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典型腐败演讲稿（精选7篇）
篇1：高校典型腐败演讲稿
高校系统腐败典型案件的探究与分析
周波
（广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高校本来应是象牙塔，是教书育人和培养社会人才的地方，理当是一片只有书香没有铜臭的净土。然而现实却是，近年来高校腐败案件频发，就连那些所谓的“211”、“985”名校也陷入高校腐败的旋窝中，这些都颠覆着人们的传统观念。大学精神日益沦落，高校已成为腐败犯罪新的高发区。因而本文在此举出几例高校腐败的典型案例，对这些高校腐败案例进行研究和分析，从而找出高校腐败的频发领域，并且进行高校腐败的原因分析，从而寻求一条在高校中推进廉洁文化建设的光明道路。
关键词：高校：腐败问题：成因：治理：措施
一、高校系统腐败的典型案例
案例
一、人民大学原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腐败案
2014年5月30日，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向公众宣布：以涉嫌受贿罪决定对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予以逮捕。
经查，2006年至2013年期间，蔡荣生利用职务便利，在学校特殊类型招生过程中为考生提供帮助，收受贿赂1000余万元。2013年11月20日，经上级指定管辖，南京秦淮区检察院对蔡荣生立案侦查。同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暂缓自主招生一年，文体特长生和体育特长生除外。中国人民大学确认，蔡荣生因涉嫌违法违纪接受调查，教育学院执行院长胡1娟也被免职协助调查。
案例
二、教育部公布四起高校科研经费使用违规违纪案
2014年10月16日，从教育部官方微信“微言教育”获悉，在近期召开的直属高校科研经费管理情况第二批专项检查动员部署会上，教育部通报了4起科研经费使用违规违纪典型案件，并对即将开展的专项检查工作进行部署。
此次通报的4起典型案件是：浙江大学原教授陈英旭将科研经费划入自己控制的公司，贪污945万余元，被判刑10年;北京邮电大学原教授宋茂强借用他人身份证件办理银行存折，冒名领取劳务费，将68万元科研经费据为己有，被判刑10年6个月;北京中医药大学原教授李澎涛、王新月夫妇二人以虚假采购耗材的方式向一家生物技术公司支付264万余元，涉嫌贪污，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山东大学刘兆平采取虚开发票的方式，骗取科研经费等公款
2341.8万元，被判刑13年。
案例
三、重庆师大教授张世友论文涉抄袭案
2014年5月7日，重庆师范大学正式通报，张世友的部分学术论文存在抄袭、引用过度等学术不端与学术不规范行为。决定解除其教授岗位聘任、撤销其校内所有学术职务和学术称号、调离教学工作岗位。作者简介：周波（1991-），安徽合肥人，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与广州发展研究院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从事公共服务与绩效评价研究。1屈胜文.人大招生处原处长受贿千万被捕[N].西安日报，2014-5-31（4).2姜杰.教育部通报四起高校腐败案N].人民日报，2014-10-17（9).重庆师范大学启动了对张世友学术论文涉嫌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程序，经同行专家评议鉴定、校学术委员会审议等程序，得出调查结论：张世友的部分学术论文存在抄袭、引用过度等学
3术不端与学术不规范行为。
案例
四、合肥工业大学原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孙佩石受贿案 2014年8月12日上午，合肥工业大学原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孙佩石收受教材供应商贿赂18万元一案，在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2003年8月至2012年7月，孙佩石在担任合肥工业大学成人教育学院院长、继续教育学院院长期间，分管学院教材采购工作。期间，孙佩石决定学院教材由院办公室统一采购，并确定滕安源经营的合肥科育图书有限公司、安徽博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教材供应商。滕
4安源为表示感谢，在2005年至2012年春节、中秋节期间，共送给孙佩石人民币18万元。
二、高校系统腐败案例分析
1、高校腐败重灾区：高校招生
近年来，随着国家教育体制的不断深化，我国不断的扩大高校的自主权，这些自主权中就包括了试点高校自主招生。这些改革措施无疑正确的，但是由于高校招生系统中的行政监督体系建设不够完善，这些年来高校招生方面已经成为高校腐败的重灾区。
在案例一中，人民大学原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腐败案就是高校招生腐败的典型案例。蔡荣生在工作期间，通过补录、破格录取和违规发放研究生学位等各种违法方式大肆收取贿赂。在2006年至2013年短短的7年时间内，蔡荣生竟然收受贿赂1000余万元，这起腐败案也使得中国人民大学暂缓自主招生一年。这些都反映了高校招生腐败越来越严重，就连中国人民大学，这些所谓的“211”、“985”名校也发生了腐败问题。具公开资料显示，中纪委曾经警示过高校招生是教育腐败的重点发生领域。自2008年以来，北京市查处的高校腐败案件上升了一倍，在这些腐败案件中其中一半涉及到招生、人事问题。高校招生腐败越来越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行政监督体系的不够完善，高校管理人员缺乏有效的监督。
2、高校腐败重灾区：占用教育科研经费
科研项目是衡量一个高校科研水平和科研实力的重要标志。教育科研经费已经成为高校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但是随着国家不断的增大对于高校教育科研费用的投入，高校的教育科研经费的非法占用和使用问题越来越尖锐。如何既保证教育科研经费的科学、合理、有效、规范的使用和管理，同时不断的激励高校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已经成为高校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在案例二中，教育部公布四起高校科研经费使用违规违纪案，这件案例中不仅涉及到浙江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山东大学等多所高校，同时案件中5人竟然通过各种方式骗领贪污1600余万元。这件案例不仅贪污数额巨大，同时反映了高校的一些科研人员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非法使用和占用教育科研经费。教育科研经费的使用和管理，决定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影响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现。因而保证教育科研经费的科学、合理、有效、规范的使用和管理，是高校发展的过程中急需解决的迫切问题。
