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调查研究制度（精选8篇）
篇1：产品调查研究制度
我国农机产品质量监管制度比较研究
目前,我国主要有生产许可证、强制性产品认证、国家监督检查、推广鉴定、质量认证等10项农机产品质量监管制度,其基本功能分别是:为贯彻国家产业政策,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协调发展,对涉及保证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体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工业产品的质量安全的实施生产许可证;对涉及人类健康和安全,动植物生命和健康,以及环境保护和公共安全的产品实行强制性产品认证;为控制新产品的盲目发展,提高质量安全和使用性能实施低速货车公告管理制度;对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以及消费者、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的`产品进行监督抽查;根据农业机械使用者的投诉情况和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对在用的特定种类农业机械产品的适用性、安全性、可靠性和售后服务状况进行质量调查;对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的假冒伪劣产品进行查处的产品市场打假;对农机产品“三包”和售后服务质量,解决消费者产品质量问题的投诉监督制度;有政府向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推荐的国家支持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产品的推广鉴定;认证机构证明推荐的符合产品标准和技术要求的自愿性产品质量认证;认证机构证明推荐的符合国际通用质量管理标准的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制度.
作 者：刘旭 马玲娟 作者单位：农业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刊 名：农机质量与监督英文刊名：AGRICULTURAL MACHINERY QUALITY & SUPERVISION年，卷(期)：2010“”(7)分类号：关键词：
篇2：产品调查研究制度
一、质检院内网外网使用者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国家保密局《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互联网保密管理规定》。同时严格执行《电脑管理制度》。
二、加强网络防黄、防黑、防毒的“三防”管理。在计算机上安装代理防火墙和防毒软件，每台机上均安装了防毒、防黄软件，并及时升级，为所内提供一个健康文明的上网环境。
三、对广大职工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遵守文明上网公约，提倡安全上网，并对广大职工的上网进行安全、健康的引导，杜绝违纪违法的不良上网现象发生。
四、院内职工上网必须正确、安全、健康地使用网络进行查阅资料、收集资料、利用资料等。
五、加强对院网站的更新和维护，对网站的电子公告栏、留言版、等交互式栏目进行会员制管理，禁止在网页和个人主页中粘贴、传播各种有害信息，并对一些交互式栏目采取过滤措施，及时删除反动、色情等有害的信息，最大限度地杜绝有害信息在质检所内网络的传
播。
六、禁止利用电子邮件和短信服务发送有害信息及网上泄密，禁止在互联网上下载、传播含有色情、赌博、暴力、封建迷信等不健康的信息。
七、为了使院部的网络畅通无阻，发挥网络的积极作用，具有下列行为之一，将进行严肃处理。
1、查阅、复制或传播下列信息的：
①、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②、煽动抗拒、破坏宪法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③、捏造或者歪曲事实，故意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④、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
⑤、宣扬封建迷信、淫秽、色情、暴力、凶杀、恐怖等；⑥、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
2、访问国家明令禁止的非法网站、国内外的反动、迷信、暴力、色情等不健康的网站。
3、上班在工作时间内在网上进行与工作无关的信息传输活动（游戏、娱乐、电影等）。
八、未经所有关部门同意，院内网及利用资源编制的程序、数据库、文档资料、软件等不得向外交流，不得占为私有。
九、为保证质检院网络安全运行，堵塞病毒传染渠道，外来光盘、软盘、U盘等存储介质上的内容须经病毒检测程序确认无毒后，方可
在计算机上使用。
十、保护院网的设备和线路，不准擅自改动计算机的连接线，不准打开计算机主机的机箱，不准擅自移动计算机、线路设备及附属设备，不准擅自把计算机设备外借它用。
十一、网站建设。院内要指定专门人员加强对院网站的建设与更新，充实院网站。同时按时上传、发布所内的相关资料，及时下载相关文件通知，做到信息畅通、政令畅通。
十二、各部门要加强个人对计算机网络的管理，管理员应经常测试计算机设备的性能，发现故障及时通知网络管理人员。
十三、关于待打印报告的管理：待打印报告为服务器共享文件，为所内用户进行网络打印提供方便，下面为使用者提供几点建议。
1、文件编辑好放入待打印文件夹后，不得修改，以便减少网
络负担。
2、不得将待打印文件夹为自我电脑的硬盘进行操作。
3、文件编辑好后，请在本机电脑做好文件备份，以免造成文
件的丢失。
十四、网站建设由技术质量部负责运行，直管副院长进行管理，由行政事务部负责网站的信息报送。
宁波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篇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研究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历史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经历了一个历史变迁过程。合作化时期是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形成时期。农业合作化经历了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和高级农业合作社3个发展时期。在互助组阶段, 主要通过“私有公用”或公共购买的途径, 满足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要。到了农业合作社阶段特别是高级社阶段, 开始实行“五保”制度,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开始形成。在农村集体和农民自身供给公共产品的同时, 政府也履行了一定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职能。
在人民公社制度下,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几乎全部由公社 (包括下属的大队及生产队) 承担, 广大农民成了大部分农村公共产品的生产者和成本承担者, 人民公社或生产大队代为农民统一表达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农村公共产品主要依靠制度外筹资。在农村公共产品的管理与监督方面, 这一时期基本上是公社内部 (包括下属队) 的自我管理、自我监督。
改革开放后,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本质上依然是农民“自给自足”。农民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表达, 但行政主导的决策机制依然是自上而下进行。在农村公共产品筹资方面, “三提五统”成为这一时期的制度外资金来源, 农民负担转为显性。在供给主体制度方面, 由于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财力有限, 大部分农村公共产品只好依靠农民自我供给。在供给决策制度方面, 虽然农民对公共产品的主动性需求大为提高, 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却不是根据农民真实的需求表达, 而是根据农村基层政府官员的政治需要。在农村公共产品筹资制度方面, 由于乡镇财政筹资能力非常有限, 通过制度外筹资成为必然。在农村公共产品生产、管理和监督制度方面, 这时期的管理和监督主体相对多元, 同时也出现了乱收费、乡村负债加大、农民负担加重等问题。
农村税费改革时期,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出现了局部调整, 但全新的供给制度尚未形成。[1]通过农村税费改革, 制度外筹资的“口子”被堵上了, 农民负担切实降了下来, 但农村公共产品的资金来源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使得农村公共产品的供需矛盾更为突出。这一时期地方政府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能力明显不足, 为此, 中央政府逐步加大了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责任, 其他供给主体的作用更加凸显;中央与省级财政投入逐步加大, 村内部部分公共产品采取“一事一议”向村民筹集;农民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重视, 但在农村公共产品决策方面, 自上而下行政命令式决策机制仍占主导地位。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存在的问题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 实质上是如何在农村地区配置社会公共资源。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既存在总量不足问题, 也存在结构失衡问题。由于长期以来实行城乡有别的倾斜型发展战略和政策, 因而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城乡有别的差异性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各级政府重点把社会公共资源用于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 由此造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具体而言,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权责失衡
