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律援助公函的

刑事法律援助公函的（共11篇）

篇1：刑事法律援助公函的

____________：

本中心(处)于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日收到你院(局)关于为________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_______指定/申请法律援助的来函。经审查，本中心(处)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__________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决定不予以法律援助。

特此函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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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刑事法律援助公函的

一、依申请提供法律援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1.赋予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

2.指派辩护律师的主体：法律援助机构(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改变由法院指派律师的做法。

二、依职权提供法律援助：

1.依职权提供法律援助类型：

a.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

b.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

c.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扩大】/死刑的;

d.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2.依职权提供法律援助前提条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

3.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分别在审判阶段/审查起诉阶段/侦查阶段：

(1)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2)对于公检法根据规定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辩护/法律帮助的：

a.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接到通知后3日以内指派律师;

b.并将律师的姓名/单位/联系方式书面通知公检法。

【提示】法院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辩护情形之一：

①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人已经委托辩护人;

②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

③检察院抗诉的案件;

④被告人的行为可能不构成犯罪;

⑤有必要指派律师提供辩护的其他情形。

三、公安机关侦查阶段法律援助规定：

1.公安机关依职权提供法律援助：

(1)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2)符合法定情形：

a.犯罪嫌疑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

b.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

2.公安机关依申请提供法律援助：

(1)公安机关收到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后：

a.应当在24小时以内将其申请转交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

b.并通知申请人的监护人、近亲属或者其委托的其他人员协助提供有关证件、证明等相关材料。

c.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近亲属或者其委托的其他人员地址不详无法通知的，应当在转交申请时一并告知法律援助机构。

(2)犯罪嫌疑人拒绝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作为辩护人/自行委托辩护人的，公安机关应当在3日以内通知法律援助机构。

【律师提示】

①新刑事诉讼法将法律援助适用的期间由审判阶段扩大到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

②刑事法律援助的对象仅限于未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③法律援助机构只能指派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不能指定不具备律师身份的人担任辩护人)。

篇3：刑事法律援助公函的

一、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概述

我国于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确立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原则和框架, 并确立了以经济状况衡量标准的一般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和特殊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两项基本原则, 即被告是盲、聋、哑、未成年人或者可能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人民法院应当为其制定律师辩护。国务院于2003年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正式建立的标志。

二、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2012年3月4日,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获人大通过, 并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新《刑事诉讼法》在法律援助制度上主要体现以下变化。

(一) 扩大了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

旧《刑事诉讼法》只是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的, 因经济困难等原因未委托辩护人的, 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向其提供法律援助。新《刑事诉讼法》则将此范围扩大到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且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要同时法律援助机构, 为其提供法律援助。这次修改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 无疑能够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提供更好的保障。

(二) 扩大了获取法律援助的方式途径

旧《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人民法院有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制定辩护律师的权利, 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有通过人民法院的指定才能获得法律援助这唯一途径。新《刑事诉讼法》则规定了除此之外,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可以通过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的方式获取法律援助。这一规定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取法律援助更为方便, 法律援助效率更高。

(三) 明确了法律援助机构的作用

有关法律援助机构的规定, 旧《刑事诉讼法》只是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而未规定法律援助机构的权利以及义务。对此, 新《刑事诉讼法》将上述条款修改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并且新增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百八十六条也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三、我国目前的法律援助制度存在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对旧法进行了较大修改, 在一定程度上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提供了保障, 但是, 由于制度本身和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使得法律援助制度还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 刑事法律援助覆盖范围狭窄

从我国现行立法来看, 刑事法律援助对象分为两类:一是犯罪嫌疑人或者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被告人、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因经济困难未委托代理人的;二是被告人是盲、聋、哑、未成年人或者可能判处死刑而未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但是司法实践中, 法院的指定辩护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主要获取形式, 而因经济困难获得援助的情况十分稀少。

(二) 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协调机制不完善

目前, 虽然在实践中,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得到了公检法三家的支持和配合, 但是由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没有完善的有关工作衔接、沟通的规定, 致使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不能很好地得以运行。相关部门更是存在“三不”现象, 即思想山不重视、宣传上不到位、工作上不落实。要从根本上改善法律援助部门的沟通协调关系才能使这一制度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 进一步完善立法, 扩大法律援助制度的覆盖范围

虽然,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指定辩护的刑罚做了扩大规定, 但是和国外先进国家相比, 这一扩大规定还远远不够。很多国家对于可能判处重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设定为指定辩护的适用范围, 更有些发达国家, 将此适用范围扩大到可能判处监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可见, 法律援助制度的适用范围可以降至最低门槛。

(二) 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协作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与2013年3月1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 但是从近两年的实施情况来看, 欲克服“三不”现象,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根本上改善法律援助部门的协作关系, 需要完善工作机制。如果不出台具体执行的操作细则, 法律援助制度的顺利开展将难以实现。

摘要：法律援助制度兼具维护社会公正和司法公正的功能, 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行为。自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立以来, 这一制度在我国司法体系中的重要作用逐渐凸显。随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的实施, 面对逐渐增加的援助案件, 我国法律和司法将如何面对, 本文即对此予以讨论。

关键词：法律援助制度,覆盖范围,审级范围,协调机制

参考文献

[1]陈美庄.构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思考[J].中国司法, 2010 (5) .

