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

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共6篇）

篇1：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

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材料分析：社会治理法治化

2018年8月24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成立，全面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自此有了统一的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这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不仅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宏大命题，而且也关乎每一个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安全感”。

2018年，舆论场上颇不平静，从“高铁扒门”到“博士霸座”，从“疫苗之殇”到“滴滴顺风车命案”，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新闻事件在社交媒体激起排浪式舆论，这些事件对常识和底线的挑战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全感，增加了政府和社会的运行成本。社交媒体上关于这些新闻的热烈的公共讨论，从一个侧面看，正是对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呼唤，是全面依法治国向纵深推进的民意基础。

[权威论述] 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必然要求。——习近平

要强化依法治理，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城市治理顽症难题，努力形成城市综合管理法治化新格局。——习近平

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发挥好法律法规的规范、引导、保障作用。——习近平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习近平

着力推进社会治理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习近平

要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习近平

[重要意义] 法治化治理顺应社会治理转型趋势，契合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治理理念。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型期，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发展挑战。社会关系更趋多样化、人民利益诉求更加多元化、国际格局更为错综复杂，这些都要求必须转变固有的发展观念，顺应时代演变趋势，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提高社会治理水平。而以法治化治理为突破口，不仅能够有效促进我国现有治理模式的双向化、多元化转变，而且也能不断驱动社会发展观念与制度的创新，催生出更符合中国基本国情、能提升社会治理实效的新模式，逐步构建起由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新型治理模式，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新格局，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法治化治理有利于推动社会治理变革，进一步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随着我国主要矛盾的深刻转变，如何有效改善民生水平，成为现阶段必须着力解决的难题之一。原有的以行政命令为主的管理模式，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当前的社会生态，而通过加强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力度，使“法治化社会治理”逐渐取代“命令型社会管理”，强化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权威性与主导性，不仅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且也能充分发挥法治的保障、服务作用，维护社会公正、增进民众福祉，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由此也能有效提高、改善全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使人心更稳固、社会更和谐、国家更安定。

法治化治理助力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交互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彼此促进的关系。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支撑，为其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加强全面从严治党则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而加强法治化治理，首先，是对全面依法治国理念的具体化;其次，是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拓展;再次，则是将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有机整合，使二者充分结合、相互助益。这不仅要从宏观角度提高党政机关人员的法治意识，要求其依法行政，而且也要通过各项工作的法治化完善，促使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以法治思维约束自身，提高思想认识、改进工作水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面临困境] 治理主体法治意识相对淡薄，偶尔会出现行政权力干预法律法规实施的情况。各别党员干部由于缺乏法律意识、契约观念，倾向于以官本位思想去处理各类社会问题，所以，在实际的工作之中，仍有一些行政机关有意将法律法规与行政权力进行分割，一味通过行政干预去处理问题。而民众的法律、维权意识的缺乏，也导致其在自身合法权益遭受侵害之时，倾向于以讲人情、托关系等方式去寻求调解，而不是积极采用仲裁、诉讼等法律途径去解决。法治意识的淡薄，无疑成为了阻碍社会治理法治化有效落实的障碍之一。

法律约束力、震慑力不足。近年来，中央多次出台文件，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在中央统一部署、领导下，发挥地方的能动性，不断优化机构设置、职能，逐步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治理体系。而由于一些基层政府对中央精神认识不够全面、落实不够充分，加之又受到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因此，对自身职能定位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会有意淡化或排斥法律对行政权限的制衡，这就容易导致行政机关出现权力滥用、以行政权力干扰市场运转，甚至直接配置资源、越权限制一些社会组织发展等情况。同时，当前我国法律对行政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仍有待提高，对犯罪行为的威慑力偏低，难以发挥有效的约束、管制作用。

行政执法不尽规范，职权滥用、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有待遏制。执法不严格、不规范、不文明，一直都是困扰我国社会法治化发展的问题。尤其是在地方基层，部分行政人员滥用行政职权问题突出。而对于明文规定的法定程序，也有相当一部分基层行政人员出于各种利益考量，去人为改变原有的执法步骤、执法顺序，并不采用规定的执法形式、不遵循公开的执法时限，严重损害了法定程序的威严。此外，个别基层行政机关还存在强制执法的问题，这会影响地方治理秩序、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

[参考对策] 整体来讲，社会治理法治化：

一是明确基本目标。法治社会建设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中处于基础性地位。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是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一方面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动社会治理由“强政府、弱社会”向“强政府、强社会”转变;另一方面要进一步确立法治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保障地位，形成国家、政府、社会建设以法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模式，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二是培育良好环境。应着力破除长期存在的管控思维，强化合作意识、协商意识，使法治理念、法治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充分发挥政府对法治社会建设的推动作用，提高政府决策效能与效率，使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注重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通过健全市场规则、规范市场主体行为，营造政府治理与市场治理、社会治理有机衔接、良性互动的法治环境与人文环境，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实现多元治理主体合作共赢。

三是加快法制建设。把社会领域的立法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推进相关法律的出台和完善。科学界定政府、社会组织、个人在社会治理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强化政府的社会治理责任，明确社会组织、个人参与社会治理的权利、义务及程序，实现社会治理权责关系明晰化、法治化，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激发社会活力，形成党政善治、社会共治、基层自治的良好局面。

具体来讲，全社会都应当树立对尊崇法治、敬畏法治、践行法治的信仰。对个体而言，法治思维就是一种契约思维、规则思维、程序思维，公民的法治素养体现为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对法律法规和社会规范的自觉遵行，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必须受到相应的惩罚。

对立法、司法、执法和行政部门而言，必须做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决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

对企业主体而言，法律法规也应该成为企业经营中不可违反的“高压电线”。市场经济必须是法治经济，资本逻辑决不可凌驾于法律之上，铤而走险、心存侥幸只会让企业陷入不可挽回的境地，而企业经营者也必然受到法律的严惩。

[精彩标题] 1.全面依法治国托举每个人的安全感 2.善用法治手段实现社会安定有序 3.树立法治治理常态化思维 [精彩开头] 示例一

“法者，治之端也”。法律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是实现善治的起点，而背离法治则会造成种种难以预期的社会乱象，这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历程中被反复证明的经验和规律。

示例二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现代治理本质上是一种法治化治理。实践证明，在法治的规范下，治理将更具有规范性、权威性、连续性和稳定性。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显现。在这种情况下，让法治治理成为常态，既是治理的必然要求，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内在需要。

[精彩结尾] 示例一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历史一再证明：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全面依法治国与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息息相关，必须弘扬法治精神，让每个人都成为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唯其如此，人们才能获得可预期的安全感，迎来社会善治的美好明天。

示例二

法治建设没有完成时，法治化治理永远在路上。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这一进程不是平地起高楼，而是一场漫长的接力赛。唯有坚持不懈地推进法治普及，才能为善治跑好这一棒。

篇2：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

（1）“法治”即严格依照法律治理国家，是一种与“人治”相对应的治理社会的理论、原则、理念和方法。“法治保障”即为社会成员平等参与社会治理确立明确的准绳和准则，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确切的依据和规则，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以法治化为价值目标和价值导向。

（2）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之所以需要以法治为保障是因为通过法治保障来推进社会治理具有巨大的优越性，法治有助于确立社会治理的长效机制，法的程序性、具体性和规范性与日常社会管理工作的规范性高度契合，有助于公共权力更加合理的介入到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各项具体工作中。

