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伤行政诉讼上诉状

2024-05-10

工伤行政诉讼上诉状(共8篇)

篇1:工伤行政诉讼上诉状

原告:付xx,女,55岁,xx铁路第一中学老师(今年退休),系死者周xx之妻,住xx市xx区xxx村x栋x户。联系电话:xxxxxxxxxxx(宅),手机:xxxxxxxxxxxxxx

被告:xx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法定代表人:张xx,厅长

第三人:xx铁路局

诉讼请求:

1、 撤销xx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赣劳社伤认字[xxxx]第A007号工伤认定通知书和xx省人民政府赣府复字[xxxx]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2、 判令被告对南铁车辆段广告公司已故经理周xx是否属于工伤死亡重新认定。

3、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一审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

一、 xx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赣劳社伤认字[xxxx]第A007号工伤认定通知书认定事实错误。

1、 被告认定周xx不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这一认定与事实不符。

(1) 周xx死亡原因,根据xx市第九医院死亡医学证明及xx铁路局公安处调查后出具的证明,已经确认周xx死亡证明书第一份作废,以第二份为准。第二份死亡证明书证明周xx死亡的直接原因是颅内出血,而不是第一份死亡证明原因为“病毒性肝炎”。该份死亡证明书证实周xx死亡的直接原因是颅内出血,而不是病毒性肝炎。

(2) 周xx所在的xx铁路局车辆段广告公司是个自负盈亏的企业,其工作性质决定其不可能按照一般工作固定8小时工作制,不可能只在单位办公室办公,市场经济,人走到哪里,随时都有工作找上门来,这是其工作职责所决定的。

(3) 周xxxxxx年11月20日至12月10日患病住院期间,始终带病在坚持工作,单位也始终没有明确宣布停止周xx的经理职务,也没有派人接替其工作,他一直在履行工作,xxxx年11月29日催回外地客户的广告费165500元。多经广告公司财务也送若干单据到医院由周xx签字,还有业务主办方锡平开公司小车从医院接他回单位处理公事。

(4) 与xx铁路局车辆段广告公司有业务联系的客户北京辐轮广告公司崔端平总经理的证言、同病房病友缪朝华的证言,均可证实周xx在住院期间一直在坚持工作。

(5) 周xxxxxx年12月10日上午9—11点多在医院和业务主办方锡平商谈工作两个多小时,商议的工作计划和底工作小结。当天晚上周xx突发“颅内出血”死亡,抢救时间未超过15小时,工伤认定第15条第1款: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48小时之内死亡的可视同工伤。

上述事实可以证实,周xx是在工作和工作岗位,因履行工作职责劳累过度直接导致“颅内出血”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1款的情形,应当视同为工伤。

2、 被告认定周xx不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这一认定缺乏证据支持。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当事人家属和亲属认为是工伤,而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应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但本案中xx铁路局车辆段并未提出足够充分证据证实周xx死亡不属于工伤。

(1) xx铁路局xx车辆段xxxx年6月12日对省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的答复以及xxxx年8月16日对省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再次取证的答复,均以xx市第九医院第一份死亡医学证明书关于死亡诊断系病性肝炎为证据来认定死亡原因。而实际上这两份答复所依据的xx市第九医院的第一份死亡证明书是作废的,并作出了新的居民医学生亡证明书,直接死亡原因是“颅内出血”。因此,xx车辆段以已经作废的死亡证明书举证不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第一份证明是xxxx年12月26日交给车辆段人事科的,第二份死亡证明是xxxx年3月之前交给人事科的)。xxxx年9月10日前原告付xx和亲属到xx车辆段党委书记王保根的办公室,问王保根:你不到第九医院去调查,你两次举证给省医保的答复完全是与事实不符,就死亡证明一事,xx铁路局公安分处去第九医院调查,原件在xx公安分处,复印件是xx铁路车辆段领导在xxxx年11月1日听证会上交给了主持会议的龚河兴处长。

(2) xx车辆段没有证据证实周xx患病住院治疗期间没有带病坚持工作,也没有证据证明已经安排他人接替其工作,相反原告方提交的多份证据可以证实周xx是在带病在病房一直履行法人和经理的职责,因工作劳累而导致颅内出血死亡,平时和业务主办谈工作在50分钟之内,而在xxxx年12月10日周xx和方锡平谈工作有两个多小时,用脑过度劳累后导致“颅内出血”死亡。

(3) xx车辆段没有证据证实周xx死亡系由原来的慢性乙型肝病导致死亡而与工作劳累无关,更不能证明“颅内出血”与慢性乙型肝病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xx车辆段没有足够充分证据证实周xx不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因突发“颅内出血”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且其提供的重要证据死亡证明书已经被xx市第九医院作废,故其证据不充分,也不合法。

二、 xx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赣劳社伤认字[xxxx]第A007号工伤认定通知书适用法律错误。

1、 根据被告xxxx年9月20日致xx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中心的答复书第二点“申请人无法提供周xx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的有效证据”,与《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不符。工伤认定争议,应当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此这一认定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工伤认定举证规则,因此是无效的。

2、 被告认为周xx在住院期间死亡因此不属于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死亡缺乏法律依据。

首先,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宗旨,是为了职工因工作原因出现的意外伤害事故而予以救助的制度,因此判定是否属于工伤关键是看与工作职责是否有联系,而不能机械地固定在上班时间、上班地点,所以在上下班途中出现交通事故,也属于工伤,就是这个道理。

其次,周xx在住院治疗期间,一直在坚持工作,完成自己的职责,完全属于工作时间、工作岗位,认定其不属于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于法无据,与事实不符。

三、xx省人民政府赣府复字[xxxx]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自相矛盾,依法予以撤销。