3、高校腐败重灾区：学术造假
学术造假是指通过抄袭、剽窃等手段从而非法的占有他人科研成果，或者是修改、伪造 34田文生.重庆师大认定张世友部分论文抄袭[N].中国青年报，2014-5-8（2).袁星红.揩教材的油，做自己的牢[N].新安晚报，2014-10-21（11).科研数据等学术造假方式的学术腐败行为。学术造假不仅是一种违背科学精神和学术道德的5表现形式，同时是学术领域中急功近利和学风浮躁的产物。近年来，全国多所高校相继卷入学术造假事件的旋涡中。2005年西安交通大学原教授李连生因学术造假，从而被撤销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的决定，收回奖励证书，追回奖金。这也是经确认，我国第一例因学术造假，而被撤销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项目。从学术造假事件的披露来源地学术打假网站来看，国内存在类似的关于高校论文抄袭、项目造假、学术腐败等学术造假事件的揭露和举报不胜枚举。这些现象都表明了学术造假已经成为高校腐败的高发区。
在案例三中，重庆师大教授张世友论文涉抄袭案，就是近年来学术造假的典型案例。张世友在从教21年的过程中，一共抄袭了10篇论文，其称职也从讲师晋升到教授，这对于一直提倡公开、公开的教育体系无疑是一种讽刺。学术造假现象这些年来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术教育的产业化，只在乎数量，却不注重质量。这种“快餐式”的学术教育必然会产生一种浮躁的学术氛围，从而最终导致大学精神的缺失。
4、高校腐败重灾区：后勤基建
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与此同时也在不断的发展，高校的招生人数越来越多，高校的规模也在不断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我国高校的后勤基建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与此同时，高校在后勤基建的管理方方面也遇到了腐败的问题。据统计在全国教育系统职务犯罪的案件中，基建工程领域的案件竟然占到了其中的24%，这显示了高校的后勤基建已经成为了高校腐败的重灾区。
在案例四中，合肥工业大学原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孙佩石受贿案，就是后勤基建腐败的典型案例。在2005年至2012年春节、中秋节期间，孙佩石在学院教材供应上收受合肥一图书公司负责人滕某贿赂的人民币18万元。最终落了个坐牢10年，并没收个人财产5万元的悲惨结局。探究合肥工业大学原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孙佩石受贿案，我们可以发现高校后勤基建为何变成了高校腐败的重灾区。一方面，国家每年逐步提高对于高校的扶持力度，高校也在不断的发展和扩建，后勤基建中的建设资金更是多达上亿元。因而，高额的建设资金蒙蔽了高校某些“蛀虫”的眼睛，从而为后勤基建的腐败带来了寻租空间。另一方面，高校后勤基建腐败的第二个原因是高校后勤基建的审计监督工作的薄弱。很多高校的后勤基建从立项到建成有时长达数年，这本身就造成了高校后勤基建监管的难度。
三、高校腐败重灾区治理的具体措施
1、建立完善的高校系统监管机制
对于高校系统中的各项事务都应该遵循公开、公正和透明的原则。高校后勤基建工程和大宗物资的采购，都应该采用竞争制的公开招标，使得高校系统的各项事务都在阳光之下合理的运行。对于高校的教师和领导都应该进行全方位的监管，具体应该建立两种监管体系。第一种监管体系是高校的内部监管，所谓的内部监管是指在高校建立专门的监管小组。对于高校中容易产生腐败的环节应该一一进行审查，并且每年对高校的各个岗位实行定期的监管和考核。对于高校的重要事务应该实行多人分权管理的制度，使得能合理的分工和监管，从而防止高校权力的过于集中。第二种监管体系是高校的外部监管，所谓的外部监管是指政府的具体部门和社会上的专业人士建立监管小组，对于高校的各项事务和高校的公开财务进行审查和监管。从而建立一个完善的高校内外机制相结合的高校系统监管机制。
2、定期对高校领导进行廉洁教育 5刘剑辉，吴起军，潘武东.学术造假的原因分析及预防措施[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5）：215-217.大量的高校腐败案例表明，高校领导首先是思想上没有抵住腐败带来的诱惑，然后才会一步步走向腐败的深渊，所以应该定期加强对高校领导进行思想上的廉洁教育。针对不同地区的高校和不同的高校领导人群，廉洁教育培训的方式也应该不一样，要实行因人施教，主要采用以案说法为主，分别用正面和反面的高校腐败案例对高校领导进行廉洁思想教育。对高校腐败重灾区的高校招生、占用教育科研经费、学术造假和后勤基建的各个环节上的高校人员定期加强思想上的廉洁教育，对新晋升的高校领导首先做的是廉洁思想教育培训，同时可以开展座谈讨论和读书思廉等多种形式对高校领导进行教育培训。高校领导只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价值观，才能自重、自醒和自觉，才能从思想上筑起一道防止高校腐败的防线。
3、建立高校校务报告制度
阳光是防止高校腐败最好的防腐剂，因而必须在高校建立校务报告制度。高校领导不仅把学校的各种财务和重大决策提交给政府主管部门进行审查，同时也要及时的实行校内外公开，定期对学校的师生员工、学生家长、社会专业人员和校友进行学校各项事务公开。建立高校校务报告制度，才能增加高校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这不仅有利于加强对高校腐败的监督，同时有利于加强高校内外人员对高校事务的了解和认可，从而消除矛盾，更好的把高校的各项事务办好、办实和办出效益。
参考文献：
[1]杭炜.高校经济腐败案件的形成特点及治理对策[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1):64-65.[2]何增科.高校腐败及其治理状况的调查与研究[J].广州大学学报，2013(11):5-16.[3]尹晓敏.透明度、权力监督与高校腐败治理[J].高等教育研究，2012(10)：20-25.[4]曲雁.高校腐败的变化趋势及其预防机制研究[J].广州大学学报，2014(8)：5-10.[5]马传浩.制度反腐葆清廉[J].法治与社会，2014(2)：153-154.[6]王黎明.高校公开招聘中的腐败问题及对策[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4(12)：190-191.[7]刘明武，刘宝华.高校腐败的成因与对策研究[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2(10)：3-4.[8]孙玉娟，吴玲.遏制高校腐败的理性思考与现实选择[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06(1)：84-89.