按照公共财政理论, 应根据事权与财权对应的原则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责任。我国《宪法》赋予了乡镇政府广泛的事权, 但其财权却极为有限。关于村组织的事权,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调节民间纠纷, 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由于村民委员会不是一级政府组织, 没有税收权利, 其所需资金通过“费”的形式解决。由于基层政府及村委会在与上级政府的博弈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 因而上级政府往往借口财力紧张、财政支出压力大而层层下放事权, 转移财政压力, 结果导致基层政府事权大于财权, 承担着许多应该由上级政府承担的支出。目前, 农村公共产品主要由基层政府负责提供, 但由于基层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 迫使基层政府无形中将部分本应由政府负担的职能转嫁给农民, 通过向农民收费来提供农村公共产品。这种制度外筹资虽然有效地弥补了地方财政收入的不足, 但它剥夺了农民的国民待遇, 加重了农民负担, 并使农村公共产品应主要由政府提供转变为事实上的主要由农民自身提供。长期以来, 城市居民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种公共产品, 而农民还得为其享受的公共产品付费。由于长期对农村公共领域投入的不足, 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2]大多数农民几乎享受不到诸如供水、供气、公共下水道、路灯、公共汽车、公共卫生防疫、污水处理等公共产品的消费。截至2005年, 全国有50%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 60%的农民没有合格、卫生的厕所, 7000万农户住房需要改善, 1.5亿农户需要解决燃料问题, 6%的行政村未通公路, 2%的行政村未通电, 6%以上的县没有标准的污水处理场。
2.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 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求结构失调
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目前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仍然没有突破以行政计划手段强制性供给的弊端。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是根据农民的需要来决定, 而是完全采取“自上而下”的决策和供给路径, 由上级政府或当地政府的决策者根据“考核指标”、“政绩”、“任期”的需要安排供给。在这种决策机制下, 政府对公共产品的供给偏好代替了农民的需求偏好, 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农民的需求, 而是上级的行政命令。对农村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提供多少公共产品, 都是由上级政府决定。由于信息的不充分和非对称性, 政府难以准确掌握农民对公共产品需求的真实信息, 这就必然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能很好地反映乡、村社区内部农民的需求, 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求结构失调。一些易出政绩的公共产品过量或超前供给, 而许多见效慢、具有战略性的公共产品则供给严重不足。具体而言, 农村公共产品供求结构失调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如大型水利灌溉设施、大型农用固定资产以及良种的培育、全国性的市场供求信息等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缺乏。二是涉及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3]相对而言, 农村的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处于落后状态。由于这些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短缺, 导致农民总体素质较低, 吸纳科学技术的能力较差, 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逐年增多, 农民身体素质下降, 农村的生态环境恶化迅速。三是农民较少需求的公共产品供给过剩。如一些农村地区大力兴建楼堂馆所、歌舞剧院等, 导致这些公共设施的利用率极其低下。四是部分公共产品的提供损害农民利益。如由于政府决策失误, 影响了农村资源的有效配置;“豆腐渣”工程的出现, 导致资源的严重损失与浪费。
当前,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问题的存在有其深刻的根源。一是在于基层政府与农户目标函数的不一致。基层政府的目标函数主要是追求公共机构及领导者的效用最大化, 从而以行政命令决定农村公共品供给, 而农户的目标函数主要是改善自身的生产生活条件。基层政府与农户目标函数的差异必然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求结构的失调。二是在于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缺失。实践中, 由于村民委员会无权抵制基层政府强制下达的各种达标指标, 使农户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意愿难以表达;另一方面, 基层权力机关对基层政府的行为监督不力, 使基层政府可以擅自动用公共资源, 以体现领导者而不是农户的偏好。
3.农村公共资金管理混乱, 公共资源的使用过程缺乏有效监督, 导致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
一是涉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部门多, 资金投入分散, 部门之间政策不配套, 影响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二是制度外资金账证不全, 监督成本过高, 导致农村公共资金缺乏有效监督。三是农村公共资金使用透明度不高, 资金被滥用、挪用甚至贪污的现象比较普遍, 造成极大浪费。四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中间环节多, 公共资金被层层“拔毛”, 公共产品被层层加价。由于农村公共资金的收取和使用缺乏严格监控, 容易出现资金使用上的无效, 导致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更加短缺。
4.城乡非均衡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安排, 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和在某些方面显失公平
改革开放以来, 虽然财政支农支出的绝对数连年增加, 但所占比重却一直在下降, 对农村带有歧视性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公共产品供给上的不公平性主要表现在:一是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公平性。[4]在公共产品供给上, 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待遇存在巨大反差。在城市居民享受着优越的市政基础设施条件、发达的交通、良好的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的同时, 农村居民却无法得到等质的公共产品供给。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远远不如城市的状况下, 农民还得为享用这些公共产品付费。二是农村各地区间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公平性。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缺陷, 出现农村公共产品在不同地区供给的不公平性。经济发达、地方财政收入充裕的农村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相对充足, 其他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则严重不足。三是城乡公共产品负担成本的不公平。城市公共产品供给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预算安排, 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所需资金主要由农村基层和农民来分摊。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国际做法及经验