本案在行政复议期间,经多次听证,调查、询问有关人员,充分听取原告、被告、第三人对本案事实的描述,已经查清了本案的事实,与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事实基础――车辆段出具的书面证明材料,完全不符。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复议机关应当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责令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重新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

xx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曾在xxxx年5月12日下发《关于进一步完善赣劳社伤认字[xxxx]第A007号工伤认定决定书的建议函》,虽然下达该建议函违反行政复议的法定程序(xx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下发该建议函时,本案处于中止审理期间),建议函的内容有悖《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行政复议法》没有规定复议机关可以对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完善),但已经认为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原作出的不予工伤认定决定所依据的主要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应当重新作出认定。因此xx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该份行政复议书自相矛盾,依法应予撤销该行政复议书。

综上所述,被告的工伤认定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贵院依法撤销。

此致

xx市中级人民法院

具状人:付xx

xxxx年七月八日

篇2:工伤行政诉讼上诉状

住所地: ,联系电话: 。

法定代表人:XXX。

被告:珠海市xx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为xx区教育路24号。

原告不服珠海市xx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xx社工决字XXXX工伤认定决定书,提起诉讼。

诉讼请求:

篇3:工伤行政诉讼上诉状

一、工伤认定行政复议诉讼案件现状

2011 年至2015 年, 政策法规调研科共参与处理工伤认定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案件68 件, 其中2011 年度处理7 件, 2012 年度处理10 件, 2013 年度处理12 件, 2014 年上半年处理16 件, 2015 年处理23 件。 上述68 个案件中, 裁定驳回起诉结案12 件, 判决维持工伤认定结案32 件, 经法院协调原告与第三人达成工伤补偿协议后撤回起诉的17 件。 5 年来, 针对开封市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行政行为引发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问题, 为优化行政复议办理工作的流程, 开封市人社局专门制定了《关于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案件办理若干规定》, 做到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工作有序开展, 行政复议案件答复、应诉程序顺畅, 职责明晰。通过扎实开展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办理工作, 有效化解了争议和矛盾, 保障了职工的合法权益, 切实维护了开封市人社局工伤认定行政行为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工伤认定行政复议诉讼案件发生原因

1. 单位法律意识淡薄, 漠视职工合法利益。 利益最大化是企事业单位普遍的追求。 一些单位 (尤其是中小型私营企业) 不惜牺牲职工的合法利益来实现降低生产成本, 增强自身市场竞争力以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这种法律意识淡薄、漠视职工权益的做法是产生工伤行政争议的主因。 具体体现为:一是工伤风险意识淡薄, 心存侥幸, 不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 在发生工伤事故后, 不愿意承认职工所受伤害是工伤;二是经常要求职工加班加点, 导致职工长期超负荷劳动, 疲惫不堪, 极易引发工伤事故;三是为解决用工饥荒, 对新招职工不进行劳动技能培训和安全知识教育, 就让职工匆忙上岗, 边干边学, 对技术的不熟练导致工伤事故频发。

2. 职工 ( 农民工) 维权意识不强, 自我保护认识不足。 随着当今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发展, 农村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 解放了一大批劳动力, 许多富余劳动力不断拥入城市打工, 开始到城市从事非农业生产。 由于文化水平、专业技术等方面的制约, 许多人从事劳动强度大、危险性强的职业。其中一些人还存在短期打工的想法, 他们与单位管理人员谈妥一天或一个月的工钱后匆忙上岗, 既不要求签订劳动合同, 也不要求购买工伤保险。 由于缺乏专业技能指导和劳动安全知识培训, 他们不适应新工作或操作生疏, 往往上岗不几天就发生工伤事故。 此时, 其他工人可能连受害者的名字都说不上来, 单位也不配合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调查, 导致相关证据难以提取, 受伤职工长时间得不到赔偿。 比如, 尉氏县农民工陈某的案件。 由于家中承包土地少, 农闲时间较多, 陈某便利用空闲到县城打工, 且选择的工作不太固定。 2012 年5 月, 陈某在县城一金属材料公司打工的第11 天, 由于操作不当, 不慎将设备中的钢水喷洒出来, 将陈某身上大面积烧伤, 烧伤面积达70%, 造成重大工伤事故。 公司没有与陈某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也没有为其加入工伤保险。 为了获得工伤赔偿, 陈某先后经历了劳动争议仲裁、工伤认定、工伤行政复议等程序, 最终于2012 年3 月诉到法院, 形成行政诉讼。 该金属材料公司的法人认为:一是陈某为企业工作时间很短, 未做出多大贡献;二是其受伤主要由于自身操作不规范, 与企业没有多大关系;三是企业经济效益不好, 随时可能关闭。并在诉讼过程中一直主张与陈某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这拖延了其承担工伤赔偿责任的时间。后虽经法院协调, 陈某作出一些让步, 金属材料公司支付了陈某的部分工伤赔偿金, 案件得以解决, 但对于陈某来说, 其遭受的损害无法完全靠赔偿金来弥补, 其寻求救济的艰辛更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3. 法律宣传不够深入, 执法力度不够到位。 虽然国家颁布实施了一系列工伤保险法律法规, 来规范单位用工行为, 保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 但是相关法律知识的宣传和执行较为落后。 当新的单位成立时, 往往一方面缺乏技术与资金, 另一方面缺乏安全生产的认识和对职工合法权益的尊重。 因此, 社保经办部门在依法征收工伤保险费的同时, 应同时注重对单位、职工宣传缴纳工伤保险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但实践中, 由于相关部门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够深入, 单位的管理人员对工伤保险费的征收存在误解, 影响了其参加工伤保险的积极性。 实践中存在一些企业不但不缴纳工伤保险费, 而且在办案人员向其送达有关法律文书时, 企业负责人不予理睬, 其他接待人员对办案人员态度非常冷淡, 拒不配合执法工作。 原因在于他们认为缴纳工伤保险费是国家变相向企业要钱, 加重企业负担, 对职工没有什么好处, 还不如将这部分保险费用于发福利。 另外, 实践中社会保障执法部门的监督工作存在不够到位的现象, 也是发案原因之一。一些企业, 特别是小型企业开办后, 没有及时向社会保险征收机构申报、缴纳职工社会保险, 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也未及时发现并予以监督、处理处罚, 一旦发生工伤事故, 很容易发展为行政复议诉讼案件。

