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婚姻关系中第三者的法律责任

论婚姻关系中第三者的法律责任（精选7篇）

篇1：论婚姻关系中第三者的法律责任

论婚姻关系中第三者的法律责任

摘要

现行婚姻法中无过错离婚制度的建立及赔偿机制，没有故意侵害配偶权补救方面的关于第三者责任立法。在实际上减轻甚至取消了某些配偶或第三者侵害配偶权的法律责任。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和《婚姻法》中确立了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但这显然不足以抚平无过错一方的精神创伤，更不能有效地制裁破坏他人婚姻家庭关系的“第三者”。为此，法律或司法解释应尽快确认“第三者”侵害配偶权的侵权责任，通过这种立法、司法保护，使婚姻家庭关系不受非法干涉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进步、文明的新型的婚姻家庭关系正在逐步形成，婚姻家庭正在以一种全新的生活模式展现在人们面前。然而由于各种不良因素的影响，重婚、姘居等不道德的婚外情现象也日见增多，因“第三者”插足引发的各类刑事案件在我国呈上升趋势；因“第三者”插足婚姻家庭导致家庭的破裂，使下一代无法健康成长，青少年犯罪率逐年上升。“第三者”婚外情现象，正在干扰着我们正常的家庭生活与稳定的社会环境，对此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对于什么是“第三者”，目前的立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由于我国现行《婚姻法》的立法空白，使得“第三者”现象得不到有效的制止，这不利于保护合法婚姻，惩戒婚外侵害人。

事实上，各地法院受理因第三者介入而引起的离婚纠纷不断增加，因而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明确“第三者”的概念，确定其内涵；研究处理因第三者介入而引起的离婚纠纷，对第三者予以定性等，迫在眉睫，十分必要。

一 落实宪法保护婚姻家庭的原则，是我国《婚姻法》面临的艰巨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9条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婚姻家庭的原则，在现时代包含以下几层内涵：

第一，国家保护婚姻家庭，意味着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尽可能地保证每个合乎结婚条件的公民的结婚权、生育权、维持婚姻家庭生活的权利得以全面实现，保护每个合法的婚姻家庭能够正常发挥其各种功能。

第二，从国家保护婚姻家庭的宪法规定分析，这既是强制国家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又是赋予国家的一种权力。国家因此必须尊重公民在婚姻家庭领域私生活的合法自主权。同时，国家也可以在此范围内，为保护婚姻家庭，而适当干预公民的私生活。

第三，遵循国家保护婚姻家庭的宪法原则，任何妨碍公民正当行使婚姻家庭权利或有可能侵害他人此项权利的行为都必须予以取缔。

第四，这一宪法规定表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家庭仍是社会的基础，是社会延续和稳定发展的前提。

由此可见，建立和保护平等、和睦、幸福、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并保持它的安宁，这既是宪法保护婚姻家庭的原则，也是我国《婚姻法》面临的艰巨任务。《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持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它要求一切公民都必须尊重他人的基本人权，不得妨碍和侵害夫妻保护自己家庭和睦、安宁、幸福的权利。《婚姻法》还对破坏婚姻家庭关系的行为加大了制裁力度，如第一次在中国法律的层面上做出了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使反对家庭暴力从此有法可依；再如设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和离婚补偿制度，进一步完善了离婚救济手段。这些规定既保护了婚姻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又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二 《婚姻法》的属性决定了它以保护婚姻家庭的弱者利益为己任

以调整两性关系和血缘关系为特征的婚姻法，植根于具有普遍意义的微观社会生活，其规范对象亦带

有鲜明的“私人利益关系”取向，并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源于婚姻家庭自然属性的人的自然需要和利益，此乃人格化的本质性利益而非目的性利益；二是由婚姻家庭社会机制所衍生的人的身份利益及其伴随的财产利益，可谓伦理化的法权利益。近现代婚姻法的价值定向集中于确认这种利益，调整该利益在主体间的互动关系，通过保障此类“私益”的最佳满足达到婚姻家庭社会功能的有效实现。基于此，婚姻家庭法与民法共同的作用是将确认和调整的私人利益关系归属到权利实体，建立民事权利体系，保障私权，从而奠定了权利法的根本属性，使法律价值显得个人优位于社会。然而，当代民法的进一步发展已突破了这一传统定势，以往的“私权绝对”、“私权神圣”已在走向“私权相对”和“私权有限”，社会本位的价值日益凸现，婚姻家庭法兼顾个人与社会双重价值既是民法这一演进趋势的表现，更是其典型印证。婚姻法在功能指向上，应力求“公法”功能与“私法”属性兼顾，保障功能与权利本位并存。由于婚姻家庭亲属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关系，与市民社会的价值或利益法则毕竟不同，它渊源于人伦秩序这一本质的、自然的社会共同体结构，并非目的性利益关系，其自身的存在和功能带有鲜明的“公法”秩序和社会保障、福利属性，保护“弱者”和“利他”价值取向直接纳入权利义务关系之中，“意思自治”的自律性、授权性与社会规范的强制性、义务性及个体需要与社会利益、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同构一体，不可分割。因此，婚姻法既要注意与民法的一般价值体系相一致，又要坚守自身固有的功用法则，做到“公法”功能与“私法”属性兼顾，保障功能与权利本位并存。

三当前“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首先，由“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直接导致的恶性刑事案件相应增多，影响社会安定。

其次，“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破坏了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模式。一夫一妻制是我国婚姻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以人类本性意义上的爱情具有排他性、专一性和文明社会中性爱的同一性为理论基础，要求任何成年人在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配偶，不允许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现象的存在。中国人民生活的历史和现实，充分肯定了一夫一妻制家庭作为文明社会的基石和个人福利保障源泉的不可取代的价值。

再次，“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不利于下一代健康成长。家庭在预防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特殊作用，是任何社会都无法否认的。然而由于第三者插足，引起婚姻家庭的破裂、生活条件的突变对青少年影响较大。不少子女成为无父少母的孩子，失去温暖、关爱、安全、和睦的生长氛围，导致心理的扭曲和行为的放荡自流。这些孩子在学习、生活、心理素质上，都表现出许多不同于双亲孩子的特点。据有关专家统计，在离异家庭中，青少年犯罪比例达40％以上。可见，“第三者”婚外情现象，正在干扰着我们正常的家庭生活与稳定的社会环境，对此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四“第三者”概念的再认识

作为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它通常是指介入他人婚姻家庭，与夫妇中一方有婚外性关系的人。有些观点把第三者与通奸、姘居混为一谈，抹煞了第三者主观故意破坏他人婚姻关系内容的本质特征。

笔者认为，行为人单有与人通奸、姘居的行为而缺少主观故意破坏他人婚姻的要件，不能构成第三者。所谓第三者，顾名思义，是指本身有配偶，又与他人建立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或本身无配偶与有配偶的一方建立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或双方各有配偶又建立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从而妨害了他人正常婚姻家庭，并意图取代他人婚姻关系的一方的行为人。而行为人明知他人有配偶而故意破坏，并意图取代他人婚姻关系的一方，则叫“第三者”。可见，构成第三者介入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介入的第三者明知他人有配偶，具有主观上破坏他人婚姻关系，且与之结婚的故意。如果是由于误解或受对方欺骗，无意破坏他人婚姻关系，仅是一时冲动发生了性行为或者出于玩弄对方而通奸，则不构成第三者介入。

第二，介入的第三者与对方要有客观上的越轨行为。所谓越轨行为，是指超越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男女之间的友谊所许可的道德标准或者精神文明界限的行为。

第三，有由于第三者介入而导致对方夫妻感情恶化，家庭关系破裂的后果。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确定“第三者”之概念，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即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有明知他人有配偶，破坏他人婚姻关系，且与之结婚的故意，在客观上，有与对方发生了被我国《婚姻法》和社会道德规范所禁止的越轨行为，使对方的夫妻感情、家庭关系出现了破绽。

五 第三者行为是否仅仅受道德约束和“谴责”

在一个时期很大一部分学者和司法实践者认为，这种对第三者追究，会产生一系列的不太好的社会效果，并且无法保护感情与婚姻不一致的家庭成员对生活的追求。该观点认为不应当对第三者给予法律上的调整，第三者问题是个道德问题，应当由道德去调整，法律不能越俎代庖。其主要依据是：

1、以法律惩罚第三者无依据；第三者的行为并未对社会造成整体伤害，只会造成对私人生活秩序的干扰，因此没有依据以法律惩罚它。

2、以法律惩罚第三者无效果；一方面，对于第三者的道德评价因人而易，而法律一旦制订就是针对一般人的，这样就会产生统一化法律与个体化道德的冲突，冲突的结果可能导致法律的“施行无效”。另一方面，夫妻双方不因婚姻而丧失独立的人格和权利，随着社会物质条件的不断提高，爱情已成为现代婚姻的基础，法律可以“强迫一对夫妇履行同居义务，但绝无可能阻止他们同床异梦”。

