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职业伦理提纲

2024-04-24

律师职业伦理提纲（精选6篇）

篇1：律师职业伦理提纲

律师的职业伦理

一、律师职业定位(提纲)

（一）律师职业的角色定位

1.独立的委托代理人（律师与当事人）

律师与当事人本着诚实信用、平等互利的原则而签订委托合同。这充分体现了律师与当事人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律师服务具有商品属性，即有偿服务。律师与当事人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根据代理关系的特性，代理人具有独立的人格和身份，有独立进行意思表示的权利。律师作为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人，也应独立于当事人。因此,从律师与当事人关系的层面来分析律师角色，律师实质上为独立的委托代理人。

律师在执业活动中恪守独立于当事人的原因有四点：首先，律师独立于当事人是由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所决定的；其次，律师独立于当事人是律师职业得以产生和存在的条件；接着，律师独立于当事人是律师法定职能得以实现的保障；最后,律师独立于当事人是律师能够获得社会大众广泛尊重,认可和支持的前提。

2.司法辅助人（律师与检察官、法官）

（1）律师与检察官：律师与检察官分工不同,职业差异极大；律师与检察官职业目的一致；律师与检察官立场相对,但诉讼地位平等。

（2）律师与法官：二者社会分工不同,诉讼职能不同；二者相互信任和配合；二者相互监督与制约。3.天生政治人

首先，律师及律师职业自产生之日起便具有充当政治人角色的优越条件；其次，律师精于法律；最后，律师对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需求有着更为深刻的了解。

（二）律师职业的功能定位 1.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3.积极参政议政，促进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

二、律师职业伦理的主要内容

（一）律师义务 1.忠诚义务 2.真实义务

（二）律师的职业伦理冲突

1.律师职业伦理与大众伦理的冲突。2.律师忠诚义务与律师真实义务的冲突。

3.律师职业的社会公共责任与商业主义的冲突。(三)现存问题

1.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的渊源庞杂 2.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的效力不强 3.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的内容不够明确

（四）反思及建议 1.建议积极推进以“行业自律”取代“两结合的管理体制” 2.建议厘清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的内容结构

3.律师职业伦理应是规范伦理，将抽象的、不确定的伦理观念或原则固定下来，予以明确

4.建议在律师职业伦理规范中建认相应的激励机制

篇2：律师职业伦理提纲

法官与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两个主角。由于法律职业的原因，两者必然发生接触，形成一定的相互关系。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两者的关系本应是一种彼此尊重、平等合作、相对独立与互相监督的关系。然而，另人担忧的是有些律师为了寻求有利于自己一方当事人的裁判结果，对法官进行拉拢、贿赂；也有一些法官利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办“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这种现象的存在，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败坏了法官和律师的形象，弱化了民众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任，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本文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角度上，结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就法官与律师的相互关系、法官与律师的法律职业道德与伦理以及法官与律师的非正常关系的成因与规制等问题进行了评述。

关键词：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官律师职业道德

随着依法治国的逐步推进，司法改革的深入进行，法律人的作用日益彰显，法律职业共同体逐渐形成。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法官与律师已被社会广泛认知。法律职业有别于其他的社会职业，它是基于公平、公正的立场将法律运用到具体的人和事。1尽管法官与律师均属法律职业共同体，但他们的法律职业的社会角色是不同。律师，具有民间性，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兼有法律人和经济人双重身份，一方面律师要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解决法律纠纷，维护社会正义；另一方面，律师以法律服务为谋生手段，通过提供法律服务获取经济利益，具有逐利性。法官，则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在职务行为中不能谋取任何经济利益，其惟一的目的是正确地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实现社会正义。因此，律师与法官作为法律共同体的成员，其特殊性表现在：律师的执业活动基于当事人的委托，其职业活动的种类与范围应当在当事人的委托范围之内；法官则是行使国家审判权的法律人，审判权的行使实质上是国家权利的行使，这是法官与律师法律职业的根本区别。另外，律师与其委托人之间是契约关系，双方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律师向委托人提供的产品是“法律服务”；法官则不同，其履行职务是在行使权力，权力的行使是基于特定法律事实的发生，并非基于当事人的委托，法官与当事人之间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因此，法官审判活动不具有服务性，也就不具有有偿性。

然而，法官与律师毕竟是法律职业共同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两个主角。因此，由于法律职业的原因，两者必然发生接触，形成一定的相互关系。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两者的关系理应是一种彼此尊重、平等合作、相对独立与互相监督的良性互动关系。但是，从我国司法界的现状来看，有些法官与律师间却难以实现规范、有序的业务沟通；少数案件当事人及其委托的律师为了寻求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裁判结果，违法对法官进行拉拢、贿赂；也有极少数法官利用手中的审判权力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办“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这种现象的存在，导致社会对司法公正、司法权威产生怀疑。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的个别法官和律师串通，违反职业道德和纪律，损害了当事人利益，影响了司法公正，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败坏了法官和律师的形象，弱化了民众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任，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近年来发生的法官违纪、违法审判乃至犯罪，大部分都是在与律师的关系上出了问题，法官与律师的关系问题已成为影响司法公正和权威的一个关键问题。