篇4：刑事法律援助公函的

关键词：刑事法律援助；援助对象；涉案名称；判决结果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1）12-0074-02

一、刑事法律援助的定义

所谓刑事法律援助，又称刑事法律救助、法律扶助制度，“就是在刑事诉讼领域中保持控诉平衡、保障社会弱者平等诉讼机会的一种实现司法正义的制度设计。简言之，就是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具体的说，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为贫穷的、无法支付法律费用或其他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免费提供辩护或代理的制度。”

二、我国现行法律等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相关规定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第三十四条：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相关规定

第四十二条：律师、律师事务所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

（三）《法律援助条例》相关规定

第十一条：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第十二条：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根据以上规定，简单概括，刑事法律援助的对象有以下7类（限未自行委托辩护人或代理人）：

1、经济困难且公诉人出庭公诉的被告；

2、盲、聋、哑的被告；

3、未成年人为被告；

4、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未委托辩护人的被告；

5、经济困难的犯罪嫌疑人（侦查阶段）；

6、经济困难的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

7、经济困难的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三、以实际数据对刑事法律援助对象、涉案名称、援助效果进行分析

为了加深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认识和了解，笔者特地走访了成都市成华区一家律师事务所，对其自2011年1月份至目前--2011年9月所有刑事法律援助卷宗进行查阅、统计，汇总如下：

（一）刑事法律援助对象

在该所2011年1月-9月援助案件对象均为聋哑人或未成年人，其中聋哑13人，未成年14人，比例基本一致，且均为案件被告，仅涉及该文归纳的刑事法律援助对象的2种，尚有5种未有涉及，且5种中有4种援助对象涉及到经济条件的审查。

（二）涉案名称

在该所2011年1月-9月27件援助案件中，有13件是涉嫌盗窃罪，有8件涉嫌抢劫罪，1件涉嫌强奸罪，1件涉嫌抢夺罪，5件涉嫌故意伤害罪（其中一案涉及两个罪名），其中涉嫌盗窃罪比例最大，占49.93%。

（三）援助效果

在已经结案的18件案件中，有10件盗窃案，其中法院判决有期徒刑的有6件，其中3件适用的缓刑，有3件被判处拘役，1件单处罚金，其余8件并处罚金；有6件抢劫案，均被判处有期徒刑，其中3件适用缓刑，共有4件并处罚金；有1件故意伤害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有1件抢夺案，被判处拘役6月缓刑1年；有一件强奸案（同时涉嫌抢劫），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2000。根据我国法律对盗窃罪、抢劫罪、故意伤害罪、抢夺罪、强奸罪的刑期规定，结合判决结果可以看出，判决比照规定刑从轻处罚，并基本适用并处罚金，以教育为主。

四、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不足及建议

（一）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不足

1、刑事法律援助在实践操作中的覆盖面窄。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等的规定，目前刑事法律援助适用于两类人群，一类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另一类是不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但仅限于被告人是盲、聋、哑或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覆盖面除了自诉案件的被诉人外都覆盖了，范围不可谓窄。但结合调查结果，仅涉及被告是聋哑人、未成年人的案件，因经济困难被援助的无一件，这应该和经济审查标准的严苛性有关，对非指定辩护的受援人的经济困难审查是较为苛刻的，一般规定都在居民生活保障线之上的20%左右。

2、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和办案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由于介入时间较晚，时间比较仓促，大多数律师在接到援助案件后还是能够按照规定到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仔细研究卷宗，但也有一部分律师，因为时间仓促，根本不去会见嫌疑人，甚至不去查阅卷宗，开庭的时候当庭才知道公诉机关究竟提供了哪些证据。

（二）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议

1、扩大强制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除目前的盲、聋、哑、未成年人、可能判处死刑的刑事被告人外，对可能判处五年以上刑罚的被告人，其没有委托律师的，应给予法律援助，为其免费提供律师服务，五年以上属于重罪，这些案件往往较为复杂，如果被告无律师帮助，有可能不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找出对其有利的证据或作有利的辩护。

2、对经济困难的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而言，其经济审查标准不宜过严。

3、国家协调财政部门，加强对援助金费的保障。

有些律师对待援助案件不甚上心的一个因素是，援助案件补贴较低，区级援助一般就500元钱，甚至有时连车费、阅卷费等合理花费都不够，这也导致很多律师不愿做援助案件，通常交由刚入律师行业的年轻律师承办，经验不足，也是援助案件质量不太高的一个原因。

五、结语

刑事法律援助涉及到社会大众对国家司法的一个切身感受与评价，对真正实现司法公正、保障人权、缓解社会矛盾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应该重视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当然，这需要很多部门的联动和配合，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1]田文昌主编.《刑事辩护学》群众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4]《法律援助条例》

篇5：法律援助公函

援刑通函字[]第号

发往单位：

受 援 人：

案由：

经办人（签字）：

日期：

注：本函用于法律援助机构回复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通知辩护公函。

法律援助公函（通知辩护）

援刑通函字[]第号

：

本中心（处）于年月日收到你单位通知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案提供法律援助的函，现指派（承办机构）律师担任其辩护人。

特此函告。

律师联系方式：

（公章）

篇6：刑事法律援助公函的

法律援助公函(转交申请)

援转函字[]第号 发往单位：

申 请 人：

案由：

经办人（签字）：

日期：

注：本函用于法律援助机构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看守所、劳动教养管理所、强制隔离戒毒所转交申请的回复。

法律援助文书格式十五

法律援助公函(转交申请)

援转函字[]第号

：

本中心（处）于年月日收到贵单位转来的（申请人）一案的法律援助申请。经审查，本中心（处）认为符合下列第种情形：

1.申请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决定给予法律援助。

2.申请人不符合的规定，决定不予法律援助。

特此函告。

（公章）

篇7：刑事法律援助公函的

一、刑事法律援助的必要性

( 一) 履行宪法义务, 保障公民的权利。2004 年3 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这一规定理顺了国家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 即国家要保障每个公民的权利。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有其保障人权的功能, 使公民获得平等的司法保护, 从法律制度上保证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障, 以实现司法公正, 这是宪法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具体化。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既可以促进法律救济机制的健全和完善, 同时还能通过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 实现维护法律尊严, 平等保护公民权利。

( 二) 推进法治进程, 实现律师的社会价值。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 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国关于刑事法律援助方面已有诸多立法, 这些立法为促进和规范全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也有一定推动作用。从社会层面来看, 律师制度的发展, 队伍的扩大, 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起初萌芽于当时法律工作者做社会公益的一种慈善性行为, 律师为难以支付诉讼费用的穷人无偿出庭辩护和提供其他法律方面的帮助, 同时, 律师的社会价值得以实现。由律师的推动, 国家法治化的发展, 最后演变为政府拨专款为需要刑事法律援助者给予法律上的帮助。由此可见, 律师的公德心和国家法治化的进程成为法律援助制度不断发展的内驱力。

