、坚持合作社的基本精神，创新合作社的形式；

建立健全符合国情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律制度；加强教育与培训、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能力和建设；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借鉴国外发展合作组织的经验；

17、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社会结构转型

1、农村人口社会流动性越来越强；

2、农村人口和家庭结构发生重要变化；

3、农村处于快速社会分化阶段；

4、农村治理方式正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5、农民的价值取向和追求形成了多元化并存的格局；

一、主要农产品供求形势的变化

（一）粮食产销的基础发生变化

一是种植面积较十年前下降1.5亿亩；粮食单产提高但不稳定，总产量与10年前的产量水平大体相当；人均粮食产量相比下降15公斤以上。

二是粮食的需求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商品流通增加，商品粮需求上升。

三是主要粮食的进出口关系和贸易管理体制发生重大变化。大豆和大麦进口量增加，小麦和玉米有进有出有弹性。同时粮食物流有所改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深入进行，购销全面市场化，但统一市场的体制和运行机制还没有全面形成。

四是对粮食的之处和调控政策发生重大变化。10年前我国对于粮食发展的政策主要还局限在提高收购价格和调控粮食企业的购销存上。现在，从支持流通正在转向支持生产，从间接支持正在转向直接收入支持，形成了“两减免、三补贴、四保障”的政策新框架，对促进主产区粮食生产的稳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棉花产销均大幅增长，进口棉花冲击国内棉花市场

一是全国棉花生产布局发生重大变化。

二是受纺织工业快速发展的影响，全国棉花消费大幅上升。

（三）油料生产稳定，进口油籽和成品油大量占领市场

今年来国内推行“双低”油菜和高油大豆优势区域发展规划布局，在推进产业化发展上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和支持措施，但总体进展不大，难以与玉米、小麦等作物种植竞争，也难以与国际油料发达国家竞争。目前，我国油料生产虽然有所发展，但在总体上产不足需。油料市场的特点是需求量增长很快，市场空间大，国外油籽和成品油大举进入中国，成为中国油料市场的重要力量，造成国内油料市场供给充裕，食用植物油供大于求。

篇6：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犯罪特点及原因

关键词：刑法修改,盗窃罪,调控范围,规制

自我国1979年刑法实施以来, 我国刑法以平均每年一次的频率修改。在这三十多年的刑法修改中, 我国刑法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理论上, 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本文以盗窃罪为切入点, 从盗窃罪的立法发展变迁和其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出发, 分析盗窃罪这三十多年以来的发展变迁, 进而对我国刑法发展变迁的轨迹作出分析。

一、我国盗窃罪在立法上的发展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刑法以1979年刑法为开端, 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修改和完善。我国79年刑法中关于盗窃罪的规定集中在一百五十一条到一百五十三条, 主要是对盗窃罪的数额、对象、量刑标准和转化抢劫做出了规定。在这些规定中, 盗窃罪只是作为一种财产犯罪被笼统的与诈骗、抢夺规定在一起, 其量刑标准和法律适用标准也没有作出相应的区分, 与诈骗与抢夺适用同一量刑标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盗窃罪的发生频率有所升高, 盗窃方式也逐渐多元化, 这对有关盗窃罪的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1997年刑法关于盗窃罪的规定适应了这一要求, 相关规定更加详尽和完备,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79刑法中惯窃的规定在97刑法中已经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更加严谨的关于“多次盗窃”的规定。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对于1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3次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 以盗窃罪定罪处罚。”自此, 盗窃罪的客观方面包括盗窃财物数额较大和多次盗窃两种, 而对于入户盗窃或扒窃行为, 即使不符合数额较大的要求, 也可以根据行为次数的多少予以惩治[1]。第二, 在对盗窃犯适用主刑的基础上增加了关于适用附加刑的规定, 明确了盗窃罪死刑的适用条件。第三, 盗窃罪的对象增加了通讯线路、电信码号等无形财物。通讯线路、电信码号是无形财物, 其经济价值不仅反映在电话初装费, 手机入网费, 还表现在用户因这些无形财物被窃取而可能支付的电话费, [2]所以97刑法规定了这种无形财物的窃取方式包括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或者明知是盗接、复制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用。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 促使出现很多新的有价值的无形财物, 司法实践中盗窃这些无形财物的案件屡见不鲜, 97刑法的规定无疑是对无形财产保护的一个良好开端。

《刑法修正案 (八) 》关于盗窃罪又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 重新取消了盗窃罪死刑的适用, 将盗窃罪的最高刑确定为无期徒刑;将《刑法》264条“盗窃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的”修改为“盗窃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的, 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 ”对盗窃罪的客观方面做出了修改, 增加了三种新的盗窃类型, 即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 扩大了盗窃罪的刑罚范围, 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关于盗窃罪规定的新进展。