为了加强对法官和律师在诉讼活动中的职业纪律约束，规范法官和律师的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2004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下称：<若干规定>）。《若干规定》共十七条，但全文一共用了25个“不得”，13个“应当”来详细规定律师和法官的行为，最具有眼球效果的条款有：第三条：“律师不得违反规定单方面会见法官”；第七条：“当事人委托的律师不得借法官或者近亲属婚丧喜庆事宜以赠礼品、金钱、有价证券等，不得向法官请客送礼、行贿或者指示诱导当事人送礼、行贿”；第八条：“法官不得要求或者暗示律师向当事人索取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等。那么，这一具有“高压线性”性质的《若干规定》能否被我们的法官和律师自觉地遵守与执行，全社会都在拭目以待。本文拟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角度上，就法官与律师的关系、法官与律师的法律职业道德与伦理，以及法官与律师不正当关系的成因与规制等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了若干建议:

一、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法官与律师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在西方是一个长达数百年的历程，而这一历程又是与三个因素相联系、相适应的。其一是与社会进步相关联。人类社会从神权统治、君权统治到民主政治的发展，从统治到社会治理的转变，推动了法律职业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其二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关联。首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出现社会化大生产，使人们逐步认识到分工与协作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并将此广泛运用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现代社会的高度专业化分工与更加密切的社会化协作的社会发展规律必然促使法律职业走上专业化的道路（从组织生产的角度看，实行专业化可提高效率，降低消耗，保证质量，大大提高规模效益），促进法律从业人员形成一种高度专业化的独立职业。其三是与人力资本理论的完善与应用相关联。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尤其是现代社会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优化配置的理论，对包括法律职业在内的社会各行各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和积极作用，其结果是法律职业愈加合理完善，法律职业共同体愈加健全，逐步形成一整套独特的法律职业标志、法律职业意识、法律职业语言、法律职业知识、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思维方式、法律职业共同的发

展背景、法律职业的行业组织以及法律职业在社会中形成独立的阶层。在这个阶层中存在着三类法律人，第一类为应用类法律人，主要是法律实践者，由法官、律师、检察官以及立法人员等组成；第二类为学术类法律人，主要是法律研究者，如法学教授、法学研究人员等；第三类为辅助类技术应用型法律人，如书记官、法律助理、司法秘书、司法执行人员、司法警察等人员。

本文所称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法律人，专指法官与律师。首先，律师与法官是法律的实践者，他们有着职业的共性。律师和法官大都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法学教育背景，应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律师和法官都以法律工作为职业，都在具体地运用法律，有着相对共同的法律的认知和法律思维习惯；法官与律师的最终职业目标，应该是为了维护司法公正，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其次，律师是法官与当事人交流的桥梁。基于职业特性，律师必须深入到社会生活中，与社会公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而法官则需要与世俗社会保持适当距离，以实现独立、公正判案。律师就成为法官与当事人交流的媒介和桥梁。再次，法官与律师事实上具有依赖性。法官是在双方律师为各自当事人追求法律的最大利益过程中，了解法律事实，正确适用法律，进而实现法律规定的正义内涵。因此，法官与律师具有依赖性，实质上属于一个利益共同体。

在以上法官与律师的三大关系中，“利益”是法官与律师关系中的核心要素。何谓利益？所谓利益，应该是一个人应该享有的和可以享有的有利于、有益于自己的物质的或精神的事物。这其中又有两个层面的内容：“应该享有”是从应然的、道德的角度，也即人权的角度而言的；而“可以享有”是从实然的、法律的角度，也即可以实现的法定权利的角度而言的。2 因此，法官与律师之间的“利益”关系正当与否，评判的标准只有两条——道德与法律。道德是规范法官与律师之间正当利益关系的支撑，法律是规范法官与律师之间正当利益的保障。当法官与律师“利益关系”超越法律职业的道德规范时，法律一定要让他们失去成本。

二、法官与律师的法律职业道德与伦理

人们大都认为，道德与伦理是一个东西。从两者在西方的词源涵义来说，确实如此。“道德”源于拉丁文“mos”,涵义为品性与习风；“伦理”则来源于希腊语“ethos”,涵义为品性与气凛以及风俗与习惯。所以道德与伦理在西方的词源含义相同，都是指人际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然而，我国的道德与伦理则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道德是部分，其涵义就是人际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伦理是整体，其涵义除指人际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还包括人际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

