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的人物关系

青春之歌的人物关系（共7篇）

篇1：青春之歌的人物关系

青春之歌

——林道静的感情

《青春之歌》是一部充满理想，激情昂扬的红色经典文学作品。以林道静为主要人物的一批进步青年，从对待世俗的超然冷漠到投身革命的热血沸腾，从反对封建统治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在共产党领导下，积极投身于无产阶级伟大革命之中。其中女主人公林道静的传奇成长故事也是小说的主要线索。

这一时期的爱国学生运动为背景，描写了一群爱国青年所走的道路，谱写了一曲中国知识分子的青春之歌，是建国后出现的一部描写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的优秀作品，塑造了林道静这个从个人反抗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青年的艺术典型，反映了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激烈的动荡年代，知识分子的觉醒和分化，表现了中国的一代青年在党的领导教育下的成长，歌颂了革命的青春。主人公林道静是一个逐渐觉醒成长的人物，这一艺术形象是在自身艰苦的革命活动和曲折的锻炼改造过程中逐渐完成的。刚开始，她是一个逃出封建家庭，寻找个人出路的失业青年。她生长在官僚地主家庭，佃农生母惨遭迫害致死，自己也受到地主异母的百般凌辱和虐待，从小就养成了孤僻执拗、倔强的反抗性格。为了反抗不幸的命运，她毅然离开了罪恶的家庭，走向社会寻找“自己养活自己”的生活出路。然而“刚刚逃出了那个要扼杀她的黑暗腐朽的家庭牢笼，想不到接着又走进了一个更黑暗、更腐朽、张大血口要吞噬她的社会”。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她既不甘屈服，又无力抗争，想以自杀作为反抗。这种不幸的遭遇，反映了当时广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黑暗的旧社会生活没有出路和个人反抗的软弱无力。小说一开始就将人物的个人命运和广阔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了。《青春之歌》塑造了一个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艺术典型，真实的描写她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作品在描写她的不幸遭遇，揭露黑暗现世的同时，细致的描绘了她在黑暗现实中特有的情绪和精神状态。她同余永泽从爱恋到同居的过程，是小说的重要情节，比较充分的暴露出她的幼稚、狂热和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她与余的爱恋我们认为并不能全部否定。本文所写林道静的探索和追求，只有遇到了党，投入时代的洪流，才算找到真正的出路，因而她艰苦曲折的成长过程，始终是放在革命斗争活动中来展现的，处处突出党的启迪和教育作用。小说通过她两次巧遇卢嘉川而被引导加入爱国学生运动的偶然事件，反映了时代召唤青年的历史必然性。思想上的初步觉醒，使她看清了余永泽的真面目以及和他一起生活的庸俗、空虚，决心与之决裂；但真的要分手时，却又感到缠绵惆怅，若有所失。在党的引导和时代的推动下，她还是迈出了第一步。小说一方面满怀热情描写林道静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深入农村开展工作，坚持狱中斗争和领导北大学生运动走向新的高潮，表现她献身革命的勇气、忘我的工作精神和政治上的日益成熟；另一方面又通过一些典型情节和细节（如第一次入狱想到牺牲时的急躁情绪，在农村看到佃农郑德富充满阶级仇恨的“白眼仁”时的心理活动，从定县回到北京路过旧居时的思念之情，地下工作处于艰难情况下想上战场当红军的要求，在任玉柱父子面前轻率的暴露了地下工作者的身份等），有层次的细致描写了她在锻炼成长过程中的曲折和反复，使人物身上因袭负担的沉重和自觉改造的坚决和盘托出，新旧思想的消长过程清晰可辨，反复揭示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改掉阶级的劣根性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非经长期的斗争锻炼和痛苦磨炼不可，就是入了党也不能停止这个磨炼的过程。正因为小说以现实主义的细腻笔触写出了人物成长过程中的复杂性，才使林道静这个三十年代的革命知识分子形象栩栩如生，真实可信，部否定。人们从林道静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中，既看到党的教育和革命理论的指引作用，又看她本人的主观努力和自觉改造；正是这二者的结合，才使她成长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作者善于通过富有个性特征的细节来展示林道静的内心世界和她在不同时期的心理状态，善于把人物外貌描写和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巧妙地结合起来，这些方面都使林道静的形象的性格鲜明感人。

她的感情经历也如她的革命经历一样坎坷余永泽，卢嘉川，赵毓青，江华。一一出现在她的感情世界中，也造成了她的迷惘与痛苦的抉择。

从男女关系上来看《青春之歌》，林道静的成长之路可以 归纳为“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即林道静与余永泽、卢嘉川和江华之间的情爱纠葛。当然有一些插叙比如赵毓青，胡梦安。在他们的眼睛里，林道静的身份除了是寻求解放热衷于革命的女性，还是一个漂亮的女人，这样的身份定位展现出的是男性对女性的压制、占有和情欲。

你的林道静 谁的余永泽？

爱情，热情而宽厚；爱情，冰冷且脆弱；爱情，多么美好的事物。当你爱上爱情，黑夜是光明的；当你失去爱情，白昼也是阴冷的。而这之间的差距，在于生活。

林道静把余永泽称作诗人，这不是盲目的崇拜，这是对爱情最高的赞誉。她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遇到了自己渴望的爱情，她赞美着自己的爱情，她热烈，她积极，她幸福。

余永泽，或许更多的人把他称作自私自利、庸俗不堪外表的伪君子，为了追取林道静，卖弄才情，实际确实一个委琐和心胸狭窄的人，而我却更愿意把他看做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他有自己的革命思想，他追求自己的爱情。林道静，她聪慧、美丽、纯洁向上，又带着一种惹人怜爱的淡淡忧郁。他爱着，他追求着。