二、盗窃罪构成要件理论的发展变迁

我国关于盗窃罪的法律规定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变迁, 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与进展, 与此同时, 关于盗窃罪构成要件方面传统的理论在实践应用中也备受质疑, 学术界不断出现新的关于构成要件方面的理论。下面就盗窃罪构成要件方面的理论发展展开讨论。

(一) 关于盗窃罪客观方面的发展变迁

我国理论界通说认为“盗窃罪, 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秘密窃取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 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私财物的行为”。[3]根据这个定义, 我们将盗窃罪客观方面界定为“以秘密窃取的方法, 将公私财物转移到自己的控制之下, 并非法占有的行为”。但是随着很多以公开窃取方式取得他人财物的行为的出现, “秘密窃取说”的缺陷日益显露, 通说观点在司法实践中的指导地位有所下降。我国刑法学界就此展开争论, 对盗窃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是否仅仅局限于秘密窃取很多学者提出了新的观点,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张明楷教授所倡导的平和窃取说。

平和窃取说认为“盗窃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违反被害人意志, 采取平和手段, 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为自己或第三者占有的行为;盗窃行为既可以具有秘密性, 也可以具有公开性”[4]。“他们认为, 窃取这个用语并不只限于秘密地取得, 在公开地侵害占有的场合也是窃取, 至于窃取的手段和方法没有限制。”[5]《刑法修正案 (八) 》中明确将扒窃行为纳入盗窃罪的范围之内, 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平和窃取说的赞同。扒窃行为在司法实践中一般理解为在公共场所或公共交通工具上秘密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行为, 扒窃行为在公共场所实行, 并不符合传统理论中关于秘密窃取的条件, 是一种公开的平和的获取他人财物的方式, 将其纳入盗窃罪范围, 是一种理论和实践上的进步。但传统理论认为, 这里所谈的秘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秘密”, “所谓秘密并不是对任何人的秘密, 而仅仅是针对窃取当时财物控制人而言, 如果窃取行为人窃取财物时被财物控制人以外的第三人发觉, 只要还没有被财物控制人发觉, 则不影响窃取财物行为的秘密性。”[6]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秘密窃取说”和“平和窃取说”其区别的关键在于对于秘密窃取中“秘密”的含义所产生的不同的认识, 秘密窃取中“秘密”在满足犯罪人主观心理状态的同时是否需要满足“秘密”的客观条件, 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二) 关于盗窃罪客体方面的发展变迁

我国传统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 盗窃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 也就是所谓的所有权说。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与经济的发展, 财物所有权与其使用权、占有权等各项权能逐渐分离, 人们之间的财产关系逐渐复杂化。只强调保护财物所有权势必导致权利人其他财产权益受到损害而无法得到刑法上有效救济, 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

由于传统的所有权说理论的缺陷日益显露, 有学者提出学习借鉴日本刑法理论中的占有权说。占有权说主张的是对财产的占有状态予以保护, 保护的法益是财产的持有, 盗窃罪侵犯的客体是“事实上的占有本身, 不仅包括合法的占有, 而且包括非法的占有”[7]。但有学者认为, 占有权说主张对财物的占有权进行保护, 虽然能够有效的打击犯罪, 但同时会扩大刑法的保护范围。基于此, 理论界提出混合说, 认为“财产犯的法益首先是财产所有权及其他本权, 其次是需要通过法定程序改变现状 (恢复应有状态) 的占有;但在非法占有的情况下, 相对于本权这恢复权利的行为而言, 该占有不是财产犯的法益。”[8]这种观点以占有说为基础, 在对占有权说作出限制的同时对所有权说予以扩张, 将占有纳入到盗窃罪的客体之内, 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三、我国刑法发展变迁总趋势

盗窃罪在立法和理论的不断变迁都是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所呈现出的新情况, 使刑法能更加有效的规范人们的行为, 保障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前文对盗窃罪的立法和理论的发展变迁的总结, 我们大致可以由此分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刑法发展变迁的总趋势。主要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刑法关于罪名的覆盖范围逐步与社会发展情况相符合。79刑法诞生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 立法经验不足, 当时的刑法还处于一个相对不成熟的阶段, 相关规定也呈现出“宜粗不宜细”的特点。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程度尚较低, 盗窃罪的发生频率也相对现在而言比较低, 这也导致盗窃罪没有引起当时立法者的足够重视。到97年, 社会经济有所发展, 盗窃罪发生频率有所提高、方式逐渐多样化, 79刑法的相关规定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97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积极应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的盗窃方式, 将通讯线路、电信码号等无形财物纳入到盗窃罪的对象之中。无形财物作为一种具有经济价值属性、能够被人力所控制、占有的财物, 具有盗窃罪对象的一般特征, 将其纳入盗窃罪对象中是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刑法修正案 (八) 》将盗窃罪的入罪范围扩大, 也是由于近年来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以及扒窃等行为增多, 在尚未达到97刑法规定的入罪标准时, 仅仅依靠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来进行处罚无法有效的控制这种盗窃行为的发生。对刑法某些条文的修改以及增加, 很大程度上都是积极适应社会发展所带来的问题的需要。