3（一）法官的伦理与道德规范评价

恩格斯讲过:“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4法官的职业道德是适应国家审判工作的实践需要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行为准则，是特定化而且升华了的社会道德与伦理。法院是维护社会正义的力量，法官是法律的守护者、实现者，因而法官职业道德标准应高于社会道德标准。由于法官的权力、职业以及群体的特殊性，决定了法官必须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法官权力的特殊性，表现在审判权的“三性”，即权威性、重大性和导向性上。权威性，是因为司法审判权是调节社会各种矛盾的最终裁判权。不论个人或单位，对生效的判决必须执行；重大性，是因为法官审判权的行使，可以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影响或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组织的命运；导向性，是因为法官审判权行使得的结果，是要体现社会的正义、导向和价值标准。职业的特殊性，表现在审判的独立性、中立性、公开性和程序性上。独立性，不仅审判活动要独立，而且要求法官独立思考，自主判断，不受任何个人或上司的非法干预；中立性，法官是处于居中裁判的位置，必须平等地对待双方当事人，不能偏袒一方，歧视另一方；公开性，是法院基本的诉讼原则，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以公开促公正；程序性，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保障。法官不能在“法律事实”以外寻求裁判的依据，而只有通过合法的法律程序所认定的事实才成其为“法律事实”。事实上，法官的护法使命意味着法官只有通过程序公正实现实体正义。5 群体的特殊性，是因为法官是法律的化身和代言人，一定程度上也是国家形象的代言人，他们必须是社会的精英，应具有高于一般人的特殊资质。法官一方面要以娴熟的法律水平裁判案件，另一方面要以崇高的职业道德行使裁判职能。法官职业道德的崇高性，起码应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法官自身应信仰法律和坚守法律。伯尔曼说过：“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6这里指的是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如果作为裁决者的法官自己都不信仰法律，任何要求公众信仰法律的想法都是荒谬的。19世纪美国著名的米勒法官曾经说过在西方法治社会中人们所熟知的一句话，“任何人都不得凌架于法律之上，所有政府官员都是法律的仆人，都有义务服从法律。”那么，对于法官来说，法官应该是法律最忠实的仆人，除了公平、善良地运用法律进行裁决外，没有任何别的选择。正如马克思所说：“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如果连作为“法律最忠实的仆人”的法官都不遵守法律，那么，我们的法律就犹如白纸一张。对此，培根曾说过：“世上的一切苦难之中，最大的苦难无过于枉法”，因为“一次不公正的裁决，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冒犯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7 因此，法官在法官职业的岗位上使法律得到遵从和捍卫，这是法官首先应具备的品质。

第二，法官应格守职业操守，做到公正、平等地对待案件的每一方当事人。在审判活动中，法官应排除任何偏见，始终保持中立、超然的姿态，做到程序公正，实体公正，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真正使公正裁判所形成的价值判断逐渐融入社会价值体系。要实现司法公正，首先法官必须是公正的。如果只有公正的法律，没有公正的法官，司法公正就成了一句空话。公正是对法官最起码的要求，也是法官最高的精神境界。如果法官对恶意的一方当事人心怀偏私，那么对善意的另一方当事人来说，只能求助于上帝

重要的品德。当事人委托律师为自己提供法律服务，表明他在某一方面或某一事项存在困难，需要得到法律服务。当事人按照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所付出的不仅是金钱，更多是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信任。在市场经济的进行中，法律服务也是一种贸易，也必须是以等价交换和诚实信用为前提。对一名律师来讲，信用就是一种向当事人信守承诺的责任感；信用就是对自己提供的法律服务之后果负责的道德感。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人们会把律师视作一种神圣的职业，赋予律师维护基本人权，实现社会正义的职责。如日本《律师道德》第二条规定：“律师应注重名誉、维护信用，努力培养高尚的品德和精深的修养”。我国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五条规定：“律师应当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尽职尽责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事实上，无论是律师本人还是律师事务所，要生存，要发展，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诚实守信，信用是律师最重要的资本。1

2三、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的成因与规制

尽管法官与律师的非正常关系是个别现象，但社会影响极为恶劣。笔者认为两者非正常关系形成的主要原因有：

1、体制上的问题。中国司法不能独立。有些领导干部干预审判活动，习惯打招呼、批条子；律师为赢官司，也与当事人一起找领导打招呼，批条子。另外，一些法官认为：法官投入的劳动远远超出律师投入的劳动，但得到的却远远低于律师的收入，“同工”没有达到“同酬”，难免心态失衡。为此，用自己的权与律师或当事人的钱进行交易，来弥补失衡的心态。个别法官“下海”作律师，与法官“同事”立定“合作协议”实施“共同致富”等。

2、立法上的漏洞。由于立法上的缺陷，法律的保底性条款太多，使得我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太大，因此律师为了打赢官司特别有兴趣用自己或当事人的钱与法官的权进行交易。律师明白，用钱与法官的权去交易，成本很低，收益却极大；法官也明白，用自己的权换取律师或当事人钱，风险极小。另外，我国的三大诉讼法中的回避制度，没有规定法官与律师的相互关系，它处在依法回避的盲区和边缘地带；我国没有陪审团制和三审终审制的制衡，法官行使权力受律师不当影响的风险相对大。

3、惩罚制度操作性差。在律师与法官的权钱交易中，律师行贿，法官受贿，大都被认为是道德的范畴；就好似医生收受病人的“红包”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道德”的范畴。笔者认为这是对法律与道德的严重曲解。每一个法律人都明白，法是具有明确的表现形式，规定在一定条件下人们的权利与义务以及违反这种规定的制裁或补救措施。道德往往缺乏准确的、正式的表现形式，通常指人们应该做出或不应做出行为的一般原则。13显然，法官与律师的多数权钱交易关系主要是法律调整的范畴，而非道德调整的范畴。正是由于这种误导使得法官受贿与律师行贿，竟然成了家常便饭；即使犯了事，内部只要作一处理即了之。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有关惩戒制度的若干规定”（下称<若干规定>），法官违反《若干规定》由法院的政治部门与监察部门办理。尽管我国《法官法》第32条列举了13种应受惩戒的行为，法官只要实施其中一种行为，就应当受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由于法院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惩罚机制，也没有使这种惩罚机制贯彻下去的渠道，致使法官违法行为不能得到及时的预防与及制裁。