2.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做到“法治保障”的难点和重点？

（1）立法体系不完善，法律制度建设亟待加强

立法质量不高（法律空白、法律冲突、过于原则性）

立法程序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不够（2）行政机关执法不严

执法人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化方式解决社会问题能力不够

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过于宽泛

存在权力“寻租”现象（3）监督制约机制的不完善

监督主体众多导致“监督空白”或者“多重监督”(政党监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和政协监督)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不到位

（4）传统“人治”观念根深蒂固，公民法律素质亟待提高

普法教育力度不够，公民法律知识欠缺

依法维权和理性维权能力不足（表现在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不会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5）建设法治社会过度依赖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公民等治理主体发挥作用有

限

3.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提供法治保障：

（1）完善立法体系，提高立法质量，完善立法程序，形成一个协调，层次分明的法律体系。

（2）加大行政执法力度，提高执法队伍的专业素养和执法能力，规范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

（3）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公正司法，提高司法权，使得司法权和行政权能够相互制约，形成有力的社会治理法治保障，构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有机结合的全方位监督体系。

（4）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增加公民的权力意识，增强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参与意识。

（5）完善社会政策体系，社会政策是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法治保障。建立公共需求调查机制，社会政策公开和沟通机制，使得公共权力机构颁布的一系列法令、政策规章能够真正表达民意。

（6）加强和健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法律机制

（7）建立和健全非政府组织法制,形成社会建设和管理的群体合力

（8）强化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9）构筑尊重和保障人权,充分发扬民主与共和精神的法律机制

4.四川省关于为社会治理提供法治保障的举措

（1）提出“治蜀兴川，重在厉行法治”把推进依法治县作为社会治理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社会治理创新，强化乡镇、街道和社区社会管理服务职责，推动网格化服务和管理全覆盖，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高度重视和抓好安全生产，确保一方平安稳定。

篇3：社会治理法治化的五大支柱

一、普及法律知识和提高全民法律意识

能不能形成法治社会关键在人而不在法;即使有法, 如果有法不依, 执法不公, 也不能形成法治社会。所以, 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全社会能否形成法律意识、法律观念和法律思维。如果全社会没有自觉的法律意识, 制定再好的法律也毫无用处。这里所说的法律意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律高于一切的意识。法律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 是衡量是非、对错的底线, 法律裁决是最终裁决。因此, 人们要尊重法律, 对法律要有敬畏之心, 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不管是什么人, 不管在何种情况下, 也不管人们自身是如何认知的, 但在法律面前只有一个标准, 这就是法律标准。三是依法行事的意识。无论是个人、法人、社会组织, 还是政府机构, 行事的原则首先要考虑是否合法或违法, 法律是社会行为的一条红线, 也是底线, 谁逾越了这条红线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四是依法维权的意识。如果自身的权利受到侵犯, 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 首先就要想到如何利用法律进行保护和如何利用法律获得补偿。提升全民的法律意识不仅仅是指老百姓, 政府官员和司法人员也要具有强烈的法律意识。法律意识的培养应该从儿童抓起, 从启蒙教育入手。在中国社会, 要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 必须要划清法与德的界限和法与情的界限。一般来说, 德的标准比法高, 但有时符合道德伦理, 但不一定合法, 情是人性的反应, 但合情合理的并不一定合法。法是一条“硬杠”, 是一种硬约束, 德和情不能代替法。

二、健全和完善社会法律体系

建设法治社会, 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 必须要有法可依。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看, 社会法律体系还远不健全和完善, 有些重要的社会生活领域还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 一些人们非常关注的社会问题无法按法律方式进行约束和解决, 如家庭暴力问题、虐待儿童问题、引发空气污染问题、保护举报人问题、干扰居民休息问题、医闹问题、保护隐私权问题、网上犯罪问题等, 都没有专门的、明确的法律法规, 只能引用相关的, 不甚具体的法律进行处置。此外, 现有的一些法律比较原则和笼统, 不甚具体和明确, 从而在司法应用上出现漏洞和随意性。我们出台一些法律很慢, 要求尽善尽美, 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因为社会是变化的, 法律需要不断地进行修订和完善, 所以应依据实际变化的情况, 采取“修正案”的方式来健全和完善现有法律。各地方立法机构, 应在不违宪、不与全国性法律冲突的情况下, 制定适合本地区的法律法规, 不能总是在等待全国人大制定法律, 没有中央的法律就无所适从。当然, 无论哪一级立法都应按合法程序, 遵循民主、透明、公平的基本原则和公众利益至上、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 而不能沦为各种利益集团的保护伞和谋利工具。

三、打造法治政府

社会治理的主体是政府, 政府对社会的管理靠什么?靠法律。所谓靠法律就是依据法律管理社会。政府有行政权力, 但政府的行政权力是由法律授予的, 其权力界限、权力范围和权力指向都是由法律规定的, 政府本身不能改变其自身的权力性质和任意扩大自身的权力功能。政府要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力, 不能滥用权力, 更不能以权谋私。打造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前提条件。法治社会不但要求每个公民遵章守法, 同时也要求“政府守法”。“政府守法”主要表现为:一是政府要依法行政, 政府的管理行为和决策行为要符合法律规范。二是政府官员、职员要带头遵守法律, 因此就要求他们要有较强的法律意识、法律素质和法律知识。衡量法治社会有两条最基本的标准:一是公民是否遵章守法;二是政府是否依法行政;二者缺一不可, 不能偏废。一个腐败的政府、一个滥权的政府、一个视法律为儿戏的政府, 与法治社会是格格不入的, 这样的政府不可能把社会治理成法治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 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法治社会关键在于打造法治政府。公民能否遵章守法, 一方面与公民的法律意识、法律素质和法律自觉性有关;另一方面, 与政府的依法行政和司法部门的公正执法、严格执法密切相关。政府有行政权, 但政府的权力必须受法律约束, 政府的行为必须公开、透明, 这就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这里所说的“制度”, 就是法律所划定的框架和界限。一个法治政府必定也是一个廉洁的政府, 官场贪腐成风, 不可能有法治政府。因此, 坚持反腐倡廉是打造法治政府的必要条件。

四、建立严格有效的法治监督机制

法治社会有三大行为主体:公民、政府、法人或非法人社会团体。这三大主体是否依法行事、是否遵守法律规范和法律原则, 需要进行严格、有效的监督, 而监督的重点则是政府和司法机关。公民和法人的行为一般由政府和执法机构进行监督, 那么政府和执法机构的行为由谁来监督呢?按照目前的体制, 对政府和执法部门的监督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二是人大、政协的监督;三是群众监督;四是舆论监督。实践证明, 上述监督形式没有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 政府的违法行为、官员的违法行为和司法人员的违法行为屡禁不止、时有发生, 其主要原因就是监督机制缺乏有效性。如纪检和监察部门对同级政府的监督形同虚设, 基本上不发挥作用, 甚至还产生副效应, 即有些地方的纪检监察部门非但不认真查处同级政府或官员的违法行为, 反而千方百计进行掩饰和“化解”。在纪检监察部门归属同级党政部门管理的情况下, 很难起到依法监督的作用。因此, 纪检监察部门的人事权和业务管理权应归属上一级部门行使, 使纪检监察部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超脱性, 从而更好地发挥其监督职能。行政法庭是调解部门纠纷、官民纠纷的重要行政司法机关, 也是公民监督政府行为的重要形式, 但必须要保障行政裁决和复议的权威性、有效性和强制性, 才能对政府行为产生法律约束力和威慑力。我们认为, 建立司法巡视制度是构造政府监督机制和司法监督机制的重要形式。由上一级司法机关组建司法巡视组, 由法律专家和人大、政协司法委员会成员及各界代表组成, 不定期、不预告、随机性对下级政府和司法部门进行司法巡视, 发现问题和线索交由相关部门立案或处置, 这种方式将会强化监督机制和提高监督效率, 同时也体现了群众监督的特点。

