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独立原则

论司法独立原则（通用6篇）

篇1：论司法独立原则

试论仲裁独立原则

论文摘要《仲裁法》第八条明确确立了仲裁的独立原则，但是，司法实践中，无论是仲裁机构还是仲裁员均不能保持其独立性，行政机关、人民法院对仲裁的根本影响瓦解了仲裁的独立，仲裁员也难以依据其对事实的认定、对法律的理解独立裁决案件。本文认为，我国的仲裁从根本上不具备独立性，《仲裁法》第八条形同虚设。

论文关键词仲裁 行政机关 人民法院 独立性

1995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将“仲裁独立”原则写入第八条中：“仲裁依法独立进行，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对于《仲裁法》第八条，有的教科书或著作将其展开归纳为以下四点表现形式：(1)仲裁机构不属于行政机关;(2)仲裁机构的设置以按地域设置为原则，相互独立，没有上下级之分，没有隶属关系;(3)仲裁委员会、仲裁协会与仲裁庭三者之间相互独立，仲裁庭依法对案件进行审理，不受仲裁协会，仲裁委员会的干预;(4)仲裁并不附属于审判，仲裁机构也不附属于法院。“仲裁独立”原则一直被仲裁法律学者们认为是我国仲裁法律制度发展完善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但笔者认为，前述四点表现形式仅是对《仲裁法》第八条的条文解释，仅是在理论层面体现出仲裁的独立原则，而实践与理论尚有很大的差距。笔者代理仲裁案件，经常性地面对仲裁机构或仲裁员不能独立裁决的情形。一个仲裁案件如果有政府机关、人民法院介入，无论是仲裁机构还是仲裁员都将失却法律的衡平，倾斜于权力的重心。最初遭遇这种情况，笔者愤慨于个别仲裁员，但后来随着律师执业年限的延长，笔者结识了很多仲裁员，有同行律师，也有大学教授、公务员等，通过对仲裁机构的设置、仲裁员聘任等现状的了解，笔者发现：仲裁理论上是独立的，但实践中，仲裁不得不受制于政府机关、人民法院。从至高的精神层面上来讲，仲裁员也希望能够依据自己对事实的分析和判断、对法律的理解和把握来裁决案件，但是，他们履行法律赋予的权利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影响。

一、仲裁不能独立于行政机关

(一)仲裁经费依靠财政拨款，仲裁收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仲裁受行政机关的制约是因为行政机关掌握着仲裁的财政权和人事任免权。因为仲裁法等相关法律并没有相关内容的规定，所以普通的老百姓甚至很多律师并不知道，仲裁经费是靠地方政府财政拨款的。仲裁收费都被定性为“行政事业性收费”，必须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这意味着仲裁机构必须在银行设立专门的帐户，当事人通过该帐户交付仲裁费用，银行将仲裁费全部上交财政，然后财政部门将仲裁机构纳入部门预算编制范围，根据其履行职能的需要，合理核定其预算支出，仲裁机构须按核定的预算进行开支。仲裁的办公用房由政府解决，日常办公经费、人员开资等全部的开支都从核定的预算进行开支。因此，仲裁虽然打着独立的旗子，但实质上还是端着政府的饭碗，又怎么能够独立于行政机关呢?

(二)仲裁委员会及仲裁常设机构的要职由政府任命，人员编制属于事业编制

仲裁委员会是仲裁的最高决策部门，委员会主任就是仲裁的最高领导，在实践中，仲裁委主任几乎都是各市市委组织部任命，一般从法院或政府正处级干部中选任。虽然《仲裁法》第十二条规定，仲裁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应当有三分之二以上法律、贸易专家，但实践中各地的仲裁委员会中专家比例连三分之一的比例都不能达到。仲裁常设机构的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是仲裁的另一要职，负责仲裁日常事务的管理，这一职位也通常是在行政机关中选任，仲裁常设机构的.其他人员的编制绝大多数是事业编制。因此，在民法典未能制定出台，民法通则未进行修改，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尚未启动之前，国务院关于组建仲裁机构的文件对仲裁机构的规定仅为“参照有关事业单位的规定”解决“人员编制、经费问题”。这不仅是“不得已为之”的权宜之策，也是各方利益无法平衡的结果。由于这种法人定位上的不确定性，各地在组建仲裁机构时便造成了管理模式僵化，制度模糊不清、规定不明，上级指导混乱等情况出现。

(三)中国仲裁协会行政行业协会色彩浓厚，超出社团法人的管理职权

中国仲裁协会是仲裁委员会的自律性组织，根据章程对仲裁委员会及其组成人员、仲裁员的违纪行为进行监督。实际上，国际上其他国家的仲裁立法，没有规定在仲裁机构之外设立一个仲裁监督机构。国外有叫仲裁协会的，但是这个协会是相当于国内的仲裁委员会，就是一个受理仲裁案件的机构。当然也有一些协会，是搞仲裁员培训的，但并不负责对仲裁机构管理和监督。而中国仲裁协会的职权更多是在于对各仲裁委员会的仲裁案件的审理进行监督，而不是对仲裁行业进行全行业统一管理。由一个部门对某行业进行统一管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管理思维和模式，中国仲裁协会行使监督权，无异于在各仲裁委头上又悬起一把戒尺。

以上三点足以证明，仲裁虽名义不属于行政机关，但其经费收支和人事任免均由行政机关掌握，并由特定部门对仲裁行为进行监督，又岂能独立于行政机关，“不受行政机关干涉”?