篇2：高校典型腐败演讲稿
4月18号-星期五，我们一起参观了高校腐败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巡展，了解到了腐败的严重性和可怕性，并坚定了我们自身对腐败的抵制和对于廉洁的追求。党的十八大会议上，习主席就指出为政清廉、秉公用权的重用性，各大高校的学者们作为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更应当维护党的廉洁性，倡导清廉务实之风。习主席的话让我记忆深刻，习主席强调党员同志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让全体全党人名来监督，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的确，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党员同志的存在是要全心全意地服务人民，如果你不能做到这点，不能维护群众的利益，置群众利益于不顾，那么总有一天，你会行将就木。
我们一共参观了七个模块的腐败典型，分别是在校科研经费、基建工程、招生就业、物资采购、财务管理、校办企业、学术诚信。每个模块都给在校的我们为以后的工作生涯敲响了警钟。在校科研经费方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孟江涛同志身为学校数学学院的党政办公室主任先后多次利用公务之便私吞公款237万，这真是巨额公款，身为老师，不以身作则，教导好学生，反而利用学生谋取个人利益，这不仅是老师的耻辱，更是助长了学术界的不良之风。基建工程方面，武汉科技大学的案例挺让人感动的，犯罪的书记说在刚出事的两三个月，头发全都白了，觉得自己害了家庭，对不起学生，我想很多人在犯罪后都会忏悔，觉得自己谁都对不起,但在没被发现时，却是自得其乐的，他们首先没关注自己的心，身居高位，更应当谨慎为人，审慎做事，须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想基建工程应该是高校中最易敛财的项目，站在老师的角度考虑，不管什么项目，我们都应静心净德，越是容易贪钱的活，越是不能贪，站在国家角度考虑，反腐倡廉的行动首先得考虑这些大型的项目。招生就业方面，李海婴的事例挺让人难受，作为副校长的他是学校的二把手，还是博士生导师，可以说是国家的尖端人才，却一时财迷心窍，让自己的人生颜面扫地，我看到他在自己的忏悔书中这样说，接触多了，误认为这一切都礼尚往来，无所谓，不算什么。我想很多人，包括以后的我自己可能也会如此，觉得大家都这样，我这样做也没什么不好，但这正是大忌，我们不能随波逐流，渔父的精神是不对的，“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的精神才是我们学习的，而且一步错，步步错，从一开始就勉励自己不能让利益蒙蔽了自己的双眼，否则就真的是一入侯门深似海了。杨敬安作为一名博导居然有八篇论文抄袭别人，挺让人咋舌的，确实论文很难写出来，但正是经过了艰难的研究过程得出的论文才能显现的才能，抄袭别人的文章不仅侮辱了自己的智慧，更是侮辱了自己的导师称号，试想一个不诚实的导师，能带出多少名诚实的学生，一切引人联想。
篇3：高校“能人腐败”现象值得重视
“能人腐败”是中央巡视组在向江苏省反馈巡视意见时首次提出, 引起全社会的关注。高校“能人腐败”主要是指搞学术有一套, 搞腐败也有一套的一类人, 他们往往在学术界有一定造诣, 个人能力和工作实绩上突出, 在取得荣誉后放松要求, 理想信念发生动摇, 私欲膨胀最终走上贪污腐败这条不归之路[1]。
出现在高校里的这些腐败问题, 令许多人深感意外。有着先进教育理念和知识体系的高校, 原本是教书育人、传播文化知识、进行学术研究的神圣殿堂, 应成为远离腐败的“象牙塔”, 缘何腐败频发?
笔者通过梳理大量的高校“能人腐败”案例, 发现涉案的高校既有本科层次的大学, 也有专科层次的院校;既有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 也有地方院校。腐败重灾区从招生录取到后勤基建, 从物资采购到科研经费, 从校办企业到学术诚信, 几乎涵盖了高校所有关键领域和环节。
1 基建领域是高校腐败首当其冲的重灾区
近年来一些地方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 高校领域的工程建设规模也不断扩大, 由于管理制度不健全、监督制约不到位, 高校基建领域大案要案频发, 已成为当前高校腐败的“重灾区”。
高校基建腐败的行为主体多为学校分管领导、基建部门领导或直接经手人员;涉案人员通常多次、连续作案。违纪违法主体的职务层次越来越高, 涉及处级以上干部基本上都是教授和副教授以上职称, 更不乏博士、硕士, 不少人还是博士生导师。如南京财经大学副校长刘代宁, 在三年间先后10次收受人民币14万元、价值2000元的超市购物券和1部高档手机, 收受贿赂的次数竟高达78次[2]。此外, 由于工作关系和私人关系, 容易在上下级之间形成关系密切的团体, 为逃避处罚, 涉案人员会想方设法将本单位其他工作人员拉下水, 避免其检举、揭发。
2 贪占科研经费具有更大的欺骗性、隐蔽性和危害性
“科研经费管理使用混乱, 违规现象突出, 存在腐败风险。”这是2014年7月7日, 中央巡视组对复旦大学的巡视反馈意见。
目前科研经费基本上由学校、院系党政一把手或者项目负责人管理和支配, 都属于高校“能人”范畴, 长期以来, 高校“行政化”这一理念根深蒂固, 经费使用监督机制、财务审核机制在高校“能人”落实不力, 或者放松要求, 这就给贪占科研经费提供了可乘之机。
贪占科研经费的手段和形式各异, 但基本内容主要表现在发票报销上 (经财务部门变现) 、劳务费或专家咨询费上 (不用发票就可以变现) 、高价购买设备吃回扣上 (直接从设备厂家拿取好处) [3]。
“吃喝拉撒睡, 全都靠经费。”西安理工大学原校长、党委副书记刘丁, 利用科研经费吃回扣购买豪车, 更是暴露出了高校人员“吃”科研经费的“潜规则”。被媒体称“可能创造了贪污科研经费新纪录”的浙江大学水环境研究院原院长陈英旭, 授意其博士生以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 将近千万元的专项科研经费套取或者变现非法占为己有[4]。
3 招生腐败同样不可忽视
目前高校招生腐败多集中在自主招生、艺术和体育类特招生和报送生领域。这些领域本来是高校选拔特长人才的重要途径, 如今却成了一些高校负责招生人员、“党政”一把手权力寻租的“捷径”。更有高校巧立赞助费、“教育基金”、合作办学等名目, 变相收取巨额费用, 招生人员以此捞得大量好处。如媒体报道的, 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涉嫌利用职务便利, 在特殊类型招生过程中为考生提供帮助, 收受贿赂1000余万元。中央巡视组此前在一份反馈的巡视结果中指出, 中国人民大学“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方面, 惩防体系建设特别是财务管理、领导干部薪酬管理、自主招生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5]。国内知名高校如此, 其他一些地方院校更为严重, 践踏了教育公平, 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4 如何根治高校“能人腐败”
