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童年的随笔散文：儿时的丁香花记忆

关于童年的随笔散文：儿时的丁香花记忆（共5篇）

篇1：关于童年的随笔散文：儿时的丁香花记忆

今天找来一堆花花草草的资料，其中就有丁香花，每次看到丁香花，脑子里就自动播放起唐磊那首歌：院子里栽满丁香花，紫色美丽的鲜花……嘴里时不时还想哼上两句。

我听这首歌的年纪里，还没有电脑手机，只在电视里看到这首歌的mv，知道那是一个悲伤的爱情故事，女主角最后死了，坟前开满美丽的紫丁香。那个小小年纪的我居然看着听着就哭了出来，明明还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却能听懂歌里唱出来的悲伤。

我其实没有见过丁香花，长到现在这个年纪，似乎对丁香花的印象仍然是那首歌，和那唯美的《雨巷》中丁香花般的姑娘，在我的脑海里，丁香花是悲伤而又美好的，它没有特别明晰的样子，只是想起的时候，心里会腾起一阵江南特有的哀伤，也许是因为丁香花最初闯进我的记忆里，是以歌与诗的形式吧。

我还记得那时候同学问我喜欢什么歌，我想都没想就说出了丁香花的名字，同学还笑话我，居然喜欢这首歌。

到现在我也仍旧很喜欢这首歌，仿佛是自己也经历了飘啊摇啊的一生，多少美丽编织的梦啊，就这样悄悄地走来，留给我一生牵挂，我这一生，也牵挂了不少的梦，美丽而悲伤，我也曾多少次期盼，在江南的雨巷里，遭逢一位丁香花般的女子。

今天我看了许多丁香花的图片资料，很漂亮，却无法与儿时留在记忆里的丁香花残影重叠，仿佛被什么东西隔断了二者的联系，也许，丁香花也只是让我牵挂至今的一个梦吧。

篇2：关于童年的随笔散文：儿时的丁香花记忆

好看

母亲对“好看”俩字一直有自己的认识，还很是固执，我曾很不以为然。

看你雪花婶，多好看，啥时见了都是一脸喜相。母亲说这话时我嘴巴一撇，道：眼瞎得只剩下眼眶的人都知道她不好看。刘姨才好看，白白净净的，还是长辫子大花眼……母亲却摆着手否定了，理由很简单：你刘姨整天绷着个脸，像谁欠了她八万，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母亲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想让自家好看，就不要给人难看”。

我一直记得母亲这句话，也明白了：笑脸是最好看的。

体面

40多年前的关中农村，时常有外乡来的乞讨者。端着碗，拎着袋子，一人，或拖儿带女，看上去邋遢而可怜。

只是，那时我们的日子也都不宽裕，以杂粮为主还填不饱肚子，对乞讨者也就没有好声色。“赶紧走赶紧走，我自家都吃不饱哪有多余的给你?”这是在巷子里玩时我们听到的最多的话。婶子们会边说边嫌恶地摆着手关上门，任乞讨者再苦苦哀求，拍打，也不理会。可母亲从来不会那样，她或多或少总会给她们一些。小孩子也有小心眼，有一次我揽住母亲不让给，她一脸生气地训斥了我：不要眼角浅得只能看见自己，没有多的还拿不出少的?——多想想别人，让自己活得体面点。

时至今天，我都觉得母亲给了“体面”最好的解读，也让我学会了体面做人。

幸福

儿时的我很羡慕春苗，春苗爹很有本事，总能弄到粮食，她家很少吃杂粮。一次我情不自禁地给母亲说，要是我能生在春苗家就好了。

母亲不以为然地摇摇头，问我：春苗娘跟你莲婶，谁脸上总是挂着笑?对呀，莲婶家的日子并不好，穿件袄也像碎布片在开会，满是补丁。可她脸上从不挂霜，灿烂温和。直到有一天，春苗哭着给我说，她爹又打她娘了，她娘跑到她外婆家不回来了。