二、仲裁不能独立于人民法院

仲裁不能独立于法院，源于我国《仲裁法》规定的撤销仲裁裁决制度及《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

(一)撤销仲裁裁决程序——仲裁的“二审”

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度，但实践中往往并不能达到“一裁终局”的效果。《仲裁法》第六十四条明确规定：“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仲裁裁决，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执行。人民法院裁定撤销裁决的，应当裁定终结执行……”。没有达成调解或和解的仲裁案件，必然有胜败之分，败诉方定然不会轻易地举手投降。根据《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有六项，实践中，无论是否有合理合法的依据，只要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依据《仲裁法》第六十四条就可以达到中止执行仲裁裁决的效果，因此，很多当事人为达到拖延履行仲裁裁决的目的而提出撤裁申请。并且，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案件受理费一般是按件收取，只有几百元，人民法院在受理撤裁案件时也不会做实体性的审查，因此，被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案件比例很高，中级人民法院实践中变成了仲裁的二审。

撤销仲裁裁决制度对仲裁裁决只做程序上的审查，因此，虽然提起撤裁的比例很高，但实践中被中级人民法院撤销的裁决还是比较少的。但是，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程序才是仲裁裁决效力的终结者。

(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程序——仲裁裁决效力的终结者

因为仲裁只有裁决权，但没有执行权，因此，仲裁裁决生效后，根据《仲裁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需要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了在六种情形下，被申请人可以提出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人民法院核实存在六种情形之一的，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而人民法院认为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可以依职权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在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程序中，人民法院不但对仲裁程序合法性进行审查，对仲裁案件的实体情况也要进行审查，“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均可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因此，该程序给予了被申请人第二次就同一案件重新进行审理的机会，人民法院可以全面地对仲裁已裁决的案件进行审查、审理，只要有任何程序上或实体上的瑕疵，人民法院都可以做出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裁定，否决已生效裁决。

因此，该两项制度经常(但并不绝对)把中级人民法院当做了仲裁案件的二审，中级人民法院掌握“撤与不撤”、“执或不执”仲裁裁决的权力，又怎能保障仲裁不受法院的干涉?

三、仲裁员不能独立于仲裁委员会及仲裁常设机构

实践中，仲裁员的确来自司法、学术界的不同领域，有律师、大学教授、法官、公务员等等，但是，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仲裁员并不能独立地作出裁决，甚至可以说，只要是仲裁委员会想要干预的案件，必然要按照仲裁委员会的意见来办。原因在于：

1.仲裁员聘任和选定制度赋予了仲裁委员会至高的权力。根据《仲裁法》第十三条和三十一条，仲裁员由仲裁委员会聘任，一般每三年续聘一次，在组成仲裁庭时，第三名仲裁员(即首席仲裁员)基本上由仲裁委主任指定(纠纷双方当事人几乎不可能共同选定首席仲裁员)，在一人组庭的情况下，仲裁员基本上由仲裁委主任指定。从以上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仲裁员甚至都不如法官更为独立，现在法院基本上实行电脑分案，庭长或院长没有指定哪个法官办理哪个具体案件的权力，但仲裁委员会主任就有。另一方面，法官的收入与办理案件数量不相干，但仲裁员办案才有提成收入。

2.最重要的一点，即使仲裁员写出了公正的裁决文稿，但不能加盖仲裁委员会的印章，裁决就不能发生法律效力，相当于废纸一张，而仲裁的印章是由仲裁委员会或仲裁常设机构管理，因此，仲裁员实质上不能独立裁决。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是1954年5月6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决定，于1956年4月设立，当时名称为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为了适应国际经济贸易关系不断发展的需要，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于1980年改名为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又于1988年改名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自10月1日起同时启用“中国国际商会仲裁院”名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为中国最早的仲裁机构，经历50余年的不懈努力，在底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实行财务自收自支的管理机制，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终于获得财务的自主权。至此，外界，尤其是国外对其民间性仲裁机构的质疑终于可以划上句号了。

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走出仲裁法律制度上又一具有里程碑的一步时，我们可以回过头去纵观这50余年的发展历程，在真真正正地做到收支自主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方才能作为国际级仲裁院面向世界各国。而再观国内200余家仲裁机构，凡是能够做到收支自主的仲裁机构，虽然是凤毛麟角，但由于具备财务自主权，机构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获得大幅提升，机构的社会公信力、市场认可度均名列前茅。而采取收支两条线的管理方式的仲裁机构，多安于行政机构的管理，依靠财政的扶持，缺乏市场意识，业务水平难以提升，导致机构受案量低，所作出的仲裁裁决难以得到各方当事人的认可。

虽然国家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已下文，要求按预算外资金管理的行政事业收费自1月1日起纳入预算管理，收费全额上缴国库，支出通过一般预算或基金预算安排，不再作为预算外资金管理。该文件所称的行政事业收费即包括了仲裁机构的案件受理费。但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经过不懈的努力，实行了自收自支的管理制度后，以其卓有成效的改革推动着中国仲裁制度的发展。我们已经通过上文的分析了解到，如果仲裁机构不能独立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仲裁员更不能独立于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则《仲裁法》第八条规定的“仲裁独立”原则根本无法付诸于实践。

篇2：论司法独立原则

作者写本篇文章的目的在于为中国的法律原则的适用提供他山之法，或者说是提供可以实际操作的方法。作者在文章开头即宣称了这样的一种原则适用的必要性，我们不应该将法律原则放在一个无人关注的领域，让它身上的价值无处体现，作为一名法律人，我们要尽力去发掘法律原则体现公平与正义的价值。

然而，在读本篇文章的过程中，我考虑或者说想得更多的并不是与法律原则适用有关的内容。反倒是作者在开头的简单论述引起了我抒发己见的兴趣。

在文章开头，作者即指出2010年中国就建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我却不禁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真的已经建立了吗？而这样的一种宣称又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我在此斗胆地猜测一下，这样的宣传是不是在传达这样一种信息：从此中国不会再在立法领域有什么大作为，既然体系已建立，那么剩下的就只是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了。如果仅从主观意愿上出发，那么立法者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中国已建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实际上，这种观点并不能使人信服，只要稍微关注一下我们当前的社会环境，我们就会发现离这个“建立完整法律体系”的目标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中国当前正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就称自己已建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似乎有些太过浮躁，仅用几十年的时间久想建立一个囊括所有的框架，这种想法与做法似乎有些乌托邦！其次，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其法律也将迎来一系列的挑战与生机，因为转型期的社会会有更多的问题与争议需要法律作出积极的回应，这些因素也将推动中国法律、法学向前发展。如果说此时中国已经建立起了这样一个体系，需要的只是再做一些简单的修补工作，这显然与客观事实不在同一步调上。这样的上层建筑似乎建立的基础并不扎实。由此，在我看来，中国目前仍应该脚踏实地地将立法工作做好，先打好这整幢法律体系大楼的楼基，不应操之过急。

此外，我对作者在关于法律原则适用必要性的论述时提出的一些观点有自己的看法。在我看来，既然“存在大量的法律漏洞和空缺结构”，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完全让司法机关来做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来解决这些问题。（尽管这种司法扩张时我们今后法律人可能从事司法领域后也会寻求去做的事，但在这，我只是从一个理性的角度去分析，而非站在司法角度上看。）与其将这种问题抛给几个法