“失去监督的地方, 是腐败滋生的温床;监督不够的地方, 会让腐败变得猖狂。”实际上, 对于高校领导违纪违法多发问题, 教育部门和纪检部门早有警示, 要求高校把好决策权、财务关、基建关和招生关, 十八大以来, 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出台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防腐倡廉建设的意见》 (教监〔2008〕15号) 等相关文件, 但高校违纪违法现象依然严重, 高校领导违法违纪现象陆续频发, 这就说明高校腐败有“树倒根在”的迹象, 要清除高校腐败毒瘤不观望、不等待、不手软, 动真格、使真劲、用真枪。
4.1 进一步建章立制
认真落实“两个责任”制度, 让党委和纪委切实负起责来;完善巡视制度, 坚持“明察”与“暗访”结合, 增强巡视效果;重视技术作用, 开发高校腐败内控与举报软件, 让高校腐败和“四风”无处遁形。
高校党政主要负责人对学校反腐倡廉建设要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 重大问题亲自过问, 重点环节亲自协调, 重要信件亲自批阅, 重要案件亲自督办。要对党政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落实廉洁自律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党政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根据工作分工, 全面履行分管范围内的反腐倡廉建设职责。每年至少一次听取分管部门和单位党风廉政建设情况汇报。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要增强监督意识, 自觉接受监督, 带头开展监督。每年要结合年度考核进行述职述廉。
高校纪委是高校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 要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下开展工作。要积极协助学校党委研究部署反腐倡廉工作, 抓好任务分解和落实, 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检查。要建立健全督查、考评、奖惩、责任追究等工作机制, 将反腐倡廉建设情况列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范围, 作为工作实绩和奖惩的重要内容, 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得力, 造成不良后果的, 应严肃追究责任。重视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 加大对纪检、监察干部培养、交流、使用力度。
4.2 瞄准关键岗位与重点领域
强化对高校一把手的权力制约, 以制度制约权力, 以监督制约权力, 以程序制约权力, 以追责制约权力。
4.2.1 加强内部财务管理和监督
高校内部财务实行会计委派制。逐步推行总会计师制度。健全高校经济责任制。完善学校财务集体决策、专家咨询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加强学校内部审计, 重视审计结果的运用。严格执行财务预决算制度。实施财务公开, 每年向教代会报告年度财务预算执行和决算情况。坚决禁止“小金库”, 一经核实单位或部门设立“小金库”, 严肃处理直接负责人, 并追究分管领导的责任。
4.2.2 加强基建项目管理和监督
坚持基建 (修缮) 项目集体决策制度和按规定报批制度, 新上项目或项目内容的变更必须经集体决策。建立健全学校内部各项管理和监督制度, 任何人不得违规干预招投标活动。实施基建工程的项目管理与财务管理分离, 实行项目工程款支付“两支笔”会签制度。大力推行基建项目全过程审计, 开展基建部门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
4.2.3 加强物资 (设备) 采购管理和监督
严格执行政府采购有关规定, 建立健全学校内部各项采购监管制度。设立学校内部采购机构, 统一组织实施对仪器设备、教学器材、药品、医疗器械、教材图书等大宗物资的采购, 做到公开透明, 阳光采购。加强对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采购和单一来源采购的管理, 严格程序, 加强监督, 防止暗箱违规操作。严禁在采购活动中违规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 防治商业贿赂。开展物资采购审计, 促进完善采购管理机制。
4.2.4 加强科研经费管理和监督
高校取得的各类科研经费, 应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集中核算, 并确保科研经费专款专用。进一步完善学校内部科研经费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的监督约束机制, 切实提高科研经费使用效益。加强科研经费预算管理, 科学合理地编制项目预算。逐步建立和完善全额成本核算制度, 加强对项目管理费、业务费等支出的管理, 明确开支范围和比例。加强对科研经费使用审计, 实施对重大科研课题或大额度科研项目资金使用的全过程跟踪审计, 杜绝科研经费使用中假公济私等行为。
4.3 加大腐败案件查处力度
强力反腐, 雷霆出击, 重拳出手, 有贪必反、有腐必惩、有案必查, 对各类高校腐败不手软、不姑息、不迁就;监管好高校领导干部规范用权, 发挥好内设纪检、财务、审计等部门的监督责任;开展警示教育, 以违法违纪案件为戒, 让广大高校领导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
摘要：随着我国反腐斗争的深入, 高校中“能人腐败”现象显示出腐败问题的高层次和宽领域, 暴露出目前高校反腐机制建设上的缺失与漏洞, 应引起高校党委和纪委的重视。
关键词：高校,能人腐败,现象,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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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龚洋浩.高校缘何腐败频发[N].中国纪检监察报, 2015-04-27.