3、以法律惩罚第三者无效率；一是，法律的执行有难度，无法操作。二是，性行为本身的隐蔽性，使当事人举证十分困难，退而言之，让夫妻一方去证实自己的配偶与第三者有性关系，会给当事人造成更大的精神伤害。三是，道德的“具体而灵活”是无法被“抽象而相对稳定”的法律所包容的，法律再完备也无法涵盖道德的全部。四是，以法律惩罚第三者的实质是对人们在不幸婚姻之外寻找和谐、幸福的婚姻之权利的否定，这是现代民主文明社会所不能容忍的。

4、以法律惩罚第三者无必要；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婚姻和两性关系全面自由的实现，第三者这一概念也终将自行归于消灭。

5、配偶权理论不能成为惩罚第三者的理论依据，原因在于夫妻忠实义务并非从根本上就是一项法律义务，而是一项道德义务，实质仅是一项并非公认的道德义务。

6、依法律惩治婚外恋的一个预设是一切婚内关系都是合乎道德的，但实际上，这个预设并不成立。总之，否定说认为，以法律惩罚第三者是不可取的，对婚外情的调整应当是道德解决的问题，把道德的东西还给道德。

所有的国家对婚姻家庭都是采取非常重视的态度和严格的保护的措施，对于婚姻家庭的处理，非常严肃甚至保守，但婚姻法历来调整的都是夫妻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很少对婚姻家庭之外的第三者进行处理。像这类的问题，在当今社会趋于保护弱者的前提下，妇女的权益或者婚姻家庭的权利应该受到更多的保护，法律必须介入。

六 第三者行为性质的判定及应承担的责任

“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是对配偶权的侵害。“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使配偶一方违反了夫妻双方应该相互忠诚的义务、给另一方配偶带来损害，所以法律惩治“第三者”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其确定为民事侵权，即侵害了配偶权。配偶权是指基于合法婚姻关系而在夫妻双方之间发生的、由夫妻双方平等专属享有的要求对方陪伴生活、钟爱、帮助的基本身份权利。配偶权不仅规定了夫妻间的权利义务，规范、约束着夫妻的行为，全面反映了婚姻生活的内在本质要求，而且还保障着婚姻生活的健康发展以及婚姻生活的安全、和谐、幸福。正是由于配偶权在调整婚姻家庭生活中发挥着其他民事权利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律都采用不同的形式分别规定了配偶权，我国《婚姻法》没有规定配偶权是立法上的一个严重疏漏。首先，配偶权作为夫妻双方之间的身份权是客观存在的，任何法律都不应当加以回避。其次，不享有权利即不承担义务。现实生活中，“包二奶”、“第三者”现象的出现，严重地侵害了合法婚姻当事人的利益，受害者的什么权利被侵害了，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但是，由于法律没有配偶权的规定，因此，“第三者”可以肆意侵害婚姻家庭受害方配偶的权利，受害人亦无法向“恶意第三人”（插足者）索赔。所以在立法上，我们应该明确赋予婚姻家庭受害方配偶以一定的权利，使其能够向有婚外性行为的一方配偶主张权利，使婚外性行为得以成为侵权行为、产生侵权之债，受害方配偶可通过提起侵权之诉使其所受之损害得到补偿。

目前鉴于配偶权侵权急需法律调整的现状，完善婚姻法中规定的配偶权保护制度是一个较为现实的选择，能够从根本上改变现行婚姻法中只是零散规定配偶权某些派生身份权的状态，对于平衡当事人的利益和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有序是极为有利的。为此，笔者认为，《婚姻法》应当规定，配偶权是绝对权，受国家法律的保护，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侵犯配偶权。由于过错侵害配偶权的，应当依照民法的规定承担侵权责任；配偶一方与第三人共同实施侵害无过错配偶一方配偶权行为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修改后的婚姻法四十六条规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要求损害赔偿。这是对于

离婚过错损害赔偿的规定，该法颁布实施后，因第三者导致离婚要求损害赔偿的案件逐渐增多，其中更多的无过错方认为，离婚完全是第三者插足造成的，没有第三者插足的婚姻家庭是稳定的，并要求第三者进行损害赔偿。民法通则106条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侵害他人财产的、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对于侵权民事责任的原则性规定。以此规定如果行为人存在过错侵犯他人财产权和人身权时，应当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结合第三者行为的性质，能够说明其行为符合了该法条规定的条件，应认定其属于民事侵权，侵犯了无过错方的人身权或者称为婚姻关系人身权。

民法通则认定行为人侵权过错的标准应具备四个要件，而第三者的行为恰恰符合了四个要件的规定。其

一、行为的违法性。一夫一妻是我国基本的婚姻制度，此制度的实施有待于我国公民的普遍遵守和执行，这是法有明文规定的，违反此制度应为违法行为。按照民法通则的理论规定，如果行为人有民事违法行为，那他必须承担民事责任。而第三者侵入夫妻家庭，破坏了一夫一妻的家庭制度，破坏了夫妻感情，其行为显属违法。

其二、损害事实存在。由于第三者的侵入，造成无过错方精神和身心的极大伤害，同时对未成年子女教育和成长受到很大的影响，给他们成长留下隐患，更为严重的大多数第三者插足直接造成夫妻离婚、家庭破裂的恶劣后果，可见，第三者侵权的损害事实明显存 在。

其三、行为和结果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造成无过错方精神上和身体上的伤害的是由于过错方的感情出轨引起的，而过错方的感情出轨完全是由于第三者的介入，正因为第三者的介入引起无过错方感情受到伤害的必然结果，二者的因果关系显而易见。

其四、行为人主观过错。第三者应当知道她插足别人的夫妻感情是违法的，并应预见到这种行为的后果，主观上应当抑制和控制这种行为的发生和发展，但第三者明知违法，却不予控制，可见主观故意过错的存在。

上述说明，第三者的行为完全符合过错侵权赔偿的法律要件，可以认定第三者的行为构成侵权，应承担赔偿责任。

配偶间因婚姻而产生的权利和作为平等主体所享有的权利性质决定了侵权责任以民事责任的承担为主，主要分为：第一，包括加害人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具结悔过、人民法院依据职权强制对加害人训诫等在内的责任方式。第二，赔偿损失。加害人以独立的个人财产对受害人进行物质和精神损害的赔偿。实践中侵害配偶权的侵害行为给无过错配偶一方造成的财产损失极少，该侵权行为主要是给无过错配偶一方造成精神上的极大痛苦，如果否认被害人非财产上损失的赔偿请求权，不追究过错方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就无法使无过错方在精神上得到抚慰，无法平复其内心创伤，亦不能制裁教育过错方，干扰他人婚姻家庭关系者几乎不负任何民事责任，这显然违反常理。为了抚平无过错配偶一方的精神创伤，同时制裁侵权行为人，《婚姻法》应当规定，无过错配偶一方基于侵害配偶权之诉，有权要求侵权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以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

七 具体案件中责任的裁判

依据 婚姻法46条规定的精神，过错方损害赔偿应在提起离婚诉讼时提出，没有起诉离婚的，不能要求过错方赔偿。那么，第三者赔偿是否应遵循这一规定。笔者认为不然，第三者赔偿不能局限于必须双方离婚，如果第三者破坏了夫妻的感情，其行为的存在已经构成侵权，并已造成无过错方精神伤害的后果。是否因此解除婚姻关系，只是双方对于婚姻状态的处理结果，是否造成离婚后果，只能作为认定侵权的严重程度和作为无过错方获得赔偿额度多少的尺度。

第三者能作为离婚案件的第三人吗？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据此规定，必须和诉讼标的有利害关系才可以列为第三人，过错方和无过错方的诉讼的标的是解除婚约的法律关系，主要诉讼的是离婚，对于其中的过错赔偿仅是解除婚约关系的结果，他因离婚引发派生出来的，并不是赔偿案件。第三者不能作为第三人参与离婚诉讼。

是否是共同侵权？

笔者认为构成共同侵权。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据此规定，构成共同侵权其特征有三；其

一、主体的复合性。第三者和过错方造成无过错方的损害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其

二、行为的共同性。第三者和过错方行为的指向是同一的，正因为二者的感情出轨，形成无过错方受到伤害的原因。其

三、结果的单一性。第三者和过错方的感情出格行为造成的唯一结果是伤害了无过错方的和婚生子女的精神伤害后果。上述说明无过错方的伤害后果是第三者和过错方的共同侵权造成的。