至于律师违法与法官建立不正当关系，《律师法》也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与惩罚措施。按照《律师法》第44条规定的内容，律师“违反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员或者向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请客送礼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但是，不知该条中的“规定”指的是什么，缺乏可操作性。《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下称 <惩罚办法>）第10条第2款规定，律师向法官、检察官、仲裁员或者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行贿的，由司法行政机关给予吊销执业证书的处罚；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该《惩罚办法》第15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在查处律师、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过程中，认为其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关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按照该条的说法，律师违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先由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认定。如果司法行政机关或律师协会不认为律师的行为是构成犯罪，就可以不移交司法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由于《法官法》与《律师法》规定的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加上没有专门的惩戒程序，特别是没有建立起一套对律师与法官不正当关系的认定与惩戒机制，导致对法官与律师关系中的违法与违纪的惩戒不规范，具有较多的“人治”色彩。

为规制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切实维护司法公正，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建立一套“法官与律师相互关系的道德伦理体系”以及“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的认定与惩罚机制。”

律师与法官的相互关系，尽管要靠市场经济下的律师与法官的法律职业道德规范来维持，但是在职业道德规范不足以调整律师与法官的非正常关系行为时，就要依靠一定的制度去约束律师与法官的非正常关系行为。笔者认为，建立一种“律师与法官非正常关系的惩罚制度”是不够的，关键是要形成一套使“惩罚制度”能执行下去的有效机制。对于那些违法进行交易的法官与律师，要加大其“建立非正常关系”的成本，使其不敢形成两者的非正常关系；在建立律师与法官惩罚制度的同时，也应考虑建立“律师与法官良性关系的激励机制”，使那些公正、诚信、博学、正义的律师和法官，因此而获得更大的利益。

2、法院应进行体制创新，律师事务所要完善产权制度。

法院的体制创新的重点是，法官制度的改革；法官制度的改革重点在于八个字：“选人用人、能上能下”，一定要在着八个字上进性创新。其中，前四个字的重点是“用人”，后四个字的重点是“能下。”同时，要建立法官与律师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执业禁止”制度，通常情况应禁止法官转行从事律师职业。“不提倡法

官转行当律师，或者在背后做中介，因为这对司法公正将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也将对其他律师形成不公平的竞争，不符合司法的运行规律。”1

4律师事务所要完善产权制度。没有完善产权的经济是一个不讲信用的经济。因为产权制度就是使人们有一个稳定的、长期的、预期的制度。我国很多的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并没有把其他非合伙人视为是一个团队的伙伴，仅仅把他们看作是一种聘用关系。这就使得聘用律师的预期极不稳定，结果导致他们产生一种奇怪的积极性去追求短期利益，今天他违法向法官行贿，他并不担心明天会失去“饭碗”。反而，行贿法官可能赢得案子，赢得案子就有“收益”。有的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人手一本发票，在分摊了房租、水电费后全部装入个人腰包。所以，律师事务所一定要建立完善的产权制度，使律师在一个稳定的、长期的、预期的利益驱动下执业。

3、建立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的公示制度。

有关部门能否考虑利用“中国律师网”与“人民法院网”现有的技术平台，建立一个技术先进、功能完善、运用灵活的“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公示网”。凡是涉及律师在执业中贿赂法官、法官私自单方面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律师，以及法官为当事人推荐、介绍律师作为其代理人、辩护人等行为的数据都可按照有关规定纳入“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公示网”数据库，逐步建立“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的公示制度”。当然，建立此类公示制度，一定要研究界定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数据公开的范围、程序和时限等；同时还要认真研究界定法官与律师的个人隐私等，在公布这类数据的时候不能侵犯法官与律师的正当、合法权益。除此之外，还应设置有关制度，严惩提供虚假信息和数据的行为人。1

5期望以上建议能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并能够予以采纳。我可以肯定地讲：这是来自社会的呼声，人们都在期待着，让法官与律师的关系永远在阳光下生存与发展。

注释：张文显《法理学》305页高等教出版社 2003年。刘作翔《利益冲突的几个伦理问题》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二期。王海明《伦理学原理》6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陈兴良《法官的护法使命》人民法院报 2000年04月15日。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三联1990年。培根《论法律》，见何新译《培根人生论》216页、220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参见美国《律师职业行为规则》5•4律师的职业独立。转引自青锋著:《美国律师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169页。(法)色何勒———皮埃尔•拉格特、(英)帕特里克、拉登著、陈庚生等译:《西欧国家的律师制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页。参见日本《律师法》。张绍明《律师为何要行贿法官》载《律师与法制》杂志2004年第8期。王春晖《中国律师应打造信用品牌》载《中国律师》杂志 2002年第10期。沈宗灵《法理学》 237页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年。

