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听证

立法听证（通用6篇）

篇1：立法听证

立法听证规则

（示范稿）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听证准备

第三章 听证会议的举行

第四章 听证报告

第五章 附则

第一章

第一条（立法目的）

为推动和规范立法听证活动，促进立法民主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总结实践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借鉴国外的有益做法，拟定本规则。

第二条（立法听证会的含义）

立法听证会（以下简称听证会）是指法律、法规案的起草和审议机构向社会公开举行的会议，听取与立法有关的信息和公众意见，为制定法律、法规提供依据和参考。

第三条（听证机构）

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或常委会工作机构等组织召开听证会的机构称为听证机构。

听证机构可以由若干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联合组成。

第四条（听证参加人）

听证参加人是指听证人和听证陈述人。

出席听证会听取意见的人为听证人。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的组成人员有权出席听证会。

听证会由听证主持人主持。听证主持人的职责是：介绍听证参加人的情况和说明听证内容，执行听证程序，维护听证会场的纪律等。

人大常委会举行听证会，听证主持人为人大常委会主任或其委托的副主任；专门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听证主持人为委员会主任委员或其委托的副主任委员；常委会工作机构举行听证会，听证主持人为工作机构的负责人或其委托的人。联合举行听证会的，听证主持人由联合举行听证会的机构协商确定。听证主持人也可由听证人互相推荐产生。

听证陈述人是指应邀出席听证会提供信息和发表意见的人。

第五条（听证的范围）

法律、法规案内容涉及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或者对相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益有较重大影响的，应当举行听证会。

法律、法规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举行听证会：总 则

（一）对是否制定法律、法规有较大争议的或者法律、法规案中有较大争议事项的；

（二）法律、法规案涉及的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有明显利益冲突的；

（三）公民或社会组织要求举行听证会的；

（四）认为需要进一步搜集信息、了解民意，或其他有必要举行听证会的。

第六条（听证原则）

听证会应遵循公开、公正、平等原则。

听证会应当公开举行，应当允许公众旁听和媒体报道。但涉及国家安全或者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事项除外。

听证陈述人应有平等的机会出席听证会，并在听证会上享有平等的发言权利。

第二章听证准备

第七条（作出举行听证会的决定）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十人以上联名可以提出召开听证会的建议，由常委会委员长或常委会主任。

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三人以上联名可以提出召开听证会的建议，由委员会主任委员决定。常委会工作机构召开听证会，由其负责人决定。专门委员会或常委会工作机构可以建议召开联合听证会，联合听证会由有关专门委员会或工作机构协商决定。

第八条（制定具体规则）

听证机构可以根据常委会制定的听证规则和本次听证会的具体情况，制定本次听证会的具体规则、注意事项和会场纪律。

第九条（听证公告的内容）

听证机构应当在听证会举行前十五日发布公告，公告应当包括下列事项：

（一）听证机构及听证会的时间、地点；

（二）听证会的目的、听证的事项和与之有关的必要的背景资料介绍，介绍的信息应当足以使公众判断听证事项是否会对其产生影响；

（三）听证陈述人、旁听人员的人数、要求和报名办法；

（四）其他有关事项。

第十条（听证公告的发布方式）

公开举行的听证会必须公告。公告发布的方式应当便于公众、特别是有关利害关系人及时地获知召开听证会的信息。公告可以在当地最广泛传播的媒体上发布。

第十一条（听证陈述人的报名）

报名作为听证陈述人的公民，应当按照公告的要求向听证机构进行登记。登记时应明确表示对听证事项所持观点。

第十二条（听证陈述人的确定）

确定听证陈述人参加人数应尽量广泛，让报名的人尽可能有机会参加。听证陈述人的报名人数不足听证会公告所列人数，听证机构认为可以举行听证会的，所有符合条件的报名人均应列为听证陈述人。

第十三条（听证陈述人的确定）

听证陈述人的报名人数超过听证会公告规定的人数，由听证人根据公正、合理、平等的原则遴选。

如果听证通知上有规定，可以按照报名时间的先后顺序确定听证陈述人。

听证会应由代表不同意见的听证人参加。意见相同或相近的报名者，听证机构可以要求或安排派代表参加听证会。听证机构应当优先选择代表某一群体意见的公民和与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的人为听证陈述人。

第十四条（听证陈述人的确定）

听证机构应在听证会举行的七日前，向听证陈述人发出正式通知。

正式通知发出之前或在听证过程中，听证机构的工作人员可以约见持有重要意见的听证陈述候选人或利害关系人，如果发现合适的陈述人，可以通知其出席听证会。

第十五条（听证陈述人提交书面意见）

听证陈述人应按时出席听证会。如因身体原因或其他特殊情况不能出席的，应提前通知听证机构。经听证机构同意，陈述人可以委托他人代为陈述意见，或者提供书面材料。听证机构认为必要时，也可以要求陈述人提供书面材料。

第三章听证会的举行

第十六条（听证会举行的条件）

人大常委会举行的听证会，应有五名以上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参加。专门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应有三名以上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参加。常委会工作机构举行的听证会应有负责人参加。

报名参加听证会的人数不足通知要求的人数时，由听证机构决定听证会是否举行。

第十七条（宣布听证会开始）

听证会由听证主持人宣布开始。

工作人员应向听证人报告听证参加人到会情况，并宣布听证会规则和会场纪律。

听证主持人应向听证陈述人介绍听证事项、听证会的目的和主要辩题。

第十八条（听证陈述人发言的顺序）

听证陈述人发言的顺序由听证主持人确定。各种不同意见的陈述人都应有平等的发言机会。

听证主持人可以按照下列原则确定发言的顺序：先提出法律、法规案及其支持方的陈述人发言，再由反方或持有其他意见的听证陈述人发言。

持有相同意见的听证陈述人可以按照下列顺序发言：

（一）提出或直接反对法律法规案的陈述人；

（二）与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的陈述人；

（三）了解听证事项的相关人；

（四）专家陈述人；

（五）其他陈述人。

如果同一意见的陈述人数量较多，主持人可以要求各方推选代表发言，或者提交书面陈述材料。

听证人可以要求陈述人提交书面材料或摘要。

第十九条（听证陈述人发言的时间）

听证陈述人应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陈述，每位听证陈述人的一次发言时间一般为五分钟，第二次发言时间一般为三分钟。但听证主持人根据情况可以决定适当延长其发言时间。