4. 法定救济程序繁琐, 部分单位恶意诉讼。 根据有关工伤保险法律规定, 如果职工未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因工受伤后, 与用人单位发生纠纷, 寻求工伤赔偿的最长程序为:劳动关系确认—劳动仲裁—劳动争议民事一审、 二审, 工伤确认—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一审、 二审, 工伤赔偿一审、二审, 民事执行。 尽管现行的《工伤保险条例》取消了工伤确认案件的行政复议前置程序, 但即使当事人对工伤确认决定不经行政复议程序而直接提起行政诉讼, 受伤职工自与用人单位产生工伤赔偿纠纷之日起, 到最终获得赔偿可能需要一至二年的时间。 如此繁琐的程序, 为用人单位恶意申请行政复议与提起行政诉讼、人为拖长赔偿时间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三、相关对策及建议

1.加强对职工的技能培训和安全生产教育。 针对职工技术不过关、 操作不熟练导致的工伤案件, 最好的防范措施是由单位组织他们进行劳动技能培训和安全生产知识教育。 通过采取这两项措施提高职工的安全生产能力, 从源头上减少工伤事故的发生。

2. 积极参加工伤保险、 分散工伤风险。 工伤保险是职工因工作原因致使身体健康受到伤害提供补偿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 目的是保证职工受工伤后得到补偿和维护社会的稳定。 单位应当履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 在保障职工的合法利益的同时, 分散工伤事故给单位带来的风险, 提高单位抗风险能力。

3.做好执法服务工作。 社会的发展要求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在人社部门行政执法管理中, 应当帮助单位从设立初期就完善用工制度, 加强对单位、职工的安全生产知识培训和职业技能指导, 提高单位为职工办理工伤保险的认识, 促进职工主动要求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 (聘用) 合同并加入工伤保险。

4.加强执法处罚力度。 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 劳动保障违法案件日益增多, 行政执法机构存在疏于管理监督的问题。 要需要充分调动内部各部门的积极性, 加强配合, 提高执法人员的工作热情。 同时, 还应加大对单位拒缴或不按时缴纳工伤保险费、拒签劳动 (聘用) 合同、非法用工等违法行为的执法查处力度, 做到管理与服务、教育与惩戒相结合, 切实维护单位职工的合法利益。

篇4:工伤行政诉讼上诉状

所谓诉讼请求,是指原告在起诉状中提出的要求法院解决的某个具体问题(具体纠纷)。可以这样说,诉讼请求如同在走路之前先确定到达的目的地,如果目的地确定错了,随后与此有关的一切努力则都是无用功,即使在中途发现错误后纠正,也要事倍功半。

诉讼请求的选择要考虑是否有法律根据

只凭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有理而并不清楚自己的这一请求是否有法律根据,即贸然提出诉讼请求,其结果只能是以官司的败诉而告终。如报纸上刊登过这样一个案例:王某在2006年10月与赵某订立一份房屋买卖合同,双方约定王某以15万元的价格买下赵某的一套房屋,并约定在王某交付房款取得房屋后,赵某在一个月内办理好房屋产权证和土地证过户手续。在王某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并取得房屋后一个月内,赵某办好了房屋产权证却未办土地证,赵某以种种理由推托迟迟不办。在这种情况下,王某将赵某告到法院,要求法院确认买卖合同无效,被告返还购房款和利息并赔偿因被告的这一行为给自己造成的损失。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没有约定办理土地证为合同生效条件,办理土地证只能认定是合同约定的随附义务,而随附义务不履行,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因而驳回了王某的诉讼请求。败诉后的王某在明白人的提醒下,以解除与赵某的房屋买卖合同,要求退还购房款和利息并赔偿经济损失为诉讼请求再次起诉,这次法院支持了他的诉讼请求。

法官点评:同样的事实仅仅因为诉讼请求不同,结果便迥然不同。因为合同有效,你要法院确认无效就没有法律根据:而要求解除合同则有法律根据,自然会得到法律的支持。类似的情况还有:男女青年恋爱分手后,一方向另一方讨要青春损失费的:患者听信了包治某病的医疗广告后前去治疗,因治疗未达到广告宣传的效果,以医疗侵权为由提起诉讼要求赔偿的,等等。因为青春损失费并不是法律所确认的损失:而包治某病属于医疗合同的内容(未治好是违约行为),在不能证明医方在具体治疗中有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医疗常规的情况下,要求医方承担侵权责任就没有法律上的依据。