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面临的种种问题, 说明其有完善之必要。在此方面, 我们不仅要立足本国现实, 而且要借鉴其他各国的做法及经验, 从中提炼出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就美国而言, 农村公共产品是由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提供的。美国政府通过对农业的立法管理、政策指导、对农业的保护及扶持政策来确保农业的稳定与发展。美国政府还通过农田水利等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 为农业的发展提供基础条件。通过农业保险以及对从事农业保险业务的机构提供保费补贴等措施, 以实现对农业的保护。美国政府十分重视农业的教育、科研和培训推广工作, 各级政府用于这些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加。
欧盟国家农业的发展与各国政府大力支持农业科研与教育具有必然的联系。如法国政府对农业技术教育、农业研究和技术支持、就业前学徒培训和就业后继续培训等投入了大量资金;意大利实行以政府领导为主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英国实行各级政府协作推广的管理体系, 并运用法律手段促进农业技术推广。为了确保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欧盟建立了农业指导与保证基金、地区发展基金、社会基金等, 分别用于资助农业经营投资、给予自然条件不利地区的补贴、为最贫困地区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人员培训计划和就业计划等。欧盟国家还向农民提供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公共产品。
日本政府十分重视土地改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农业科学技术等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 这对农业的稳定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 日本政府还建立了统一组织和指导的且相当完善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实施了农村与城市一体化的义务教育制度,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由各级政府共同分担。日本政府还建立了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农民享受的社会保障大致与城市居民所享受的社会保障相同。
发达国家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做法及经验, 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一是要注重加强确保农业稳定发展的农村公共产品建设。具体包括提供农业保护政策、提供良好的农业基础设施和建立完善的农产品市场等。二是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 尤其是中央和省级财政应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比例。三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基本思路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先行一步, 建立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主要是优先考虑加大扶贫力度, 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四是要重视环境保护。为此, 要尽快完善农业环保法规体系, 依法对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予以处理。要增强群众的环保意识, 积极开发和推广污染防治技术, 确保环境保护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技术支撑。[5]
四、重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对策选择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缺陷及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 限制了农民消费需求的实现, 降低了农民的消费效用, 影响了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展, 增加了农民负担, 妨碍了农村的发展。因此, 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势在必行。中国农村地区范围广阔, 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 政府财力有限, 这是我们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建设方面面临的现实。因此, 在现实条件约束下, 要将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结合起来, 构建合理有效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 为保证公平有效地提供优质足量的农村公共产品,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需要发生全新的变迁。原来那种“农民代替政府出资, 政府代替农民决策”的状况必须改变, 取而代之的是以政府为主的多元供给主体制度、以财政为主的多渠道筹资制度和多样化的供给方式以及充分尊重农民“话语权”的决策制度等构成的一个全新的供给制度。
1.建立城乡统筹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变农村公共产品的体制外供给为体制内供给, 使农村居民在公共产品享用上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大体均等的待遇[6]
长期以来实施的重工轻农政策, 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同时也形成了城乡有别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农村在很大程度上实行的是以农民为主的“自给自足”型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农村公共产品大多由农民自己提供, 导致公共产品数量短缺、质量不高。要改变这种现状, 必须摆脱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城乡居民社会权益“天然有别”的思想观念束缚, 加快政府职能的转换, 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彻底改变“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安排, 从根本上改变这种非均衡的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建立城乡统筹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以实现两种供给制度的并轨为目标, 以坚持城乡供给的统筹为原则, 对城乡供给逐步实行统一筹划、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待遇。为此, 必须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 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加大财政对农村地区公共领域的投入力度, 重点保证农村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服务等关乎民生的公共品和全国性的农村公共品 (如农业技术推广、农业信息网络等) , 以及区域性公共品 (如河流治理、病虫害防治等) , 强化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保障责任;要进一步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 扩大省直管县改革试点, 扩大基层财政在分享税收收入中的比重, 确保基层政府有与其事权基本对应的稳定收入来源;要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 加大对农村地区, 特别是落后的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 增强其公共保障能力;要建立城乡一体的公共产品供给格局, 还应以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为突破口, 破除各种体制性障碍, 实行以职业划分农业与非农业人口, 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与农村人口的户籍管理制度, 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平等的行业进入制度, 城市务工农民在医疗卫生、子女上学和社会保障等方面, 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
2.构建多层次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7]