那一刻，我才觉得母亲说得对：把心放安稳搁妥帖了，滋润了，吃糠咽菜也幸福。

儿时的很多记忆似乎在岁月的风吹雨打中被撕成了碎片，不知飘落到了何处。可总有一些，藏在心底，温暖明媚了我的人生。

作者：张亚凌

篇3：关于贫穷和尊严的儿时记忆

我不敢轻易回忆童年，因为我的今天与我的童年生活天壤之别。童年时最清晰的记忆都是关于父亲母亲的，关于贫寒的家和自卑的自己。也许当年还曾有过委屈，但今天为人父母后才知道，虽然经历了一个清苦的童年，但是我得到的一切都是父母能给我的最好的生活。

小时候，因为生活困难，每顿饭也仅仅是能吃饱，而且没过一会儿就饿得饥肠辘辘。虽然贫穷，我的家教却非常严格。无论多饿，一定要等长辈坐好了才可以动筷子，而且只允许夹盘中靠自己一边的菜，绝对不许有什么失礼的行为。饭桌上很少有肉，即使有一点也要与家里人一起分享。记得一次妈妈端上来一盘切得薄薄的香肠，那香味让我直咽口水，数数香肠的数量，也就够一人吃一片的。哥哥姐姐很懂事，都没看见似的只管吃自己碗里的饭。爸爸伸出筷子，夹了两片轻轻放在我的碗里。我看看爸爸，又看看哥哥，夹起一片咬了一小口，咂摸着滋味。然后，我皱了皱眉，把另外一片香肠又放回了盘子，还小声地说：太难吃了！因为我知道一人只有一片，我吃两片就意味着没有爸爸或妈妈的份。我以为自己这么做是懂事的表现，没有想到父亲却因此大发雷霆，一下扔了筷子，怒吼着冲我说：“这么好的东西，你说难吃，你怎么这么不懂事！”说完，跑到一边，躺在床上一言不发地喘着粗气。我委屈地看着妈妈，一边抹眼泪一边吞咽着没有滋味的饭菜，眼泪啪啦啪啦地掉进碗里——当时的我实在无法理解父亲，反倒委屈地觉得自己好心好意却挨了批评，爸爸怎么连我的心意都不懂呢？很久之后，我才知道，就是我的“懂事”伤害了父亲的自尊心：一个大男人，连让自己的小儿子吃片香肠的能力都没有，还要年幼的孩子自己去谦让。父亲是个活得极有尊严的人，家境再差也不希望孩子们在忧郁中生活。当他看到9岁的儿子因为贫寒的家境开始变得“懂事”时，内心的伤感可想而知。

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妇女。她没有文化，没有工作，像天下的很多母亲一样，一辈子围着锅台转。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期末考试，我考了全年级第一名，一阵大张旗鼓的表扬之后，老师派班长、学习委员到我家给家长报喜。我欢天喜地地领着同学，一路上有说有笑。在学校我一直是个不善言谈的人，家境不好让我始终有自卑感。这一次拿了年级第一，让我立刻有了自信心，人也一下子变得活泼开朗起来。高高兴兴到了家，因为比平时回来得早，大人都还没下班，院子里冷冷清清的。我七拐八绕到了家门口，忙不迭地冲屋子里喊：“妈，我们同学来了，我考了第一名！”我连珠炮似的喊了好几遍：“妈，我考了第一，这是我们同学，来告诉您的！”

一直没有妈妈的应答。此时她正在我家低矮的小厨房里干活。1月份了，妈妈还只是穿着一件单薄的青布褂子，弯着腰，正费力地将烧火用的煤块码放在炉边，两手煤黑，裤子上也蹭上了一块块黑印，一绺头发耷拉下来遮住了半个脸。妈妈看了我们一下，眼睛里没有什么惊喜，只是平静地直直腰，举着两只满是煤末的手，却没有去拿同学手里的喜报。答应了一声之后，她又弯下腰，继续干活。同学的眼睛流露出一种失望和不理解，但其中一个同学并没有忘记学校交给他的任务，“阿姨，朱军考试得第一，老师叫我们给您报喜。”妈妈再次直起腰，回身看看我，用手背轻轻抹了一下脸颊，淡淡地说了句：“知道了。”说完又出门继续搬煤。我傻愣愣地站在门口，同学们一脸愕然地看着我。我又小声嘟囔了一句：“妈，我考试得了第一。”妈妈继续干着活，她搬起一簸箕煤，对愣在一边的我们说：“孩子们，我知道了。你们快回家吧，谢谢你们。”语气平静得像完全没有报喜这回事。