诉讼请求是选择侵权还是违约至关重要

有时原告既可以提起侵权之诉也可以提起违约之诉,但原告在没有认真分析其中的法律关系和具体事实的情况下,想当然地提出自己的诉讼请求,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我们还是举一个实例来说明吧:中央电视台在2005年11月26日的《今日说法》节目中播出这样一个案例:杭州一女乘客晶晶在乘坐出租车时,因车费问题和出租车司机发生争执,被出租车司机勾海峰杀死。勾海峰因犯故意杀人罪被法院判处死刑。晶晶的父亲以出租车的车主倪德华侵权为由诉讼到杭州市人民法院,要求车主赔偿损失66万元。法院经审理后,驳回了晶晶父亲的诉讼请求。节目主持人撒贝宁引用法律专家的话说:“如果原告不是以侵权为由,而是以与被告之间存在运输合同、被告违约为由提起诉讼,向被告提出赔偿,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主持人撒贝宁所说的实际上是这样一种情况:原告如果以被告违反运输合同给其造成损失为由提起诉讼的话,就可以要求雇佣出租车司机的车主进行赔偿,因为车主显然是运输合同的一方(车主雇佣驾驶员勾海峰)并且车主也是有赔偿能力的。但原告却错误地选择了侵权的诉讼请求,因为该案的侵权行为人已经构成了犯罪,犯罪行为显然不能认为是属于职务行为,只能是犯罪人本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其犯罪行为和雇佣其开车的车主没有关系;而本案的被告人因犯罪已经被法院判处了死刑,又没有赔偿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原告要求车主赔偿的诉讼请求自然就得不到法院的支持了。

法官点评:在当事人之间存在合同法律关系时,一方当事人违约同时又违法,给对方当事人造成人身或者财产损失,受害人都会面临选择违约之诉还是侵权之诉的问题,这就要学会如何选择有法律根据、有证据支持等请求,以最终使被损害的权利得以补偿。

诉讼请求的选择要考虑证据证明的难易程度、胜诉后权利实现的难易程度等因素

如果有多种诉讼请求可供选择,就要考虑自己在证据方面是否能予以充分的证明,因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再好的诉讼请求你证明不了都无济于事;在可选择的诉讼请求都可以胜诉的情况下,则要考虑胜诉后其权利实现的难易程度,等等。举一个自己经办过的案件:青年农民李某(男,24岁)到某医院开设的特色门诊治疗痤疮,该医院的广告承诺:治疗两个疗程(一个月)后,60%的人可治愈,40%的人会明显好转,如果没有明显好转则退还医疗费及往返交通费。李某在该门诊部治疗两个疗程后,其病症不仅没有明显的好转,而且脸上的痤疮比以前还多了,并有痛痒的感觉(以前没有)。李某找到医院负责人要求其履行承诺,即退还李某已支付的医疗费及往返交通费。医院则认为李某的情况属于特异体质所致,只同意半价再给李某治疗两个疗程。根据李某提供的案件情况,我向他指出,本案可以提起违约诉讼,也可以提起侵权之诉,提起侵权之诉时才可以要求赔偿精神损失,但提起侵权之诉,我方证据不足,对方恐怕也能够证明自己在治疗过程中没有违法行为,或者病情没有好转与其治疗没有因果关系,这样,我方就得不到任何赔偿;而如果提起违约之诉,我方则可以证明对方有违约行为,有把握要求对方要承担违约责任,即履行承诺。原告听从了我的意见,向被告医院提起了违约之诉,结果在法庭调解之下,最后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对方当庭返还了1200元医疗费。

有时在两个以上的诉讼请求中都有证据证明,也就是说其诉讼请求都可以得到法院的支持,这时要考虑哪一项请求更有把握实现或者说更容易实现一些。例如,居民王某家住二楼,一楼是商业用房,房主将该房租给一李姓个体户开饭店用,李某制作了一个大牌匾安装在饭店门厅的上方,挡住了王某家窗户的一半,双方多次协商未果,王某因此曾多次找市容管理部门,市容管理部门不但未予解决,最后还给李某颁发了悬挂牌匾的合法手续。作者在对此案进行分析后向王某指出,本案可以通过行政诉讼解决,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如果选择行政诉讼,最终解决还要靠行政机关(王某说李某在市容管理部门有关系),解决起来可能会有一些麻烦,要慢一些。最后,王某听从了作者的建议,选择通过民事诉讼来实现其权利,法院以相邻权案件立案后,判决被告李某在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排除妨碍一拆除遮挡王某窗户的牌匾。判决书生效的第五天,李某就自行拆除了遮挡王某窗户的牌匾。

法官点评:原告提起诉讼的目的,是要实现自己的权利,这不但取决于法院能否判决自己胜诉,还取决于被告方是否有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以及承担法律责任的诚意等因素,这都是在诉讼请求选择中应当考虑的。

在诉讼请求中提出的赔偿数额要适当

在赔偿数额的请求中,尤其是在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中,请求人往往以为精神损害没有具体数额上的限制,就尽量多写一些,总以为是多多益善。根据作者多年办理法律实务的体会认为,这样做是不明智的。这不仅不利于诉讼请求的顺利实现,反而会带来不利后果:一是要多交诉讼费用,二是可能引起法官和对方的反感,给人以“狮子大开口”、甚至无理取闹的印象。就精神损害赔偿诉讼来说,正确的做法是比通常应当得到的数额略高一点,以利于在调解中进行适当的让步。

总之,诉讼请求是民事诉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这是原告处分权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法院只能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和判决,既不能遗漏原告的诉讼请求,也不能超出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请求既是一个写作诉状的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提起诉讼的原告应当在认真分析和把握争议的法律关系、能收集到的证据和对方当事人赔偿能力等基础上,审慎地作出选择。

篇5:工伤认定行政起诉状

原告:河南科兴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金水区经五路 15 号院。

法定代表人:董海丝,职务:董事长。

被告: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郑州市中原区互助路 73 号市委北院。

法定代表人:周春辉,职务:局长。

诉讼请求:

1、依法撤销被告于20**年 9 月 6 日作出的豫(郑)工伤认字(20**) 5068 号《河南省工伤认定决定书》;