五、要有必要的、充分的法律资源保障

要建设法治社会, 要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 需要有必要的、充分的法律资源保障, 这些资源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财政资源。社会治理关系千家万户, 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与合法权益, 关系到社会安定、团结、和谐, 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和人民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指数, 因此, 国家政权、地方财政要切实保证必要的财政拨款和资金投入, 宁可少盖几座大楼、少上几个大项目、少搞几次庆祝活动, 也要保证建设法治社会的资金。在目前的体制下, 只有把社会依法治理的绩效列入政府和官员的考核指标体系, 社会治理的经费才能真正有保障。

二是人才资源。社会治理法治化既需要高素质、专业化的法律人才, 也需要具有法律意识、法律知识和法治思维的政府官员, 所以, 一方面要大力培养、选拔法律专业的大学本科生、研究生进入司法机关和基层单位;另一方面应以各种有效方式对政府官员、司法人员等进行强化培训, 重点在于法律意识、法律知识和运用法律能力的培养与提升。

三是技术与信息资源。社会治理法治化要以现代技术信息为支撑, 不但要建立起多元化、系统化的社会信息网络, 还有建立起必要的司法技术平台, 如各种类型的司法鉴定中心、技术识别中心和不同类别的司法数据库等。

四是设施及装备等物质资源。目前, 各地司法机关普遍存在司法设施不足、设施老化和司法装备落后等问题, 无论是监狱、拘留所还是审讯室等, 都不能适应司法管理的需求, 经常出现越狱事件和临时借用宾馆充当审讯室等情况。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技术装备也不能满足执法需要。因此, 加速司法设施和技术装备现代化应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决定[N]新晚报, 2014-10-29-B02.

[2]林兆兵.社会管理法制化的理论与实路[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2) .

[3]全国人大法工委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1.

篇4：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

关键词：法治化环境；政治认同；权变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6）05000107

法治化环境是促进社会发展的软环境。法治是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主义法治国家”，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优化法治环境对于与政治认同和治理绩效的获得有着积极的意义，尤其是在发展相对落后的中国农村，一个开放性的、公平、公正的法治化环境对于建立政府与非政府主体的合作治理以及建立新型农民合作发展关系，促进农村社会发展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一、政治认同、合法性、农村社会治理的关系

（一）合法性视阈下的政治认同

政治认同是一个社会系统中的个体、群体对该系统中的基本政治价值、政治制度、法律规范、核心领导机构、社会发展效果等在心理上的信任、认可与行为上的支持，是人的自然属性让位于社会属性的结果，是由“内（政治价值理念）、中（政治制度规范、政治组织机构）、外（政治行为）三层次构成的‘四位一体结构，是政治系统得以持续稳定运行的前提” [1]。政治认同与政治的合法性存在密切的关系，黄健荣教授从实质性合法和形式上的合法律性维度论证分析了现代政府基于“公共资源的稀缺性与非均质性、现代社会利益与信念的过度分散、公共契约之不完全性、政府失灵、现代政府间竞争、现代民主化进程发展与公民社会成长”[2]普遍存在合法性认同量变递减的现象，实质的合法性认同是指对国家基本的政治制度以及经济政策、社会发展理念在价值层面的认同，而形式上的合法律性则是对国家基本法律制度在运行中能够切实保障公民基本权益的效度的认同，有学者经过调查发现，在我国公民普遍对于中央政府有较高的认同度，而这种认同度随着地方政府的层级降低而递减，这恰巧说明了在宏观价值层面，对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认可以及基层法治化环境问题存在的形式上合法律性认同递减。

（二）社会治理视角下的农民政治认同

我国社会发展固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经过诸多的改革措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也只有在浙江较为发达的部分地区实现了城乡均衡的态势，农村依然是实现“两个100年”发展目标的桎梏，农民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其劳动及创造的劳动产品缺乏竞争力，有不断被边缘化的倾向，影响了其对于国家、社会发展的模式的认同状况。当“管理”一词被“治理”取代，更多的是诉诸于学界的研究导向，从“治理”到“善治”，从“一元”到“多元”治理，从“网络化”治理到“知识治理”，再到“多元主体合作或协作”治理，乡村治理也开始进入学界和公众的视野，我们在追求“治理热”的同时似乎忽视了治理所应该依赖的“环境”问题，从而出现了诸多“不可治理”的现象，如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缺乏参与治理的主体或治理主体发育不完整以及参与治理的深度和广度不足等问题。张康之教授指出：“关于社会治理创新，我们所要探索的最为直接的课题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新规划问题，包括社会治理中的行动者、体制、运行机制、环境、问题、方法和路径等方面的创新性构想。[3]”， 如果把农村社会当做是一个有机的开放的社会技术系统，那么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主体、整体的制度结构，治理的方式、方法、路径以及特有的乡情民俗则构成了治理系统的构成要素。有效的社会治理能够促进农村社会的发展，胡建与刘惠提出“公民政治认同的客体或对象主要包括治理绩效、制度规则和意识形态三个方面”[4]农民政治认同依赖于对社会中“规则”的公平与正义及其自身的发展，低度发展高度认同和高度发展低度认同同属于畸形社会的病态，农村社会的发展除了依托于其自身的资源禀赋外，更多的则与其社会治理的方式相关。当治理绩效结果惠及到相关个体与群体时，自然可以获得普遍性认同。

（三）法治化环境中的社会治理审视

农村社会治理中的法治环境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阐释，宏观层面指国家立法、司法、行政执法的价值理性在农村社会的实际影响，微观层面指国家的法律规范、公共政策等细化到农村这个最底层社会时的施行状况。法律规范、公共政策又与政治认同有着密切的联系，“法律的存在与运作始终体现着的政治逻辑主线，即政治作为法律的存在根基、现实目的、实践背景和发展动因”[5]，也就是说法律、公共政策实际上是政治意志实现的手段和方法，也是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目标的手段和方法。我国农村社会法治化环境由于国家对农村社会“管理型”治理的方式和农民的主体性缺失，普遍存在关系主体地位“强—弱”不对称及“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理性和自我意识的角度，农民由于长期处于社会底层，其行为的主要动机依然是满足较低层次的需要，缺乏对政治系统自由、能动的认知的动力，面对法律所规定的个人权益及公共政策分配的利益被侵犯时，只能选择被动的忍耐和接受，戴粦利用“抗争—参与”[6]来解读这种主体性缺失的行为表现。因此，本文的法治化环境指微观层面法律规范及公共政策在農村社会的影响状况。二、权变治理模型构建