第二十条（听证陈述人如实陈述）

听证陈述人对事实应当如实陈述。

听证陈述人发言不得超越听证的法律、法规范围。

第二十一条（听证人询问）

在听证陈述人发言中或发言结束后，听证人可以对陈述人进行询问。每人听证人都有平等的权利询问，询问的顺序和时间由听证主持人安排。

第二十二条（听证辩论）

各方听证陈述人发言并回答听证人所提问题后，可以在主持人的主持下进行辩论。经主持人同意，一方陈述人可以向对方陈述人提问和进行反驳。

第二十三条（旁听）

旁听人员应遵守听证会纪律。旁听人员可以向听证机构送交书面意见。除非听证主持人特别同意，旁听人员在听证会上没有发言的权利。

第二十四条（听证记录）

听证会工作人员应当就听证会的全过程制作听证记录。听证记录由主持人、记录人员签名，也可以要求陈述人签名。

听证记录应存档保存并可以公开。

第二十五条（会场纪律）

所有出席听证会的陈述人、旁听人员、新闻记者都应遵守听证会的纪律，对严重违反听证会纪律的，主持人可以警告并予以制止，直至责令其退场。

第四章 听证报告

第二十六条（制作听证报告）

听证会结束后，常委会工作机构应当认真研究听证意见并制作听证报告。听证报告应当对听证会上的各种意见作出客观、真实的反映。

第二十七条（听证报告的内容）

听证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听证会的时间、地点和听证会公告的发布方式；

（二）听证陈述人的构成情况；

（三）听证事项和主要争论的问题；

（四）听证陈述人提出的主要事实、观点意见及其依据；

（五）其他有关情况。

听证报告可以对听证会上获得的信息提出分析处理意见。

第二十八条（听证报告的作用）

听证会中获取的信息和公众意见，应当作为立法的重要依据。听证报告应当作为审议法律议案的附件材料，印发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专门委员会参阅。对听证会中公众反映强烈的、重要的意见，法律、法规案没有采纳的应当作出说明。

听证报告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九条（参照）

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或规章举行听证会时，可以参照本规则。

第三十条（说明）

本规则作为一个示范稿，对听证的有关程序尽量规定得全面一些，各地方可以根据本地的情况和特点，在保证听证会基本程序的情况下，有选择性地、有取舍地加以适用，或者参照本规定制定地方性法规。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篇2：立法听证

立法听证之所以值得称赞，首先在于其体现了立法的慎重与民主。立法时征求意见、体现民主的方式很多，常见的有调查研究、公布草案、专家咨询、开会座谈等等，这些应该说都是必要的，但是因缺乏严格的程序约束，效果往往不太理想，有的征求意见成了公文旅行，有的成了例行公事，意见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而立法听证移植于司法审判听证制度，本身就是严格的.法律程序，例如规则的预先设定，按公开报名的先后和意见的均衡遴选参加人，公开论坛，明确的笔录等，最关键的是对各种意见必须平等对待，采不采信都必须加以论证说明和反馈。一句话，所有一切都是要保证“立法听证”是真听，而不是可听可不听，中听就听，不中听就不听。唯有此，才能避免立法的暗箱操作，体现民主和民意。

立法听证值得称赞，还在于其可以减少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有利于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制订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有力地促进和保障了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但是由于80%左右的法律法规由行政机关执行，大量的法规规章由行政机关制订，行业立法、部门立法的实际也带来了部门保护主义的弊端。一些行政机关为了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利用立法机会不当扩大自己的行政权力，争处罚权、罚款权、审批权，造成法律法规冲突，侵犯被管理者的合法权益。立法听证就是要通过严格的程序保障不同意见的反映渠道，减少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

立法听证值得称赞，更在于其提高了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法治建设的意识和热情，增强守法的自觉性。立法水平的高低是影响法律能否得到遵守的重要因素，良法肯定比恶法更容易被遵从。另一方面，心理学的研究说明，确保遵从规则的因素如信任、公正、可靠性和归属感，远较强制力更为重要。因此，法律过程不应只图方便，它应当致力于培养所有有关人员（当事人、旁观者和公众）的法律情感。诚如哈佛大学教授伯尔曼所言：“法律程序中更广泛的公众参与，乃是重新赋予法律活力的重要途径，除非人们觉得，那是他们的法律（而非强加于他们的法律），否则，他们就不会（真正）尊重法律。”立法听证在立法阶段就积极鼓励群众代表的参与，用特别的程序保证尊重他们的意见，正是培养信任、可靠性、归属感等法律情感的过程，也是意义深远的。

篇3：立法听证

然而, 由于我国的立法听证起步较晚, 虽然各级立法机关在立法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经验, 也先后制定了一些听证规则, 但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和制度自身的探索性决定了我国的立法听证还存在着较多的不足和问题。

一、立法听证的功能定位存在一定偏差

考察我国立法听证制度及各地的实践, 在功能上主要侧重于政策操作性, 而忽视了民主规范性, 主要表现在:

1.立法听证的公众参与不足。我国立法听证实践中, 各地一般概括式地规定了代表的产生, 而对于代表的构成比例基本上缺少明确的设计。在选择利益代表时一般由立法机关自行选择, 选择时有利害关系的代表范围不够充分, 有时政府代表、专家学者的比重远远超过普通群众。

2.部分立法机关听证动机不当。有的地方立法机关为“赶时髦”、“凑热闹”, 通过举行立法听证来“装扮门面”;部分立法机关利用听证过程信息的不对称, 简单的运用立法听证, 或是利用听证过程中反映出来的民意, 吸引人们的关注, 以民主的参与形式达到预先早已设定好的结论;有的甚至利用遴选利益代表的机会, 选择意见一边倒的代表, 使有些立法听证被异化为“合理性证明会”, 听证成为实现政府部门利益的手段。

3.立法听证缺乏透明度。什么时候需要、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如何确定是否需要听证, 为什么要听证、怎样来判断是否需要等问题, 完全根据有权机关的“喜好”决定;听证代表的遴选程序、听证代表的遴选标准和数量目前都不够透明;经遴选而产生的每一个代表的身份、职业等个人资料, 代表所要陈述的听证意见未能实现提前公开;立法听证整个过程的讨论方案不能事先公布, 以致于立法的利害关系者及其代表无法充分了解并讨论, 不能拥有平等的知情权和话语权。