第三者和过错方必须承担连带责任吗？

虽然，按照法律规定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的民事责任，但笔者认为第三者赔偿一概适用连带责任很难操作执行。因第三者侵权引发的后果有二种。一种是造成离婚的后果。这种情况下可以适用连带赔偿责任，因此种情况下，财产是可分的，过错方有独立的财产，可以判令赔偿损失，在过错方的财产中赔付。另一种后果，无过错方和过错方感情和好，没有解除婚姻关系。这种情况下，如果承担连带责任，因双方的财产是共同的，不可分割，判决执行无法操作，这种情况下，就不适用连带赔偿。

第三者和过错方必须列为共同被告吗？

不必列为共同被告。根据意思自愿原则，原告有权自主选择追究责任主体的权利。如前述所讲，如果夫妻和好没有离婚，那么，无过错方要追究第三者的侵权责任，她应有权选择只起诉第三者，参照有关司法解释，这种情况，法院应查明事实，确定过错方的责任大小，并告知无过错方放弃追究过错方的法律后果，判决第三者承担责任应仅就其责任应承担部分承担民事侵权后果。

第三者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金。

从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后果，其侵权的结果是无形的，给无过错方带来的是精神痛苦，身心创伤，没有体现物质损失，应参照婚姻法46条的规定给予精神损害赔偿，赔偿的数额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相关因素确定。另外，构成重婚的，应依照我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处理；未构成犯罪的，除民事案件处理外，还应积极建议有关组织按党纪政纪处理，尤其对第三者的处理更为重要。

婚姻法的私法属性决定了它应以保护公民的婚姻家庭权利、保护婚姻家庭中的弱者利益为己任。从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没有赋予无过错方向第三者赔偿的胜诉权，但从国外的一些国家，就此问题仍存在诸多争议，其中法国、瑞士、日本等国家认为第三者和过错方应负共同责任，无过错方有权获得赔偿，笔者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也将认同第三者属于侵权，无过错方有权获取赔偿，将得到法律的确认。

篇2：论婚姻关系中第三者的法律责任

论文摘要当前因第三者插足而引起的离婚纠纷为数不少。本文将通过具体案例来说明我国立法对配偶权保护的欠缺;通过对第三者插足婚姻家庭的再认识论证确立第三者插足婚姻家庭问题承担法律责任的现实意义并对解决第三者插足婚姻家庭问题题出几点个人看法。

论文关键词第三者插足 婚姻家庭 侵权责任

一、原因探究

(一)妻子状告“第三者”败诉

椐《法制日报》的一篇文章报道，妻子状告第三者侵权，一审胜诉，二审法院则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起诉而告终。为什么呢?二审法院以现行婚姻法第四条、第六条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对现行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一)的第三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认为本案不属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原告状告第三者的法律依据不足;另外，根据上述法律条文有关规定，婚姻关系之外的第三者不是承担侵犯配偶权赔偿责任的主体，因此妻子章€讇鬃钪罩坏冒芩摺?

(二)“第三者”公然要求与原配妻子分割遗产对簿公堂

本案中，第三者与被继承人生前有过不正当男女关系，后者将一定的财产赠与前者，其死后出现了上述一幕。法院最终以第三者胜诉而结案。

上述两个例子虽是个案，但究其原因，显然是因为现行法律规定的欠缺。我国修订的《婚姻法》并没有引入“配偶权”这个概念，只是在第四条规定了夫妻之间“互相忠实”的义务，这条意味着夫妻之间互付忠实是法定义务但却不是第三者的义务，配偶一方不能拿这一条法律去起诉第三者违法。再比如《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仅仅对于重婚、与他人同居导致的离婚，无错方才有权请求赔偿，也就是说第三者插足没有导致离婚的，不能要求赔偿;对重婚、同居以外形式的第三者插足也不能适用赔偿，并且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只能是过错方配偶。同样刑法里“重婚罪”只能惩罚“重婚”这样一种第三者插足的行为。法律上的空白使得第三者逍遥法外，变本加厉而泛滥社会。

二、第三者承担侵权责任的现实性

(一)对第三者插足的再认识

所谓婚姻关系中的第三者插足是指夫妻双方以外的人与婚姻关系中的一方有两性行为或有其他不正当的关系从而妨害婚姻关系的行为。其特征表现为：第一，在第三者的主观方面必须是故意的。即第三者明知他人有配偶，却仍然要与之保持两性关系或暧昧关系。如果属于不知情，不知对方已经有配偶或者在对方故意隐瞒已婚身份的情况下，发生了两性关系的，就不应当以第三者插足论处。在上述情形中，起初不知情，他人与配偶一方发生两性关系后才知道对方已婚身份，若主动断绝联系，就亦不以第三者论处，若已经知道真相后仍与之保持不正当关系，故意妨害他人婚姻关系，则应当认定具备第三者的主观条件。第二，在第三者的客观方面必须有妨害婚姻家庭关系的事实。这种事实表现为他人与配偶一方长期保持两性关系或暧昧关系，也就是说，必须有介入行为。第三，第三者介入侵犯的客体是合法的婚姻关系。这一点也是第三者介入的本质所在。因为我国实行一夫一妻制，而第三者却在合法的夫妻之间插足，显然是对合法婚姻关系的破坏。第四，第三者插足造成破坏他人婚姻家庭的后果，甚至引起离婚纠纷。

(二)第三者插足婚姻家庭的危害性

首先，妨害家庭，危害社会。婚姻家庭中的一夫一妻关系是法定的建立在情感之上的世界上最亲密的关系，一旦感情发生危机，移情别恋，转眼间它就会变成世界上最冷漠的关系。由于第三者插足，过错方配偶对另一方缺乏体贴、温情、关心和爱护，还有的采取过激行为酿成一系列严重的恶性刑事案件。据一份非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在有246万对夫妇离婚，而第三者插足导致的家庭破裂现象更是屡见不鲜，女性因丈夫有第三者提出离婚的占64.8%，男性因妻子有外遇而离婚的也达到了48.6%。

其次，影响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家庭在预防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特殊作用，是任何社会都无法否认的。有许多单亲家庭的孩子，在缺乏温暖、关爱和安全的家庭氛围中生活成长，最终导致孩子心理的扭曲和行为的放任自流，有的甚至滑入犯罪的深渊。据有关专家统计，在离异家庭中，青少年犯罪比例高达40%以上。另外，通奸、姘居现象还可能导致非婚生子女数量的增加，这不仅破坏了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还影响到非婚生子女的身心健康。

由此可见，第三者插足引起的高离婚率正在侵蚀着正常的婚姻家庭生活与稳定的社会环境，影响着下一代的健康成长，而且愈演愈烈，对此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三)立法监管第三者插足的意义

消除第三者插足的社会危害性单靠道德约束难以奏效，法律监管势在必行，其意义如下：

首先，有利于家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家庭仍是社会的基础，是社会延续和稳定的发展的前提。对大多数已婚者而言，保护婚姻保护家庭的完整甚过保护其他个人利益。通过立法加重红杏出墙，沾花惹草的.配偶一方的法律责任，警示他们管住自己，爱护自己的家庭，肩负起家庭的责任。

其次，有利于小三。实践中，那些打着爱情幌子插足他人婚姻中的第三者最终也是大多身受其害成为被抛弃者。所以，一旦法律得以出台，除了监管小三泛滥挖人墙角，对小三自身也是一种保护，至少能及时遏制更多尚未深入的第三者赶紧收心，保全自己。

最后，有利于社会。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当第三者以群体蔓延时，便殃及到整个社会。社会道德风气被败坏，原有的伦理秩序被打乱，那整个社会就会动荡不安。因此，有必要通过法律和道德的双重规范，双管齐下，追究第三者的法律责任，保护家庭稳定，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三、解决第三者插足婚姻家庭的途径

针对第三者插足的日益猖獗和被侵权家庭中无过错方权益受侵又无可奈何的现实，我谈几点解决第三者插足婚姻家庭问题的看法。

(一)立法制裁，首当其冲

篇3：论婚姻关系中第三者的法律责任

一、第三者侵权行为的性质及危害

1、第三者侵权行为的性质

“第三者”作为一个社会学的概念, 它通常是指介入他人婚姻家庭, 与夫妇中一方有婚外性关系的人。有些观点把第三者与通奸、姘居混为一谈, 抹煞了第三者主观故意破坏他人婚姻关系内容的本质特征。

2、第三者侵权行为的危害

首先, 由“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 直接导致的恶性刑事案件相应增多, 影响社会安定。其次, “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 破坏了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模式。再次, “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 不利于下一代健康成长。家庭在预防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特殊作用, 是任何社会都无法否认的。然而由于第三者插足, 引起婚姻家庭的破裂、生活条件的突变对青少年影响较大。

3、第三者行为是否仅仅受道德约束和“谴责”