要按照事权与财权统一的原则配置公共财力, 使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所拥有的财力与其公共产品供给责任相适应。在各级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职责划分上, 对于农村基础教育、卫生防疫、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大型水利工程、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全国性的农业病虫害防治等, 由于其受益范围并非局限于农村区域, 应由中央政府提供。中型水利工程、乡村道路、农村电力、通讯、农业科技教育与推广、市场开发及提供市场信息等农村准公共产品, 不论纯粹由政府供给还是纯粹由农户私人供给都难以实现有效供给, 应选择政府与私人混合供给的模式。能够使跨区域受益的农村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承担为主, 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协调和给予财力上的补助。村委会负责提供村落范围内的农村公共产品或服务。要发挥好民间组织在公共产品供给上的作用, 借助于民间组织提供满足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民间组织作为供给主体, 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及质量等由农户自主决策, 成本由农户共同承担。各级政府可通过精心策划和宣传, 以及提供补贴、奖励等优惠政策, 引导、支持、鼓励、吸引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积极参与, 并积极引导、帮助、支持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形成一种稳定的或制度化的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机制。
3.形成公开、透明和民主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
公共决策本质上是关于社会价值的一种权威性分配活动。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结构性矛盾, 反映了公共决策不民主而导致的社会资源配置不当。因此, 要使农村公共产品供求结构吻合, 必须解决农村公共产品决策权的配置问题。农民是农村公共产品的消费主体, 他们最知道合适的公共产品的数量、质量和结构。针对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决策机制不能真正反映农民需求的现状, 必须建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 将公共产品的选择权交给需求者, 让农民参与到决策中来, 以充分反映农民对各种公共产品需求数量及质量上的差别。要在建立完善的村民委员会和县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 建立农村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和决策监督机制, 使农民对本社区的公共事业建设有表决权, 借此保证在公共产品提供方面, 能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 提供广大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 并对政绩性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实行严格抑制, 以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 减少供给成本。要积极培育农民的现代公民意识和民主法制意识, 积极引导和鼓励农民参与农村公共事务决策活动, 强化对公共事务的监督管理, 增强农村公共事务的民主性、公开性和透明性, 使农村公共资源的分配使用置于基层民主的监督之下。
4.实现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与生产的适度分离
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分为政府供给、市场供给、政府与市场共同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是主渠道, 但政府提供并不等于政府直接生产。国防、社会治安、义务教育、消防服务等可以实现政府提供与政府直接生产的统一, 但除了这些少数涉及国家整体利益和国家安全的纯公共产品需要由政府直接生产外, 大量的公共产品都可由私人生产, 然后由政府采购, 并由政府向社会提供。在农村公共产品领域, 做到政府提供与公共产品具体生产适度分离, 在坚持政府供给为主渠道的基础上, 积极鼓励市场供给和政府与市场混合供给的方式, 可以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数量。如在农村科技推广、科技培训和初、高、职教教育以及农村医疗卫生等方面适当引入民间资本,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政府提供的不足。
5.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关法律、法规
由于农民是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 因而只有通过法律的规定, 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法律化、规范化, 才能切实保障农民的切身利益。就目前而言, 不仅要加快修订旧的相关法律、法规, 而且还要细化、完善并制定、出台新的有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法律、法规。具体而言, 一是要积极稳妥地改革现行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 促使“农民”向“全权公民”身份的转化。相对于城市居民来说, 农民是属于“权利受限”的公民, 政府为公民提供的公共产品, 农民在事实上是不能完全享受到的。农民的权利受限, 导致其发展的机会受限和相对贫困。因此, 必须依法保障农民的“国民待遇”, 使之成为平等的“全权公民”。二是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保障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与供给质量。当前农村公共产品非常匮乏, 基础教育、水利设施、公共治安、道路交通、污染防治、文化生活等方面, 无论数量还是质量, 都无法满足农民的实际需要。要有效地保障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政府除了加大投入外, 还必须通过法律上的严格规定, 明确相关主体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法律责任。三是完善村民自治的相关法律制度, 进一步保障村民自治的有效落实。应让村民委员会独立处理本村公共事务, 将乡镇与村委会的关系, 规范到“指导、支持和帮助”的关系上来;针对乡镇政府实际掌控村级事务的情况, 应该制定相关的法规, 防止乡镇借“一事一议”的形式向农民乱摊派;进一步规范“两委会”制度, 完善村级办事程序。通过制度上的创新与完善, 推动农村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 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更好地适应农民的需求。四是依法调整乡镇政府的事权, 使乡镇政府从全能型政府转变为真正的“有限政府”, 从管制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 从而为农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得到不断完善, 但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仍然面临不少的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 必须建立城乡统筹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构建多层次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构建公开、透明和民主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 实现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与生产的适度分离,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关法律、法规。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供给机制,决策机制
参考文献
〔1〕樊丽明, 石绍宾.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品供给格局分析[J].财政研究, 2007, (05) .
〔2〕贾康, 阎坤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研究[J].财政研究, 2007, (05) .
〔3〕刘增, 陈敏生等.公共产品供给的法治保障[J].海峡科学, 2007, (04) .
〔4〕屈群苹.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问题的思考[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07, (03) .
〔5〕何丽双, 林木西.发达国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经验与借鉴[J].经济纵横, 2007, (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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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农村公共产品制度化供给研究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化