爱情，是不分是非的，还记得余永泽在海边倾诉自己的爱情：

“暮色朦胧地走近，潮水变得更狂暴，我坐在岸旁观看波浪的雪白的舞蹈。

我的心像大海一样膨胀，一种深沉的乡愁使我想望你，你美好的肖像到处萦绕着我，到处呼唤着我，它无处不在，在风声里、在海的呼啸里，在我的胸怀的叹息里。

我用轻细的芦管写在沙滩上：“阿格纳思，我爱你！” 爱情是美好的，我相信，那些诗歌，那些情愫，甚至那晚的海浪，那晚的月，一切都有着美丽的爱情作着广阔的基础，在两个年轻人的世界蔓延，像藤蔓一样，纠缠着两颗年轻的心。那晚的林道静与余永泽，他们是幸福的，诚然“爱情是不能脱离生活的”，但是思想的交汇，精神的爱慕，这是对爱情的嘉奖。没有赞美，没有热情的爱情，是干瘪的，没有光泽。

爱情的发展，到了深处就是生活。当林道静决定与余永泽同居时，她的闺蜜王晓燕曾以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劝阻过她，试图让林道静看清事情的后果，闺蜜的建议是好的，她是为了自己最好姐妹的幸福，而她没有看到爱情的美好，如果一个人总是能在自己的爱情中保持着一种高度的冷静，那这份爱情的真实性就真的有待考究了。

日子久了，时光地流淌让林道静看到了余永泽身上的不足，他的革命热情的消退，他的小资思想，他的自私，还有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让她认识到了闺蜜王晓燕的劝解的道理。

爱情与生活，又一次不可避免的碰撞了，子君与涓生的悲剧又一次上演，剥去了那华丽的诗歌，消去了那美好的月光，生活就像是花后月下的荆棘丛，走过了静谧甜美的热恋，就要去面对这些困难，这个时候，爱情更加的重要，当你一心想抓着她，死死地抱着她，那么只会被生活弄得遍体鳞伤，但是，你若将爱情变成应对这些荆棘的镰刀，你的生活还是很顺利的，你的爱情也会更加坚定。

最后，我只想说：爱情，无罪。只要拥有爱情，那么每个人都会在感情中投入自己的情感，无关抱怨谁对谁错。热情过后，冷静的思考很重要，他人的建议要合理的听取，取舍在己。你的林道静，谁的余永泽？哀了谁的爱情，伤了谁的人生。

第一次遇见卢嘉川，是在北戴河的那个小山村——杨庄。卢嘉川身上似乎有一种魅力，他的爽朗的谈吐和潇洒不羁的风姿深深地吸引了道静，道静仿佛见到了一个老朋友，开始与他交谈起来。卢嘉川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也是个中国共产党员，他有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他用富有鼓动性的语言换起了道静的爱国激情，她在以后的教学中，义愤填膺地教导学生要抵抗侵略，保卫国家。

由于在杨庄教书每月只有十五块钱的薪水，道静想去另找一份工作，但她屡屡碰壁，余永泽趁机想说服她搬过去和他一块住，但道静不同意，终于，在余永泽的苦苦哀求下，她答应了。于是两人开始了同居生活，此刻的道静感到幸福，余永泽的温存和体贴，使她从小缺乏爱抚的心灵感到了情感上的满足，而且余永泽使她有了一个温暖的家。然而时间一长，道静的内心渐渐地有些不安，她问余永泽：“你是大学生，有书读，有事做，可是，我，我这样的算个什么呢？”但余永泽却说：“这没什么，还劝她可以学学烹调、缝纫。”道静惶惑了，为什么余永泽那时在北戴河海边时的思想那么丰富，对人生的见解那么独到，可现在怎么就成了个琐碎的人呢？同居后道静任出去找过几次工作，但依然以失败告终。她还去见了高中的同学陈蔚如，如今的她已成了个阔太太，整天涂脂抹粉，她早已忘记了当初和道静一起许下的希望纯净地生活在这个黑暗的社会中的诺言，她堕落了。看到朋友的这种状况，道静感到愤怒和无可奈何，她更加厌恶地诅咒起这个黑暗的社会。

余永泽对上门来请求帮助的老佃农恶语相向，一毛不拔的行为更使道静看到了他的自私与冷漠，她感到痛苦，原来那个有着骑士兼诗人风度的人已在时间面前渐渐消失，他原来是个自私的、平庸的、只注重琐碎生活的男子。

大年三十的晚上，余永泽回家去了，没有带上道静，道静于是来到隔壁与那些没有归家的青年一起过年。聚集在隔壁的都是些有志向的热血青年，他们为东北三省的沦陷而感到痛苦，激愤地要求将侵略者赶出中国的土地，他们回忆了在过去的一年中他们所进行过的游行示威活动，这些言谈和经历深深地震撼了道静，她为自己不能投身于救国运动而感到羞愧。在与卢嘉川的长达五、六个小时的谈话中，她更懂得了个人的奋斗只有投身到集体的斗争中，把个人的命运同广大群众的命运连结在一起的时候，个人才能求得解放。随后，卢嘉川给了林道静一些书，道静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她逐渐了解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在与卢嘉川的交谈以及阅读进步书籍的过程中，她逐渐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并开始不顾余永泽的反对，去进行游行示威，张贴宣传标语的活动，这些活动使道静感到激动而充实。此时的道静深深地爱上了卢嘉川，卢嘉川也对单纯善良的道静有好感，然而不幸的是，卢嘉川被捕入狱，并在狱中牺牲了。可以这样说，卢嘉川是林道静的精神导师，是她成长的引路人，他使道静由一个个人主义者逐步成长为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信仰的战士。

从道静的感情方面来看，卢嘉川是她心目中的理想爱人，他的牺牲使道静十分痛苦，但她依然在等，期盼有一天他能回来，尽管结局不圆满，但他道静的成长过程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段经历促进了道静的成长。

他们的关系似乎只有革命战友那么简单而单纯，林道静对赵毓青的评价是年轻热情的，而且在与江华的对话中现出了一些小女人的羞涩态甚至有些发窘，也许有一些爱的萌芽吧。但是江华走后林道静面对这个有灵活热情的眼睛瘦瘦且面庞清秀的青年时，却显得并不那么感冒了，当时的她心中满满的装的都是革命，都是江华留给的任务和嘱托。即使带领学生们去春游去乡村去置身于春天的美景之中，他们也混然不去触发那风情，而是争论着革命的下一步走向也许是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原因吧。革命成为革命者的全部和爱情的坟墓。