在一个时期很大一部分学者和司法实践者认为, 这种对第三者追究, 会产生一系列的不太好的社会效果, 并且无法保护感情与婚姻不一致的家庭成员对生活的追求。该观点认为不应当对第三者给予法律上的调整, 第三者问题是个道德问题, 应当由道德去调整, 法律不能越俎代庖。

“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是对配偶权的侵害。“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使配偶一方违反了夫妻双方应该相互忠诚的义务、给另一方配偶带来损害, 所以法律惩治“第三者”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其确定为民事侵权, 即侵害了配偶权。我国《婚姻法》没有规定配偶权是立法上的一个严重疏漏。首先, 配偶权作为夫妻双方之间的身份权是客观存在的, 任何法律都不应当加以回避。其次, 不享有权利即不承担义务。由于法律没有配偶权的规定, 因此, “第三者”可以肆意侵害婚姻家庭受害方配偶的权利, 受害人亦无法向“恶意第三人” (插足者) 索赔。所以在立法上, 我们应该明确赋予婚姻家庭受害方配偶以一定的权利, 使其能够向有婚外性行为的一方配偶主张权利, 使婚外性行为得以成为侵权行为、产生侵权之债, 受害方配偶可通过提起侵权之诉使其所受之损害得到补偿。

民法通则认定行为人侵权过错的标准应具备四个要件, 而第三者的行为恰恰符合了四个要件的规定。

其一、行为的违法性。一夫一妻是我国基本的婚姻制度, 此制度的实施有待于我国公民的普遍遵守和执行, 这是法有明文规定的, 违反此制度应为违法行为。按照民法通则的理论规定, 如果行为人有民事违法行为, 那他必须承担民事责任。而第三者侵入夫妻家庭, 破坏了一夫一妻的家庭制度, 破坏了夫妻感情, 其行为显属违法。

其二、损害事实存在。由于第三者的侵入, 造成无过错方精神和身心的极大伤害, 同时对未成年子女教育和成长受到很大的影响, 给他们成长留下隐患, 更为严重的大多数第三者插足直接造成夫妻离婚、家庭破裂的恶劣后果, 可见, 第三者侵权的损害事实明显存在。

其三、行为和结果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造成无过错方精神上和身体上的伤害的是由于过错方的感情出轨引起的, 而过错方的感情出轨完全是由于第三者的介入, 正因为第三者的介入引起无过错方感情受到伤害的必然结果, 二者的因果关系显而易见。

其四、行为人主观过错。第三者应当知道她插足别人的夫妻感情是违法的, 并应预见到这种行为的后果, 主观上应当抑制和控制这种行为的发生和发展, 但第三者明知违法, 却不予控制, 可见主观故意过错的存在。

三、第三者责任的司法适用

依据婚姻法46条规定的精神, 过错方损害赔偿应在提起离婚诉讼时提出, 没有起诉离婚的, 不能要求过错方赔偿。那么, 第三者赔偿是否应遵循这一规定。笔者认为不然, 第三者赔偿不能局限于必须双方离婚, 如果第三者破坏了夫妻的感情, 其行为的存在已经构成侵权, 并已造成无过错方精神伤害的后果。是否因此解除婚姻关系, 只是双方对于婚姻状态的处理结果, 是否造成离婚后果, 只能作为认定侵权的严重程度和作为无过错方获得赔偿额度多少的尺度。

第三者和过错方必须承担连带责任吗?

虽然, 按照法律规定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的民事责任, 但笔者认为第三者赔偿一概适用连带责任很难操作执行。因第三者侵权引发的后果有二种。一种是造成离婚的后果。这种情况下可以适用连带赔偿责任, 因此种情况下, 财产是可分的, 过错方有独立的财产, 可以判令赔偿损失, 在过错方的财产中赔付。另一种后果, 无过错方和过错方感情和好, 没有解除婚姻关系。这种情况下, 如果承担连带责任, 因双方的财产是共同的, 不可分割, 判决执行无法操作, 这种情况下, 就不适用连带赔偿。

第三者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金。

从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后果, 其侵权的结果是无形的, 给无过错方带来的是精神痛苦, 身心创伤, 没有体现物质损失, 应参照婚姻法46条的规定给予精神损害赔偿, 赔偿的数额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相关因素确定。另外, 构成重婚的, 应依照我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处理;未构成犯罪的, 除民事案件处理外, 还应积极建议有关组织按党纪政纪处理, 尤其对第三者的处理更为重要。

篇4：婚姻关系中“第三者”的侵权责任

关键词：第三者；婚姻；侵权

在进入婚姻关系之前，法律不对双方关系加以干涉，一旦通过法定程序进入确立了婚姻关系则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一方不得作出有损婚姻利益的行为。我国《婚姻法》虽然明确规定了夫妻之间过错损害赔偿制度，但是却把“第三者”的民事责任排除在法律规定之外。我国现行的法律对婚姻的保护虽有所规制但仅为倡导性或者有局限性，因此在被“第三者”侵害了合法权益的配偶方得不到法律的救济。

一、“第三者”概念

对第三者的定义，我国法律上没有明确的界定，仅一些学者则给出了概念，“第三者是指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之通奸的人，互有恋情但没有越轨行为的和受骗或受威胁而介入者不属于第三者，重婚者除承担刑事责任外，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1]，“第三者是指介入他人婚姻，与夫妻一方有婚外性关系的人，包括通奸和重婚者。”[2]，还有学者认为“第三者介入”是指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其发生不正当男女性关系，从而故意导致他人夫妻感情破裂，希望与之成为合法配偶的行为，从而将一般的通奸和卖淫嫖娼与第三者区别开来[3]。

对于“第三者”到底侵犯了无过错配偶的哪些合法权利，有以下几种观点：

（1）侵犯了受害方的名誉权。受害方可能因为“第三者”的介入婚姻关系而饱受社会舆论的压力，受到他人的猜测、议论甚至是嘲讽或者谣言，使受害方的名誉遭受到一定的损失。

（2）侵犯了受害方的人格利益。“婚姻者，系男女双方以终身共同生活为目的而组成之特别结合关系，夫妻当事人一方对于婚姻关系之圆满，寓有人格利益。因此，干扰他人婚姻关系者，不但侵害了被害人之身份权或亲属权，而且也侵害了被害人之人格利益，实无疑问。”[4]

（3）侵犯了受害方的配偶权。配偶权属于身份权，具有绝对性，任何人都应作为义务主体负有不得侵犯配偶权的不作为义务，违反不作为义务而作为就构成侵权。第三者侵犯的配偶权包括：一是通过施行重婚行为侵犯配偶权；另一是与有配偶者同居侵害配偶权。

二、“第三者”的侵权责任认定

从一般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来看，有过错的配偶与第三者之间是基于共同的主观故意，侵犯了无过错配偶方的权利并造成损害，属于共同侵权。我国《侵权责任法》“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连带责任人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支付超出自己赔偿数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由此可见，受害方在侵权之诉中，既可以要求有过错配偶单独承担责任，也可以要求第三者单独承担责任。

既然认定第三者干扰婚姻关系的行为属于侵权行为，那么就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侵权责任构成。

（1）行为的违法性。“第三者”所为的行为侵犯了法律所保护的合法婚姻关系。法律规定了一夫一妻，因此与一方配偶非法同居和重婚破坏一夫一妻制的行为都属于违法行为，其中重婚包括法律婚和事实婚。

（2）具有损害事实。“第三者”侵害合法婚姻关系的事实，导致了受害配偶的合法权利遭到损害的事实，主要是针对配偶权侵害的事实。“第三者”的行为可能导致夫妻反目、家庭破裂、婚姻关系终结等严重后果，给受害方配偶造成极大的精神打击与痛苦。同时也会给受害方造成物质上的损失，例如有过错配偶方将财产赠与“第三者”的行为。这些是“第三者”侵害合法婚姻关系所构成的主要损害事实。

（3）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是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是一行为或事实导致一种结果发生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比较容易认定，“第三者”的介入行为所引起夫妻反目、家庭破裂、婚姻关系终结等事实的发生，导致了受害配偶的利益受损，从而认定“第三者”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

（4）主观故意。“故意或过失，因任何一种均足以构成侵权行为，但已悖于善良风俗加损害他人之侵权行为，则应以出于故意为限”。由此可见只有当“第三者”是故意的主观心态才能认定其确有侵权，事实上，只要认定“第三者”明知他人有配偶，故意介入他人婚姻关系，并且要求与有过错配偶保持这种不正当关系就可以认定主观故意，则不论第三者是主动还是被动而为止。

三、“第三者”承担责任的方式

“第三者”介入婚姻关系属于侵权，在“第三者”和受害配偶之间形成侵权损害赔偿关系，则理应适用《侵权责任法》规定。受害配偶可要求“第三者”承担责任既包括精神损害赔偿也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具体如下：