二、立法听证的具体制度和规范建设不够完善

1.法律依据较为模糊, 法律定位不够准确。根据我国《立法法》规定, 列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 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1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这样的法律依据是比较模糊的, 不足以成为地方立法听证的法律依据, 也不利于立法听证活动的开展和推行。一方面因为《立法法》的这种规定是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立法行为所作的规范, 其针对的对象并不是地方立法机构。因此, 严格说来, 《立法法》并没有为地方立法听证以及听证规则的制定提供法律依据。当然, 《立法法》也没有规定或禁止地方立法机构举行立法听证的禁止性条款, 从这个角度讲, 地方立法机构制定立法听证规则或举行立法听证活动也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另一方面也因为《立法法》关于立法听证的规定仅仅是给立法机关“听取意见”提供了一种新的形式, 它是一种自由裁量权。与座谈会、论证会等形式一样, 立法听证会是立法机构可以任意选择的听取意见的方式之一, 并不是法定的必须程序, 这就决定着在听证权的运用上, 公民和其它社会组织只能被动地接受, 选择是否听证的权力完全掌握在立法机关手中, 它愿意举行立法听证当然可以, 若不想举行听证, 法律也不会干预它。这样, 立法听证就缺乏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本来, 立法听证制度实现的是一种立法程序民主和公正, 它为公众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提供了一种参与立法和参与政治的机会, 是一种自卫权利, 但按照目前中国《立法法》对立法听证的这种规定, 公民的这种自卫权利是没有保障的。

2.立法听证缺乏具体、统一的法律规则。主要表现在: (1) 听证规则的非规范化。听证规则的制定主体, 可以是各级的人大常委会、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或某个专门委员会;规则在适用时间上, 可以是一次适用或长期适用;效力范围上, 对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各类立法听证普遍适用或只对某个专门委员会组织的立法听证适用。在听证事项上, 《立法法》对没有明确的规定, 多数地方原则性规定, 主要集中在“审议时争议较大, 民众普遍关心、对民众权利义务或公共利益有重大影响”三个方面可以召开听证, 但这三方面在实践中往往因缺少具体标准而难以操作, 就由立法机关临时动议, 动议时亦缺乏明确的程序, 带有相当大的个人随意性。 (2) 听证技术性程序缺乏。如在遴选陈述人和旁听人时缺乏标准和可操作性的程序, 以致过多地选择专家学者, 使立法听证和座谈会、论证会无区别;或特别选定持某种倾向观点的人而排斥意见可能相左的人;或混淆了听证人、陈述人和旁听人在听证中的各自角色, 且普遍都缺少回避环节的设计。 (3) 听证参加人权利义务不清晰。尤其是在陈述人的结构和权利保障方面, 虽然各地都强调让有关利益主体代表和普通公民代表参与, 但在实际操作中, 由于受部门利益倾向及立法者主观期望等因素的影响, 听证陈述人的广泛代表性始终不能完全得到保证。比如, 武汉市人大常委会曾决定采用“证人正反比例制”来审核听证陈述人, 但考虑到听证陈述人的意见不会太广泛, 为了避免讨论得零碎, 最终并没有规范听证陈述人的意见比率和总体人数。另外, 按照立法听证的原则, 听证陈述人有权获取相关信息、平等表达自己的意愿、获得误工补偿等。但从目前的立法听证规则来看, 多数没有制定专门条款, 或者只是零散在各条款之中, 少量的主要涉及听证陈述人的质询、辩论、解答、时间运用等, 规定得也都较为原则, 这给立法听证实践造成一定的操作困难, 从而难以保证其实际效果。

3.立法听证未产生实际效用。我国各地在立法听证实践中一般都较为强调听证操作的公开透明、公正合理, 对立法听证结果的后续处理和实际应用则往往较为忽视, 立法听证规则普遍未对听证结果或听证陈述人所发表意见的处理方式和程序加以明确和严格的规定, 未能体现和保证立法听证活动的现实功效。主要表现为: (1) 有些地方召开立法听证后对立法听证的情况只是对笔录进行简单整理, 缺少应有的归纳和概括, 结果为立法所提供的只是零碎的素材和观点, 无法客观、真实地反映立法听证上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2) 有些立法听证与立法草案的修改无必然联系, 对听证意见没有给予应有的尊重和考虑, 使听证流于形式, 没有发挥对立法的实际作用; (3) 较多地方在立法听证后形成的听证报告没有向社会公开, 对民众意见也没有反馈, 听证过后只是把听证材料放在抽屉里, “听证会”变成“听过会”, 甚至成为掩盖部门利益的幌子。

三、加强和完善立法听证的制度设想和程序建议

(一) 加强和完善立法听证的依据

1. 加强宪政理论研究, 为立法听证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提供源头性理论支撑。

立法听证与宪政具有高度的正相关性沉立法听证体现了宪政精神, 同时立法听证也极大地推进了宪政的发展。宪政理论的发展必然推动立法听证制度的完善。

2. 明确和规范立法听证的法律依据。

一方面使相关法律融入立法听证的精神, 增加立法听证的内容, 从而使立法听证获得足够的法律依据和法律支持;另一方面, 各地人大应当在遵循以上相关法律的原则性规定的前提下, 尽快制定和完善具体的、详尽的立法听证规则, 并在条件成熟时上升为法律、法规, 逐步实现立法听证的规范化, 使听证真正有法可依。

(二) 合理确定立法听证的范围和形式

1. 合理确定立法听证范围。

立法听证制度是体现公正、公开与民主的重要途径, 但其实施时必然要占用一定的社会资源, 也会限制立法机关功能的发挥以及对紧急行为的反应能力, 因此有必要合理地确定立法听证的对象范围。在选择立法听证的对象时应当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公共利益优先原则。任何一项立法都会涉及到利益的分配, 且须做出恰当的选择, 这就要求立法主体必须均衡各种利益关系。设立立法听证程序虽然有时可以有效地保护个人利益, 但很可能损害公共利益, 这也是各国在国家安全、军事、外交领域及紧急情况下均不适用听证程序的原因。二是收益大于成本原则。在确定听证范围时, 必须充分考虑听证程序所必须承担的人力、物力、财力, 保障所取得的社会经济综合效益高于支出成本。