14肖扬选自“中国法院网” 2004年6月3日。王春晖《建立“信用中国律师”的几点建议》载2002年《律师与法制》第9期。

作者简介：王春晖教授，法学博士、营销学博士；中国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访问学者

篇3：律师职业新要求

自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 “依法治国”被提到了新的高度,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 重新定位了依法治国。有理由相信,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下, 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要力量的中国律师业将迎来发展黄金期。

律师队伍是推进依法治国的一支重要力量, 良好的律师职业道德是保证律师队伍发展的中坚力量。所以律师职业的发展, 在当前是尤为重要的, 可以说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一部分, 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律师、法官、检察官以及人民警察都是法治建设的中坚力量, 律师兴, 则法治兴, 法治兴, 则国家兴。因此, 可以说, 没有律师, 就没有法治, 律师是法治的产物, 反过来, 律师也将进一步推动法治的建设和发展, 律师与法治之间紧密相连, 不可分割。

二、律师职业新要求

在现代法治中, 律师应当积极参与社会矛盾、社会纠纷的化解和解决, 律师可以为老百姓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务, 尤其是律师可以为政府、政党在治理国家和社会提供很重要的法律支持, 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法治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途径, 没有法治, 就没有现代化, 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律师在依法治国中担当了重要的责任, 律师同时也担任了实现中国法治的重大使命。律师在法治中作用如此重要, 尤其是当前的大环境, 律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对律师有什么新的要求。

(一) 是对于公平正义的本能追求

“律师是社会的良心”。在社会主义法治和律师职业的本质特点要求律师要坚持原则, 维护国家法律的公平和社会正义。在此过程中律师不仅是法律之师, 更应该是正义之师, 要将弘扬正气, 追求正义应当作为律师的职业追求。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大潮中, 当“利”与“义”发生冲突时, 作为律师应舍“利”取“义”。公平正义在律师的职业追求中应当放在首位, 成为本能的追求。不敢想象一个没有正义的律师, 只追求利益或者其他, 在代理案件、处理法律事务中能做出什么异常的事。黑白跌倒、胡编乱说、扰乱法律秩序、扰乱社会正常秩序, 无法在多想一些, 是否还有更为严重的事。

(二) 是有专业的学识和素养

专业的学识和素养是律师必备的杀手锏, 在依法治国推进的当前, 律师从业资格也有了新的要求, 与上个世纪相比, 野律师在被控制着, 不排除还有的现象。法治在不断前进, 法律在不断完善, 作为律师专业的知识在给当事人法律服务中能起到关键性作用。正确的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 为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准确的法律咨询和服务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中也有重要作用。

律师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职业, 因此现各国皆有严格的律师准入制度。律师执业准入是指申请律师从业的人员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 通过法定的方式和程序, 并由法定的国家机关审核同意, 才能以律师身份进行执业的制度。律师行业的专业性迫使国家采取严格的准入制度:法律的专业化导致了以“道德”为母语的普通人无法很好的运用“法律”这门外语。以“法律”为母语的律师, 精通法律知识, 熟悉法律规范和诉讼程序。才能更好的服务当事人、服务社会、推进依法治国的前进。

(三) 是严谨的逻辑实践能力和表达能力

严谨的逻辑能力对于一个律师来说, 有助于对案情的了解, 分析案情, 还原案情的真实性, 正确把握案情, 判断当事人的权益, 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推进法治的建设。严谨的逻辑能力是一个律师所必备的素养, 理清案件的来龙去脉才能准确的把握当事人的利益, 更好的为当事人服务, 更好的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时, 语言是律师最重要的“兵器”, 律师当然必须具备高超的语言运用能力, 不仅要能“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 还必须得“能说会道”。但律师的“能说会道”显然不是喋喋不休、巧舌如簧, 也不应该仅仅是锋芒毕露、侃侃而谈。律师的“兵器”也有高下之分, 如武林中人手中的利器, 体现着律师不同的职业素养与“战斗力”, 案件本来清晰明了, 由于表达能力的不足, 是的案件模糊不清, 这部经是一种对当事人不负责的表现, 同时也是一个不称职律师的表现。良好的表达能力, 在案件审判中, 清晰明了的表达观点意见, 对于案件的审理也是事半功倍, 不仅有助于案件的审理也能俭约司法资源, 更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何乐而不为。

(四) 是独立思想与自由意志

思想独立主要是指在对于一个案件的认识过程中, 要能独立自由的判断是非, 分清黑白, 对于事件的认识有自己的想法, 不被人所控, 有自己的完全的思路。独立的思想与意志自由是判断一个人能否成为一个律师的标准, 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自由的意志, 在庭审过程中很有可能被对方律师洗脑, 吸收对方观点, 做出对自己的当事人不利的答辩。自由的意志不被人所控, 时刻能保持清醒的头脑, 有自己的意志, 不被外界所影响。