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

20**年 12 月 1 日上午 11 时许,在原告承建的鹤壁市民兵训练基地工地由于绳卡脱落导致钢筋反弹,伤到在此工作的许效军的`下颚部。事故发生后,原告立即派人带其到鹤壁市第一人民医院做了 16 排螺旋 CT平扫和 CT 成像检查,诊断结果为头颅 CT 扫描未见异常。原告为此支付了全部费用。同时,自 20**年 12 月 1 日事故发生至今,许效军未再来原告处工作。

20**年 7 月 12 日,许效军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声称自己当初被钢筋反弹除伤及下颚外,还伤到了左眼,致使“左眼视网膜震荡伤”。被告经补正(审查)后,于 7 月 19 日受理了许效军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于 7 月 25 日书面通知原告就许效军所受伤害是否为工伤做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据,于 20 日内报被告。原告收到被告的《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后,于 8 月 5 日向被告做出书面说明,认为许效军声称的“左眼视网膜震荡伤”并非因当初被钢筋碰伤所造成,与原告无关,不能认定为工伤。同时,原告向被告指出, 20**年 12 月 1 日,原告派人带许效军去鹤壁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时,该医院所出具的诊断报告书及 CT 影像在许效军处。但被告对原告做出的书面说明置之不理,未经调查核实,就认定许效军所受的“左眼视网膜震荡伤”为工伤。

综上所述,许效军所受“左眼视网膜震荡伤”不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的事故伤害,不能认定为工伤。故原告不服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特提起诉讼,望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并责令被告对许效军所受“左眼视网膜震荡伤”是否为工伤重新作出认定,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此致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

篇6:工伤行政诉讼上诉状

【审理法院】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案件字号】(2003)渝高法行终字第75号

【审理日期】2003.11.11【调解日期】

【案件分类】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行政复议

【全文】

重庆电信菲斯特实业有限公司酉阳分公司与刘茶英工伤认定行政复议决定纠纷上诉案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03)渝高法行终字第75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重庆电信菲斯特实业有限公司酉阳分公司(以下简称酉阳分公司)。负责人王超美,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茶英。

委托代理人:王娟,重庆剑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酉阳县政府)。法定代表人李方宇,县长。

委托代理人:李华学,酉阳县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

被上诉人刘茶英不服原审被告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工伤认定行政复议决定一案,已由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3)渝四中法行初字第6号行政判决,上诉人重庆电信菲斯特实业有限公司酉阳分公司不服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公开开庭后查明:

2000年8月23日,刘茶英之夫侯守银与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电信局(以下简称酉阳县电信局)签订了代办电信业务协议书,合同规定的期限为1年。该协议规定酉阳县电信局提供通信设备、号源、装、移机材料、工具、业务单册;负责业务、技术培训的指导工作、负责生产组织管理的业务监督、检查工作;按议定的标准按月给侯守银报酬即每安装一部话机30元,其他费用按收费比例给付。侯守银负责委托区域内的电话业务发展、话费收缴、电话管理、电话装移、杆线及话机维护、电报业务的受理及投递等工作,并接受电信局的业务管理和检查,完成电信局临时性交办的任务。侯守银缴纳保证金500元,遵守电信局制定的纪律。之后,双方按协议履行。2001年5月24日后,侯守银所从事的工作转为由酉阳分公司负责。侯守银与电信局签订的合同到期后,按约定,应与酉阳分公司重新签订合同,但未续签,侯守银仍从事原有工作,酉阳分公司亦未提出异议。2002年3月28日,侯守银在维修电话途中,遇车祸身亡。由于酉阳分公司未提出工伤确认,刘茶英才于2002年7月18日向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酉阳县劳动局)申请工伤确认。酉阳县劳动局于2002年8月8日作出酉劳社伤险认定[2002]字第8号工伤认定书,认定侯守银的死亡属于工伤。酉阳分公司不服,提请酉阳县政府复议。酉阳县政府于2003年2月27日作出酉阳府法复[2003]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酉阳县劳动局的工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不合法,并撤销了工伤认定决定。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双方签订的代办电信业务协议所确定的双方权利义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第十九条的规定。酉阳县政府认为,侯守银的工资不是固定工资,用以否定侯守银与分公司形成的劳动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侯守银的工资分配方式符合法律的规定。另酉阳县政府认为,酉阳县劳动局的工伤认定程序不合法(指刘茶英未进行工伤认定申请)。对此,刘茶英在庭审中出示了申请,酉阳县政府未提出异议。对酉阳县政府所称的工伤认定事实不清,主要是指劳动局在作出工伤认定前未调查酉阳分公司。根据《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认定工伤应当具备的资料并未要求劳动部门一定要向用人单位调查后才能认定,故该理由亦不能成立。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二目之规定,判决撤销酉阳县政府酉阳府法复[2003]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护酉阳县劳动局酉劳社伤险认定[2002]字第8号工伤认定书。

酉阳分公司不服判决,上诉称:

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夫侯守银签订的《代办电信业务协议书》的内容属于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人的事务,并邻取代办手续费的行为,该协议书符合经济合同的性质,属于《合同法》的调整范围。劳动合同关系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因用人单位岗位生产的需要而建立起的内部管理和被管理,并按完成岗位任务领取劳动报酬的法律关系。而侯守银及农村电信业务代办员都没有纳入上诉人单位的职工管理范围,没有任何劳动人事档案资料,没有与劳动关系有关的社会保险福利待遇。《代办电信业务协议书》第六条明确规定侯守银涉及人身安全、医疗卫生、社会保险等一切费用,全由代办员自己在取得的代办手续费中自行办理,该约定也证明了侯守银与上诉人之间无劳动合同关系的存在。酉阳县劳动局在实施具体行政行为中,从受理到确认工伤的过程中没有告知上诉人有关被上诉人的申请事由,没有给上诉人申辩的权利,其作出了不公正的结论。一审法院混淆了经济合同与劳动合同的关系,错误地将经济合同关系认定为劳动关系,支持了错误的工伤认定结论。请求二审法院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撤销酉阳县劳动局的工伤认定,维护酉阳县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被上诉人刘茶英答辩称:侯守银与酉阳分公司签订的《代办电信业务协议书》符合《劳动法》规定的劳动合同的法律特点,协议明确了劳动权利和义务,应当认定为劳动合同。酉阳分公司与侯守银之间不是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关系的委托人与代理人是平等的关系,代理人利用自身的知识、技能独立的完成工作,不受委托人的支配与管理。劳动关系则相反,是用人单位提供生产资料,劳动者成为用人单位的成员,为其提供有偿劳动,因而劳动关系具有人身性、隶属性的特点。《代办电信业务协议书》中的第一条第一项,第三条第一项、六项的约定体现了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支配与管理。侯守银是在酉阳分公司的安排下工作,故酉阳分公司上诉所称的委托代理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代办电信业务协议书》到期后,侯守银与酉阳分公司并未继续签订协议,双方形成事实劳动关系。侯守银在维修电话途中遇车祸死亡,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原审被告酉阳县政府述称:在行政复议审查程序中无刘茶英的工伤认定申请书和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等证据,一审法院不能将其作为判决的依据;酉阳县劳动局在对酉阳分公司无任伺调查证据的情况下作出工伤认定,一审法院亦认为事实清楚,是错误的;酉阳分公司与侯守银是按照《邮电委托代办管理暂行办法》所签订的代办合同,不能认定为劳动关系。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应当审理的是酉阳县政府撤销酉阳县劳动局工伤认定的行政行为,本府在行政复议审查程序中查明酉阳县劳动局作出工伤认定时无申请书、无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无工资关系、无劳动合同等,故认定酉阳县劳动局作出工伤认定的事实不清。酉阳县劳动局作出的工伤认定书仅几行文字,无证据等材料,其认定程序违法。本府在认定酉阳县劳动局作出工伤认定事实不清、程序不合法的前提下,从程序上作出了撤销的复议决定。而一审法院错误地作出了工伤认定正确的客观事实认定,这与本案的审理不相

适应。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维持行政复议决定。

原审被告酉阳县政府在法定期间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

1.酉阳县电信局与侯守银于2000年8月23日签订的代办电信业务协议书,证明侯守银与酉阳县电信局及酉阳分公司没有形成劳动关系。

2.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清泉乡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及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出具的证明,证明侯守银在修电话途中遇车祸死亡的事实。

3.酉阳县电信局和酉阳分公司于2001年5月24日发出的关于变更代办电信业务协议主体资格的通知,证明酉阳县电信局变更为酉阳分公司的事实。

4.酉阳县劳动局对刘加华、崔永辉、冉建琼的调查笔录,证明侯守银在修电话途中遇车祸死亡的事实。

原审被告酉阳县政府在法定期间内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规范性文件有: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3.《邮电委托代办管理暂行办法》;4.《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

被上诉人刘茶英除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酉阳县电信局与侯守银于2000年8月23日签订的代办电信业务协议书、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清泉乡人民政府和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出具的证明、酉阳县电信局和酉阳分公司于2001年5月24日发出的《关于变更代办电信业务协议主体资格的通知》等证据材料外,另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和酉劳社伤险认定[2002]字第8号劳动和社会保险工伤认定书。

上诉人酉阳分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

1.重庆电信菲斯特实业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酉阳分公司的营业执照和重电信实发[2003]34号文件,证明酉阳分公司的主体资格。

2.酉阳县电信局和酉阳分公司于2001年5月2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证明变更电信业务主体。

酉阳分公司另提供了支撑其事实主张的法律依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实施细则》和《邮电委托代办管理暂行办法》。

上诉人酉阳分公司、被上诉人刘茶英和原审被告酉阳县政府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能够证明本案的事实。

二审审理查明:

2000年8月23日,侯守银(系刘茶英之夫)与酉阳县电信局签订了代办电信业务协议书,合同的主要条款约定,代办期限从2000年8月23日起至2001年8月23日止,到时自行终止代办关系;酉阳县电信局提供通信设备、电话号源、装移机材料、工具、业务单册,负责业务、技术培训的指导工作,负责生产组织管理的业务监督、检查工作;酉阳县电信局按议定的标准按月付给侯守银酬金;侯守银负责委托区域内的电话业务发展、话费收缴、电话管理、电话装移、杆线及话机维护、电报业务的受理及投递等工作,并接受酉阳县电信局的业务管理和监督检查,完成电信局临时性交办的任务,负责收取指定范围内的电话费;侯守银在协议期内每年应完成酉阳县电信局下达的电话用户发展任务;侯守银完不成当年工作任务,业、技水平跟不上通信发展需要,不服从酉阳县电信局工作安排,酉阳县电信局有权终止代办关系;侯守银违反电信业务资费政策乱收费,贪污、挪用电信业务款,擅自装、移电话等,酉阳县电信局有权终止代办关系;酉阳县电信局对侯守银工作不满意时,有权随时终止代办关系;侯守银终止代办关系时,须是前1个月向酉阳县电信局书面申请,并交清各种款项及移交工具、仪表、通信器材等酉阳县电信局所属物品;代办期满后15天内,根据工作需要,双方另行协商签订代办协议,如双方同意,可以续订;代办电信业务报酬按发展电话户数和收缴话费额计酬净增一户计费电话,计发劳务报酬30元,按侯守银垫交款在酉阳县电信局处取得的话费收据的总额的5%计发劳务报酬,代办电信业务劳务报酬由酉阳县