2. 合理确定立法听证形式。

目前, 我国但凡提及立法听证, 不论理论界或实务部门, 较普遍地认为是以召开听证会的形式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的程序, 这是一种正式的听取意见的形式。而非正式立法听证是指不以举行正式听证会的方式听取立法各方利害关系人意见的形式, 较少地被人所接受, 它可以包括调查访谈、专题小组协商、公众会议、公民论坛、视听信箱等。笔者认为结合我国当前立法听证制度的发展阶段, 宜采用以正式听证为主、非正式听证为辅的立法听证形式。这种判断是基于我国现实国情而考虑。立法听证是国家机关立法活动的公民参与形式, 与民主政治的发展紧密相关。立法所承担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对现存社会的多元利益进行协调和平衡。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 经济迅速增长, 形成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不同的利益主张、利益表达方式, 人们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迅速多元化, 独立的利益加上独立的意识, 就会谋求利益表达和利益实现的途径, 这就需要对国家立法活动施加影响。“问题在于这样的活动是否规范, 与此相关的程序安排是否能够保证不同利益的立法诉求, 都能得到充分的、公平的表达机会”, 而所谓“相关的程序安排”就包括了立法听证在内。但还应该看到, 我国整体社会对立法听证的需求和动力并不充分, 需要由立法机关主导, 借助各种途径和形式来推动立法听证制度的发展, 其中一种较有效且具有示范和引导作用的形式即为立法听证会。但是又不能完全依赖立法听证会这种单一的形式来实现, 因为我国的立法机关自身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等方面尚未为全面举行立法听证会做好准备, 与立法听证会这种正式听证形式比, 非正式立法听证虽然因各方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庞杂, 使立法机关在处理信息上存在一定难度, 但立法机关却能够广泛地收集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相对地节约立法成本, 提高立法效率, 扩大公民直接参与立法的机会, 而我国在立法中又有举行座谈会、论证会的实践, 为举行非正式立法听证积累了不少经验。因此现阶段较适宜采用以正式听证会为主, 其他非正式听证为补充的做法。

(三) 确定举行立法听证的程序

1. 确定立法听证的召集模式。

倡导自上而下的听证召开模式。自下而上的召集模式, 即民众主动要求立法机关就有关立法问题召开立法听证会, 以获得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的机会。这种模式, 更能体现听证的民主性, 也最接近公众参与的民主理念。民众的主导, 使得听证会变成民间立法机构申诉、主动监督立法部门运作的途径之一。地方人大应在其立法听证的法律依据中明确这种听证召集的程序。

2. 做好立法听证的准备工作, 特别是听证公告的发布。

立法听证机构需向公众发布公告, 明确听证会举行的日期、地点、主题、要求及相关背景资料等, 并在公开发布公告于报名之间留下一定的时间, 使听证事项可能涉及的利害关系人和对此立法感兴趣的人及时获知信息, 并充分准备参与或旁听听证。

(四) 规范立法听证的实施程序

我国各级立法机关在立法听证中尽管已积累了许多适宜我国国情的经验, 但就整个立法听证制度的完善而言, 依然任重道远。当前我国立法听证在实施程序上, 至少应在如下方面予以关注。

1. 规定陈述人的产生的方式和听证代表结构。

立法听证会必须重视利益代表的广泛性和代表人数的合理比例, 从而最大限度地沟通社会公众和立法者、充分展示和吸纳民意。首先, 陈述人的遴选要尽可能广泛吸纳各种利益的代表的参加, 尤其要考虑弱势群体利益并吸纳其代表, 可以采取比例代表制、地区代表制、职业代表制与部门代表制相结合的代表产生方法, 使立法听证机构能够获取更公正、客观的资料和信息;其次, 保障听证陈述人的公平代表性, 参加听证会的代表的组成和人数比例也要反映利益结构, 可以推行“正反比例制”以平衡不同意见持有者的参加人数, 以防止强势利益集团操纵听证会。

2. 明确预备会程序。

目前听证预备会在我国立法听证中尚未进行实践, 各地的立法听证规则对此也未有规定。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554、556、557条规定有正式听证前的会议制度, 即在正式听证会之前召集各方当事人参加的预备会议, 如果当事人能够在预备会上协商解决争端, 则听证不再举行, 如果不能协商解决则通过举行正式听证裁决。

借鉴上述规定, 可在我国立法听证中引入听证预备程序。预备听证主要由听证机关和听证陈述人参加, 是听证机关在听证举行之前的预备会议, 主要是处理听证参加人提出回避申请、是否变更听证日期、告知具体程序等问题, 并收集陈述人个人简历、陈述人发言的书面稿。在这个程序中, 立法听证机关亦可以对听证陈述人进行适当的指导, 先期介绍立法听证的规则, 这对我国仍处于发展初期、民众还不够熟悉的立法听证来说, 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听证陈述人提前知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所以, 预备听证的目的在于促使正式听证的顺利进行, 而并不对听证事项做出任何决定。

3. 完善意见回应制度。

意见回应是培养公众持续参与立法听证热情的关键, 如果最终立法决策没有对公众或者代表的意见做出积极的回应, 公众参与的热情被虚置, 听证就失去了长期存在、良性发展的条件。建立和完善意见回应机制的具体做法可以是: (1) 归纳总结。听证主办机构应将参加人所发表的意见或所提交的书面意见进行认真归纳总结, 整理成听证报告。听证报告应全面、准确地反映听证参加人发言的基本观点以及争论的主要问题, 并向社会公开; (2) 个别回复, 即直接与陈述人或提出意见的人联系, 一般适用于所提意见很详尽、中肯的情形; (3) 一般回复, 即对意见进行分类, 通过新闻报纸、公开栏或互联网等形式公告; (4) 集中回复, 特别针对专业性极强的法案, 通过新闻发布会的方式集中通报如何处理。

(五) 完善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

从立法的角度看监督, 听证制度的良好运行需要一套系统而有力的监督机制。一方面, 规定听证关系中各方相应的法律责任, 建立健全的内部监督体系, 通过事前的引导、事后的复查等加强对个案的听证监督;另一方面, 加强对听证的外部监督, 接受人民群众、新闻舆论等对听证的监督。“为了保证对立法的参与和监督, 立法的过程必须尽可能地公开化, 让民众及时全面地了解他们的代言人在立法机关中干什么, 了解立法机关如何汇集与整合民众的利益要求!特别要提倡公众舆论对立法过程的介入, 加强立法机关与民众之间的沟通和联系。”