（一）权变治理理论综述

国外对于权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y）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认为每个组织所依存的内外部条件具有差异性，因而在组织管理活动中不存在即成不变的领导方式，如科曼（A.K.Koman）、赫赛（P.Hersey）和布兰查德（K.Blanchard）的生命周期理论，根据对象的“能力”和“意愿”两个维度组合权变确定选择“授权、参与、说服、命令”领导方式。费德勒（Fred Fiedler）认为有效的领导取决于“领导的个性（Personality）和领导所处的情景（Situation）”[7]，这里的领导情境又分为“领导与成员关系、任务的结构化程度、领导职位影响力大小”三个维度，此外还有乔治·格里奥（George Graeo）的领导—成员交换理论、米切尔（R.Michell）的归因理论等。国内关于权变治理（Contingency Governance）的研究大都集中于企业治理，如刘平等认为“提出企业所有权安排和治理机制受到企业发展阶段、产权结构、技术特点等方面的影响，不同的企业并不存在一个普遍的最优所有权安排，同一企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也不断变化，企业应引入权变治理的观念，根据不同情境选择不同所有权安排和治理机制”[8]；邱国栋与黄睿提出企业“分时权变”治理概念框架，“将分期分权比例和时间作为维度，集时间与权利变化于一体，服从权利按照时间分配，它打破了组织内部按照职能分配权利的静态思维模式”[9]还有刘冰与高闯的“基于高技术企业的生成类型和生命周期而进行管理者更替的权变治理方式”[10]达成高新技术企业的永续发展的目标等。

（二）分析模型构建

现代社会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为一体，基于权变理论的基本研究理念，以及在我国乡村社会治理中出现的诸多“不可治理”问题，本文认为任何治理路径的选择必然依赖于所治理区域社会的客观环境，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类，第一是区域社会治理主体的个性及偏好（个性）；第二是区域社会关系状况（关系）；第三是区域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假设这三类客观环境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性程度依次递减，并且在我国农村社会治理分析中，应该依据区域社会环境的差异选择合适的治理方式，才能获得较高的治理绩效，获得较高的政治认同。由此构建权变治理分析模型，如图1：

图1

1.社会治理主体的偏好及个性。 社会治理主体包括政府、公民个体、群体或社会团体，偏好是指政府作为治理的主体之一其更加倾向于采用“管理型”治理还是“协作或合作”治理，个性是指公民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对国家法治体系的认知能力强弱、对于参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意愿性强弱及群体或者社会团体数量及影响力的强弱，个性关系之间成内在正相关关系。

2.区域社会关系状况。 区域社会关系状况指政府与公民个人、群体或社会组织的关系以及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前者是基于经验型治理绩效而发生的信任关系高低；个人与个人的关系指的是基于现代公民意识在生产中建立起来的合作与信任关系的高低及依赖血缘而建立的宗族伦理关系的强弱，二者成内在负相关；群体既指基于血缘而形成宗族也指基于资源控制而形成的盈利性和非盈利性社会组织，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处于竞争（排他性）还是合作（非排他性）的关系。竞争性关系更能产生参与治理的动机。

3.区域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 一般认为，单个区域社会的经济发展能够提供更多的资源促进社会（个体、社会组织）的发育及成长，可以培育更多的具有独立的主体性的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

4.假设验证。 从三类区域社会治理的客观环境中梳理出9中因素：受教育程度、对国家法制体系的认知能力、对于参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意愿性、社会团体数量及影响力、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个人与个人的信任关系（生产合作）、个人与个人的信任关系（血缘宗族）、群体（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状况分别记作A、B、C、D、E、F、G、H、I，利用层次分析法（AHP）进行重要程度排序。

（1）确定评判量化登记表如表1。

表1评判量化等级表

比较情况比较结果量化两个因素同等重要同等重要1根据经验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稍微重要稍微重要3根据经验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更为重要更为重要5事实证明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更为重要确实重要7经验与事实证明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明显重要绝对重要9连个因素比较情况介于上述情况之间、并需要折中取中间值2、4、6、8

（2）进行权重系数计算。 将评判量表及AHP法权重确定量表发送给同一专题研究的5位专家学者，让其进行对比赋值，如表2，回收量表，进行利用公式（1）、公式（2）、公式（3）计算，获得每一要素的权重系数，再求各项要速的算术平均值，获得重要性次序量表，如表3，数值取值小数点2位，由于多重计算，权重系数加和为1时存在微量误差，可以忽略不计。

三、权变治理视角下的法治化环境对农民政治认同的影响

（一）农村法治化环境对农民政治认同的影响

1.农村社会治理主体的偏好及个性受到法治环境的影响。

（1）基层政府的治理方式是推行法律规范、公共政策惯性的结果。 大多数基层政府倾向于“管理型”治理的选择是基于权力运行的惯性，我国计划经济时代以及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需要执行大量的法律规范和公共政策，如征收各种税费、推行计划生育国策，上级政府将执行状况作为考核地方政府的重要指标，这些法律规范及公共政策的背后触及到的利益再分配和剥夺才是本质，在低度发展的农村社会必然采取强硬的推行方式才能获得与考核匹配的执行结果，受这种思维惯性的影响，表现出在其它领域如村民自治过程中也采取了同样的治理方式，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社会，在整体发展的同时，差异化也是非常明显的，部分农村社会的治理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图1模型所示，继续沿用在管理型治理，将出现低的治理绩效，影响到农民治理主体的政治认同。

（2）农民从基本的法律规范及公共政策推行中形成对国家的基本认知。 受知识文化水平的限制，农民对国家相关的信息主要来源于电视、村干部讲话、小道消息及少数新媒体渠道，最重要的则是在公共政策推行中对于自身的利益得失及“公平感”的感受，以及在个体权利纠纷中表现出的司法的公開、公正、公平原则。如图1模型所示，公共政策的制定及施行方式直接影响到农民形成对国家的基本认知，构成了初步的政治认同，从而影响到他们是否自愿、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所在农村社会的治理中，并自愿提供部分公共产品和服务，也影响到了良好的治理环境的培育和治理方式的选择。

（3）农村社会团体的产生、发展受到国家法律及公共政策的影响。 我国对社会团体采取登记管理的方式，新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登记”[11]，附条件审批限制了大量民间组织进入合法的渠道从事公共事务。在农村社会，基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国家逐步开始推行新型农业合作经济，其中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农业合作社组织”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之一，如图1模型所示，客观评估农村社会治理环境的变化，及时渐进变迁农村社会的治理方式，才能取得较高的治理绩效。

2.农村社会关系状况受到法治环境的调节。

（1）政府与农民个人、群体或社会组织的关系受到法律规范的制约。在农村社会发展中，政府与农民个人、群体或社会组织必然发生各种行为关系，受到现有法律规范的调适，并且新的公共政策的实施必然产生新的利益分配关系，这些关系的调节如果能在一个开放、公开的法治换进中运行，必然会产生信任，提升基层政府的公信力，也是图1模型中好的治理环营造的必要措施。

（2）个人、群体或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受到法律规范的调适。农村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以血缘为基础而建立的宗族伦理关系在长期的发展中基于利益的分化受到在生产中建立起来的合作与信任关系的挑战，单纯的宗法伦理已经不能调节因竞争（排他性）带来的冲突，需要法律规范的介入。公共政策推行过程中产生的生产合作（非排他性）关系在权利保护和救济方面，更要依赖于法律规范的公正性。良好的法治环境是图1模型中有利的治理环营造的重要途径。

3.农村社会的经济发展受到公共政策的推动。 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是治理绩效的直接表现，除了依托于其自身的资源禀赋外，更多的则与其社会治理的方式相关，如图1模型所示，治理绩效的获得依赖于在特定情境中治理方式的选择，决定了公共政策是制定和执行方式的选择要注重对于特定农村社会客观环境的审视，来规避高度科学化的公共政策却难以取得预计的政策效果的尴尬局面，从而提高因良好政策效果带来的积极的政治认同加成。