中图分类号：F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1010602
农村公共产品是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及农民生活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普遍存在的投入不足、效率低下及供需结构失调的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对此，分税制改革后基层财、事权不对称，基层财力过弱、负担过重是多数学者针砭的对象。 而集中化的财政体制和低效的转移支付并没有弥补基层财、事两权不对称的弊端。 目前基层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和决策机制本身的缺陷也进一步加剧了供给的困境。 此外，制度变迁的视角看到了因家庭承包以后的制度安排不适应新的农村环境和制度环境，引致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
这些论断无疑敏锐地指出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困境的症结，并提出了具体解决方案。但是，这些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怎样为农村提供长期且稳定的公共产品的问题。要走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困境，根本在于对现行农村公共产品进行制度化改革，使公共产品供给这一行为普遍地被制度制约并逐渐定型化与模式化。这是彻底摆脱困境的逻辑，也是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长远之计。
1地位特殊——特定场域的特定性质
农村公共产品除了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基本特征之外，因处于农村这一特定的场域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设计首先要建立在认清农村公共产品的特性的基础上，使其适应当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发展农业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1）农村公共产品具有分散性。不同于城市的密集化和中心化，农村社区因处于中国行政区划的最底层而本身就具有边缘性，农民居住分散，农业属以家户为单位经营的弱质农业。因此农村所需的公共产品必须较为均匀地分布在各个村落中，使每个村落的农户都能享有基本的公共产品。这决定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需要高度统一布局、科学规划。同时我国农村地域广袤，各地发展极不均衡，东、中、西部不同省市下的自然条件、农民收入水平各不相同，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类型和数量要求差异巨大，这又决定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需要引入村民制度化参与以保证符合真实需求的供给。
（2）农村公共产品具有综合性。有别于城市的生产区与生活区的明显分离，农村农业生产和农民日常生活是一体化的，生产和生活所需的公共产品相互交错，密不可分。道路、供水、电力和通讯网络在服务于农业生产活动的同时也是提高村民生活质量的必需品；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建设是农民目前和将来生活的基础。因此，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涉及到电力、交通、自来水、文教卫等大量部门的协作互动，必须由政府带动，多方并举，综合协调。这就需要将其纳入政府制度内的财政支出，由政府牵头、各级各部支持努力，以保证供给产品的数量、质量和有效性。
正因为农村公共产品处在农村这个特殊的场域中，因而需要制度化的供给渠道来保证供给的常规性。然而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缺位，供给效率低下。纳入政府财政的制度化供给不仅能改善目前因供给资金短缺、供给主体缺位而导致的农村公共产品稀缺状况，而且能对长期的供给起到系统安排和科学规划的作用，从而提高供给的效率和效益。
2主体缺位——效率低下的产品供给
农村目前的供给主要表现为以上级政府转移支付、基层政府制度外支出与农民“一事一议”相结合的供给方式，多头主体下暗含着主体缺位的事实。由于没有制度化的投入规划和财政支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管束行动模式和行动程序的一套行为准则，供给效率极其低下。
（1）非规范的转移支付削弱了支农资金的有效性。规范化的转移支付的应以“标准支出”与“标准收入”为基础来确定。然而由于基础数据的缺失及准确测量的不可能性，加之因尚未明确划分政府间事权而难以确定基层农村实际的“标准支出需求”，导致了有限的转移支付资金的结构不合理，重点不突出，甚至被挪用、流失，从而导致供给短缺。并且，以转移支付方式划拨的专项支农资金的安排缺乏系统性和全面规划，这就导致各地享受到的支农资金数额不平衡、不稳定。各基层政府也无法以上级规范化的转移支付标准为参考来编制本地公共产品供给的长期预算与规划，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确定性。
（2）“项目供给”的非长期性降低了产品供给的稳定性。这种供给方式往往是临时或暂时地“一次性”投入，临时的立项使投入于公共产品的公共财政覆盖的范围、领域及数量缺乏规定性，丧失了对地方政府这一供给者的约束机制和激励结构。并且，这种方式赋予了政府官员拥有选择上何种项目的权力，致使并非亟需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出现成为可能。同时由于缺乏规范，不论政府自身还是民众都无法通过熟悉公共产品供给的法规或规定来对公共产品供给项目的内容、进程、目标及其资金使用效率等予以监督，因而无法保证定期地向固定的对象提供正常需要的公共产品。
（3）“一事一议”的非正式性提高了产品供给的困难度。这种随意性较强的办法在目前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来规范应由农民筹集资金或劳务的项目。加之农民是在对“一事一议”缺乏充分了解与明确认识的基础上，被强制性地推入到上级政府制定的“参与”的渠道，而非在农村的生产力与村民意识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的自发性变迁，因此目前我国农民的居住分散、各自经营、自谋农产品销路等特点就必然导致农民对其他人的不信任、不依赖，从而导致合作的困难，使得村民大会召开难、意见统一难、决议执行难，最终导致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难。
很显然，由中央政府“拨一点”、地方财政“挤一点”、农民自身“凑一点”三者相结合的“凑米下锅”的供给筹资方式，使供给不规范、不稳定，从而导致公共物品供给短缺、效率低下。那么，必须有一种制度化的解决方案来改变目前的非程序性、非常规性的非正式供给局面，为农村带来充足、持续、稳定且高效的公共产品。
3制度化供给——走出困境的制度创新
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化能厘清公共产品供给主体与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使之规范化和法制化，是制约供给者和供给对象的各种行为目标与行为选择的一种重要机制，使供给行为的定型化与模式化。正如亨廷顿所说：“制度化是组织和秩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 只有通过法律、法规或规章条例的形式，对公共产品的项目、内容、进程、目标及其资金保障等予以明确的规定，使其决策和投入使用都符合一定的程序和逻辑规则，才能使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享用和监督有据可依。
（1）制度化供给首先要有短、中、长期的制度规划。科学的制度规划必须建立在认清现实的基础之上，正如本文开始提到的农村公共产品具有特殊的性质，制度设计无法离开这些特定的制度背景。制度设计没有全国统一的模式，必须结合各地农村的自然条件、土壤状况、种植习惯、河流分布、风俗人情以及农业的集约化和分散化程度，因地制宜地设计出最适于各地供给对象所需要的制度。同时，中长期规划要求设计者通过对目前的公共产品的盘存从而充分认清有待提供的公共产品的结构、数量与顺序，基于现实主义的原则做出与实际情况相符合的制度规划，杜绝不切实际和好高骛远，逐步推进公共产品的制度化供给。
（2）制度化供给要求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纳入政府财政体系。根据公共产品的性质以及财权、事权合理安排各级公共财政在支付农村公共产品中应当承担的比例和范围，或者公共产品支出必须占GDP的比重，并制定具体的、更具操作性的实施办法,规范政府投入行为。统一预算、统一编制、统一管理，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全面纳入到公共财政支出的体系内，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予以明确，使监督和监管有章可循，从而将彻底改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缺位的问题，解决转移支付过程中一直一来无法解决的资金流失和失效问题，使县乡政府不再依靠寻求制度外收入勉强提供公共产品，也使农民走出筹资筹劳的沉重负担。
（3）制度化供给要求做到决策程序化和规范化。建立专门的决策部门，采取上级政府定出决策方向与农民参与合理表达需求相结合的决策制度。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要么是依靠上级政府自上而下地发布“命令”，要么是村委会临时组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进行决策，决策主体不明确、不固定，这不仅导致决策的极不稳定和不规范，而且使责任扩散，问责无门。因此要规定具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部门作为首要负责部门，这样可以保证供给决策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建立“政府定出方向——农民参与讨论（或听证、表决、投票等）——政府反馈吸收——做出合理决策”四部曲的决策程序，提高决策的有效性与民主性。