从立法的角度看责任追究机制, 保证立法民主、程序公开, 至关重要的是政府部门和公务员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遵守程序是其法定义务, 对应该听证而不听证的、规定应该公开、公告的程序和内容而没有公开或公告的, 应该追究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责任。对公民权利造成巨大侵害或对公众利益造成严重影响的, 不但应规定没按程序制定的法律法规无效, 还应追究审查批准立法主体 (包括主要负责人员) 的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公众参与立法不是摆设而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 责任追究机制是使公众参与立法的制度落到实处的可靠保证。

摘要：立法听证制度作为听证的一种形式, 已经在我国立法实践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由于缺乏制度规范, 立法听证制度在发展中出现了混乱无序的现象, 影响了实际功能的发挥。完善立法听证制度可以有效地促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

关键词：立法听证制度,公众参与,人民主权原则

参考文献

[1]杨惠基.听证程序理论与实物[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肖君拥.人民主权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3]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原理与运用[M].法律出版社, 2004.

篇4：立法听证制度研究

关键词：立法听证；适用范围；立法听证法

立法听证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家立法程序制度，其内核在于“听取利害相关人的意见”，而在我国当前的立法实践中，立法听证制度应当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过程中，在进行涉及到公民、法人和其他机构的权力利益的立法的时候，让利害关系人有机会阐述自己观点，聆听其看法的程序法律制度。

一、我国立法听证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1.我国立法听证制度的建立

我国在立法领域引进听证制度主要是基于以下因素：首先，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其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再次，是立法机关科学立法的需要；最后，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政治民主化等多种要素影响形成的。实践证明，引进立法听证制度对于促进我国立法工作的科学、民主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该法三十四条规定：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员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和法制工作委员会应当听取各方面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这也是我国首次用法律的形式确立立法听证制度。

2.我国立法听证制度的发展

从2000年7月1日《立法法》实施以来，立法听证制度首先在地方立法过程中得到了良好的使用。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统计的资料，1999年至2006年底，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共对56件地方性法规草案或修订草案举行了立法听证会55次，截止到2009年5月1日，省级人大常委会共举行了立法听证会63次，截止到2011年底，我国各级立法机关，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省级人大常委会和有立法权的市人大常委会，共举行各种立法听证会一百余次。

各地立法机关为了配合《立法法》的实施，相继出台了多种针对立法听证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形式主要有：

第一，在地方性法規中对听证制度做出原则性规定。这种规则制定方式与《立法法》相似，在与立法听证制度相关的地方性法规中做出原则性规定，并不将其单独规定，主要代表省份是吉林省、湖北省等。

第二、制定专门的地方性法规。这种做法体现出了对立法听证制度的高度重视，并用地方性法规的行使将其确定下来。如广东省、山东省、深圳市、甘肃省等地都采用了类似的方式。

第三、制定内部的规范性文件。这种文件一般由主任会议或者人大常委会通过，形成内部规范性文件。代表地方主要有上海市、北京市、浙江省、安徽省、湖南省等。

二、我国立法听证制度存在的问题

1.立法听证制度的法律依据不完整

我国立法听证制度虽然在《立法法》中有所规定，但是规定依然较为模糊，适用上具有极强的自主选择性。如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虽然法律明确规定了在需要听证时，应当召开听证会，但是对于需要的界定依然给立法者提供了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第六十七条也有类似的规定。通过两个法条可以看出，立法听证只是立法科学化、民主化多种方式之一，立法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在座谈会、论证会和听证会之间进行选择。但是，这也导致了我们忽视了听证会与论证会和座谈会相比所具有的公开性和充分性的特点，也无法准确界定哪些法律应该采用听证会。同时，《立法法》三十六条和六十七条仅是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法律规范，对于地方立法机关并无明确规定。因此《立法法》在规制地方立法行为中依然力度不够。

2.立法听证制度的听证范围不明确

从立法听证在我国的实践来看，立法听证制度在我国地方呈现出了“形态各异”的局面，一方面是因为立法听证制度进入我国时间较短，我国的立法机关缺乏成熟的经验，另一方面《立法法》的规定过于模糊，无法给地方立法机关明确的指导。《立法法》七十七条规定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提出、审议和表决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参照本法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第五节的规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规定。“参照”一词意味着，地方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是可以存在一定的选取余地，也意指不一定要执行立法听证。即使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立法听证也仅仅只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听取意见的形式。同时还应指出，在整个《立法法》当中，只涉及唯一的一个“听证会”词语，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与立法听证相关的规定。

三、进一步完善我国立法听证制度的建议

1.制定全国统一的立法听证法

立法听证制度在近几年的实践中对于促进我国立法工作科学化、民主化意义重大，诸多立法机构也在立法听证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这些都为我国制定统一的立法听证法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我国缺乏统一的立法听证法，导致各地立法机关在操作立法听证时程序上千差万别，效果也大小不一。所以，对于我国立法现状而言，制定统一的立法听证法有着深刻的意义。

首先，有利于促进立法听证实践的发展。《立法法》颁布后，立法听证正式被写入法条，成为我国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重要程序之一。各地也纷纷出台了配套的立法听证规则，人民参与立法听证的热情空前提高。但是全国统一的立法听证法迟迟没有颁布，这不仅阻碍了立法听证制度的发展，也抑制了人民参与法律制定的热情。制定全国统一的立法听证法，可以规范全国立法机关的立法听证程序，促进地方立法听证法规的完善，进一步促进我国立法听证制度的发展。

第二，指导地方立法，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依据。《立法法》出台后不久，我国多个省市制定了与立法听证制度配套的法规和规章，如《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听证工作规程》、《厦门市政府立法听证程序试行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立法听证制度实施办法》等。立法听证法的出台对于统一类似的法规、规章，促进地方立法听证制度完善必然有着巨大的意义。

同时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拥有管理国家的全部权利。公民通过参加立法听证进而参与立法是公民国家主人地位的体现。完善立法听证制度，制定立法听证法，保障公民参政议政的权利是宪法的要求。