篇3：论司法独立原则

一、独立学院校园文化建设主体——学生, 及其心理状况

青年大学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主体, 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世界观、价值观、信仰、信念形成的关键阶段。大学生一般都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望、感情充沛、思想活跃, 有不满足于第一课堂教学, 喜欢参加各种文化活动的特征。但也有思想单纯、容易激动, 缺少判断能力和自制力, 世界观和道德观可塑性大的特点。独立学院的学生除了具有所有大学生共同的特点外, 还有一些特殊的心理特点。这主要是因为独立学院做为一个新兴事物, 被社会广泛认可和接受需要一定的时间, 现在国家明文规定, 独立学院的学生不再颁发申请学校的毕业证书, 这也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动力、价值取向、心理调适能力等方面造成一定的影响, 部分学生的归属感不强, 专业思想不稳定, 失落感明显, 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学院的校园文化建设。

二、独立学院校园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1.对校园文化缺乏正确的认识。

对“校园文化”内涵认识不一, 对其功能认识不够。有的把校园文化简单化为说说唱唱、吹吹打打, 偏重娱乐性, 忽略知识性和思想教育性。而且独立学院由于多处在建设当中, 物质发展优先, 在文化体系内部尚未形成核心价值观念, 没有自己的品牌文化建设项目, 没有已经形成制度的文化建设的方法;再加上独立学院的专业设置往往以适应社会和市场的需要为导向, 因此不可能兼顾校园文化建设的人文精神。

2.文化功能不健全。

大致来说现代大学校园文化一般具有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教育导向功能、激励约束功能、团结认同功能、品质优化功能、调节约束功能、开放交流功能、传承融合与创新功能。但是, 独立学院由于其自身物质、精神体系不健全造成了其文化功能不健全, 往往表现在文化氛围淡薄, 学校气氛沉闷, 师生课外和业余生活单调, 使校园文化的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文化功能不齐全。

3.校园文化建设的深度和广度不足。

这主要表现在重组织活动, 轻理论研究, 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与一体达的文化活动很少, 整体层次偏低, 缺乏系统性和创造性。特别是学生社团组织自发组织的活动, 由于缺乏指导和管理, 不少活动带有自发性、盲目性、随意性、偶然性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其次, 以学生为主体的活动多, 教师主导的活动少, 示范性的活动多, 群众性的活动少, 参与范围较小, 工作效果不够明显。

三、独立学院校园文化建设的目标构想

1.从学校硬件建设上体现文化品位。

正因为很多独立学院都处在建设当中, 所以在设计之初就应该将校园文化的建设设想贯穿其中, 校园从建筑物到景观都应尽量体现一种文化品位。学校的校园景观也尽量体现一种文化:既有开阔的绿草地, 又有从绿草到灌木、到乔木形成的立体自然景观:既有象征历史的人文景点, 又有象征人类智慧的雕塑。这些自然和人文景观无不渗透出一种浓郁的文化气息。

2.独立学院自身要形成有特色的校园文化。

独立学院是由普通本科高校申请办学的, 在教学及管理上直接受校本部的影响, 造成了在校园文化上也往往会照搬校本部的建设模式。但是, 必须明确, 独立学院与校本部的办学定位是不一样的, 国家明文规定“独立学院的专业设置, 应主要面向地方和区域社会, 经济发展的需要, 特别是要努力创造条件加快发展社会和人力资源市场的短线专业”。这就要求独立学院在专业设置、教学、管理上要走特色办学之路, 这也就必然影响校园文化的建设要有自己的特色。不仅要将独立学院的办学理念融入校园文化建设, 而且要与学生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形成有特色的校园文化, 为学生的成长成材服务。

3.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首先, 要做好校园文化硬件设施的建设, 提供良好的活动场所和活动设施。其次, 校园文化要统一部署, 做到有规划并增加活动的多样性。第三, 要加强校园文化活动的品位, 提高活动的质量。第四, 鼓励学生成立有益健康的学生社团组织, 学生社团是学生课外学习各种技能、锻炼自身能力、提高综合素质的最好课堂, 在增强校园文化氛围方面能够发挥学校其他部门所不能发挥的作用。

四、加强独立学院校园文化建设的原则

1.加强校园文化的规范性的原则。

规范性就是学生学习知识技能外, 还必须有正确的政治观念和高尚的道德品格。独立学院还有其自身特有的办学理念, 因此它所要求的校园文化建设也要有一定的规范性。这两种规范性是相互统一的, 就是要通过“自我定位”等一系列措施, 加速和强化这个统一的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两种目标的规范性的统一就是学校生存的理由、生存动力、生存期望的有机构成。

2.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广泛性的原则。

加强广泛性, 首先, 表现在要开展多种文化活动, 增加校园文化活动的频度。其次, 要加强师生共同参与各种活动的开展, 有了教师的参与校园文化才更有利于形成高层次高品位的团体文化。第三, 要提高重要性认识, 它需要学院领导的重视, 各个部门的相互配合, 及全校的人力物力共同完成。

3.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的系统性原则。

校园文化不同于其他社会文化, 高校的校园文化是根据既定的办学理念, 按照与之相适应的方法策略精心地设计和建设起来的一个系统。要充分重视校园文化的重要性, 它不是孤立存在的, 要切实把校园文化建设纳入学院建设的整体规划之中, 加强校园文化的系统性。

综上所述, 独立学院发展正面临着新的社会发展形式, 担负着为社会培养人才的使命和根本任务。由于独立学院自身发展以及人才培养方向的的特殊性, 其校园文化建设也就具有了独特的一些特征。在竞争日益激烈的21世纪, 高素质人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独立学院如何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优化育人环境是一个正在探索的问题, 需要学校、社会上上下下, 方方面面的努力。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N].中国教育报, 2003-05-15 (1) .

[2]彭正禄, 刘方明, 林金蓉.高校校园文化的理论与建设[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8.

[3]卢德生.独立学院校园文化建设微探[J].成都教育学院学报, 2006, (20) .

[4]马勇.独立学院校园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延安大学学报, 2007, (29) .

[5]李友清.改善和加强我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对策[J].湖北社会科学, 2001.