综上所述，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化能促使政府和农民双方认定行为的合理性，也使公共产品供给这一社会行动具有可期望性。对于公共物品供给者而言，制度化能给供给者提供规范、规则，实现义务与权利双方面的保障；对于供给对象即受益人而言，也有章可依，可获知自己应当获得哪些权益、享受什么公共产品，通过哪种合理的方式对自己享受的公共产品付费，从而可以“合法”、“合理”地享受或争取应当获得的权利；对于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建设而言，制度化带来的稳定、长期、规范化的公共产品供给无疑会起到巨大的基础性推动作用。
篇5：不合格产品和退货产品管理制度
依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
目的：加强不合格产品和退货产品的管理，避免购进、销售不合格产品。
试用范围：不合格产品、退货产品的管理 内容：
1、验收过程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验收员不得验收入库，应将不合格产品存放于待处理区内，并填写《不合格产品处理记录》，说明不合格的具体情况,报质管员。
2、在储存或销售过程中发生质量问题的不合格产品或退货产品，应立即停止销售，由质管员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确认并签具意见后报药店经理审批。经确认后的不合格产品应及时移入不合格产品区，不得继续销售，若为假劣产品应及时报告当地药监部门并做好销售后质量跟踪和追回工作。
3、不合格产品的销毁：
经确认的不合格产品应填写《不合格品处理记录》，报药店经理审批后按有关程序进行处理。
篇6：产品管理制度
不得向无证企业或个人采购农资产品。
2、采购农资时，应当按照国家相应的农资产品包装、标签和说明书等管理规定，查验产品包装、标签、说明书、生产日期，索取相应批次的质量检验合格证以及有关登记、批准证明文件复印件（须加盖公章）。对经查验不符合规定的农资，不得入库，并做好退货处理记录，发现假冒伪劣商品应立即向XX县（区）农业局报告。所购产品信息必须纳入农药监管信息化管理系统。
3、对供货商资质和产品证明核实无误后，应索取进货发票，进货发票应注明进货时间、产品名称（产品通用名）、规格、批次、数量、供货商及其联系方式等内容。
4、必须向农资购买者出具发票或销售凭据，销售凭据应当如实注明售出产品的名称、数量、销售时间以及购买人和经营单位名称等信息，必要时，还应根据实际情况当出具使用指导意见和注意事项。
5、所有产品均应按进、销货日期依次记录并建立进货、销售台帐。进销台帐内容包括：
进货日期、供货商、商品名称、商标、规格、进货数量、生产单位、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登记证以及销售日期、购货单位、规格型号、销货数量、保质期等。
进、销货凭证、证明文件资料分类保管，台帐至少保存两年。
篇7：产品等级复检制度
为了保证100%出厂合格率，作好产品质量把关，产品出库打包前需再次复检。具体做法如下：
1．由技术质量部负责产品复检及等级判定工作；
2．销售部负责产品退库并与生产部办理入库单更正手续。
要求：
1．打包监督员发现产品质量有问题，应立即安排停止打包，并及时与销售部取得联系，由销售部负责填写《复检申请单》；
2．技术质量部在接到《复检申请单》后，检验班长立即组织复检，并根据公司内控标准判定等级，决定是否更改等级。更改办法如下：
（1）重新填写传票并更改等级，由成品检验员签字；
（2）更改办法按《关于产品标识的规定》执行；
篇8：产品调查研究制度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由律师拉尔夫发起运动, 呼吁国会建立汽车安全法规。在他的努力下, 美国国会制定了《国家交通及机动车安全法》。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正是在该法当中得以首次确立。目前, 除美国外, 世界上业已建立了缺陷汽车召回制度的国家还包括英国、法国、日本、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等。2004年3月15日, 我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制定并颁布了《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该《规定》已于2004年10月1日开始实施, 标志着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在我国的正式建立。
一、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的概念及法律特征
(一)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的概念界定
根据《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 缺陷是指“由于设计、制造等方面的原因而在某一批次、型号或类别的汽车产品中普遍存在的具有同一性的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 或者不符合有关汽车安全的国家标准的情形”。这就至少包含两层意思:其一, 汽车召回领域所指称的缺陷绝非个别存在的、一般性的, 而是特指系统性的缺陷, 即某一批次汽车产品中普遍存在且具有同一性的不合理危险;其二, 此处的“缺陷”不仅包括实质意义上的“不合理危险”, 也包括形式意义上的“不符合有关汽车安全的国家标准”, 在判断标准上兼容了“不合理危险”标准的涵括性与国家安全标准的易判定性。
通过以上对于缺陷涵义的分析, 笔者认为所谓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 是指制造商在获知其制造或进口的某一批次、型号或类别的汽车产品由于设计、制造等方面的原因而普遍存在具有同一性的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时, 有义务及时向政府主管部门报告, 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主动或者在主管部门的强制指令下选择修理、更换、收回等方式有效消除汽车产品缺陷的制度。
(二)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特征
1.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法律关系的主体具有多元性
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法律关系的参加者。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法律关系的主体具有显著的多元性, 它既包括作为召回义务主要承担者的汽车制造商, 又包括承担配合、协助义务的汽车销售商、租赁商以及修理商, 还包括兼享有召回请求权与负有配合召回义务的汽车消费者 (车主) 。此外, 对整个召回享有监督管理职权的政府机关也属于召回法律关系的主体范畴。
2.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的宗旨具有多层次性
根据《规定》第一条之规定,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的宗旨可归纳为以下三项:第一, 保护汽车消费者人身和财产安全。相较于制造商, 无论是从经济实力、信息能力上看还是从诉讼能力及影响立法的能力上看, 消费者均明显处于弱势地位, 因此, 保护消费者就是保护弱者, 保护消费者就是保护市场乃至正义。第二, 维护汽车市场秩序。良好的市场秩序是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前提, 汽车领域召回制度的设立, 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规制其产品质量低下而又对消费者不负责任的汽车企业, 促进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 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发生。第三, 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社会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的有效维护是设立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 也是该制度的终极目标与最高价值指引。
3.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的程序具有法定性
《规定》不仅对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法律关系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予以明确的实体性规范, 而且细致地规定了汽车召回的具体程序环节, 涉及缺陷汽车产品报告、调查、鉴定、备案、公告等诸多方面。《规定》第五章、第六章还分别以专章规定了缺陷汽车产品主动召回程序与指定召回程序。由此可见,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的程序具有法定性。
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的法经济学分析
1.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何以可能