第四，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需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充分体现出了党依法治国的决心和勇气。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依法治国，强调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制定立法听证法，完善立法听证制度有利于进一步提升立法的科学性，为依法治国打下坚持的基础。

2.准确界定立法听证的适用范围

准确界定立法听证制度的适用范围，对于提升其效率，切实起到促进立法科学化、民主化的效果有着巨大的影响。

首先，要明确区分正式听证和非正式听证的适用范围。虽然如果将所有法律的制定都纳入到正式立法听证中肯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法律制定的权利，但是立法听证制度本身程序复杂、周期长、成本高等特点使得并非所有的法律制定都适用立法听证制度。而且，从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的水平来看，大部分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是十分有限的，这也限制了广泛使用立法听证制度。因此，针对某部法律适用正式的立法听证还是非正式的立法听证应该赋予立法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采用何种立法听证方式。从国外经验来看，立法机关自由裁量权的使用也必须受到宪法以及配套法律的限制，防止立法机关不适当的使用自由裁量权。

其次，应当适当限定立法听证的使用范围。虽然立法听证制度在使用上具有普遍性的特点，但针对某些特殊领域依然不适用使用立法听证制度。如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领域。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对国家的军事和外交事项、机关内部管理、人事、公共财产、信贷、补助金、福利和合同事务，以及解释性法规、关于政策的一般声明、机关组织、办事程序和手续等，均作了排除性规定；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28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行政行为，在一些特殊的情形下，行政机关可免除听证。

3.完善立法听证程序的相关程序内容

首先，我国《立法法》只规定了听证机构应该起到良好的组织协调作用，但是却没有明确的指出由哪个部门担任听证机构。我国各地立法机关中，许多都制定了常委会作为听证机构。对于常委会是否担任立法听证机构，法律应当明确规定。

其次，应当听证明确陈述人、主持人的权利和义务。立法听证过程中，应当明确规定听证主持人、听证陈述人的权利义务。听证陈述人在听证会过程中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包括依法参加听证会，提出有关议案的建议、意见，以及维护自身利益与公益的“言论免责权等）和应当履行的义务（包括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机密和商业秘密，以及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并如实反馈广大群众和社会各方的意见等）以及法律责任（包括在听证中代表人滥用权利，玩忽职守或不尽法律义务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

4.广泛应用网上听证模式

篇5：试论我国立法听证制度之完善

正是因为体现着民主的精神，立法听证制度在西方国家也是随着民主精神的发展而得到不断健全完善的，有论者甚至认为，其最初甚至可以在英国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有关公民的“法律保护权”的观念和制度中找到影子[1].它的发展经历着一个从司法听证到立法听证的过程，最初在英国、美国的司法审判制度中确立了听证制度，如美国司法制度中著名的“正当法律程序”就包含着听证程序；随着民主和法治的发展，西方社会公众参与立法和行政的事务的呼声高涨，立法听证制度便应运而生，受到普遍认同，特别是二战之后，日本和拉美等一些国家相应实行了立法听证[2].对立法听证制度的作用，美国学者D??杜鲁门的阐释最为精辟：一是从政策和技术上就法案的条款、名词等作出正确的解释；二是作为传播手段向公众灌输法案的内容；三是通过听证会这一安全阀为公众提供缓和冲突及解除困扰的手段[3].我国的司法听证制度起步较晚，第一次规定听证制度始于1996年颁布实施的《行政处罚法》，立法听证制度的确立又延迟了几年时间，直到2000年颁布实施的《立法法》才得以正式确立，体现在该法三个条文之中，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第三十四条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以及第五十八条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其中，第五条规定是一条原则性的规定，即奠定了立法听证制度的民主立法原则基础；第三十四条和第五十八条规定则明确规定了立法听证是立法前征求各方面意见的法定选择性程序。

其实，在《立法法》颁布的前一年，1999年6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就《广东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条例》举行了听证会，开创了我国立法听证的先河。同年，深圳市更是制定了全国首个地方人大部门立法的听证规则《深圳市人大计划预算委员会听证制度》[4].《立法法》颁布实施之后，全国多数省市相继以条例、办法或规定等形式制定了本地的立法听证规则，也进行了许多立法听证尝试。应该肯定，这些立法听证尝试都是有益的，对促进我国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立法法》对立法听证制度只是做了一个原则性的规定，于是在具体操作实践过程中，各地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立法听证的范围、主体、程序以及效力等各方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在立法过程中，目前还没有开始运作听证程序。因此，只能说立法听证制度在我国，只是开始初步建立，在地方立法中开始正式运作，而谈不上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立法听证制度。

为此，在《立法法》颁布实施五周年之际，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目前我国立法听证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一次重新审视，深入分析其执行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为进一步健全完善立法听证制度，促进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提供有力的法理理论和实践经验支持。

一、目前我国执行立法听证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结合对《立法法》制度设计本身的缺陷和各地进行立法听证做法不统一的实证分析，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立法听证制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其一，立法者的立法理念没有真正更新。虽然《立法法》确立了立法听证制度，但是由于受到旧观念的影响，我国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部门和立法者还带着浓厚的长官意识和官僚主义思想，认为立法只是职能部门的事，与社会公众无关，于是在立法时不愿意听证，对立法听证告知义务履行不到位。而且，更关键的是，对此，目前尚无法监督，更谈不上追究责任。其二，立法听证制度的社会认知程度不够。由于《立法法》的宣传工作没有深入开展，社会公众往往不了解自己可以参与立法的政治权利，自然就很少参加立法听证会；更严重的是，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公众有着较为顽固的“政治冷漠”情结，其参与立法的积极性不高，不愿去行使自己的立法监督权，甚至在一部关系自己的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即将制定出台前，也不要求立法者召开立法听证会，对立法者就缺乏必要的监督。其三，没有建立独立的听证主持人制度。当前，在我国行政执法听证中主持人的地位就不明确，只要求其不是本案的调查者，在实践中主持人往往是调查者的同事或上司，就不能不让人对其公正性产生合理怀疑。于是，在我国行政执法听证中主持人的地位尚不独立，在立法听证中独立的主持人制度更是谈不上。其四，由于《立法法》没有赋予立法听证程序应有的法律地位，在实践中往往导致立法者将立法听证程序视为“走过场”，听证的记录结果得不到应用，立法者不吸收公众在听证会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使得立法听证流于形式。