赵毓青甚至比林道静更加狂热于革命，属于头脑发热型，被叛徒的错误诱导，错误的打倒了有一点保守但人很好的校长，过早地的暴露了革命的力量结果惨遭逮捕直到最后牺牲但不可否认的，他是一个坚定地革命战士，不曾屈服于敌人，不畏惧生死。但他的的内心是否也深藏着对林道静的一丝情愫呢，我想是有的，在离别的那一刻当林道静用激动的眼睛热情的关切他的时候他的内心被深深的感动了，他也为林道静能安全的脱身而选择留下来，不知道多年以后林道静是否还能记起那个清瘦的有一双明亮眼睛的青年。他叫赵毓青。

难道革命者真的那么完美？？我深深的怀疑着

革命情侣

江华是林静道成长经历的第三个阶段，小说着重描写了在江华的带领下，林静道的成长。但我认为这是英雄救美的爱情，或说成是革命加爱情。总之俩字：不纯。

“革命加爱情”对于女性来说可能是浮出历史地表的一道路径，但在男权话语之下却带上了不少戏谑和轻蔑的意味。不管是在《青春之歌》抑或是其他文本中，“革命”的主体或重点永远都是男性，女性作为爱情的载体更多地为展现男性英雄而存在，即使叙述视点更多地置于女性身上，往往也无法超脱被拯救被引导的客体迷思。换句话来说，“革命加爱情”的叙述模式之下，有另一层隐性的本质，即男权话语下的情欲与政治。

杨沫对江华的描写显得有些割裂，在工作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徇私没感情的革命者，尽心尽力地纠正，林道静的阶级立场，培养她的共产主义觉悟，但回到生活上，江华依旧无法摆脱对林道静情欲的渴求——“她不但是一个坚强的同志，而同时她也是一个温柔的需要感情慰藉的女人”、“他爱她——很久以来，他就爱着这个年轻的女同志”，到最后，江华终于挑明了他的渴求“你说咱俩的关系，可以比同志的关系更进一步吗？”对林道静的改造和引导，又一次结束在肉体的情欲之上。在此并非是说革命者拥有爱情和欲望就不纯粹，而是在杨沫的叙事之中，女性的成长依旧少不了男性的介入和拯救，林道静的成长之路多多少少变成了一个赞美男性或雄化人物的噱头，在作者心中，最值得书写的依旧是男权话语下的权力与情欲，而一个女性的解放和成长，却不可避免地必须被窥视被引导最后结束在对男性权力的依附之上，纵然林道静爱的不是江华，可是“像江华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同志是值得她深深热爱的”，林道静的爱情被当做是赞许的奖励品被论功行赏，这才是男权话语下女性作为客体最难以逃脱的命运——她们是肉欲的对象而不是理想的同路人，她们是被物化的客体而不具备平等的地位，女性一直都是性与政治的结合之下对男人能力的评价标准。

林道静作为中国成长与选择的象征，恰如一个女性客体被多方所争夺，若从这个角度来解读，林道静不仅被物化，她甚至难以拥有自己的感情，而是被争夺的对象，以最为雄化有力者取胜，女性的身体和情欲一直都是无声的战场，“而当为革命的身体整合为民族国家的身体时，爱情的最高境界其实也已经成功地置换为革命、国家、神圣爱情的统一”女性对爱情的选择被赋予了对国家命运选择的崇高象征，这对女性来说并没有太值得庆贺的地方，相反的，她们被物化了。

小结：所以，林静道没有得到幸福的爱情，没有拥有爱情的主权。却沦为了爱情的附庸。若是中国革命再向前发展一步，另一个江华必将出现，林静道总是把自己的爱情和思想火花先进的革命者放在一起，单从此讲，她得到的不是爱情，而是欣赏之上的渴慕。这也说明了，她不懂的爱情，也不珍惜自己的爱情。他这样轮回的做法，是对爱情的践踏，蹂躏。

她由最初的天真无助的美丽少女，一点点的变成了一个不加修饰的革命女战士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也许是必然，或者说是被逼迫的，改变了她自己。我们充分的尊重作者的写作思路。

但是折射现今的社会现状，虽然我们都有过那天真烂漫的青春年华，都有过不曾被社会污染的赤子之心，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是否觉得自己世故了呢，是否也如林道静一样开始随潮流前行，甚至男朋友也随潮流而更换呢?

余永泽

自私自利、胆小怕事的落后分子形象

林道静与余永

泽、卢嘉川和江华

戴愉与王晓燕、白莉苹与罗大方

胡梦安垂涎林道静

篇2：试探《天堂蒜薹之歌》的人物塑造

关键词：莫言,人物形象,人物性格

莫言的小说《天堂蒜薹之歌》是依据1986年的“苍山蒜薹事件, 仅用35天的时间奋笔疾书, 完成的一部颇具批判讽刺意味的政治小说。全书有名姓的人物达三十以上, 其中浓墨重彩、串起情节主线的人物也有七八人。下面, 本文拟就小说作者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所达到的艺术效果作一简要探讨。

一、人物个性鲜明, 跃然纸上

同样是农民, 高羊和高马的性格就截然不同。高羊温顺、怯懦, 逆来顺受;高马则充满叛逆, 爱憎分明, 不畏强暴, 敢爱敢恨, 面对法庭, 面对审判官, 他无所畏惧, 将心底的愤怒一股脑地发泄出来:“我恨你们, 我恨不得活剥了你们这群贪官污吏的皮。”细心的读者会发现, 作者在给他的人物命名时也是颇具匠心的, 既有乡土特色, 同时也暗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羊、马是农村常见的家畜, 但他们的脾气特点迥然有别。金菊的名字, 让人马上联想到金灿灿的菊花, 淳朴、美丽、顽强, 盛开在乡野间, 散发出阵阵芳香, 喻示着美好的生命。而仲为民这个名字, 又不得不让人想起历史上某个特定的年代, 想起一系列高喊的口号, 而在小说中, 作家又赋予了它无尽的讽刺意味。再如瞎子张扣的名字, 小说共二十二章, 除最后一章外, 每章前面都有一段张扣的唱词, 这些唱词如同一粒粒扣子, 将“天堂蒜薹事件”这件衣服串联起来, 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扣子便是节点, 扣子便是线索。再如女警察宋安妮, 在高羊等庄稼人的眼里, 她们都是“高级人”, “高级人”自然就有“高级名字”, 宋安妮这个名字就透露出一股时髦、洋气的味道, 符合人物特点。