篇4：论行政法原则的司法适用

关键词：行政法原则；司法；诚实信用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8-0067-01

行政法原则主要功能是弥补法律法规的漏洞，并及时地破除法律法规的局限，该原则在不断的发展中逐渐变成了司法的重要执行依据。如何在司法中科学合理地利用行政法原则是在使用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在进行各个具体原则的适用时必须根据行政法的不同原则特性来合理利用，以保障行政活动的公正公平为最终目的。

一、行政法原则的具体特点

行政法原则具有多样性和变化性，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并不是所有的行政法原则都有法律条文和宪法地位，有的只是单纯的约定俗成不具有强制性的法律地位，这样就使得不同的行政法原则具有不同的效果，在不同的阶层有具有不同的行政法原则。

二、行政法原则中的法律原则在司法中的适用

所谓“法律原则”是一种高于法律规则，却又低于法律目的和法律价值的原则。它一般是从个别的法律案件中总结而来的，有时候也是法律的具体表现形式。它主要的具体化形式是法律规则。在它和行政法原则相冲突的时候，一般要选择行政法原则来进行限制，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定。

法律原则是一个很抽象的原则，没有具体的内容和条件，所以想要使用法律原则来进行案件审理或者审判就必须先将其具体化。这个具体化需要依靠具体的现实情况和构成条件来实现。

需要注意的一点的是法律原则并不等于法律规则，这二者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法律规则更加的具体，而法律原则只是提供了一个指导。在司法的适用中，一般是直接根据法律规则来进行判断，这是对法律规则最基本的尊重，一般来说只有在司法行政过程中对法律规则产生了疑问才需要追溯到法律原则的问题上，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穷尽规则。

“穷尽规则”是指在司法处理过程中，法律规则的内容涵盖不够全面，无法公正公平地处理这一案件时，需要上溯到法律原则上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选择一个更加合适合理的原则来处理案件，保障案件处理的公正性。

（二）实现个案的正义。

一般情况下是不可以越过法律规则直接使用法律原则的，但是如果是为了支持某一个具体案例的正义，为了保障整个案件处理的公正公平，需要使用法律原则的时候，也可以越过法律规则直接使用法律原则。

（三）更加权威的理由。

想要直接使用法律原则，必须是该原则相比与法律规则具有更加强大的理由，这一理由足够让人忽视具体化的法律规则，比这种形式化的规则更加地具有权威性和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直接使用法律原则。

信赖保护是法律原則中的一条，在我国法律法规的发展中逐渐将其部分进行了法律化，但是也并没有被具体确实的规则落实下来。导致信赖保护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着两种不太一样的适用方法，一种是“法条形式的原则”，一种是“开放式原则”。“法条形式的原则”的适用方法主要是针对信赖保护中已经法律化了的部分。这一部分的适用相对比较简单，只需要在法律规则中找到具体对应的法则，然后根据具体的案例来分析这些原则之间的联系，根据具体的要求直接适用即可。而“开放式原则”主要针对还没有具体化的部分，这一部分的适用需要直接使用在案件当中，需要和诚实信用的一般性法律原则结合起来共同分析。

三、行政法原则中一般法律原则在司法中的适用

一般的法律原则是法的原则中的一种，下面讲到的一般法律原则主要是指在很多案例中得到了很多的认可，但是仍旧没有形成固定的法律条文的法律原则。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诚实信用原则，这一条原则在很多情况下都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保障了法律的公正和人性，但是这一条原则也完全没有被法律化，同样，上述中的信赖保护虽然有一部分被法律化了，但是从很大程度上来讲，它仍旧只是一般法律。一般法律原则在国外很多国家都受到了重视，主要是在审核过程中弥补法律规则中的漏洞和缺陷，完善整个法律法规。

“一般法律原则具有超越法域和超越文化的性质，可以作为各种法律制度共同的最低道德标准和规范基础。”这是国际上对一般法律原则的一致认同，在这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一般法律原则并不是单纯的自然法或者实定法，相反，一般法律原则想要突破这种限制性，获得一种新的开阔空间。所以导致一般法律原则不能直接适用，一定要通过某种办法来构建一个适用的环境。

在一般法律原则中需要注意的便是“诚实信用”这一条原则，在适用中无法直接适用，而是通过构建相对应的使用环境来间接的使用诚实信用原则。这一条原则的来源并不是很清楚，只是在不断的发展中慢慢地约定俗成了，法院可以通过这些来限制行政主体的法律依据，达到实现自己法律权威的效果。跟国外相比，台湾和大陆的法院在这一条原则的适用上更加的困难，需要使用更多技术和人才来进行合理科学的规划，将这一条原则变成可以为司法服务的原则。

和诚实信用原则相比，信赖保护在司法中的适用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毕竟它已经有一部分实现了法律化，使用“个别类推”即可适用。所谓“个别类推”是指通过一个具体的实际案例总结出一定的原则和使用办法，然后将这个结论转移或者类推到其他案例上。这种方式对于具有部分法律条文的原则很实用。

结束语

行政法原则在司法中的适用并不难，像“信赖保护”这样已经有一部分被法律化的原则可以直接方便的适用，通过这些原则来限制整个司法的行政活动，保证审判中的公正公平，同样，对于“诚实信用”这样完全独立，想要开辟一条属于自己道路的法律原则，需要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构建相应的条件来达到利用效果。在相互使用和配合当中保证案件审理和行政活动的公正公平。

参考文献：

[1]王贵松.论行政法原则的司法适用——以诚实信用和信赖保护原则为例[J].行政法学研究，2009（1） 。

[2]翟翌.行政法基本原则及司法适用的全新设计——基于法条规范的视角[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0（1）。

[3]杨彦华.论行政法基本原则司法适用的理论机制[J].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09（3） 。

篇5：试论宪法司法适用中的原则与义务

[论文摘要]宪法司法化、“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讨论在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然而，宪法是否可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而在裁决文书中直接援引以及宪法是否可以司法适用等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笔者认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可以在司法中适用。部门法有具体详细的规定，就应该首先诉诸于部门法；当部门法缺失时，法院就应当诉诸于宪法，而不应当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拒绝审理。同时，宪法的司法适用存在适用的主导：一是宪法间接性援引，二是使合宪性解释成为一种宪法义务。