第二, 刑法调控范围不断扩大。我国刑法的历次修改, 大多以入罪条款及新设罪名的增加为特点。例如, 97刑法相对于79刑法而言, 刑法所规定的罪名由一百多种增加到四百多种, 入罪条款和罪名的增加, 势必导致刑法调控范围不断的扩大。《刑法修正案 (八) 》将盗窃罪的入罪条款新增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盗窃形式, 实际上扩大了刑法对盗窃罪的调控范围;另外《刑法修正案 (八) 》增设的危险驾驶罪, 将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的行为纳入到刑法规制的范围内, 也是刑法调控范围扩大的典型变现。在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新的理论中, 将盗窃罪的客观方面界定为以平和方式窃取他人财物, 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将一些非以传统的秘密方式窃取财物的行为纳入到盗窃行为之中, 以及占有说的出现将盗窃罪的保护范围扩大为占有, 这些都不可避免地有扩大刑法调控范围的趋势。

刑法的效益主要是以刑法对犯罪的控制为重点, 将刑法调控范围不断扩大, 无疑可以达到犯罪控制的效果, 在短期内实现刑法的效益, 但与此同时, 我们不得不关注这样的刑法运行是否会带来较大的代价, 无限扩大刑法调控范围势必导致刑法威慑力的降低。刑法不但有控制犯罪的有利后果, 同时也对犯罪人和社会造成不利后果。我们在考虑刑法效益的同时, 必须关注其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这就要求在刑法的修改与适用中, 必须把握必要限度, 在追求犯罪控制的积极效果的同时, 确保新的刑法规定与刑法理论的积极效果大于消极效果。

第三, 我国刑法的修改具有“应对型”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迅猛发展造成司法实践中新型犯罪行为与行为方式的出现, 79刑法依据当时的国情所制定出的刑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无法有效规制新出现的犯罪行为。例如, 97刑法纳入盗窃罪范围的通讯线路、电信码号等无形财物就是经济发展的产物, 随着这种无形财物的出现, 实践中出现盗窃这种无形财物的行为, 对于盗窃这种无形财物是否能够以盗窃罪论处, 根据79年刑法无法做出有效判断, 97刑法将其纳入盗窃罪的对象范围, 就是刑法“应对型”特征的体现。

我国刑法的“应对型”特征, 是由成文法国家法律所固有的滞后性所决定的。成文法的这种天然滞后性要求立法机关顺应社会发展, 迅速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作出反应, 以调整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但法律的稳定性决定了刑法不可能朝令夕改, 这就造成了刑法的滞后性。我国作为一个成文法国家, 当司法实践中出现新的犯罪行为的时候, 现有法律无法对其做出有效规制, 大量司法解释应运而生, 对司法实践进行指导, 这是我国刑法应对性的一个典型表现。

第四, 附加刑被广泛适用, 法定刑幅度有所升高。我国刑法修改中法定刑的提升主要以97刑法为分水岭, 97刑法以前的相关单行刑法呈现出严重的重刑思想, 而在97刑法后的修改中虽然刑罚幅度有所降低, 但总体上仍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以盗窃罪为例, 97刑法将盗窃罪的法定刑的最高刑提高为死刑, 并在对盗窃罪适用主刑的基础上增加附加刑的适用, 虽然在《刑法修正案 (八) 》中重新取消了死刑对于盗窃罪的适用, 但是与79刑法中关于盗窃罪的规定相比, 附加刑的适用导致盗窃罪的法定刑幅度总体升高。目前的刑法规定中, 附加刑与经济犯罪形影不离, 几乎所有的经济犯罪都在主刑的基础上规定了处罚金或没收财产的附加刑, 这无疑是加重了刑罚法定刑。另外, 关于死刑的适用, 在79刑法中只规定了28种死刑罪名, 97刑法颁布以前, 《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等多个单行刑法的出台使死刑罪名增加到了71个。死刑罪名在经过97刑法及《刑法修正案 (八) 》的削减减少到55个, 但不可否认, 总体上我国刑法关于死刑的适用明显增加, 法定刑幅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我国刑法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与完善, 已经初步摆脱了改革开放初期刑法发展的落后状态, 从最初照搬苏联刑法逐步改变为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 借鉴国外立法经验, 我国刑法体系逐步科学化, 对社会的调控力度也逐渐增强。但我们必须看到, 我国的刑法立法和理论都存在着需要完善的部分, 我国刑法的发展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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