同学将那张粉红色的喜报放在桌上，我尴尬地站在院子里，勉强送走了同学，心中的委屈从头涌到脚，我觉得自己的成绩被母亲否定了，自己的面子被母亲打碎了，刚刚建立不到半天的自信心也被母亲摧垮了，我的自尊心彻底被母亲伤害了！我站在院子里一声不吭，看着母亲来回搬运煤块也不像往常那样去帮忙。在我心中，母亲忽然间变得那么渺小，那么不近人情。好几天，我都闷闷不乐，甚至故意不理睬母亲。在一个小孩子的心里，也许更渴望看到这样的情景：漂亮的母亲站在亮堂堂的院子里，看到同学们送来的喜报，不停地夸奖自己，拿出好多糖果招待同学，甚至还留同学在家里吃饭——这事关一个孩子的自尊心，可我却什么都没有得到。

那天我觉得脸被丢尽了，从此更不爱和同学说话了。再加上家境的贫寒带来的压力，我甚至变得心事重重。直到有一天，我回到家，眼前的情景使我呆住了。母亲一个人坐在床边，依旧穿着那件洗得褪了色的青布褂子，她身后的墙壁上，花花绿绿地贴满了大哥得的各种奖状，足足占了半面墙。大哥从小学开始，年年都是三好生，有一年还被评选为兰州的市级三好学生。那时候，大哥是父母的骄傲。然而每次拿回奖状，他却并不张扬，只是悄悄放在家里的桌子上，母亲看到后，就端端正正地贴在墙上。直到大哥参加工作，他上学时的奖状仍然贴在墙上……夕阳的余辉透过窗户，落在母亲瘦弱的身上。她手中拿着我那张粉红色的喜报，轻轻摩挲着，我看见她正偷偷地掉着眼泪——那一刻，母亲的形象，像一副经典的油画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一瞬间，我什么都明白了。母亲是爱我的，对我的每一点进步，她都发自内心地高兴。她那样做是为了让我明白，家里穷，上学是一种奢侈的付出，学好功课是理所应当的，不应该那样张扬。那一刻，我对母亲的记恨烟消云散。

直到母亲去世，我都没有和她提起过这件事。但我一直清楚地记得，当我长大后，无论是回兰州的家里，还是把母亲接到北京住，只要有我的同事朋友在，母亲无论身体多么难受，都要特意换一件利利索索的衣服，头发也梳理得端端正正，面带微笑地坐在椅子上，拿出最好的烟酒茶水招待大家。见过母亲的朋友都说：“朱军的妈妈气质真好，难怪养了这样的儿子。”听了这话母亲总是特别高兴，直到她身患绝症，依然衣着整齐地出来见我的朋友，给足了我在儿时曾缺失的那份“面子”。

朱军，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1964年生于兰州市，1981年入伍，由于受作为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首席单簧管演奏员的父亲的熏陶，自小就对音乐有浓厚的兴趣，11岁开始学习单簧管演奏。凭这一技之长，朱军成为部队业余宣传队的一名演员，从此走上从艺道路。在业余宣传队，从单簧管演奏，到唱歌、说相声、演小品、说快板、跳舞，朱军无所不能，为此战士们戏称他为“全活”。后朱军考入甘肃省曲艺团，成为一名专业演员。1988年，由于表现突出朱军被特招进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从此他的足迹遍布西北军营和西北各地，赢得了部队官兵和西北人民的广泛赞誉，他也由此走上社会，走进了甘肃省电视台，从1991年起，甘肃省所有的大型文艺演出活动几乎都由朱军担任节目主持。1993年，朱军进入中央电视台，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一名节目主持人。他曾先后主持《东西南北中》《乡风乡韵》《艺术人生》《心连心艺术团》《春节联欢晚会》等知名节目，潇洒大方、清新干练、机敏沉稳的主持风格使他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篇4：关于小时候的随笔：儿时的记忆

