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心武班主任（通用2篇）
篇1：论刘心武班主任
班主任（刘心武）
【思想内容】
《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
·刘心武在《班主任》中，以不凡的勇气和识见，通过两个表面上的好坏分明，实质上都被极左思想扭曲而畸形的中学生形象，揭露和批判了极左思想对青少年的毒害。尤其是“好学生”谢惠敏的思想僵化，也达到了令人怵目惊心而非“救”不可的地步。
《班主任》以接收小流氓宋宝琦为线索，满腔热情地赞颂了忧国忧民，关心青少·
年成长的张老师，揭露了“四人帮”毒害腐蚀青少年纯洁心灵的罪行，提出了清除“四人帮”所造成危害的急迫性，成功地刻画出在“四人帮”的反动路线干扰破坏下长大的一部分青少年的雕象。
《班主任》·控诉了十年浩劫造成的隐患，并为真实地反映“文革”生活打开了通道。
【人物分析】
1.班干部石红和班主任张俊石：
·他们在作品里是作者肯定与赞扬的对象，因为他们没有动不动就搬大道理或摆架子。
·他们都不用单纯的政治纲领认定《牛虻》一书的好坏，也不排斥宋宝琦，而是对任何事物或事件采取实际分析的态度。
·但是两人地位的不同使得两人的立场有细微的区别，例如石红表达个人观点有时也带着征求张俊石老师或父母的意思，相对要小心谨慎些；班主任张俊石的言行就显得斩钉截铁，果断得多，富有独立性。
·因为《班主任》是刘心武新时期的开篇之作（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新时期的开篇之作），所以作品里的“正面人物”形象，即班干部石红和班主任张俊石的描写，都显得很单薄，有概念化、说理化的倾向。
2.团支书谢惠敏：
·她是一个要求进步的孩子，她身上有着劳动人民闪光的一面。例如她坚持“绝不能让贫下中农损失一粒麦子”的信念，让同学把偷偷带走的麦穗送回去。
·但是她作为班里的团支书，是一个很敏感的女生，尤其是涉及政治的问题，动不动就喜欢搬用政治大道理。她很关注班上同学思想动态的发展，但是却没有了同龄人的纯真好动。这在文中“她根本对任何球类活动都没有兴趣。的确，谢惠敏除了随着大伙看看电影、唱唱每个阶段的推荐歌曲，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等语句里都有所暴露。又例如她对张老师提出带领团员去参加爬山的活动时，第一反应是：“爬山，那叫什么组织生活？我们读的是批宋江的文章啊……”
·她盲目排斥宋宝琦、不理解石红与张老师，认为《牛虻》是落后书籍，并不是因为她从不读书，而恰恰相反，她只读“过滤”好的书，丧失了独立分析能力，她受到的是“左”的毒害，以致于颠倒了是非。
总体来说，谢惠敏是一个受害者，但是在她身上却不容易看到被伤害的痕迹，原因很简单——因为她的“受害”并不是肉体上的伤害，而是精神深处的，甚至连她也尚未醒悟。
3.后进生宋宝琦 ：
·其实他的家庭背景并不坏，但是家庭对他的约束与教育却并不好，这是他成为后进生的重要原因。
·文化水平低下，被笼统地贴标签认识，导致有些自暴自弃。
·他再最需要接受教育的时候赶上了“十年浩劫”，无止的运动使他随波逐流，在沉沦中失去判断能力与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他认为《牛虻》不是好书。他是需要
拯救而非无药可救的对象。
△比较宋、谢二人：
作者把宋、谢作为一起受害的难兄难妹来写的。如果把宋、谢二人比较一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如果说宋玉琦受害很深，那么谢慧敏该是更加一层。因为，当党伸出手挽救她们的时候，宋宝琦已知道自己有错，他自己感到空虚、愚蠢，他可以“认罪”，对于犯错误的事，他是“再也不敢了！” 而谢慧敏则是有错不知错，她“还保持着‘四人帮’揪出前的习惯”，对她存在的缺点错误，一般地指出她是不会“领悟”的。·谢慧敏和宋宝琦一样，同是四人帮反动路线统治的产物，不同的是，他们是两类不同的受害少年，她们身上有许多“四人帮”播下的病菌，病患甚重，但是她们并非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我们应当应着作者“救救孩子”的呼声，像张老师那样，对症下药，引导孩子们注目于更广阔的世界，使他们对人类全部文明成果 产生兴趣，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强有力的接班人。
篇2：论刘心武班主任
刘心武《班主任》评论分析大 学 毕 业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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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班主任》评论分析
《班主任》的构思成熟与开笔大约在1977年夏天。那时我是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编辑。《班主任》的素材当然来源于我在北京十三中的生活体验，但写作它时我已不在中学。出版社为我提供了比中学开阔得多的政治与社会视野，而且能更“近水楼台”地摸清当时文学复苏的可能性与征兆，也就是说，可以更及时、有利地抓住命运给个体生命提供的机遇。
刘心武的作品《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其中小说中描写的主人公谢惠敏是畸形儿形象，深受极左路线毒害的学生女团干部形象。通过谢惠敏等中学生形象的描写，率先在文学作品中揭示“文化大革命”给青少年留下心理创伤的社会问题。