（二）变化中的乡村治理环境对农民政治认同的影响

1.农民的“主体性”变化。 人与政治之间是主体与属性的关系，人的主体性诉求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动力[12]，是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基于地位、权利、责任、义务而形成的对制度规范的认知，以及与制度规范相互影响的效能感，和对制度规范推行主体的信任感，其核心为人的理性与自主性，与人的个体化条件结合在一起，政治主体性表现为积极以“权利”影响“权力” 的能力。我国传统农民普遍存在个体化条件诸如：地位、知识、能力相对较低的一个水平，因此无法全面认知与其自身利益密切关联的乡村制度资源，而表现出冷漠的参与态度，当介入政治过程的频率较低而不断被边缘化的时候，就无法形成参与的内在效能感，这是一个闭环的“内卷化”，即路径依赖，除参与实践外，在我国乡村社会，农民的内在政治效能感还受到其社会经济地位及“关系”变量[13]的影响，这是一种我国乡村普遍存在的“情理精神”，以情为源和本、以理为鹄和用的情理交融的文化精神，既不同于西方式的情感主义又不是典型的理性主义[14]，而是以宗族、血缘为基础和公共精神相对立的复杂社会网络关系，即所谓的“差序格局”，我国乡村干部大多是这种关系及基层政权意志妥协的产物，非网络关系取向型的农民表现出相对较多的不信任感，从而被动接受集体决策。

这种主体性缺失的状况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流动、国家政策的引导、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都有了很大的改观。首先，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农民较之以前更能获得更多的物質资源用于家庭成员的教育投资，新生代农民的知识文化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加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能够接触到很多新鲜的事物，从而对农村和城市有了深刻的认识，农民的宗族伦理关系在现代化生产关系中基于竞争性也不断淡化。其次，国家为了促进农村发展而推行的引导大学生就业向农村转移的人才战略，担任村官或村官助理，这些人受过良好的教育，通过参与农村治理，开展各种活动，给农民注入了新的知识和思维。第三，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在农村得到了普及，根据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3 951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50.3%，较2014年底提升了2.4个百分点，其中农村网民占比 28.4%，规模达 1.95 亿，较 2014 年底增加 1 694 万人”[15]，农民可以通过网络获得海量信息，并通过网络参政议政，提升了对国家及政治的认知能力。这就对农村现有的法治环境和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战，一个开放的法治环境，是调适治理主体关系的关键，是增强政府公信力的关键，也是创建有利与合作治理环境的关键。

2.政府与非政府治理主体关系发生了变化。 韩国明、王凯曦以甘肃、青海、宁夏等西北地区18个村庄为例，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理论框架，从乡村治理环境变迁的视角进行研究分析，认为：传统的村庄的权威政治基于其政策环境及乡村经济的发展依然失去了权威的根基，取而代之的是农民合作社以组织化的形式社参与乡村治理[16]。这里的环境变迁主要指初始的各种税收政策及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基层政权需要在乡村寻找其代言人，而逐渐树立起来的过度行政化的村治，因为政策推行需要权威的保障，而不得已以牺牲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村民自治”制度规范为代价，随着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废止，以及各种对农民的地方“税费”的停缴、我国十八届五中全会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制度变革，基层政权在乡村寻求代言人的基础动力随之消失，乡村治理的外部压力环境发生了变化。这种外部压力的变化并不一定会产生“民主政治”法治框架下的行为，可能会基于惯性而沿用惯例。

3.农村社会组织获得空前的发展。 乡村经济的发展主要是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虽然在短时间内极大的提高了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但由于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及农业投入产出收益比例不高，而使大量的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向非农业生产的城市转移，造成大量的农田废置、“村庄空心化”，为了促进基础产业的发展，2006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发布，意在通过政策支持，建立新型农业合作生产组织，促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2016年3月18日，全国农民合作社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统计：截至2015年12月底，全国登记注册的农民合作社达153.1万家，比上年底增长18.8%，实际入社农户10 090万户，约占农户总数的42%，较上年提高6.5个百分点，“十二五”期间，合作社数量增长近3倍，农户入社率提高近31个百分点[17]。经过十年的发展，农业合作社组织在政策的引导下获得了空前的增长，农业专业合作社成员表现出对乡村治理的浓厚兴趣，因为其自身的发展与国家政策及所属村庄的资源使用紧密关联。

四、结论

我国传统农村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及治理方式的选择，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资源禀赋的客观性使其不具有农村发展的普遍性研究价值，治理方式的选择直接与治理绩效的获得相关，在已经形成差异化非均衡发展的传统农村，其治理的环境也存在差异，政府作为治理的主体之一，占有主导性，应该及时通过对治理环境变化的审视调适治理方式的选择，才能进一步提高治理绩效，获得较高的政治认同。

参考文献：

[1]王茂.政治认同的建构：主体与对象之间[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30-37.

[2]黄健荣.论现代政府合法性递减： 成因、影响与对策[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19-33.

[3]张康之.论主体多元化条件下的社会治理[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2）：2-13.

[4]胡建，刘惠.政治合法性基础视角下公民政治认同的客体分析[J].广西社会科学，2015（8）：123-127.

[5]姚建宗.法律的政治逻辑阐释[J].政治学研究，2010（2）：32-40.

[6]戴粦利.社会抗争与政治参与的交融——理解中国公民行动的一个新视角[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96-105.

[7]Gail.E.Bond，Fred E.Fiedler.The Effects of Leadership Personalityand Stress on Leader Behavior[J].JONA，2001，31（10）：463–465.

[8]刘苹.企业所有权安排与治理机制的权变模式研究[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96-101.

[9]邱国栋，黄睿.分时权变： 蘊藏在管理实践中的组织治理与创新机制[J].财经问题研究，2015（7）：3-13.

[10]刘冰，高闯.高技术企业的权变治理、管理者更替与企业永续发展[J].中国工业经济，2004（12）：75-83.

[11]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EB/OL].http：//baike.baidu.com/link？url=FWmC1NFdhA0bixvYvo

aub3bkOoJgWb7bzP7jbTrtDsFlUC--eNWz9Zcg-fSh74pNSIPnYtufrtGc39UM5eNV3_.

[12]李兴平.论农民政治主体性缺失与非制度性政治参与[J].理论与改革，2015（3）：19-22.

[13]李蓉蓉，王东鑫.关系取向下中国农民政治效能感形成研究[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9）：111-119.

[14]张守龙.当前乡村治理中的消极民情分析[J].探索，2015（1）：126-131.

[15]中国网信网.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useit.baijia.baidu.com/article/305740.

[16]韩国明，王凯曦.从权威政治到农民合作社参与的民主政治[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41-148.