二、注意描绘人物性格的多面性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有血有肉, 性格丰富, 作家通过自己细腻的笔触, 刻画出人物的多个侧面, 使人物“立”起来, 真实可信。如方四叔夫妻, 一方面担心跛脚的大儿子找不到媳妇, 另一方面却又甘愿牺牲女儿金菊的幸福, 当金菊坚决表示反抗时, 不惜将女儿吊起来痛打, 如果说这当中还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因素的话, 那么当方四叔横死, 方四婶被抓至监狱, 家中遭遇一系列变故后, 方四婶终于托人带话给金菊, 叫她跟着高马好好过日子, 此时则体现了母爱的光芒。尤其是在乡政府的那颗杨树下, 方四婶被绑, 她用舌头舔着金菊的额头, “像老狗舔小狗, 像老牛舐小犊”, 更是体现了温情的母爱。跛脚大哥方一君, 也是一个性格复杂的形象, 他身体残疾, 本来令人同情, 面对换亲的事情, 他也深感惭愧、歉疚:“都怨哥哥不争气, 生了个瘸腿, 自己没本事讨老婆, 却要亲妹妹去换……”但是, 在毒打高马的时候, 他又表现出另一副凶残冷酷的模样。这些, 都体现了人物性格的多面性。

三、借助环境描写烘托人物形象

从小说来看, 莫言确是一位擅长刻画人物心理的高手, 他往往通过大段大段的场景描写, 将人物最深处的心思细腻而传神地表达出来, 可谓入木三分。在小说的第二章, 高马想要抓住金菊的手, 他紧张、激动, 一步一步挪, 黑夜、唱词、小马驹、白天的回忆、内心的独白……这一切巧妙地烘托出人物此时的心情, 当他终于如愿以偿时, “眼睛什么也看不见, 周身发冷, 心理一片灰白”, 幸福的感觉已让他晕醉, 失去知觉。在逃婚途中, 经过那浩瀚无边的黄麻地, 金菊的心情交织着兴奋、紧张、激动、恐惧、担忧……复杂的体验。兴奋时的感觉:“只有温存的黄麻, 只有清凉的温暖, 盛满了她的感觉器官”;恐惧、后悔时的感觉:“背后一片冰凉, 那些毛茸茸的尖物已经触着了脖子”;幸福时的感觉是“内部的器官像鲜花般开放了”, 失望时的感觉是“心里有无法忍受的生、冷、滑、涩”。

四、颇富特色的梦幻描写

小说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 作家有好几处以托梦的方式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如高马从警察手里逃出来的时候, 他躲在槐树林里, 后半夜突然看到金菊挺着大肚子过来, 说:“高马哥, 俺要走了, 跟你来告个别……”高马便意识到这是“不祥之兆”, 于是, 他决定无论如何, 夜里也要回家看看。再如, 方四婶在监狱里梦见方四叔浑身是血, 站在她床前, 要方四婶给她伸冤报仇, 还告诉她窗台下有二百元钱。四婶惊醒后, 决定回家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窗台下抠钱。诸如此类的描写在小说中还有好几处, 这种写法正好契合了当时大部分农民在思想上还相当迷信保守的现实, 他们相信梦境, 相信预兆, 相信因果报应。也正因为如此, 许多农民才体现出无知与懦弱, 任人宰割、盘剥的一面。读者不禁深刻体会到农民摆脱盲昧的急迫性, 只有这样, 农民才能真正改变自身的命运。

五、虚实相生, 比较对照的写法, 凸显了小说的主题

全书三十几号人物, 有的浓墨重彩、精雕细琢、如高羊、高马, 有的一笔带过, 如高直楞、曹金柱, 还有的人物并未出场, 也无具体语言与行动方面的描写, 而是通过他人之口等侧面描写的方式成为整个故事的关键人物, 如县长仲为民, 若从人物地位上来讲, 他是整个故事矛盾冲突的核心人物, 但小说自始至终没有他的正面描写, 尽管如此, 他却又异常鲜明地存在于读者的脑海之中, 一个官僚主义者的形象被作家鲜活地勾勒出来。

总地来讲, 小说中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群体。在农民群体中, 以高马、金菊为代表为代表的农民, 体现着农村社会的正能量, 他们热情、善良、勤劳、执着, 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他们爱憎分明, 对于亲人, 尽管他们曾经伤害自己, 在关键时刻依然能不计前嫌;面对贪官污吏, 高马明确表示:“我恨你们, 我不恨社会主义。”但并非所有的农民都如高马一般, 方家兄弟身上体现出来的就是残忍、暴虐、自私、自利、狭隘等劣根性。方四叔一死, 他们便立即忙于分家, 且谁也不让睡。最讽刺的一幕是, 金菊提着爹留下来的鞋子, 扔给两个哥哥:“这是咱爹的鞋, 他一只, 你一只!”在人民公仆群体中, 上至纪南城、仲为民、王安、杨助理员, 下至普通警察、监狱看守, 给人的印象就是凶残暴戾、专横跋扈、目无法纪、草菅人命。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对立面。小说写高羊被抓、狱中生活的情景, 就让人感觉到政府的办事人员是如此的蛮横霸道、虚假伪善, 他们语言污秽, 完全看不出半点文明的影子。县长仲为民、乡党委书记王安更是罔顾国家法纪, 一手遮天, 置人民生死于不顾, 完全是社会主义的寄生虫。当然, 从最后法院审判一章中, 我们看到给人带来希望曙光的“青年军官”, 他则代表着社会正义一方的力量, 作家正是想通过他告诉大家:这样的人才应该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旋律。