电信局按侯守银每月代收话费总额和净增计费电话户数,核定后一次性发给侯守银;计发代办电信业务劳务报酬中包括电信业务费用,维护所辖区域内杆、线(缆)、话机、受理电信业务、装拆机、新业务发展、话费损失、人身安全及医疗卫生、保险、差旅等涉及的一切费用。代办电信业务协议书签订后,酉阳县电信局和侯守银均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2001年5月21日,酉阳县电信局与酉阳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该协议主要条款约定:酉阳县电信局将全县的本地电话网电信业务委托酉阳分公司代办;对代收话费实行话费买断方式,鉴于已有33个乡按话费买断方式签订了协议并正在执行,双方商定在已签的协议中,规定由酉阳县电信局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在本协议签订后,由酉阳分公司享有和负责履行相关义务;本补充协议自2001年1月1日起执行,有效期1年。同月24日,酉阳县电信局与酉阳分公司发出了关于变更代办电信业务协议主体资格的通知。该通知载明,酉阳县电信局与33个乡代办点签订的代办电信业务协议中的代办电信业务协议主体资格由酉阳县电信局变更为酉阳分公司。2001年8月23日,侯守银与酉阳县电信局签订的代办电信业务协议书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侯守银没有与酉阳分公签订书面的代办电信业务协议,酉阳分公司和侯守银仍按照原代办电信业务协议的约定继续各自的义务。2002年3月28日,侯守银在维修电话途中,遇车祸身亡。酉阳分公司未提出工伤认定,刘茶英遂于2002年7月18日向酉阳县劳动局申请工伤认定。酉阳县劳动局于2002年8月8日作出酉劳社伤险认定

[2002]字第8号劳动和社会保险工伤认定书,认定侯守银的死亡属于工伤。酉阳分公司对工伤认定不服,申请酉阳县政府复议。酉阳县政府于2003年2月27日作出酉阳府法复[2003]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酉阳县劳动局在复议审查期间没有提交酉阳分公司与侯守银是否续签协议、酉阳分公司或侯守银亲属向劳动部门提出的报告或申请以及交通管理部门对侯守银死亡所作出处理的结论证明等证据资料为由,认为酉阳县劳动局作出的工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不合法。遂决定撤销了酉劳社伤险认定[2002]字第8号劳动和社会保险工伤认定。刘茶英对酉阳县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

酉阳县政府于2003年2月27日作出的酉阳府法复[2003]01号行政复议决定属具体行政行为,刘茶英对该行政复议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对行政复议决定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人民法院在对行政复议决定合法性进行审查时,必然会对刘茶英之夫侯守银与酉阳分公司之间是委托关系还是劳动关系进行审查,该部分内容属于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部分所进行的审查。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供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能够证明,侯守银与酉阳县电信局于2000年8月23日签订的代办电信业务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合同期限、工作的内容、劳动条件、劳动报酬,特别是酉阳县电信局负责业务、技术培训和指导工作,负责生产组织管理和业务监督、检查工作等内容,这与当事人约定受托人以委托人名义和费用在委托权限范围内办理委托事务的委托合同的特征有明显的区别。当酉阳县电信局与酉阳分公司协商约定酉阳县电信局将全县的本地电话网电信业务委托酉阳分公司代办后,酉阳分公司承担了酉阳县电信局与侯守银所订立的合同义务,且在酉阳县电信局与侯守银所订立的协议期限届满后,酉阳分公司已系酉阳县电信局的电信业务代办人的情形下,酉阳分公司未与侯守银签订书面合同,双方仍按照原协议履行各自义务,酉阳分公司与侯守银之间已经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侯守银在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遭受交通事故死亡,酉阳分公司或侯守银的亲属可以向当地劳动行政部门提出工伤限告或工伤保险待遇申请。代办电信业务协议书中约定劳动报酬中包括人身安全及医疗卫生、保险等费用的内容并不影响相关当事人申请工伤认定。故本案所涉及的侯守银与酉阳分公司之间的关系属事实劳动关系,非《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及《邮政委托代办管理暂行办法》所规定的邮电委托代办关系。酉阳县政府在一审期间所提交的证据材料应属酉阳县劳动局已向其提交的证据材料。该证据材料已经能够证明本案的基本事实,故酉阳县政府以酉阳县劳动局在复议审查期间没有提交酉阳

分公司与侯守银是否续签协议及其他相关证据材料为由认定酉阳县劳动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不合法的理由不能成立。酉阳县政府作出的酉阳府法复[2003]01号行政复议决定属主要证据不足,应予撤销。故一审判决撤销酉阳县政府作出的酉阳府法复

[2003]01号行政复议决定并无不当。一审判决撤销酉阳县政府作出的酉阳府法复[2003]01号行政复议决定时,本应责令酉阳县政府重新作出复议决定,而不能径自判决维持酉阳县劳动局作出的工伤认定的具体行政行为。鉴于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复议决定时,直接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可以降低行政救济成本,尽快地结束行政争议,避免讼累,减少当事人的损失。尽管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没有参与到诉讼中来,但是法院判决维持其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对其不利的判决,并不违反正当程序规则。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酉阳分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其他诉讼费400元,合计500元,由上诉人重庆电信菲斯特实业有限公司酉阳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洪其亚

代理审判员王必伟

代理审判员刘兴旺

二00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篇7:工伤赔偿起诉状

被告:xx市xx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住所:xx市半程镇xxxx

法定代表人:xx 电话:xx

诉讼请求:

一、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42000-12320)=29680元;