(五) 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的态度

律师应当诚实守信, 勤勉尽责, 尽职尽责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 这是律师在执业活动中正确处理与当事人关系方面需要遵守的规范, 也是律师的, 任务决定的, 从某种程度上讲, 当事人委托律师办理法律事务。多数是在遇到困难的情况下, 他们是需要律师的帮助的弱者, 正确处理律师与当事人以及人民群众的关系, 是关系律师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 律师工作是建立在人民群众对律师依赖的基础上的, 如果脱离人民群众, 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 律师、律师工作将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因此, 要求律师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在接受当事人委托或法院指定。应当坚持诚实信用的原则, 勤勤恳恳地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 做到尽职尽责, 禁止一切欺骗愚弄, 搪塞当事人的行为, 对当事人正当合理的要求要尽量予以满足并身体力行地帮助实现。

三、小结

一个好的律师, 首先是熟悉所有的法条, 其次, 明确知晓当时我的诉求, 最后他会尽一切可能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为委托人争取嘴的权益, 这只是前提, 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好的律师要平衡法律与委托人权益之间的关系, 这是对一个律师道德的要求与评判, 一个好的律师最重要的是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他绝不仅仅是一个完全的利益诉求者。

法律的律条是理性的条款, 他一条条的约束着人类的行为, 他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类最低的道德底线, 谁要是突破了, 就要付出代价, 那么从事律师职业的就应该是心存良知理性践行的人, 但是谁又能告诉我, 这律条的背后是否存在者悖论, 也就是说同一件事情,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不是只有唯一的评判标准, 但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不是, 如果是, 所谓律师之间还常常谈论的输赢了就不会出现, 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冰冷刻板的律条背后不是理性的束缚和刻意的标准, 应该是充满希望的人类的道德良知的感性的渴望, 所以, 我以为做一个的好的律师, 不仅仅是理性的践行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使者, 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不同案例在充满热情的注释着人类最美好的愿望。同时引领冷酷律条向更加人性的、更加符合当今道德标准靠拢, 从这个意义上讲, 律师应该是浪漫的理想主义者, 因为律师在所有的社会矛盾中寻求着和谐的最大公约数, 同时律师优势理性的务实主义者, 因为律师在争取者矛盾各方的最大利益, 再者, 律师又是一个自善其身追求公平和道德的建设者。最后脱离法条, 守住一颗单纯的内心和美好的愿望, 不忘初心, 你终将成为一名合格的律师, 将成为别人口中的大律师。

摘要：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 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对于法治的推进作用越来越大, 同时, 对于律师自身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如何成为一个新时期的优秀律师也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越来越重要。本文探讨律师在依法治国的视域下, 律师应当具有哪些品质。在依法治国的新环境下律师职业有哪些新的要求。

关键词：律师职业,依法治国,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1]贾海洋.律师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11.

[2]王宇.从实习律师走向大牌必修课箴言、演讲、培训升级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06.

[3]董世平, 连春亮.基层法律服务教程[M].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8.03.

[4]曹建明.知识产权审判指导[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3.10.

篇4：律师不可背离职业伦理

在该案案发后，李某的律师陈某允诺将为其作“无罪辩护”，这引发不少人的猜疑。就如有的律师所言：“如果李某等人的行为已明显构成强奸罪，律师作无罪辩护就不符合职业伦理。律师屈从当事人及其家属意志，故意曲解事实和法律是不允许的”。而其律师团团长张某标榜“法律大学”副校长，并称李某不构成“轮奸罪”，也颇显荒诞：一则中国并无“法律大学”，二则法律中也没有“轮奸罪”的罪名。这涉嫌虚造头衔，与《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中禁止在名片上印刷各种头衔、荣誉、学历、兼职的规定相冲突。

在此案中，有律师反复强调李是未成年人，媒体在报道时不得擅自使用其姓名和肖像，然而，在律师自己的博客、微博中，却大曝李某名字，莫非代理律师就能弃守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责任？

日前，律师兰和甚至向法院提出对“有关人员”开启“组织卖淫罪”和“敲诈勒索罪”的调查。实质上，法院功能在于审判，刑事立案调查和公诉须由别的机关执行。不依法定程序向公安机关报案，却提请法庭记录，这是缺乏法律基本常识，还是恶意引导舆论？

或许，该案中的某些律师夸大其词或替法院做主的行径，只为造势，影响舆论走向，进而左右法院判决。只是，任何辩护策略，都不能背离起码的职业伦理。没有合法证据，就声称受害人“涉嫌组织卖淫和敲诈勒索”，这对受害者何尝不是二次伤害？对被代理人也不负责任犹记得，药家鑫案中，被害人代理律师张显散布虚假消息，就曾误导舆论，到头来，他也因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输了与药庆卫的官司。