篇4：浅论非典型腐败
关键词：非典型腐败；边缘性；诱因
一、非典型腐败的诱因分析
非典型腐败问题的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是封建文化、官本位思想在作祟。两千多年的封建熏陶，在某些人心理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许多非典型腐败现象可以在封建陋习中找到原型。其次，在现阶段的权力体制中，还存在不完善、不规范的地方，在制度设计上还存在缺陷和漏洞，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可能。再次，企业里还有一些人缺乏自尊、自重、自警、自律的社会道德支撑，放松了对世界观的改造，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这也是导致非典型腐败的产生和蔓延的一个原因。
二、非典型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是人情往来，以权回报。传统腐败大多是行贿者与当权者之间进行的一次性交易，即行贿者通过“糖衣炮弹”的攻击，换取不正当利益。但是以人情往来为名的“隐性腐败”则通常是一种长期的交易关系，形式也更为隐秘。一般情况下行贿的钱物数额都不大，而且都是日常物品，相关部门很难一般情况下界定这种行为的性质。
二是通过下属、亲朋或者特定关系人牵线搭桥，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人开方便之门，而后收点好处，或捞点实惠，或接受宴请和其它较高档次的消费。
三是办“该办”的事儿，拿“该拿”的好处。表面上看他们没有明显的受贿动机，只是为了履行职务，为了工作需要，进行正常的“礼尚往来”，这是典型的“伪君子”行为。
四是相互串通，几个人形成“联盟”，或彼此间心照不宣，相互照应。这种“集体腐败”不易被发现，因为“集体”内部人会互相保护，为监督设置层层障碍，一致对外，分担风险。
三、治理非典型腐败的对策措施
我们必须对非典型腐败引起足够的重视，下大力气对非典型腐败进行综合整治。当前，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强企业行风建设
一是要把提高优质服务水平作为生产经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进一步规范港口业务流程，推进 “工作首问责任制”、“优质服务承诺制”、积极开展“文明共建”、“对标管理”等，促进港口服务向礼仪化、标准化、规范化、快捷化转变。二是强化监督，履行承诺。对内，坚持开展聘任行风监督员、明察暗访、监督检查、评选“职工满意部室”、建立领导人员联系点等措施强化对行业风气的监督。对外，通过组织开展走访客户活动、行风监督评议、行风测评网站建设等，主动接受广大客户的监督。三是构建行风建设长效机制。要把行风建设作为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责任制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各级领导班子的重要工作日程，与生产经营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确保责任到位。要针对企业内部容易发生问题的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建章立制，将行风考评情况纳入各单位年终业绩考核评价体系，并确保制度的执行。
（二）切实加强和改进工作作风
非典型腐败现象与工作作风息息相关，而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深刻阐述了改进工作作风的极端重要性。新形势下，我们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扎扎实实改进工作作风。工作中要做到勤于思考，抓住主要矛盾，坚持为民务实清廉。要转变领导观念，改进领导方式，深入调查研究，实实在在为职工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好集团公司《关于改进工作作风的实施细则》，进一步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始终不渝地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三）充分发挥教育在反腐倡廉中的基础性作用
非典型腐败行为发生与否，主要取决于行为人主体的思想动因，而净化人的思想，必须依靠长期的思想教育。教育与法制等其他手段不同，不具有强制性，其功能的实现并不一定立竿见影，但它“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地渗透进人们的思想，长期持久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坚持不懈地对党员干部和重点岗位人员进行思想教育，使他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就能使他们端正自己的从政行为，自觉抵御和防止腐败。
（四）构建和谐健康的人际关系
遏制非典型腐败，要净化人际关系，破除上下级的依附关系，让每一个职工都重事业、重品格，培养起自尊、自爱、自强的精神，营造民主和谐的工作关系。要淡化亲缘关系，防止把正常的下属关系、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异化为权钱关系、利益关系。要纯化社交关系，做到守信、守礼、守法，把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作为人情交往的准则，不拿党纪国法和企业规章制度作交易。
（五）加大惩治非典型腐败的工作力度
各级纪检监察部门要敢于作为，抓好非典型腐败的查处工作。要充分认识到，非典型腐败与典型腐败从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在处理上不能手软，不管是什么人，不论涉案数额大小，只要发现有人搞腐败，就要一查到底。同时，我们还要完善对非典型腐败行为的惩戒法规制度体系，细化违规情形、追责层级、方式等规定，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并严格执行。逐步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拓宽公开透明、便捷的信息渠道，及时发现和解决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中存在的腐败问题，使党员干部和重点岗位人员在“自律”和纪律的作用下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规范履职。
（六）完善惩防腐败制度体系建设
篇5：典型腐败案件综合分析和教训
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存在腐败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无论是人口大国，还是人口小国；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廉洁与腐败问题上，上至总统、议长，下至普通公务员，都有被揭露的记录。像秘鲁的前总统滕森，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国内的前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静观所有的腐败对象，不难看出，很多贪官的人生轨迹大致相同，在青年时期励精图治，为党和人民工作多年，在各个时期的不同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尽职尽责。走上领导岗位后，为政初期几年，多有建树。然而，随着职务的升迁，权力的增大，个人的精神世界逐渐发生了变化。读书学习、艰苦朴素的作风逐渐淡化，民主开明、勤奋务实的风格悄然离去，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开始扭曲，思维方式发生了改变，最终没有抵制住各种诱惑，走上犯罪的道路。本文拟从典型腐败案件的特点入手，对腐败案件的成因做几点分析，并提出几点建议。
一、典型腐败案件特点分析
（1）个体腐败和群体腐败并存，群体腐败呈上升趋势。近些年来从一些地方或部门挖出的窝案、串案的增多，单位 1
犯罪（包括法人犯罪和非法人单位犯罪）案件的上升，部门或行业性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愈演愈烈，均说明了这一点。