（1）停止侵害。“第三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介入其婚姻关系，是对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的不法侵害，应当停止对他人的合法婚姻的继续侵害，尊重他人婚姻关系，不破坏他人的婚姻家庭关系。

（2）赔礼道歉。由于“第三者”的介入，可能给原本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可能造成夫妻双方感情破裂、婚姻关系终结，给受害配偶带来心里上的打击，让其承受着本不应该有的精神痛苦。对于受害配偶而言，“第三者”是有过错的，理应对受害配偶赔礼道歉。

（3）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第三者”不仅给受害配偶带来心理上的痛苦，往往也会成为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甚至成为笑柄，带给这个家庭严重的负面影响。那么“第三者”在赔礼道歉的同时，应当为受害配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4）返还财产。如果有过错的配偶将本来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第三者”让其消费供其生活，这就使夫妻共同财产受到了损失，“第三者”应当负有返还的责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对共同的财产享有平等的权利。所以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单独决定以维护家庭的正常稳定生活。若是非日常生活所必须，则夫妻双方应当协商，取得一致意见。若一方配偶将夫妻共同财产无偿赠与他人，则损害另一方配偶的合法权利，应当撤销赠与行为。此时“第三者”负有返还财产的义务。

（5）损害赔偿。受害一方配偶可因其婚姻关系受到干扰并造成严重后果为由，向“第三者”主张损害赔偿，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和物质损害赔偿。①精神损害赔偿。“第三者”介入他人的婚姻关系主要是给受害方配偶带来了精神上的痛苦和压力，其往往比财产损失更严重。“与有配偶者通奸而造成财产上损害者，实属不多，纵或有之，赔偿数额亦甚微小，故若不使受害人请求相当之慰抚金，则加害人几乎不负任何赔偿责任，实不足保护被害人。”[5] 因此，受害方配偶还可向“第三者”要求其承担精神损害赔偿。②物质损害赔偿。“第三者”所造成的物质损害，一般而言主要由两方面：一是受害方配偶本身的身体受到的侵害而支付的费用，如误工费、医疗费。另一个是受害一方配偶为恢复被侵害的权利而支出的费用。正如王泽鉴所列包括，通奸之子生产及抚养通奸之子的费用、调查通奸事实，在知悉后由于情绪激动导致身体受到损害的费用、撤销通奸子为自己婚生之子及离婚诉讼所产生的费用。

参考文献：

[1]巫昌祯.《我与婚姻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2]陈苇.《离婚损害赔偿法律适用若干问题探讨》.法商研究，2002年第2期

[3]杨遂全.《第三人侵害婚姻家庭的认定与处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4]杨遂全.《第三人侵害婚姻家庭的认定与处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5]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篇5：论婚姻关系中第三者的法律责任

张丽（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辽宁大连 116026）

[内容摘要]：隐名代理制度是代理人行使代理权的一种方式，其与直接代理有很大区别。隐名代理法律制度在海事司法实务中的适用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在具体的司法实务中的做法也有很大差别。本文通过相关案例的分析，指出隐名代理法律制度在货运代理法律关系、船舶代理法律关系以及提单法律关系中的适用，提出隐名代理法律制度是对海事司法实务及立法体制的升华和完善。

[关键词]:隐名代理货运代理船舶代理

代理制度源远流长，其在大陆法系国家与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规定有所不同。民法中“私法自治”这一理论是代理法律制度的基石。隐名代理是指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以代理人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为意思表示的一项法律制度。英美国家类似的法律制度应当是指“不披露当事人的代理”。我国《民法通则》第63条规定代理人须在代理权限范围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行为的效果由被代理人直接承担。可见我国《民法通则》仅承认直接代理。新《合同法》出台之前，隐名代理法律制度在我国并未有明确的立法规定。1999年10月1日颁布实施的新《合同法》第402条、403条对此做出规定。这两条明确规定了隐名代理法律制度的情况下，代理人及本人对第三人责任的承担，赋予了第三人对相对人的选择权和委托人享有直接介入权的权利，同时亦明确隐名代理是委托代理。应该说《合同法》对隐名代理法律制度的确认是一大进步，适应了社会实践的发展

委托合同是委托代理发生的基础，委托合同是典型的提供劳务的合同，其订立后，受托人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为委托人办理事务，受托人是否以委托人的名义办理事务，理论上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受托人应当以委托人的名义办理委托事务；另一种观点认为受托人可以以委托人的名义活动，也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活动。我们认为委托合同的主要特征是受托人按委托人的要求处理委托的事务，处理事务中是否以委托人的名义在所不问。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以自己名义与第三人为意思表示，成立隐名代理。然而，如果受托人以委托人的名义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与第三人进行民事法律行为，后果直接由委托人负责。如果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与第三人进行民事法律行为，当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无法履行义务时，受托人应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1

2231 张丽（1972-），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海商法系教师，国际法学硕士研究生。见我国《合同法》第402条。

3见我国《合同法》第403条。

三人的权利。而当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无法履行义务时，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第三人一经选定相对人，则不得变更。

从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其并不要求受托人必须以委托人的名义办理委托代理事务，《合同法》承认隐名代理。在《合同法》中，委托合同与货物运输合同是两个独立的有名合同。海上货物运输实务关系复杂，涉及面广，承运人和托运人往往很难在各方面都亲自从事相关活动，委托代理是实务需要。下面分别针对海事实务过程中几种常见的隐名代理情形讨论隐名代理法律制度对海上货物运输实务的影响。

一 隐名代理法律制度在海上货运代理法律关系中的适用

货运代理（Freight Forwarder）的传统职能是为客户报关代理，为进出口货物办理清关、订舱、转运与中转、仓储等事宜。货主通常委托货运代理人代为租船订舱。依据《合同法》及《海商法》的相关规定，货运代理人既可以委托人的名义，也可以自己的名义与船方为意思表示。所不同的是，当其以自己的名义并在委托人授权范围之内与船方为意思表示，成立隐名代理。当货运代理因委托人的原因而不能对船方履行义务，导致船方损失，货运代理应当向船方披露委托人，船方因此可以选择委托人或作为受托人的货运代理人为相对人主张主张损害赔偿的权利。按照现行《合同法》的规定，船方一经选定相对人就不可以变更，货运代理人主张其是代理人而不能成为海上运输合同当事人来承担责任的抗辩是不可以对抗船方。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货运代理人在承担责任后，可依据其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向委托人追偿。但是，如果委托人没有能力承担赔偿责任，货运代理人将会无法得到赔偿。因此，货运代理人在隐名代理情形下存在很大风险。

作为代理人的货运代理原则上只要在受委托范围内行为是不承担承运人的责任。但是在货运代理实务中，由于多种原因，例如：为了赚取运费差价，货运代理人有时会以自己为承运人的名义签发提单给货主，以自己的名义与船方租船订舱并要求船东签发以其为托运人的提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货运代理人根本没有表明代理人的身份，已不具有代理人的法律地位，不能成立隐名代理，实务中通常将其称为二船东或无船承运人（无论其依法是否具有无船承运人的法律资格），其与货主的关系也不再是代为租船订舱的委托代理关系，而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在其与船东之间亦是另一个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其所签发的提单是其与货主之间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明，船东所签发的提单是其与船东之间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明。在货运代理人以其名义签发无船承运人提单的情况下，其隐名代理的主张应无效，即使其与货主之间有委托代理合同，并在合同授权代理范围内行为亦然。依据中国《海

商法》第42条第一、二款的规定：对货主来讲，此时货运代理人是提单承运人，船东是实际承运人。基于提单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明功能，货运代理人此时具有契约承运人的法律地位，依照中国《海商法》的相关规定，享有承运人的权利，履行承运人的义务，承担承运人的责任。货运代理人一旦被视为承运人，无论是契约承运人还是实际承运人，他都无法规避关于承运人责任的强制性法律的制约。一般而言，国际货物运输法律受强制法制约，这是为了防止合同自由原则的滥用。

二 隐名代理法律制度在船舶代理法律关系中的适用

船舶代理人是为船东提供船舶报关、申请引航以及检验检疫等相关事务。船舶航行于世界各国港口之间，船东不可能在每一港口均设立分支机构，委托船舶代理可以帮助船东解决船舶在世界各国港口的相关事务。船舶代理产生于船舶委托代理合同，船舶代理人可代理船东进行船舶报关，联系安排锚泊，装卸货，通知收货人，签发提单，发放提货单，添加燃物料及处理船员事宜等。《合同法》是普通法，《海商法》是特别法，在《海商法》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下，《合同法》中有关委托合同包括隐名代理法律制度的规定对船舶委托代理合同当然适用。