曾经引起法学界轰动的“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齐玉苓案给学界提出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宪法可以司法化吗?“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提法是否妥当?宪法是否可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而在裁决文书中直接援引?宪法是否可以司法适用?虽然时过境迁，我们并不因此否定它的学术价值。

在我国，宪法被明文规定为法律渊源，但是宪法是否可以进入司法，宪法是否可以司法化等问题始终是学者们讨论的焦点，有一些学者不认可宪法司法化的说法，不认为宪法可以被司法适用。笔者也不赞成“宪法司法化”的说法，但是并不否认宪法的司法适用，并主张宪法司法适用存在适用的主导：一是宪法间接性援引。部门法有具体详细的规定，就应该诉诸于部门法；当部门法缺失时，法院还应当诉诸于宪法，而不应当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拒绝审理。二是在适用过程中对宪法、法律进行解释时，自觉地行合宪性解释。将合宪性解释从法律方法转化为宪法义务，无论对宪法进行解释还是对法律法规进行解释，合宪性应成为一种解释的主旨，成为一种宪法义务。

一、为什么不能称为“宪法司法化”

我国法院长期以来在法律文书中拒绝直接援引宪法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对新疆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刑事判决中能否直接援引宪法的请示做出答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法，也是一切法律的‘母法’。„„据此，我们同意你院的意见，在刑事判决中，宪法不宜援用。”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批复明确指出审理刑事案件时不能够直接援引宪法作为判决依据。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制定了《关于人民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该批复确认了在制作法律文书时哪些规范性文件可以被引用，哪些不可以被引用。该文件认可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直接引用，但是国务院各部委发布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各县、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和发布的决定、决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和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和批复等不可以在法律文书中直接引用。很多学者认为这两个“批复”是宪法不可以在司法中适用的直接硬性的规定，否定了宪法的适用性。也有学者认为这两个批复，前者否认了在刑事判决中的适用性，后者只是回避了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问题。这两个批复在严格意义上并没有否认宪法的可诉性。由此，宪法是否具有可诉性以及宪法是否可以司法化的问题一度成为学者们探讨的热点。2008年12月l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公告，自12月24日起废止2007年以前发布的27项司法解释。其中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就齐玉苓案所作的《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废除此司法解释又成为新一轮关于“宪法司法化”讨论的导火索。[!--empirenews.page--] 对于“宪法司法化”这一提法的科学性和可接受度，笔者一直保持一种质疑的态度。“宪法司法化”的说法是2001年原最高院院长黄松有在《人民法院报》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当时任最高院民一庭庭长的黄松有在齐玉苓案二审判决后，在《人民法院报》上撰文《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从最高院今天的一个<批复>谈起》，文中认为“创造了宪法司法化的先例”，“开创了法院保护公民依照宪法规定享有的基本权利之先河”。“宪法司法化”从此正式出现在法学论著中。这不是一个来自纯粹学者的创造，也不是对国外概念的译介，更不是借用相关理论的跨学科概念。它没有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甚至还没有被学界细细探究后给其一个准确定位就夭折了。它是特殊的，并非是哪一个法学界泰斗式人物的创新，而是由一个实务界人士提出的。在人们还没有将其理论化、甚至还在对它的产生意义和存在价值疑惑时，学术界似乎已经停止了对它的讨论。2008年l2月，最高院发布公告将针对齐玉苓案做出的《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予以废止，这意味着“宪法司法化”提法的夭折。这并非是惋惜，而是暗示着它存在的短暂。[1][2][3]下一页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一些学者将自己的论文题目设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齐玉苓案的思考”，也有人在文中不加辩驳地提到“齐玉苓案作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的第一案”，甚至有些人在不明所以的状态下，据此开始讨论中国的宪政去向与出路，其实这个案件并不是中国的宪法司法适用的第一个案件。如果说将这个案件作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是源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那么从理论上分析，宪法司法化应包含宪法解释和违宪审查。但是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既没有违宪审查权，也没有宪法解释权。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不属于宪法解释，那么依据这样的司法解释并不能得出“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结论。虽然我们可以把学者们的这种状态归结为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的脱节，但是不加调查研究就下结论毕竟不利于理论研究。从国内两个案件——钱缘案和齐玉苓案的案情表述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以上说法的合理性。

或许这个案件被称为第一案更多地是受到了最高院为此案做出的《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的影响，毕竟，这是国内第一例由最高院出台相关文件涉及宪法适用的案件，我们不否认它在这方面的积极意义。

二、判决可以间接援用宪法

虽然对于“宪法司法化”的说法并不认同，但是笔者主张司法判决中对宪法的间接性援引。

由于《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的废止，意味着“宪法司法化”的提法不会再出现，很多学者也认为这意味着“宪法司法化”的结束。其实这个非学术化的提法经不起学者的考究，迟早会面临被否定的尴尬境地。但是否认“宪法司法化”这个提法，并不否认宪法的司法适用。这只是否认了法院此类判决——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公民受教育权——的有效性，没有直接否定姓名权在以后案件中被作为裁判的依据，也没有直接否定以后的民事判决中宪法的可诉性。另外，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对新疆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刑事判决中能否直接援引宪法的请示做出的答复，只表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援用宪法，并没有否认在其他民事、行政案件中宪法的可适用性。[!--empirenews.page--] 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应如何应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的司法解释指出，法院在制作法律文书时可以引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从该条的规定看，这是将宪法排除在司法适用的范围之外。但此处并没有明确指出宪法不能适用，这不是一个禁止性规范，只是在理论上回避了宪法的适用问题，因此理论上可以在制作判决书时援引宪法。在具体的部门法没有规定相关的事项、而宪法中却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应不应该受理这样的案件?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看一则相关案例：北京民族饭店的l6名员工以民族饭店侵犯他们作为公民最基本政治权利即选举权为由，起诉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民族饭店承担法律责任并赔偿经济损失。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16名工人随即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次驳回起诉，理由是该诉讼没有法律依据。乜我们知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它规定着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规定着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由于宪法偏重于原则性、纲领性的规定，人们长期以来并不把宪法看作法，宪法被看作一种政治宣言。实际上，我国的法律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部门规章、地方性规章等，当不对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等进行分阶时，我们说到法律都应该包括宪法。上述案例认为诉讼缺乏法律依据明显将宪法置于法律之外，这种观点显然不恰当。宪法应当是诉诸司法适用的法，应该是诉讼的法。