小说《班主任》以接收小流氓宋宝琦为线索，满腔热情地赞颂了忧国忧民，关心青少年成长的张老师，揭露了“四人帮”毒害腐蚀青少年纯洁心灵的罪行，提出了清除“四人帮”所造成危害的急迫性，成功地刻划出在“四人帮”的反动路线干扰破坏下长大的一部分青少年的雕象。谢慧敏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
小说中，作者注重对人的发展起作用的环境的描写（主要写三种类型的少年，这三种人的社会环境略同，家庭环境不同；社会教育略同，家庭教育不同），阐述了环境对人发展的重大影响作用和教育对人发展的主导作用。文中主要人物谢慧敏出于劳动者家庭，她从家庭教育中受益不浅。她的父亲经常嘱咐她，“要听毛主席的话，要认真听广播，看报纸，要求她遵守纪律，尊重老师，要求他好好学习功课。”她“具备了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劳动者后代的气质。”但是，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那些宣传机器中洒满了“四人帮”戕害青少年的毒计，广播里讲的，报纸上登的都是些被阉割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又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没有人向她点明张、姚“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文章”大可怀疑，而梁效、唐晓文之类的大块文章也绝非马列主义的权威论著，她学到的只是一些零星的语录，迷信解释领袖思想的文章。然而，谢慧敏被陷入轻信的盲从之中，在她那风华正茂之年，虽有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大目标，却被“四人帮”害的眼界狭窄，是非模糊。在他看来，无产阶级要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必须时时注意阶级斗争：一切用铅字新排印出来的东西都是可信的，凡不是书店出售的、图书馆外借的书，全是黑书、黄书，更叫人哭笑不得的是：“外国的黄书当然一律又要比中国的黄书更黄了”；那些热衷于传播“文艺消息”喜欢唱新歌的同学是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而那些穿短袖衬衫和那种带褶子短裙的，乃是“沾染了资产阶级作风……”。所以，她对宋宝琦那样的社会小流氓的态度是：“这是阶级斗争，他敢犯狂，我们就跟他斗”；对石红领同学看外国小说很有反感，就连“她非常，非常愿意尊敬”的张老师说《牛虻》不是黄书，她也要瞪圆了眼睛；对一个同学拿了一个麦穗这无关紧要的小事，她的态度也异常坚决：“你怎么能带走贫下中农的麦子？给我！得送回去！”……。
然而，象谢慧敏这样的青少年何止是自己陷入泥坑而罢了呢？作者通过对谢慧敏的刻划，清楚地指出了她的害处更有甚者有三：
第一，在那浓郁的阴云笼罩着我们祖国大地的时候，“四人帮”及其黑干将层层派驻联络员，以便培养合乎他们口胃的典型，或者说把他们当作石头，要用他们来打人。我们不是目睹了许多这石头打人的现实吗？当然，作者笔下的谢慧敏“单纯而真诚”，“没有丝毫的政治投机心理”，“对他们（“四人帮”之流）的‘教诲’并不心领神会”。但是，做为一个班级干部的行动势必要影响一些人，在她们的集体中不是有按她的意愿办事的意味吗？——“班上只有宣传委员石红才穿那种带小碎花的短袖衬衫，还有那种带褶子的裙子”，“读没推荐的书，不怕中毒吗，现在正在反腐蚀，咱们干部可不能带头受腐蚀呀！”等等，都说明了这个问题。她自己陷在泥坑中，还不让别人走上干路，如此下去还有多少能大胆走路的人呢？
第二，按党的教育方针应当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而谢慧敏有较高的个子，健壮的身体，却不能成为体育健儿（在这点上她和宋玉琦没有什么区别），她“除了随大伙看看电影，唱唱每个阶段的推荐歌曲，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在学习文化知识方面，“主要是由于社会工作占去的精力和时间太多了”，因此，“她功课中平，作业有时完不成”，“倒也获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谅解”。不难设想，如果“四人帮”得了逞，非但我们的科学文化得不到继承和发展，就是活蹦乱跳的儿童，也要呆板僵化，生活无趣。
第三，小说作者是把宋、谢做为一起受害的难兄难妹来写的。如果把宋、谢二人比较一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说宋玉琦受害很深，那么，谢慧敏该说是更加一层。因为，当党伸出手挽救她们的时候，宋宝琦已知道自己有错，他自己感到空虚、愚蠢，他可以“认罪”，对于犯错误的事，他是“再也不敢了！”而谢慧敏则是有错不知错，她“还保持着‘四人帮’揪出前的习惯”，对她存在的缺点错误，一般地指出她是不会“领悟”的。显而易见，做这种人的思想转变工作将是我们艰巨的任务。
谢慧敏和宋宝琦一样，同是四人帮反动路线统治的产物，不同的是，他们是两类不同的受害少年，她们身上有许多“四人帮”播下的病菌，病患甚重，但是她们并非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我们应当应着作者“救救孩子”的呼声，象张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