六、人物语言别具特色

莫言出生于山东高密, 伸手乡土文化的熏陶, 故乡的一切已深入他的骨髓, 成为他创作的不竭源泉。在莫言的小说中, 透露出一股浓郁的地方特色, 文中的方言词语让人有一种走进了高密与当地人聊天的感觉。除此以外, 人物语言非常契合人物身份, 从而折射出人物的性格。如懦弱的高羊在被警察抓捕时有好几次流泪, 每次流泪他总是提醒自己:我只是流泪, 我不是哭。这一传神的心理描写使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形象跃然纸上。在监狱中, 高羊又一次发烧看病的经历, 看到那位女医生, 高羊觉得“碘酒, 特别是高级女人的气味使他感到巨大的安慰”。这是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在遇到他看来的“上等人”对自己的关心体贴后真实内心的写照, 那样的“高级女人”, 那样的“高级面条”, 使他觉得自己的人生都该知足了。读到此处, 不禁让人感觉心酸, 一个善良老实的农民对生活是那样容易满足!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别又是那么分明、刺目!这种描写在小说中还有好几处, 反复用到“高级女人”的字眼, 叫工作人员为“政府”, 这其中的意味是深长的。

篇3：青春之歌的人物关系

首部以青春为主题的主旋律专题片

根据湖南卫视的播出规划，从6月份开始，《党的儿女》在湖南卫视的重要时间段进行轮播，并将从始至终贯穿整个“红色青春季”。

据悉，《党的儿女》由湖南卫视北京节目中心负责制作。之所以选择由北京节目团队来制作这档节目，主要还是考虑到在北京制作专题片具备史料和素材方面的丰富资源优势。北京节目团队也是湖南卫视高端人文节目的主力军，湖南卫视在播的《零点锋云》《锋尚之王》《博物馆奇妙夜》等栏目就是由该团队操刀完成。这也使得《党的儿女》在内容品质上可以得到足够保证。

湖南卫视北京节目中心主任李泓荔介绍，《党的儿女》和湖南卫视“红色青春季”整个基调相同，旨在成为全国卫视中第一个以“青春”为主题解读红色银幕人物的主旋律专题片。

“《党的儿女》的真正诉求是要呈现出红色历史人物在精神层面上所具有的现代特征，能为现在的年轻人所理解和接受，进而起到真正的寓教于乐的作用。”李泓荔说。湖南广播电视台总编辑、副台长、湖南卫视总监张华立也对《党的儿女》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张华立认为，《党的儿女》这部专题片应当和类似题材的专题宣传片的风格截然不同，其基调和表现方式都应当是时尚和轻灵的。

新模式、新角度解构红色银幕人物

依据这个思路，节目团队力图在《党的儿女》制作过程中以新模式和新角度解构红色银幕人物。尝试从历史人物的精神中提炼出具有现代特征的关键词，并以此为视角对人物故事进行全新解读。《党的儿女》在人物类别上不仅包括了真实的历史人物，甚至还有为现代年轻观众所熟知的虚拟影视艺术人物形象，“例如《潜伏》中的余则成，我们就是通过这个虚拟形象来对背后的真实人物与故事原型进行再次解读的。通过这种办法，《党的儿女》中所要表达的精神诉求可以更好的为现代青年所理解和接受。”

为了让《党的儿女》的呈现方式更为生动、好看，湖南卫视还聘请了国内目前最善于讲故事的主持人之一王刚来讲述《党的儿女》中的故事。作为现在湖南卫视节目的标准配置，与受众群体之间的有效互动也是《党的儿女》的必要功课。根据栏目组的相关外延活动筹划，在6月前《党的儿女》的微博将启动，与网友进行各种互动交流，以便了解他们感兴趣的人物话题和评论内容。据此，可以对内容进行微调，并为以后操作类似项目做经验和内容的积累。

“‘让经典与时尚结合，主旋律与潮流互动，青春与红色对撞。’可以将这个理解为《党的儿女》在电视专题片领域最大的创新和特色。”李泓荔说。

篇4：青春之歌的人物关系

故事发生在一位孤寂的女教师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身上。在她早已模糊记忆的生日那天,她的学生们如同天使一般给她带去了惊喜和温暖,让她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欣喜和感动。但她没有想到的是,四名年轻的学生为了得到她所保管的存放试卷的保险柜钥匙,以换掉他们上午失败的考试试卷,而同她做了一个游戏,一个卑鄙的、狡诈的、无耻的游戏。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的理想主义情操和孩子们那与自身年龄不符的残酷、冷漠之间,进行了一场以死亡为结局的较量。她的生命,也在这场游戏中,同无力的游戏结果一起悲惨的终结了。

话剧《青春禁忌游戏》有好多的版本,由于各种客观因素,我看了不止一版。一开始我是对它提不起什么兴趣的,不避讳的说,因为我观看的第一部是由学生组织编演的版本——复杂、凌乱的叙事与舞台。这部话剧无论哪一版本给我带来的整体感觉是,导演机智的将表与演进行了层次的划分,或者说将人物与背景进行了明确的比例分配——演,多于表。粗略看过学生版本的话剧后,我转而去欣赏了国家话剧院版本的《青春禁忌游戏》,这样的紧密对比,让我立刻有了想写剧评的冲动,同时,在国家话剧院成员的演绎中,我被这部剧深深的吸引。

首先,我们对话剧的组成比例进行简单地梳理。

话剧表演重在情节、人物与舞台布景。而在这部话剧中,导演刻意将前后两者简化、淡化,从而将最核心的“人物形象”予以了强烈的衬托。背景上,讲述了固定发生在女教师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家里的故事,舞台的布置相对简单化,既没有场景的转换,也没有过多的布景变化;在情节上,故事一女教师的生日为背景,以取得钥匙为目的,展开了一系列的“禁忌游戏”,相对清晰易懂。而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导演则着重表现,在演员表演的过程中,五个人物的形象从内到外被展现的淋漓尽致。

五名学生带着目的而来,于是他们的动机就成为了整条故事线索的关键。而他们的动机随着他们伪装与隐藏的人物性格,在全剧发生着巧妙的恒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部剧在舞台上非常的灵活富有张力原因——舞台非因事而“动”,而因人而“动”。