二、关于完善我国立法听证制度的几条思路

完善的立法听证制度，笔者认为至少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立法听证主体，即立法者、听证主持人、听证参加者。二是立法听证客体，即需要进行立法听证的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就是需要听证的规范的范围。三是立法听证程序，包括听证准备工作程序、听证会进行程序，还包括立法听证效力规定，即听证会记录如何使用的问题。

（一）立法听证主体制度的完善。

立法听证主体，有三个方面，一是立法者，二是听证参加者，三是独立于二者之间的听证主持人。对立法者而言，应该进行广义的界定，即包括法律规范的起草者和审议、批准机关。在法律规范的起草阶段，负责起草的机关需要广泛征求意见，就得进行听证。当法律规范提交审议、批准后，负责审议、批准的机关，即人大或其常委会及政府主管部门，也要进行听证。立法是一项严肃的工作，采取这种在起草和审议、批准阶段的“双重听证”，是完全有必要的。而且，应该对负有举行听证义务的机关进行必要的法律监督，就是要追究没有履行应尽的立法听证义务的机关及其负责人的法律责任，以避免《立法法》规定的立法听证制度处于形同虚设的尴尬境地。

对立法听证的参加者来说，应该坚持尽可能广泛而穷尽的原则。就是在一个法律规范即将制定出台举行立法听证会时，要确保有关系的更多的对象参加，包括法律规范涉及的利害关系人、法律专家学者、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政府官员及司法实务部门的代表，等等。法律应该规定上述人员必须参加立法听证的法定义务，督促他们能够参加立法听证会。特别是对利害关系人，尤其要确保通知到会，一方面，负有举行立法听证义务的起草者或审议、批准机关要尽到必要的通知义务，要穷尽一切可能的方法将利害关系人代表通知到会；另一方面，立法者已经尽到必要通知义务而利害关系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到会的，从提高立法工作效率的角度考虑，到法律规范正式颁布实施后，利害关系人则不能以未参加立法听证为诉由来否定该法律规范的法律效力。

居中裁判，是对任何事项裁判者的基本要求。正如掌握司法审判权的法官必须做到独立、中立、公正，立法听证的主持人在立法者和听证参加者之间，应该保持独立、中立，这样才能确保立法听证程序的公正。为保证主持人的独立与公正，进而保障听证职能的独立地位，有论者提出可以参照律师、法官、检察官等资格的选拔任用要求，通过考试来取得听证主持人的资格，建立独立的选拔任免制度，把听证主持人的管理与其他行政人员的管理独立出来[5]，笔者认为，这种思路是值得尝试的。

（二）立法听证客体制度的完善。

所谓立法听证客体，就是指需要进行立法听证的法律规范。目前，我国《立法法》对需要听证的法案范围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其一，该法仅在第三十四条、五十八条规定了法律案和行政法规应该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而对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则没有明确规定要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和听证会的形式听取意见，只是要求其不能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但所幸各地人大、政府在制定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过程中，大都进行了立法听证的有益尝试。其二，该法第三十四条、五十八条规定对立法听证仅是一个选择性的规定，即听取意见的形式可以多种，包括座谈会、论证会和听证会，可见听证会仅是可选择的其中之一，并不是强制性的。

在民主和法治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今天，结合国外立法听证的先进经验来考量，笔者认为，将立法听证作为强制性的规定，已成为必要。因为，不管是从议题、参加者的范围及其责任义务，还是从讨论问题的程序及其效力等方面分析，立法听证会与立法座谈会、论证会都有很大的不同。

其一，议题内容不同。立法座谈会议题比较宽松、广泛。立法论证会的议题多是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具体规定的合理性、可接受性、可操作性等。立法听证会的议题则主要是就立法过程中出现的具体的、存在有利害双方利益冲突或争论的有关问题进行质证与辩论。

其二，参加人范围不同。立法座谈会参加人的范围比较广一些。论证会的参加人大部分情况下是专家学者和与议题有关的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的代表。而立法听证会的参加人有特别的规定，其中与所立之法有利害关系的人应是参加的重点对象。

其三，参加人的权利义务不同。立法听证的参加人所享有的权利以及所应承担的义务都规定得比较严格。比如，在立法听证制度较为发达的美国，其行政立法机关作为立法听证的一方当事人，在立法听证时必须作出事先通知，必须向利害关系人提供参与听证的机会，还要答复立法相对人的意见，等等。作为立法听证的参加人的利害关系人也同样享有一定的权利和承担一定的义务，比如，利害关系人有得到立法听证通知、聘请律师参加听证、提供证据、互相辩论并获得立法机关答复等权利。另外，利害关系人还须承担一定的义务，如按时参加听证、不得提供虚假证据义务，等等。而在立法座谈会、立法论证会中，参加人的权利义务没有严格的规定，他们主要是发表意见。其四，程序上有较大区别。立法座谈会、立法论证会的程序比较自由，没有法律的硬性规定，也没有一般的正式要求。立法听证会则不同。比如，在美国，立法听证程序有正式听证程序和非正式听证程序，还有近些年发展起来的结合正式听证程序和非正式听证程序优越性的混合听证程序。美国的正式听证程序也称为“审判式听证程序”，其特点在于准司法化，即立法机关仿照法院的审讯程序来进行立法听证。其五，听取意见的效力不同。在立法听证过程中，立法决策机关一般来讲受到较多限制，其自由裁量权受到必要的限制。而在立法座谈会、立法论证会中，决策机关所受的限制要小得多。例如，在美国的正式听证程序中，决策必须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而在座谈会、论证会等非正式程序中，立法机关所获得的信息、资料及其他证据，仅供决策部门作决定时参考，不受其严格约束[6].鉴于上述分析，很显然，立法听证会从议题、参加对象及其权利义务、程序和听取意见的效力等各方面，在促进立法民主化、科学化的作用上都要优于立法座谈会和立法论证会，因此我国《立法法》实该把立法听证作为法律、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等法律规范立法过程中的强制性程序加以规定，而不是现在的选择性规定。当然，立法座谈会和论证会也不能摒弃，应发挥其灵活机动的优势，作为立法听证程序的有益补充。