船舶代理人受承运人委托代理承运人签发提单是船舶代理人的一项主要代理业务。类似于货运代理人，船舶代理人代承运人为代理行为，必须要有承运人的明确授权，否则会可能产生物权代理的争议，这对代理人很不利。船舶代理人在代理承运人凭保函签发清洁提单，倒签提单、预借提单及无单放货等特殊行为必须要有委托人的明确书面授权，否则这类行为一旦被认定为违法行为，船舶代理人将会与委托人承担连带责任。船舶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授权范围内处理合法委托事宜仍有可能会承担责任，隐名代理法律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第三方，赋予其选择相对人承担责任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保护代理人。一旦代理人因委托人的原因而不能对第三人履行义务，其可披露委托人，由权利人最终选定由谁来承担责任，代理人没有选择的权利。因此，在隐名代理的情形下，船舶代理人有承担责任的风险。

类似于货运代理法律关系，实务中经常出现争议的是关于船舶代理人究竟是无船承运人还是代理人，也就是其是否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一方当事人。对此，我国法院的判决也不一致。例如，船舶代理人接受承运人委托代理承运人签发提单，签字时在提单背面没有表明谁是承运人，只有船舶代理人作为承运人的代理人代表承运人签字的字样（as agentand on behalf of the carrier），船到卸货港，收货人接受货物后发现货物有损坏，如果船舶代理44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42条。

人不能向收货人披露真正的承运人，收货人就可以依据提单以该船舶代理人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在该案例就涉及到隐名代理问题。此案例中船舶代理人应向收货人披露委托人，并证明其与委托人之间有委托代理协议，且其行为在委托授权范围内，由收货人选择船舶代理人或委托人作为相对人承担责任，而不能由法院依职权裁定哪一方当事人承担责任。但是，签订合同时第三人知道委托人与受托人的委托代理关系的，则提单所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除非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但是，如果船舶代理人在提单背面签字时没有表明承运人，也没有表明其是承运人的代理人，根本没有表明代理人的身份，则无隐名代理的适用。

三 隐名代理法律制度在提单法律关系中的适用

提单是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在装货港经常使用的一种单证。它是承运人和托运人之间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明，是承运人接收货物或者将货物装船的凭证，是承运人交付货物的凭证。提单正面通常标明承运人、托运人、收货人等事项。提单的每一方当事人都有可能委托代理人从事相关业务。托运人通常是货方，但由于国际贸易的特殊性，无进出口经营权的个人或企事业单位需要委托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单位来代理进行进出口贸易，该进出口公司通常亦负责代理租船订舱、垫付货款、支付运费及其他费用等。例如：甲作为有进出口权的外贸公司与货方乙签订委托代理进出口货物合同，由甲负责代理乙公司以FOB价格条件从国外进口一批货物，后甲以其名义与丙船东签订航次租船合同，丙签发提单给托运人卖方，提单上载明的收货人是凭指示（TO ORDER），后提单经托运人合法背书转让给甲，由于卸货港交付货物时出现货损货差，货方乙以承运人丙为被告向海事法院提起诉讼，丙以乙非提单收货人，与丙之间无任何法律关系，不是适格原告为由进行抗辩，请求海事法院驳回乙的诉讼请求。乙答辩称其与甲之间存在代理关系，其才是真正的收货人。本案例中涉及到隐名代理制度在提单法律关系中的适用问题。甲以自己名义而非是被代理人乙的名义与承运人丙公司签定航次租船合同，依据《合同法》规定，权利人可以选择责任人来承担责任，那么，责任人可否有权选择权利人呢？依据《合同法》第403条第一款：“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因此，本案中除非丙能证明其与甲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真正的承租人是乙就不会订立合同的情况外，乙有权对丙行使合同权利，乙享有直接介入权，责任人无权选择权利人。55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吕伯涛主编，《海事案例精选精析》，法律出版社，2004年8月 第1版，第269页

又如另一案，甲与乙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甲有进出口经营权，甲以自己名义与丙船东签定航次租船合同，后丙在卸货港凭乙的保函无单放货给乙，乙在将货物从卸货港运到工厂过程中，由于涉嫌走私被主管机关查扣，后甲凭正本空白背书提单向丙请求权利。丙抗辩称虽无单放货，但是将货物交付给真正的收货人，甲是乙的代理人，无权向其主张权利。这一案例情况在我国海事实务中并不鲜见。基于《合同法》第402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笔者认为在本案中，丙船东如能证明订立合同时知道甲与乙之间的代理关系，且甲或乙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甲和丙，那么该合同直接约束乙和丙，乙行使的是直接介入权。甲虽持有正本空白背书提单，但其作为代理人无权向丙主张权利，这样也可以有效防止委托人与受托人合谋，将国际贸易风险转移给承运人。该案中承运人的抗辩应成立，适用隐名代理。

四 结 论

通过上述的理论分析和实例论证，笔者认为，在海事司法实务的隐名代理法律关系中，权利人有权选择责任人，除非对适用被告存在争议，否则法院无权依职权直接判决应承担责任的相对人。隐名代理的适用对海事司法实务中处理船舶代理法律关系、货运代理法律关系及提单法律关系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

作者简介：张丽，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海商法教研室讲师，国际法学硕士研究生。联系方式：0411-84786700***E-MAIL：SONGSONG008@SINA.COM 6

篇6：论婚姻关系中第三者的法律责任

论文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女性已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她们仍然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尽管国际上以及我国国内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诸如《妇女权益保障法》、《妇女儿童保护法》等，但时至今日侵害妇女权益的现象仍然屡禁不止，尤以婚姻家庭领域十分突出。本文以此为研究视角，对女性在婚姻家庭领域的权益保护进行法律思考，使女性得到更多的保护，让社会更加和谐。

论文关键词女性 权益保护 法律思考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女性已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社会中的价值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肯定，女性群体在社会中的权益得到了逐步的建立并完善，建立了一系列的女性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和合法权益的法律救济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既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所决定的，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时至今日女性在社会中虽然拥有了和男子一样的社会地位，但现实却并非尽如人意，因此要加强对女性法律权益的保护，社会才能更加和谐、进步。本文所界定的女性权益是指女性作为社会上的人所应当享有的与其他主体(男性)一样的平等自由的权利。下文主要对女性在婚姻家庭领域的权益保护进行法律的分析与思考。

一、现代女性在婚姻家庭方面享有的权益及其内容

在旧社会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极其低下，她们被看成是男性的私有财产，任由其处置，最终使女性从身体到精神都成为男性的附属品，让女性不仅在身体上而且精神上都遭受了许多的痛苦和折磨。不过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看待事物的观点发生了变化，现在法律赋予了女性充分的权益。我国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女性在婚姻家庭中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现如今，法律赋予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权益包括：(1)人身方面的权益;具体是：婚姻自由权(婚姻不受任何人的干涉，完全处于女性个人的意志)、生育自由(有可生育子女和不可生育子女的权利，不受任何人的威胁和干涉)、人身自由和不被虐待的权益、和男性享有一样的家庭地位，不因收入的多少而受到歧视。(2)财产方面的权益;具体是：享有个人财产权，不被剥夺，继承权(继承丈夫、父母等直系亲属财产的权利)，获得赡养的权利，离婚时获得和男性平等分配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利等。由此可见，我国法律赋予了女性这一系列的权益，说明在法律领域内女性地位日益提高，女性权益保护问题已向着完善的目标进步。

二、女性在婚姻家庭中权益保护的不足

虽然国家规定了一系列的制度保障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权益不受侵犯，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侵犯女性合法权益的事件仍旧存在。如：在离婚案件中，一些男性往往采取各种手段，限制或剥夺女性的财产权益，侵吞经营收入或花钱买离婚。还有就是女性在家庭中的继承权问题，我国《继承法》明文规定了继承权男女平等。在同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中，不得歧视妇女;女性配偶可以继承丈夫的财产，不受任何人干扰。但在实际生活中，在我国城市地区，女性与男性享有平等的继承权几乎没什么障碍，但在一些农村地区或边远地区，法律意识还不够强，其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的思想使得那些地区的人认为“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不应该再回来继承父母的财产，剥夺了女子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同时还存在一些阻碍女性继承亡夫的财产和丧偶儿媳继承公婆的财产，以及阻碍其处分自己继承的财产的行为。《继承法》规定，妻子是丈夫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之一，与其他同一顺序继承人享有同样的继承权利;丧偶儿媳对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但是在一些法律比较落后的地区仍然存在剥夺女性继承权和阻碍其处分自己财产的现象发生。如：女性继承了亡夫的财产，要再嫁就不能带走她所继承的财产，必须留在婆家。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法律可操作性不强，存在许多的漏洞。在婚姻家庭中还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侵害女性权益的问题，就是现在讨论的比较热点的话题：家庭暴力问题。虽然目前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做出了积极的努力预防和惩治家庭暴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现实状况仍然不是很乐观，还存在许多方面的问题和困难没有得到解决。其中，规范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定不够完善，法律干预力度不够突出就是其原因之一。同时还由于：(1)虽然现在是新时代了，但是在男权文化和夫权思想的影响，还是有一些人抱有“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思想根深蒂固。(2)一些丈夫文化素质低下，在社会中无法找到自己的价值，只能靠打骂自己的妻子来体现个人价值。(3)立法不完备和法律的可操性差。(4)社会对家庭暴力现象的漠视态度是家庭暴力产生的社会根源。(5)女性的懦弱是致使产生家庭暴力的自身原因，女性在遭受家庭暴力后，不懂得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使施暴者更加肆无忌惮，有恃无恐。