同学们看了《霍元甲》，次日到了学校就眉飞色舞地大谈阔论，什么霍家拳啦，迷踪拳啦，绘声绘色地讲述，时不时还模仿两下“腿脚功夫”。因为晚上看电视，上课打瞌睡的多了，课下动手动脚的多了，学校为了管理，便让我们这些跑灶生晚上也在学校宿舍住宿。每晚学校还组织老师查房，看学生在不在宿舍里，有的学生为了出去看电视，就把衣服书包之类放进被窝里，我也属于其中之一，查房老师隔着窗玻璃用手电往里一照，看见被窝里鼓鼓囊囊的，以为学生都在，这样外出看电视的学生也就蒙哄过去了。在校住宿后，我就不能和站长的孩子回兽医站看电视了，因为他也得在学校住宿。对于站长而言，作为家长人家也是极力支持学生住校的，要不然孩子为了看电视会耽误学习的。

由于学校不允许走读生回家睡，所以下晚自习前就把大门锁了，我们放不下《霍元甲》的诱惑，只好翻越学校的铁栅栏大门出去看。兽医站是去不成了，我们选择了去魏家坡火车站看。火车站用电是专用线路，一般不会停电，所以，我们每晚翻越校门出去到3里外的魏家坡火车站看电视，车站是彩电，又是18英寸，我们看得过瘾，心里高兴。一天晚上，因为天黑，我往裤兜里装了手电筒，翻越校门出去时，刚跨上栅栏顶，手电从裤兜里掉落到校门内，我只好再次翻进去拿，这时恰巧被执勤巡查的老师发现，逮了个正着，执勤老师把我抓了回来，在校长办公室罚站了一夜，还写了检查。

儿时看电视确实是很兴奋的事情，说句实在话，就是广告也看得入迷，更不用说电视剧了，那真是看得如痴如醉，津津有味。记得和我同在一个宿舍的高年级的学长为了看当时转播的洛杉矶奥运会女排比赛，曾动情地说了一句：“以后有了钱，一定买个电视机背到身上”。

时过境迁，每每想起孩提时代那看电视的难以忘却的故事，真是百感交集，一桩桩、一件件犹如发生在昨天，不时在眼前浮现。

篇5：随笔《我的儿时记忆》

儿时记忆, 实在是很遥远了。记得上中学的时候， 写过一些回忆儿时的文章， 那时侯的记忆还是鲜活的， 文辞也很华丽，只是总有一股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味道。

长大了，上大学，上班，结婚。在人生该走的一步步都按部就班的走过之后，儿时的一切也就如烟般渐渐地远去，最后在自己的记忆中淡化，乃至几近于虚无。童年的一切在繁忙的生活中占有的位置是多么的少啊!

直到有了孩子。

几乎不敢相信是自己创造出如此美丽的生命。在全心去抚育他的每时每刻，我都会怀着惊异的心情去注视他。 而在内心深处，则不自觉的拿自己的儿时和眼前新的生命相比较。每一个新的生命来到世界上的方式都是相同的，可是出生在不同家庭，不同环境下的孩子的未来命运又是多么不一样啊!

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教师。父亲教中学，母亲在小学里做班主任。在那个年代教师的待遇是最清苦的，每人几十块钱的工资，要养活上上下下一大家子人。只是那个时候的我并不了解这一切，只是常常记起母亲常说的一句话：“咱家那时侯困难， 多亏了谁谁的帮助。” 那时侯“困难”似乎是和我们的生活连在一起的一个词。

我的儿时记忆是零碎的，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往事”，却有一些场景象电影一样时时在我的脑海里播放，只是画面都是无声的.， 静得出奇。

场景之一是小时候院子里的葡萄架。那时侯我们家住的是祖上传下来的私房。房子的举架非常高，院子里种着葡萄架。葡萄架有两间屋那么大，据说已经有十几年历史了。我记得当我五岁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在家看家的情景：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 院子里只有我一个人。 太阳晒着房门前的黄土地，葡萄树的叶子和长须则在微风之中摇曳。而我，则脖子上挂着用绿头绳拴着的钥匙链，把自己挂在两家公用的走廊门上摇摆。 四周是静的，没有一个人， 除了风和门来回摇摆的嘎吱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