接下来我们进行重点的人物分析。

一、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外柔内钢

“哪怕所有人都选择恶,我也要独善其身。因为只有世界上还有一个人说不要恶,善就会最终胜利。”这是对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人性最精辟的一条总结。作为全剧最核心的人物,她从始至终都拥有自己坚守的光芒。在剧中,哪怕是受到深深的感动、哪怕是母亲的康复被作为了诱惑、哪怕是自己的生命遭到了威胁,她对于善的坚守和对于尊严的捍卫没有丝毫动摇过。但最后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为什么还是妥协了?在游戏的最后,瓦罗佳以拉拉的贞洁作为赌注对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进行最后的攻击,她妥协了。然而这样的妥协并不代表失败,她的坚守依然存在且永恒存在着。

剧中,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的外在形象善良、和蔼,眼神中时刻透露出一种坚定。而内在表现出的更是无比的耿直和果敢。作为一位社会大流中普通的女性,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的鲜明形象象征着永恒的坚持与胜利,是相当经典的女性人物形象。

二、瓦罗佳,外善内奸

瓦罗佳,残酷游戏的设计和执行者。戏剧性的是,他原本没有必要参加这场游戏,却最终成为了“恶的操控者”。在整部话剧中,与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形象最相对应的就是瓦罗佳的人物形象了。首先,导演将扮演瓦罗佳的演员挑选为形象极佳,体面高尚的形象,与之后他所袒露的丑恶人性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同时,从人物内在来看,瓦罗佳的思想异样、手段狡猾、内心阴险狠毒,与剧中其他人都形成了极端的对比,使得这样的人物形象更加的鲜明突出,直击话剧关于“善与恶”的人性主题。

三、拉拉、巴沙与维嘉,迷途知返

这三个人物之所以放一起总结,是因为无论在人物成分、人物作用与人物塑造上都有着相同之处。首先,他们是彼此了解的同学,同时共同参与这场“游戏”,说明他们的出发点是相同的;其次,与瓦罗佳相比,他们的生活背景也较为相似。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家庭对于他们抱有同样大的希望和同样重的压力。而且他们三个在人性上与瓦罗佳也有完全不同之处,即他们的本心的善良的,才会在最后得到领悟,迷途知返。

这样的人物设置可以看出导演在构思上的一些技巧:故事情节和舞台布景的简约化着重突出人物形象的展现;正、反、中立的三方位人格设计以小见大映射整个社会的人形结构;三位中立人物的一个个转变,以人物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善良躯体在游戏中灭亡,给观众们带来了心灵的震撼,同时也加深了对人性的思考。

篇5：正青春读吴成伟的人物

写实绘画的经典在于捕捉到了所绘对象的精神所在。吴成伟的古典写实绘画一般都是以静谧的东方年轻女性为形象，通过对人物形象和神情进行细腻的描绘，赋予其东方文化的古典美，因而显得十分贴切。画面中的女子正值青春年少，不仅具有静若处子的古典气质，也具备一丝活泼灵动的现代都市知性气质。他将人物从纷杂的社会中抽离出来，描绘了她们安静的独处状态，还原了女人的柔情。她们无论是在斜倚的瞬间还是矗立着都是静谧的，这是吴成伟一贯的风格，再加上经典的黑白红颜色的使用，使得其更符合个人风格的表达，召唤了其隐藏在浮躁繁华之后最本真的女性美。而采用的超写实的手法也将这种美毫无保留地表现了出来。这种艺术的转化和淋漓尽致地描绘使得其作品既有了自己的风格，同时也保留了女性本身的东方意味。

区别于一般超写实绘画的是，吴成伟并不追求对于人物进行照片式地摹写，而是通过一系列的转化和取舍，通过对于人物形象的打磨塑造，将东方的美学价值观和西方的古典主义风格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符号化的艺术语言。因此，从造型上讲，吴成伟将画面中的人物的一颦一笑都刻画的惟妙惟肖、生动逼真，凸显了吴成伟扎实的写实功底。从色彩上来说，吴成伟的色彩层次十分丰富，用色低调沉稳。如服饰和布面的褶皱处理的十分具有质感，但吴成伟钟情于用红色和白色的对比进行表达，他对这两种颜色有着自己的深刻体会，并将色彩变成表达人物的内心情感的艺术语言。他画面中的红白不艳俗，不沉重，恰倒好处。正如少女的懵懂的内心，热情而纯洁。而从用光来看，画面的光源并不是单一的自然光线，而是经过吴成伟的思考之后在画面中进行了调和，目的是让整体色调更加典雅、柔和细腻，有着一丝朦胧的美。正是这样也形成他独特的艺术语言，这种古典主义中带有着强烈的东方意味的民族风情。

吴成伟以“惠安女”形象为题材的作品同样受到了艺术市场的强烈反响，他在2014年的新近之作《静静地守候》，在2014年嘉德秋拍中以448.5万的高价成交。画面中那美丽的惠安女子一如他既往作品中恬静柔美的女性形象，给人以平和舒畅之感。惠安女是福建泉州惠安县惠东半岛海边的一个特殊族群，她们以奇特的服饰，勤劳的精神闻名海内外。画面中这个水灵的女孩上身穿绣花襟衫，下身着阔大的藏蓝色裤子，具有很强的色彩感染力，吴成伟将惠安独特的服饰传统用精至入微的画笔描绘出来，同时又在这身民族服饰中赋予了一份岁月的沧桑。女孩静静的坐于船头，仿佛在等待着什么，一缕微光照耀过来，圣洁之感油然而生，这种圣洁正是画家要极力表现的东西。画家通过如此高超的技巧，将纯净的美诗意的升华到了一个崇高的境界。女性是吴成伟笔下最常刻画的艺术主体，他以自身对艺术的敏感，遵循客观的描绘，不遗余力的揭示女性那最微妙的美丽瞬间。在吴成伟平静的画面空间中，将人物微妙的内心世界深刻的如此细腻，无疑证明了他在绘画艺术上的很高造诣，其缜密的视觉感知，使得他的作品在同时代古典主义写实流派中脱颖而出。

其实，吴成伟的从艺经历一开始就与古典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在不断学习创作中形成了自己的审美取向，在身处当代语境的强势进程中，他仍然保持了对于写实绘画和唯美主义的挚爱。