既背离职业操守，又表现得很不专业，无疑是该案中律师备受诟病的重要因由。但愿它能给律师群体提个醒：在行使职能时，须恪守职业操守，切忌僭越法律底线。

（中新网 04）

篇5：伦理学提纲

1、公共管理伦理学与行政伦理学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前身是行政伦理学，是在行政伦理学研究中发展起来的。但是，公共管理伦理学又不同于行政伦理学。因为行政伦理学完全属于应用伦理学的范畴，主要集中在公共管理者的职业道德研究方面。公共管理伦理学既是公共管理的职业伦理学，又是伦理学的一种新的形态。一方面，公共管理伦理学在社会治理了的普遍意义上思考伦理社会到来的历史必然性，试图发现伦理社会所应该拥有的全新的社会伦理结构，探讨社会治理及其制度伦理化的基础和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公共管理伦理学又把重心放在公共管理者的职业道德研究上，研究公共管理者职业道德生成的基础和前提，试图为公共管理者提出系统的职业道德规范体系，因而又是一门对行政伦理学有着继承关系的新型职业伦理学。

2、如何理解“公共管理类意味着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

公共管理以为将拥有一种全新的制度，它不同于“权治”和“法治”，改变了以往管理关系中的那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或者说是，在公共管理中，控制关系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日益生成的服务关系，管理主体是服务者，而管理的客体是服务的接受者。所以，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管理关系，是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公共管理是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公共利益的代表。

3、如何理解“公共管理伦理学既是一门职业伦理了学又是伦理学的新形态”？

当公共管理伦理学思考公共管理者的职业和行为时，是作为一门职业伦理学而存在的；当公共管理伦理学致力于公共管理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基本原则探讨时，他又是伦理学的一种新的形态。事实上，公共管理伦理学把这两方面的思索和探讨结合在一起了，所以，它既是一门职业伦理学，同事又是伦理学的新形态。

4、社会自治对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的意义是什么？

社会自治是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出现的契机，由于社会自治，原来那种政府和国家垄断的社会治理局面被打破，国家和政府被置于同社会自身的公共管理组织之间进行竞争的关系之中，出现了公共管理主体的二元化局面。公共管理的社会自治内容向政府提出了这样一种要求：政府必须下放权力，给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跟多的权力，方便他们为社会自治组织提供跟多公共服务机会和自由度。这样一来，这样一来，社会治理的垂直结构转变成水平的横向结构，从而使管理组织之间的平等和宽容开始取代传统组织的那种严格的排他性，传统组织的纪律在很大程度上也为组织自身自觉的自律所代替。

5、为什么说公共管理伦理学放映了二十世纪的现实要求？

新的社会现象需要有新的科学认识，因为，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必然会对人们的心理造车极大的冲击，特别是对社会治理者来说，心理上会出现严重的失衡。公共管理伦理学是一门直接认识公共管理本质特征的学科，它需要在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历史过程中，放映来自社会中的客观要求，认识公共管理的现实实践，并为其制定行为规范，以促进公共管理这种模式朝着健全和完善的方向迈进，当公共管理伦理学承担起自己的学科使命时，就可以大大缓解历史转型时期官员，官吏穷奢极欲的末日心态，就会使自在的历史转型过程获得明确的方向，并转化为行动。所以说，是客观的历史进程提出了构建公共管理伦理学的要求，反过来，这一学科，又能积极地作用于现实的人类历史转型运动。

6、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权力关系、法律关系与伦理关系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和联系？

公共管理的伦理关系是不同于权力关系、法律关系的。公共管理中的权力关系是公共管理组织结构所决定的领导与被领导，命令与服从的结构性联系。公共管理中的法律关系是由国家法令和公共管理中的内部章程，规定，条令等所规定的的制度关系。与这些关系不同，公共管理的伦理关系则是建立在一个社会所拥有的普遍人际关系和行为准则基础上的，是体现公共管理活动中的价值关系。对于公共管理的主体而言，公共管理伦理关系是以伦理精神为主导和以法律、权力为支持的新型伦理关系。在公共管理主体公共管理活动是以伦理精神和服务原则为主导的，在服务原则之下，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之间，是一种相互支持的平行关系。

7、与权力关系和法律关系相比，公共管理中伦理关系发挥作用的路线有什么不同？

权力关系和法律关系的确定，首先是在组织群体的层面上，但其目标是要深入群体的内部。也就是说，在群体的层面上，为群体的性质、职能、职责进行定位，然后进入到群体的内部，使群体的每一个成员的职能、职责都明确化。伦理关系在公共管理组织中的作用路线是以个人为起点的，通过个人而实现组织成员间的积极合作和有效协调，然后上升到群体的层面。在群体之间也是通过个人来促进群体间的积极合作和有效协调的。所以，权力关系和法律关系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路线是，从群体到个体，从集体到个人，而伦理关系的作用路线则是，从个体到群体，从个人到集体。

8、为什么说，法治之中包含着走向德治的逻辑必然性？

法治和德治是互助的，法治是德治的可操作化，德治是法治的升华。法治中只有包含对德治的追求是，才是健全的法治；德治只有以法治为前提和手段时，才得以实现。

法律不能调整所有的社会关系，已法治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模式也因此有了不周延的性质。公共管理这种社会治理活动不同于以往的社会治理活动，他不是殚精竭虑的控制治理对象，而是通过治理主体的自我约束、限制来保证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所以，公共管理必然会选择德治作为自己的社会治理标记。