“当一个个体的行为给其他不相关方当事人带来成本或者收益, 但是该个体在作出决定时并没有将这些外部影响考虑进去时, 外部性就产生了。”传统福利经济学认为, 外部性有正负之分, 负外部性是指社会成本大于个体成本, 社会收益小于个体收益的情形;而正外部性恰恰相反。基于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假设, 市场主体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 往往倾向于转嫁外部成本, 给社会带来负外部性, 导致社会总成本的增加和社会整体福利的下降。缺陷汽车产品制造商在汽车交易过程中一般不会将缺陷汽车产品的负外部性考虑在内, 因而缺陷汽车产品总是以正常交易价格进入消费领域, 但却并不具有其应有的产品功能, 特别是安全保障功能。缺陷汽车潜在的不合理危险不仅时时威胁着汽车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而且对社会不特定公众安全构成潜在威胁。换言之, 缺陷汽车产品在无形当中引发了社会成本, 给整个社会强加了一定的负外部性。而由这种负外部性所生发的市场失灵, 乃是市场的固有缺陷所致, 仅仅依靠于市场机制本身显然是无法克服的, 这就往往需要国家建立相应法律制度进行适度干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正是基于这种制度需求应运而生。
2.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何以有效
对缺陷汽车所引发的负外部性的克服,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首先是通过法律所特有的权利义务配置功能实现社会成本内部化。召回制度以国家立法的形式, 强制赋予汽车制造商召回义务, 并使其承担召回所引发的经济成本, 从而达到迫使制造商承担这部分理应由其承担的成本。其次, 退一步而论, 即使社会成本在实际上可能无法弥补, 但也必须通过惩罚来使违法者付出代价, 以使其慑于法律的惩罚, 而惮于因自己的行为而发生社会成本, 这更多的是从防患于未然的角度考虑。第三,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作为一项产业政策而言, 可以通过企业破产兼并重组等方式优化产业结构, 在产权分割和重组的过程中实现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 提高汽车产业技术水平, 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 进而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汽车产品质量整体水平低下的现状, 最终提高社会的总体福利。
(二)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的经济法分析
1. 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的经济法定位
首先,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符合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原则, 体现经济法的基本价值追求。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经济法社会本位原则的核心, 亦可以说是经济法的根本使命。无论是保护消费者群体权益还是维护汽车产品市场秩序, 抑或是维护公共安全与公众利益,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设立的宗旨归根到底都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这就显著区别于以个人为本位的民法与以国家为本位的行政法。
其次,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法律关系属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畴。笼统地讲,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正如前文所论证的, 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逻辑起点即在于市场失灵 (负外部性) , 且这种市场失灵通过市场机制自身难以克服, 故而需要国家干预的介入。由是观之,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法律关系属于典型的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
最后,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法律规制特点与经济法调整方法的特点相契合。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本身即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制度设计, 同时根据《规定》, 当汽车制造商逃避召回责任时, 政府监管部门有权强制指令召回, 甚至对其作出法律上的制裁。这种预防与惩罚并举的法律规制方法, 完全契合了经济法调整方法所具有的事前与事后相结合的特点。
2. 将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法律制度定位于经济法的现实意义
第一, 有利于明确召回法律关系各方主体的职权、权利和义务, 特别是有利于明确汽车消费者的配合义务。既然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属于经济法的范畴, 体现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原则, 那么, 我们就应当意识到缺陷汽车产品威胁的不仅仅是某个特定的汽车消费者, 而是整个消费者群体, 乃至全体社会公众。既然缺陷产品所侵害的法益已经超越于一人一车之安全, 那么当制造商启动召回程序时, 缺陷汽车产品的消费者就理应履行配合义务。当然, 需要在此说明的是, 现实中一般情况下汽车消费者是乐意配合召回的, 但依然不排除存在某些以汽车为营利工具而又心存侥幸的车主, 因顾虑召回所耗时间成本而拒绝履行配合召回的义务。
第二, 有助于理解我国现行《规定》对违法制造商承担指定召回责任方式的特殊规定。根据一般行政法理论, 行政行为具有先定性特征, 即行政行为一经作出, 行政相对人无论是否有异议都必须全面履行。然而, 根据《规定》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汽车制造商对主管部门作出的指定召回决定等具体行政行为有异议的, 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且在此期间, 可以暂不实施召回, 仅需履行停止销售该缺陷汽车产品之义务。这显然是对通常意义上的行政行为理论之突破, 需要我们在经济法特定语境下结合经济法责任的综合性与灵活性, 具体考虑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的高昂成本与广泛社会影响, 从而更为理性认识此种责任方式的特殊性。
三、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现状及其制度实施困境
(一) 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现状
概言之, 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现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召回基数大, 频率逐年上升。据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发布的《汽车召回制度回顾与展望》显示, 自《规定》正式实施到2009年底, 国家质检总局已先后受理60家国内外汽车企业的212次主动召回, 召回车辆共计321万辆;召回频率也呈逐年上升趋势, 从2004年的10次, 到2008年的47次, 再到2009年的57次。
二是召回比率偏低。据统计, 2009年中国汽车保有量已达7619万辆, 当年共召回汽车135万辆, 相当于每100辆车中不足2辆被召回, 而美国每100辆汽车中约10辆被召回。
三是召回多为社会各方压力下的被动召回, 且以合资品牌为主, 自主品牌汽车召回尚处于起步阶段。此外, 在国外汽车企业全球召回的过程中, 我国汽车消费者依然面临得不到与国外汽车消费者相同待遇的法律困境, 《规定》对其权利的保障与救济仍然有限。
(二) 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实施困境分析
自2004年《规定》实施以来, 历经五年有余, 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成熟, 对召回制度在我国的全面建立, 乃至整个产品质量领域都影响甚远。然而, 我们也应当清醒认识到, 在我国特定条件下建立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尚存在诸多不足与实施困境, 需要进一步分析。
1. 召回义务主体法律意识淡薄, 缺乏对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的理性认识。
一方面, 部分消费者特别是利用汽车从事经营性业务的车主, 尚未完全理解其在召回过程中所应当承担的配合义务。其原因在于, 他们往往认为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只关乎其个体利益, 因而作为车主也就理所当然地享有选择配合召回抑或拒绝召回的权利;另一方面, 部分汽车厂商, 特别是国内汽车厂商对召回制度仍存在观念恐慌, 过分放大召回对企业的负面效应。少数厂商虽然意识到了召回对于企业的正面效应, 却仍然未能真正认识到召回的制度宗旨。例如, 某些汽车厂商为展示其对消费者负责任的企业形象, 故意以某些无关痒痛的质量瑕疵进行所谓的“召回秀”, 对真正核心的安全缺陷却避之不提。
2. 现行《规定》立法层级过低, 妨碍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的现实适用。