（三）立法听证程序的完善。

立法听证程序问题，也是我国《立法法》尚未明确规定的一个缺陷。笔者认为，立法听证主要包括听证准备工作程序、听证会进行程序，以及听取意见的效力规定，即听证会记录如何使用的问题。

立法听证会进行程序，主要是对听证主持人、立法者和参加人而言。在听证会进行过程中，听证主持人始终居于中立地位，先由立法者说明立法的理由、提供证据，介绍法案内容及其立法背景资料等等。再由听证参加人对立法理由及法案具体规定等提出质疑，并提供证据，立法者必须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作出回答。在听证过程中，可以参照法院审判案件的庭审程序进行，允许双方展开辩论，还可以允许法案利益关系人聘请律师参加听证会。

立法听证程序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听证记录的使用问题。对立法听证会中收集到的意见的效力问题，我国《立法法》也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为了让立法听证会对相关的法案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必须赋予听证记录应有的法律地位，就是要借鉴美国行政裁决听证程序中的“案卷排他原则”，将立法听证会记录作为立法决策的唯一证据来源，未在听证会上出现的、并经双方辩论的材料不能影响、左右未来立法的内容。这样才能使立法决策者的自由裁量权受到必要的限制，让立法听证会真正发挥作用，为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资料]

[1]许华、王邺《立法听证制度初探》，载《人大研究》2002年第4期，第19页。

[2]李淑英《立法听证制度的功能分析》，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第66页。

[3]周伟《完善立法听证制度研究》，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6期，第133页、134页。

[4]唐娟《地方立法民主发展的实证分析》，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27页。

[5]蔡绍辉、柯敏《我国听证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载《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69页。

[6]汪全胜《立法听证初论》，载《法学杂志》2002年第4期，第60、61页。

篇6：立法听证

第一条 为了规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务委员会)立法听证活动，广泛听取人民群众意见，促进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提高立法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地方性法规案需要举行立法听证的，适用本规则。

第三条 本规则所称立法听证是指以听证会的形式听取公众意见、收集信息，为常务委员会立法决策提供依据的活动。

第四条 本规则所称听证机构是指实施听证活动的省人大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听证人是指被听证机构邀请参加听证会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省人大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的负责人;听证陈述人是指听证机构确定参加听证会，并在听证会上陈述事实、发表意见的公民或者法人代表。

听证会由听证机构负责人主持;联合举行听证会的，其主持人由各听证机构协商确定。

第五条 听证机构可以就地方性法规案中的下列情形举行听证会：

(一)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

(二)依法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措施或者行政处罚罚款数额较大的;

(三)对不同利益群体的权益有重大影响的;

(四)在审议中有重大分歧意见的;

(五)其他需要举行听证会的。

具体听证问题由听证机构确定。

第六条 省人大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提出举行听证会的，由主任会议同意后组织实施。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提出举行听证会建议的，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举行听证会，决定举行的应当确定听证机构组织实施。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举行听证会建议的，由主任会议先交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研究，提出意见，再决定是否举行听证会。

第七条 举行听证会时，听证机构应当根据本规则制定具体的听证方案。听证方案包括以下内容：

(一)听证问题、听证目的和听证机构;

(二)听证人、听证陈述人和旁听人员的范围及人数;

(三)听证会的实施步骤和组织落实措施。

第八条 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应当在听证会举行二十日前发布听证公告，听证公告内容包括听证会的时间、地点、目的和听证问题，参加听证会的条件、报名办法等事项。

听证公告和涉及听证问题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应当在新闻媒体及网站公布。

第九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照听证公告的要求可以自愿报名参加听证会。

报名参加听证陈述的人员应当表明对听证问题所持的观点。

第十条 对报名参加听证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听证机构遵循以下原则确定听证陈述人：

(一)广泛性和代表性;

(二)有利害关系和不同观点的各方人数基本对等;

(三)报名的先后顺序。

听证机构根据需要也可以邀请法规案起草单位的代表、有利害关系的单位的代表或者有关专家、学者作为听证陈述人参加听证会。

第十一条 听证陈述人确定后，听证机构应当在听证会举行十日前通知其相关事项，并提供法规草案文本和参阅资料。

听证陈述人应当按时出席听证会，因故不能出席的，应当提前五日告知听证机构。

第十二条 听证会应当设立旁听席。旁听人员由报名参加的公民、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组成。

第十三条 对参加听证会的`听证陈述人，其所在单位或者组织应当给予支持，提供便利。

第十四条 听证会应当如期公开举行，确需变更的，听证机构应当事先公告并通知听证人、听证陈述人等有关人员。

举行听证会时，应当邀请新闻媒体参加。

第十五条 听证会开始后，由工作人员宣布会场纪律，并由听证主持人介绍举行听证会的目的和听证问题，以及听证人、听证陈述人等有关情况。

第十六条 听证陈述人应当围绕听证问题，按照确定的顺序和时间发言，如实提供情况和信息，阐明所提意见的事实和依据。在规定的时间内发言没有结束的，听证主持人可以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延长其发言时间。

听证陈述人应有平等的发言机会。

听证陈述人发言偏离听证问题的，听证主持人应当及时提示，必要时可以终止其发言。

第十七条 听证陈述人发言结束后，可以相互提问，进行辩论。

第十八条 听证人对听证陈述人阐述的观点和依据有疑问的，经听证主持人同意，可以向其询问。听证陈述人应当回答询问。

第十九条 旁听人员可以就听证问题向听证机构提交书面意见。

听证机构也可以通过发放征求意见卡等形式征询旁听人员的意见。

第二十条 报名但未被确定参加听证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通过书信、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听证机构反映其意见。

第二十一条 听证会工作人员应当就听证会的全过程制作听证记录。听证记录由听证主持人、记录人员签名后存档备查。

第二十二条 听证会结束后，由听证机构负责制作听证报告，听证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听证会的基本情况;

(二)听证陈述人提出的基本观点和争论的主要问题;

(三)旁听人员和社会其他方面提出的主要意见;

(四)听证机构对听证会意见的处理建议。

第二十三条 听证报告应当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并印送听证陈述人。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在审议法规时，应当对听证会提出的意见进行审议，并在审议结果报告中对听证会提出的意见采纳情况予以说明。

第二十四条 兰州市和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举行立法听证会的可以参照本规则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