三、女性在婚姻家庭中权益保护的完善建议

目前虽然国家颁布了不少的法律制度来保护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权益，但还存在一些漏洞，可操作性还是不强。本文认为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大力宣传法律知识，增强大家的法律意识

保护女性权益最主要是提高大家的法律意识，尤其是农村和边远地区的人们，加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在“3.15法制宣传日”的时候，政府部门应该在那些大型的活动地点：如中心广场、商业街、购物广场、商场等地进行法律宣传，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同时可以通过配合演出一些有关法律方面的小品节目之类的，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在“3.8妇女节”的时候在各个人员流动比较大的活动地点设置专门针对女性的法律知识宣传，让女性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识，当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懂得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二)设置一些免费的.法律宣传讲座，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法律

现在有些人对法律不是很了解，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做，尤其是女性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更应该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在农村各个村和乡设置法律知识普及讲座，让各个村和乡的政府部门组织大家去参加法律知识普及讲座。农村的人法律知识不够全面，法律意识不够强，因此应该在农村做大力的宣传。

(三)加大惩罚力度

篇7：论婚姻关系中第三者的法律责任

婚内侵权行为乃侵权行为之一种, 侵权的主体可以是夫妻一方以及婚外第三人, 侵权的客体包括了夫妻作为一般民事主体所享有的人格权、财产权以及因缔结婚姻关系产生的身份上之权利, 学界谓之“配偶权”。配偶权的两大核心权能是相互抚养请求权和违反忠实义务之赔偿请求权, 前者诉诸婚姻法请求救济, 后者则依侵权责任法寻求救济。第三人干扰婚姻关系的主要形式有:通奸、姘居、重婚、第三人强奸和强制猥亵行为、第三人侵害夫妻一方身体健康权导致其性功能丧失。通奸行为在我国目前仍属于道德义务范畴, 未被法律化。

由于适用《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认定侵权责任时, 受害民事权益的具体内容指向不明, 各法院对于第三人是否负赔偿责任、依据何条款裁判观点不一。有的法院承认无过错方配偶对过错一方和第三者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1], 有的法院则对于现行《婚姻法》第46条第 (一) 项重婚和第 (二) 项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之外的第三人干扰婚姻关系行为持保守态度而驳回无过错配偶方的诉讼请求[2]。因此, 对于第三人干扰婚姻关系之行为, 无过错配偶一方是否享有向过错配偶一方或者第三人或者此二者作为共同被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若适用侵权责任法保护, 该如何界定第三人干扰婚姻关系侵权责任之构成要件?

二、域外立法的规定

在日本, “最高法院在这一问题上沿袭了战前大审院判例以来的立场, 即肯定被害配偶对第三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这一基本立场在昭和54年判例之后最高法院的历次裁判中也得以维持。”[3]但“日本刑法于战后, 就将通奸罪删除, 而下级审判决关于通奸之违法性, 亦反于最高法院之见解, 认为基于自然合意的通奸行为, 尚难谓为具有违法性。”[4]可见, 明显出现限缩之趋势, 如判例中出现用“维持婚姻共同生活之安宁”的说法来替代配偶权的说法, 弱化了对配偶权的保护, 而实务上则甚至出现了全面否定之观点, 即“完全否定第三人的侵权责任, 甚至在第三人采用诱拐、暴力等不法手段与一方配偶发生肉体关系的情形下亦不例外。”[5]

在我国台湾地区, 认为“配偶间互相负有忠实、贞操义务, 为通说及实务上之共识, 故配偶之一方与他人通奸者, 似属配偶权之侵害。”[6]配偶之一方与第三人通奸时, 会产生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刑事责任是根据其《刑法》第239条的规定“有配偶而与人通奸者, 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奸者亦同。”民事责任是被害配偶一方可以根据其《民法》第1052条第1项第2款的规定向法院请求离婚, 还可以根据第1056条请求赔偿或与非财产上之损害相当之金额。

与我国大陆文化基因更为接近的日本、我国台湾地区, 在涉及价值判断和道德取向时有着更多的共通点, 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对于第三人干扰婚姻关系之态度于我国大陆的价值取向和司法实践有着更重要的参考意义。日本法上的判例和学说, 大体沿着“肯定说”向“限制说”演变。不可置否, 个人自由和人权价值观的蓬勃呈现为世界范围的大趋势, 中国同样能够见证。所以, “在如此背景下, 我国若欲建立通奸第三者对受害方配偶的侵权责任, 则应尤为谨慎, 即应当严格设定此种侵权责任的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7]

三、我国现行立法现状及实务之立场

(一) 我国现行《婚姻法》46条之反思

按传统民法理论, 夫妻间损害分为离因损害和离婚损害两种。“所谓离因损害, 系指构成离婚原因之侵权行为所生之损害”, 如杀害、伤害、家庭暴力而侵害配偶一方生命权、健康权时, 受害一方可请求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此时不但构成离婚前提, 还构成侵权行为;“而离婚损害, 则系指因裁判离婚所受之损害。”[8]即离婚本身构成对一方之损害, 例如虐待他方直系尊亲属而离婚时, 对对方配偶并不构成侵权行为, 但他方配偶仍得请求损害赔偿。若是离因损害, 直接根据侵权责任法得以解决似没有必要特别规定。现行《婚姻法》第46条之规定实质上应当是离婚损害赔偿而非离因损害。第三人干扰婚姻关系, 无论受害配偶是否提起离婚, 立法都没有规定其可向第三人请求损害赔偿。

学界对于《侵权责任法》第2条之适用范围仍有争议, 立法中找不到“因婚姻关系享有身份法益”或配偶权之规定, 若要适用《侵权责任法》规制第三人干扰婚姻关系之行为, 则应对其构成要件加以一定限制。

肯定说和否定说都过于单一, 第三人干扰婚姻关系往往是复杂的。配偶权具有鲜明的伦理色彩, 兼具相对性与绝对性。至于更偏向于哪一种特性, 取决于对一个社会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政策考量。

(二) 实务的立场

2001年《婚姻法》修正后, 法院的判决观点不一。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 (2010) 沙法民初字第7148号判决认为“违反社会公德侵害他人人格权益, 受害人可以请求赔偿精神损害。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另一方与其他人生育子女, 一方受欺骗抚养了非亲生子女, 在离婚后支出了抚养费, 要求返还的, 另一方应酌情返还。”而 (2008) 赣中民三终字第314号判决认为对通奸或有配偶与他人同居中之第三人, 要求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属于欠缺法律依据。目前, 对于受损害一方配偶要求第三者返还其抚养第三者和出轨配偶一方之子女的费用或者受损一方配偶请求第三者返还出轨配偶赠与第三者的财产中的夫妻共同财产中其权利部份得到法律实务认可。但对于向第三者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则存在争议。驳回无过错配偶一方的诉讼请求的主要原因是举证困难、程序问题及责任主体的争议, 主张赔偿一方提供的证据非常丰富, 包括照片、录像、保证书、忏悔信等, 但法院认为, 这只能证明另一方存在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 并不能证明与他人同居。

四、本文对第三人干扰婚姻关系法律规制之完善建议

(一) 身份法益乃婚姻法与侵权责任法之联结点

鉴于我国目前婚姻法中缺乏“同居义务”之明确规定, 以及学术和实务对于“夫妻应当互相忠实, 互相尊重”之用语有着是倡导性规范还是法定义务之争执, 导致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现象严重, 应当对此加以明确, 使之有法可依。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采取概括加列举的方式, 明确“侵害民事权益, 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列举的权利中并无配偶关系之身份法益, 所以, 不仅要在婚姻法中明确同居义务和忠实义务, 在侵权责任法中也应将基于婚姻关系所享有的“配偶关系之身份法益”列出, 从而有权利便有救济, 为配偶他方向第三人提起侵权之诉提供依据。