在一些汽车产业成熟的国家, 汽车召回制度立法层级往往较高, 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较强的约束力, 如美国的《国家交通及机动车安全法》、日本的《公路运输车辆法》。而我国现行《规定》却只是一个部门规章, 其执行力因此严重受限, 主管部门无法启动强力有效的主动调查, 以致我国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过任何一起针对汽车企业的指令召回事件。而且, 《规定》作为部门规章, 其法律效力仅限于质检总局, 不能及于其他部门, 在现实中势必会影响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的可操作性。此外, 根据我国《立法法》规定, 部门规章最高罚款额仅为3万元, 在一定程度上直接限制了《规定》在现有基础上提高罚款、加大惩罚力度的立法可能性。
3. 现行《规定》对车主的配合义务缺乏实质性规制, 容易导致汽车制造商与车主权利义务的失衡。
《规定》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详细规定了汽车制造商与销售商、租赁商以及修理商的法律义务, 并且在该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明确了违反相应义务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然而对于消费者所应承担的配合义务, 《规定》仅在第十八条第二款进行了倡导性宣示, 即“车主应当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 至于车主违反配合义务的法律责任则全然未作规定。如此立法意味着制造商必须对其产品缺陷造成的损害完全无条件地承担产品责任。这无疑是《规定》对车主配合义务的疏忽, 甚至是对车主拒绝履行配合召回义务的放纵。
4. 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对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不够, 且缺乏应有的惩罚性赔偿机制。
根据《规定》, 对制造商“故意隐瞒缺陷的严重性”等严重违法行为罚款最高额度为3万元, 远远低于企业实施召回的实际成本, 根本不足以实现企业社会成本的内部化。如若不考虑企业形象等其他因素, 如此微不足道的罚款, 无法对企业形成足够的制裁威慑。而且, 从国家贸易的角度看, 由于国外相关领域惩罚性赔偿机制较为完善, 动辄对召回义务主体处以产品价格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巨额罚款, 与此相反的是外国汽车企业在我国却可以轻松面对逃避召回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这对于我国民族汽车企业开拓国外消费市场显然是极为不利的。
5. 现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配套机构不完善, 特别是缺乏权威的汽车缺陷检测鉴定机构。
一辆汽车一般由6大系统7000多个零件组成, 其构造之复杂与技术之专业可见一斑。选择业内权威的检测机构, 对于汽车产品缺陷检测和鉴定的被认可度以及客观公正性至关重要。然而不得不承认, 在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之下, 具有汽车缺陷技术检测鉴定能力机构与行政主管机关及汽车厂商之间或多或少地有着某种利益裙带关系。“目前我国得到质检总局认可又能进行43项汽车强制性标准检验的几家汽车质量检验机构, 均与国内汽车制造商有隶属关系。”如此一来, 当普通车主在汽车是否存在缺陷上与厂商发生争议时, 很难找到能独立、公平地进行检测鉴定的机构, 而且即使检测鉴定机构的鉴定在实质上是公正的, 也难以得到当事人的认可。
四、完善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的思考
(一) 提高召回义务主体法律意识
制度实质上是人们的一般思想习惯, 任何制度归根到底要通过构成社会的各种个人的思想习惯的变化才会实现。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在我国的最终实现在根本上仰仗于国人理性法律意识之深耕, 即如何促使缺陷汽车产品制造商与车主共同意识到各自所负的法律义务, 从而形成良性互动。针对我国目前现状, 笔者认为主要可考虑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方面, 提高汽车消费者配合召回的法律义务意识。消费者作为缺陷汽车的所有权人, 对汽车享有绝对的支配权。换言之, 只有得到车主的积极配合, 召回才能得以顺利进行。同时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影响的不仅仅是其自身的个体利益, 而且严重关涉社会公共安全利益。因此, 汽车消费者应当认识到履行配合缺陷汽车产品召回义务的重要性与严肃性。
另一方面, 增强汽车制造商的诚信法律意识,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企业以营利为目的自是无可厚非, 但现代社会中的企业也应当承担其起码的社会责任。诚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0年两会前夕所言:“企业家的身上应该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一些国家的一些企业见利忘义, 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损害整体利益, 我以为诚信和道德是现代社会应该解决的紧迫问题。”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最主要的还是企业的自主行为, 整个召回由企业提出和启动是最为顺畅的方式。因此, 汽车厂商应秉持诚信, 本着对消费者负责、对社会负责的态度, 积极主动履行召回义务。
(二) 将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纳入我国《道路车辆安全法》
由于汽车产业监管涉及车管工商、税务、交通、保险、质量监督等多个部门, 因而需要一个效力层级高于《规定》的国家法律对其进行规制。王利明教授认为, 应当通过修改《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方式对召回制度做出规定;也有学者认为, 应当制定专门的《国家汽车法》对缺陷汽车产品召回进行协调规制。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本属于舶来品, 就目前而言该制度在我国尚未完全成熟, 因此仓促制定专门的《国家汽车法》是否恰当还值得商榷, 而将召回制度纳入《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然看似可行, 却有不够重视召回制度特殊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制度宗旨之嫌。因此笔者建议, 可考虑将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通过全国人大立法的方式纳入《道路车辆安全法》, 从而彰显其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与公众利益的制度价值与人本关怀。
(三) 通过立法明确车主法律责任
限制车主规避配合召回义务的依据在于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维护社会安全与公众利益的宗旨。如果说惩罚性赔偿是对汽车制造商规避召回义务的惩罚, 那么明确车主法律责任就是对车主规避召回义务的限制。笔者认为, 应当在立法中明确规定车主故意违反配合召回义务所应当承担的不利后果, 以平衡车主与汽车制造商之间的权利义务, 同时激励车主积极履行配合缺陷汽车召回义务。如规定“车主明知其使用的汽车属于制造商正在实施召回的汽车之列而明确拒绝配合召回的, 对于此后该汽车因特定缺陷所导致的事故, 应当减轻或者免除汽车制造商的责任”。
(四) 引入惩罚性赔偿机制
在美国, 故意隐瞒产品缺陷或缺陷严重性的企业, 除可能被处以高达上亿美元的惩罚性罚款之外, 如果发生因缺陷产品未及时召回而导致的人身、财产损害, 生产经营者还可能承担巨额赔偿金等隐性成本。反观我国, 针对汽车厂商故意隐瞒、避免监督、虚假召回等严重违反召回制度的行为, 《规定》规定的最高罚款金额仅为3万元, 显然无法保障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的顺利实施。而惩罚性赔偿制度恰好以其补偿性、制裁性、预防性和激励性四项功能很适合在召回制度中应用。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 惩罚性赔偿通过给不法行为人增加经济上的负担使其为自己的不法行为付出一定的代价, 这就可以促使行为人采取较为安全的措施以防止损害的发生或者将事故发生的危险降低到最低的程度。由此可见, 引入惩罚性赔偿机制可以大大提高汽车企业违法成本, 从根本上克服缺陷汽车产品所导致的负外部性问题。
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 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具体标准是个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由惩罚性赔偿的固有属性决定, 制定一套客观、统一的具体金额量化标准是极其困难的。我们只能依赖于裁判者的自由裁量。这就要求在对待具体惩罚性赔偿案件时, 裁判者既要考虑惩罚性赔偿“足以惩罚和威慑不法行为”的制度初衷, 又要兼顾汽车制造商的承受能力, 特别是我国具体国情下正处于发展中的民族汽车企业。
(五) 尽快建立独立权威的汽车缺陷检测鉴定机构
汽车召回涉及一系列专业性很强的复杂过程, 为保证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的顺利实施, 尽快建立独立权威的汽车缺陷检测鉴定机构至关重要。针对我国目前汽车缺陷检测鉴定机构不独立的现状, 必须从根本上斩断汽车缺陷检测鉴定机构与汽车厂商以及政府主管部门的利益关系, 以使其远离汽车厂商与政府主管部门的干涉。具体至技术层面, 笔者建议由专家库和检测鉴定机构组成涵盖车辆所有系统的检测体系, 做到每个零件的鉴定都能保证有独立的专家和机构来进行, 以此公正而明确地区分产品的“系统性缺陷”与“偶然性缺陷”, 最终保证检测鉴定结论的公正性与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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