篇6：论《母亲大人》中的人物关系

一、婆媳关系

作者在描写婆媳关系时, 多次使用“敌人”、“敌占区”、“入侵者”这样一些极端的字眼来表达母亲对儿媳的切齿痛恨, 说明儿媳在她心目中早已超出平常婆媳间假想敌人的范畴, 而成为势不两立的、真正意义上的敌人。她横亘在儿子和儿媳中间, 处处表现出对儿子——对自己的财产和领地的毋庸置疑的优先占有权。她时时在家中制造敌对和摩擦, 并在与儿媳的争斗中获得极大的精神上的满足, 甚至当后者奄奄一息时, 她还幸灾乐祸地诅咒道:“那个蠢女人就快完了, 用不了两个月, 爱子就会回到母亲房间隔壁那张中学生的小床上去睡了。”当从接生婆口里得知“玛蒂尔德体型不好, 容易‘出事’”时, 母亲由衷地发出“感谢上帝”的感叹。把儿媳视为死对头的母亲, 对她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寡母, 菲丽西泰与儿子相依为命, 对她来说, 儿子是她生命的全部, 她对儿子具有一种永远满足不了的占有欲和精神主宰欲, 时时刻刻把儿子纳入自己的视线所及的范围之内, 象一个幽灵般出现在有儿子气息的角角落落, 甚至为了避免与儿子离别的痛苦, 不惜让他没有工作, 没有娱乐, 没有前途, 没有爱情。“为了不失去他, 她使他变得残缺不全;她之所以能够抓住他, 也正是因为他一无所有。最深爱的儿子成了这种“母爱”的牺牲品, 完全被“热尼特里克斯”的巨大形象压垮。

二、母子关系

作品中, 资本主义对人的物质化渗透到了人物的血液骨髓之中。在这个家里只谈财产, 没有感情。儿子对母亲而言, 是这个世上唯一能抓得住的属于自己的东西, 由此, 不难理解为什么丈夫的死并没有给菲丽西泰带来多大的悲伤, 相反却使她有了自由的感觉, 认为“新生活开始了”, 她只需“清点钱财, 在其中获得无比的乐趣”, 并独占她的宝贝儿子;至于对幼子的病故无动于衷, 甚至暗自庆幸“幸好不是他 (指长子) ”, 那是因为对她来说, 幼子只是普通意义上的儿子, 而长子一出世, 便有了双重的身份:既是母亲的儿子, 更是母亲生活里有了第一件完全属于她自己的东西——第二点对于母亲来说尤为重要。儿子已经由被关爱的对象变为被主宰的对象, 成了母亲私欲下的被占有物——母亲“自己的财产”。在母亲的眼中, 儿媳玛蒂尔德只是个“小小的家庭教师”, 而就是这个“蠢女人”竟试图和她争夺儿子——只属于她一人的私有品。在标榜“人权”的资本主义, 菲丽西泰不具有封建礼教的坚强靠山, 自然无法像焦母一样, 滥施家长做派——没人吃这一套。所以在这场“有你就没我”的“战斗”中, 她一派小女人表现, 通过种种小伎俩离间儿子与儿媳的关系, 好在自己的“功绩簿”上添上一笔:“为了迫使掌管家务的玛蒂尔德下台, 母子俩相约对每道菜都表示厌恶”;菲丽西泰最珍爱的照片, 是儿子婚后一个月, 一位流动的照相师替母亲、儿子和儿媳拍的合影, “在咔嚓一声按快门前两秒钟, 费尔南 (儿子) 撂下妻子的胳膊, 挽起母亲的胳膊”;收到儿子婚后一星期就对新婚妻子抱怨连连的信时, 她“万分高兴, 读了多遍”, “现在还记得其中最美的段落”, 不消说, 自然是儿子数落媳妇的字句。这些, 都是自己的私有品未被他人夺走的证据。

三、夫妻关系

儿子费尔南, 甚至说不清他是否真的爱自己的母亲。在长达五十年的母亲的“统治”下, 费尔南对母亲形成了强烈的依附性, 他的一切都是由母亲掌握的:所有行动受她监视, 全部生活由她安排, 甚至精神甚至感情世界都受她控制。费尔南痛恨这个角色却又无力改变自己, 变成了一个“被五十年来母亲的崇拜所创造出的易怒的老神”。为和母亲作对, 他娶了寄人篱下的玛蒂尔德, “她本该明白, 这个男人把她捡回来, 就仿佛捡一个球, 在母亲降服儿子的这场日常战斗中, 她不过是他手中的一件武器”。而当玛蒂尔德死后, 费尔南对其的爱突然寒冰乍裂般复苏了, 他将妻子的死归罪于母亲。他把母亲“珍爱的”, 象征自己胜利的“幸福时光的纪念品”——三人合影进行了裁剪, 把母亲的部分扔进了废纸篓, 而把妻子的部分珍藏了起来;他搬离了“母亲房间隔壁那张中学生的小床”, 而睡在妻子死去的留有她味道的大床上;他甚至对母亲大喊, 斥责她是使妻子死去的元凶:“你杀害了她, 是你每天一点一点地杀害她。”费尔南没有“孝道”的束缚, 周身只流淌着物质的血液, 在行动上采取最直接、最残酷的攻击, “使他母亲痛苦, 这是他最大的愉快”。资本主义的家庭中, 追求物质的功利目的导致人在处理亲情和血缘关系时, 显得是那样的冷酷、卑鄙、虚伪和猥琐。

莫里亚克说:“至于《母亲大人》, 我承认, 我写了一部非常阴暗的书, 因为我触及一个根深蒂固、极为普遍的病症;证据是我的书中没有比它更常在重罪法庭里提及的了。多少次, 代理检察长或辩护律师有机会指着一个女被告说:‘这是一个热尼特里克斯!’原因在于我所触及的病症与下面这点有关:女人常常在婚姻中失望, 于是整个身心转向孩子, 孩子不得不承受这种受压抑的人——不仅是母亲, 而且也是女人无穷的爱。”他进一步分析说:“这是一种过分的爱。然而我们只有一个字——‘爱’字, 用来表示如此不同的感情;这是一种极其自私的爱, 这是发泄在别人身上的自爱。按这种观点看, 不作自我牺牲而牺牲所爱对象的爱, 我们仍称其为爱, 可这几乎是反作用。”

参考文献

[1][法]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著《热尼特里克斯》.杨维仪译.收录于《莫里亚克小说选》.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 1991.