[17]农业部.全国农民合作社发展部际联席会议[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3/21/c_128819262.htm，20160321.[责任编辑：范君李丽]第5期汪婷：“公地悲剧”视角下徽州古村落的开发与保护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8卷第18卷第5期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18No.5

篇5：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

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和革命建设实践的基础上长期形成、内生演化的”，是一个系统完备、环环相扣的逻辑结构，纵向上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同层级的治理，各个层级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其中，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维度，且历来是国家治理的难点。基层社会治理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家治理的状况。习近平同志在重要讲话中多次提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只有基础牢固，国家大厦才能稳固。”基层依法治理是依法治国方略在基层的具体实践，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甚至基石。步入新时代，落实“四个全面”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依法治国，基层是重点亦是难点。

“枫桥经验”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面旗帜，是法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作用的典型、样板。从20世纪“依靠和发动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社会主义教育经验，发展到今天的“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枫桥经验”在各个历史背景下持续探索、优化提升，内涵不断丰富。深入挖掘、研究、实践和发展“枫桥经验”，对于新时代充分发挥法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时代意义

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社会结构和利益结构深刻调整，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日趋复杂，影响着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进程。我们必须从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背景出发，从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出发，来认识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重要意义。

（一）推进依法治国在基层的具体实践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在顶层设计，基础在基层推进。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引领下，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法治提供了制度保障。但目前看来，基层仍然是法治中国建设的薄弱之处。基层人口文化水平偏低，法治意识淡薄，法治力量不足，社会矛盾多发高发。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法治中国建设的活力源泉也在基层。基层在法治方面的创造性实践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的丰富和完善，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发展和落实。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必须把依法治国的各项要求落实到基层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角落，这样法治中国建设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和坚实有力的支撑。

（二）通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纠纷是实现转型期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坚实保障

只有基层实现了法治，才能为全面依法治国、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提供坚实的基础。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基层的法治建设，自1986年开始，国家组织实施了六次全国性的普法活动，司法行政机关深入基层“送法下乡”，运用法律化解矛盾纠纷，有效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和谐。然而，从需求侧来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基层社会治理日益复杂，任务加重;从供给侧来说，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既存的问题日益凸显，法治政府建设进程滞后。法治作为社会治理的最优模式，程序规范、可预期性强、权责清晰。实践告诉我们，当法治成为全社会的价值追求和行为模式时，很多难题会迎刃而解。6面对新的形势，要有效解决各种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和问题，必须运用法治的手段，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三）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根本利益是应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要举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权益保障、公共安全、公平正义的需求日益增强，民主意识、参与意识、权利意识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直接面对群众，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和城乡基层的和谐稳定。7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8新形势下的基层社会治理，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基层依法治理的最重要目标，把依靠人民有序参与作为推进基层依法治理的根本方式，把人民的满意度作为检验基层依法治理成效的根本标准。

二、新时代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问题与挑战

基层法治建设水平的高低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整个国家法治化的进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来，我国基层法治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取得了明显成效。具体表现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完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相继修订完善，基层自治组织建设不断加强，载体不断健全，群众自治组织基本实现全覆盖，新型城乡自治组织不断涌现。可以说，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的发展，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已经步入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但也要认识到，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基层法治建设与依法治国的目标任务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

一是在立法方面，地方立法中存在着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不同部门的立法之间相冲突的现象;

部分领域存在立法真空和立法不足，治安综合治理、环境保护、防止家庭暴力、矛盾纠纷化解等方面的立法亟须加快和完善。“城乡二元分治”的法律制度安排给基层社会带来了许多障碍和制约，如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成为造成目前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一些立法过多地体现部门和地方利益，为部门和地方谋取自身利益创造了条件;一些地方立法的起草、审查过程中公众参与度很低，未体现立法的民主性。另外，一些地方立法和规范性文件没有及时“立改废”，在一些基本法和单行法之间、法律法规与实施细则之间、原则规定与具体措施之间缺乏配套制度。总之，国家和地方的某些立法短板已经成为制约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科学发展的体制性瓶颈，立法的需求强烈与立法的供给不足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产生了张力甚至矛盾。

二是在执法方面，随着基层经济社会的发展，基层政府旧的治理思维与执法方式之间出现了不适应和不相容。

执法基本上仍按照传统的“命令———服从”模式，大多以行政命令强制推行。执法人员普遍水平能力有限，执法队伍有待充实，执法机构权力重叠，执法追责机制缺失，执法程序不规范，存在“钓鱼执法、寻租性执法、非文明执法、限制性执法、选择性执法、运动式执法、疲软式执法、滞后性执法等”，损害了国家法治的权威和尊严。执法过程中的部门利益化、执法碎片化现象突出。有的执法主体不合法，存在临时聘用人员执法的现象。综合执法、联合执法不够规范，距离严格执法、文明执法有很大差距。

三是在司法方面，一些司法人员作风不正、办案不廉，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存在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不高的问题。

司法体制不健全、司法职权配置失当、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等，是司法不公的深层次原因。

四是在基层权力运行和监督机制方面，我国基层尚未形成完善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人大监督刚性不够、监督方式和手段匮乏、监督效果不显;监察监督、行政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还有待加强。对行政执法过错和司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不完善、机制不健全、配套措施不具体、落实不到位。

五是在基层法治队伍建设方面，目前我国基层公检法力量和行政执法力量严重不足，政府和政府部门中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力量较为薄弱，难以满足高效履职的要求。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西部，问题尤为严重。

六是在社会法治意识方面，部分基层干部群众法治观念淡薄，做决策往往仅凭经验和个人想法，依法办事观念薄弱，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

部分基层群众法律意识不强，学法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氛围不浓，依法维权意识缺乏，往往“信访不信法”。

七是在群众法治获得感层面，基层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体系不健全，未能有效满足群众的诉求。

法律服务进村庄、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单位的普惠性做得不够。法律服务供给不充分，服务产品不丰富，服务的整体性、系统性不强，服务质效不高。公共法律服务亟须由政府任务主导向民意需求导向、由粗放管理向精准服务、由被动服务向主动作为、由司法行政机关自我评价向群众评判转变。此外，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仍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基层民主治理难以真正实现。

三、新时代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基本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要充分发挥法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逐步实现基层依法治理，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前提下，在县乡村居各级推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将各项工作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

（一）在党的领导下有序推进，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要深刻认识到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的重大意义，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法治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行。党的领导示范作用在“枫桥经验”中得到了深化与验证，坚持党的领导是“枫桥经验”保持正确方向长足发展的政治保障，是发挥法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作用时必须坚持的原则和宗旨。

（二）围绕全面依法治国这个大局，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基层依法治理应紧紧围绕“全面依法治国”的整体和大局，基层政府、组织、行业、部门都必须将局部工作和利益置于这个大局和整体利益之下。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法治领域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基层治理会遇到更多难啃的硬骨头，需要遵从中央顶层设计，整合基层各方面的资源力量，形成攻坚克难的合力。基层治理必须围绕全面依法治国的大局，自觉融入大局、服务大局、保障大局，反对一切形式的特殊化，反对一切形式的地方保护、行业保护和部门保护，反对立法、行政、司法过程中的地方利益、行业利益和部门利益导向。

（三）约束和规范公权力，增进人民福祉

基层政府必须严格落实“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制度;基层监察机关切实履行监察职能，依法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调查和处置;基层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运用法律机制抵制任何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要求。在强化对基层政府公权力行使的制约的同时，推动基层政府在增进人民福祉方面积极作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快形成均等化、普惠性、可持续的公共服务体系。

（四）鼓励公众参与，激发基层社会活力

基层民主自治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基层政府应为社会主体保留充分的自治空间，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社区公约、行业协定等在日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同时，深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提高政务透明度，构建基层政府与民众之间良性顺畅的沟通机制，为民众参与公共决策和法治建设提供平台。近些年来，“枫桥经验”中新乡贤坚持德治、法治、自治“三治合一”的路径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既是对传统基层社会治理经验的推陈出新，反映了对基层精英和民众代表的尊重，也是激发基层社会活力、鼓励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良好范例。