( 三) 实现法律平等, 减少和缓解社会矛盾。随着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推进, 人们越来越重视程序性的权利。但是法律作为一门专业知识, 非专业人员很难掌握, 当不懂法律的公民卷入诉讼中, 如果得不到律师的帮助, 他们很难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刑事诉讼中尤其需要精通相关法律和诉讼程序的律师参与。由于进行诉讼和聘请律师都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 如果遇到一些公民无力承担这些费用而无法得到刑事法律服务时, 则法庭和监狱有可能沦为贫困阶层诅咒社会黑暗不公的温床, 社会矛盾便会出现。因此, 国家要相应地建立一种对不能支付法律相关费用的公民的司法保障制度, 即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我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 刑事法律援助虽然并没有作为一项完整的制度提出和建立, 但相关的一些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在当时的法律法规中已有体现。从1994 年开始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 并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进行了法律援助的试点工作。1996 年3 月, 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率先规定了刑事法律援助的内容。同年5 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该法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以专章的形式明确规定。1997 年4 月,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出台, 同年5 月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成立, 起着对全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进行宏观管理与政策指导的作用。同年11 月又下发了《关于开展公证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2003 年施行的《法律援助条例》, 是为了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而专门制定的。上述几个规范性文件的下发, 大大推动了《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中规定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贯彻、落实。2012 年, 我国《刑事诉讼法》经过重新修订, 新法对刑事法律援助方面的规定作了调整。2013 年2 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2015 年6 月, 《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的出台, 对进一步加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全面推进国家关于依法治国的重大部署起了指导性作用。经过多年的发展,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从起步到不断地进步, 与此同时, 也让更多的人获得来自国家的法律援助。但是, 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仍然存在诸多弊端, 且需亟待完善。

三、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路径

( 一) 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立法。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不断完善, 但是相关规定多散见于不同法律法规中, 相关部门之间协调不够, 这必将造成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瓶颈。从全球来看, 凡是法律援助制度完善的国家几乎都有关于法律援助的独立立法, 譬如英国的《获得司法公正法》, 美国的法律援助方面虽然主要依靠判例确认, 但是美国也出台了《法律援助公司法》。我国在2003 年出台了《法律援助条例》, 但此条例位阶较低, 近年来诸多学者呼吁应该由全国人大制定统一的《法律援助法》, 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专门进行规定, 也可以制定一部《刑事司法援助法》, 对刑事法律援助的主要内容进行专门规定, 这样, 可以真正做到在刑事法律援助领域对受援者权益的保障。

( 二) 完善相关主体之间的协调机制。新《刑事诉讼法》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 必然会引起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增长, 这样对法律援助实施主体之间的协调合作提出更高的要求。目前, 相关主体在刑事诉讼中展开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没有一个细化规定, 更没有相关主体之间配合协调机制, 容易造成相关部门相关推诿, 公民的刑事法律援助权就难以得到保障。笔者建议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规定具体负责衔接部门的工作程序, 以加强刑事法律援助的实效性。既包括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之间的配合衔接问题, 也包括三者与法律援助机构的配合衔接问题。

( 三) 提高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辩护质量。没有法律援

助制度, 势必会让受援者无法得到法律专业上的保护, 而刑事受援案件质量不高, 则受援者受损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完全的救济。《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对于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 以及未成年人案件, 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的资格都作了限定, 对于其他案件则没有规定。建立刑事法律援助辩护质量的控制机制是提高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辩护质量的有效途径。一是设立刑事法律援助律师资格准入制度。目前, 只要是取得律师执业资格的律师即可进入法律援助工作的行列, 其中不乏缺乏诉讼经验、专业能力不高的律师, 这样就不能很好地实现法律援助的功能。只有建立准入制度, 对律师的重要方面进行考查, 就会将不合格的律师排除在外。二是加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监督。《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加大了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监管力度, 但是对具体操作、细化对重点环节的管理、评估、监督等方面, 法律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以确保办案质量。

参考文献

[1]郑丽娟.刑事法律援助相关问题研究[J].中国司法, 2015, 10:78~80

[2]李阳.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J].法制博览, 2015, 10:211

篇8：刑事法律援助完善的分析

【关键词】刑事法律；法律援助；完善

一、引言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我国法制社会建设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相比于其他国家，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仍存在著许多缺陷。随着我国依法治国理念的贯彻和法治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将会不断完善。本文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内涵入手，对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现状和不足进行说明，并着重分析了我国进行法律援助制度完善的措施。

二、刑事法律援助含义

刑事法律援助（又称刑事法律救助、法律扶助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因为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或其他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减免收费提供辩护或代理的一项司法救济制度。我国的刑事法律救助制度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建构，至今，已在立法创建、机构建设、援助落实等方面取得成效，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而现阶段“没有辩护律师参与的刑事审判在程序上不能说是公正的审判”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极为迫切和必要的。

三、我国刑事法律援助不足分析

（一）我国刑事法律援助范围有限

当下，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有权获得法律援助的主体以被告人为主。尽管有相应的法律支持，但现阶段被害人在诉讼中缺位的现象在法律援助领域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对非指定辩护的受援人的经济审查标准较高，大多在居民生活保障线之上，也就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的范围。

（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中经费不足

资金保障是法律援助开展的前提，尽管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经费来源有很多，像政府补助、社会捐助等。但由于缺少相应的制度规定，我国刑事法律援助中仍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这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发展，影响了律师工作的积极性。

三、对我国现阶段刑事法律援助完善的分析

（一）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相关立法

我国始终坚持依法治国理念，而要坚持依法治国就必须做到有法可依。随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不断建设发展，刑事法律援助完善的国家大多都有本国关于法律援助的独立立法。譬如英国的《获得司法公正法》、美国的《法律援助公司法》，而我国于2003年出台的《法律援助条例》则位阶较低。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提出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专门进行规定，由全国人大制定统一的《法律援助法》。从而为我国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更有力的法律保障，使刑事法律援助更好地实现有法可依。