（2）腐败行为主体正在从基层向中层和高层领导干部蔓延。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甚至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因腐败案件受到查处的比例逐年上升，这一方面说明反腐败力度在加大，另一方面说明腐败行为确实在由基层向中层和高层蔓延的严峻形势。
（3）腐败行为已经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一般经济管理部门扩散到了党政领导机关、组织人事部门、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等要害部门，就连被视为社会良知的守护神的新闻出版界和学术教育界也未能幸免。
（4）就腐败行为动机来看，因公型腐败、徇私型腐败和逐利型腐败同时存在，其中逐利型腐败呈恶性发展的趋势，后者主要表现在不少腐败分子谋财谋权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有人甚至雇人暗杀妨害自己仕途的人），贪色图名达到丧失廉耻的地步，奢侈挥霍常常一掷千金几近变态疯狂的程度。
（5）就腐败行为的制度性成因来看，传统型腐败、过渡型腐败和现代型腐败同时并存，其中以过渡型腐败为主，2
但在经济领域现代型腐败的发展势头不容忽视，佣金、回扣几乎成为商业交往中公开的秘密。
（6）就腐败交易双方利得情况来看，互惠型腐败有演变为勒索型腐败的内在趋势。在行贿受贿的腐败交易中，起初往往是双方均得利的互利互惠型交易，但发展到后来往往演变为勒索型腐败，这是因为腐败交易有着自身的发展逻辑，它不以行贿者的意志为转移。在腐败交易中，交易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受贿者作为公共权力或资源的掌管者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处于垄断地位，行贿者则处于有求于人的不利地位。当行贿者和受贿者为一对一的关系时，行贿者和受贿者为同时得利的正总和博弈关系，但当行贿者和受贿者变为多方对一方的关系时，交易结果就会变为只有受贿者和出价最高的行贿者得利的局面，其它行贿者实际上是被迫行贿，否则他们就会被淘汰出局。所谓“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就是对后一种博弈的真实写照。当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处于垄断地位时，为了最大限度地谋取自身利益，它可以从被动地收取租金变为主动“设租”即人为地创造出垄断权来，迫使需求方支付相应的费用。在上述情况中，腐败交易已经演变为一种勒索型腐败。在转型期中国，这种勒索型腐败正在大量地发生。
（7）就腐败行为的后果来看，轻微腐败和一般腐败每天都在大量地发生，普通腐败犯罪增长势头不减，重大腐败犯罪或者说腐败大案要案呈现上升趋势。
（8）就公众对腐败的宽容程度来说，出现了“两头热中间冷”的局面。领导层和一般民众对许多腐败现象（例如单位腐败犯罪、部门或行业性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和公款吃喝高消费等）的看法是一致的，认为他们应属于黑色腐败或者至少是灰色腐败，应当受到舆论的谴责和法纪的制裁，但许多党政官员则不这幺看。在他们那里，黑色腐败变成了灰色腐败甚至白色腐败，灰色腐败和白色腐败甚至不被认为是腐败，在这种态度支配下不少腐败分子缺乏犯罪感和羞耻感，腐败案件的查处也是阻力重重。腐败现象上述发展态势表明，确实如一些学者所说，腐败在和改革赛跑，利益驱动下的腐败有着加速度发展的趋势，对此必须要高度的紧迫感和危机感。
二、典型腐败案件教训
一、从自律约束机制来看，道德内约作用有限，民主生活会质量不高批评和自我批评作用发挥不够，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不如人意。
二、从责任约束机制来看，自上而下层层任命和监督的体制使得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相脱节；决策者、执行者和监督者的权力、责任不对称削弱了各种监督机关的监督力度；过于强调一把手的责任削弱了一般公职人员的权能；由于缺乏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来自群众监督的责任约束仍然是一种软约束。
三、从制度约束机制来看，反腐败法制建设滞后，廉政制度建设重数量轻实效，反腐败机关的权能受到多方面的制约。
四、从舆论约束机制来看，新闻舆论监督力度不够，民间舆论声音微弱，公职人员工作单位内部舆论约束作用有限。凡此种种，导致公职人员行使权力的约束机制软弱乏力，而约束机制的软化与激励机制的扭曲、机会结构的畸形发展一起构成了转型期中国腐败猖獗的主要制度原因。
三、反腐败建设几点建议
第一，匡正激励机制。建立廉政公积金，增加公务员廉洁从政的收入预期和从事腐败行为的成本预期。实现公职人员收入的透明化，逐步消除灰色收入，彻底杜绝黑色收入。旨在保证公职人员收入透明化的一系列制度如收入申报制度、领导干部家庭财产报告制度、个人储蓄实名制等，需要
进一步加以充实和完善，并需要上升为法律以增强其权威性。
第二，促进政务公开。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进行了一系列政务公开的积极探索。这些探索包括政府职能部门实行的“两公开一监督”（办事程序公开、办事结果公开、接受群众监督），执法和司法部门实行的警务公开、检务公开、审判公开，基层政务公开
第三，增强公众参与。为公民社会组织和个人提供利益表达渠道。党委、政府、人大、政协要建立起协商对话机制，定期听取公民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意见和要求，并及时作出答复。政策制订过程要最大限度地吸纳公众参与。听证会制度、公众旁听会议和发言制度、人民群众意见征集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等为公众参与立法工作、行政决策和司法审判提供了很好的制度。这些好的制度要继续坚持实施。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听证会制度是一项比较成熟的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在立法和行政决策过程中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需要下大力气加以推广。
第四，引入竞争机制。竞争带来繁荣，竞争与效率携手同行。在政府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是从管理不善走向善治的一个重要步骤。在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工作中引入供应方竞争机制，同时规范需求方竞争行为。供应方内部引入竞争
机制的办法之一是打破资源配臵的部门界限，实行权力分解职能交叉，需求方可以在供应同一资源的多个部门之间作出选择。办法之二是打破资源配臵的地域限制，需求方可以在同一个部门的不同地方分支机构之间作出选择。
第五，提高政府效能。继续实行机构改革转变职能，控制机构和人员的过度膨胀。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企业和公民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计划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审批经济，过多过滥的审批手续是导致审批权腐败的制度根源。近年来，一些地方和部门已经进行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通过改革精简了大批行政审批事项，将一些事项由审批制改为登记制，同时简化了审批程序，提高了办事效率。
篇6：高校典型腐败演讲稿
关于腐败问题典型案例的通报学习情况 汇报材料 ******：
6月25日上午8:30分，***组织公司全体职工在**会议室召开职工大会，专题学习了《********》（*****〔2015〕**号）精神,并通报学习了今年我（省/市/县）查处的**起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例。现将学习情况汇报如下：
一、会议要求全体干部职工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强力正风肃纪，以有效遏制“四风”蔓延势头；