当然，很多学者反对宪法司法化，多是从各种角度论述中国不具备违宪审查的制度背景、时代背景等。因此，这里我们要说明：我国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和在裁判文书中援引宪法条文判案，并不等同于法院享有违宪审查权。有学者认为：“宪法司法化的最低标准，是把宪法作为裁判的法源；而宪法可诉性的最高标准，是建立违宪审查制度。”该学者还认为，在我国，宪法的司法化尚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我们现阶段应采用宪法司法化的最低标准，将宪法作为裁判的法源。张千帆认为，宪法“司法化”可以有两种相关但强弱程度不同的形式。它的“弱形式”就是目前所指的宪法的“司法化”(judicialization)，即宪法条文可以被当作法院判案的依据。它的“强形式”则更进一步，要求某个独立于议会的机构能够依据宪法来审查立法的合宪性，从而建立宪政审查体制。所以，大部分学者对于宪法作为判案的依据还是认可的，但是，对宪法作为法源这个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探讨。宪法作为法源，又具体为直接性援用和间接性援引。笔者认可宪法的间接性援引，对于宪法的直接援用，持保留态度。上一页[1][2][3]下一页 从国内的司法实践得知，我国的宪法可以在法院的判决书中出现。一是作为原告或被告提交的法律依据来使用，用以主张自己的权利或否认对方的权利。二是出现在法院判决书中的说理部分，用来分析双方当事人提出的权利主张是否具有宪法依据。三是出现在判决部分，即根据《宪法》相关条款规定做出判决。童之伟区分了法院审理案件时引用宪法条文的两种情况：一是“遵守性援用”(或称“说理性援引”)。二是“适用性援引”。童之伟赞成前者，反对后者，并且他认为对于齐玉苓案的批复就属于后者。显然，童之伟的“适用性援引”指的是以上的第三种情况，而“遵守性援用”则应该对应于前两种情况。而王禹认为，宪法在判决书中所起的作用有的是作为双方当事人主张权利的依据，如山西闻喜县粮食贸易公司案。有的是作为法院判决书的说理部分，如赵忠祥案、张学英案、宋修林案、乌苏里船案等。有的是明确作为判决依据的，如齐玉苓案、钱缘案o[I]5我们所谓的“宪法司法化”仅仅指的是王禹归结中的第三种情况——判决中直接援引，是童之伟指出的“适用性援引”。反对“宪法司法化”就是反对宪法的直接援引，而对于宪法的间接性援引——也就是“说理性援引”，笔者认为具有可行性。[!--empirenews.page--]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是一种纲领性文件，提供的是一种原则性的指引，并不是为具体案件的判决提供依据。有各种具体的部门法为案件的判决提供具体判决依据，宪法只需要提供原则性的指引，不需要面面俱到。宪法的地位决定了宪法的权威，但是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既然是所有法的上位法，那么只要它属于法就可以在司法中适用。在部门法有具体、详细的规定，可以诉诸于部门法的时候，就应该诉诸于部门法；当部门法缺失时，法院应诉诸于宪法，而不应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拒绝审理。而且，此处宪法的法律适用主要是指作为原告或被告提交的法律依据，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否认对方的权利或者是出现在法院判决书中的说理部分，万不得已才将宪法条文直接引用在判决部分。

三、合宪性解释成为宪法义务

合宪性解释系指司法过程中，当法律规范依字义及脉络关系产生多种可能解释时，法官依职权应倾向于选择最符合宪法原则并使该规范得以维持的解释。合宪性解释适应了战后大陆法系国家借鉴英美宪法解释传统，通过实施宪法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时代要求。合宪性解释虽然在英美传统中发扬，却是源于大陆法系。合宪性解释最初只是在宪法影响下出现的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只是传统的体系解释方法。国内对于合宪性解释大体是遵循了大陆法系，将合宪性解释作为法律解释的原则和方法之一。例如，梁慧星教授在自己的《裁判的方法》一书中提出四个类型——文义解释、论理解释、比较法解释和社会学解释，其中论理解释的类型涵盖了合宪性解释。在黄茂荣教授那里，合宪性因素也只是与文义因素、历史因素、体系因素、目的因素并列的诸种影响法律解释的因素而已。

我们认为仅仅将合宪性解释作为法律方法并不、合适，如果是法律方法的一种，那么对于合宪性解释的应用就是一种自发的、有选择性的运用，并非衡量每一个案件时都可以用到。但是当上升为一种宪法的义务，这种解释就成为一种自觉的运用，可以将宪法的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案件中。尽可能维护以宪法为基础规范建立起来的整个法律体系的稳定性，尽可能避免因做出“违宪”判断与决定而引发法律秩序的紊乱，从而为宪法的司法适用做好铺垫，推进宪政的发展。

篇6：美国的法院体系和司法原则

一、双重的法律体系和司法体系

在美国打官司，首先得知道哪些案件应该向州法院起诉，哪些案件应该向联邦法院起诉。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有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州宪法和州法律两个法律体系，但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具有最高地位。法院同样存在联邦法院系统和州法院系统，联邦有最高法院，各州也有州的最高法院（有的州称为州最高上诉法院或上诉法院）。州法院是州政府的司法部门，联邦法院则是联邦政府的一个部门，这两套法院之间没有上下级关系，但在司法管辖的范围上有所分工。绝大多数的案件，既可向州法院起诉，也可以向联邦法院起诉。但州法院审判案件时，在适用法律方面不仅受州宪法和州法律的限制，也要受联邦宪法和法律以及联邦所签定条约的约束，“即使州的宪法和法律的任何条款与之相抵触”。

联邦法院的管辖权受联邦宪法和法律的限制，只能行使由联邦宪法赋予和由国会立法规定的联邦司法权力。根据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合众国司法权适用于以下范围的案件：①合众国作为诉讼的一方的案件；②涉及到州的案件，具体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州之间的诉讼案件、一个州与另一个州的公民之间的争执案件、不同州的公民之间的诉讼、同一个州的公民之间关于不同州的土地的所有权的诉讼；③涉及大使、公使和领事的一切案件；一州或其公民与外国或外国公民或属民之间的诉讼；④所有涉及到联邦宪法、国会通过的法律和根据联邦权力缔结的条约的一切案件，以及关于通航水域的法律一切案件。