（二）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资金保障制度

资金不足已经成为现阶段我国刑事法律援助中存在的无法回避的问题。尽管我国法律中有关于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的相关规定，但没有对财政支持的形式进行明确规定，导致法律援助的经费或经费的数额缺乏保障。基于此，要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资金保障制度应从以下两方面入手，第一：完善法律援助的预算支出。即在具体的法律援助案件中，将刑事法律援助与其他的法律援助区分开来，做到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第二：加大对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资金补助。只有加大资金补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使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律师的基本权利得到有力的保障。

（三）扩大刑事法律援助受益主体范围

当前，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可以从多方面进行完善。而扩大刑事法律援助受益主体的范围则是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必然途径之一。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适当放宽享有刑事法律援助权利人的考量条件，将对弱势群体的帮助引入到法律层次上。第二：扩大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辐射范围，这要求我国各地各级机构做到实事求是，从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出发，灵活运用法律援助制度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从而扩大法律援助制度的辐射范围。

（四）建立我国刑事法律案件的辩护质量的控制机制

法律援助制度能够让受援者得到法律专业上的保护，但如果刑事受援案件的质量不高，那么就无法进行对受援者受损权益的完全救济，法律援助的实际意义也就大打折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为了提高我国刑事援助案件的辩护质量，必须建立相应的控制机制。首先是对刑事法律援助律师资格的准入控制，保证进行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律师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从而保证案件的辩护质量。其次，加强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监督也是尤为必要的。现阶段，我国针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监督法律规定还不够建全，必须要细化相关规定，才能加强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监督，保证案件辩护质量。

四、总结

篇9：浅析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法律援助起源于英国, 在英格兰, 自1495年起即承认穷人享有身份免付诉讼费的权利。绝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在上世纪中叶已经不断健全和完善了现代法律援助制度, 法律援助已成为国家福利性质的制度被纳进社保体系。

二、建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必要性

( 一)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刑事诉讼程序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检察机关依法行使控告和举证, 辩护律师依法为被告人进行辩护以证明其无罪、罪轻或者具有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法官位于中立的裁判地位, 客观、公正地听取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和辩论, 根据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公正的判决。在控辩式刑事诉讼中, 控诉、辩护、审判三项职能严格分工, 形成公诉人、律师、法官的三驾马车。

( 二)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实现程序公正的重要保障

健全的法治必须具有程序公正的机制。刑事法律援助所保障的是公民一律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 不受经济困难的影响, 通过减、免、缓交有关费用进入诉讼程序, 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

三、我国现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分析

( 一)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历史沿革

20世纪五十年代, 有关法律援助的一些内容和精神在法律法规中已初露端倪, 虽然尚没有形成制度。1979年7月1日通过、1980年1月1日起实施的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虽未明确提出“法律援助”的概念, 但也规定了有关法律援助的内容, 1997年, 《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大大促进了律师行使刑事辩护职能以及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2003年7月份出台的专门立法《法律援助条例》中, 刑事法律援助被赋予了重要的地位, 得到进一步的完善。综上所述, 法律援助的重要内容就是刑事法律援助。

( 二)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特点

1. 刑事法律援助是我国法律援助的出发点

刑事法律援助为法律援助的起点和基本的内容, 这是由刑事法律诉讼涉及到的被告人权益 ( 如自由、生命) 内容的重要性所决定的。目前我国由国情所限, 从法律援助的内容来看, 仅限于为经济困难或特殊群体、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与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 从受援对象和范围来看, 首先保证为经济困难请不起律师或其它原因得不到律师帮助的刑事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

( 三) 当前存在的问题

1. 刑事法律援助的实际覆盖面窄

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适用于两类人群, 一种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另一种为被告人是盲、聋、哑或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2. 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的衔接机制不顺畅

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法律援助机构在程序上的衔接与紧密配合机制实施细则不够, 客观上产生了对刑事法律援助不重视, 宣传不到位, 工作不落实的情况。刑事被告人与犯罪嫌疑人甚至不知道拥有这一权利———申请法律援助的。

3. 经费短缺, 制约着法律援助的开展

经济严重短缺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 也直接影响到办案质量。

四、构建完善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 一) 在立法上确立刑事法律援助必须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体制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制度建设

1. 在法律上明确看守所的告知义务, 以法律形式规定看守所应在接受犯罪嫌疑人羁押的时候, 告知其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有权申请获得法律帮助。以明确法律条文规定具体的申请程序并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 督促看守机关严格按法律规定期限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申请转达, 以及履行对其法定代表人或近亲属的通知义务。

2. 对经济困难申请法律援助所需提交的有关证件、证明材料, 该由哪个部门来出具, 其真实性又该如何确认, 作出明确规定。

3. 建立值班律师制度, 为羁押中的犯罪嫌疑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援助, 这一制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各地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机关制定值班名单, 律师志愿报名, 律师协会按名单的安排推荐和提供律师和法律援助。

( 二) 健全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四家的衔接机制

第一, 要将零散的发文统一到一个法律文件中去。第二, 各地在执行时, 制定详尽、方便受援人且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第三, 关键是让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享有申请法律援助的知情权。

( 三) 确保法律援助的经费, 使刑事法律援助具有坚强物质基础与保障

我国要建立较为稳定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制度。以政府拨款为基本和最重要方式, 社会捐赠为次要办法, 多种方法筹措资金, 把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多级政府财政预算, 按人口比例固定拨付。

律师承办法律援助的案件, 其待遇只是“办案补贴”。可以参照西方一些国家的作法, 由国家发给适当的报酬。对于受援对象而言, 法律援助确实是无偿的, 但国家对律师发给相应报酬, 并不与此相违, 有助于律师对刑事法律援助的积极性的提升。

( 四) 选好承办律师专业, 提高其素质, 得到良好的刑事法律援助实际效果

法律援助机构既要依据由律师分担或者轮流承担的这一法定义务的原则, 又应充分考虑到所派律师是否具有刑事诉讼的经验和技巧在这两个因素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这样才能真正贯彻刑事法律援助的初衷, 获得良好的实际效果。

参考文献

[1]宫晓冰.探索中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J].中国法律, 1996.3.