二、会议要求公司全体干部职工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节点为重点、以建制为长效，强化日常监督管理，抓住端午、中秋、元旦、春节等重要节点，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真正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沿，立起来、严起来，让党员干部做到敬畏，遵守纪律、规矩。要引以为戒，认真落实“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与普规普纪工作有关精神和要求，切实做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务实谋事，创业、做人，努力破除“骄”、“义”、“小”、“暮”之气；
三、会议要求公司全体干部职工要严格执行《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责任追究办法》，对“四风”问题严重、群众身边腐败问题频发以及开展正风肃纪工作不力的，不仅追究直接责任，还要追究领导责任，不仅追究党委主体责任，还要追究纪委监督责任。
*************公司
篇7：高校典型腐败演讲稿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共开始了在根据地局部执政的尝试。在执掌苏维埃政府伊始，中共就在中央苏区开展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在斗争中，党领导各级苏维埃政府，发动苏区广大人民群众，查处了一系列贪污腐败案件。这不仅纯洁了党的队伍，保障了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而且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全面执政时期的党建工作留下了宝贵经验。
反腐败斗争中的典型案例
谢步升案――打响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共反腐第一枪
谢步升，江西瑞金县叶坪乡人。出身贫苦，12岁起给地主打短工。1929年参加工农武装暴动队，任云集暴动队队长。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案发时任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虽职务不高，但由于叶坪是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他的所作所为造成了极大、极坏的影响。他的主要罪状有：吞没公款3000多毛（毫子）；以权势强奸妇女多名，包庇富农，收受贿赂300多块大洋；收买群众的米，用大斗进，小斗出卖给一苏大会，获利270多块大洋；偷中央政府管理科的公章，私打牛条过山贩卖，每头牛得大洋3元，总计得大洋33元；在宁瑞交界处杀了贺龙、叶挺军队的医官，拿了金戒指2枚、大洋5块，还有怀表、毛毯等物；伙同他人抢劫布店，得赃款93块大洋等九条。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升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判其死刑。谢步升虽对其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却以曾经为苏维埃政府做出贡献为由，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核实情况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5月9日，谢步升被枪决，红都瑞金响起了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共惩治腐败分子的第一枪。
左祥云――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中被处决的全苏大会工程处主任
左祥云，福建汀州人。其父曾在圩镇开过几家杂货铺，在乡下还有十几亩良田，在当地算得上殷实之家，后来因故家道中落。左祥云25岁时投奔红军。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左祥云被调到中央政府总务厅工作，不久升任管理处的主办会计。1933年8月，总务厅成立全苏大会工程处，负责筹建中央政府大礼堂和六大纪念性建筑――红军纪念塔、红军检阅台、列宁台、公略亭、博生堡、红军烈士纪念亭。左祥云得到总务厅管理处处长徐毅的重用，被任命为全苏大会工程处主任。他在任职期间贪污公款大洋246元7角；勾结徐毅打介绍信，准备有计划逃跑；勾结刘良芹、刘良棉买卖路条；盗窃红军的秘密军事图纸献给国民党军，并企图逃到湖南组织国民党的游击队来进攻苏维埃；偷公章和介绍信到于都参加主席团会议，企图做反革命活动。据此，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下令总务厅扣押左祥云听候处理。然而，徐毅放走了左祥云。案件的发生和发展在苏区引起了极大的民愤。中央工农检查部组织工作队进行了专案调查，在查清了左祥云上述罪行的同时，还查清了徐毅的问题。徐毅除了放走左祥云，还放走了另外两名罪犯，从中索贿金戒指2枚，且官僚习气严重，生活作风腐化，浪费公款数千元。1934年2月，临时最高法庭公开审理此案，判处左祥云死刑，立即执行；判处徐毅6年徒刑，追回所有贪污受贿的财物。
瑞金系列案――中央苏区轰动一时的“京城”巨贪案
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然而，地处“皇城根下”的瑞金县苏维埃政府却发生了系列贪污腐败案件。
瑞金县财政部贪污案。1933年12月，中央工农检查部在瑞金县财政部的9月、10月、11月经费收支决算报告中，发现许多贪污浪费现象。中央工农检查部副部长高自立带队到瑞金县检查，发现财政部部长蓝文勋和会计科科长唐仁达有重大贪污浪费嫌疑。中央工农检查部派轻骑队对相关人员的贪污腐化问题进行调查。调查发现：1933年全年，县财政部虚报开支，以少开多，以物换钱占为己有，侵吞公债、公物，乱开项目等，合计贪污2800余现洋。不久，临时最高法庭判决唐仁达死刑，执行枪决；蓝文勋监禁10年，没收一切财产。
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贪污案。根据瑞金县财政部暴露的问题，中央工农检查部顺藤摸瓜，对瑞金县苏维埃政府的开支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结果发现了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瑞金县苏维埃政府仅1933年10月就超预算达858元。以瑞金县苏维埃政府1933年9月、10月、11月三个月的账目为例：白纸是中央苏区的土特产，价格十分低廉。可是该县苏维埃在9月已经开支236元的情况下，10月、11月又用去200多元。甚至在建立县苏维埃多年后还大刻印章，9月11元，10月竟达60多元。相比之下，市政建设几乎没有，而教育经费只占极少部分。更为可怕的是，瑞金县发生这样严重的贪污腐化现象，县苏维埃主席团却全然不知，可见其官僚主义之严重。中央人民革命委员会给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杨世珠以警告处分。
区、乡苏维埃政府贪污案。瑞金县苏维埃政府发生惊人贪污浪费事件后，引起了中央工农检查部对于贪污浪费的警觉。中央工农检查部随即把这一斗争深入到各级政府及群众中去。在壬田揭出了六七件贪污案。中央工农检查部指出：“上列这些贪污案件，都是在最近这一斗争中清查出来的，我们要最坚决肃清这些混蛋，来巩固苏维埃政权。”依照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相关涉案人员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至此，轰动一时的“京城”巨贪案宣告结束。
于都事件――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中的第一大窝案
中央苏区时期，最大的贪污案件当数于都事件。其涉及面之广、涉案人员之多、影响之大，足以使于都事件成为中央苏区“惊天第一案”。于都盛产粮食，又是粤赣省比较有斗争历史和群众基础的县，本应成为苏区各项建设的典范。然而，于都县的主要领导，工作敷衍，推诿塞责，投机牟利，贪污腐化，丧失政治立场，对人民群众的利益漠不关心，致使于都县出现了上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书记，下到一些乡、区政府工作人员互相包庇，贪赃枉法的窝案。