宪法让联邦法院有权审理上述案件，但并没有禁止州法院审理这些案件。但是，美国国会可以规定某些案件由联邦法院独自行使管辖权，如反对合众国的犯罪所引起的案件，以州为诉讼当事人的案件，涉及大使和其他外交官员的案件等。这样，在任何一个州里，都既有州法院系统，也有联邦法院系统。对有些案件，两种法院都可以受理；另一些案件，只有州法院才能受理；还有些案件，只有联邦法院才能受理。事实上，联邦法院审判涉及联邦法律的一切案件，但宪法对初审管辖权和上诉管辖权作了区别，如联邦最高法院只拥有有限的初审管辖权，但最高法院拥有广泛的上诉管辖权。因此，在美国，一场官司可能从州法院开始，但如果涉及到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就可以从州最高法院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二、司法独立原则

司法独立是法治原则在司法领域的体现。司法机关的基本任务和职责，就是根据宪法和法律裁决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各类纠纷和争执，法官做出裁决，只服从宪法和法律，必须独立进行审判。司法独立，首先是指独立于行政机关，法院和法官行使司法权，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不接受行政机关的领导和指示，行政机关不得因法官的判决不符合其意愿而将法官撤职。但在美国，由于实行所谓“严格的”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还强调法院独立于立法机关。由于独立后的13国普遍奉行“立法至上”的原则，一段时间里，议会任意侵占侵占行政和司法部门的权力，议会甚至宣布法院关于财产争议的裁决无效。因此，制宪会议有意让联邦政府的三个部门相互独立，相互平行，国会也不能干涉和干扰法院的审判活动，法官如果认为国会制定的法律违反宪法，就可以拒绝执行。

为了保证司法独立，保证法官不会因为做出某项裁决而受到政府或国会的报复，美国在宪法和法律上采取如下一些措施：

⒈法官如无过失得终身任职。第三条第一款中就明确规定，“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的法官在行为良好期间得继续任职”，这就意味着联邦法院的法官实行终身制。现在，美国联邦法官在年满70岁且任职满十年的情况下可以退休。美国有些州法院的法官是由选举产生并实行任期制，但在任期届满之前，除非经过弹劾不得被免职或令其提前退休。无论实行终身制还是任期制，在退休前或任期届满之前，法官的职务都是有保障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法官应受弹劾的监督，即法官如犯有“叛国、贿赂或其他重罪和轻罪”，经弹劾应被免职。不过，也有人主张对法官的弹劾与总统及其他文职官员应有所不同，如违反“行为良好”的原则也应受到弹劾。事实上美国历史上对法官的弹劾也多一些。

⒉不相容原则和政治中立。不相容原则也适用于法官，即法官不得同时担任政府职务，不得兼任议员，不得兼任其他盈利性职务。政治中立则要求法官不得以政党身分从事政治活动。

⒊待遇保障。法官享有高薪待遇和退休保障，宪法第三条第一款还规定，联邦法官“应在规定的时间得到服务报酬，此项报酬在他们继续任职期间不得减少”。这条规定的目的，是使法官任职期间免遭报复和刁难。因此，法官任职时，他的薪金可以增加，但不能减少。现在，合众国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的年薪与副总统相同。年满70岁并担任联邦法官10年以上，或年满65岁并担任联邦法官15年以上，可以领全薪退休。为了确定联邦公职人员的薪金标准，建立了一个由九名“不担任公职的人员”组成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人员薪金委员会”，由总统任命的三人（并指定一人担任主席）和参议院议长、众议院议长和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各任命二人组成。该委员会的职责是对包括国会议员在内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人员的薪金标准进行审查，并向总统提出报告和建议，总统再根据此报告向国会提出建议，建议在提出30天后自动生效，除非参众两院在30天期限内以联合决议否决此建议。

三、遵守先例原则

美国属于英美法系，其重要特点就是存在判例法。所谓判例法，不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而是产生于法官的判决，即可以从法官判决中推导出来的法律原则。法官判决不仅是根据制定法，也具有宣示法律原则、解释制定法的作用。因此，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实行“遵守先例”的原则。法官的判决不仅适用于所判决的案件本身，而且成为一种先例。法官们在判决时，都要考虑所有的判例，其中不仅包括遵守上级法院的所有判决，也要遵守他们自己法院先前的判决。因此，一个判决一旦做出，这个判决就对做出判决的法官本人也有了约束力。当然，先例并非绝对不能改变，但应该有“明显的理由”。但是，在先例面前，法官们也仍然有他们的主动性，因为在同样的问题上，总会存在可供法官挑选的许多相互冲突的先例。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可以根据社会情况的变化来撤消它不再愿意遵循的先前的判例。如1954年，由沃伦担任首席法官的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中的判决，就推翻了普莱西诉弗格森案确立的“隔离但平等”的原则，裁决隔离使用教育设施的作法本身即为不平等。

四、法官的挑选和任命中的政治与法官的“政治中立”原则

由于联邦法院的法官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两党主要是通过影响对法官的任命来影响司法过程。根据法治原则，司法系统应严守公正、中立的准则，超越于党派政治之上，但“实际上在选择最高法院或联邦法院法官时，政党倾向或司法哲学是其中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曾经试图通过任命有本党背景的法官改变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党派构成，目的就是使之更有利于“新政”的实施。后来，尽管对司法任命的非政治化作了努力，使司法决策更多来自法官个人而非党派倾向，但是“法官并未完全摆脱政治性考虑，他们仍然和行政、立法机关中的重要政治人物保持着松散的联系，他们必须依靠政党的立法者为其制定预算”。

在各州，州法院法官的挑选办法有较大差别，大多数州实行选举产生的办法，而选举又有党派选举和超党派选举之分。

具体情况如下：在党派选举中产生法官的有13个州；实行超党派选举的10个州；有4个州由州议会选举产生；由州长任命的有7个州；另外有16个州实行功绩制。

但是，法官不论是选举产生还是任命产生，也不论他在担任法官之前有何党派背景，不论曾经担任过什么公职，一旦成为法官，他就不得再参与党派活动，而应保持“政治中立”。因此，行政首脑（总统和州长）实际上不可能控制由他们任命的法官。例如，1952年，最高法院在“杨斯顿钢铁和钢管公司诉索耶案”中拒绝了杜鲁门总统接管钢铁厂的理由，裁决总统的接管违反宪法，而当时的最高法院九名法官中，五名是由罗斯福总统任命，四名是由杜鲁门总统任命的。又如，尼克松总统在他的任期内有机会任命了四位最高法院的法官，其中包括首席法官沃伦·伯格，然而，正是这个包括四名由尼克松本人任命的法官的最高法院，在“合众国诉尼克松”案中全体一致通过，拒绝了尼克松所提出的理由，裁决尼克松总统应该交出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贾沃斯基所要求的录音带。而播放这些录音带揭露了尼克松曾参与掩盖水门事件，导致尼克松面临必然被弹劾的结局，他因而只好选择辞职。这一事件说明，“通过法官的任命来控制最高法院是极为困难的”。