9、服务型社会如何实现德治和法治的统一的？

公共管理致力于公共服务，对公共管理来说，法律是体现了伦理精神的法律，道德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道德，他们之间的统一是以服务精神的形式贯穿在公共管理活动之中。服务型社会用道德的权威统摄着权力的权威和法律的权威，从而使法律社会德治化。在服务型社会中平行的包含着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并实现三种关系的整合，从而把法治和德治结合起来。它不仅依靠法律，他的动力直接源自于伦理精神，权力和法律只不过是贯彻伦理精神的必要手段，从而形成一个在伦理了精神统摄下的法治和德治的相统一。

10、公共管理者如何获得自己的社会生命？

在现代社会，职业活动是人的社会生命获得的主要途径。公共管理者自愿接受公共管理价值体系，他把德制内化为自我行为标准，德治中所贯穿的伦理精神，就是他的灵魂。对于公共管理者来说，其他社会角色在他从是公共管理职业之后，都是这种职业活动的支持力量或辅佐因素。

公共管理者职业活动的直接目的就是把对社会责任义务的承担放在首位。公共管理者在职业活动中去发现和完善他的社会生命，而且最为关键的是把其职业价值体系内化为自己的社会生命的内容。

11、为什么说公共管理者不是“社会公仆”？

公共管理者是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社会治理者，对于他们需要从职业活动主体的角度来加以认识。他们既不是社会的“主人”也不是社会的“仆人”。把他们描述为“社会公仆”是不正确的。只有把公共管理者看做社会治理职业的从业者，才能使他们放弃任何特权意识，进而在平等的基础上获得普遍的服务精神。公共管理在职业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公共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真实的平等关系。虽然治理体系结构上还存在着层级，但公共管理者之间并不因治理结构上的层级差别而造成职业人格的不平等。在公共管理这一社会治理体系中，他们都以公共管理这一职业活动的从业者的身份出现，他们之间是一个相互通过他人来实现社会治理目标的关系，只有礼貌谦让，尊重互助的形式开展真诚的合作才能保证每一个公共管理目标的真正实现。

12、为什么说公共利益的实现是公共管理者职业活动的使命？公共管理者如何实现他的职业使命？

1.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意味着对作为个人的私人的超越，也同样意味着对非公共利益集团、特定的私人组织和群体的超越，她立足于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立足于全社会共有、共享、共利、共需的利益要求，公共管理职业活动所要处理得问题，就是消除一切不利于公共利益实现的因素，为着公共利益积极地、创造性地实现提供保障。对于公共管理者来说，他的职业活动既不属于个人的自利目的，也不在所在组织、利益集团的利益为出发点。公共管理这一职业，在本质上是“公共的”，特别是它的理想形态，从目的到行为到工具刀组织构成到奉行的原则等等，都死凸显出公共性质。

2.在公共管理的，组织设计上，是以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为指导原则的，只有在公共管理活动中突出公共利益至上的原则，才能保证一切公共组织都是实现了有机整合的和具有总体性的整体。公共管理需要通过一切制度化的手段消除职业的神秘性，从而使自己成为拥有最充分的开放性和透明性的社会治理活动，让公共管理中一切不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的因素能够迅速地暴露在公众面前。在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中，技术规范和文化规范要以制度的形式统一起来，成为完整的、有机的执业规范体系。公共管理者的职业道德在公共利益实现的目标追求中要仅仅把服务作为全部职业活动的终极旨归，为社会服务、为公众服务室一切公共管理活动的基本内涵。公共制度安排要赋予公共管理者的充分自主性。

13、公共管理中存在着哪三种责任义务类型？

行政责任义务、法律责任义务、道德责任义务。

14、为什么说公共管理活动是公共管理者对责任义务的选择？公共管理在公共管理活动中的行为是由他所承担的责任义务所决定的，然而公共管理者的主观选择是建立在对他个人的岗位和职位上的责任义务有着明确意识的前提下的。他有选择公共管理这一职业的自由，一旦做出公共管理的职业选择，自由意志就为职业意识所取代。而且公共管理者对责任义务的选择并不是单纯地从他自身的所有主观条件发出而做的选择。之所以把它称为选择，是为了把它同管理型治理模式中那种对责任义务的被动承担区别开来。

15、公正实现的途径有哪些？管理型社会模式与公共管理在公正实现途径有什么区别？

1、人的德行、公正制度化的追求 2、2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上基本上是把公共的秩序寄托在制度化的追求中，而这种秩序的实现方面，则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状态。公共管理得以实现的途径恰恰在于公共管理者能够把基于权力关系和法律关系的要求转化为道德命令在公正的问题上，是由于公共管理者把公正转化为他的道德责任义务，所以，开辟了一条公正秩序实现的个人途径。

16、为什么说只有道德行为才是自由的？

只有理性直觉的行为，即与社会理性完全契合的行为才是真正的自由、自主的行为。道德行为选择的自由基于人的道德存在和道德直觉。而只有人在道德存在和道德直觉中才会有真的自由，才会赋予人的行为以真正的自由。真正的道德行为时根源于人的道德存在而做出的行为选择，他在根本上超越了自由与必然的矛盾。道德与人的行为选择自由之间是互为条件的。

17、什么是伦理冲突？在人的职业活动中是否存在伦路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