（五）培育法治文化，树立法治信仰

法治文化是推进基层依法治理的灵魂。在枫桥地区，用文化或文学艺术的载体和形式进行宣教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日常治理实践。普法标语口号在此俯拾皆是，内容涉及对“枫桥经验”及其工作方法的整体阐释、枫桥派出所的职业道德要求、信访改造和帮教的经验、调解的要求等，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达到“送法下乡”、培养法治氛围、培育法治文化的目的。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在全社会树立“法治的信仰”，健全普法宣传教育机制，推进法治宣传教育的普遍化、常规化和制度化。

四、新时代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我们的执政党将依法治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在总结治国经验教训基础上的正确抉择。法治国家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制度性保障和基本途径，而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基层安则天下安，基层善治则天下善治。我们应通过总结提炼基层实践探索中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好经验，实现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

（一）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关键作用

“依靠群众、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观;以人为本、仁爱的人本价值观;不断制度创新、尊重群众智慧的社会发展观”是“枫桥经验”的基本内容。其中，坚持党的领导被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改善乡村治理机制，加强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创新基层管理服务，为基层依法治理提供了路径方式。一是要充分发挥党在理论、政治、组织、制度等方面的优势，将基层党组织的资源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资源。二是要把抓基层、打基础摆在关键位置，引导基层党组织围绕基层法治建设确立工作的目标、内容、方式和机制。三是强化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组织对辖区内党建工作的领导和统筹协调。四是抓好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党的宗旨教育、廉政教育和法治教育。

（二）建立健全基层社会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

“枫桥经验”对法治的遵从不仅体现在对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国家制定法

（“硬法”）的遵守上，而且体现在对“软法”的重视上。枫桥通过乡规民约

（村规民约）这类群众内部高度认可的软法治理方式促进了基层社会自治、法治、德治三者相融合，无论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要建立健全基层社会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应从三方面着眼:一是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法律法规。健全和完善基层社会领域法制体系，形成配套完备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体系。按照《立法法》规定的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和修改基层社会治理法律法规。二是加强重点领域

（例如土地流转、征收补偿等）的立法，准确回应地方治理的规则需求，提高立法的水平和质量，增强地方立法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三是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基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指出，要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村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村规民约、自治章程、议事决策规则、居民公约等，创新乡村治理的有效载体，有效引导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增强村民遵法守法意识。

（三）健全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决策体系

在决策机制方面，枫桥镇创新了村（居）民公益社会事务“五议一创”机制

（“五议”是指村“两委”负责人建议、村党支部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一创”是指民主法治村创建），建立健全了“三上三下”民主决策程序

（“三上三下”是指“一上一下”征集议题、“二上二下”酝酿论证、“三上三下”审议决定），保障村

（居）民对村级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提高了村

（居）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水平。要健全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决策体系，一是要建立政府公共决策机构，将其作为基层党委政府的辅助决策和社情民意收集机构，由基层党委政府直接领导，为党委政府的决策提供专业参考意见;二是要深化政务公开，完善各领域、各部门的办事公开程序，推进群众普遍关心、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基层政务、行政机关内部事务公开，建立重大事项、重点工程项目决策征询公开制度。

（四）建立健全基层社会治理监督体系

要运用法律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手段，构建全方位监督网络，形成监督合力。建立和完善基层监察体系，畅通社会监督渠道，加强对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形成权力运行监督体系;强化民主监督的职能，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类群众团体的监督作用，推进民主监督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加强群众舆论监督，支持新闻媒体监督，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五）加强基层法治机构和法治队伍建设

枫桥地区一向重视基层法治队伍的建设，充分挖掘和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制的政治优势、组织体系优势、人民群众创新能力优势的资源，有效整合村（居）委员会基层组织、民间社会组织、民营企业等多元力量，创设综合治理工作中心，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和社区群众参与社会治理，为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在新时期，要解决法治机构设置不完善、法治机构队伍不稳定和人员配备不足、法治工作物质装备和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努力提高基层法治机构工作能力，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基层大法治网络。横向整合县一级公检法司力量，纵向在县乡村建立综合综治工作机构，构建县乡村三级联动的法治网络。二是加强基层社区网格化管理和治保网络建设，加快形成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自治组织为主体、各类中介组织充分发挥作用的新型社区组织机构。三是建立健全将人、财、物更多投放到基层的长效机制，确保资源下沉到基层。四是人员编制要向基层一线倾斜，加强和充实基层法治队伍力量，同时提高基层法治队伍整体素质、能力和水平。

（六）建立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

枫桥在55年的治理实践中总结出的“立足基层组织，整合力量资源，就地化解矛盾，保障民生民安”的“枫桥经验”，对于我国目前推进基层依法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针对我国基层法治资源比较匾乏的现实，要推动法治工作重心下移到基层、力量下沉到基层，要强化乡村司法所、人民调解站等基层法治单位建设，探索整合基层法治力量的体制机制，健全基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发生。同时要把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结合起来，完善矛盾纠纷排查、预警、化解、处置机制，变事后处置为事前预防，变治标管理为治本管理，努力掌握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主动权。

（七）健全基层矛盾调处化解工作机制

枫桥构筑了纵横交叉的防控网络系统，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并举;创建了矛盾分立调解法，根据不同的类型予以区别对待;建立了协调联动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实现了由单一调解向多元化解调解转型升级。借鉴“枫桥经验”，健全基层矛盾调处化解工作机制，一是要建立健全矛盾化解机制，整合政法、综治、维稳、司法行政等力量，完善基层矛盾排查调处化解机制。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有效解决群众诉求及困难，确保“小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乡镇社区、难事不出县区、矛盾不上交”。二是要深化联动工作机制，做到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的联动、人民调解与治安行政调解的联动、人民调解与其他行政调解的联动，积极探索人民调解与刑事和解联动工作机制。三是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矛盾的化解，促进社会和谐。

（八）推进公众有序参与

“枫桥经验”作为一种多元、动态、开放的治理模式，有着丰富的民主、参与和协商的内涵。可以说，“枫桥经验”历经55年仍生机勃勃，其核心动力就在于人民群众的创造。“枫桥经验”表明了“以人为本”的宗旨，引导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指出: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党的十九大报告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明确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具体而言，要推动公众有序参与:一是基层政府要深化信息公开。信息公开是公众参与的前提，公众了解政府公共决策信息才能有效参与决策。二是拓宽公众的参与渠道，包括制度化的参与和非制度化的参与。三是加强公众参与的有效互动。公众参与是为了影响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以使公共政策更为科学，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并保障多数人的利益。参与效果的提升需要政府和公众的共同努力，政府要尊重、依靠民众;公众则要发挥主体性，认真准备、积极参与。

（九）健全基层社会治理考核评价体系

一是建立科学的考评指标体系。

通过改进考评方式，健全考评机制，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二是完善基层干部年终述职考核制度。将基层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守法情况列为日常考核评价和考核的重要内容，把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水平和个人遵守党纪国法的情况纳入述职内容，将考核结果作为干部奖励惩处、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三是坚持对滥政乱政行为问责。依据《公务员法》《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于发生责任事故或违法行政案件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十）依托“互联网+”推进基层依法治理

近年来，枫桥依托乡村信息化和数字乡村建设的加速推进，成为利用互联网优化基层社会治理的“赢家”。枫桥镇实施了基层社会治理“一张网”工程，依托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微博建立了“党员群”“村‘两委’群”“村民代表群”“护村队群”“志愿者调解群”以及“村民群”等多个网络群，形成村