美国的联邦法院

一、1789年司法条例

美国宪法第三条规定，“合众国的司法权，属于一个最高法院和国会随时规定和设立的下级法院”，这意味着制宪会议共同同意的是要建立一个最高法院作为联邦司法系统的最高审判庭，但对于联邦司法系统如何组成，是由各州法院组成还是由联邦下级法院组成，对于是否需要设立联邦下级法院等问题，未能达成一致，因此把所个问题留给国会去决定。

第一届国会开始工作不久就通过了1789年司法条例，建立了联邦法院体系，确定了联邦法院的组织和各类法院的管辖范围。当时规定最高法院由一名首席法官和5名大法官共6人组成，建立的下级法院包括13个地区法院，每个州为一个联邦司法区，每个地区法院设一名法官，三个巡回法院，每个巡回法院由两名最高法院法官和一名地区法院法官组成，从而构成了联邦法院体系。不过，自那以后，美国的司法条例经国会做过多次修订，增设和撤消各类法院、改变各类法院的管辖权、制定和修改程序规则、为各类法院设置官员和雇员的职位等。其中最重要的修改有两次，一是1891年通过的司法条例，为减轻最高法院的负担建立了上诉法院，在此之前各巡回区的上诉案件是由最高法院法官承担审理的。二是1925年的条例赋予最高法院调阅下级法院案卷的裁处权。

1789年的司法条例及后来的修订，显示了美国的国会拥有规定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联邦法院的组织结构、管辖权限和办案程序的权力，体现了立法部门对司法部门的制衡。但反过来，最高法院是由宪法直接设立，它的存在不以国会的意愿为转移，并拥有宪法所规定的初审管辖权，正是最高法院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裁定1789年司法条例的某些条款违宪，确定了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

1789年司法条例第25条明确把州法院置于联邦法院的上诉管辖权之下，规定州法院所判决的以下几种案件可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州法院的判决违反了合众国宪法、法律和条约；州法院的判决所维护的州法律与合众国宪法、条约、或法律相抵触；州法院的判决否定了联邦宪法和法律所肯定的权利和特权。这样，就把联邦至上条款所体现的原则贯彻到了司法制度中，使得凡是被认为违反了宪法第六条关于联邦宪法、法律和条约为全国最高法原则的案件都可以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赋予了联邦法院复审州法院判决的权力，并使联邦最高法院对于各州成为宪法最后解释者，从而“解决了州和联邦权力的范围之争问题”。

二、联邦法院的体制

现在，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由94个联邦地区法院、13个联邦上诉法院和一个最高法院组成。

1、联邦地区法院

每个州至少有一个地区法院，较大的州可能设立2至4个地区法院。现加利福尼亚州设有四个地区法院，办公地点分别在旧金山、萨克拉门托、洛杉矶和圣迭戈。纽约州和得克萨斯州也有四个地区法院。美国全国50州共设有89个地区法院，另外哥伦比亚特区和波多黎各领地各有一个地区法院。每个地区法院至少有一名法官，共有576名地区法官。设在纽约市的纽约州南部地区法院法官最多，有27名法官。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都是由总统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终身任职。地区法院是初审管辖法院，也是联邦司法系统中“工作最重的”的法院。这91个联邦地区法院只有联邦的司法管辖权。但联邦地区法官审理的案件可能涉及不同州的公民，这时，他们也要应用有关州的法律。经联邦地区法院判决的案件，大多数可以上诉到联邦上诉法院，有少数几种可以直接上诉到最高法院。

地区法官可以任命书记官、法警、法律书记员、法庭报告发布官、法庭记录员等协助他的工作。但最重要的角色是联邦执法官。联邦执法官分专职和兼职两种，全国现共有287名专职执法官和168名兼职执法官。他们也是由地区法官任命，但需要经联邦司法地区的居民组成的陪审员小组审查。执法官任期八年，其职责是发布逮捕状、决定被捕者是否应由大陪审团起诉。每个地区法院还有一名联邦执行官，他由总统任命并受联邦司法部长的监督，他的主要职责是维持法庭秩序、实施逮捕、执行法院命令，传唤证人等。

2、联邦上诉法院

美国全国50州划分为11个司法巡回区，此外，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作为一个巡回区，每个巡回区设立一个联邦上诉法院，共12个上诉法院。每个巡回区所管辖的范围大小不同，如第二巡回区只辖纽约和康涅狄格两州，第九巡回区则辖加利福尼亚等太平洋沿岸及夏威夷、阿拉斯加九个州并加上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联邦巡回区”，其上诉法院称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由12名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同意任命的法官组成，办公地点也设在哥伦比亚特区。该上诉法院与其他12个上诉法院地位相同，但其管辖的地理范围涉及全国，而管辖的案件限于审理由各联邦地区法院及有关联邦独立管理机构转来的涉及专利、商标、版权、合同、国内税收的案件，以及索赔法院和国际贸易法院的判决。因此，在哥伦比亚特区有两个上诉法院，一个为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一个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两者是不同的。

每个联邦上诉法院有6至28名法官，也都是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皆为终身职。上诉法院审理案件，一般由三名法官组成法庭，但特别重要和有争议的案件要求全体法官出席。上诉法院只有上诉管辖权，受理经辖区内联邦地区法院判决的案件的上诉，也审查联邦贸易委员会之类的独立管理机构的行动。

最高法院、联邦上诉法院、联邦地区法院是根据宪法第三条设立的，因此被称为“宪法性法院”，又称“宪法第三条法院”，但它们都属于一般管辖权的法院。另外，还有国会设立的特别宪法性法院，如合众国国际贸易法院、合众国索赔法院。