篇10：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模式选择的分析

关键词：刑事；法律援助；模式；选择

将“法律援助”明确写入了法律，对我国法律援助的发展意义重大。随后通过的《律师法》也对“法律援助”进行了相关规定，进一步明确了法律援助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2003年国务院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开启了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设的新阶段。但总体来说，我国尚没有关于法律援助的统一立法，现有的法律法规位阶较低，而且较为散乱，笔者以为为了保证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和完善，应由全国人大出台统一的《法律援助法》。

一、法律援助模式类型

（一）私人律师模式

私人律师模式通常是指国家没有设置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只设有法律援助的管理机构，负责对法律援助申请进行审批，指派私人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并向其支付报酬。这种法律援助模式起源于慈善团体、社会组织等对穷人的司法救济。在这种模式下，国家居于从属的地位，除了一定的财政支持外，主要是通过制定有关的法律、法规，从宏观上对整个社会法律援助体系进行规范、控制和指导。法律援助的实际操作和整个机制的运作，主要是由国家（或私人基金会）资助的私人团体、组织，以及律师协会来控制。私人律师模式的典型代表是英国的司法保障（Judicare）模式。

（二）专职律师模式

专职律师模式是指由政府拨款设立专门法律援助机构、聘请专职律师，向符合法律规定的人提供法律援助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国家居于主导地位，独立的私人团体、律师协会和律师个人，虽然在整个法律援助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但法律援助机制的整体运作，以及法律援助的实际操作，主要是由国家及其组建的法律援助机构来实施。美国和日本是专职律师模式的代表。美国的刑事法律援助方式，主要有三种：指定辩护、合同辩护和公设辩护人。指定辩护制度是指利用私人律师来为贫穷的适格当事人提供刑事辩护的方式。合同辩护制度是指州、郡或其他地方司法机构作为一方，私人律师（所）、律师协会或非盈利机构作为另一方，签订合同为贫穷被告提供辩护等法律服务。合同标的通常是特定的案件，如与公共辩护人有利益冲突的案件、重罪案件或未成年人案件等。公设辩护人制度是指有关司法机关指定公共或私人非盈利组织为贫穷的被告提供刑事辩护的一种刑事法律援助方式，这种制度的核心特征是由雇佣律师为主体提供法律服务。日本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可分为起诉前和起诉后两个阶段，但由于在侦查阶段提供的法律援助并不充分，以致诉前法律援助对案件审判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二、法律援助模式的优劣分析

（一）私人律师模式具有以下优点与不足

1.私人律师模式的优点

（1）私人律师分布较广，在全国均有事务所，方便当事人申请。而要在全国各地建设公职律师所，则相对比较困难。

（2）私人律师法务经验丰富，能比专职律师更熟练地为贫困者、残疾者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法律服务质量较高。

（3）开业私人律师在法律援助中更加独立、自由、灵活，能够很快地与当事人、被告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取得他们的信任，受到英国民众的普遍赞誉。司法保障模式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阿尔伯特和西北部地区是刑事法律援助的主要方式。

2.私人律师模式的不足之处

即实行案后付费制度可能使某些律师拖延办案时间和进行不必要的繁琐调查，而政府在多数情况下只能按照其申报的工作量付费，这也是政府对法律援助经费的增长失去控制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专职律师模式的优点与不足之处

1.专职律师模式的优点

由于社会法律服务人员以提供法律服务为其主要经济来源，让他们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同时，还要承办大量的非法律援助案件，难免会顾此失彼。因此，由法律援助机构专职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模式可以有效避免其它法律服务人员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中可能发生的敷衍塞责现象。

2.专职律师模式的不足之处

在这种模式下，几乎由政府提供全部援助资金，往往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压力。

（三）两种法律援助模式优劣势比较

通过对以上两种法律援助模式的比较与探讨可知，带薪律师团模式与私人律师模式相比，各有优劣，其优势表现为：一般情况下，专职律师无竞争的压力，且能受到系统的专业训练，因而能更加有力地保障当事人的利益；专职律师受政府资助，没有生活上的顾虑，可以在偏远地区开设事务所而无后顾之忧，这样就可以集中精力办理案件，为更多的贫困者提供更方便、更快捷的服务；专职律师受国家统一管理，便于援助案件的质量监督。但专职律师模式也存在以下弊端：过分依赖政府的财政支持，在实际工作中缺少弹性，可能在与当事人交流的过程中出现障碍，不易取得当事人的信任；专职律师由于缺少竞争的压力或由于工资较低，可能影响工作积极性，不能全心全意地为贫困者提供服务；由于专职律师制由政府提供资金，加大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混合模式由于恰好具备两者的优点，因而受到各国的青睐。

三、混合模式

通过对以上兩种法律援助模式的比较与探讨可知，带薪律师团模式与私人律师模式相比，各有优劣，其优势表现为：①一般情况下，专职律师无竞争的压力，且能受到系统的专业训练，因而能更加有力地保障当事人的利益；②专职律师受政府资助，没有生活上的顾虑，可以在偏远地区开设事务所而无后顾之忧，这样就可以集中精力办理案件，为更多的贫困者提供更方便、更快捷的服务；③专职律师受国家统一管理，便于援助案件的质量监督。但专职律师模式也存在以下弊端：①过分依赖政府的财政支持，在实际工作中缺少弹性，可能在与当事人交流的过程中出现障碍，不易取得当事人的信任；②专职律师由于缺少竞争的压力或由于工资较低，可能影响工作积极性，不能全心全意地为贫困者提供服务；③由于专职律师制由政府提供资金，加大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混合模式由于恰好具备两者的优点，因而受到各国的青睐。