篇6：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一系列决策、部署，严格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确保我镇平安建设工作绩效继续在全市领先，根据中央五部委《关于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的若干规定》和《江苏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实施办法》以及省、市、邳州法治建设工作考核办法，结合邹庄实际，特制定本责任书。

第一条 加强组织领导。把综治和平安建设、法治邹庄建设工作纳入本单位总体规划，列入单位工作目标考核（分别不低于综合考核总分的10%）；列为单位为民办实事工程，单位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领导班子成员共同抓。单位党政班子定期召开会议专题研究综治与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工作，切实解决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及时作出有针对性的工作部署。积极应对和超前预防可能对社会安全稳定带来的不利影响，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服务经济发展大局。

第二条 严格落实责任。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履行综治与平安、法治建设工作领导责任制、部门责任制和单位责任制。落实省市、邳州《关于加强领导干部履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职责情况考核的通知》和《关于建立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党政领导干部表彰奖励征求综治部门意见制度的通知》精神，建立党政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综治委成员单位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抓综治和平安建设实绩档案，将综治及平安建设工作纳入单位(部门)领导干部的实绩考核。

第三条 形成齐抓共管合力。进一步明确单位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法治建设中的职责任务，切实形成工作合力。进一步完善工作制度，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建立健全述职制度。扎实推进联系点共建工程。

第四条 落实经费保障。根据省、市、镇考核要求统筹安排政法综治和平安建设、法治建设专项经费，并按照预算及时拨付到位。

第五条严格考核奖惩。层层建立考核奖惩激励机制，把综治和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工作列为督查事项。对因工作不力或渎职失职引发影响稳定重大问题的，实行责任倒查和一票否决，严肃追究有关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对受警示单位的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实行诫勉谈话。法治建设年终综合考核90分以下的单位，主要领导要向镇党委政说明情况。对2011年期间在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六条 进一步加强依法执政能力建设。在广大干部职工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建立健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衡的权力运行机制，让权力真正在阳光下运行。

第七条 继续深入开展依法行政和积极支持参与公正司法两项工作。深入开展执法规范年活动；积极构建教育、预防、监督和奖惩并重的执法工作机制。

第八条 严格规范基层执法，深入开展基层执法评议活动，按照《关于进一步完善政（行）风评议机制，加强基层执法评议工作的实施意见》合理设定评议内容，确保执法评议活动科学化，规范工作程序，确保评议活动客观真实，强化评议结果运用，确保做到以评促纠。继续深入开展“法治单位”、民主法治示范单位、和谐单位等系列创建活动，健全充满活力的民主自制机制。推行业务公开，规范公开程序、创新公开形式、拓宽监督渠道、确保公开质量。

第九条 深入开展“六五”普法宣传教育，大力开展法治文化建设，扎实推进依法管理，落实法治惠民的各项举措。

第十条 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进一步加强维护社会稳定领导机构、工作机构和组织网络建设，形成责任明确、协调有序、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维护稳定工作机制，不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案件和事件。建立健全国家安全人民防线组织机制和工作机制，不发生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重大案件或事件。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对社会稳定造成的影响，严密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经济问题渗透滋事。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破坏活动得到严密控制和坚决打击，各项工作目标达到上级要求。民族宗教工作网络健全，责任落实，不发生因民族宗教问题引发的影响地区稳定的群体性事件。

第十一条 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纠纷。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在实施重大建设项目之前，充分考虑对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可能带来的影响。进一步维护信访秩序，认真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努力把信访问题解决在基层，最大限度地减少去市赴省进京非正常上访。不发生赴省进京集访和敏感时期重点控制对象赴省进京上访事件，不发生因矛盾激化来市去市赴省进京或在当地造成重大影响的自杀、自焚、自残等事件，不发生重伤等民转刑重大刑事案件。

第十二条 加强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组织网络建设。单位成立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调处中心有专门的办公用房，配备一名以上专职调解人员。

第十三条 加强大调解工作机制建设。建立社会稳定定期分析研判制度，定期排查矛盾纠纷，民间纠纷调处率达98%以上、调处成功率达95%以上。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情况报告、领导接待包案、协调会办、听证认证、公示公告和督查回访以及考核奖惩等一系列工作制度。建立责任倒查制度，对造成社会矛盾纠纷多发或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的部门和单位，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健全完善公调对接、检调对接、诉调对接、访调对接、纪调对接等长效工作机制。

第十四条 大力推进科技防范建设。健全完善快速反应和整体联动机制，加快推进重点单位、公共复杂场所、居民居住区等“五大技防工程”建设，改造升级现有监控中心，保证监控探头质量，监控探头要覆盖辖区内的重点单位、重要部位、主要路口以及公共复杂场所，切实提升技防设施质效，加强监控人员的技能培训，充分发挥技防设施的效能。

第十五条 有效控制刑事发案。加强社会面巡防控制，严格落实单位内部治安防范与管理的责任。确保刑事案件发案得到有效控制，刑事案件和八类主要刑事案件发案保持平稳，增幅分别控制在5%和3%以内。不发生在全市造成重大影响的人员伤亡和巨额资财损失的重特大刑事案件以及在全镇造成恶劣影响的涉黑涉恶团伙犯罪案件。

第十六条 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完善严打整治机制。刑事案件破案率达到45%以上，八类主要刑事案件破案率达到85%以上，杀人案件破案率达90%以上，一次杀死3人以上以及公安部挂牌督办的案件全部破获。治安重点地方和突出治安问题排查整治机制健全、效果明显，不发生在全市造成重大影响的区域性治安混乱或突出治安问题。“追逃”、“扫黑除恶”工作绩效明显。不发生在全市有重大影响的涉众性经济犯罪案件。

第十七条 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创新管理思路和管理手段，切实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加强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构和网络。私房出租户责任书签订率达95%以上。加强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刑事作案人员中在校生比例下降，不发生在校生杀人或有重大影响的暴力犯罪案件。做好刑释解教人员帮教安置、社区矫正和禁毒工作。加强对场所行业的管理，确保不发生重大涉黑涉恶团伙犯罪案件。

第十八条加强公共安全监管。严格落实公共安全监管责任制，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专项整治工作。因安全生产事故、道路交通事故、火灾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下降，不发生在全市造成重大影响的治安灾害事故。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单位治安防范达标率达100%，不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剧毒、爆炸、放射等危险物品丢失、被盗或致人伤亡的刑事案件或事故。

第十九条加强政法综治组织建设。建成集维护稳定、平安建设和综治各项基础工作为一体的工作平台，有效提高基层综治和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工作效率。

第二十条深入开展基层系列平安建设活动。广泛深入地部署开展平安单位、平安企业、平安校园、平安医院等基层系列平安创建活动，辖区创安覆盖率达100%。明确各类基层系列平安创建的牵头单位和责任部门，切实增强创建合力，不断提升基层系列创建的质效。

第二十一条 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满意度提高。公众安全感达98%以上。

第二十二条 认真贯彻落实镇党委、镇政府有关综治和平安建设以及法治建设的重大工作部署，完成镇综治委（办）和镇法治办部置的各项工作任务及交办的有关事项。

本责任书的检查考核，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完成情况，由镇综治委会同镇纪检、组织、人事、监察等部门按照《江苏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考核办法（试行）》组织考核，并按有关规定实行奖惩。法治建设工作完成情况，由依法治镇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省、市法治建设考核办法进行考核奖惩。

本责任书一式两份，镇党委、镇政府，各单位各执一份。

邹庄镇人民政府（单位）（负责人签字）（负责人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