二、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24000元(8个月×3000元∕月);

三、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20000元(40个月×3000元∕月);

四、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住院伙食补助费315元;

五、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住院护理费400元;

六、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伤医疗期工资差额:7800元及加发经济补偿金1950元;以上一至六项金额共计为184145元。

七、本案仲裁费及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

xxxx年1月19日,被告聘用原告为公司员工,原告在被告处任机电班班长一职。xxxx年5月9日,原告发生工伤事故。后在xx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同年5月23日出院,住院共计15天。xxxx年8月16日,原告的伤被鉴定为伤残6级。xxxx年8月30日,xx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做出临社保中心支决字20143196号《职工因工伤(亡)待遇支付决定》,支付原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2320元。原告在受伤前的每月平均工资为3000元。

因原告与被告就工伤待遇赔偿事宜未能达成一致协议,后经劳动仲裁,但仍旧未能解决相关赔偿事宜。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今具状诉至贵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请求。

此致

兰山区人民法院

原告:

年 月 日

★ 起诉状范本

★ 理赔年终总结

★ 理赔感谢信

★ 起诉状离婚

★ 拖欠货款起诉状

篇8:工伤行政诉讼上诉状

上诉起源于西方近代刑事诉讼的上诉不加刑, 是为了保障人权而诞生的。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前, 西方一直是一审终审。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 社会刑事案件增多, 继续坚持“一事不再理”必然损害资产阶级极力推崇的人权保障至上理念, 因此必须对“一事不再理”原则有所突破, 设立上诉制度予以救济。但这种救济程序必然破坏法律的稳定性, 并可能剥夺被告人因“一事不再理”原则而获得的既得利益, 为了调和上诉制度带来的法律的稳定性和真实性的冲突和摩擦, 上诉不加刑制度即应运而生, 并在18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得到明确规定。上诉不加刑原则作为刑事诉讼法的古老原则, 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已近二百年, 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该原则才有几十年的历史。我国古代就有上诉制度, 但一直没有上诉不加刑原则, 直到1979年文革结束后, 国家立法机关在1963年《刑事诉讼法 (初稿) 》的基础上重新制定刑事诉讼法, 新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许多反映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要求的新内容, 其中包括上诉不加刑原则, 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正式确立为上诉程序的一项诉讼原则。

二、我国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规定及其弊端分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0条明确规定了上诉不加刑原则:“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 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 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 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由于此规定过于抽象、原则, 不够具体, 缺乏可操作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称《解释》) 第257条对这一原则进一步作出了具体解释。除了刑事诉讼法第190条和刑事诉讼法解释第257条, 2008年5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48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第二审判决改变第一审判决认定罪名后等否加重附加刑的批复》再次对上诉不加刑进行了明确规定。

我国相关法律对上诉不加刑作了全面系统的解释, 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但也存在严重的缺陷, 主要体现在《解释》第257条第1款第5项规定:“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但判处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的案件, 不得撤销第一审判决, 直接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或者适用附加刑, 也不得以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必须依法改判的, 应当在第二审判决、裁定生效后,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它一方面在明确设立了上诉不加刑, 另一方面又借发回重申或再审进行的变相加刑。这两种变相加刑, 虽然从表面上看, 由于它们并没有在二审的过程中直接加重上诉的刑罚而不违反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规定, 但是实质上都是二审为了实现加刑的目的而迂回周转产生的。其结果不仅使被告人在基于对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信赖而无所担忧的提起上诉后实际遭受了重罚, 而且也确实违背了刑事诉讼法上诉不加刑的原则的立法承诺。这一结果自然与刑事诉讼法确立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立法初衷相违背, 对上诉人更为不利, 可能会增加讼累、转嫁过错责任, 有损司法声誉。

三、完善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建议

首先, 被告人或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而检察机关未抗诉或自诉人未上诉的案件, 不得以任何理由加重刑罚;上诉后发回重审的, 重审判决不得重于原审判决。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提出上诉的目的, 是为了减轻被告人的刑罚和获得对被告人有利的结果。刑事诉讼法设置上诉审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救济提出异议的当事人。上诉不加刑原则作为有利于被告人的特设原则, 如果不能保护被告人的利益, 则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因此, 在检察机关未提起抗诉 (或自诉人未上诉) 的案件中, 上诉不加刑原则应自然延伸到发回重审的过程之中, 这是对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全面认识和进一步深化, 体现了法的基本精神, 也与立法者设立此原则的初衷相一致。

其次, 取消以证据不足为由的发回重审。由于案件事实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 因此, 探明案件事实的过程实际上是通过现有的证据去再现已经发生的案件事实或案件发生的过程。但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以及审判人员判别思维方式的差异性, 想要完整地再现所有案件的客观事实是不切实际的。依据现代证明责任的规则, 当案件处于真伪不明时, 法院应依证明责任规则作出裁判, 而无权对此拒绝审判。诉讼活动不是一个认知过程, 而应是一个证明过程。因此, 从诉讼活动的客观规律出发, 二审法院对于证据不足的案件, 应在查清事实后改判, 或者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直接作出无罪判决。

最后, 不得就同一事实、同一理由再次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除非结果对被告人有利。针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57条第5项规定, 笔者建议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予以明确否定。人民法院为了追求实体公正, 体现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的原则, 就可以绕过上诉不加刑原则, 就同一事实、同一理由再次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以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这不符合国际通行的一事不再理原则, 也违反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

摘要:上诉不加刑原则是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通用的原则, 对于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有着重要的作用, 被称为保障被告人上诉权的基石。任何制度都是有利弊之分的。上诉不加刑原则也不例外。本文将着重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利弊之分, 并提出改进的意见, 使其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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