四、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模式选择

在对国外及我国的法律援助实践进行比较后，笔者认为，我国应采用混合模式，依据有三：

（一）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律师资源不允许中国采用“带薪律师团”模式。

（二）我国法律援助事业尚处于初级阶段，如果采用带薪律师团模式，排斥私人律师参与法律援助，不利于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

（三）由公职化的律师垄断法律援助，会降低行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可能会导致公职律师身份官僚化，从而影响律师的亲民性与公信力，有悖于法律援助的宗旨。

对于混合模式，我们当然不能照搬照抄国外现有模式，应紧密结合我国现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援助模式。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决定了现阶段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基本上是一种强制性法律援助制度。从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而言，它应该是国家责任，而作为普通纳税人的私人律师，没有义务代替国家承担这种责任，因为这样等于颠倒了纳税人与政府的角色。所以，当采用专职律师与私人律师的双轨制模式时，私人律师进行法律援助应该是自愿的，他进行法律援助只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对此应该建立奖励制度，如对积极参加法律援助活动的执业律师进行适当的表彰与奖励，这样也会促进法律援助制度的良性发展。

五、结束语

对于混合模式，我们当然不能照搬照抄国外现有模式，应紧密结 合我国现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援助模式。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 和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决定了现阶段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基本上是 一种强制性法律援助制度。从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而言，它应该是国 家责任，而作为普通纳税人的私人律师，没有义务代替国家承担这种 责任，因为这样等于颠倒了纳税人与政府的角色。所以，当采用专职 律师与私人律师的双轨制模式时，私人律师进行法律援助应该是自愿 的，他进行法律援助只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对此应该建立奖励制 度，如对积极参加法律援助活动的执业律师进行适当的表彰与奖励， 这样也会促进法律援助制度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静华.刑事辩护率及其形成机制研究——以刑事一审为中心[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6）

[2] 刑事簡易程序研究课题组.刑事简易程序扩大适用问题研究[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03）

[3] 高贞.法律援助：我们应当为之奋斗的事业[J].中国司法，2010（08）

篇11：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探讨

一、对未成年被告人刑事法律援助中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 未成年被告人是作为法律援助的特殊对象予以规定的。“开庭审理时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不必审查其经济状况, 应当获得法律援助, 便是未成年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的特殊条件。在程序上, 未成年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无需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 而是直接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但法律构建的这一法律援助制度框架, 在实践中暴露出诸多问题, 有待解决和完善。

(一) 法院指定辩护在程序上不科学, 在法理上也不合理

1.指定辩护不利于法律援助机构统一行使职能, 易引发争议。指定辩护制度是我国在1979年制定《刑事诉讼法》时, 为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等特殊群体在审判中切实获得法律帮助而确立的一项刑事基本制度, 带有一定行政命令色彩。这一制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在我国全面建立法律援助制度以前对保障特殊群体的诉讼权利, 实现司法公正, 起到了良好的促进和保障作用。但《法律援助条例》 (以简称《条例》) 颁行后, 我国法律援助全国性立法空白、机构不全等状况已得到根本改善。如今我国已形成中央、省 (自治区、直辖市) 、地 (市) 、县 (区) 四级构架的法律援助机构体系。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完全有能力审查管理包括未成年被告人等特殊群体在内的法律援助工作。同时, 《条例》也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能是负责受理、审查、组织实施法律援助工作。因此, 继续适用指定辩护既无实际需要, 也与《条例》的规定相悖, 不利于法律援助机构统一行使职能, 再加上指定辩护本身的制度缺陷, 在实践中会造成混乱并引发争议。如《条例》规定, 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那么, 指定辩护的职责主体到底是谁?是人民法院还是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机构发现受援人不符合应当给予法律援助的条件时, 由谁撤销法律援助?再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若干规定》) 第26条规定, 未成年被告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当庭拒绝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律师为其辩护的, 由合议庭决定是否同意。那么, 在开庭审理前, 若被告人拒绝指派的律师为其辩护, 是否可以同意?同意或者不同意的决定权又应当由谁来行使?等等。都是在实践中易生争议的问题。

2.指定辩护的单方性限制了受援人的律师选择权。现代西方各国一般都规定了被告人具有律师选择权。而从《若干规定》第26条来看, 在我国, 指定辩护的被告人没有律师选择权, 只有拒绝权, 而且拒绝权的行使极为有限。首先, 未成年被告人的拒绝权只能行使一次, 再次开庭时, 一般不予准许。因此, 第二次开庭时, 即便指定的辩护人有可能违背甚至侵犯受援人权益, 未成年被告人也只能听天由命。其次, 被告人的拒绝权受到严格限制。被告人并不能随意拒绝辩护, 而必须有正当理由, 且理由是否正当的判断权在合议庭。只有合议庭认为理由正当的, 才被同意。可见, 指定辩护不仅限制了受援人的律师选择权, 并有可能侵害受援人权益。

笔者认为应取消指定辩护制度。可以规定特殊案件的被告人, 未委托辩护人的, 可以由人民法院以告知书的形式告知所在地法律援助机构, 也可以由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直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确属未成年等特殊群体的, 应当提供法律援助而不得拒绝。而接受承办法律援助事务的律师须征得被告人同意后, 才可以作为辩护人参加诉讼。当被告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在法庭上当庭拒绝辩护人为其辩护的, 合议庭应当宣布休庭, 由法律援助机构另行指派律师。被告人拒绝再次指派律师为其辩护的, 由法律援助机构审查是否有正当理由, 没有正当理由的, 一般不再另行指派律师。

(二) 对二审、自诉案件及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未成年被告人是否应予法律援助, 法律规定不明确

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援助是包含一审、二审及自诉案件中的被告人还是仅限于适用一审普通程序审理的被告人, 由于《刑事诉讼法》、《条例》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被告人是未成年人”中的“被告人”未作出明确界定, 实践中常引争议。