(二) 明确干扰婚姻关系之第三人侵权责任的要件

全面肯定说认为不论第三人干扰的时机和主观状态, 绝对的保护家庭和爱情, 只要配偶一方与第三人发生通奸之行为, 受害配偶均能请求损害赔偿, 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如台湾地区;限制肯定说在原则上使配偶他方对于通奸之第三人享有请求权, 但对构成要件做了限制, 如要求第三人是明知对方有配偶、婚姻破绽之后第三人干扰的。

就我国而言, 首先采用肯定态度是需要的, 但考虑到我国人口众多和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以及越来越受到个人主义观念的影响, 不宜一瞬间完全“大开法律救济之门”, 应当对第三人干扰婚姻关系成立侵权行为加以一定限制。这种限制体现在第三人干扰婚姻关系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上。根据我国侵权行为通说“四要件说”分析如下:

第一, 第三人实施了违法性行为。第三人干扰婚姻关系主要表现在对夫妻同居义务和忠实义务的侵害, 主要体现为配偶一方与第三人通奸、姘居、重婚、第三人的强奸和强制猥亵行为、第三人侵害夫妻一方身体健康权导致其性功能丧失。

第二, 第三人主观过错为故意。即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仍与之同居、姘居、重婚, 是恶意第三人。过失不构成侵权, 排除了第三人并不知道对方有配偶而误当第三者以及受胁迫等非自愿之情形。但鉴于第三人干扰婚姻关系行为往往具有隐秘性, 对外除了重婚, 往往并不以夫妻名义生活, 对于受害配偶而言举证非常困难, 是否可以尝试过错推定原则有待进一步论证。

第三, 损害事实存在。第三人干扰婚姻关系不仅可以给受害配偶一方带来人身损害, 如将性病等间接传递给受害配偶以及精神上的痛苦等, 往往这种对配偶关系身份法益之损害, 主要是精神上之受损, 精神压抑所致肉体伤害与病痛, 自我意识产生消极、否定、绝望等精神创伤等;当然也可能存在财产损害, 如出轨配偶一方与第三人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等行为, 又如受害配偶因第三人破坏其婚姻遭受精神痛苦还患上精神疾病之治疗费用等。

第四, 第三人的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适用“相当因果关系”理论, 证明第三人的违法行为与受害配偶遭受的损害之间有引起与被引起之关系, 即可证明。

第五, 受害配偶一方无过错。侵害配偶权具有特殊性, 除前述四个要件外, 根据婚姻法的立法精神, 需受害配偶无过错。受害配偶对离婚有过错的, 不得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这里的过错不是民法通常意义的过错, 具有婚姻法第32条第3款前 (3) 项规定的情形之一才能认定为有过错, 对其他日常家事纠纷的过错也不属于阻却受害配偶请求赔偿的过错。[9]

但现实中, 与配偶之外的人合意性交也好, 同居、重婚也罢, 往往很多情况是原婚姻之基础早已动摇, 夫妻感情不和睦, 甚至是已经出现离婚之破绽, 处于分居状态或离婚诉讼进行中, 这种破绽状态对第三人之侵权责任有无影响?此时夫妻本就有名无实, 若仅因仇恨心理, 向第三人提出请求赔偿, 法院又如何处理?学说上有两种态度。第一种观点认为, 由于无损害而否定侵权行为之成立。“认为婚姻既然已名存实亡, 夫妻间之互信互爱基础不再, 婚姻生活早已破绽殆尽, 则并未侵害身份法益或精神上未受有痛苦, 即无损害。……纵使因为法律上之婚姻关系仍存续而认为有忠诚义务, 但侵害身份法益之情节亦不重大, 不可请求非财产上损害赔偿。”[10]第二种观点认为婚姻破绽不影响侵权行为之成立。理由主要是夫妻感情破裂与否与配偶一方之不忠行为并无必然关系。如我国台湾地区桃园地方法院93年诉字第1306号判决对于感情不睦已有分居协议之案例, 认为纵使已分居, 然夫妻在未离婚前, 双方仍负有遵守婚姻期间夫妻应互负之守贞义务。

侵权法之基本功能便是基于公平正义理念, 对于被害人之所受损害由加害人予以填补, 侵权行为也必须以受有损害为前提, 无损害就无赔偿可言, 所以在夫妻婚姻破绽后出现的不忠行为, 应由法院裁量是否受有损害为标准。

(三) 明确责任承担方式

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了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十余种责任承担方式。《侵权责任法》第15条也明确规定了八种责任承担方式。无过错配偶一方当然享有请求干扰婚姻关系之恶意第三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之权利。有争议的主要是返还财产和损害赔偿两种。

1. 返还财产。

我国婚姻法中有关夫妻财产制度采用婚后所得共同所有的原则。《婚姻法》第17条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 有平等的处理权。”所以, 无论过错方配偶采取赠与、合同、遗赠或其他方式处理夫妻共同财产, 使第三人获得不法利益, 配偶他方有权请求其返还其所应享有权利部份。

2. 损害赔偿。

主要指的是非财产损害赔偿, 即精神损害赔偿 (慰抚金) , 其法律依据是《侵权责任法》第22条之规定。精神损害除非是造成生理或心理上之实际伤害, 如因刺激造成忧郁症、精神疾病或者休克晕厥等等, 否则大多数情况为精神上之负担与痛苦, 往往无法有实际客观数字量化这种非财产损害。对于精神损害赔偿之慰抚金的性质有“私的制裁说”和“损害填补说”两种对立的理论, 前者认为“违法性质极高的恶质加害行为, 对于其行为主体, 为抑制其行为, 应课予足够的慰抚金。慰抚金数额的多寡, 则取决于加害人加害行为之恶性, 以及如何程度满足社会、被害人报复的心理。”[11]后者则是在刑民分离下所认为以损害之完全填补为目的, 然而精神损害难以以金钱来评价和量化, 故由法官自由裁量之。当然目前理论通说应当是“损害填补说”但也不完全否认其具有制裁性, 因此, 其如何计算成了实际重要的问题。

五、小结

对于第三人干扰婚姻关系的法律规制须持谨慎态度, 考虑我国人口众多以及司法资源的有限, 采取“限制肯定说”这种过渡状态更适合我国目前现状, 从而改变婚姻法对此的全面否定态度。

在通奸、姘居和重婚的情形下, 第三人若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发生性关系, 第三人则属于共同侵权人, 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虽然笔者并不认为捉奸行为属于被定性的“不良之风”, 而是举证阶段的一种手段, 但性关系属于隐私范围, 不能将第三人一律纳入赔偿主体的范围, 无过错配偶一方不能向善意第三人请求侵权损害赔偿。因此, 通奸、姘居和重婚中, 在婚姻存续期间受侵害方有权要求恶意第三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的侵权责任, 以维护婚姻的稳定。但若是请求恶意第三人损害赔偿的, 要根据个案认定是否由第三人造成损害后果。也即, 损害赔偿请求权以无过错配偶一方实际因恶意第三人的通奸、姘居和重婚行为而遭受损失, 如看心理医生的诊疗费等。

在配偶被强奸、强制猥亵情形下, 违背了受害配偶的意志, 受害配偶本身是受害者, 对他方配偶权受到侵害无过错, 欠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不承担侵害配偶权的损害赔偿责任。因此, 他方配偶只能向加害人请求损害赔偿。

在侵权行为导致夫妻一方性功能丧失的情形下, 实务中 (2011) 桂法民初字第412号和 (2013) 郴民一终字第532号判决, 认为“李某作为已婚妇女, 与丈夫正常的性行为是其应有的权利, 且该权利属于人格权范畴李某此项权利受损, ……应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的‘严重后果’, 李某有权获得赔偿。”应将性权利尽快纳入法律保护范畴, 纳入到人格权保护范畴, 并明确其含义, 完善其规定, 并将各种法律中有关性权利的内容相互衔接起来。[12]

参考文献

[1]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 (2010) 沙法民初字第7148号民事判决书.

[2]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8) 赣中民三终字第314号民事判决书.

[3]解亘.第三人干扰婚姻关系的民事责任——以日本法为素材[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3 (3) :119.

[4]林秀雄.家族法论集 (二) [M].台北:汉兴书局, 1995:179.

[5]解亘.第三人干扰婚姻关系的民事责任——以日本法为素材[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3 (3) :120.

[6]叶启洲.身份法益侵害之损害赔偿的实务发展及其检讨[J].政大法学评论, 2012 (128) :11.

[7]叶名怡.法国法上通奸第三者的侵权责任[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3 (3) :92.

[8]林秀雄.亲属法讲义[M].台北:元照出版公司, 2011:210.

[9]罗甲与周某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人民司法·案例.2012 (14) .法宝引证码:CLI.C.1765272.

[10]陈秋君.论侵害身份法益之民事责任[D].国立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法律研究所硕士论文, 2008:44.

[11]徐念怀.生命权侵害之损害赔偿研究[D].私立辅仁大学法律研究所硕士论文, 2003:8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