[2]《莫里亚克小说选》前言, 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 1991.

篇7：浅谈《阿甘正传》的人物关系

关键词：《阿甘正传》；电影；人物

作者简介：周子琳（1986-），女，汉族，辽宁省鞍山市人，辽宁科技大学艺术学院助教，广播电视艺术学硕士，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5--01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这是电影《阿甘正传》的经典台词，曾入选美国电影学会的“百佳电影台词”。这句励志之言，不仅是电影中阿甘的人生指南，更成为现实生活中人们的一针强心剂。每每遇到挫折和迷茫时，这句励志台词，便成了许多人在人生道路上的指引明灯。

人生真是一场奇妙的旅行，你无法预知下一秒会遇见什么人、发生什么事。正是这种奇妙的交织构成了人生中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在阿甘的一生中，经历了太多的过客，比如在车站那些不断路过的听众；而有一些特殊的交错，则成为他人生中最闪亮的记忆。

一、阿甘与母亲

我们从阿甘的讲述中，认识的第一个人物就是他的母亲。那是阿甘人生的启蒙者。她勇敢、坚强、乐观、善良，对生活充满希望，并用自己的行动影响阿甘。为了给他信心和面对生活的勇气，母亲总会用一些特殊的方式为阿甘“解释的明白”，并让他相信自己与别人没有不同。于是，那句经典台词应运而生，伴随了阿甘传奇的一生。尽管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大多数父母更希望孩子健康、快乐就好。对于阿甘的母亲，或许更是如此。她努力营造最好的一切，让他进入和正常孩子一样的学校学习。她怀抱希望却从不奢望，在阿甘的毕业典礼上，她那幸福和骄傲的神情，让人为之动容。阿甘是幸运的，无论怎样漂泊，总是有母亲为他守候。在母亲即将离去之时，她再次用那句经典台词让阿甘理解并接受现实。或许，正是母亲这种“既来之，则安之”的洒脱，造就了一个天生弱智，却拥有人生大智慧的阿甘。

二、阿甘与珍妮

从第一次坐校车认识这位“像天使一样美”的女孩，她便成了阿甘“最特别的朋友”，和一生的牵挂。珍妮不仅是阿甘内心最重要的人，更是阿甘人生的开拓者之一。小时候，在她声嘶力竭的呼喊中，阿甘最终摆脱了矫正器，学会了奔跑；高中时，同样的场景，阿甘“跑进”了大学；参加越战之前，珍妮告诉阿甘“假如有麻烦，不要逞英雄。你只管跑”，让阿甘在一次突袭中捡回一条命，并拯救多名战友。然而珍妮的人生却与阿甘形成强烈的反差。她是那一代叛逆和茫然的代表。童年不幸的经历使她内心深处对生活失去信心，没有目标，毫无归属感。她风雨飘摇，居无定所，盲目的探索和与尝试，使她一步步走向深渊。阿甘是她心灵的港湾，在她累了或者走投无路的时候，她知道，阿甘永远都在等候她。或许在某个时刻，在珍妮的心里，她也曾想过要回到家乡，和阿甘一起共度余生。只是她始终无法面对，也没有信心去面对。在生命的尾声，珍妮终于幸福的和阿甘带着孩子在房前落满树叶的乡间小路散步，找到归属，领悟了幸福的真谛。

三、阿甘与巴布

在通篇布局中，巴布并没有占用太多篇幅，却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相似的场景，相似的情节，相似的语言。和珍妮一样，巴布和阿甘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巴布家族世代为厨，对“虾”无所不知，所以巴布立志退伍后要做捕虾生意，这也为阿甘日后的成功埋下伏笔。巴布在军中与阿甘喋喋不休地说着与虾有关的一切，两人的友谊也在这样的日复一日中逐渐加深。然而越南战场上遭遇突袭，阿甘一次又一次冲回丛林，终于救出巴布。可惜伤势严重，巴布在阿甘的怀抱中牺牲。他最后的眼神和那句“我想回家”给阿甘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促使他在退伍后决定完成巴布的遗愿。

四、阿甘与丹中尉

丹中尉是阿甘的上司，他们认识的时候意气风发，毕生夙愿就是能像祖辈那样，战功赫赫，宁愿战死沙场。然而事与愿违，同样是在那次突袭中，丹中尉的双腿受伤。他本想就此留在战场，却被阿甘救走，致使双腿截肢。丹中尉和巴布也成了阿甘对战争最直观的印象。尽管保全了生命，但却从此一蹶不振。多年后的重逢，丹中尉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英俊、幽默的有志青年，而是靠着政府的救济苟延残喘。他从不想这样没有尊严的活着，然而内心的痛苦迫使他只能选择颓废来逃离现实。在后来一起做捕虾生意的过程中，最终得到心灵的救赎，真实面对自己，并“同上帝和好”。在阿甘人生最重要的时刻，我们终于看到了历经磨难，重新振作的那个顶天立地的丹中尉的回归。他们是战友，是伙伴，更是人生道路上彼此心灵的依靠和寄托，情谊之重，此生无人可及。

五、阿甘与小阿甘

小阿甘是阿甘与珍妮爱情的结晶，他爱这个孩子胜过一切。当他第一次见到这个小天使的时候，阿甘惊喜、激动又焦虑，他担心小阿甘像他一样。听到珍妮说，他是班上最聪明的孩子时，才如释重负。阿甘将毕生所学所得一一传授给小阿甘。我们可以想象，多年之后，他将成为一个聪明、健康、真诚、优秀的人。小阿甘不仅是珍妮生命的延续，更是阿甘精神的延续。

影片弥漫着浓浓的温情和深深的感动。它既展现了人生的不易，普通人的隐忍与坚强；也表达了善良与希望，执着与进取，忠诚与勇敢，并对“爱”做了深刻的诠释，令人回味悠长，带给人们无限美好的憧憬。

参考文献：

[1]戴锦华.电影批评[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S.D.斯科特“. 就像一盒巧克力”《： 阿甘正传》与后现代主义[J].世界电影，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