1.从国外及我国香港地区的法律援助规定来看, 大多数国家如英美等国及我国香港地区都对上诉案件的法律援助以及相应条件进行明确规定。如英国《1988年法律援助法案》关于青少年犯罪诉讼的法律援助第28条 (2) 款规定当主管机关基于正义的利益而认为提供代理是有价值时, 才可许可代理。在香港, 对于申请上诉的刑事援助, 除非申请人被控的是谋杀、叛逆或使用暴力的海盗行为等罪, 否则必须经认定申请人有充分理由上诉, 而且上诉成功的机会相当高, 才会批准给予上诉援助。因此, 虽然我国多数学者认为, 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援助应及于二审, 但笔者认为, 是否应当给予二审未成年被告人法律援助, 可参照国外及我国香港地区立法, 做到既尊重和维护未成年被告人的上诉权, 又保障诉讼经济来确定。即对人民检察院抗诉或自诉人上诉的二审案件, 应当给予法律援助, 这与一审给予其援助的理由是一样的, 目的是为了让被告人充分行使诉权, 保障其权利。而对未成年被告人上诉的案件, 则被告人、法定代理人或者一审辩护人应让法律援助决定机关相信其有充分的上诉理由, 才提供法律援助, 否则不予提供。

2.从《条例》的规定来看,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 及自诉案件的一般被告人被排除在法律援助申请人之外, 那么未成年被告人是否也当然的被排除在外, 由于法无明文, 我们只能从《若干规定》第26条予以推定。首先, 《若干规定》第26条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未成年被告人排除在外。因为该条只规定被告人当庭拒绝指定辩护时, 由合议庭决定是否同意, 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一般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不组成合议庭。其次,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自诉案件中告诉才处理的, 以及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一般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如此推理, 则意谓着绝大部分的自诉案件的未成年被告人也被排除在外。若立法原意如此, 则有违刑事法律援助确立的对未成年被告人实行的特别保护。笔者认为, 基于未成年被告人的特殊性, 不论其基于何种形式接受审判, 都应当获得法律援助。

(三) 对受援的未成年被告人个人情况调查不足

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刑罚前, 应对其个人情况进行调查, 适用刑罚时根据调查结果充分考虑其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予以量刑是我国刑事诉讼对未成年被告人所确立的量刑原则, 也是《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即《北京规则》) 确立的基本准则。该规则16.1规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外, 在主管当局作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理之前, 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 以便主管当局对案件作出明智的判决。”我国《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 开庭审理前, 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 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 人民法院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

对受援的未成年被告人进行个人情况调查, 对于人民法院准确适用刑罚, 维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是极为有利的。但目前指定辩护人对包含受援人个人情况调查在内的调查取证工作却极少进行。以北京市为例, 从1997至2002年6月份在被调查的刑事援助的603位律师中, 在办案中没有调查和很少调查的占72.2%, 经常调查及所有案件都进行调查的只有27.8%[1]。“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 辩护人对被告人的个人情况没有全面认识和了解, 就难以提出合理量刑建议, 忠实履行辩护职责, 维护被告人权益。

2006年4月7日北京市丰台区法律援助中心成立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律师团。律师首次被要求要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基本情况进行调查, 搜集对未成年被告人定因量刑有利的情节。这对我们全面实行个人情况调查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偿试。笔者认为, 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法律援助网络。具体来说, 对于居住和生活在本辖区的受援人, 可以由承办律师自行调查;对于外地的受援人需了解其家庭及其他情况, 承办律师无法亲自调查的, 则委托当地法律援助机构协助调查;必要时, 申请人民法院调查。

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律援助改革建议

对犯罪嫌疑人来说, 自其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时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其权利便面临被侵害的危险, 因此,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 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 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条例》也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但由于多种原因, 犯罪嫌疑人的这一权利在实践中并未得到切实履行。另外, 《条例》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律援助问题未作出特别规定。笔者认为:

(一)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明确规定自侦查阶段起应当提供法律援助。首先, 自侦查阶段起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予以法律援助, 可以让援助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全部过程, 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可以使援助律师更为全面了解受援人的个人情况和案件情况, 改善辩护效果。在承办案件过程中, 援助律师可以及时就案件及受援人情况与有关机关沟通, 在审查起诉阶段就指控的犯罪与人民检察院交换意见, 共同做好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教育、感化工作。其次,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由于其“未成年”所具有的特殊性, 其作为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群体理应有别于一般犯罪嫌疑人, 并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得到特别保护。这也是我国签署加入的《北京规则》、《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公约规定的基本内容。《北京规则》15.1规定“在整个诉讼程序中, 少年应有权由1名法律顾问代表, 或在提供义务法律援助的国家申请这种法律援助”。《儿童权利公约》第37条 (D) 缔约国应确保:所有被剥夺自由的儿童均有权迅速获得法律及其他适当援助, 并有权向法院或其他独立公正的主管当局就其被剥夺自由一事之合法性提出异议, 并有权迅速就任何此类行动得到裁定。

(二) 在侦查阶段提供法律援助的时间应自侦查机关就案件情况第一次讯问之时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开始进行。中国政法大学调研组对浙江省永康市2003年1月至2004年6月的79个未成年人案件共计120名未成年人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被调查的所有犯罪嫌疑人都在第一次讯问的时候作出了有罪供述。另外, 不论侦查阶段还是审查起诉阶段的讯问, 法定代理人或律师都很少到场[2]。这一调查结果向我们揭示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对其定罪量刑的重要影响及保证第一次讯问时的程序公正的重要意义。英国有句著名的格言:“正义不仅要实现, 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由于《刑事诉讼法》未规定侦查机关对法定代理人的强制通知义务, 所以在讯问时法定代理人很少到场, 虽有侦查机关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 或通知后法定代理人不愿到场, 或由于案件性质不适宜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等原因, 但侦查机关未通知也是法定代理人很少到场的重要原因。那么, 在法定代理人或律师很少在场的情形下,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是否通过正当程序取得就难免让人产生怀疑。因此, 就这点上来说, 有必要在侦查机关就案件情况第一次讯问时提供法律援助, 以保证程序公正, 实现实体正义。