于都县贪污案件种类繁多，贪污分子从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部长以至乡代表，几乎每个机关都有。于都贪污案的案件类型主要有：第一，造假账冒领公款。县军事部部长刘仕祥勾结科员共同造假账假收据从总供给部冒领动员费400余元。第二，贪污公款做生意。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壁强挪公款50元做生意，县委组织部部长高兴赞用保险金做生意，县劳动部部长、税务科科长也学习熊仙壁贪污公款做生意。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和乡政府主席也争相用公款做生意。第三，贪污公款与公物。少共县委书记滕琼贪污群众的飞机捐款，县财政部副部长、小溪裁判部部长、潭头土地与教育部部长，以及一些乡政府主席贪污公谷及没收的烟土、钟表、戒指等各种实物。据统计，从县到区一直到乡的工作人员，贪污公款自10元到90元的查出的有90人之多。
在县委书记刘洪清、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壁的影响下，于都县某些党与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负责人互相勾结竞相做进出口生意，贩卖谷子到白区，牟取私利，造成于都缺粮现象，影响群众生活，破坏苏区经济秩序。由于于都案范围广、影响大，中央工农检查部决定对一些大案要案进行公开审判。首先是审理了滕琼、刘仕祥、刘天浩、李其芳的贪污案，结果这4名贪污犯的贪污数额均超过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贪污公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的规定数额。巡回法庭在全县公审大会上宣判4名贪污犯死刑，并立即枪决。另外，潭头财政部部长也在该区审判枪决。各区共枪决反革命分子12个，其他犯罪分子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对于熊仙壁贪污渎职案，临时最高法庭进行公开审理，并判处熊仙壁监禁1年，期满后剥夺公民权1年，其投机生意的利润全部没收。至此，于都事件的处理暂告一段落。
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典型案例查处的经验总结
中央苏区时期，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着力查处大案要案，树立反腐败斗争的典型。它不但警示了广大党员干部，密切了党群关系，培育了苏区干部的好作风，而且为新时期的反腐倡廉工作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大张旗鼓地查处大案要案，严惩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
在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中，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曾发布训令：“对苏维埃中贪污腐败分子，各级政府一经查出，必须给予严厉的纪律上的制裁，谁要隐瞒、庇护和放松对这种分子的检查与揭发，谁也要同样受到革命的斥责。”所以，在处理重大案件过程中，有关部门始终秉持从重从严的原则，对于涉案的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更是严惩不贷。
在案件查处的过程中，处决了一批有严重贪污腐败行为的领导干部。有些涉案人员的罪行并不严重，但当时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熟悉中国历史，深谙中国历代王朝因腐败而人亡政息的规律，懂得在党局部执政伊始，在苏维埃政权的初创时期，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府，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对于中国革命胜利的意义所在。所以当时无论是抓大案要案，还是严惩腐败分子，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向世人昭示，苏维埃政府是不同于其他政权的全新政府，是为了严惩影响较大的少数人，教育和警示多数人，以形成清正廉洁的苏区好作风。
中央领导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战斗在反腐败斗争第一线
在苏区的反腐败斗争中，对于一些大案要案的处理，都是中央直接查处，主要领导亲自过问，甚至亲赴事发地点调查取证。
谢步升案发后，毛泽东指出：“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时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认为：“这是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来发生的第一桩腐败案，此风不刹，何以了得！”“我们苏维埃政府建立才几个月，有的干部就腐化堕落，贪赃枉法，这叫人民怎么相信我们的党，相信我们的政府？”在左祥云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毛泽东下令扣押左祥云，并责令中央工农检查部把此案查个水落石出。中央工农检查部接到有关瑞金县苏维埃腐败问题的群众举报后，部长何叔衡安排副部长高自立带队，到瑞金调查案情。高自立甚至到县苏维埃食堂做学徒，以获取证据，才找到了会计科科长唐仁达和财政部部长蓝文勋贪污案的突破口，使“京城”巨贪案得以破获。中央发现于都的严重问题时，曾派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到于都检查工作并开展斗争，对于都事件的解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与腐败行为做斗争
在苏区反腐败斗争中，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依靠群众的力量来克服政府中的不廉洁行为。为此，中央工农检查部专设控告局，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检举运动，并取得了重要成效。
为了更有效地监督各级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央和各地的检查机关还建立了不同形式的群众监督机构，主要有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群众法庭、巡视员等。这些机构以不同方式深入到基层群众中，调查、检举、揭发贪污腐败分子，成绩卓著。当时苏维埃政府查处的一些大案要案，如中央工农检查部接到群众的控告信，检举中央印刷厂、中央造币厂和军委印刷所的会计科科长都有贪污行为，检查机关派人查账却查不出来问题。后来，检查机关发动群众，在三个工厂分别组织了轻骑队、突击队，吸收群众参加审查工作，终于查出了三个会计科科长的贪污行为。
《工农检查部的组织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工农检查机关如果发现各机关内的官僚主义者和腐败分子，有必要时可以组织群众法庭，以审理不涉及犯法行为的案件。群众法庭有判决开除工作人员、登报宣布其官僚腐败罪状等职权。
在大案要案查处中充分体现了舆论的宣传和监督作用
在苏区反腐倡廉建设中，舆论监督起了重要作用。苏区的重要报刊有《红色中华》《青年实话》《斗争》等。这些报刊一方面刊登党和政府有关廉政建设的方针、政策、法令、条文，另一方面及时披露主要案件的查处经过和处理结果，甚至上述案件的判决书也在《红色中华》上全文刊登。《红色中华》和《青年实话》还专门开辟了专栏，如红版、黑版和反贪污浪费专栏。红版介绍苏区干部清正廉洁的典型事例。黑版专门批评那些消极怠工、贪污浪费分子。反贪污浪费专栏则及时揭露重大贪污浪费案件，公布对这些贪污分子的处理结果。
大案要案的查处催生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反腐败法令，促进了反腐败斗争的法制化
尽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一成立，就设立了工农检查部，以督促、检查、处罚不良行为，然而，各项规章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完善尚待时日。反腐倡廉的相关法令、条例也是在查处案件的过程中，逐步颁布、实施和完善的。中共在苏维埃时期颁布的第一个反腐败法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就是在于都事件查处过程中颁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