另外, 在第一次讯问时提供法律援助也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特殊的心理需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成年人相比, 心理上还不成熟, 而且据心理学调查分析, 未成年犯大都存在人格缺陷, 如个性相对比较孤僻, 个性较强, 情绪更容易激动, 不轻易敞开心扉, 思想不成熟等。他们在接受第一次讯问时, 往往处在担心、恐惧、害怕之中, 很难客观陈述案件事实。正因如此, 《北京规则》规定少年在诉讼的各个阶段, 有要求父亲或母亲或监护人在场的权利, 并将父母或监护人的在场解释为“应被视为对少年一般心理和感情上的援助”。因此, 当侦查机关就案件情况第一次讯问之时便提供法律援助, 不仅可以在程序上维护未成年人权益, 而且在法定代理人未到场的情况下, 可以在感情上给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以安慰, 消除其紧张心理, 以保障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

为此, 笔者建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申请法律援助的, 法律援助机构不必审查其经济状况, 只要有证据证明其未满十八周岁, 就应当提供法律援助。侦查机关发现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律师的, 应当停止讯问并告知犯罪嫌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对被羁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犯罪嫌疑人本人或其代理人无法自行申请法律援助的, 侦查机关应将犯罪嫌疑人情况告知法律援助机构, 法律援助机构审查属实的, 应当及时提供法律援助。

三、完善未成年被害人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为了行文的统一, 本文所指被害人援助不包括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部分。随着上世纪中叶被害人学的兴起,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 关于刑事被害人的法律援助问题也成为当今法学界探讨的一个热点, 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确立被害人刑事法律援助的重要意义。

(一) 建立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刑事法律援助才能真正实现公平与正义。刑事诉讼的程序公正最集中的表现就是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和法官中立。公诉案件中控辩双方的对抗不仅包括公诉机关与被告人的对抗, 也包含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对抗, 而后者的对抗是启动刑事诉讼的直接原因。在传统认识上, 犯罪行为被认为是对被害人个人的侵害,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居于核心地位, 罪犯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被害人的意愿。随着国家公诉制度的建立, 犯罪被认为是对整个社会秩序的破坏。因而, 对罪犯的起诉和惩罚成了国家的权力。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渐渐被忽视, 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对抗也逐渐被公诉机关与被告人的对抗所代替。其实这样并不公平, 有时公诉机关并不能完全代表被害人利益。因为, 公诉机关主要是从国家宏观利益出发来控诉犯罪, 目的是为了进行特殊预防, 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和实现社会稳定。而被害人则更多从个人微观利益出发指控犯罪, 目的则是为了惩罚罪犯, 平复受伤的心灵。被害人与公诉人的利益虽有一定重合, 但又相对独立。因此, 在刑事诉讼中有必要加强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在被告人法律援助制度全面建立的同时, 也对被害人予以刑事法律援助, 对被告人、被害人的权利加以合理、适当的平衡,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实现控辩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抗。

(二) 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刑事法律援助有利于缓解被害人的被害心理, 防止被害人向犯罪人转化, 维护社会稳定。美国犯罪学学者桑伯瑞和辛格在1979年曾注意到:美国有64%的未成年被害人在成年之后变成违法者[3]。我国专家们在调查研究中也发现, 引发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其合法权益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在刑事诉讼中, 未成年被害人由于年龄小, 法律知识欠缺, 社会阅历较浅, 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行使诉讼权利方面存在很大障碍。面对侦查机关的询问, 他们往往带着对犯罪人的愤怒, 对回忆被害经过的痛苦和恐惧, 以及以生俱来的对侦查机关的畏惧心理陈述被害过程。如果此时对被害人提供即时的援助, 可以帮助其消除恐惧和不安心理, 阻断被害创伤的形成。反之, 若被害人被害后无法正常获得社会的援助和司法救济, 他们的身心就会受到“二次伤害”。严重时可能会导致他们心态失衡, 产生仿效或报复心理, 把对犯罪行为或犯罪分子的仇恨转嫁到整个社会上, 从而产生被害逆变, 从受害人变为加害人。社会应对理论也认为, 在被害人的个体资源, 生理资源和心理资源一定的情况下, 被害人的社会资源越丰富, 如在被害后能及时得到家庭、朋友、同学、同事等帮助, 就越容易早日恢复, 反之亦然。

(三) 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刑事法律援助应根据案件情况有所区别。《条例》确立了被害人申请法律援助的基本条件, 但《条例》未将侦查阶段的被害人纳入援助范围, 而且对未成年被害人未作特别规定。笔者认为, 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刑事法律援助应有别于一般被害人。但“并不是所有的被害人都需要援助。只有那些遭受被害而凭借自身资源又不能恢复的被害人, 才需要外界的援助。”[4]为此, 笔者的设想是:首先, 未成年被害人申请法律援助的, 无需进行经济状况审查, 只要符合法律援助的案情条件, 就可以获得法律援助。其次, 从案情条件来看, 案情简单、被告人认罪, 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案件处理没有异议的案件, 除非特别情况, 一般不予刑事法律援助;案情复杂, 被害人与被告人, 或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处理争议较大的案件应提供法律援助。再次, 从提供援助的阶段来看, 一般公诉案件从审查起诉之日起, 自诉案件从人民法院立案之日起提供法律援助, 但被害人身心遭到重大创伤的性侵犯、重伤害等案件, 应当在侦查阶段提供法律援助;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立案后撤案的案件, 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申请代为申诉、控告的, 经审查, 理由正当的, 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综上, 笔者认为我们应寻求建立科学合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完整体系, 改革目前单纯针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指定辩护制度, 全面建立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被害人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从而真正实现通过法律援助这一特定形式, 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当然, 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 不仅是法律援助的责任, 更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 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配合。对于介入刑事诉讼中的未成年人, 不仅要给予法律上的援助, 还需要予以经济、医疗、心理等多方面的援助。

参考文献

[1]房保国.法律援助[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249.

[2]中国政法大学调研组.未成年人案件特征的实证分析[J].中国刑事杂志, 2005, (4) :85～94.

[3]转引自王临平, 赵露娜.防止未成年被害人恶逆变[J].青少年犯罪问题, 2001, (3) :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